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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代的登山活动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960 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大地上，自西向东，由高到低，遍布崇山峻岭，山地、丘陵和高原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二。祖国西南部为著名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由青藏高原西北端的帕米尔高原延伸出许多巍峨雄伟的山脉，主要有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昆仑山脉、喜马拉雅山脉、横断山脉、祁连山脉、秦岭、阴山、大兴安岭、长白山脉、南岭、台湾山脉等等。这些山脉形成了我国地貌的骨架，自西向东地势明显构成三级阶梯。第一级阶梯在西南部青藏高原海拔4000米以上，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海拔8848．13米）就在青藏高原之南我国与尼泊尔交界处。青藏高原以北以东，地势下降到2000米以下，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塔里木盆地、蒙古高原和四川盆地等构成第二级阶梯。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及云贵高原以东，是海拔500 米以下的丘陵和平原交错区，是第三级阶梯。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炎黄子孙们，繁衍生息在这块有着丰富的山脉、高原的国度里，自古以来，就和山岭高峰有着密切的接触，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有关山峰的悠久文化，和独具特色的古代登山活动的历史画卷。 早在黄帝时代就有登山的传说。《史记》详记了黄帝战胜炎帝，擒杀作乱的蚩尤，登上许多山峰的故事，说黄帝“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他不辞辛苦地在许多崇山峻岭中开辟通道。黄帝打到东海边，登上了丸山和东岳泰山。黄帝打到西边，登上了横亘新疆西藏间冰雪覆盖巍峨雄伟的崆峒山和昆仑山。黄帝征伐到南边，登上了湘山与熊耳山。黄帝击败北方的匈奴之后，与诸侯会聚于釜山。最后，黄帝到了激鹿山，在此山下建立了国都。尧舜时代，也有舜帝登山的记载。《尚书》记载，舜帝巡行天下，登上了泰山。 但从登山史上看，上古帝王中最出色的还要数夏禹。夏禹不仅登上了许多高山，而且最早使用了登山鞋。《史记》记载，黄帝的玄孙夏禹有鉴于父亲鲸治水失败的教训，加倍勤劳地治理洪水，走遍了大地河山，并给许多高山大川做了评定。夏禹一心治水，“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夏禹经常登山，“山行乘播’。樟（音ju）就是古代创造的一种专用登山鞋。据史书记载，这种鞋底装有半寸长的铁齿，上山不容易打滑，铁齿还可灵活安装，上山时，前齿短，后齿长；下山则前齿长，后齿短，便于在斜坡上保持平衡与稳定。可见，四五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对登山活动就有了丰富的经验，并创造发明了登山工具。过去人们只知道东晋诗人谢灵运喜好登山，曾制登山鞋，叫做“谢公屐”。其实，登山鞋在谢公之前两千多年便有了。 从我国最古老的文字构造也可以反映出远古祖先关于“山”与登山活动的某些情况。距今三四千年前，商代的甲骨文和同时代的金文中有很多字与“山”和登山有关，如甲骨文中的“丘”。“登”字，金文中的“山”字等等。象形、会意是汉字的最大特色，古老的文字结构常常能生动地反映出古代社会生活与人们的思维。上述有关的甲骨文金文，表明山与登山是古人生活中常见的内容，是经常出现的活动。 中华民族是智慧的民族，这智慧也充分反映在古人对山的理解上。古人对山的认识虽然朴实，却丰富而深刻。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山”说：“山，宣也，宣气散生万物。有石而高，象形也。”除了指出山高有石的外部特征外，更把“山”与“气”联系起来，指出山有“宣气”，从而有“化生万物”的作用。这些都表明古人对山的认识是何等的丰富全面。 2．中国登山界的首次攀登 1955年初，前苏联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向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邀请，希望全总能派人去前苏联学习登山技术。