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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鲜血将他的床单染得星星点点 的时候，却井没有像影视剧里看到 的那些女孩子那样，或默默流泪。 或嚎淘大哭，我感到很欣慰，很坦 然。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我确信我已 经完成了那个由纯真少女蜕变到成 熟女人的过程，我已经很清楚什么 该做，什么不该做，我真正需要的 是什么，而什么又是可有可无的。 我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做人有 时很容易，有时又很难，难易只在 取合之间。 这是一次特殊的采访。当我走进那所著名的校园时，盈盈小姐早已在约好的地方等我，她穿着自己缝制的花裙子，在微风的吹动下显得分外动人。 她说，她后悔接受我的采访，因为昨天她在街头看到报纸上写着“隐私街头大甩卖”的字样。而她丝毫没有甩卖隐私的意图。也就不想无病呻吟。我听出她的弦外之音其实就是委婉的拒绝采访。不过善解人意的她看到我失望的样子，还是答应我回头再考虑一下。说完，她轻巧的身影随着微风飘向校园深处了。 让我意外的是，在一个礼拜之后，我收到了盈盈小姐的一封信，里面装满了所有我想要采访的东西，只是她提了两个条件：一是对她的故事情节本身不要做任何炒做性的增删，一是请求用她自己命好的题目。 起初我认为她对自己的文章未免有点过分自信，但我读过那篇东西之后，却发现再做任何改动都似乎有些画蛇添足。于是，我几乎一字未动的将她的文章原样呈现给我的读者，我想大家一定会像我一样的感动，像我一样祝福盈盈小姐与她心爱的人永不分开……“女人一过二十五岁，眼泪就很珍贵，不能让它轻易流下来。”这是很多年前当我还离二十五岁很遥远时，从《茶花女》那里得来的忠告。然而当我胸有成竹地怀着这条经验一路滑过这个年龄后，今天的我却变成了一个极度容易动辙流泪的小女人。不同的是，我流泪不是在哭，而是笑，不是因为感伤，而是感动——被我，也被爱我的那个人。如今，我正心甘情愿地同他“非法同居”在一起。 每当走在都市拥挤的人流中，我总是不由自主地爱打量一张张行色匆匆的、陌生的脸，我敢说那是世界上一道最真实，又最不真实的风景，因为你永远看不到那些无比平静的面孔下的苦痛和波澜，因为往往一张最灿烂的笑容背面反倒是一张最没资本欢笑的脸。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有什么天大的痛苦和不幸，只是我能肯定的是一旦我将自己的故事赤裸裸他讲完，并最终以某种铅字的形式被我的同学、朋友、同事乃至亲人们读到的时候，十有八九他们不会意识到那个讲故事的人就是我，因为最深的海洋是在心里，而不是在蓝天下。 我之所以同意接受采访并最终将我的“海洋”公诸于世并不是因为我想宣泄什么，或者说我的爱情故事有多么可歌可泣，我只是想冷静下来，用一种最真实、最白描的语言来回忆、总结一下这些年来我的曲折心路，从而坚定我信心，支持我前行。 我出生在一个比较优越的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有很好的文化素养，后来虽然都走了仕途并一帆风顺，但他们对子女的教育和熏陶却从来没有脱离书香味儿。我从小是在多的一辈子都读不完的书堆里长大，印象中几乎每个寒暑假家里都有成堆的小朋友或同学，因为我们姐弟几乎拥有所有的球类、棋类，以及包括口琴、笛子、电子琴，乃至洋琴在内的种种乐器，有些同学的父母甚至有意赶着自家的孩子说：“去吧，去盈盈家玩儿！”十三岁时，我下围棋的水平已经常常逼得我的“棋迷”父亲举步维艰。我至今对艺术都有一种难以言表的灵感和感悟力恐怕都是得益于父母早年有意无意地全面栽培。 十八岁那年我顺理成章地上了大学，也许因为那只是一所普通的高校而非炙手可热的“重点”，所以学生中人才并非“济济”，于是“矮子里边拔将军”，我一下子便显得很多才多艺起来，我演小品、设计时装、主持晚会、到处朗诵、演讲，甚至还为校内的闭路电视节目谱一些不伦不类的插曲，总之父母为我苦心经营的近二十年的资本在那里几乎被我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大二那年我征得父母同意，在保证拿到奖学金的前提下在一家公司找到了一份兼职的工作——广告业务员，成为当时全系第一个外出打工的学生，并因此遭到了系里的批评，但我当时未以为耻，反以为荣，因为我的学业始终优秀。 