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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性逮捕 保安警察——警察中的督察 风纪警察头子达吕格坐第三把交椅党卫队保安处重新倔起 党卫队机关报——《黑色团》德国中央保安总局 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７日，普鲁士邦刑事警察处的发报机向全国各地刑事警察机构发出“逮捕犯罪分子”的电文命令。 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刑事警察中央接到命令，立即指示各地刑事警察机构，迅速将本地区内的所有违法分子，即刑事警察认为的职业犯罪分于、惯犯和一贯危害风化并逍遥法外者，列出名单上报。 ３月９日，全国各地在同一时间进行大搜捕，约两干名被捕者被关进萨克豪森、萨克森堡、利希滕堡和达聚集中营。 这种预防性逮捕犯人的事件，表明了海德里希在第三帝国的巨大权力。他剥夺了正常的司法程序，想什么时候抓人就什么时候抓人，想抓什么人就抓什么人。 在行政法学家的理论中，“保安警察”这四个字的内涵是指整个警察。它可分为两类，即行政警察（如交通警察或工商警察）和各种执行警察（如刑事警察、治安警察、政治警察和宪兵）。而现在，在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手上，“保安警察”的含义完全改变了。他们把执行警察中的政治警察和刑事警察合并成一种新的保安警察（ＳＩＰＯ），把他置于海德里希的领导下，而将执行警察的余下部分和行政警察交给他在党卫队的竞争者库特·达吕格，合并成新的风纪警察（ＯＲＰＯ）。这两个警察总处归党卫队全国领袖兼德国警察总监希姆莱领导，并构成中央内政部的一个司。 但是保安警察总处由于警察法的限制，不便于发布逮捕令或进行审讯，因此它必须依靠已有的两个警察行政机关，即秘密警察处（ＧＥＳＴＡＰＡ）——普鲁士秘密警察的最高中央机构和普鲁士邦刑事警察处，它控制着各邦的刑事警察，并于１９３７年７月正式取名为中央刑事警察处（ＲＫＰＡ），成为最高中央机机构，全国刑事警察行政上均属于它领导。 海德里希将以上的两个处纳入保安警察总处，只把秘密警察第一处（行政和法律）分了出去，成为中央内政部的机构。保安警察总处下设四个处，它们是： 行政和法律处：处长是党卫队区队长瓦尔纳·贝斯特博士，地点设在菩提树下大街７２—７４号中央内政部。 政治警察处：处长是党卫队旗队长海德里希·缪勒，地点设在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８号秘密警察处。 谍报警察处：处长是党卫队区队长瓦尔纳·贝斯特博士，地点设在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８号秘密警察处。 刑事警察处：处长是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阿图尔·奈比，地点设在韦尔德尔市场５—６号中央刑事警察处。 保安警察总处的成立，使一股前所未有的巨大势力纠集起来，它迅速地控制和渗透到国家各个领域，并逐渐变成了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受任何约束的独立王国。保安警察头子海德里希实际上可以随心所欲地摆布德国人民的命运。保安留察的所作所为就是法律。可以说，从保安警察总处这个怪胎降生那天起，德国仅存的那么一点法律就消失殆尽了。 在德国——这座阿道夫·希特勒专制下的莽莽权力丛林中，海德里希的统治是不完整的，他虽然可以发布监护拘留令，但没有掌管集中营。对此，他不能甘心。他多次向主子希姆莱建议把集中营交给他来管理。