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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致新 1984年，我和王勇峰第一次以国家队的身份到了纳木纳尼。我是以登山的实力到了纳木纳尼，而王勇峰是以他的素质和修养、觉悟到的纳木纳尼。 中日联合攀登阿尼玛卿之后，国家队要在我们这些队员中选择去纳木纳尼的队员。我和王勇峰都被选上了。在这次登山中，王勇峰的表现不是最出色的，为什么能选上他呢？因为他的修养好，这是登山中最难能可贵的。 从山上下来之后，我们要去北京参加庆功会，还要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35周年的庆祝活动。这对我们这些在校的大学生来说简直是无上的荣光。谁不盼着去北京呀。可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我们的领队老师病了，另一个老师急坏了，谁领我们去北京呢？这个时候，王勇峰说他留下来。王勇峰是登顶队员，是一定要参加庆功会的，又是那么难得的机会，他好像一点也不惋惜，说，以后机会多着呢。于是，就在我们在北京沉醉在鲜花与掌声之中的时候，他在医院给老师端屎端尿一个月。 后来，推荐队员的时候，所有的老师竭力推荐王勇峰，他们的理由很简单，登山人的精神比身体素质更重要。老师的定论，在后来王勇峰的登山生涯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1984年底，我们投人了纳木纳尼训练。这时候，我和勇峰已经是形影不离的朋友了。当时他在做毕业论文，我每天给他打饭，到我做论文时，他也是如此。 纳木纳尼是我们登山最严峻的一次入门课。出发的时候是很悲壮的。登山队的领导说，在必要的时候要有为登山事业、为日本队员牺牲的精神。我们当时并没有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在纳木纳尼，王勇峰负责运输。从大本营到一号营地，再到二号营地，为突击队员做准备。登顶那天，雪非常大，背的东西又多，根本不是在走路，而是走一步跪一步，王勇峰是把路跪出来的。但他不是登顶队员，把装备运到突击营地后，要回到二号营地待命。 从二号营地到突击营地只有一两个小时的路程。但王勇峰却不能向上走。 登顶之前，路线已经全部铺好，天气也不错，我当时体力状态非常好，看起来突击顶峰没有一点儿问题了。我们当时很兴奋，策划着如何给学校发电报。 可就快到突击营地的时候，步话机突然“哗啦哗啦”响了，大本营命令我护送日本队员下撤。我一下蒙了，当时的感觉是所有的梦想都破灭了。从喀什坐了10天的车才到山下，又攀登了一个月，拉着稀硬是把物资运输到了突击营地，这一切不就是为了登顶吗？而这个时候，顶峰就在眼前了，不足200 米我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了，却让我下撤！那是一种不能用语言描述的沮丧，心里骂日本人连累了我，为什么不等我回来再病？ 我们要把得高山病的日本队员捆在睡袋里往山下救。这时候，突击队员往上走，我们开始捆日本队员。人还没捆好呢，已经看见队员在顶峰展旗子了。 救人我已经有经验了。睡袋外面罩帐篷，不能捆太紧，太紧人就勒死了，也不能太松，捆松了人就滑出来了。捆好了，我们4 个人一起往下送，前两个人拽，后两个人拉着。往山下拖实际上是自然给氧。 路上，碰上了小加布和次仁多吉往上送氧气。还碰上了王勇峰，王勇峰最终也没有等到登顶的机会，他是被老队员赶下山的，老队员怕他拖了登顶队员的后腿。尽管上山的路是他一步一步跪出来的，但还是和登顶无缘。回到大本营后，他哭得昏天黑地。纳木纳尼恐怕是王勇峰一辈子也不会忘掉的地方。大本营命令王勇峰和我们一起把日本队员护送到一号营地，并让我们原地休息。天快黑了的时候，登顶队员也撤到这里了。 第二天下午，我们护送得病的日本队员撤回到大本营。登山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越是在关键时刻就越是要放弃名和利，哪怕它就在眼前了。这一次虽然没有登顶，但收获比哪次都大，我认识到一个无比重要的道理：生命是最宝贵的。当那些日方队员抱着我们痛哭的时候，我无比强烈地意识到：生命是稍纵即逝的。任何时候，都要舍弃自己的荣誉和利益去保全他人的安全。这是登山的真正意义所在。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登山者，首先要认识到这一点。 当时大本营对我们的评价是：你们没有登上自然界的高峰，但登上了中日友谊的高峰。 