说实话当时追求我的人特别多，有我的同学、老师，甚至还有上司，其中也不乏相当优秀者，可是我却从来没有接受过，一是因为我当时的学业很重，我是很看重高分的那种学生，加上校外还有工作一一我拉广告的业绩是全公司最好的，社会活动又多，所以当时我片面的认为，谈情说爱是那些胸无大志的“闲人”们做的事，而我，没时间。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来自家庭的影响，我父母对这方面一直很重视，初中以后他们便开始注意我和男孩子的来往，虽然并不公开限制，但他们那种“明松暗紧”的预防政策反倒令我愈发局促不安，担心父母会误会我，冤枉我。久而久之不觉竟形成一些错误的定势：学生时代谈恋爱是没上进心的表现；女孩子不听老人言胡乱谈恋爱是一种不检点，不孝顺的表现；有教养的女孩子谈情说爱也应该是矜持的，岂能说爱就爱，总要有几年沉淀的过程……于是最美丽的几年大学时光里我的情感世界一片空白，却也乐此不疲。 毕业第二年的春天，我在父母的极力促成下开始和一个叫海的男孩子“相互了解”。他父亲同我父母在还没有我们的时候就已经有所来往，当时也正处于官运亨通之际。 何况海的客观条件几乎无可挑剔，科班出身，一米八多的大个，长得极像当时正走红的一位香港影星。我妈妈因此曾不无得意他说：“满街都找不到一个像人家海那么顺眼的小伙子。” 其实直到今天我都不愿承认当年我跟海的开始最早只是基于一种虚荣和浮华而非喜欢或爱，可事实又确实如此。 当然，我想海跟我也是一样的。我们俩之间就像一阵劈头盖脸的过云雨，方方面面声势造的很大，可最终也仅仅是刚湿了地皮，很难在短期内真正滋润彼此的心田。 相识不到半年，他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一一辞职去攻读日语，然后去日本留学。我知道他有个很本事的姐姐在国外帮他，此举看来势在必得，问题的关键是：那我怎么办？他当然是希望我们俩一块儿去学日语，然后一起赴日。 可我有我自己的打算：到国内那所最著名的大学读研究生是我多年的梦想，而且我也为此暗暗准备了好几年，我相信我能成功。很多时候我是一个很犟的人，决定之后绝不轻易更改，何况我很清楚，我对他的感情绝没有深厚到可以为了他抛弃自我，远涉重洋，夫唱妇随的地步。而他也承认，对他来说，是前途甚至“钱途”第一，我第二。他说“一个男人没有钱就没有资格谈爱”。他很早以前就想送我一套精装的《福尔摩斯探案集》，就因为太贵而一直没舍得买，他心里难受；他说要想体面的结婚，除了房子至少也要有十来万，他不能要家里的，而要靠自己的工资恐怕要到猴年马月；他说“中国的经济要想赶上日本，恐怕开着奔驰也要追五十年，中国的年轻人太可怜；”他说“在中国混十五年也许不如在日本混五年，一样的吃苦何必窝在这里熬时间……于是97年3月份，他终于义无反顾地走了，尽管我不肯去。我们在三环边上的一家大商场门口最后告别。他坚决不肯让我到机场送他，说是人的许多重大决定都是在一念之间，不要让他前功尽弃，除非我们谁也不送谁一起走。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虽然大家谁都没有挑明，但我们都明白，分道扬镳是必然的了。不久我们通过一次越洋长途，他说“一切都好，只是两三年之内不回去了，路费太贵。”从此，连我父母都彻底绝望了。 说实话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倒不是因为“曾经沧海难为水”了，而是因为有生以来第一次恋爱便如此不明不白，似痛非痛地尴尬收场实在超出我的意料之外。我想是我错了，我们俩之间失败的关键并不在于一个要出国一个不肯，而在于我们之间的感情还没有升华到这样一种境界，即彼此都是对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否则断不会在遇到某种实际利益冲突时便各自取舍，谁都不肯让步。 而做为一个家庭观念很强，又天生爱做梦的女人，我又是多么渴望能有一个他的心不是跟着脚走，说过爱我之后在关键时刻便绝不会视我为身外之物的男人啊！然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我也知道那是一种极不现实的幻想。 