于是，继１９３６年２月１０日的秘密警察法之后，又产生了一些条例，它包括由秘密警察负责管理集中营的条例。但希姆莱对这位能干的副手既赏识又心怀戒心，并不肯真正把集中营交给这位保安警察头子。为了防止海德里希的权力膨胀，希姆莱抬出了西奥多·艾克这个达豪集中营的长官。 希姆莱对艾克有过救命之思。当艾克被自己的死敌纳粹党区领袖贝克尔以“对公众有危险的精神病患者”关进精神病院后，是希姆莱解救了他。从此，他便成了全国领袖的马前卒。艾克是个心狠手辣的纳粹分子，他曾对奥斯威辛集中营长官霍斯宣称：对国家敌人的任何怜悯都是和一个党卫队员称号不相称的。心慈手软的人没资格待在他的队伍里，最好趁早到修道院去。他只能要那些对帝国的敌人毫不留情的人，骷髅标志不是白戴的。希姆莱对此大加赞赏， 这样的心腹是可以信赖的。１９３４年６月末，希姆莱委任这个杀害罗姆的凶手艾克为全部集中营的总头子。从１９３６年起，这个部队号称骷髅队（ＴＶ）。此外，艾克还兼任集中营督察员。 艾克像一面大墙挡住了海德里希扩张权力的道路。他必须找出更好的办法来对付艾克。１９３７年是囚徒人数最少的一年，已合并的四个（达豪、萨克森豪森、布痕瓦尔德和利希滕堡）集中营中只有一万余名囚徒，而看守的骷髅队员却有四千八百三十三名，几乎是一个人看两个人。看守越多，囚徒所遭受的虐待和杀害越多。消息传出，引起了社会上有良知的人的反对。 这是一个绝妙的反击机会。海德里希这个残暴的、一点也不比艾克逊色的“布拉格屠夫”开始道貌岸然地反对残暴了。 海德里希派人严密监视集中营，在营内设立了政治部，开始干预集中营事务。政治部的成员那是秘密警察或刑事警察官员，他们负责审讯囚徒，记下营里发生的所有事件和保管囚徒档案。秘密警察成了集中营中的国中之国。 艾克对海德里希的插手大为紧张，他写信给希姆莱说：“秘密警察处里谣言四起，说我所领导的党卫队骷髅队将于１９３６年秋改为由党卫队大区总队领导。”他还听到秘密警察处党卫队旗队长贝斯特博士在某地声称：“集中营的情况一片混乱，现在应该把集中营重新交给秘密警察领导了。” 艾克疑虑重重地注视着海德里希和他的保安处的活动。为了不给人以新的口实，他一反常态地下令禁止虐待囚徒。他解释说：“尽管我作为民族社会主义者完全理解这种做法，但我不能容忍这种态度，因为我们犯不着为这些事让中央内政部说我们对付囚徒无能。我们要为我们的声誉和我们的生存权利进行新的搏斗。”他还不厌其烦地提醒部下，要百倍提防自己队伍中的敌人。 这种暂停对囚徒的虐待不过是艾克用来对付海德里希的权宜之计罢了。囚徒们一迈进这座人间地狱，便会听到“别去想你们的老婆、儿女和家庭了！你们将象狗一佯死在这里！”的吼叫。囚徒们的命运决不会因为党徒们的争斗而有丝毫改变。 艾克的担忧是不必要的。希姆荣的本意并不想把集中营交给这位权力过分膨胀的保安处长。他把艾克推到前沿，恰好同海德里希形成势力均衡，消磨他的精力，遏制他的发展。这正是他这位政客的高明之处。 在官察内部，海德里希的权力扩张，也遭到了风纪督察处长达吕格的反对。为了缓和矛盾，笼络人心，海德里希帮助这位警察将军坐到了最高警察系统的第三把交椅上。 达吕格是个软弱的人，他不愿也不敢公开和海德里希这个政敌宣战。他有他的优势──掌握一支十万人的风纪警察部队，他们不同于党卫队。在他及他的同僚的强烈反对下，海德里希只把十五万人中的三分之一编入党卫队。他们不甘心最终成为保安警察的工具和跑腿。 在纳粹组织林立的德国，种种权力机构的权限和势力范围是相当模糊的。野心家和权欲狂们常常以各种借口来扩大自己的统辖范围。比如，刑事警察的上层机构虽然和秘密警察合并成了保安营察，但在中下层仍保留原有的行政管理状态，也就是各邦的刑事警察机构在业务上接受奈比的中央刑事警察处的指令，这样它们就成了保安警察机构。可另一方面，它们在组织上又属于国家警察行政管理处，领导人是各地警察局长，而这些局长们又归风纪警察总处领导如此说来，刑事警察机构又间接地成了风纪警察机构。 