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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维·莫尔博士 在哥伦比亚大学度过的最初十五年是摩尔根在事业上硕果累累的十五年，也是他最醉心于工作的十五年。他本来就极为勤勉，又能认准主攻目标，自从发现了白眼果蝇，他的生活就开始形成了比过去更为刻板的模式。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了工作。 这是摩尔根婚后生活的最初几年，四个孩子先后呱呱坠地。你可以想象到两个博物学家会为这几个活泼的孩童搜集多少心爱的小动物。他们买了一幢住宅，另外又新修了一幢；还添置了许多家庭用具，足以满足20世纪初在纽约仍然保留着的维多利亚时代生活方式之需。 他的生活之所以能安排得如此美满，大半应归功于他娶的这位太太。她尽心竭力，不让他操一点心。 最初，摩尔根一家迁入了一幢租来的房屋，到谢默霍恩大楼的办公室和实验室只需步行五分钟。汤姆和莉莲总是在一起，他去野外，莉莲也陪着他。她给他母亲的信上说，“我又当上他的尾巴了。”她还尽量抽些时间呆在实验室，在一旁干自己的工作，从不妨碍别人。傍晚回到家里，他俩分别坐在餐桌的两头，各人写各人的东西。最初那几年还没开始果蝇研究，家里宾客不断。莉莲喜好音乐，常拉着丈夫去听演奏；他也教她滑冰。他们经常与在纽约的莉莲家人和大学或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生物学界的朋友一起参加宴会。 婚后一年，莉莲怀上了孩子。奶奶赶忙从南方把汤姆幼时睡的青龙木摇篮运来，又亲手缝制精美的婴儿衣服，就像当年她为汤姆做的一样。1906年2月22比霍华德·基·摩尔根降生在纽约城，他定算得上人世间最受宠爱、衣着最华丽的孩子。莉莲在给婆母的信中这样写道，“您问我汤姆待孩子如何，我只能悄悄对您讲，就像他是个十全十美的儿子和丈夫一样，他也是个十全十美的父亲。”他老喜欢逗着孩子玩，所以，全家不得不作出一条规定，孩子该睡觉时，爸爸不得进入婴儿室。夏天，霍华德被带到伍兹霍尔避暑，在一个捕龙虾的渔民家里租了几间屋子。 莉莲生孩子以后，仍然坚持实验室的工作。她在信中告诉婆母，“有几个人在汤姆手下工作，我是其中之一。”但她难以恢复以往的精力。她生孩子时已经三十六岁，而现在，他们生活中又添了一件事弄得她手忙脚乱。他们正安排在伍兹霍尔桑迪克罗山的巴泽兹湾大街上修一幢大公馆，当时那儿还是一片马铃薯地，离实验室约四分之三英里。这幢楼房将是工作场所，又要供一家人住。有一间宽敞的起居室，其中一部分可以当客厅，有六间卧室，两条能睡人的走廊，第三层楼上至少有四间屋子供女佣住。在伍兹霍尔同在纽约一样，佣人是摩尔根家里不可缺少的。每年夏天，不仅摩尔根一家住在伍兹霍尔，而且，纽约的学生和朋友也不断来来去去，有时还有名流贵客造访。有些时候，这幢房屋里住着十七口人，他们兴致勃勃排成一行，在唯一的一间浴室外面等候自己的轮次。 翌年夏天，全家回到伍兹霍尔，迁人刚建好的新居。随同一道的有几个学生，一名侍女和霍华德的一名奶妈。不过莉莲早就被安排到海湾对岸的新贝德福德一家旅馆住下，等着生第二个孩子，身边有一个女佣侍候。摩尔根常坐船渡过海湾去看望她，给她带去伍兹霍尔实验进展的情况。1907年6月25日，一个女孩降生了，照莉莲喜爱的姐姐的名字取名为伊迪丝·桑普森·摩尔根。 这一个人口增加了的家庭回到纽约，住进他们新买的一幢公馆，与他们原来住的地方在同一条街上，地点十分方便，离谢默霍恩大楼仍然只有几分钟路程，离威尔逊的住处只隔三个街区。摩尔根离开哥伦比亚大学以后，座落在西117大街409号的这幢建筑被哥伦比亚大学买了下来，改建为人体变异研究所，就在从前摆放摩尔根经常斜倚着的那张小台球桌的地方，实验和研究目前仍在继续进行。 