5月，全总派许竞、师秀、周正、杨德源等4人赴苏外高加索登山营学习。他们和前苏联运动员联合组成中苏帕米尔登山队，成功地登上了帕米尔高原海拔6673米的团结峰和海拔6780米的十月峰。这可以说是中国登山运动的一首序曲。 1956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京西郊八大处举办了登山训练班，培训了一批登山运动员。 1956年4 月25日，成立不久的我国第一支登山队——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在前苏联专家库金诺夫和兹维特金的指导下，队长史占春等32人登上了我国东部的最高峰，也就是秦岭山脉的主峰、海拔3767米的太白山。 太白山坐落在陕西省邻县东南，绝对高度不大，但从山脚到顶峰相对高差却有3000多米。太白山坡度很大，从山脚下的刘家崖往上，差不多净是45度或更陡的斜坡。队员们第一天行军十一二个小时，就走了40多公里。第二天，到达了太白山最高峰的前站放羊寺。第三天，随着高度的增加，气压逐渐降低，氧气逐渐稀薄，积雪越来越深厚，陡坡增加，不少人在行军途中发生头痛、呕吐、鼻出血和四肢无力等症状。队员们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在11时15分，登达太白山的最高点。 在太白山顶，按照国际惯例，队员们把全体队员签名的爬山记录，放在空罐头盒内，藏在用石头垒起的石塔里，作为这次攀登胜利的标志。队员们举着冰镐欢呼首战告捷，表示要在更多的山峰上，留下他们的足迹。 1956年7月，中苏组织联合登山队，攀登了慕士塔格山。8月又攀登了公格尔九别峰。中苏两国工会和运动员精心准备，6 月，两国运动员在前苏联北部卡兹别克山上登山营中训练后，共同攀登了高加索山脉海拔5642米的厄尔布鲁士山。7月5日，两国运动员乘飞机转移至帕米尔高原，在慕士塔格山西部海拔4060米处建立了登山营地。 慕士塔格山海拔7546米，位于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的西南边境。它和附近海拔7649米的公格尔山，海拔7530米的公格尔九别峰一起，构成帕米尔高原的极高峰山区。慕士塔格山终年积雪，冰层厚度有150米一200米左右，以至当地的塔吉克族、维吾尔族人称其为“冰山之父”。 对慕士塔格山的探险考察，最早是在1870年到1873年之间，英国旅行家托罗切尔和绍恩，曾从东面的雅尔干达对山峰进行过实地观测。1876年俄国军事地质测量学家康斯钦科，曾经在东帕米尔通向兰贡尔湖的乌兹贝尔山口上观察过慕士塔格山，并确定其高度为7300米左右。1889年，俄罗斯地理学会西藏登山队员、地质学家勃格答诺维奇通过卡拉塔什山口到达了葛兹河的上游，围绕慕士塔格山的西坡和北坡进行了观察，并进行了一些地质和地貌方面的考察研究。1894年，瑞典著名旅行家斯文·赫定对慕士塔格山进行了数月的考察，观测了一些冰河，并且沿用当地居民原先使用的名称，绘出了第一张标明地名的慕士塔格山地貌。斯文·赫定曾经先后4次试图从西边葛兹冰河的上游登上此峰，但均未成功。1924 年，英国旅行家斯克兰菌对慕士塔格山稍北的公格尔山进行了考察，绘制了地图，并确定公格尔山主峰的高度为7770米左右。1947年，继斯文·赫定之后，经验丰富的登山家希普顿和狄尔曼曾从山的西面做了攀登尝试，登上了7000米的高度，但最后也因种种原因登顶失败。 中苏联合登山队在7月6日仔细考察了这座向西南延伸而急剧升高的大山，确定了登山路线和计划，5天后，开始登峰。7月10日至21日，几经往返，登山队分别在海拔4450米、 5500米、6170米和6800米等高度建立了4个高山营地。7月25日下午5时，31名队员向慕士塔格山顶最后进军。 队员们四人一组，不断翻越45度以上的雪坡，并通过了极其危险复杂的冰爆地带。高山空气逐渐稀薄，队员们的嘴唇、手指都开始发紫，脉搏增至170次一180次，副队长史占春脉搏最快时竟达192 次。更严重的是在高山反应下，所有的人都失去了食欲，中国运动员除喝些茶外，几乎不能进食任何东西，在5天行军最后的3天中，食欲最好的运动员也只吃了两个馒头。登山队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在海拔7200米处建立了第5个营地，并准备向顶峰冲刺。 7月31日早晨，31人排成一列纵队，冒着零下25 度的严寒，征服通向山顶的最后300米。下午2时，队伍全部登顶。 在山顶召开了短小的庆祝会，在石头上刻字，用步话机通过“4060”基地向北京和莫斯科传达了胜利的消息。电影摄影师陈德禹解开衣服拿出一直在怀里保温防冻的摄影机，拍摄下了两国运动员登顶及插上中苏两国国旗的珍贵照片。 8月1日，全部队员安全返回营地，创造了当时集体安全登山的世界新纪录。攀登慕士塔格山的中苏联合登山队队长是前苏联功勋运动员叶·阿·别列次基。副队长是中国运动员史占春和前苏联功勋运动员克·克·库兹明。中国运动员有许竞、师秀、胡本铭、陈荣昌、刘连满、国德存、刘大义、彭仲穆、梁乃钧、翁庆章、彭淑力、周峰、陈德禹（梁乃钧、周峰未突击主峰）等13人。