这种机构的混乱和权力的交错加剧了保安警察和风纪警察的矛盾和斗争。海德里希向达吕格提出瓜分警察总局权力的建议，他写信给达吕格说：“警察总局的一分为二意味着彻底实行中央领导权的一分为二。警察总局是你的机关，也是我的机关。”达吕格明白海德里希的权力均分的动机和目的是最终摄取全部权力，因此不予理睬。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在征得希姆莱的同意后，海德里希任命了一批保安警察督察员（ＩＤＳ），他们在各防区的任务是迫使刑事警察和秘密警察的中下层也联合起来。这一招对达吕格来说是掘根挖墙角儿。警察局长们的头上竟然有了两个主子，使他们一时无所适从。权衡利弊后，他们大多数投向权势日增的保安处督察员的怀中。 长期以来，刑事警察和秘密警察之间相互妒嫉，缺少合作。奈比的刑事警察从海德里希那里得到“从严打击犯罪活动，不受公众和法律约束”的权力。秘密警察缪勒则抱怨说：‘这一行（指秘密警察）在公众中很少会引起好感，相反，它会受到公众多方面的直接敌视。”刑事警察则不同：“在公众舆论中得到充分理解和肯定。” 对于如同左右手的两个中央刑事部门的内讧，海德里希是一视同仁的。他重视刑事警察又不得不依赖秘密警察，他要依靠他们来监视八千万国民中每一点可疑的迹象，尽管他认为这是远远不够的。 海德里希决定开辟第二战线，启用他同样担任一把手的名不见经传的党卫队保安处。促使他作出这样的决定的原因完全归结为一个偶发事件。 这件事就是巴伐利亚巨骗案。 帮派头于埃米尔·特劳戈特·丹荣森是系尼黑的一个前工厂主，他是一个政治上好出风头的人。他曾参与过血洗冲锋队和暗害罗姆的阴谋。罗姆死后，他这个功臣巴望着能得到奖赏和提升，然而他一无所获。他万分恼火，没有比这被白白利用更为可怜的了。他决计报复。 他纠集了一批同他一样“怀才不遇、有功不禄”的党员，建立起一个情报组织，目的是将其成员安插到有利可图的岗位上去。领导人丹蔡森打出了“党卫队保安处”的旗号。对此，他非常有把握，德国的任何机关都不会对这个组织发生怀疑，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丹蔡林如愿以偿。许多人都努力靠近这个冒牌的保安处，并为之效力。不长时间内，丹蔡森就有了六十九名工作人员，他们的活动范围可以从党卫队南德地区总队本部、慕尼黑警察局政治部，一直延续到褐色大厦，一批公务员和警官热心为他们提供情报。在巴伐利亚邦等各个劳动局里，丹蔡森也埋下了耳目。 邦劳动局的汉斯·卡伦巴赫是丹蔡森的热心合作者。他打着受党的委托给全国的老纳粹党员安排工作的旗号，吸引了很多有所求的人围在他的屁股后面转。周围的人对卡伦巴赫的身份毫不怀疑。 直到丹蔡森用攀握的内部材料，向纳粹的高级干部进行讹诈时，秘密警察才发现他们的真面貌。甚至这时，还有许多人认为是秘密警察搞错了。 这件事对海德里希震动很大。在他自以为如此严密的监视和控制系统的眼皮底下，竞发生了这件长达三年、并骗过很多人的大案，不能不说是个巨大讽刺。他看到，单纯依靠秘密警察堵塞不了类似的漏洞，现在该是利用党卫队保安处（ＳＤ）的时候了。 “党卫队全国领袖保安处”起初只有一百名处级机关的和一百名名誉领袖的工作人员，它从未有过什么显赫的功绩，希姆莱也很少利用它做什么事情，甚至连党卫队队员也不知这个保安处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事实上，在希特勒夺取政权的头几年中，保安处就是一个受中央指挥的情报机关。它的成员是一帮精干的青年领袖，建立了一个组织严密的监视和观察系统。这个谍报机构的幕后操纵者可以假借党领导委托之名，调查和揭发党内的反对者。１９３４年６月，鲁道夫·赫斯曾宣布它是纳粹党的唯一情报机构。 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加入保安处是有着很深的社会基础的。