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希姆莱与罗姆 希姆莱与戈林 希姆莱与戈焙培尔 希姆莱与里宾特洛甫 希姆莱与国防军将领 希姆莱与纳粹党领袖 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充满着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和斗争集中表现在争权夺利方面。 在这场斗争中，不是以个人功劳、能力、道德价值作为准则，而是以一个集团是否受到一位有权势的人物的一时宠爱或暂时得势为准则。 作为拥有庞大机构的党卫队，在这种争权夺势的斗争中，大打出手，不甘居人后，不仅跟其他庞大势力集团展开殊死的搏斗，而且其党卫队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充满着矛盾和斗争。这种斗争便充分体现在纳粹领袖之间。 希姆莱和罗姆的关系。 作为党卫队全国领袖的希姆莱，是由罗姆招募进纳粹队伍的。但是，随着手中权力的不断增长，他们之间的矛盾也不断加深，其缘由在于罗姆的势力和他对领袖的态度。 1934手春天，希姆莱巩固了自己的权势，将原由戈林领导的盖世太保也弄进自己手里，羽具开始丰满起来。从理论上讲，罗姆还是他的上司，党卫队还只是罗姆冲锋队的一部分。虽然罗姆无权支配党卫队，希姆莱也还是迫不及待地想摆脱他。 罗奶也是个野心勃勃的人，他恣意扩大自己的冲锋队。尽管他满脑子纳粹思想，但还是深深地印着职业军官的烙印。 罗姆一心想当国防部长，建立一支由具有政治素质的士兵组成的军队，统治这个国家。但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个职务被瓦尔纳·勃洛姆堡将军夺去了。 这引起他极大的不满，对希特勒不时地发出一些怨言。希姆莱对希特勒忠诚不贰，罗姆对领袖的不忠不敬，引起他的反感。尤其是戈林对罗姆平时有宿怨，希姆莱又跟戈林结成新的联盟，戈林一心想置罗姆于死地。希姆莱作为戈林的盟友就不能心怀二意，否则，他就无法控制秘密管家，尤其是干掉罗姆及其冲锋队，是党卫队发展自己势力不可缺少的行动。 因此，导致了后来的所谓的“长刀之夜”。消灭了罗姆及其同伙。 希姆莱和戈林的关系。 1933年1月30日， 阿道夫·希特勒入主总理府进行大组阁，帮助他取得政权的人纷纷占据了国家机器的重要职位，而希姆莱及其党卫队却连新政权的重要配角的角色也没捞到。 希姆莱冒着风风雨雨，骑着摩托车为希特勒的纳粹宣传卖命，结果，纳粹头子却把他忘到脑后去了。 令希姆莱更为恼火的是，在此期间，他在党卫队内的劲敌，远在普鲁士的地区总队长库特·达吕格却在他的靠山——普鲁士内政部长和未来的邦总理赫尔曼·戈林的支持下，爬上了政务专员的宝座。 戈林不怀好意，怂恿沽名钓誉、野心十足的达吕格反对自己名义上的领导希姆莱，并指令达吕格管辖普鲁士的风纪警察。又任命他为部务主任，甚至将他提升为警察中将。 达吕格获得这么大的权力，觉得眼下没有任何理由再从属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的疙旗下，于是，自己独立门户去了。 为了使悖逆的下属达吕格俯首听命，希姆莱将自己最得力的部下厂、党卫队旗队长莱因哈德·海徳里希派往柏林，指示他在施普里河畔建立一个情报机构，监视达吕格的行动，随时向他报告。 海德里希和已怀孕的妻子莉娜一起来到柏林，在市西郊租了一栋房子，开始了监视工作，并着手与受戈林庇荫的达吕格对话。 海德里希初次登门就吃了闭门羹。达吕格的女秘书告诉海德里希：将军不能接见旗队长，因为他已另有所属。 海德里希继续要求接触，均遭到拒绝。 