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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峰 “我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因为我几乎是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登上这座高峰的。能让五星红旗在七大洲最高峰上飘扬，是我作为一个登山队员最大的幸福。我要为此而努力，再大的困难，再大的危险，也要完成这一壮举。我们来到这里很不容易……。”在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山极顶上，看到李致新泪流满面哽咽着说这番话的时候，手拿摄像机的我禁不住心头一热…… 攀登世界七大洲最高峰，是1988年我和李致新定下的目标。1988年冬我俩攀登南极洲最高峰文森峰，在和各国登山家的交流中，大家谈论最多的话题是攀登世界七大洲最高峰。当我和致新成功登上南极洲最高峰，并创造了7个小时零2分最短时间登上文森一、二峰的世界记录后，年轻气盛的我们也决定加入到这一行列中。 朋友们相信我们的实力，我们也相信自己的实力。但对中国人来讲，去海外登山，实力是放在第二位的，经费才是头等重要的。我们在朋友们的支持下，到1995年，七大洲的攀登只剩下欧洲、非洲、大洋洲的3座最高峰。1997年5月初的一大，在中国登山协会举办的欢迎韩国登山队招待会上，李致新提议组织一个中韩联合攀登欧洲最高峰登山队，准备在6月出发。 任何一座雪山的攀登至少要半年的准备时间，而我和致新不得不打破常规、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来准备欧洲最高峰的攀登。凭着我俩多年的登山经验和同事们的帮助，6月2日我们登上了北京飞往莫斯科的飞机。 下了飞机，我们乘着一辆破旧的大客车向和韩国人约定见面的宇宙饭店驶去。1小时后，我们到达气势宏伟的饭店。 4 日晚上10时才和韩国人会合。韩国队共有13人，登山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来过厄尔布鲁土峰，还有几个人会讲英文。见面后商定5月12日飞离莫斯科。5日早饭的时候，方知整个计划要听旅行社安排，使我们大吃一惊。像无头苍蝇似的跟着别人的计划来登山，对我俩来说还是头一次。我们虽然觉得已背离了登山所包含的讲究计划、准备完整、考验体力、融合意志和智慧的内容，但已是无可奈何。飞机向南飞行了两个多小时后，下午3 时到达了名叫矿水城的小城市，那里有一辆能乘坐40多人的大巴在等我们。这辆大巴，从内部结构和外形来看与北京的公共汽车没什么两样。途中的景色很美，森林、山溪、河流，组成一幅幅天然的画面。可我们没有心思欣赏，只是想着尽快抵达厄尔布鲁士峰脚下。 天黑之前，我们到达目的地，住在一个四层楼的旅馆里。偌大的旅馆只住着我们这支登山队。晚饭的时候，我们从俄罗斯陪同人员那里了解了一些厄尔布鲁士峰的情况。厄尔布鲁士峰是高加索山脉主峰，位于黑海和里海之间，是一座双锥口的死火山，雪线3200米，1829年首次有人登顶辅峰。由于受黑海和里海冷暖气流的影响，山上天气变化特快，给登山带来极大的不利。近几年，受俄罗斯国内巨变以及车臣战争的影响，没有人敢来这个昔日旅游胜地的厄尔布鲁士峰。我们这支登山队是近年来惟一具有规模的队伍。现在我们住的这家旅馆，是厄尔布鲁士峰周围几十家旅馆中惟一对外营业的一家。前苏联时期，每年这个季节至少有一两千人来这里旅游和登山，前苏联登山家的起步训练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6 日开始适应性行军训练，并由一名俄罗斯高山向导负责我们的一切事宜。向导名叫阿里，40多岁，在厄尔布鲁土峰已经做了20多年登山向导，有着丰富的登山经验，尤其是对厄尔布鲁士峰的情况更是了如指掌。现在我才明白韩国队不着急的原因，原来他们把登山的宝押在这位向导身上。第一天行军的垂直距离只有200 米，距离约12公里，时间用了6个小时。 湍急的河流、茂密的森林、绿色的山野、白皑皑的雪山，给人的感觉不是在登山，而是在旅游。致新不停地说：“这里的山太美了，怪不得欧洲人愿意登山，欧洲出这么多登山家。在这么美的环境里我天天都愿意登山，我要做欧洲式的登山家！” 第二天和第三天行军的距离和高度比第一天增加了许多，也听不到致新嚷嚷着要做欧洲式登山家了。就看到他一个人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后面，缺乏训练的后遗症在致新身上显现出来。我开始有点为他担心，但致新对自己却充满信心。3 天的行军除了使高山适应性得到加强外，另一个收获就是对韩国队员和厄尔布鲁士峰的情况增加了了解。韩国队员中有4人一5人登达过8000米的高度，尤其是韩国队队长张炳虎曾登上世界第一、第二高峰珠穆朗玛峰和乔戈里峰。 从实力上看，登顶似乎没有多大问题。可厄尔布鲁士峰变化无常的天气，需要登山者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而我们缺乏的恰恰是这一点。按照计划，12日我们将撤离厄峰。也就是说，12日之前如果没有好天气，我们的攀登将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以往的登山队在厄尔布鲁士峰停留时间在20天左右，当他们遇到坏天气的时候，就到附近的城市旅游，直到好天气出现再继续攀登。阿里告诉我们，厄尔布鲁士峰的坏天气已经持续一星期了，天气能否在12日之前变好，他心里也没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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