他们中间大都是１９００年到１９１２年间出生的青年人，深受德国青年运动中民族运动派的影响。当资产阶级社会的解体和“凡尔赛和约”给他们造成创伤后，他们便产生了“唯有严格的纪律和个人牺牲精神才能恢复旧有的强国地位”的信念。这种盲目的爱国热情实则是社会沙文主义，也是最易接受纳粹主义和个人独裁的温床。 他们成了法学机能主义者。对法律条文和国家权威抱有极高的希望。他们把重整德国的经济同犹太人联系起来。他们期望着第三帝国再振雄威。 然而，现实让他们大失所望。那些在第三帝国的建立中获得巨大好处的达官显贵们争权夺利，贪污腐败，另立山头，互相倾轧成风，国家的权力受到挑战，领袖的尊严受到侵害，这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 于愤怒和苦闷中，他们听到有保安处这样一个以揭露国家弊端和国王错误为己任的组织，如同久旱降甘霖，况且这个组织的后面还站着一个前途无量的人物——海因里希·希姆莱。保安处是希望，是救星。 法学家奥伦道夫反对党内的国家社会主义一一集体主义思潮，言辞异常激烈，以致被带进秘密警察的审讯室。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的心理有些动摇，我再也没有过去那种为我们民族社会主义奋斗的无忧无虑的坚定信念了。”绝望之中，他的朋友耶森提醒他不妨去找一找在柏林威廉街１０２号保安总处担任一个中央部门领导人的赫恩教授，听说那里有一个经济助理的空缺。奥伦道夫去了。他做梦也没有科到赫恩告诉他，保安处正缺少他这样的人才，他被录用了。 在奥伦道夫之后，黑森党卫队领袖贝斯特博士、萨克森律师梅尔霍恩博士、海德里希的老朋友威廉港法学家贝伦茨博士都相继加入保安处。而后，朋友相互介绍，老师介绍学生，学生介绍老师，上级介绍下级……滚雪球似的相约加入保安处。一支由高智商、高文化的知识分子组成的队伍形成了保安处的核心力量。 海德里希和贝斯特之间最初发生过分歧。在任命秘密警察各级人选时，海德里希要派听话的、不拘泥任何条文规定的非法学家担任主管，而贝斯特则提出只能安排法学家的意见。这预示着一场冲突。 １９３５年初，海德里希独出心裁地将保安处一分为二，即党的机构的保安处和情报机构的保安处。前者吸收所有的保安警察参加，它的目标是将整个保安警察并入党卫队，后者则是“灵活的工具，人民身躯上的、一切敌对集团内的、一切生活领城内的触觉和感觉器官”。（施伦堡语） 这种抽条的做法，使保安处又从质的方面向纯情报机构迈进了一步。 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往往故弄玄虚，不必要地人为神秘化。他们或在数字或在字母上及代号上大做文章，所有各处，中央和主管部门、科组的名称，均以数字代替。保安总处的三个处用罗马数字表示：Ｉ＝组织处；ＩＩ＝镇反处，ＩＩＩ＝国外处。各处的下属机构剧相应地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如Ｉ１为中央组织和督察科；Ｉ２为组织任务主管科；Ｉ３为“人事任免科，以此类推。 最重要的中央和主管科，大都由大学毕业的学者和博士们担任领导。工学士威廉·阿尔贝特博士领导中央“组织”科，法学家和国民经济学家赫伯特·悔尔霍恩博士领导“勤务督察”主管科，教授弗朗兹·西克斯士领导中央“世界观镇反”科，教授赖因哈德·赫思傅士领导“生活领域调研”科，党卫队区队长海因茨·约斯特领导中央“反谍情报”科。 这个情报总部的网络直通保安处七个大区（ＯＡ）的本部。各大区的情报网又划分为二至三个分区（ＶＡ），分区情报网再各自伸向一个县或一个大城市的保安处外勤站。外勤站是保安处的最基层单位。外勤站设站长，他下面又有一至几名情报员，每名情报员又有自己的眼线。情报员的条件似是而非，凡“具备必要的常识、且能逻辑地和客观地思考”的人都可以成为情报员。