第三个孩子莉莲·沃恩于1910年1月5日出生在纽约。1911年8月20日，当摩尔根带着三个孩子（当然还有一大帮佣人）住在伍兹霍尔时，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在新贝德福德降生了。这个孩子取用外祖母的名字，叫伊莎贝尔·梅里克（莉莲之母伊莎贝拉的叔父塞缨尔·沃恩·梅里克曾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第一任董事长）。摩尔根一家显然喜欢沿用原家庭成员的名字，要不然很可能取成别的什么名字了。当他的学生莫尔夫妇生下一名女婴时，摩尔根在给他们的信中说，“恭喜恭喜！我作为长辈只给你们提出一条忠告：可不要给她取名为‘德罗索菲拉’。我前后有三次想给孩子取这个名字，但终于打消了这念头。” 家里有了四个孩子，摩尔根自己的研究也恰好进入一个使人兴奋的新阶段，这给他家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变化。摩尔根以前喜欢旅行，现在大半取消了。“你看得出，”他嘟哝道，“我无法带着这一大群小家伙出去走动。”但是，小家伙只不过是个借口，要旅行自会有莉莲料理行装，她可能也乐于干这种工作。社交生活也减少了许多。每当莉莲拿着请柬来问他时，他总是说，“你去哪儿都行，自个把孩子带上。至于我，还得去实验室。” 莉莲仍然常去看望朋友，尤其是那些可以一道拉小提琴的朋友。她喜欢每周一次在他们家举行的有学生、同事参加的学术研讨会。她不声不响地参与自己感兴趣的文化生活和政治活动。有些活动具有浓厚的自由派色彩，要是摩尔根知道，他绝不会支持，甚至不会允许，但她十分小心，不让丈夫知道。她衷心相信国际联盟的作用，也是个狂热的妇女参政的鼓吹者，但她觉得没有必要让摩尔根操心。她参与这些事业，主要是从经济上予以资助，自己很少去东奔西跑。金钱比时间来得容易，而她的时间要用来支持丈夫的复杂劳动。 事实上，全家的生活都以摩尔根的工作时间表为中心。一周七天他都睡懒觉，孩子们吵吵嚷嚷吃过饭以后，他才独自一人用早餐，然后步行去实验室。中午他回家与妻儿一起吃午饭，然后又回去工作。下午五点整，他同一些同事在哥伦比亚大学体育馆打手球。他们这支由老夫子们组成的松散的球队常常使同他们初次交锋的新生们产生轻敌思想而被打得落花流水。摩尔根提倡体育活动，是个热心的爱好者，打一小时球后回家，身上常常有几处外伤可供炫耀。在全家吃晚饭之前，他爱喝一杯威士忌。在美国禁酒时期，他用无花果自酿果酒。 晚饭后，他同孩子们一道玩。孩子还小时，他匍匐在地板上同他们嬉戏。孩子们大了，爱提问题，只要不是他们可以自己查书的，他都耐心解答。睡前他给孩子们讲各种精彩的故事，给霍华德讲曲折离奇的侦探故事和惊心动魄的牛仔故事，给伊迪丝、莉莲、伊莎贝尔讲童话。他还常常一面画图一面讲。 孩子们慢慢长大，他让他们自个玩耍，但自己总是在一旁陪着。他的心思，一半分配给地板上的嬉闹，一半分配给膝头上的《科学》或其他什么杂志。孩子们上床睡觉后，他回到自己的书房（那是在这幢邸宅顶上的五楼添设的）。在这儿，他坐下来一直写到深夜，而莉莲总是在一旁陪着他。她坐在书房的长沙发上看书，或补衣服，或写信，从不打搅他的工作。他们只是喜欢厮守在一起。 星期天的作息仍然如此，只是不打手球，所以摩尔根早早就从实验室回家，使孩子们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一家人都不去教堂。汤姆和莉莲两人均不大过问宗教。一个孩子曾说，“不过问才好。”但当宗教妨碍知识的传播时，例如宗教反对进化论，反对摩尔根本人对细胞行为的机械主义解释，摩尔根则会奋起与宗教抗争。不过，像他和莉莲受洗的那个圣公会，他觉得可以不必计较，这是为了迁就他妈妈和妹妹的古怪性格。她们崇拜内战时期的英雄和摩尔根家族的姓氏也属同样的性质。