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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德国无视《日内瓦公约》残杀美军战俘“整个战争时期最严重的事件”——迫害英军飞行员 更为悲惨的苏联战俘境遇 所有犹太人和共产党员战俘一律处以极刑 利用战俘排除地雷 尽管德国人严重违犯了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把成百万的战停送到兵工场或从事与前线有关的各种劳动，但是，如果说到战争的罪行，德国法西斯灭绝人寰的行径中最应得到重视的就是德国人对战俘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对于被俘的盟国和苏联战俘来说，强度极大的奴隶般的劳动也许不是令他们最发愁的事情。他们最关心的是能否熬过战争，幸运地活下来。然而德国法西斯，包括党卫队和一部分国防军，还有一些狂热的支持纳粹的德国平民，却使大多数战俘的愿望成为泡影。他们利用各种极端残忍的手段把战俘们求生的希望带进了地狱。 尽管战争初期，德国人对待西方盟国的战俘还算比较人道，但当德国人看到消灭俄国的一场赌博已经输定了的时候，特别是看到美国已经加入到俄国和英国一边与德国为敌的时候，他们就毫无顾忌地开始了对盟军战俘的屠杀。 对战俘的屠杀是在集中营进行的，也有就地处决或根据命令行事的。在战争后期，德国当局甚至鼓励或听任德国居民将战俘私刑处死。无论采用何种方法，其特点都完全一致——灭绝人性、惨无人道。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１７日，在比利时凸出地带战役中，当时正在反攻的德国国防军就在贝涅西南偏西的田野上，采用极端残忍的手段屠杀了一百二十九名美军战俘。 当时德军的机枪炮和大炮向美军车队轰击了大约十至十五分钟之后，魏默斯方向的公路上出现了两辆德军坦克和几辆履带车。这些军车驶到十字路口后，掉头向南，拐向通往圣维特的公路。德军坦克用机枪向美国士兵藏身的路沟壕猛烈扫射。其他美国士兵看到这种情况，立刻扔下武器，双手举过头顶。投降的美国士兵奉命沿公路回到十字路口。美国战俘走过停在Ｎ一２３号公路上的几辆德国军车时，车上的德国士兵掠走了他们的手表、戒指、手套等物品，然后，美国士兵沿着通往圣维特的公路被集合在十字路口西南角上的一所房子前。 其他乘坦克和履带车抵达十字路口的德国士兵在这里继续搜查被俘的美国人，并拿走了他们所有的贵重物品。 就在同时，一辆德军的轻型坦克设法驶到公路上的一个位置，它的炮口正好对准离公路大约二十至二十五米远的田野上的这群美军俘虏。几辆德军坦克开到美国战俘所在的田野旁停了下来，手无寸铁的战俘们有的高举双手，有的将双手抱在脑后。一辆停下来的军车里站起一名德国军人，他拔出手枪，向美军战俘群里开了枪。一个美国士兵倒了下来，接着开了第二枪，又有一个美国土兵倒在地上。公路上两辆军车的机枪几乎同时向田野上的美国战俘群开了火，美国士兵全部倒地不起了。射击持续两三分钟之久，德国军车随即便向南驶去，后面跟着很多从魏默斯方向开来的军车。当他们驶过美国士兵倒卧的田野时，就用小型武器向田野上的尸体射击…… 有些守卫十字路口的德国士兵，在原地被击倒的或跑出一小段路之后被击倒的美军战俘中间走来走去，用手枪、步枪、枪托或其他硬家伙逐个查看是否还有尚有一丝气息的美国士兵。被击毙的美军战俘其惨象令人惊骇不已，鲜血从他们被击中的双眼间、太阳穴或后脑泊泊流出。 有几名美军士兵向西越过田野，藏在树林、草丛、灌木丛或坑洼处而得以幸免。另外有几名士兵在屠杀开始时正好位于一座谷仓附近，他们躲藏在那里，保全了性命，目睹了美军战俘被屠杀的全过程。 虽然屠杀英美战俘的事大多数属于非预谋性的，但这决不是由于个别战俘营长官或战斗部队的军官个人的极端残暴和虐待狂所致。早在１９４２年，亦即战争形势开始对德意志不利时，法西斯元首希特勒便下令杀害被俘的盟军突击队员，特别是在西线被俘的人员。希特勒在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１８日发布的《突击队绝密命令》这一文件中明白无误地证明了这一点： 自即日起，在欧洲或非洲执行所谓突击任务的敌人一旦被德军发现，不论是否携带武器，也不论是在战斗中，还是在逃跑中，应全部处死，即使他们身着军装也不赦免。……必须晓喻敌人：从事破坏工作的突击队员将毫无例外地被全部消灭。……这就是说，他们要想死里逃生，是绝对没有希望的……决不要妄想得到日内瓦公约规定的待遇……如果由于审问上的需要而留下一个两个暂时不杀，审问后也得立即解决。 希特勒的这些命令无疑是严格保密的，但文件的内容想必已铭记在各级司令官的心中，因为他们中有很多人确确实实地这样做了。 １９４４年３月２２日夜间，美国陆军第二百六十七特别侦察营的两名军官和十三名士兵，乘一艘军舰在意大利境内距德国陆地后方很远的地方登陆，准备破坏斯比塞到热那亚之间的一个铁路隧道。这批侦察员被俘后的第三天，即３月２６日，德国陆军第七十五军军长安乐·多斯勒亲自颁发命令，将他们处死。执刑之前，很多美国士兵甚至连名字都不为德国人所知，更不用说经过审问了。 希特勒虽然是第三帝国的元首，但他也曾亲自下令杀死西方战俘。１９４４年春天，五十名英国飞行员被德国俘虏了。后来，他们被押往在萨岗的一个集中营。他们曾策划了一次逃跑，但没有成功。于是，希特勒下令说，他们是紧急着陆又密谋遗留的在德国的飞行者，这些人可以不经军法审判就予以枪决。希特勒的命令直接导致了这五十名英军飞行员的末路。甚至戈林也认为“这是整个战争时期最严重的一次事件”，约德尔将军则称之为“不折不扣的谋杀”。 自１９４３年英美空中力量加紧对德国的轰炸以后，德国便有意鼓动杀害盟军在德国跳伞降落而被俘的飞行人员。德国甚至鼓动一般平民在抓到跳伞降落的盟军飞行员后，立即私刑处死。１９４４年，英美轰炸德国达到高潮时，里宾特洛甫主张对被击落的英美空军人员立即处死。希特勒在１９４４年５月２１日发布的一项命令是：英美飞行员凡曾扫射过客车、平民以及在德国紧急着陆飞机者，都可不经军法审判立即枪决。 而对大多数被俘的空军人员来说，他们谁都难述被枪决的命运。因为希特勒的交换条件无人能够调查清，也压根就没有人去做调查。而作为在战争期间又在敌对国占领区被俘的飞行员，连普通的德国百姓都可以问：战争时期飞行员要不是攻击杀人，那到对方的占领区能干什么呢？ 而更多的情况下，被俘的空军人员则是在战俘营或集中营被直接交由党卫队保安处进行“特别处置”的。