在这支情报员大军中，有工人、农民、学生、艺术家、医生、教师、商人等等，成分相当庞杂。他们当中只有少数人是纳粹党员和党卫队队员。一句话，保安处利用了一切愿意向他们提供情报的人，甚至连政敌也不排除在外。 情报员象原于核爆裂一样，散布在德国的各行各业，每个角落里，各种情报，有价值的和无价值的，像潮水般涌来。德国除少数几个人外的所有人的言论和行动都收入保安处的耳目。 保安处的监视网一年比一年细密，到１９３７年时，它已拥有三干名总处一级工作人员和一支不暴露身份的情报员大军。如果某一位公民说了一句或几句被认为是危害帝国的话，而被突然抓走，那么他的身边就一定有情报员，他可能是受害于熟人、朋友，甚至是亲人。保安处开动它的情报机器，密探们到处刺探人民群众思想上的一切棱角，不放过任何机会去捕捉同胞心房里的杂音。德国人不论走到哪里，身后都会有保安处的影子跟随。德国肌体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溶进保安处的毒素。 威廉街大楼昼夜不停地发出命令，无线电波在上空传送，电话铃声不断。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５日，莱茵大区保安处通知科布伦次： 最近的多次报告和情报一再提到，特别法庭的判决在居民中遭到强烈的抨击。请详细研究，特别法庭的判决是否确实以及在哪些方面……遭到非议……盼尽快复命，谢谢。 １９３６年５月２７日，西南大区保安处报告保安总处： 对法院在种族凌辱各案中的裁决无法理……总而言之，可以证明，上述案件中没有一件那怕是比较充分地使用了法律的可能性。直到今日还未正式宣判处以极刑，尽管根据案情是完全可以宣判的。 保安处第０３７号形势报告 民族社会主义在这一地区（科隆）受到天主教的攻击，情况严重……攻击希特勒音年团员（例如在奥利瓦、科隆），撕毁希特勒音年团标语（如在奥格斯堡、阿尔滕霍芬）。针对希特勒青年团的宣传……辱骂和动武挑衅。 每当强奸民意的选举临近之际，保安处就倾巢出动。他们要查出那些在投票时投反对票的人。方法是给那些较认为可能投反对票的人单独准备选票。选票上用不带色带的打字机打上号码，同时在选民登记表上相应的姓名后面分别注上这些号码。这样，只需涂上脱脂牛奶就可显现出投废票或反对票人的姓名和号码。 保安处还不遗余力地尽可能证实那些欲加之罪的人系犹大人血统，以便天经地义地绳之以法。 保安处以意识形态纯洁性的保卫者自居，它的性质，党卫队全国领袖、警察总监解释得十分明了，即“党卫队保安处是党的，说到底也是国家的大型世界观情报组织……保安处关心的是世界观的大问题。” 这种说法尽管淮确，但包含着文过饰非和自我标榜的成分，更简单的说法只有五个字：镇压反对者。 保安处既然是“大型世界观情报组织”，自然离不开意识形态。它没有忽视舆论宣传的作用，很快，便和冈特·达阿尔克文的《黑色团》周报勾结起来。 羊毛商的儿子达阿尔克文是希特勒育年团开创时期的领袖之一。1934年初，担任柏林《进攻报》的主编。创刊前，这个对帝国无限忠诚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在草拟编辑方针时，竞天真地提出“如果不希望国家毁于动脉硬化症的话，必须有一个建设性的反对党。”这种观点显然同纳粹党的独裁格格不入。他维护帝国根本利益的动机被视为狂妄，因此，他只当了几天未出一份报纸的主编便卷起了铺盖。 几个月后，达阿尔克文在一列火车上同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局长维特耶相识。他们是同去西里西亚参加一次边境地区党卫队领袖碰头会议的。他们在餐桌上边吃边谈，达阿尔克文向维特耶讲述了自己丢掉主编位置的经过，情绪十分沮丧。维特邵安慰他说：“我去找海因里希谈谈，现在连冲锋队和每个草本植物协会都有报纸了，党卫队干嘛不也办它一份呢？” 