戈林还气势汹汹地威胁，再在这里纠缠不休，警察就逮捕他。 由此，使希姆莱认识到，权力是不会自动送上门来的。达吕格胆敢如此嚣张，是有权力大的靠山。第三帝国远非理论家们所说的那种极权主义国家。德国国家机器从希特勒登上总理宝座那时起，就被一张等级森产、权柄相持的错综复杂的大网所覆盖。只有把阿道夫·希特勒的权力集结起来，这张网才有被突破的可能。 希姆莱为确保希特勒的安全，建立了一支“党卫队特遣队”，后改为政治预备队，执行警察的任务。 希姆莱明白，只有通过警察机器这条曲折的道路，他才有可能参与民族社会主义特权阶层的角逐。 希姆莱-举成功地插手了巴伐利亚以外的警察活动。 由于他掌握一支党纪严格的部队，一些邦的新上任的警察头子纷纷投靠了他。 希姆莱自命为政治警察司令，并决心废除民主国家行之有效的那种警察。拟将十六支不同的邦警察统一成一支真正的全国性督察，因为全国性警察是一个国家所能掌握的最强大、最有力的钳子之一。 可是，希姆莱建立全国警察的野心，碰到了一堵无法逾越的高墙，使他难以在全徳一半以上的地区插手警察工作。 普鲁士总理戈林，将自己的警察百人团摆开阵势，同希姆莱对垒。 希姆莱和戈林的野心不相上下，都想掌握第三帝国的警察机器。但戈林比希姆莱多个优越条件，那就是，普鲁土警察大权抓在他的手里，而这正是构成任何一种德国警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戈林把普台士的领导大权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他给自己搞了一支私人卫队，“取名为“特别管察部队”，并选定柏林警察总局第一处，作为自己实行统治的核心机构。这个处起着政治警察情报中心的作用。 政治刑事警察也不跟一般警察在-起办公。 他们迁出警察总署，另立新机构为“反布尔什维主义特别部门”，以后又将其改名为“秘密国家警察处”。 戈林大肆煽动他的警察和冲锋队进行一体化恐饰活动，以进攻最后一批坚持抵抗纳粹主义的人。 冲锋队这群乌合之众，非法抓人，私立公堂，引起公众不满。戈林不得不下令让秘密警察制止这种暴行。 秘密警察反外锋队的斗争愈演愈烈，希姆莱的党卫队悄悄地渗入到普鲁士戈林的地盘。 戈林不想跟党卫队拼争到底，表面上与党卫队消除了芥蒂。慕尼黑党卫队机关迁往柏林一事被希特勒制止了，但允许党卫队在施普雷河畔建立一个保安处机关。 希姆莱向戈林的警察帝国的冲击没能取得胜列，不得不跟戈林更新握手言和。 就在这时，一个反普鲁土总理的盟友主动向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伸出救援之手。1933年11月，国家改革派威廉·弗立克的中央内政部决定，各邦仅仅作为行政单位行使由柏林控制的管理权，连德国各邦的最后一点主权也必须予以取消。但国家改革中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控制警察。 过去警察的主管权完全分属德国的十六个邦，有关警察的组织、任务、职权范围，概由各邦自行掌握，中央内政部只是进行一般性监督，只是通过对各邦警察的资助略施一点影响。 但是弗立克的中央集权派，规定各邦的主权包括警察主管权全部划归中央政府。他在条款里明确规定：非经中央内政部事先批准，在德国警察内部不得颁布执勤条例，不得部署调整机构，不得提升和任命少校以上的干部。国家改革派试图实现希姆莱曾设想的剥夺纳粹党各区头目的指挥权。 但戈林抵制这项决定。 他赶在了中央集权派之前采取了行动。于1933年11月30日颁布法令，将普鲁士秘密警察定为内部行政当局的一个独立机构，把由内政部主管的有关业务工作划结警察处，隶屑普合士总理直接领导。 