１９４４年９月，美英和荷兰约有四十七名飞行军官在毛特豪森集中营掺遭杀害。当时在集中营后来又挠幸生存下来的法国战俘莫里斯·拉姆普目击了这次屠杀经过。他在纽伦堡叙述说： 四十七名军官光着脚，被带到石坑里……在石坑的最下层阶梯上，警卫人员把石头放在这些可怜人的背上，要他们扛列上边去。头一趟扛的后石头约六十磅重，一面扛着一面挨打……第二趟扛的更重。当他们被石头压垮时，就遭到脚踢棒打……到了晚上，路上已倒下二十一具尸体，另外二十六个人在第二天早晨也被折磨死了。他们的遗体很快就被特别小分队拉走了。 相对盟国和西方各参战国的战俘来说，苏联战俘的境遇则更为悲惨，对于俄国人来说，被俘之路简直就是通向地狱之路。许多俄国战俘也知道，他们一旦被俘，生存的希望就几近于零，所以他们的反抗也最为强烈。也许正因为这佯，希特勒及其他党卫队领袖们在对待苏联战俘的问题上态度完全一致，这就是，对苏联敌人必须采取残酷的“特别处置法”。在纷繁的第三帝国的文件命令中，特别是德国对俄攻击开始后，可以很轻易地找到德国关于对苏军战俘处置的通知、规定和命令。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人对苏军战俘的残暴是尤为惨烈的，这也是战俘史上最达极限的一幕。 １９４１年３月，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在大本营举行秘密会议。会议由赖内克中将主持，他当时是大本营战俘事务局局长。这次会议传达了德国进攻苏联的大约时间，主要研究的问题是给俄国战俘准备俘虏营的问题。赖内克指示，如果在规定限期内不能就地造好棚式的俘虏营房，可干脆用铁丝网一围，把俄国战俘的俘虏营设在露天。……对待俄国俘虏……要是俘虏企图逃跑，可以不经警告予以击毙。 在讨论怎样处置那些病弱伤残已失去劳动能力的俄国俘虏时，许多出席会议的军官发表了意见，其中还有些医生，他们声称，应该把这样的俘虏集中在营地或战地医院，并且应该把他们毒死。 根据会议精神，冯·格雷韦尼茨将军下令，“把丧失生活能力和劳动能力的战俘处死，为此目的可使用医务人员。” 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２日，在希特勒的大本营拟就了一份文件，文件特别对苏军高级政工人员提出了处理意见： 陆军总司令起草了一份处置高级政治人员的方针的草案，草案规定要“消灭”政治军官这类人员。至于某一个战俘是否属于被消灭的范围，这个问题的决定由军官负责。文件申明，这是指“拥有纪律处分权的军官。”这样，每名下级军官，不论其职位和军阶如何，对任何被俘的红军官兵都执有生杀大权。 文件中的第三点说：“不承认军队中的政治领导人为战俘，最迟应在临时战俘营中把他干掉。不得遣送后方。……我们务须考虑到对德国飞行员的报复，所以最好把整个行动动安排为复仇行动。 应该说，苏联士兵坚强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是使德国人恐慌的原因之一。总的来说，纳粹刽子手对战俘所犯的罪行，可以有两种动机：其一，尽可能地对战俘施加凌辱，以瓦解他们的精神力量，削明他们的斗志，使他们对自身以及为之奋斗的事业产生动摇和怀疑，对祖国的前途绝望。其二，消灭战俘中那些在过去或被俘后表现为不肯屈服于纳粹分子所推行的新秩序的人。由于苏联士兵是所有战俘中人数最多的，也是反抗意识最强的。特别是在对俄战争持续了一个阶段后，战事的发展对德国开始不利，因此德国人对苏联战俘的印象是不可同化的危险分子；他们的勇气和坚强性格使德国人深感不安，因此他们对待苏军战俘比对待其他任何西方国家的战俘都残酷，由于苏联士兵常以他们军队中的政治军官为核心集体抗议，他们常常对德国人明确申明不予以合作，而他们所坚信的共产主义信念尤其令德国人恼火，因此德国人对苏军战俘，尤其是苏军战俘中的政治军官做出了决不轻赦的决定。德军的许多文件都证实了这一点： 德国第六十步兵师的第１６６４１号命令写道：“俄国士兵和下级军官在战斗中部很勇猛，就连一支小部队都敢于不断发起进攻，因此对俘虏不准采取人道待遇。”对俄战役开始后不久，最高统帅部和党卫队保安处便达成一项协议，由保安处“甄别”俄国战俘。保安处的大刽子手奥托·奥仑道夫在纽伦堡审判的一份供词中透露了“甄别”的真正含义。就是“所有犹太人和共产党干部都要调出战俘营，处以死刑。据我所知，在对俄国作战的整个期间，一直没有停止采用这种方法。” 对苏军战俘“特别对待”的做法还可以从德国驻施泰尔马克地区的宪兵司令１４－８０２／４２号命令的公告文中得到证实。文中写道： １．苏联战俘均应做特殊的、永久性的标记。 ２．标记由一个开放式45度左右的锐角构成，两边边长各一厘米，角尖向上，位于左臀部离股沟约一掌宽处。可用各部队都有的手术刀来做，并可用中国墨汁作为染色剂。 所有这些做法都标明了俄军俘虏自战争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德军解气和树立自信心的最佳对象。 其实，德国军队的所作所为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使那些手无寸铁、毫无抵抗力的战俘垮下来，倒地毙命。 大部分俄国战俘，约三百八十万人，是在德国发动侵俄战争的最初阶段，即从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１日到１２月６日期间对俄国进行的几次大包围中被俘的。也许在战事急剧发展和前行速度颇快的军挺进中，要求德军照顾好人数为几百万的大批俘虏确实有困难，但根本的在于德国人根本没有做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努力。德国军队出于多方面的原因故意不给俄国战俘饭吃，而在１９４１年冬季漫天大雪的天气里，气温降低到零下时，连他们安身的地方也未做好安排，许多俄军战俘因此在饥寒交迫中死去。东方占领区事务布部长罗森堡在给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元帅的一封长信中，曾经对俄国战俘所受到的待遇提出抗议： 在德国的苏联战俘，遭到极为悲惨的命运。三百六十万战俘中，全劳动力只有几十万人，许多人不是饿死，就是由于……折磨而死。……这种情况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德国有足够的粮食供他们食用，而宁可让他们饿死。