当维特耶不食其言地去找希姆莱时，早有另一个所见略同者劝说希姆莱批准了相同的方案，并且亲自为报纸定名为《黑色团》。维特耶的推荐使全国领袖知道了达阿尔克文这个人，并委托他担任党卫队自办报纸的总主笔。 １９３５年３月６日，社址设在柏林齐默尔街８８号的“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卫队报、党卫队全国领导机关报”创刊了。 《黑色团》似乎体现了“新闻自由”的原则。它仇恨教会和犹太人，对他们大肆笔伐，它攻击资产阶级和公务人员，气急败坏地咒骂不愿与纳粹同流合污的人毫无羞耻之心。同时，报上还偶尔刊登一些更对党阀、反对腐败的文章。它劝告自己的警察，使用国家敌人一词应相加慎重。因为“树敌过多，害多利少。” 由于《黑色团》报的激进性和欺骗性，它曾一度被称作“唯一的反对派报纸”因而发行量大增。到了１９３５年底时，这份每周出三期，由开始的十六版增加到后来的二十四版的报纸，发信量达十八万九干三百一十七份，１９３７年增为五十万份，战争期间又增至七十五万份。 作为普通群众的读者，他们对报纸敢于披露和批判一些社会现象感到解气，但往往忽视其诋毁犹太人和教会的一面，作为“有识之士”的读者也对报纸寄予信任，因为它有远见地考虑到第三帝国的现状，对那些弊端的抨击拾恰符合德国的根本利益，它的纳粹性质没有因此得到削弱反而加强了。 海德里希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要把有广泛影响的《黑色团》纳入自己的监视系统，并控制它。它不单单是控制人们思想的喉舌，而且也是反映公民生活和思想动态的情报来源。做法虽有些不同，但却与殊途同归的海德里希和达阿尔克文二人一拍即合。保安处给《黑色团》打字机、印刷设备和提供新闻消息，总主笔则负责将读者来信摘抄送至威廉大街１０２号。他们专门印制了双方来往信件的表格。表格上有这样的话：“谨将我们读者的一封信附寄给你们，请签注意见或阅后赐还。麻烦之处，谨致谢意。希特勒万岁！” １９３８年６月７日，一个名叫保罗·科赫的人写信给《黑色团》，及其愤慨地说：施特拉尔宗德衔３７号肉商古斯塔夫·席韦克，一向用某犹太商的广告单给他的顾客包肉。他呼吁道：“难道不应该教训这个人一顿，让他碰个头破血流吗？”《黑色团》于６月２１日将这封信转给党卫队全国保安处西克斯博士。接着这封信到了１处１１２科。过了两个星期，它被签上“请查明处理”字祥，送到东部大区保安处。１９３８年７月８日，保安总处函复齐默尔街： 信悉。保罗·科赫一信已转所在地区国家警察局，待调查结束后即予报告。 可想而知，这位大意的肉店老板会是怎样的命运。由此可见，《黑色团》报事实上已成了保安处的情报员。反过来，保安处又为《黑色团》报提供大量的不为人知的资料。极端保守的德国军官全国联合会对《黑色团》刊登该会邦分会一次会议上秘密记录中反对纳悴的讲话深感吃惊。政论家威廉·施塔佩尔对《黑色团》登载了他收藏在写字台里的一封信的内容而感到心惊肉跳。信上有“只有心怀保守的恐惧感的人才会追随希特勒”之类的句子。莱比锡律师沃尔夫冈·登克博士在《黑色团》上看到了达阿尔克文的笔杆子们攻击他的文章，指责他竟敢写匿名信，为一个关在集中营里的一个可怜妇女鸣冤叫屈。 保安处越来越干涉《黑色团》的事务，致使狂妄的总主笔非常不愉快，他斗胆攻击起保安队的一些做法。他对滥用《黑色团》主笔工作证以掩护保安处搞情报非常愤怒，海德里希的部下责难《黑色团》攻击政权的敌人的过火言辞。由此，两个进入蜜月后不久的新人闹得不可开交。 海德里希不得不指定一个关系协调人——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冯·基尔平基负责改善日益恶化的两家关系。 达阿尔克文咒骂道：“我这辈子感到痛心，竟然要我受要求跟我们合作的保安处人员的气，就像他们对待局外人一样。