国家改革派的计划还没来得及以法令形式获得通过，戈林就对准它的要害给以致命的一击。 内政部长弗立克无法使戈林就范，因为他在党内没有可支配的权柄。也没讨得希特勒欢心，固因他曾向希特勒的政敌：格利戈尔·施特特赛宣誓效忠。 中央内政部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希姆莱身上。 希姆莱曾经宣称要解除纳粹党各区头目的警察控制杖。他掌握着党卫队这支党内警察，在全国许多邦都有他的政治预备队，他长期以来就鼓吹建立一支全国性的警察队伍。 中央集权派在希特勒的授意下，帮助警察中央集权派希姆莱向普鲁士分离主义分子进攻。 在中央内政部的暗中配合下，连续夺得了-个又一个邦的政治警察指挥权。 戈林始终没有屈服，他针锋相对地采取了回击的措施。他于3月9日宣布：他已接管普鲁士部警察最高领导权。 戈林再次战胜了对手。 正当他得意之际，戈林突然发觉这样斗下去是得不偿失的。拥有四百万冲锋队的罗姆，超过了弗正克和希姆莱对他的威胁。 戈林感到现在应该跟弗立克和希姆莱言和了。 戈林在政治警察方面作了无疑不利于自己的让步：虽然他尚未完全承认中央内政部的统治权，但把秘密警察督察元的位子让给了希姆莱。 从此，党卫队第一次掌握了德国警察。 希姆莱的仕途生涯从此达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希姆莱和戈林虽然缔结为盟友，但在思想意识方面还存在着分歧。 在“长刀之夜”血洗罗姆及其冲锋队时，有些人就是利用戈林和希姆莱的矛看活了下来。 例如：冲锋队地区总队长西格弗里德·卡舍，被党卫队和盖世太保迫得走投无路时，逃进戈林官邸，再三恳求戈林救他一命，戈林把他悄悄放跑。 再如：外交国务秘书冯·贝劳已被党卫队和盖世太保列入死亡名单，戈林将他的名字从死亡名单上勾掉。 大难临头的冲锋队亲王奥威，被戈林藏在自己的府邸，使他免遭-死。 希姆莱和戈培尔的关系。 希姆莱和戈培尔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反犹太人的处理方法上。戈培尔对反犹太民族的观点是：只有将犹太人消灭干净，才能解决犹太人的问题。只要还有一个犹太人活着，这个犹太人就始终与纳粹德国为敌。因此，不能对犹太人讲任何宽容和人道。而希姆莱及其助手们的方案是：将犹太入驱逐出德国，即美其名曰移民出境。不论党卫队推行原定的这种反犹太政策如何残酷，直到战争爆发时为止，它并未想到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 自从党卫队成为领袖专政的最重要的工具起，党卫队内举足轻重的人士宁愿采取一些多少有别于纳粹党的庸俗的反犹主义的对犹政策。 当时， 纳粹党内反犹太大义分为三个派别。一是民族运动派，这-派人主张限制犹大人在政治相文化方面的影响，但允许他们在经济方面合作共事，几个不加任何限制；另两派是患神经官能症的反犹太主义者，代表人是戈培尔和尤利乌斯·施特莱彻。 从1935年起，戈培尔主管反犹工作。他曾声言：“我们再也不想要犹太人了：“但一年以后，反犹工作又由戈林主持。戈林属于民族运动反犹派，对犹太入被完全驱逐经济领域表现犹豫。 但党卫队采取他们认为唯一合理的长期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措施：把所有犹太人移民出境。保安处计划将五十万零三干名德国犹太人迁往巴勒斯坦。 党卫队的计划和行动，遭到身为中央宣传部长的戈培尔的强烈反对。长期以来，他就在等待机会，想重新将反犹工作抓到手。 他的宣传机器已做好掀起一次反犹新浪潮的准备。 此时，德国和波兰两国敌视犹太人的领导者之间进行着一场极其隐蔽的反犹斗争， 结戈培尔提供可乘之机。