甚至在战俘被押送到战俘营途中，也不许老百姓给他们东西吃。许多战俘在途中由于饥恶劳累，跟不上队伍，被就地枪决。枪杀战俘是当着饱受惊吓的老百姓的面进行的，尸体就抛弃在原地。战俘营根本没有住的房子，刮风下雨，战俘也睡在露天里……最后还得提一下枪决战俘的事情，他们这样做……根本不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 事实上，有很多俄国战俘的身体被折磨得虚弱得连一步都迈不动了。秘密警察头子、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海因里希·缪勒说： 集中营长官不满地说，预定要被处决的苏联人在尚未到达集中营时，已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人死亡或濒于死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前往集中营的途中，譬如从火车站走向集中营的途中，就有相当多的战俘由于疲惫不堪倒在路上，有死了的，也有半死的，因此护送时后边不得不跟上一辆卡车装运这些人。所以要想不让德国人看到这种场面是不可能的。 其实， 秘密警察对俄国战俘饿死累死根本不在乎， 许多纳粹官员的态度是：“这些战俘死得越多，对我们来说就越好。”但他们、特别是集中营和战俘营的刽子手们会感到些许遗憾，因为每死一个战浮，他们就少一个行刑的对象。 为了不让德国人民看到战俘倒毙于途的种种惨象，秘密警察头子缪勒于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９日下令：“自即日起，俄国战俘凡显然无活命希望或连短途旅程也不能坚持者，无需运送到集中营处死。” 违反战争法规，不给予战俘最基本的生存条件的做法与党卫队的暴行相比应该算得上是德国法西斯对待俄军战俘最慈祥的做法了。德国党卫队及其中的特别行动队在劳教营和战俘营对俄军战俘所犯下的罪行比其耍凶残一千倍。 在内格拉特街战俘营里，战俘们都住在垃圾箱、狗棚、旧烤炉和自己搭的草屋里，伙食仅够充饥。在很多情况下连必要的医疗处置都办不到，药品和绷带的供给情况更糟糕。这一事生成了战俘营的负担，每时每刻都可以看到战俘在折磨和痛苦中死去…… 一般情况下，俄国战俘从车站到俘虏营大约要步行一公里。他们在俘虏营过夜，没有食物供应，第二天晚上他们就被带去处决。有三辆卡车不停地把犯人从内营拉走，内营离刑场大约有四分之三公里。处决是在一处不久前为此目的而专门建造的棚屋里进行的。一间屋子是脱衣室，另一间是等候室。各间屋子都有把音量开得相当大的收音机，这样，俘虏们就无法知道，等待他们的是死亡。他们一个个地走出第二间屋子，穿过过道，走进一间隔出来的小屋。小屋的地上铺着铁格子网，下面设有排水沟。等把战俘——杀死，就有两名德国犯人把尸体拖走，并把铁格子网上的血冲干净。小房间的墙上有一个五十厘米的洞，动刑前先让战俘后脑靠着洞口站好，安在洞后的枪就朝他射击。但是实际上这个装置不好用，因为子弹往往不能击毙俘虏。后来，特别行动队又安了个新装置，战俘还同原先一样靠墙站着，然后把一块铁板傻慢放下来顶在他的头上。战俘以为这是要给他量身高，铁板上有锥形铁块，松开掉下来正好砸在俘虏的后脑上，这佯他就倒地死去。铁板是用一根脚踏杆操纵的，脚踏杆装在这问屋子的角落里，使用这种装置的人都隶属于上面提到的特别行动队。用这一办法杀死的战俘分别被装在卡车拖车里的活动焚尸炉里烧掉，这种卡车，一夜得开十个来回，中间只有一次十分钟的间歇时间。 德国法西斯分子在拉脱维亚加盟共和国地区也建立了杀害苏联战俘的规模巨大的俘虏营。……法西斯分子在里加的佩尔诺夫斯卡亚和鲁道夫街从前的兵营里建立了关押苏联战俘的第３５０号战俘营。这个战俘营从１９４１年７月一直存在到１９４４年１０月。苏军战俘在那里处于非人的条件下，他们住在没有窗户的房子里，不给生火取暖。虽然每天要干十二至十四小时的重活，可是供应的伙食只有一百五十至二百克面包，所谓的汤里只有草、烂土豆、树叶和其他乱七八糟的残渣。有很多战俘由于遭受折磨体力不支而死去。 １９４１年秋天，一批苏联俘虏被运到萨拉斯皮尔车站，足有五六十节车厢。车门一开，从老远就能闻到里面的腐尸味。有一半人都死了，许多人在垂死挣扎。那些拖着双腿勉强从车厢走出来的人抢着去喝水，哨兵就印他们开枪，打死了几十人。 法西斯暴行的花样真称得上五毒俱全。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４日，有三列大车从刻赤把很多受伤的战俘运到塞瓦斯托波尔，他们原属刻赤的登陆部队。德国人把这些受伤的战俘送上一艘停泊在南湾的载重二千五百吨的舰艇上，接着德国人就纵火焚烧这艘舰艇。岸上的人们听到了战俘们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共有数干人被烧死，幸存者只有十五人。 第二天，又有两千名来自刻赤的伤兵被押上同一艘舰艇。德国人把舰艇从塞瓦斯托波尔开进茫茫大海，船上的伤兵孤立无助，全部被淹死在大海里。 有许多苏联红军官兵在一个严寒的冬天被俘后，被赶到了谢莫斯特罗伊村，关押他们的地方围着铁丝网。在饥寒交迫中，一些赤身露体的人很快死去。他们所受的待遇是善良的人们无法想象的非人待遇。一大片一大片的尸体好多天也不运走，活人同死人混杂窝居在一起，这情形使得集中营中的生活更加令人难以忍受。俘虏们受到枪托、棍棒的殴打，吃的是残汤剩饭。有一些设法给俘虏送食品和面包的村民也都遭到毒打，而想接受食物的人则被他们开枪打死。 在拉瓦鲁斯卡市，苏军战俘所受到的残酷虐待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凌辱，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党卫队要被关进集中营的战俘必须脱掉全部衣服、靴子等，就连便鞋也不准穿。每天早上四、五点钟，战俘们就被押解去干活，一直在外面劳动到夜里１０点。然后，党卫队把这些疲惫不堪、饥寒交迫的人赶进营房。营房里门窗已开了一整天，整个屋子都冻透了，就在这寒冷的夜里，每夜都有几百名战俘冻死或因其他原因死去。第二天早上，俘虏们在德国兵的监督下把几百具冻死的同伴尸体装上拖拉机，运到沃尔科夫斯基林地，推进事先挖好的大坑里。每当俘虏们被押去干活的时候，集中营门口都有一队荷枪持棍的士兵。