队员中有苏联运动员19人。 3．分线、分段、分批、分期攀登 “提倡集体英雄主义，用集体的力量互相支援，保证登山的胜利”这样的口号和做法，早在中国登山运动发展的初期，便已出现。但强调发挥集体的力量和优势，具体体现在战术运用上，还是稍晚的事情。 在1960年攀登珠穆朗玛峰之前，中国登山队采取的都是在高山不设运输队，或者设立运输队，运输队员也和主力队员同时参加每次行军，从低山到高山同样负重，全线运输任务包干，逐步淘汰，最后选取突击队员的战术。在1960年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前3 次行军中，采用的也是这种战术。这种战术，运输队员在负荷较重的情况下，要长途跋涉较长的运输线，行军天数多，体力难以胜任；主力队员也因同样参加长途负重运输，消耗了大部分体力。显然，这对保证完成较高高度的运输和突击顶峰的任务极为不利。 在1960年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第四次行军中，中国登山队采用了“分期、分批、分段”运输，突击队与运输队分别组织、各司其职的方法。即以突击队员攀登的高度和出发的时间为基础，提前分批分期进行运输。同时，把运输全程分为数段，按段固定队员、固定重量、固定时间，交替接力运输，各自完成本段的运输任务。这个方法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减轻负重，缩短路线，使运输队员始终保持较好的体力；再者，可以互相支援，逐段突破地形难点，最重要的是，它可以使突击队员在突击主峰之前保存相当的体力。这种战术的采用，对第四次行军登顶成功，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1964年攀登希夏邦马峰时，中国登山队便采用了根据这种“分批、分期、分段”的运输战术，进一步发展概括成“分线、分段、分批、分期”攀登的战术。即把侦察路线。建立高山营地、物资运输、适应性行军、突击顶峰5 次任务按高度、难度把运动员分成3 个线。第三线负责大本营至6900米的高山建营、侦察和物资运输的任务。第二线负责6900米一7776米的高山建营、侦察和物资运输的任务。第一线在二、三线已建立好高山营地，完成了物资运输，打通了路线的情况下，利用最好的天气时机突击主峰。正是由于采用了这种战术，各线都圆满完成了任务，才保证了登顶的成功。 在攀登希夏邦马峰成功以后，根据这种战术的实际运用情况，中国登山队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总结完善。大家认为，使用这种战术，应注意这么几个问题： ①既要根据每个队员过去的登山历史和现在的身体情况，同时，也要在行军后及时进行调整。未经过训练和未进行高山适应的新队员，不宜事先分线。 ②各线队员在较低高度行军时，可根据不同情况，人人参加负重行军（负责攀登更高高度的队员的负重量可较一般稍多）。这样既可增强和考验每个队员的高山适应性，同时也可完成一部分运输任务。 这种“分线、分段、分批、分期”攀登的方法，遂成为中国登山队长期使用的战术之一，形成了中国登山运动独特的战术风格和特点。 事物往往就是这样，有一利就有一弊。在采用这种“分线、分段、分批、分期”攀登战术的初期，就发现它需要人力较多，会使队伍庞大，另外，指挥起来比较复杂。中国登山队1960年攀登珠穆朗玛峰，1964年攀登希夏邦马峰，1975年再次攀登珠穆朗玛峰，队员都多达数百人。以至国外登山界有人将这称为“人海战术”。 中国登山运动员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也不断在探求登山战术手段的改进和创新。1983年组建的南迎巴瓦峰登山队，便是一支只有35人的小型精干队伍。这支登山队尽力压缩后勤人员，主要后勤工作由队员兼管，一改以往那种庞大、臃肿的状况。南沙巴瓦峰登山队派出的侦察分队，亦实行“精兵”的方针。全队只有队员16人。由于没有专设后勤人员，队员除了登山外，还要兼管装备、食品、炊事、通讯、搬运等工作。由于这种战术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和能力，是“新的改革”，受到了队员们的普遍欢迎。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和登山交流的不断发展，中国登山运动员更加重视学习外国登山队的先进经验。在中日联合攀登纳木纳尼峰时，对正式登山具体采用什么战术，本来各有主张。但后来中方再三研究后，认为正式登山时可以采用日方提出的战术方案，即每个结组均要负担侦察、修路、运输、建营、登顶的任务。这样做有利于锻炼我们的队伍，有利于发挥每个队员的积极性。在实践中向日方的战术学习，有利于我们开阔眼界，对今后如何发展我国的战术也有好处。 没有传统的“分线。