1938年10月6日，波兰政府公布一项法令：凡持波兰护照者，如不在本月底前办理好波兰发结的特别签证手续，其波兰护照一律作废。德国外支部立即看出波兰政府的目的，是想把众多的波兰籍犹太人推给德国。 德国自有对付的办法。 10月28口，保安警察处长海德里希下令逮捕了一万七干多名波兰犹太人，用闷罐车将他们拉到徳波边境。当天夜里和次日清晨，弟三帝国首批大规模武装押送出境的受害犹太人被赶出了边境，站在波兰边防部队的枪口前。 处在德波两国警察之间的汉诺威裁缝师傅格林斯潘处于绝望的境地。在法国巴黎， 十七岁的赫舍尔·格林斯潘听到父亲的噩耗，于11月7日，买了一支手枪，用五颗子弹打死了德国大使馆三等秘书恩斯特·冯·拉特。 一个犹太人刺杀-名德国外交官员， 正是戈培尔求之不得的事情。他的宣传机器立刻开动起来。 11月8口，《人民观察家报》气势汹汹地说：“很清楚，德国人民必将从这个新的事实中引出自己的结论。”挑动徳国人反对犹太民族。这些戈培尔的代言人亲自去幕尼黑，煽动参加过“十一月政变”的老战士采取血腥暴行。 当徳国外交官因伤致死的消息传到柏林后，戈培尔立即向希特勒建议对犹太人采取最后解决办法。此后在全国发生了砸犹太商店、捣毁住宅等一系列暴行。 希特勒还明确规定：党卫队不得阻止。 希姆莱对戈培尔发起的反犹高潮感到极大的不满。 闻悉这次行动，戈林曾赶往总理府要求希特勒立即下令制止这次行动。希姆莱再次向戈培尔提出抗议，并要求他下台。他说：“这是不负责任的反犹暴行，使德国在国外蒙受了无法估计的损失。” 希特勒袒护了戈培尔。 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为戈培尔解了围。说这谈不上什么有损徳国外交政策利益。 希姆莱只好无可奈何地罢休了。 希姆莱和里宾特洛甫的关系。 希姆莱和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曾经是很要好的明友，但因保安处秘书保护罗马尼亚铁卫队叛乱分子而闹翻了脸。 里宾特洛甫闻悉党卫队保安处在罗马尼亚的特别行动，立即向希特勒说保安处的坏话，煽起希特勒对党卫队的不满。并派一名公使去市加勒斯特，把呆在罗马尼亚的属于公使馆成员的保安处领袖撤了职，召回德国。 这个保安处的头子一回到德国，立即被捕，他在秘密警察那里被关了好几个月。 保安处的名声扫地，里宾特洛甫大胆地对驻外大使馆的警务随员们进行纪律整顿。并于1941年4月和6月，给德国中央保安局头子海德里希连续写了三封情，措辞强烈地提出：由于保安处不断侵犯外交领域，两个部门需要确立-种新的工作关系。 外交部长声明废除1939年10月26日的协议。这个协议是，外交部同意保安处利用德国驻外大使馆以掩护它在国外的工作，给保安处派在各国的情报网头子以外交人员的地位，名义为警务随员。另一面，保安处保证不干预外交政策问题。他援引希特勒关于德国驻外机构的一切行动均受驻在国使团团长领导，并提出警务随员也只能通过使团团长进行其职务上的交往。 希姆莱做了让步，于1941年8月9日，和里宾特洛甫达成一项新的协议：警务随员和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全部文件往来，必须经使团团长过目，此外，保安处不得对驻在国的内政进行任何干预。 尽管保安处一直严守这项决议，但里宾特洛甫还是不时地向希姆莱提出要注意尊重外交部长的外交特权。 有一次，希姆莱应意大利外长的邀请，要出国旅行。这时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告诉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国旅行必须及时向外交部提出书面申请报告。”