符樵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他的人远远没有他的名字那样苍老，我是在认识他很久以后才知道他竟然只有22岁，比我小三岁还多。当时我第一次考研失败，原单位又不想回，海也刚去日本，正是个多难之秋，学业、事业。 爱情通通不顺，失落之余只好随便找了家公司打算换换心情以备来年再考。在那里我遇到了符樵，他是个热情、开朗，又相当幽默的小伙子，干起工作来稳重、认真，从不偷懒，工作之余又很多才多艺，每当傍晚，走廊里经常回荡着他悠扬的笛声。所以公司上下从老板到员工都很喜欢他。但说实话，当时心事重重的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个毛头小弟弟。直到有一天不知因为什么我们无意中聊到各自的家庭，我才对这个人有了重新的认识，我设想到这个整天无忧无虑的男孩儿的身世竟是那么苦。他是一个遗腹子，父亲在他出生的前几个月因意外去世，他母亲躺在一孔破旧不堪的窑洞里，听着别人家迎新春的炮竹声含泪产下了他，他叭叭落地的哭声伴着亲人们悲喜交加的嗓泣在新年的欢乐气氛中显得格外凄凉。从此他在奶奶、母亲、姐姐三代女人的精心养护下渐渐长大，他那做小学教师的母亲仅靠微薄的收入顽强地养活着五口之家；他的守寡多年的奶奶直到八十岁高龄还踮着小脚抢着替疲惫的儿媳做饭；他漂亮的姐姐为了这个家至今迟迟不肯出嫁……而他是这个家唯一的男人，是家里女人们唯一的希望。所以自从他到北京以来，无论是做学生还是打工，几乎每个月都要给他母亲寄钱，最少的哪怕只有几十元，他说钱不在多少，关键是要让母亲在同事们面前能有所骄做。虽然失去了丈夫，却有个好儿子。他说他非常羡慕我，想辞职就辞职，想读书就读书，想读多久就读多久，可他不行，勉强读两年专科已经令母亲人不敷出，他不能再那么自私，他要自己养自己，还要更好地养活那个家。我清楚地记得他讲这番话时老练地吐着烟圈，神情相当平静，仿佛是在讲别人的事一般，而我却早已在无声无息中泪流满面，最终不得不起身掩面离去，以免被别的同事发现。十分钟后，当我再次洗脸、化妆，回到办公桌前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个决定：我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爱护他，甚至疼他，但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正是这个顷刻问的决定，从此竟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只是被这个真实的故事所感动了，震惊了。我不能想象这个到94年还是吃着小米的男孩子竟然还有那么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和对音乐充满灵气的天才感悟。 更不能想象那是一个虽然清贫却充满亲情，虽然不幸却又懂得营造幸福的家庭，我从心底喜欢上了这家人。 从此我对符樵另眼相看起来，总是找机会照顾他，甚至鬼使神差地帮他洗衣服，而我自己的衣服却往往懒得洗。 当然，符樵对我的回报远远超出我的付出，他对我的关爱几乎是无微不至，我的心里慰藉了好多。 二十五岁生日那天是他陪我在一家小饭馆里一起过的。 我们只叫了一瓶啤酒，一盘老虎菜，外加一支蜡烛，摇曳的烛光里我双手接过了一份二十五年来最便宜却又最珍贵的生日礼物——一个用贝壳巧妙造型出来的阿凡提大叔，望着大叔头上那顶蠢蠢的大帽子，我不禁笑了，一直笑出眼泪……因为当时我们都清楚，我们结合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这种压力主要来自我们各自的背景和家庭。做为全家女人们视为生命的支柱和希望，我知道符樵很难开口对她们说他要娶一个年长他三岁多的妻子，以免让她们产生一点点的失望和不快。而我也知道符樵是根本不符合我父母理想的择婿标准的，他们所要求的专业、学历、工作、家庭、经济状况符樵几乎一样都不达标，他们会认为我们俩之间的具体条件相差太悬殊。何况恰逢此时妈妈一位在北京的好友极力要将其在外交部工作的儿子介绍给我，一旦有了对比，这一关就更难过了。于是我们几乎在同时说了同样的一句话：“没法儿结婚，就做情人吧！”毕竟这样暂时可以“爱相随，不相累”呀，尽管过去在我看来“情人”这个词是一种贬意。 就在说这句话的晚上，他喝了半瓶多白酒，吐的天昏地暗，却没有醉。