他们用棍棒殴打那些由于饥饿寒冷而气息奄奄，步履维艰的俘虏，用刺刀刺死他们，或用枪打死他们。 在战俘营党卫队看守心情最好的时候，配给苏联战俘的口粮是二百五十克代用面包和二公升所谓的“巴兰达”汤。给病人和伤员做面包用的面粉是从德国运来的，这种面粉中故意掺上了谷糠粉。战俘们由于食用这种面包而引起消化器官的疾病，并由此引起其他各种疾病。再过不久，战俘就由于消化不好，日渐消瘦，最后体弱无力而死亡。 在世界战争史上，敌对国双方有意无意地屠杀战俘都会顾及到国际战争法则和国际舆论的监督和约束，决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在战争中对待战俘的做法能赶得上德国纳粹的残酷程度。法西斯在残害战俘时压根儿连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都不想找，明目张阳地干下去。他们所采用的那些残暴虐待、杀害战俘进而集体大屠杀的法西斯暴行，使所有中世纪一切对待战俘最可伯的做法都相形见绌。 １９４２年年初，德国军事当局公开列用苏联战俘清除德军布雷区的地雷和其他有生命危险的工作。利用战俘清除地雷这种残杀战俘的方法是在德国军事当局的命令中明确规定的。在给第二O三步兵团的第１０９号命今中说： 陆军总司令龙德施泰特元帅命令：为了在战斗行动以外保存德军的有生力量，搜索地雷和消除布雷区均应由俄国俘虏执行，对德军埋设的地官亦应按此办理。 在大、小弗洛亚村这一地区，几十名俘虏被编成密集队形，被赶进一个被希特勒分子布满地雷的区域达四天之久，每天都有一些俘虏被炸得粉身碎骨。伴随着硝烟冲天而起的是战俘们被炸得残缺不全的肢体，有许多血淋淋的上下肢和内脏挂在了附近的树上，令人目不忍睹。 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２３日，在别尔季切夫发生了保安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勤务处“特别处置”重伤战俘的事件。党卫队突击队长兼刑事首席书记弗里获·克诺普是行刑者之一。１２月２３日，副长官兼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的卡尔巴赫前来视察这里的勤务处和隶屑于勤务处的劳教营。这座劳教营自１９４２年１０月底以来关押了七十八名苏军战俘。这七十八名战俘全是重伤员，有些人缺了双腿，有些人丢了双臂，有的人只有一条腿或一只胳膊，只有少数人四肢完整。但由于其他部位受伤也虚弱不堪，什么劳动也干不了。这些战俘的来源及根由无论是当地勤务处或外勤处都无法说明，也没有任何有关这批战俘在苏维埃时期进行共产主义活动的材料，如此持久地拖延使德国人觉得这批俘虏对劳教营来说是一个负担。党卫队一级突击队长卡尔巴赫在２３日视察劳教营时命令，将在此间因死亡而剩下的六十八至七十名战俘在当天加以“待别处置”。为此目的，卡尔巴赫从党卫队保安勤务处调来一辆卡车，交由党卫队突击队长弗里茨从党卫队保安勤务处调来一辆卡车，交由党卫队突击队长弗里茨·克诺普使用。克诺普立即安排党卫队三级小队副帕尔、党卫队组长黑塞尔巴赫和党卫队突击队员福尔普雷希特连同司饥舍费尔执行克诺普使用。克诺普立即安排党卫队三级小队副帕尔、党卫队组长黑塞尔巴赫和党卫队突击队员福尔普雷希特连同司饥舍费尔执行“特别处置”命令。除司机舍费尔外，奉命枪毙战俘虏的三个人，都曾在基辅参加过对数干人的大规模处决行动，因此对于处决俘虏可说是行家里手。党卫队突击队长弗里茨·克诺普根据帕尔的指示，第一批选择了全是截除下肢的战俘。他们将战俘拉到预先挖好的大坑前，法西斯分子福尔普雷希特用冲锋枪完成了对第一批十八名战俘的枪决。第二批是肢体较为完整的二十八名受伤体弱战俘，这次由克诺普用０８手枪执行枪决。当坑里刚刚呐过四枪，四个战俘被处决后，被押的其余二十四名战俘一下子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他们乘警戒的法西斯刽子手帕尔和福尔普雷希特不备，从车厢跳下，夺下了枪，击毙了刽子手并掩护战俘们四散逃跑。在交战中，又有两名战俘被警觉的党卫队员打死，其他战俘则利用近处重机枪阵地的交通壕和单人掩体，迅速逃匿。战俘抢枪逃跑，给党卫队造成了极大的恐慌。第二批二十八名犯人中，除四名在坑里被枪毙、两名逃跑时被击毙外，其余二十二名全部逃走。事件发生后，法西斯党徒四处搜捕，但毫无结果，１２月２５日，在同一地点，二十名剩下的战俘被“特别处置”。作为报复措施，德国士兵立即在周围村镇对所有获释战俘进行审查，了解他们在苏维埃时期的政治活动， 并从这些人中逮捕了二十名积极分子和共产党员， 他们紧接着就被“特别处置”，被枪杀于前边二十名战俘被杀的同一坟坑中。战俘处指挥官为此特别重申，对所有逃跑的战俘可不加警告予以击毙。 除了美、英、法、苏等国家的战俘在法酉斯战俘营受尽了残酷折磨外，其他民主国家的战俘在不幸落入法西斯刽子手及其帮凶之手后所遭受的巨大苦难也是用语言难以描绘的。德国军队明确规定了对待战斗部队的原则：“凡因公开参加与反对德国国防军的战斗而被俘者，经过审讯后都予以枪毙。”而１９４４年６月５日这一天的一件罪行使许多农民深探地认识到法西斯灭绝人性的残忍。这一天，希特勒匪徒从南斯拉夫自由军团和斯洛文尼亚游击队俘获了两名士兵，把他们带到了拉佐里。剑子手们在那里用刺刀扎他们的脸，挖掉他们的眼睛，然后问他们还能不能看见他们的铁托同志，接着又把农民召集到那里，当着农民的面把这两个人的头砍了下来，并把头颅放在一张桌子上…… 法西斯刽子手的罪行只能用极为概括的形式在这里作一下叙述，而在那次惊天地泣鬼神的惨无人道的战争中，刽子手们的罪行可说是罄竹难书的。四、魔鬼的舞蹈——集体大屠杀 十组大屠杀镜头，“把不驯服的人统统枪毙”“基辅行动”整整屠杀两天，法西斯首次使用“毒气车”杀人。 屠杀的对象有科学家、艺术家、老人、妇女、儿童和成年男子，白骨累累的一个又一个万人坑，一个个村庄被毁掉，一座座城市被踏平，特别行动队战绩：在东欧屠杀二百多万人。 为了建立希特勒的新秩序，为了灭绝犹太人，为了彻底摧毁被占区人民的反抗意志，德国人对被占领区的人民实行了血腥大屠杀。这场残无人道、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即使在今天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仍使人们感到阴森森、凄惨惨，心有余悸，倒抽冷气。