他母亲和妹妹在伍兹霍尔时总是忠实地到教堂做礼拜，从不缺席。她们出发以前，摩尔根爱取笑她们，不过他同意几个孩子生下来就受洗，只是因等候母亲从南方赶来参加才稍稍延迟了仪式。莉莲呢，她在上大学期间痛苦地失去了信仰，但始终恭敬地记着在复活节前给婆母寄去有一大群小天使的复活节卡片。如果孩子们要去上主日学校，他们可以去。不过，他们显然不常去。1917年，当联军攻下耶路撤冷时，《纽约时报》以通栏标题报导了异教徒被逐出客西马尼的消息。小女儿伊莎贝尔问他什么是“客西马尼”，他向她笑笑，慈爱他说，“你这个小异教徒。” 这一时期，摩尔根显然是个慈爱的父亲和体贴的丈夫，信赖自己的妻子和儿女，但只是在特殊的日子，他才发挥他当父亲的特殊作用。在晚餐桌上，他也许会久久不发一言，思想早已飞往晚上的工作和要写的书、文章或报告上去了。但圣诞节这天是谁也忘不了他的。全家出动去阿姆斯特丹大街选购圣诞树，搬回家后又一起装点它，挂上精致的绣球、小小的蜡烛，然后孩子们屏息等待着圣诞老人的出现。只见他身穿羊毛镶边的大红袄，挺着圆鼓鼓的肚子，飘着长长的白胡须。孩子们一直记得圣诞老人那双蓝眼睛炯炯有神，他扛着只大口袋，从中取出许多礼物来分发给大家。有的礼物还寓意深长，上面写着“送给娃娃小剪刀，剪掉不和与争吵”。孩子们总是叹息爸爸不早点赶回来见见这位非凡的人物。过了许多年，开始有了孙子，这件大红袄和这把白胡子又被从箱子里翻了出来，圣诞老人的蓝眼睛又开始发亮了。 但是，在这些岁月中，摩尔根家庭生活中的最重要的事件——也是全家大小都参与实验室活动的唯一机会——是一年一度的从纽约到伍兹霍尔的转移。哥伦比亚大学课程结束那周启程，但得提前好几周准备，这当然是莉莲的任务。她肯定十分怀念她和汤姆结婚后头一年的生活。那时，学期结束那一周，他俩暂时凑合往在纽约家的书房里，在街对面的餐馆里吃饭，任凭那几间空着的屋子积满灰尘，他们却在看书，在为夏天要搞的研究做准备。在实验室里，他坐在桌子的一端，她坐在另一端。 现在，楼上有七、八个大箱子打开着，里面整整齐齐放着小儿的衣衫和尿布。有一个特大的箱子，装满了汤姆的书，令那几个搬运夫震惊，他们得从五楼的书房搬到街边的马车上，9月份还得从下面再搬回五楼。另有一只箱子半空着，因为临到出发时，汤姆又会想出半箱子要装的东西。 但收拾行装的工夫主要还是花在实验室里。他们小心翼翼地把果蝇放进玻璃瓶，在瓶里放上一点捣烂的香蕉，以供它们在旅途中食用。 假期的第一天上午，马车拉走了行李，全家步行至地铁车站。孩子、仆人、必须带的植物、金鱼、长尾小鹦鹉、还有一只兴奋得不听指挥的猎狗，简直是一片混乱。来自实验室的学生和同事，与安置在笼子里的小鸡、家鼠、野鼠及瓶子里的果蝇混杂在一起。孩子们稍长大一点，也分配几瓶果蝇给他们保管。出发时每个原种中总留若干在纽约，回来时也每一原种留下一些在伍兹霍尔。安全到达后，摩尔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助手发一份电报，告知原种已经安置妥当。只有这时，留在家里的果蝇才能取出来或任其死亡，而不必再传宗接代。 从哈得孙河码头乘一夜船至科德角，再从那儿改乘火车到伍兹霍尔。在船上，大家从一个收拾得整整齐齐的食品盒里取吃的东西，听从莉莲的吩咐安静下来。摩尔根大多数时间都留在甲板上观察天色，提防有暴风雨来临，并不时检查一下他的小动物，看它们安全不安全。 在伍兹霍尔的生活作息同纽约相比变化不大。早饭后，摩尔根把自行车胎打足气，骑车去实验室。他中午回家，于是所有的人，不论是家里的人或是来客都必须遵照规定去游泳，只有摩尔根、他妈妈和妹妹三人例外——他们以后也坚持了这一传统。中饭是聚会的时间，大家坐在环绕这房屋三面的宽大走廊上，或是坐在15英尺宽的通向房后草坪的台阶上。这是和睦相处的时候，但不准闲聊或饶舌。一小时后，摩尔根又回到实验室。他回家吃晚饭，同孩子们玩一阵，然后看书或写作，直至深夜。 每年夏天，摩尔根的妹妹和他的父母都必定到伍兹霍尔这座大公馆里来看他。