后来我们谁都没有回去，在他朋友一间租来的小房子里相拥着共同渡过了这一夜。起初我担心会发生什么，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我更加喜欢符樵的人品了。 97年8月份我为了系统复习，再度考研便辞职离开了公司，符樵也竟毫不犹豫地走了。他说为了我，他再也不能给别人打工了。于是不久他便同朋友合作，搞了一家很小很小的公司，而投资的款项都是他妈妈和姐姐担着巨大的风险为他贷的。当我听到他妈妈对他说：“你尽管放开来干，于赔了有妈给你顶着”时，不禁又一次热泪盈眶，感慨万千。从此我天天祈祷他们的事业能平安无事，稳步发展。因为只有我知道，他赔不起。 其实就在我们正式同居以前就已经有过很多次同床而卧的事情，只是他从来没有以越轨的方式去碰我，说出来也许你根本不会相信。他说因为我太好了，所以才不舍得碰我，而人有的时候又正是那么奇怪，他越是这样不敢越雷池半步，我就越想把自己给他，哪怕最终有可能嫁的不是他，哪怕也许我会因此嫁不出去。总之那段时间我出奇的开放，也出奇的理智。当我第一次如愿以偿地看到自己的鲜血将他的床单染得星星点点的时候，却并没有像影视剧里看到的那些女孩子那样，或默默流泪，或嚎淘大哭，我感到很欣慰，根坦然，随即我便背着书包去了考研辅导班，那节课我听得出奇的好。下课后符樵依然一如既往地在门外接我，只是说话小心翼翼了好多，他没想到我会表现的如此平静，担心我是受刺激过度了。事实上我的确是早有了心理准备，一点都没有难过。我想也许这就叫水到渠成吧。 从此我自己那间宽敞、舒适足有二十平米的宿舍对我来说便没有了什么吸引力，有事没事总爱往符樵那间不足六平米，在寒冬里甚至连炉子都没有的小破屋里跑。那间屋子实在太破了，说实话比我家放杂物的屋子都要差劲十倍，房檐低矮进门必须低头，房顶都是木板拼成的，还不时往下掉灰尘，寒风吹来，四壁都漏风，几乎摇摇欲坠。 然而符樵却把它布置的很温馨，由于实在大小，所以显得有些乱，但却并不脏，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曾称这是个“美丽的垃圾窝”，我非但不生气，反倒很爱听，因为正是这个“垃圾窝”鞭策着我终于又一次成为一所名牌学府的学生，从此使我的人生之路更加宽广。当一些我过去的同学、同事们众口称赞我今天的所得时，恐怕没有人相信没有那间小屋的主人就没有今天的我。是他每每在寒夜里用自己的身体暖热了被窝再让我坐进去学习，因为室温经常在零度以下，我冷得无法端坐在桌前；是他每每用微薄的收入想方设法为我买到各种补品和零食，求着我吃下去，从而维持着我被繁重的学习和沉重的心理压力所累的几乎不堪一击的身体；也是他变着法的逗我开心适时调剂着我那被英文字母和条文法规充斥的几乎要爆炸的大脑。朋友们都说他学《天鹅湖》里的那只小天鹅学的特别像，而只有我知道那是因为在那段时间里他曾为我义务表演过无数遍。 所以今年年初，当我考完试后预感到自己一定会被某所学校录取的时候，我便毅然搬着自己的行李，彻底走进了他的小屋，“非法同居”起来。虽然我想我是在知法犯法，但说实话我心里没有丝毫的犯罪感和羞耻感。因为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我确信我已经完成了那个由纯真少女蜕变到成熟女人的过程，我已经很清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而什么又是可有可无的，我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做人有时很容易，有时又很难，难易只在取舍之间。 我的这种举动很快引起了周围好友们或直接或婉转的反对和忠告。她们清一色的都是受过极好的教育、见识极多、交往极广的女孩子，从某种程度上她们就是目前中国高学历知识女性的缩影。她们不很看重钱，但却很看重学历和背景以及社会地位，她们认为你嫁一个什么样的老公就会注定日后你将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交圈子中，而圈子和圈子是不一样的，有些圈子是她们梦寐以求的，而有些圈子则是磕头跪请她们也不会去的。所以对于我的这种选择她们一时很难接受。一位即将出国深造的女友甚至以恨铁不成钢的语气说“我真不知道你急什么，周未随便到学校的舞会上跳上几曲舞，保你认识的都是博士，你怎么就越活越未落呢？”