而这些屠杀大部分那是由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幕后操纵，而由特别行动队和髑髅队付诸实施的。 第一组镜头： 比较早的血腥屠杀要算法西斯１９３９年１２月对华沙郊区瓦韦尔的血洗了，它被称作“血洗阿宁事件”。 １９３９年１２月底，一名德国警察被一名波兰人打死。调查发现，作案者藏匿在华沙附近瓦韦尔的一家饭店里。 两名德国警官前住逮 捕他。当警官正要走进这家饭店时，波兰人突然向他们开枪，打死了其中一名，打伤了另一名。作为对此事件的报复，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２６日，德国当局下令进行大规模血洗。一文惩罚队连同一支地方保安部队开往瓦韦尔，并进驻阿宁疗养区。两地均被特别行动队的士兵包围，出事地点的那家饭店的老板立即被绞死，尸体挂在屋前达三天之久。与此同时，村里所有的男子都被赶出家门。德国法西斯以此方式集中了大约一百七十人之后，把他们驱往火车站，命令他们面向车站的墙壁，双手叉在脑后，在那里站了整整好几个小时。当他们的证件被检查完毕，有几个人被释放，大部分人则被通知将被处决。随后，他们被带到野外，分成十至十四个人一组，随即用机枪向他们扫射，有一百零七人无声地倒在了血泊中。被害者当中有两名医生，有三十名不足十六岁的孩子，有十二名超过六十岁的老人，还有一名波兰血统的美国人，他和他的儿子都被打死了。 第二组镜头： １９４１年，德军侵占波兰领土后，为了在波兰制造“愚民”阶层，德军一开始就对神职人员进行了残忍的迫害。华沙被占领的第二天，大约就有三百三十名神甫被捕，被关进集中营。精疲力竭、衣衫褴褛楼的神甫推着手推车在前面走，后面跟着党卫队刽子手，这是通往集中营和枪决地常见的现象。在克拉科夫，萨皮哈大主教阁下最亲密的同事都被捕了，并被押往德国。七十五岁的切普利兹基神甫和他的助手于１９３９年１月被处死。到１９４１年１月止约有七百名神职人员被杀害，三干名神职人员被关进监狱和集中营，他们中很少有人能幸存下来。 大约自战争一开始，自法西斯踏上波兰第一寸土地时起，华沙就注定会成为一座灾难深重的城市。 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２口，波兰总督弗朗克制订并颁布了“打击总督辖区内对德国建设事业寻衅的法令”，于是德国人大批屠杀波兰人的行为就有了法律依据。这种公开处决事件发生在城市各区，德国人就在公共交通的要道上杀人。执行处决以前，先由秘密警察把大街封锁包围，这样，波兰居民就必须在街上或从附近房舍的窗子里观望处决情况，或让他们站在秘密警察的包围围外观看。被杀的人既有在大搜捕中从大街上抓来关进“帕维亚克”监狱的人，也有在行刑前不久刚抓来的人。在波兰人的记忆中，这种公开处决的次数和每次枪杀的人数越来越多。有时一次被枪杀的人数就达二百人之多。这种示威性的处决活动一直持续到华沙起义开始。 起初，德国特别行动队把波兰人装进封闭的卡车运往刑场。被运的人身穿波兰平民服装，他们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当这些即将处死的受害者被带到刑场时，他们就立即高呼：“打倒希特勒！波兰万岁！打倒德国人！”等类似的口号。于是德国法西斯就用水泥塞住受害者的嘴，或用胶布粘住他们的嘴唇，还给犯人穿上特制的衣衫，然后再把他们从华沙的监狱押往刑场。在杀人之前，德国人常常在被判刑的人身上做手术，从他们身上抽血，给他们注射各种化学药剂，致使被押者体虚力衰，再不能逃脱和进行任何反抗。由于这个原因，人们看到被判刑的人在押往刑场的路上都是脸色苍白、虚弱异常、神情呆滞，几乎站立不住。尽管如此，这些人中从未有人乞求宽宥。 被枪毙者的尸体由别的囚徒装上车，拉到原来的犹太人隔离区，在那里架起木柴把尸体烧掉。那些搬运和焚烧尸体的囚徒主要来自帕维克监狱，他们在一定时间内被指定专干此类工作。 但是，波兰人是不甘奴役的，即使在那样危险、恐怖的情况下，他们也敢于表示自己的憎恶。在杀人后留下的血迹上立即就会发现波兰人撒上的鲜花，在被抢杀者的尸体躺卧的地方点着的蜡烛在燃烧，附近的墙上不知是谁、何时挂上了十字架和圣像。波兰地下运动的成员总会在显眼的地方写上“英雄们永垂不朽！——为祖国牺牲的人永垂不朽！”等激发市民士气的标语。德国人为此深深感到不安。希特勒指示说： 自然，必须尽快绥靖这一片广大地区……实现这一点的最好办法是把那些不驯服的人统统枪毙。 而凯特尔的一项指令则说： ……同时应考虎到，在涉及到的这些国家中，人的生命无任何价值可言，只有通过非常严厉的手段才能达到恐吓的效果。 于是，德国人一发现这些标语，就把站在那里围看的人抓起来，关进帕维亚克监狱。有时候，他们还把在行刑的地方跪着的人成群地打死枪杀。每次公开屠杀后，德国人就在市区的墙上张贴布告，公布被枪决者名单，其中还列有人质名单，如果不执行德国人的命令，就要把这些人质处死。 仅在华沙一地，德国人在公开屠杀中就枪杀了成千上万名波兰人。 第三组镜头： 早在希特勒下达进攻苏联的命令的当天，他就规定： 德国士兵对苏联公民所进行的应予惩处的行为，不能将之提交军事法庭处理，士兵只能由其所在的部队的指挥官给予惩处。如果德国国防军的军官认为有必要的话，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决定消灭苏联居民，各级军官拥有绝对的自由决定权。 于是希特勒的这种恐怖政策经法西斯的领袖们制订后就由执行者当作普遍的恐怖政策加以推行。 １９４１年１１月，疯狂的党卫队士兵占领了苏联的伦贝格。有一次，德国人把二十人、其中包括四位教授、律师和医生，带到阿尔蒂采夫斯基大街８号院子里，这里还有五六名妇女。为了损害他们的尊严，党卫队强迫他们用舌头把这幢四层楼房的楼梯门和七处楼梯舔干净。在这之后，又逼他们用嘴唇把院子里的垃圾“扫”在一起，然后把这些脏物集中到院子里的一个地方。而在这一连串的侮房和折磨之后，刽子手们仍然屠杀了这二十名知识分子。据调查，在德国纳粹占领伦贝格的头几个月里就逮捕和杀害了七干多名科学界、技术界和文艺界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但是这些知识分子和地方组织的领导人并不是法西斯暴政在伦贝格的唯一牺牲品。 第四组镜头： １９４１年８月２８日，法西斯德国军队在渡越伊普季河的渡口时，因为无法对付红军的顽强抵抗，于是就把白俄罗斯戈梅利州多布鲁什市的居民集合在该处，并把妇女、老人和儿童驱赶到行进队伍前边，并威胁说，不服从者就地枪杀。