虽然这幢房屋修好时老查尔顿已在美国联邦税务局找到了固定的工作，只有短短的假期，但在这两周时间里，父子两人比以往相处得更愉快。查尔顿看见人们如此尊崇摩尔根，心里十分得意，而摩尔根又特地把父亲介绍给住在伍兹霍尔的一些南方人，尤其是介绍给一位知道查尔顿曾出任过领事的人。三个大孩子记得他们喜欢文质彬彬的祖父，但查尔顿在列克星敦病倒时，最小的孩子伊莎贝尔还在褪褓之中。四个月后，1912年10月10日，查尔顿与世长辞，妻子和女儿守在他身边。第二天，南军的老战士们纷纷赶来参加他的葬礼。他们为查尔顿·亨特·摩尔根举行了他生前万分珍视的军葬礼。 老查尔顿死后，摩尔根的母亲和妹妹同他家往来更为密切。莉莲对这两个女人极为亲热。这个和睦的家庭里，生活安适，但感情不易外露，很少谈及个人的事。孩子们一直生活在这种严肃的环境中，所以奶奶和内利姑姑的到来常使他们喜出望外。这母女俩都长得清瘦，讨人喜欢，眼睛像摩尔根的一样碧蓝。但她们两人不像莉莲那样持重。两个人的名字都叫内利。她们经常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玩意儿，例如，大大的礼品盒，打开后里面还有个小一点的礼品盒，再打开，里面又有一个，层层叠叠，每层都封得整整齐齐，层层都有精巧的礼物。她们给这个不讲究服饰的家庭带来大箱大箱的漂亮服装，另外还带来各种精彩的故事，有家史，有内战传奇，有当时通过地下铁路交通线途经列克星敦的黑奴的口述传说，有关于祖辈的文韬武略的故事，当然必定还有描述约翰·亨特·摩尔根越狱逃走的著名故事。 父亲死后，摩尔根同弟弟小查尔顿的关系有所改善。有一次，他不远千里来到伍兹霍尔。这位家里人很少谈及的神秘人物使孩子们十分着迷。他当时在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城开一家洗衣店。南方许多名门闺秀沿袭当地的习惯守着孀居的母亲而不出嫁（内利姑姑就是一例）。同样，小查尔顿的未婚妻玛丽·廷克莱波因为母亲有病，所以同他订婚二十年后才举行婚礼。在这期间，查尔顿立了个遗嘱，他的财产全归玛丽，但附有一个条件：她未结婚。待到她母亲去世，他们结了婚，但早已把遗嘱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婚后不久，查尔顿于1935年3月死去，玛丽成了未亡人，但又无权继承遗产。虽然摩尔根兄妹俩都心甘情愿把自己分得的一份给了玛丽，但在法律上却招来好些麻烦。 1924年8月，摩尔根的母亲在伍兹霍尔期间生了病。后来，当其他人全都回到纽约以后，她仍留在伍兹霍尔，原因是她病势沉重，经不起旅途的颠簸。过了一阵，她回到列克星敦。女儿内利焦急不安地守在床前，直到次年1月15日她病逝为止。当地报纸为此发表题为《淑女》的社论，颂扬她的美貌与忠诚，“摩尔根夫人一生中，在列克星敦一直被认为是南军将士及其家属们的朋友与圣灵。她无限忠诚于其丈夫为之战斗、其家族为之牺牲的事业。她是所属的基督会教堂的忠实教徒，也是南部邦联妇女联合会的首任主席之一。”讣文也提及了她闻名遐迩的儿子。 汤姆和莉莲到列克星敦奔丧。有些住在肯塔基的表兄弟们才生平第一次见到托马斯·亨特·摩尔根其人。 摩尔根的妹妹小内利继续住在百老汇街的住宅里。自老查尔顿去世后，内利母女俩就把这幢房屋改成公寓出租。摩尔根不但定时给她母女寄钱，支付她们的医药费，而且老早就把房产税缴清了。内利小姐是位严格的房东，不过大多数房客（她们也都是些上了年纪的女人）成了她终生的朋友。有一次，她把一个年轻房客卡罗琳·斯科特博士赶走了。因为她大宴宾客，而内利的理由是斯科特博士的母亲和姑母如果知道了这种事情也一定不会赞同的。其实，应邀的客人都是名流，而宾客在11点半前就散了。内利小姐在列克星敦也是位杰出人物，特别是在基督会的教友中享有盛名。她的侄子、侄女以及后来他们生的儿女都喜欢她。 