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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先生将在监狱中度过那漫长的十一年刑期。在面壁思过，服刑劳改的过程中，也许他能幡然悔悟，在狱中凭自己的才智再创一番人世的业绩。这业绩或应运而生草鸡涅而成孔雀成大仁大智之人，也算理先生大难之后，再创的奇迹了。或许他仅仅将此番服刑看作人生作恶途中的小憩，养精蓄锐过程中，对同犯们的人生阅历，广纳博取，施社会以报复，再造一番罪孽，这罪孽遇劫而生，豺狼得道而变恶兽成大凶大恶之人，再造一番罪孽。是凶是吉，就要看理先生的造化了，非笔者能妄加猜测。 地处豫鲁交界的曹县印刷厂是该县最大的印刷企业，领有省级书刊印刷定点许可证。然而，多年来一直在明里暗里进行非法印刷活动，自也使远在省城的管理部门徒生许多天高皇帝远，管理力不从心的感慨。1995年11月由宁城公安、文化组成的理达专案组一行3人，在身高八尺的二级警督王先生的带领下经火车、汽车一路的长途颠簸来到了矶角旮旯里的曹县取证。在县公安局，王警官一行受到了同行们的热情接待，酒过三巡，畅谈友情之后，牛高马大的王警官道明来意，单刀直入要去工厂取证。此刻负责接待的股长面呈难色，十分诚恳地告诫道：“厂里还是不要去了吧，那里二百多职工，常常为生计问题犯愁，不得已印了一些黑书，有几次外地来取证被愤怒的工人围着出不了厂。你们不必前去，我等将涉案厂长、科长一一传来宾馆，不就成了吗。”考虑到邻省同行的意见，王二督慨然表示，只要取到证，其它方法上的问题一切好商量。于是厂长、科长一一如传而到，坦然直率地陈述了理达来厂盗印《孽债》一书的细节，并提供了证据，此外还抖落出理达在厂里印制的其它一些非法出版物。诸如非法印制的儿童卡通画、硬笔书法一类图书尚在厂里积压数万册，印刷费用未支付等情节。厂长义正词严地要求宁城警方协助追索印刷费用。谈话结束时，厂长长叹一声，似有难言之隐：“唉，工人要吃饭呀，工厂要稳定，我们也是被逼良为娼的。”事隔一年半之后的1997年7月1日由河南省警方立案查处的贾义非法盗印国家明令禁印、禁销的图书《短暂春秋》一案，再次涉及该厂。曹县印刷厂于是再度以良家身份暗中为娼，盗印15万册，通过临沂非法书刊交易市场向全国扩散。此案由于国家的干预，曹县印刷厂被山东省新闻出版局吊销《书刊印刷省级定点企业证书》，算是被正式吊消了印制书刊的资格。 然而，影界“大腕”肖星，虽徐娘半老，然曲线玲珑，宛如处女。唯“巨腕通神，腕粗过人”法律的绳索难以将其巨腕缚住。其美名、臭名炮制成一剂五味俱全的“十全大补膏”加以炒卖：一本自吹自擂的书稿炒到百万元；百幅摄取自己嘴脸、身段、行径的照片炒到数十万元。如此炒热的“名声”又去炒房地产、炒生意、炒广告。于是她“长袖善舞，多财善贾”“盛名善炒”走上了一条边拍戏，边走穴、边写作、边炒名气、边捞钱的多种经营之道。可谓财助名气，名助财势，而成众目之下的热点人物，如今她的前夫自有一本《应该说的故事》面世，与其大作相对应，正在走红书刊市场，于是隐私文学，偷情实录，家长里短，生活中一切见不得人之处通通均可在书中抖落一番，抖出灰尘幡扬世间，污染空气，再通过名人们的“偶像”效应，四方扩散，俨然而成世风。肖星女士自有一番“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的感叹，实在是有点“得了好处又卖乖”的矫情作派。却不知世间众多名女人都难有她那种服了“十全大补丸”的“十全巨腕大炒功”，自难有她那种“做名女人更难”的感叹。肖星走到那里自然都是新闻，95年潇洒宁城走一回，两只“巨腕”一手拿着三十万沉甸甸的钞票，一手拎走一幢别墅小洋楼，凯旋而归。96年潇洒宁波走一回不费吹灰之力就捧走价值十六万元的钻石项链，翡翠手镯，连带得身边那些阿猫阿狗之辈也各有所获，名星巨腕自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干部收钱收物是受贿，编辑收钱收物是卖书号，记者收钱收物是有偿新闻均为违法活动，唯有“明星大腕”收钱收物是一种身价和气派。然而，理先生的钱是银行骗来的，宁波市那家珠宝行的珠宝是集体的资金，慷国家集体之慨而肥私人之腰包，既有违公道，又拂逆民意，且违背法律，而法律却对其奈何不得，这也算当代中国之一怪了。 大明星依然是大明星，小书贩照旧是小书贩。在侦察理案期间的95年11月份省市公安、新闻出版联合专案组曾来到肖星地处北京亚运村的豪华办公室。还是在那张宽大的写字台前，还是那幅巨大的明星照片下面。肖星自然不会像接待理先生那样接待专案组。连她的小秘也是一脸不屑的居高临下。