他们就这样在老弱妇孺后面展开队形，发起进攻，无辜的市民在双方的交火中被误伤和杀死。德国军队演出了一场以平民百姓的肉体做挡箭牌的、卑鄙无耻、灭绝人性的惨剧。 第五组镜头： １９４１年１１月，德国军队抵达刻赤，但到１９４２年１月就被红军部队逐出该地。然而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里，在刻赤这样一个小小的城市里，法西斯匪徒就犯下了万恶不赦的罪行。 刻赤的学生必须在德国人规定的时间内到校，但党卫队却以所谓散步为由把这些带着教科书的孩子从学校送到了城外被德国人占领的厂办学校。在那里，丧心病狂的刽子手把被放了毒的点心和咖啡放到这些又饿又冷的孩子们面前，德国军医把没有得到咖啡的孩子领往战地医院，在那里把剧毒抹在他们的嘴上。几分钟后，所有的孩子都死去了。较高年级的学生则被特别行动队用卡车运往城外，在离城市八公里的地方用机枪把他们打死。随后那些被毒死的孩子们的尸体也被运到了大孩子们的遇难处，那里是一条很长的反坦克壕沟。天真无邪的孩子在德国法西斯军医丧尽天且和阴险狡诈的哄骗下，悲惨地付出了生命。 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２８日晚上，盖世太保在城里张贴命令，凡在盖世太保处登记过的居民，不管年龄和健康状况如何，均应带足三天口粮，于１１月２９日早８时至１２时之间前往塞涅广场集合，还威吓说，凡不去者就当众枪毙。刻赤市民都以为是让他们去服役，到１２时，广场上集合了七干多人，有小伙子、少女、大小不等的儿童，还有老人和孕妇。而秘密警察却把他们全部关进了市监狱，然后刽子手们按照事先传达的指示执行消灭被捕和平居民的可怕计划。他们先要求被捕的人交出家里的钥匙，并向监强长报告他们的详细地址。然后，德国人拿走了他们所有的贵重物品、手表、戒指和首饰。虽然天气严寒，他们仍被强迫脱掉靴子、毛皮鞋和大衣。法西斯流氓分子把妇女和女孩子与其他犯人分开，并把她们关进特别的房间。她们在那里遭到了法西斯分子的残酷折磨：被强奸，割乳房，剖腹，砍去四肢，挖掉眼睛……德国人把剩下的人带到了一条挖好的沟边，他们十人一组从车上被带到沟边面沟而立。刽子手从背后向这些手无寸铁的人们瞄准开枪，一批又一批的人先后倒进沟里。那里边，成堆的尸体中有青年、老人、妇女，还有儿童。仅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先前的欢声笑话就随着党卫队进通的脚步声变成了惨叫与哀嚎，而原先十分美好的刻赤小城在法西斯党徒的摧残下也已不复存在了。 第六组镜头： 盖世太保的手段是残忍的，但无疑这也是特别行动队彻底贯彻希特勒和希姆莱意图的“最好成绩”。在这种恐怖政策下，可能会有一些人由于各种情况在城市留了下来，而在一些偏僻的地方、一些小村庄，在法西斯的打击下，整个衬庄很快就被夷为平地、灭绝人烟了。 １９４２年６月９日，利迪斯村按照盖世太保的命令，被分乘十辆卡车自斯拉尼而来的士兵包围了。法西斯采取了只准进、不准出的政策。曾有一名十二岁的男孩倒在党卫队士兵的枪口下，还有一名想逃走的妇女被一颗子弹从背后结束了生命，尸体倒在了尚未收割的庄稼地里。 盖世太保把妇女和儿童赶进学校，男人们都被关在地窖、场院和马厩里，他们已看清自己的命运，镇定地等待着。而七十三岁的神甫斯特恩贝克则用上帝的语言通过自己颤抖的声音鼓励大家，为大家祈祷。 然而，面对阴森恐怖，上帝也默默无语。在法西斯淫威下，上帝被赶走了，昔日万能的上帝今日只是无力地限睁睁地看着旷古原野上的孩子和平民一批批地集体被杀戮，喷溅的鲜血染红了上帝的圣袍。没有上帝垂颐的利迪斯衬到６月９日便走完了它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步。 ６月９日清晨，集体屠杀开始了，男人们每十人一组被带往花园。时断时续的阵阵枪声一直延续到下午４点钟才结束，利迪斯村的男人们先行“上路”了。刽子手们看到成堆的尸体、鲜红的鲜血哈哈大笑，最后还在杀人的地方连同尸体一起拍照。 同男人们相比，利迪斯村的妇女和儿童虽然在生命上延续了一些时日，但他们所经受的磨难更令人难以忍受。利迪斯村有七名妇女是在布拉格被枪杀的，其余一百九十五名妇女被送往拉文斯布吕克投入集中营。其中四十二名被折磨致死，七名被毒气熏死，三名失踪。还有四名妇女从利迪斯村被送到布拉格助产院，生下的孩子被弄死后，这几个母亲也被送往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利迪斯村的儿童在村子被毁灭后就被迫同他们的母亲分开，九十名儿童被送往波兰的罗茨，之后又被转送到被称为“瓦尔特州”的格内塞瑙集中营。这些孩子至今下落不明。七名最小的还不满周岁的幼儿被送进了德国人开的育婴堂。在德国，经过所谓的“人种学家”对他们进行的调查之后被送往德国。这七名孩子不知所终。 还有两三个孩于是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诞生的，生下以后立即被弄死了。利迪斯村在法西斯的铁蹄践踏下，除几个有限的孩子外，其他所有的人无一幸免。 第七组镜头： 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２９日，德国人在苏联乌克兰屠杀上万名无辜平民的第一次大规模行动“基辅行动”开始。驻军司令埃贝哈德将军发出通告：基辅一家新闻讯构遭到恶意破坏，因肇事者未能查出归案，兹将基辅四百名男子执行枪决。 自德国法西斯占领基辅后，共有十九万五干余名苏联公民在基辅被拷打致死、被沧决或在“杀人车”里被毒死。其中，在巴比雅尔有—万余名男子、妇女和儿童、老人；在达尔尼查有六万八干多名苏联战俘和平民；在锡雷茨克集中营和附近的反坦克壕里有两万五千名苏联公民祁战俘；在基里洛夫医院有八百名精神病患者；在基伏佩歇斯克修道院地区约有五名农居民；在卢克推诺夫斯克公墓有四百名居民。也就是在这里，法西斯匪徒首次在苏联使用了大规模杀人武器“毒气车”。 令人难以置信的当同德国法酉斯党卫队的刽子手们竟然屠杀精神病患者。在德军占领期间，这个市的精神病院经历了悲惨的遭遇。 １９４２年６月７日，秘密警察来到精神病院，在整个病院里处处布岗。这时，既不许有人进入病院，也不许有人离开。秘密警察的代表要求把所有不能治愈的病人挑出来，送往什托米尔去。接着两辆专用汽车出现在医院里，刽子手们把病人塞进这两辆车，每辆车装六十至七十人。这种暴行是在病房的窗前干的，许许多多的人清晰地看到了这一幕。