内利比她著名的哥哥活得长久。她在列克星敦一家私人医院里久病不愈，1956年1月24日去世，享年83岁。在一则简短的讣告里，既没有提到她哥哥托马斯·亨特·摩尔根，也没有提及她伯父约翰。亨特·摩尔根。不过，在同一版上，有一则占四分之一版的推销肯塔基威士忌酒的广告，画着一幅“南军雷神”的肖像。他们希望约翰丸十多年前的英雄业绩仍会有助于为威士忌酒打开销路。 莉莲·摩尔根把一天的生活安排得紧紧凑凑，加之家里还雇有三、四个佣人，所以在她生了孩子，甚至生了第二个孩子以后，仍然每天在实验室里工作几个小时。但她生第四个孩子时已超过不惑之年。从那以后她就退出了实验室。不过，阅读有关学科的文献仍未间断。她每天都在跟踪果蝇研究的进展。，她把大部分精力用来使摩尔根不致为家务和生活操心。孩子们的教育也主要由她负责。她教女儿们使用针线，教霍华德木工活。她年轻时就设计过各种家具，叫别人去做，现在她和霍华德亲手做了几件。两个小女儿，即小莉莲和伊莎贝尔，一直留在家里，直到一个七岁，一个已满九岁，才让她们一道去上三年级，主要原因是她认为冬天把孩子关在室内是件难受的事。孩子们都上私立学校。莉莲鼓励四个孩子都学音乐，虽然全家一致认为这一家人缺乏音乐禀赋——包拾他们的妈妈在内。不过，她一辈子始终坚持每周练小提琴，常有朋友弹钢琴伴奏。 在摩尔根家里，生活一直是舒适的。确也理应如此。摩尔根毕竟与约翰·皮尔庞特·摩尔根同属一个家族。除了薪金、版税和大笔大笔的讲课酬金之外，摩尔根夫妇还有股票和公债的收入。但摩尔根从不夸耀自己的富有。他有时穷得破破烂烂。即使是那些人们经常谈到的他慷慨解囊的事也是悄悄做的，通常不留姓名。这个家，一方面生活优裕，丰衣足食，佣人成群，另一方面也厉行斯巴达式的节约。比如，有个孩子回忆当年的情况，他们拖到圣诞节前夕才去买圣诞树，因为那时圣诞树已跌价了。 1920年，摩尔根享用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个体假年。夏天，他们到了座落在帕西菲克格罗夫的斯坦福大学霍普金斯海洋实验室；秋季开学时他到了斯坦福大学。翌年夏天，他是在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度过的。自从十七年前汤姆和莉莲在帕西菲克格罗夫度过蜜月后，他俩从没有一道走过这么远的路程，也没在外面住过这么久的时间。孩子们更不用说了，他们的生活局限在伍兹霍尔与纽约之间，甚至连肯塔基的老家也没去过，这一次简直是大开服界。他们从阳光之乡加利福尼亚的纯朴的孩子口里，而不是从自己当博物学家的父母那儿获得有关生物学的知识，这还是破天荒第一遭。与此成对照，莉莲给他们的讲解往往深奥难懂。此外，新的生活也打破了一家过去刻板的作息制度，有了机会到新世界历险。他们到帕西菲克格罗夫后买了一辆奥弗兰牌轿车，霍华德同妈妈一起照着使用说明书学着开车。他很快就学会了，十四岁就成为正式司机。摩尔根本人对开车这类事既无时间，又无兴致。此外，他也知道，无论是哪个地方，只要他想去，都可以让他的太太或某个学生甚至某个同事为他开车。 有了车，对于莉莲和孩子们是做梦也没想到的方便和自由。这一年，住房是租来的，生活起居不同于往年，他们利用多次野营的机会认识加利福尼亚。他们的父亲只去野营过一次，那是一次精心组织的只有男人参加的野游。他平时推托不去，总说工作太忙，抽不出时间。不过孩子们有些怀疑，也许部分原因是他不愿打破自己的生活规律，喜欢家庭的安适环境，晚饭后个人坐在逍遥椅上（这椅子是谁也别想坐的）抽一支雪茄，晚上看看杂志，然后坐在灯下写他的文章。他也舍不得离开从哥伦比亚大学带来的学生和同事，他们许多人在这横越全美的旅程中始终跟随着他。 1921年回到纽约后不久，在他们的生活还没有完全恢复旧秩序之前，莉莲认定她的家不再需要她过问得太多。孩子们都上学了，家务安排得井井有条。