高山救援永远是登山的一个精神主题。 任何一个登山者都会遇到一个命题：援助他人。像我们在阿尼玛卿，在纳木纳尼遇到的一样，几乎每一次登山都会碰到。每一次，都是对人的考验。这同样是登山精神。从我国80年代开放山峰开始，与外国队伍的合作越来越多，这种精神的体现是不分国界的。 在外国登山队的登山活动中，中方协作人员往往和他们同甘共苦，共同攀登，并负担了工作量很大的后勤运输任务。辛勤的汗水和真诚，换来的是珍贵的友谊。1980年协助日本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成功后，副队长宫下秀村、队员加藤保罗和电视台记者中村进等曾再三表示：中国登协人员的工作完成得很好，如果没有中方的协作，登顶是不可能的。东北脊队中方人员在完成任务后撤离三号营地时，情景十分动人。双方人员冲破了语言不通的障碍，共抒友情，热烈拥抱，队员们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日本电视台记者把这一感人的场面记录了下来。 当外国登山队遭遇险情或出现意外事故造成伤亡时，由于我们各方面总是尽力抢救，并提供各种方便，所以使当事人感到满意或者感激不尽。美国高山旅游公司贡嘎山登山队在来华活动中曾发生伤亡事故，我方给予的大力协助抢救，使他们深为感动。该公司经理刘利邦说：“中国人民的友谊深深地感动了我。我是个企业家，我来华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美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增进了解，我绝不做有损美中两国关系的事情。” 1982年日本登山队攀登乔戈里峰时，队医坂野俊孝不幸遇难，我国立即派一名副联络官带两名驮工，由5000米附近把遗体运回大本营。我方联络官还带病率领中方人员为坂野掘土造墓，使日方深受感动。队长新贝勋特地提着酒和食品到中方帐篷致谢，他流着眼泪说：“我遇到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我过去参加过童子军，对中国人民是有罪的。但是你们所做的一切使我感动。中国人民的胸怀好像大地，好像母亲胸怀那样宽广。你们不记仇，对我们这样友好，回日本后，我一定把你们对日本人民的深情厚谊向我们的家属和朋友宣传，日中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我们抢救日本市川市山岳会贡嘎山登山探险队队员松田弘也一事，更是震动了整个日本朝野，在国际上影响也很大。在攀登贡嘎山时失踪的松田弘也，被当地的四名彝族队员在2940米处发现。在四川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在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经过53天的奋力抢救，终于将奄奄一息的松田弘也先生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在日本，松田成了家喻户晓、老幼皆知的新闻人物。从松田“死”而复生这一奇迹中，日本人民深深感到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友好情谊。日本市川市山岳会会长高岛一芳讲道：“我从事几十年的登山工作，登山遇难是常事。但像中国人民采取这样的抢救措施和方法是很少见的。这不是哪一个人，而是整个中国人民。”松田弘也的哥哥松田弘昭则说：“我没想到我弟弟在这里就像在家里一样。得到的照顾甚至比在家里还温暖。我们虽然语言不通，但通过人们的表情、眼神，就可以看出大家在想什么、干什么。”松田弘也更是亲身体验到了中国人民无微不至、不惜代价地抢救他生命的国际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他说：“我外表上虽是日本人，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中国人，因为我身上流着中国人民的血，我将来一定要为日中友好贡献力量。我回国后，要装上假肢，好好锻炼，将来结了婚带着妻子一同到中国来，还要到磨西去感谢抢救过我的中国人民。”就此事，日本刺川市派出了由副市长浦田信治率领的感谢团。中国领导人访问日本时，日本议会还就此事代表全体国民向我方表示了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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