保安处的奥伦道夫则指责《黑色团》报上的文章“全是错误百出的空谈和陈词滥调”，他们的“文章方式采取诋毁和谩骂，令人难以置信，肯定不会有助于对读者产生积极的影响”，相反，“这样的措辞和腔调，连正直的民族社会主义者也会同理应受到谴责的人结成统一战线”。 这些相互指责和攻击的实质是《黑色团》的领导权问题，达阿尔克文想保位自己的独立性，不愿完全听命于保安处，而保安处则想彻底控制《黑色团》。他们之间的矛盾，不存在什么真正的是非，无非是狗咬狗罢了。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认识到，党卫队保安处和秘密警察双方都在扩大自己的地盘，它们的力量将有相互抵消的危险。他们双方都想控制整个国家。秘密警察和保安处都在同一领域里进行侦察缉捕，相互受制，经常撞车。例如，秘密警察２处所要捕捉的德共地下工作者，就是保安部１处１２１科所要侦察的对象。 为了理清两个部门的关系，划分负责范围，海德里希做了细致的分工。分配给秘密警察的业务范围是：马克思主义、叛国犯和流亡者。分配给保安处的则是：科学、民族和民族学、艺术、教育、党和国家、宪法和行政、国外、共济会和社团。这种过细的划分表面上能够分清各自的职责，但事实上双方又都有许多理由去干预对方的事情。因为抽象的理论使他们有理由这样做，扩大地盘的欲望促使他们这样做。 此外，海德里希的对手、武装部队员高统帅部谍报局局长威廉·卡纳里希海军上将和中央国外科科长汉斯·奥斯特中校，越来越让军事情报工作打入明令禁止由它插手的政治情报领域，反过来却防止党卫队警察机器干预军事领域。海德里希清楚地看到，他的权力还不够大，还不能够足以消除自己王国里引起摩擦的因素。 １９３８年春，当秘密警察和保安处的声望下降的时候，他产生了新的想法，即更换新的招牌，把这两部分合并成德国中央保安局。 由此便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个新问题，秘密警察的职位都很高，他们进到保安处得到的官阶已相应很高。例如刑事警察书记长可以得到党卫队三级突击队中队长的官衔，刑事参议则变成了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政务主任更高，可以成为党卫队旗队长。这对保安处原来的人极为不利，他们中的大多数将听命于这些新官僚。海德里希决定结束这种不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不平衡现象。他想把情报机构的保安处同保安警察合并，从而使保安处也变成国家行政机关。他责令施伦堡就保安处和保安警察的合并进行研究，以解决经费短缺和享受固定养老金问题。 由此便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个新问题，秘密警察的职位都很高，他们进到保安处得到的官阶已相应很高。例如刑事警察书记长可以得到党卫队三级突击队中队长的官衔，刑事参议则变成了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政务主任更高，可以成为党卫队旗队长。这对保安处原来的人极为不利，他们中的大多数将听命于这些新官僚。海德里希决定结束这种不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不平衡现象。他想把情报机构的保安处同保安警察合并，从而使保安处也变成国家行政机关。他责令施伦堡就保安处和保安警察的合并进行研究，以解决经费短缺和享受固定养老金问题。 施伦堡受命后，制定了一个新的超级机构计划，提出建立一个德国中央保安局的设想（保安处加保安警察），即把党的机构保安总处和国家机关的保安警察总处合并，组成德国中央保安局。各大区设德国中央保安局督察员，领导德国中央保安分局，并统一领导区的保安警察和保安处部队。