于是她回到实验室，每天工作五小时左右，早上，孩子们上学去了，莉莲陪着丈夫步行至谢默霍恩大楼；中午，两入又一道回家，同两个最小的孩子共进午餐。 莉莲定会觉得有点不自在。在哥伦比亚大学，生物系的女研究生们的处境本来就够尴尬了，她们不是在蝇室里面那间外人不得擅入的房间工作，而是在外面一间打外围战。女研究生也从未应邀参加摩尔根每星期五晚上举行的生物学研读会，不过，似乎并没有因此就减少了她们对摩尔根的崇拜。而比起女学生来，莉莲的处境更为难堪。在实验室里，实际上根本没有她的位置。她不是学生，不是人们有时认为的那种丈夫的助手，也不是个真正的同事。她干工作是无偿的，而她之所以使用实验室的材料和设备，完全是靠一种默契。她的研究题目虽然与摩尔根或小组中某个成员的课题相近，但彼此互不相关。 1921年，她已五十开外，常板着一副面孔，头发往后梳得平平整整，戴着一副夹鼻眼镜。好些学生对她怀有敬畏，不知在实验室应该怎样同她打交道。但莉莲一心一意搞她的果蝇研究，而且十分在行。慢慢地，学生们认识到她本质的一面：心肠好，待人宽厚大方。她与丈夫不一样。摩尔根如果心情好，可以表现出南方人特有的平易近人，但如果碰上心绪不佳，他也可能表现为恶作剧的粗鲁无礼。莉莲呢，要同她接触一段时间才会对她产生好感。不过，她对有些学生的妻子简直像慈母般地关怀，特别是外国学生的妻子。除此之外，她同许多人结下了友谊。 虽然她同蝇室不存在那么正式的关系，但她积极参与这一奇特的老是乱哄哄的实验室中的信息交换。有一天，她发现她显微镜下那只果蝇是个新的突变，但这家伙一转眼就不见了。大家一起在地板上找来找去，以为果蝇被从玻璃片上碰了下来。但莉莲推断一定是麻醉剂药性已过，果蝇苏醒后飞走了。果蝇性喜光。于是她走到窗口，果然一下就把它认了出来——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因为这间屋子任何时候都有好几十只果蝇在逃窜，甚至还有发酵香蕉和垃圾桶招来的野蝇。 这只果蝇经证明是个非常特别的雌蝇，因为它的后代违反了通常的伴性性状的交叉遗传方式。像人类的色盲和果蝇的白眼性状，一般是儿子从母亲那儿继承伴性基因，女儿可以从父亲也可从母亲那儿继承伴性基因。这一只雌蝇腹部是黄色，是同白眼一样的伴性隐性性状。同正常雄蝇交配，所有的雌性后代都同母本一样具黄腹，而所有雄性后代却与父本相同。这恰巧与预料的相反。最合理的解释是，这只雌蝇的染色体是XXY。两个调染色体连在一起，所以卵子有两种类型，一为XX，一为Y。这两种卵子可能与带X或Y的精子结合。YY不能成活，而XXX（超雌）生活力很弱，容易死亡。剩下的多半为两种：一种是XXY，雌蝇，它们没有从父本得到X；另一种是XY，雄蝇，它们的X来自父本，即X连锁基因。细胞学检查证实了杂交实验的结果。 这个实验也证实了布里奇斯的性决定平衡理论，即性别不仅仅取决于X或Y染色体的有无，而且取决于受精过程中X染色体与常染色体之间的平衡关系。摩尔根夫人在致友人的信中兴致勃勃地写道： 这是只黄腹雌蝇。看来，在细胞分裂的某一时期，亲本的黄染色体没有分为两半，于是产生了嵌合体。至今已经过三代，从未产生分离。这种解释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不论怎样交配，所有的雄蝇都同父亲相像，而所有雌蝇连续三代都具黄腹。如果我们的解释是正确的，那就可以预期F1雄蝇全部不育。而事实果然如此。出现了几只像布里奇斯先生的3XXX雌蝇，它们稍微有点“异常”，而且表现出黄色基因与来自父本的X结合而应产生的颜色。 在20世纪20年代，发现的新基因突变或新染色体突变日渐稀少。这一方面的研究已经接近尾声。当年促使摩尔根转而研究遗传学的那些问题肯定已得到他认为满意的解答。他的洋洋洒酒的论文和专著中的语气好像是宣布：现在是整理材料、对果蝇遗传学研究做总结的时候了。 