正应了某种寓言出现的那种“狐假虎威”的场面。而此刻，肖星桌上的录音电话正传来理先生父亲焦急的呼救声。恳求肖星大姐，务必伸出援助之大腕，救救儿子，但是，已经获得了巨款的肖星自然不会再去理睬这名不见经传且惹出大祸的小书贩了。 她心安理得地将理某骗来的不义之财攫为己有。也许这一切仅为她下一部问世的百万元大作增加一点有趣的花絮而已。这与她一贯的以肉麻当有趣的行事和为人的作风是相一致的。 在这同时，理父摇动生花妙笔，以理达五岁小女儿的名义竟然炮制出一封致联合国秘书长和美国总统的信，信中造谣生事，歪曲事实，写得血淋淋，凄惨惨，要求西方社会的政要来保障理达的所谓“人权”。而此刻山姆大叔正在北京大打版权牌，类似理先生那种鼠窍狗盗的盗版行为在国际社会也是受到严厉谴责的犯罪行为，自然是难以受到同情。而对理案的查处，正显示了社会主义中国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一贯是高度重视的。其父的“人权”呼吁也只是急病乱投医的荒唐之举而已。 当理先生锒铛入狱，去服漫长刑期的二个月之后的1996年10月份，神龙见尾不见首的那位宁先生终于露面了。那是笔者有幸参加第48届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去德国访问的飞机上，魁武健壮，相貌堂堂的宁先生粉墨登场，竟然与笔者在同一个代表团，趁同一架飞机一起飞赴德国的法兰克福。使笔者能较近距离地对宁先生作一番仔细的观察。52岁的宁先生，红润的国字型大脸庞，镶嵌着一对神采奕奕的大眼睛，气慨凛然，气度非凡，穿着银灰色的高档多口袋摄影服，一条牛仔裤使人过半百的他显得青春少壮，浑身充满着活力和灵气。他身背两部照相机，一部长焦距，一部小傻瓜，分不同场景，交替使用，运用自如，有如他一面身居庙堂之高享国家干部之俸禄，一面游走江湖之远，取书贩之好处一样随便。可谓是抓大又不放小“两手抓，两手都硬”的本事非凡人可及。他撅臀抬腕从机舱俯身摄下一幅幅亚欧各国的风情。在以后的活动中，不管是德国的法兰克福、海德堡，还是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法国巴黎的罗浮宫，凡尔赛宫，都能看到他身挎相机的潇洒身影。总之，他走一路摄一路，充分显示了领导干部加艺术家潇洒飘逸的风度。同行们无不带着赞赏的的口气向笔者介绍：“他就是C省少儿出版社主持工作的常务副社长陈×宁先生”。于是我颔笑不语，若有所思，只是带着欣赏的目光用眼神追踪他的足迹。看到他紧随C省新闻出版局局长之后。那是一位身材矮小，满头白发，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穿一身轻便白色旅行服，足登白色旅游鞋，面带慈祥笑容的学者。于是同仁们又向笔者介绍：“宁先生曾是他极为欣赏的助理。局长要退了，退下之前极讲旧情的老领导自然要安排精明的宁先生重返领导岗位以展其才。” 看着宁先生的种种表演，笔者自然在脑海中浮现出理先生的身影。想起他那吞吞吐吐的交待。理先生曾通过A先生交给宁先生的17万元，除交社里1万元外，其余尽入私囊。只因聪明的宁先生在接到光先生的电话之后回避了专案组的调查，而使此案不了了之。于是我竟然想到了法律、道德等显然不合当时那种异国时宜的字眼，再去拿这些近乎神圣的字眼去比照宁先生在异国它乡的表演，他那种道貌岸然，骚首弄姿，自以为潇洒的表现，就显得丑陋不堪，而又令人作呕了。 至于G省出版界名人光先生，终于因其卓越的才干和圆通的人际关系在专案组走后不久即恢复了编辑室主任的官位。但是，好景不长，也终于因其秉性难移，对于金钱的追逐充满了过分的热情和希望，于今年7月份再次被G省新闻出版局罢免。这一复一免充分显示了当局高超的政策水平和灵活机动的应变能力。个中隐秘要追溯到1997年的6月10日16时10分。那天下午，宁城大暑，酷热难当。一封加急明传电报直发S省“扫黄”办公室。这是一份由国务院副秘书长批示的公安部《公安要情简报》。说是有一本有政治问题的书名为《合作生涯》的图书流入宁城市场。经查，该书来自春城市的芙蓉路书刊批发市场。该书封底除登有四幅已故党和国家老一辈领导人的照片外，左上角责任编辑一栏赫然署着我们十分熟悉的光先生大名。行内人翻开版权页看一看所载明的由G省出版，由北京印刷，再由“二渠道”书店总发行就一目了然地清楚，这又是光先生操作下“买卖书号”的产物。原来，5月27日下午，繁忙喧闹的宁城金三角书刊市场来了两位年轻的警官，在市场巡视一周后，径直步入市场审读组办公室。为首的吴警官为人谦和干练，工作责任心极强，工作作风极为深入。与审读组组长由S省“扫黄”办公室副主任位上退下来的戴老原本极为熟悉，工作关系也十分融洽。