分段、分批、分期”战术所凝聚的集体力量做保障，当时较外国登山运动员体力相对较差的中国登山运动员，要取得诸如1960年攀登珠穆朗玛峰，1964年攀登希夏邦马峰，1975年再攀珠穆朗玛峰等令世界登山界瞩目的成就，是难以想像的。然而在今天，世界登山运动已有了飞快的发展，日渐强调攀登的高难度化和攀登队伍的小型化。要迎头赶上这股潮流，中国登山运动传统战术的革新是势在必行的。可喜的是，一些身体素质与高山适应能力均不错的藏族运动员的成长，表明中国登山运动队伍已具备了基本的实力。 4．季节的选择和天气的利用 从登山运动的历史来看，各国登山队在组织登山活动时，一般都避开该山区的降水、降雪、低温和大风的季节，而选在山区最好的季节里进行。由于高峰所在地区不同，天气情况存在很大差异。但一般而言，春、秋两季，是最适宜登山的季节，据中国登山队的经验，春季较之秋季更为理想。中国登山队的攀登活动，多数都是在春季进行的。 但在选定的登山季节中，好坏天气也是呈周期性交替出现，每天各个时辰的天气情况变化也很大。为使登山活动通常都在相对有利的天气形势下进行，必须得有气象情报做保障。这包括： ①通过事先对该山区气象历史资料的分析研究，对这一地区的大致气象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初步掌握可能出现的好天气周期的数目，以便统一制定攀登计划，安排登山活动具体行动的大致时机。气象历史资料的占有应尽量丰富完备。1960年中国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时，对英国登山队历次从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气象资料，就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为找出并解决主要技术难点，提供了不小的帮助。 ②在登山期间，最好建立专为登山服务的气象预报网，并取得邻近大气象台的帮助，以获得该山区的长、中、短期天气预报。在1960年攀登珠穆朗玛峰时，中国登山队先后派了16名气象工作者深人珠峰山区进行建台工作。其中有4 人在山区整整工作了一年零两个月。在此期间先后建立了海拔5000米的绒布寺气象台，海拔5120米的珠穆朗玛峰气象台，海拔5500米的气象哨，海拔6400米的气象服务台。此外还配备了流动人员在行军的路线上和冰川上进行考察。他们的高度到达了7400米，考察地区包括主绒布冰川、东绒布冰川、绒布河谷，面积约达30平方公里。至于大区域的中长期预报，则是在北京中央气象科学研究所、成都中心气象台和拉萨气象台指导下进行的。 ③限于目前科学发展水平，即使设有气象台并有专门预报，也很难做到预报准确无误，特别是中长期天气预测。针对这种情况，中国登山队采取了这样一些措施来捕捉和利用时机： A ．坚持留有余地的原则，最好能有两个好天气周期留给突击主峰的行动，以便一旦第一次突击失利，还有机会组织第二次突击行动。如1964年攀登希夏邦马峰，根据气象预报，得知整个登山期间会有3 个好天气过程。于是中国登山队便把第一个好天气过程安排给二线执行6900米一7700米的建营、运输行军，第二个好天气过程留给一线突击顶峰。而第三个好天气过程，则作为万一突击顶峰失败，用在再一次突击顶峰上。 B ．为了争取主动，尽可能地把好天气周期留给高山上的活动，较低海拔地区的活动可适当利用较差的天气。在较低高度上利用坏天气行动，虽然艰苦一些，但却可以为全局争得时间。事先如果做好必要的准备，也完全可以保证安全。这种方法在1960年攀登珠穆朗玛峰时最早使用。当时，根据天气预报，5月17日一25 日为好天气周期。为了抓住这个时机，并留有余地，以利应付天气的突然变化，运输队员改变了与主力队员同行的方法，而在坏天气的情况下，于14日先期出发，提前向各营地运送物资。这样就保证了主力队员得以利用好天气突击主峰。在总结中，他们把这种方法称之为“坏天气缓进”。这种方法也为后来中国登山队所沿用。 C ．为了防止好天气周期提前到来而错过战机，中国登山队在1964年攀登希夏邦马峰时，开始采用将登山活动开始的日期提前到好天气周期到来前的一两天，坚持早走一步，在较高的营地去等待好天气。这样做，既可以保证不错过时机，又可以提前进入突击阵地，使突击顶峰最后阶段在高山上的活动具有最好的天气条件。在攀登希夏邦马峰突击顶峰开始之前，气象组预报好天气可能在5月2日或3 日来临。为了更有把握利用天气时机， 登山队便决定登山队员提早出发3天，去5800米等待好天气。结果，好天气提前到来，突击队才未误时机登上了顶峰。 D ．在高山区，即便是在好天气周期中，天气在每一天里都有明显的变化。一般是上午较好，下午较差。因此，从攀登希夏邦马峰开始，中国登山队便开始坚持早行军、早宿营的原则。这样，既充分利用了温度较高的白天进行行军和宿营，保证了安全；也有利于一天行动结束后的露营操作和第二天的正常活动。 E ．虽然一般情况下不一定提倡，但在迫不得已或必须时，可以组织夜行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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