摩尔根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最后几年中，由于他的成就而得到许多报偿：他的著作一版再版，而且译成多种文字；他获得种种荣誉学位，并被授予高官厚禄（比如，1927年被任命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但是，最能说明他享有的威望的是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川流不息地来到摩尔根的实验室。有的是来交换意见的，例如，兰茨泰纳和莱文1927年发现MN血型后来到美国，希望摩尔根帮助他们从遗传学上加以论证。另一些人，如从英格兰来到蝇室的威廉.贝特森1922年所说的那样，只是想来“看看哥伦比亚的奇迹”。摩尔根的实验结果一次又一次地被别人证实和承认。最富戏剧性的也许是贝特森的转变。直到他亲自来到蝇室之前，他始终不相信基因确实是染色体的组成部分。显然，如果例外的东西是属于你自己的，它们就比较易于受到珍惜。后来，贝特森到了多伦多，在第三届国际遗传学大会上讲话。在《科学》杂志第50卷（1922年1月20日出版）第55-61页上有这样两段话： 关于合子（即受精卵）中特定的染色体与特定性状之间有直接联系这一问题，通过摩尔根及其同事的论述，特别是布里奇斯提供的证据，人们一定大大消除了怀疑。 在不久以前仍众说纷坛的遗传与变异的现象已逐步理顺，终于导致他们这一重大发现。我特地在圣诞节期间来到这里，向这颗西方升起的明星表达我的敬意。 贝特森在同一篇讲话中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而新闻报道措词失当，笼统他说有一位杰出的遗传学家不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于是又重新点燃了美国进化论者与基要主义者之间的论争。因而，美国许多州即将面临的问题，摩尔根也负有间接责任。田纳西州审理了著名的斯科普斯案件，肯塔基州1932年险些通过基要主义者提出的法案。那项法案要求禁止在公立学校使用含有进化论内容的教科书。第一次表决结果，38票赞成，36票反对，由于未达到法定的40票而没被通过。于是，拥护该法案的议员又把缺席的议员拉来。第二次投票结果是40：39，反对的议员要求暂停，重新计票。后来又拉来三名议员。第三次表决为41：41。这时一位名叫丘纳尔的议员反戈。他最初想投赞成票，因为他是位不妥协的浸礼会信徒，相信一切事物过去是怎样，今后仍然会是那样。但他这时却说他得抛弃他的宗教信仰而改投反对票。议案至此才被否决。摩尔根似乎并没注意到当时争论的热烈场面，也没注意到最后的表决结果。 无论谁来到谢默霍恩大楼，他所见到的摩尔根总是那个样子。莱文曾承认他看见这位伟人竟在蝇室里吃午饭时很感意外，“他的两手无法伸展开，因为周围挤满了东西。”那时候，全世界读遗传学的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生在自己的日程上最优先考虑的是去蝇室参观，但看见的景象往往大出他们所料。在俄国出生和受教育的西奥多修斯·多布詹斯基气喘吁吁地赶到纽约，盼望这位名教授摩尔根会“像天神一样”出现在眼前。但这位新来者被弄得目瞪口呆，因为他看到的不是什么神人，而是一个说话唐突、衣着不整的凡人，并且一点不受礼仪的约束，甚至连实验室的工作服也不愿披上（他只穿过一次，那是后来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时候，《时尚》杂志的摄影记者要发表一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照片）。从1927年至1940年，多布詹斯基和摩尔根在一起，1940年他从西海岸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接替摩尔根。