言外之意，你没提出书面申请报告，就不能随便出国。希姆莱把意大列之行的目的详细地说了一遍。里宾特洛甫装腔作势地说：“待我向领袖汇报后，再决定你是否可以外出旅行。”接着，他不无挪揄地说：“倘使你以为根据你在德国国内拥有的职权，进而也有特权在国外采取这样或那样的特别行动的话，那么，我可以肯定，我这方面决不会承认这种事关德国外交政策的国外权力要求。” 因为党卫队在东南欧有广泛的联系，里宾特洛甫就在这个地区设置了一道遏制党卫队插手外交事务的栅栏。1941年夏天，里宾特洛甫将驻巴尔干地区的大使和公使职位全部安插上冲锋队领袖。这些人，都是“长刀之夜”的幸存者，他们没有忘记自己差一点儿死在党卫队的手里。 里宾特洛甫划定了一条界线，不让希姆莱再越雷池一步。这位部长指示来外交部任职的党卫队员，从现在起，只能是他的人，而不能是希姆莱的人。 随着战争岁月的迅速推移，外交作用越来越小，他们的矛盾也就慢慢消失了。 希姆莱同国防军将领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希姆莱将武装党卫队派到了前线。这支缺乏正规训练的部队，引起陆军将领们的蔑视。 陆军将领们认为武装党卫队是一支激进的部队，又是军中的督军。武装党卫队员一个个残酷无情，他们在战场上根本不知道抓俘虏，而是干净彻底地消灭每一个敌人。 希姆莱把武装党卫队建成纳粹政权的一支警卫部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虽然取得一些胜利， 但在作战部队将军们的眼里，只不过是-群政治狂热分子组成的歹徒军队。 国防军的将领们本来是可以纠正武装党卫队的越轨行为的，但是他们都保持沉默。陆军元帅艾伯特·凯塞林认为建立武装党卫队是“一个性倍执拗的孩子搞出的儿戏”。齐格菲·维斯特法尔将军认为，“武装党卫队挖走了陆军员重要的后备力量和新兵”。 武装党卫队跟国防军的士兵经常进行殴斗，高声辱骂国防军士兵。并未经国防军同意擅自征集有兵役义务的人，引起陆军将领们的不满。希姆莱表面上不得不向陆军将领们保证：“我不可能容忍他们一再任意胡闹！” 将军们从来没把武装党卫队看在眼里，但他们担心，希姆莱已经控制了政权的警察机构，他手中掌握的武装党卫队短时期内将对国防军的存在形成致命的威胁。武装党卫队和国防军之间的任何一次殴斗、在党卫队俱乐部里对反纳粹陆军总司令冯·弗立契的任何一次辱骂、陆军和党卫队共同使用的部队演习场上发生的任何一次意外事件，在弗立契将军的眼里都是一种危险。他认为，有朝一日，可能会把军队的垄断地位和作为国家唯一的武器携带者的特权让给武装党卫队。 弗立契和陆军的将军们极力向希特勒施加压力，说什么“武装党卫队与陆军的关系非常冷淡，甚至对抗”。使希特勒不得不暂时限制武装党卫队进行任何扩大，甚至不完全承认它是军事战斗部队。武装党卫队眼睁睁地看着自已被国防军紧紧地捆住了手脚。陆军有权对武装党卫队进行监督。 希特勒还考虑是否将武装党卫队置于陆军管辖之下，或干脆解散，将其成员分配到国防军各部队中去。 就在这关键时刻，武装党卫队的对手——陆军总司令冯·弗立契和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下了台，希特勒掌握了国防军的领导权，这场矛盾冲突才算告一段落。 但是，这种矛盾又渐渐转向党卫队的内部。 希特勒曾在一项公告中说：“武装党卫队既不是武装部队的一部分，也不是警察的一部分。它是受我专门支配的常备武装部队。作为这样一支部队和纳粹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世界观上和政治上应按照由我为纳粹党和党卫队所确定的路线，通过党卫队全国领袖来选定。” 