他们把病人推进汽车，就在车里把病人杀死，接着把尸体从车里扔出来。这种残暴的罪行整整持续了两天，两天里共有三百六十五人被杀死。有一位患病的姑娘从病房里出来，抱住医生小声问：“到头了吗？”姑娘脸色苍白走向汽车，她拒绝了别人的搀扶，自己上了汽车。事先早就被告知“不许提出任何批评，不准表示任何不满，否则即以破坏行为论处”的医院全体工作人员这时也泪如雨下，他们在刽子手们的枪口下默默地看着那个姑娘被杀死。 令人十分惊讶的是，在这桩令人发指的暴行中，有一场屠杀就发生在圣诞节。当天，很多人德国士兵都拿到了圣诞树，而刽子手的腰带环上也醒目地写着“上帝与我们同在”的字样。 当上帝与这群恶魔同在的时候，无数平民百姓告别了人间，被送上了去地狱的道路。 据特别行动队的官方报告，仅１９４１年９月２９日、３０日这两天中，在乌克兰的首府基辅就处决了三万三干七百七十一人，其中绝大部分是犹太人。 第八组镜头： 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５日，在乌克兰的杜希诺，特别行动队在乌克兰民团配合下，使用枪杀和坑杀相结合的方法，一次就杀害了镇上的五干名犹太人。 在杀人坑旁，一群男人、妇女和儿童被手拿着鞭子的党卫队员从卡车上赶下来，他们被迫把衣服脱下来放在指定地点，按鞋子、外衣、内衣分类放好，那一堆鞋子大约有八百到一千双，还有一大堆外衣和内衣。 脱下衣服的人一声不吭，既不叫喊也不哭泣，他们一家一家地聚在一起，互相吻别，等待着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时刻的来临。 在坑边，一个银白头发的老太太抱着一个周岁左右的孩子，唱歌给他听，还逗着他。孩子高兴得咯咯地笑，孩子的父母噙着眼泪望着他们。一位父亲拉着一个约十岁的男孩子，温存地和他说话，孩子忍着满眶的泪水。父亲又一手指着天空，一手抚着孩子的头好像在轻轻地解说什么。 站在坑边上的那个党卫队士兵招了招手，向他的同伙说了些什么，他的同伙便点出二十个人，叫他们往土堆后面走去。一个秀气而苗条的黑发姑娘走过坑边的党卫队士兵身旁时，边走边指着自己说：“记着，我刚二十三岁。”姑娘的大声言语使那个士兵愣了一愣。 在土堆那一边，是一个很大的坟场。已有很多尸体紧紧挨在一起，一个压着一个，只有脑袋露在上边。每个头颅上差不多部流着血，淌到肩膀上，渗到尸体之间的缝隙中去。还有人在动弹，有人举起膀子，有人转动着脑袋，表示自己仍然活着。坑里已被装满了三分之二，大约有一千多人。 一个党卫队士兵，坐在狭窄的坑头边沿上，双脚悬到坑里，手里拿着一支冲锋枪，正在抽烟。 赤身裸体的人们往坑里走下几步，从躺在坑里的人头上爬到这个党卫队员指定的地方。他们躺在死人或受伤者的上边，有人还抚摸一下活着的人，跟他们轻声说些什么。一会儿，一阵枪响，有人抽搐着身子，有人的头枕在别人的身上，动也不动了。血从他们的脖子上泊泊冒出。 又一批人走过来，他们像前边的人一样走进坑里，一排排躺在前一批死难者身上被枪杀。 约有三十个赤身露体的人躺在离坑不远的地方。有些人还活着。这些活着的犹太人被勒令把身边的尸体拖到坑里。然后，他们自己也躺到坑里，以便子弹从他们的脖子上射进去。 终于，大坟场在最后一阵枪声过后静了下来，整个屠杀过程结束了。不久，党卫队从集中营中拉来的囚犯把那些高低不平、参差不齐的头颅和尸体理掉了。 第九组镜头： 在德国法西斯刽子手的代表——特别行动队和骷髅队的暴行中最骇人听闻的当局对儿童的残害，这些没有人性的杀人恶魔连极小的孩子都不放过。法西斯头目觉得，对那些活着有生命力的人来说，对儿童采取非人的恐怖是一种特别强大的威慑手段。同情弱者和孤立无助的人是人类共有的天性，但德国法西斯却以此为把柄用特别残忍的方式杀害儿童，并以此警告和平居民。为了安定被占领区，他们干出了各种令人无法想象、望而生畏的事情，他们时常发动直接针对儿童的所谓大规模的行动。 在加里中央监狱，他们杀害了从父母身边掳掠过来的二干余名儿童；在萨拉斯比尔斯基集中营，被杀害的儿童在三干人以上；而德国法西斯在斯塔夫罗汉尔被占领区对捷贝尔达疗养院养病治疗骨结核病的苏联儿童的屠杀，可算作德国法西斯登峰造极的暴行。与德国人把儿童放在德国的毒气车里进行一氧化碳中毒试验相比，这一暴行更为惨烈，更为人类所不齿。 １９４２年１２月，根据米高扬城盖世太保头子奥托·韦贝尔中尉的命令，法西斯对在捷贝尔达疗养院治疗骨结核病的苏联儿蛮进行了极其残忍的大规模屠杀。１２月２２日这天，一辆德国卡车驶入疗养院第一病房的入口处。随车下来的七名德国土兵从疗养院拉出五十四名患有重病年仅三岁的儿童。由于这些孩子病得很重，他们动弹不得，法西斯分子就把这些无法赶进汽车的孩子分几层塞进汽车，堆叠在一起，随后关上车门，打开毒气开关，并把车驶出了疗养院。一小时后汽车又开回到捷贝尔达居民点。所有的孩子都丧命了。他们在被毒气毒死后，尸体散散落落，受毒气毒死时的痛苦表情令人不忍睹。 第十组镜头： 法西斯在被占领区的暴行数不胜数，磬竹难书。但在历史上可称作暴行之最者，当局１９４４年６月，党卫队对格朗河畔奥拉社村的毁灭。 １９４４年６月１０日，星期六，一支党卫队队伍进入这个在此之前已被严密包围的村庄。他们命令居民在集市广场集合，说是有人告发村里藏了炸药，所以要进行搜索和检查身份证。 男于被分成四五个小组，分别被送进谷仓，妇女和儿童则被赶到教堂关起来。那时大约是下午２点钟左右，接着就响起了机枪声，房子接二这三地被点着了火，全村以及散落在村边上的农舍均被大火烧毁。这一行动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教堂里的妇女和儿童听到蔓延的大火和机枪扫射声，惊恐万状。下午５时，德国士兵冲进教堂，在圣餐台上安置一台木板箱样式、并点燃导火线的窒息器。不久，教堂里的空气就变得不能呼吸了。有入设法弄开了圣器室的门，这才有可能使得快窒息的妇女儿童苏醒过来。后来德国士兵就开始朝教堂的窗户里开枪并冲进教堂，用机枪射那些最后的残存者，还招一种易燃物质因在地上。 这里边只有一个妇女得以幸免。她爬上教堂的一个窗子想逃走，有个母亲想把孩子托付给她，惊动了哨兵。哨兵向那妇女开了枪，那个妇女受重伤假装死去，这才免遭一死。 傍晚近６时，德国士兵拦截了附近过往区间的大车，命令的往奥拉杜的旅客下车，并用机枪把他们打死，把尸体扔进熊熊烈火中。 附近村落的居民被大火弄得焦虑不安，并由于去奥拉杜村上学的孩子没有回家而惊恐万状。他们当晚和次日（星期日）清早设法走近那里，但是他们不是遭到村口站岗哨兵的射击，就是被他们强行驱赶回来。