不难看出，施伦堡的这项计划意在保持保安处的“独立性”，以防被保安警察吞并，而反过来领导原来国家机关的保安警察。 这种把警察非公务人员化的想法，受到了旧法学家瓦尔纳·贝斯特的反对。他坚决主张由行政法学家担任关键性要职，并制定了新的任免升迁方案，要求作为国家机关的保安处人员应同样具有完整的法学知识。 １９３９年４月，贝斯特在《德国法治》杂志上发表文章，抨击海德里希等人蔑视法学家。他写道： 法学家的职业，特别是在第三帝国，应该理解为“人民制度的整治者”的职业。因为他要精于文职人员发布和执行命令的技术，并熟悉和领导集体的所有任务，因而能在各个领域中行使……他的整治职能。因为法学家的职业……是人民制度范围内“政治性最强”的职业。 海德里希立刻组织反击，他责成施伦堡写文章反驳。施伦堡的文章写道：贝斯特的观点是“个人的喜爱问题”，“很值得怀疑的是，保卫“法学家”的时期是否已经来到”，“通篇都充满了狂妄自大。” 笔战毫无结果。希姆莱不敢向党提出保安处拟定的关于成立德国中央保安局的计划。有一次，当他小心翼翼地向赫斯下毛毛雨时，当即遭到训斥。赫斯批评道：党是不允许将一个党的机构同一个国家机关合并成新的国家超级机器的，这不符合党的保密原则。 最后搞成的德国中央保安局（ＲＳＨＡ）只是一种脆弱的妥协产物。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７日成立的这个机构，始终没有在公众中亮相。它过着隐蔽性的生活，在同其他部门打交道时连“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倍笺也不得使用。保安处和保安警察没有合并，党和国家没有混在一起，只是将原来的保安总处和保安警察总处的部门编成德国中央保安局的七个局： 第一局：负责保安警察和保安队人员的培训和组织。 局长：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４０年７月为贝斯特博士，到１９４３年初止为施特雷肯巴赫，到１９４３年１１月止为舒尔兹，纳粹投降前为埃尔林格。 第二局：负责财政和经济。 局长：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４０年７月为贝斯特博士，以后相继为内克西格特和施帕西尔。 第三局：负责德国的生活区，等于国内保安处，党的机构。 局长：党卫队分队长奥托·奥伦道夫，任职期为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４５。 第四局：负责考察和反对敌人，等于盖世太保，国家机构。 局长：海因里希·缪勒，任职期为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４１年。 第五局：负责同犯法行为作斗争，等于刑事警察。 局长：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４４年７月为阿尔图·奈比，１９４４年到纳粹投降为潘青格尔。 第六局：外国情报处，等于国外保安处。 局长：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４１年为党卫队旅队长海因兹·约斯特，１９４１年至纳粹投降为瓦尔特·施伦堡。 第七局：负责世界观的研究和评价，这个局是１９４２年才成立的，局长姓名不详。 以上各局下设若干组，组下又设若干分队，有着极为详细的分工。可以说，德国中央保安局是个囊括了所有警类警种的大杂烩，同时，尽管它始终没有公开它的旗号，它又是一部完整的纳粹国家警察机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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