但是， 武装党卫队不愿再承认自己曾经是-支党的军队的成员。旅队长豪塞尔这个老脾的职业军人，根本没把希特勒的指令看成一回事。 希姆莱渐渐感觉到，武装党卫队的军官们与他出现裂痕。尽管希姆莱同意加入武装党卫队等同于服兵役，但武装党卫队的高级军官们在外表上仍然模仿国防军——他们不穿党卫队的黑色制服而穿陆军的灰色制服，以及佩带国防军的肩章和袖口的条纹。 当武装党卫队领袖甚至想按军队的建制概念实行军阶时，希姆莱马上予以否决，他不能同意将自己惨淡经营起来的武装党卫队拱手送给别人。 希姆莱预感到武装党卫队高级军官醉心于传统职街一事，隐藏着叛逆的危险。于是， 他采取了-项措施：武装党卫队的领袖必须定期去其他非军事性质的党卫队去执勤；以锻炼世界观和培养出一种集团精神，使武装党卫队成员跟集中营看守人员和保安处调研人员具有同样的政治水平。 希姆莱的这个举措受到武装党卫队军官的抵制，没能付诸实施。 希姆莱一直把武装党卫队看作是干预内政的权威工具，用它来保卫政权和牵制不可靠的武装部队。如果出现军事政变的危险，武装党卫队的任务就是同警察部队和普通党卫队联合起来，镇压政变。 但是，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打破了武装党卫队的政治计划。希特勒的冒险政策，驱使武装党卫队奔赴战场，使它成了军事战斗部队。 希姆莱虽然满腹不快，但也无可奈何。 希姆莱同纳粹党领袖的关系。 希姆莱同党的官僚政客从未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多数党阀和贪生怕死的鲁莽汉，都是满脑子的当官思想和充满穿金线制服的虚荣心，他们对希姆莱侈谈道德的迂腐及所搞的集团和对日尔曼人的崇拜，都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尽管他拥有庞大的党卫队和警察机器，但对党来说他永远是局外人。 希姆莱惧怕党的干部，不得而知不一再下达书面命令，叫保安处永远不要侦察党的干部和永远不要干预党的问题。 《黑色团》登载了一篇短评。这个短评是该报编辑米歇尔·穆姆撰写的。他用极其刻薄的语言挖苦一位党的地方组织领导人的一则愚蠢的出生通告，招来了全国妇女领袖格特鲁徳·朔尔茨·克林克的严厉抨击，纳粹党书记全国领袖鲍曼也为之震怒。希姆莱胆战心惊。立刻书面批示：“党卫队全国领袖希望《黑色团》上不要再发表米歇尔·穆姆的作品，因为它很容易招来怨言。” 1941年5月2日，希姆莱在给编辑部的一封信中写到：“我们之所以受到指责和抨击，原因是这份过去很有威信的报纸，降低到现在现在这种厨娘和使女的水平了。请你们务必收起这种无聊的小聪明，显然除开主笔先生以外，它们不会引起任何人的兴趣，因为主笔先生们大概想借此表达某种内心深处的需要！” 希姆莱一心想跟党的总管鲍曼搞好关系，他采取了各种各样不顾廉耻的手段。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希姆莱和鲍曼的关系却是从一幢号称“雪角领地私邸”的住宅开始得到改善的。 希姆莱想为情妇波特哈斯特买一幢住宅，鲍曼帮助希姆莱搞到一所住宅。希姆莱的新住宅与鲍曼的家相距不远。这所住宅也就成了联系两位太大的纽带。进而又发展成沟通希姆莱与鲍曼之间芥蒂的媒介，使希姆莱和鲍曼之间暂时缔结了联盟。希姆莱的情妇波特哈斯特，也与住在附近的鲍曼的妻子格尔达交上了朋友。 像两位太大一样，希姆莱和鲍曼也打得火热，这一切应归功于鲍曼的太大格尔达。格尔达曾对鲍曼说：“我简直不能想象会出什么事情。如果你和希姆莱不事事操心的话，领袖决不能事事过问。