对他的名字，摩尔根从未说对过。 摩尔根要求蝇室里的工作人员个个独立工作，最初，这使许多研究人员很不习惯。摩尔根逐渐建立起一套他信得过的班子，他希望他们明白自己该做什么，怎样开展工作，然后就让他们分头去做——只是对任何实验他都抑制不住自己的热情，有时急忙跑进去，从别人肩膀上探过头去观看，当场提供意见或提出问题。哪项研究他都是合作者，他最后几年在蝇室里发挥的最重要作用不妨用他的学生A.H.斯特蒂文特的话来概括：他“始终不渝地支持、鼓励和保护”他这块领地中的工作人员。 截至1927年为止，果蝇研究工作差不多已进行了十八个年头，从佩恩的第一个品系算起，繁殖了约15000代。他把多数材料给了布里奇斯和斯特蒂文特。这两个人，他出于习惯，一直把他们叫做他手下的“娃娃”，虽然他们取得博士学位已有二十年，而他们对科学发展的贡献已为学术界所公认。他自己呢，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处理问题的方式上，都带点孩子气，就像斯特蒂文特后来说的，他“最善于开辟鲜为人知的新领域，他懂得在人们已有较深刻认识的领域内进行细致的、分析性的研究的价值，他总是乐于支持这类工作，但他自己一般不愿干这种事，而是在探索什么新方向。他总是同时进行着很多项研究——他所发表的涉及范围广泛的著作仅是其中一部分，因为他进行的研究有许多没有产生什么意义重大的结果，也就从未记载”。有一项这种没有留下记录的实验是在1924年进行的。他仍在试图证实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说。他当时用家鼠做实验，看看其后代会不会继承某种像巴甫洛夫所说的条件反射。这项实验搞了两年，结果得出否定的答案。 摩尔根终生保持着对博物学的兴趣爱好。无论给他什么标本。他几乎都能鉴定出来。1920年，当时年仅十七岁但后来成为个体生态学奠基人的康拉德·洛伦茨第一次见到了摩尔根。人们告诉他，住在谢默霍恩大楼的摩尔根教授能帮助他鉴定哥伦比亚其他人鉴定不出的标本。洛伦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摩尔根是个瘦高个儿，看上去有点像亚伯拉罕·林肯，他很高兴地鉴定了洛伦茨的标本和他带来的其他动物，并不厌其烦地向他介绍了每一标本的生物学、形态学、生态学特点。他还给这位十几岁的青年详细介绍了那一排排瓶子里的果蝇的研究工作，而且把自己最初拍的果蝇染色体的显微照片拿出来给他瞧。这是个典型例子，表现出摩尔根对他所赏识的后辈的慷慨无私。 1927年，摩尔根在哥伦比亚大学已经工作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六十一岁高龄，该是接近强制退休的时候了。他一生的抱负显然已经实现了一半，但是，一如既往，他的主要精力仍消耗在他的实验研究上。有些重要问题还没得到解答。其中，经常索绕于脑际的是生物发育的问题。人们还不知道基因是如何引起生物的发育的，甚至也不知道基因是不是与发育有关。如果处在他的地位，很多人都会载誉引退，在和睦清闲的家庭生活中继续搞点研究。摩尔根则不然。他同其他单位书来信往，于是决定了他六十二岁时将转移到美国人心目中的人间天堂——加利福尼亚去。到那儿，他将要建立起一个理想的生物学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去的时候竟公然声明他是为了窥测生命之果的另一半，为了解答“分化”的问题，即一个未分化的细胞（卵）是怎样产生出将发育成个体的特殊器官的子细胞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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