于是闲聊市场情况。戴老随手拿起桌上的《合作生涯》一书，认为有些章节提法不妥，有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词句，不宜在市场公开发行。吴警官默然记下戴老的谈话，带着样书回到机关，即写成公安简报上报，公安部转发后，遂有了国务院副秘书长的批示。S省委办公厅《快报》摘发后，6月9日省委副书记批示：“《合作生涯》一书是怎么流入我省的，请抓紧弄清情况，首先采取措施，防止该书扩散。” 接到查处批示的S省“扫黄”办，立即开始对该书的出版、进货情况进行调查，经打电话向新闻出版署图书司查询。该司答复：公安部已就此事作过查询，经与G人民出版社联系，该社答复，此书未经报批，也未办委印手续可初步定为非法出版物，正式定性由G省出版局写出书面报告后再定。你局可先采取停售措施。而正在S省某市出差的G省出版社官员则深感纳闷：“这书我社正在审读，咋的就在市场流通了呢?”随即去电社里查问。G人民社却答复“该书正在报批。”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正在报批的图书却早在今年春季已经备有现货出现在“G省新华书店订货目录”之中，以70折向外发货。显然，这是“主渠道”新华书店违规向“二渠道”集个体书店“买书号”后总发行的倒进货现象。是“二渠道”书贩与出版社苟合的产物。才会出现这种出生证尚未开出，孩子已生下来之类的怪现象。这类庙堂中人与江湖之士苟合私生的产物绝非偶然，光先生是此类风月场上的老手。时间要追溯到1996年11月份。G省某厅长的公子，拿来一叠已制成胶片的书稿《合作生涯》，衙内在“二渠道”印销图书多年，小有名气自与光先生引为同道之人。公子要求“买卖书号”合作出版这本书。光先生一时好了伤疤忘了疼，一边春风满面地发给书号、防伪条形码；一边表示此类选题要报批云云。其实是先苟合生崽，再补开结婚证、出生证一类的小把戏，反正先斩后奏再说，要紧的是以金钱焊接的人际关系。按规定此类涉及党和国家已故领导人的选题需由省新闻出版局向国家新闻出版署申报，再由署报中央文献研究室审查批准。由公子与光先生所孕育的儿子已怀胎十月，只待呱呱坠地，等不及批准不批准，公开出笼已成事实。假如天随人愿，则这个胖小子则顺顺当当地混迹人间变为金钱再分流进各色人等的公囊或者私囊。然而，意料不到的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审查未能通过，稿子被禁止出版了。但儿子已经私生下来，没户口也要流窜各地，这也无可奈何了。熙熙攘攘的“二渠道”书刊市场几乎都有这本书在向外批发。如果没有出版社给予的书号和正式出版手续，几乎不可能在市场公开流通。当然，其中“买卖书号”的交易详情，笔者无从调查，不敢穿凿附会，演义编造。其中公子与光先生等人经济交易的细节自无从说起，聊备一疑。总之，最终G出版社故伎重演，来一番“该书非本社正式出版的非法出版物，请予查处”金蝉脱壳了事。 G省出版局则有人私下议论：“显然，这是S省出版局不够哥们了，耿耿于怀光先生上次参与理案后又不合作的态度，所以来了这一手”。此话颇有投桃报李，刻意找茬报复的意味。因为，前年刘警官率专案组赴春城取证。对于G局同志不够谦恭，常以公安的职业性面孔和语言，脸带冰霜，语多杀气，缺少请人办事的恭敬与巴结，且话中多带教训和威胁，自然使G局同志颇为不快，配合不甚得力。因而私下与笔者交谈时颇多意见。对于《合作生涯》一书的查处原委，S省局的同志却实事求是地说：“发现并查处该书，我等丝毫不敢掠他人之美，实为公安干警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我等相比则是显得迟钝多了，实感惭愧”。如此反复，G省与S省之间新闻出版管理部门以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全国“扫黄”办公室为中介，电话、文件的一来二往，光先生尚未焐热的乌纱帽再次被摘掉，又成了无官一身轻的员外之身，充分显示了G省出版局领导整顿内部，惩治违法、违规的决心，以示对光先生的薄惩。然而，这是否又意味着光先生没有了官身的束缚，以寄生于庙堂之身份游走于江湖之上更为方便，而又无所顾忌了呢?笔者不敢妄加猜测，以免有辱光副编审不甚光彩的形象，有失公允。 1997年6月12日第一稿 1997年8月14日第二稿 1997年9月15日改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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