因此你们俩要好好相处，多多注意。” 鲍曼是个很听老婆活的男人，他听信老婆的话，跟希姆莱诚挚相处。凡遇到希姆莱垂头丧气时，他就给希姆莱鼓劲。 两个人到了推心置腹、无话不说的程度。有时，希姆莱擅自批评希特勒，鲍曼就善意地批评希姆莱不该对领袖持怀疑态度。有一次，希姆莱在鲍曼面前诉苦说：“我一片好心给领袖源源不断地建立新的师，领袖却对我如此不公平。”鲍曼安慰他：“领袖心里会有数的。”随后又警告希姆莱：“说话要有分寸，对希特勒的批评不能过头。” 事后，格尔达听鲍曼说：“希姆莱对领袖那种冷冰冰的批评是令人很不高兴的。不论希特勒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领袖毕竟是领袖。没有他能有我们吗？” 格尔达也埋怨道：“这个希姆莱，赶明个儿我得让波特哈斯特说说他！” 希姆莱从此偃旗息鼓。可是新当上国内保安处长的奥托·奥尔道夫一这个听命于他、屠杀了七万犹太人的罪魁祸首，却给希姆莱捅了个大漏子。战争越是无情地转变得对它的发动者不利，由奥尔道夫领导的保安处的报告就越是流露出悲观主义的情调。党和戈培尔的宣传工作，越来越深地陷入保安处报告员们的批评火力网。 党阀们怒不可遏。他们并非是因受到保安处的批评而恼火，生气的是保安处把坐探派到他们的身边，监视他们的行动。这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 党阀们向被揭露出来的保安处派在党内的坐探明确指出：要么选择纳粹党，要么选择党卫队。二者必居其一，否则滚蛋！ 全国党务书记官鲍曼也在1943年2月2日向希姆莱发出警告：“我在不久前已提请您注意，不少纳璀党区领袖感到，保安处以监视政治领导人和监视党的工作作为自己的任务。我认为当务之急是，立即向各纳粹党区领袖就此事做出澄清。” 希姆莱在措词严厉的书信面前不得不做出让步。 1943年3月18日，他给鲍曼写了一封信，保证保安处“像过去一样遵守不插手党的内部活动的严格命令。”鲍曼对希姆莱的书面保证表示满意。何况他也知道，希姆莱最不喜欢的党卫队领袖，莫过于知识分子奥尔道夫了。 希姆莱确实不喜欢奥尔道夫，他办的《全国简报》经常被希姆莱退回原处。希姆莱不能允许奥尔道夫将悲观情绪印在简报上，即使那上面说的都是真话，也决不允许。 希姆莱的退却，首先暴露出这个平素被极权主义统一的外表所掩盖的集团内部的虚弱。党卫队不敢同党决斗，因为党卫队领袖们对党卫队的真正利益究竟是什么，从未取得过一致意见。 在希姆莱权势日渐增长的时候，鲍曼以炽热的嫉妒心密切注视着希姆莱跨出的每-步。 这位希特勒的幕僚，不能容许党卫队头子的权力超越他全国党务书记官的权力。 希姆莱跟鲍曼曾因争夺国内保安处的大权，伤了和气。鲍曼一心想置他于死地而后快。他决不允许希姆莱这个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触犯党的统治地位。 鲍曼稿起了一支由党直接控制的人民冲锋队，从而削弱了希姆莱的权力。同时，鲍曼还怂恿戈培尔跟他一起反对党卫队头子希姆莱。戈培尔原想跟希姆莱合作，让希姆莱抓军队，他抓民兵。但当他看到鲍曼的人民冲锋队的实力后，也站到鲍曼一边，这对希姆莱是个沉重打击，他们侵犯了补充军总司令希姆莱的职权。 不过，鲍曼仍然畏惧希姆莱的权力，只要他依然出入领袖大本营，就对自己十分不利。 他苦思苦想，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个把希姆莱从希特勒身边排挤出去的万全之策。在此后的接触中，鲍曼严密注视希姆莱的一举一动，伺机实施这一计划。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