然而她却忘了一点，我要找的是老公，不是博士啊！如果这个光环实在辉煌的足以诱惑我去得到，我也可以自己去争取呀，何必要去借别人的呢？于是每当朋友们再有诸如此类的劝告时，我唯一的武器只是笑，浅浅的笑，也是感激的笑。 如今劝说我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因为她们觉得我也就那样了，不可救药。有的甚至又反过来警告我：“付出了这么多，可不要轻易见义思迂，否则就等于是你在亲手谋杀符樵，”然而我想我不会，如果说我对他的感情最早是基于一种同情或怜惜的话，那么今天我们之间已经完全是一种相互的无穷关爱，与那些正常的夫妻没什么区别。虽说每当我想起《汉漠拉比法典》里那句“娶妻未缔结契约者妇非其妻”的话便不由有些毛骨惊然，但话又说回来，目前这种形式恐怕也正是我们俩最好的选择，我还有很繁重的学业要完成，他也还很穷，短时间内也根本娶不起我，虽然我可以说你娶我不需要花一分钱，我们去领一纸证书就行了。可是我不能剥夺他最起码的自尊。于是我在很耐心地等着他能比较体面地娶我的那一天，而且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 现在我虽然又成了一个形式上的学生，可却经常惦记着我那个小小的“家”，它在灯红酒绿的都市背景下显得是那样的渺小与破败，但对我和符樵来说却又是那么的具有吸引力。我们的邻居除了一些上民办大学的走读生外，便是诸如卖蔬菜、卖水果、卖馒头、卖卫生纸的小贩以及他们的家人，我常常在公用的水龙头跟前为了提前接到一盆清水同这些原本离我很远的人群争个不亦乐乎，周围像我们这样同居在一起的年轻学生们不在少数，虽然以我目前的身份是绝没有资格指点人家的这种选择是对是错，但直觉告诉我这些少男少女的行为实在是在做场游戏，而我跟符樵不同，我们是在生活。 为了不给符樵带来任何经济压力或让他感到我是个不能跟他一起共苦的爱人，我几乎在同他开始以后再也没有买过一件新衣，但我的衣着仍然很少显出半点土气和寒酸，很多在大学时代自己设计、缝制的时装又被我从箱底扯出，穿起来依然能让别人眼前一亮。然而穿着这样的衣服整日游走在这个垃圾成堆、尘土四溢的都市底层，我常常感到局促不安，甚至有些不好意思，因为我不愿意让他们认为我和符樵也属于他们眼中的那种“狗男女”，哪怕仅仅是以为。 我远在外省的父母至今不知道我所发生的一切以及我现在具体的生存状态。他们仍然相信他们的宝贝女儿还是当年那个冰清玉洁，安安份份的好女孩儿。他们现在也希望我能早点安全地嫁出去，只是不再强调他们当年曾三令五申的各项条件。因为我对妈妈讲了符樵，以及我对他的爱。妈妈听后长叹一声说：“你爸爸很早以前就跟我打赌说你将来的婚姻肯定不会听我们俩的，真准啊！想好了就办吧，家里给你买房子，这样整天租来租去的，我们不放心，万一出点事就全完了。”而我只是说：“不急，再等几年吧！”虽然母亲对此事有所预感，但我却始终不肯承认，因为我不敢面对那张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的脸。父母对我倾注了大多的心血，我不能让他们太失望。但我想总有一天我会认认真真地告诉他们，希望他们能原谅我。人这一生实在有大多的偶然性，“先乘除，后加减”不见得适合所有的人。 你问我牺牲这么多，就敢保证一定值得，而符樵也不会再爱上别人吗？说实话，我不敢保证，因为我也不敢为自己打保票。如今这个社会人们的各种机会都实在是太多了，一个人一生中交往、接触的人又何止千千万，百年不变的爱情我想是没有的，但却到处有百年不变的亲情，如果两个人的感情能够从爱情升华到亲情，彼此在对方心目中的位置不是爱人，而是亲人，也许那就可靠多了，毕竟亲人没有隔夜仇啊！ 我是一个亲情观念极强的人，我相信为了我的亲人我能够做到不惜一切，如果你能意识到符樵在我心里是一个亲人而不仅仅是爱人的话，也许对我的举动你就更容易理解了。 符樵一位最好的朋友去年离开北京时曾托人辗转达给我一封信，他说：“只有爱相随，才能不相累，你是我们大家的朋友，笑着流泪的你为我们的青春抹上了瑰丽的一笔，送给我烟抽的妹妹，不要走开。”这封信曾让我感动了好久，也更让我相信自己是对的。爱不怕付出，只怕没有回应，我想，我不会走开……（高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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