到了星期天下午终于有人涌进废墟，亲眼看见教堂里满是蜷曲烧焦的妇女和儿童的尸体。人们在教堂门口看见一具母亲的尸体，手里还抱着她的孩子，祭坛前有一具跪着的幼童尸体；还看见两个孩子紧紧抱着死在忏悔台旁。这些无辜的妇女和孩子被法西斯杀死了，而且是在教堂当着上帝的面杀死的。 星期日夜间，德军部队又回到那里，把那些妇女和儿童尸体拉到教堂合唱台外侧草草埋掉，企图以此消灭罪证。但是，罪孽终究是罪孽，恶迹岂能逃遁，６月１３日，即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区长在副区长和里摩日的主教陪同下前往现场。他们在已倒塌的教堂里看到一些残存的烧焦的孩子的断肢残体，在那些残肢上沾满了板壁的灰烬。地上散落着子弹壳，墙上一人高的地方弹痕累累。他们还看到，合唱台外侧的土新近被翻掘过，旁边放着半烧焦的小孩衣服。在原来谷仓所在的地方，堆叠着完全被烧焦了的尸体，上面还盖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使那里成了可怕的尸骨存放处。 罗谢舒阿的村长到奥拉杜巡视了那里的情况后，第二天向他的上司报告说，奥拉杜，这个拥有八十五户村民的村庄已成为一片废墟，绝大多数居民，包括妇女和儿童都已丧生。他们大都在教堂，在上帝的身边踏上了去天国的漫长旅途。 这次大屠杀，虽然受难者的确切数目难以确定，但据估计有八百到一千名死者，其中有不少是从空袭区逃过来的孩子。在６月１０日下午开始的行动中，活下来的奥拉杜居民不超过十个人。 德国法西斯党卫队和盖世太保一共屠杀了多少平民百姓，直至今天也难以得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但我们可以根据党卫队刽子手的领袖希姆莱的记载和特别行动队杀害犹太人的数字作个大概估计。 在波罗的海沿岸和白俄罗斯地区执行“解决”任务的特别行动队北方一支队，在１９４２年４月３１日的报告中声称，处决了二十二万九千零五十二名犹太人。Ａ支队队长施塔勒被苏联游击队杀死后，他所携带的一张地图清晰显示：这个支队在白俄罗斯枪杀了四万犹太人，在立陶宛处决了十三万六千四百二十一名犹太人，另有三万四千人因为需要他们劳动而暂时不杀，而犹太人较少的爱沙尼亚已“没有犹太人”了。奥仑道夫的Ｄ支队杀了九万多犹大人，这是四个支队中杀害犹太人员少的。到１９４２年１１月，希姆莱已经可以向希特勒邀功，声称从８月到１０月底在俄国已杀死三十六万三千二百十一名犹太人。据秘密警察的犹大处处长卡尔·艾克曼统计，特别行动队在东欧各国总共屠杀了二百多万人，差不多全是犹太人。而希姆莱手下的统计专家理查旗·科勒尔博士则报告，住在俄国的六十三万三千三百名犹太人已经被“重新安置”。这个报告数与战后专家们煞费苦心统计的数字吻合。再加上战争时期屠杀的十万多人，这大概就是法西斯杀害犹太人的较为准确的数字，但这仅仅是特别行动队在苏联创造的“战绩”。 虽然前面我们知道的这些数字是巨大的，法西斯的残忍暴行更是亘古未有的，但是真正体现法西斯刽子手——党卫队的野蛮本性的当属于希姆莱的灭绝营中的骷髅队在贯彻“最后解决”中犯下的滔天罪行。同“最后解决”中被杀害的人数相比，同集体营中骷髅队的兽行相比，党卫队特别行动队的所为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 五、强盗式的掠夺破坏 戈林的康采恩 党卫队的康采恩 德国征收惊人的“占领费”对法国、苏联、波兰及其他国家的经济掠夺 掠夺成车厢的文物和艺术品 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３９年，法西斯德国的经济完全处于战备计划的支配之下。用军火大王克虏伯的话来说： 德国全部国防经济的伟大功绩在于，它在这因难重重的年代里，并没有停止活动。虽然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它的活动避开了舆论的注视。 他还明确指出： 德国企业界只有通过这些隐蔽的活动才能承担起重整军备的任务，德国的企业主们都全心全意地走上了新的道路，他们竞相衷心感恩地把元首的伟大目标作为自己的目标，从而成为元首的忠实追随者。 为充分利用一切扩充军备的可能性，希特勒于１９３６年在党的代表会议上公布了扩军的四年计划纲领。 希特勒委任戈林去执行四年计划，而戈林对经济一窍不通。不过这没什么关系，他对经济部门的强行管制弥补了专业知识的贫乏。在实现四年计划过程中，为了开采萨尔茨吉特的铁矿，他建立了“赫尔曼·戈林工厂”。戈林从此开始了法西斯康采恩大王的生涯。纳粹政府上台后，中产阶级和个体劳动者急剧衰败，继而，具有多种企业集团的康采恩（德文译音）) 迅速发展起来。戈林把国营企业并入他的公司。接着就是掠夺与窃取被吞并的国家，如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以及被占领的东部和西部地区的资源和财富。 戈林康采恩的全盛时朗，经营着煤矿、铁矿、冶炼工场、武器和广播器材厂、化学工厂、轮船公司、饲料批发商店和不动产公司，几乎无所不包。戈林之类的康采恩支撑了德国的经济，也为战争做好了物质准备。然而，资本的高度垄断只解决了部分军备，人民的生活并没什么改善，失业率仍然很高，工业上的原料越发贫乏。对此，希特勒在１９３９年１月２３日的一次高级将领会议上直言不讳地说： 经济问题必须解决，……而不抢劫别的国家，不掠夺外国的财产，问题是不能解决的。要解决德国问题只有一个途径，就是武力。 １９３９年，希姆莱让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莫斯瓦德·波尔自行领导和管理经济总处。这个部门的前身是党卫队的行政管理处，是党卫队中央主管处局下的一个部门。波尔那时还是党卫队旅队长，这个前海军军需官很快就扩大了自己的地盘，把行政管理处的职权扩大到骷髅队和特别机动部队，本人晋升为党卫队全国司库，以部务主任身份在党卫队全国领袖兼中央内政部、德国警察总监手下主管财政坟和建筑工程处。１９４２年，集中营的经济和财务已划归波尔统管，他就把管理和经济总处同财政和建筑工程处合并成经济管理总处。不久，波尔就争得了更高的地位，仅次于德国中央保安局长的党卫对中央主管处局长一级中最有势力的人物。 波尔控制着武装党卫队的所有部队管理和部队经济，控制着二十个集中营和一百六十五所劳动营，掌握着党卫队和警察的全部建筑工程计划，指挥党卫队的经济企业。党卫队原来拥有四大企业：德国土石工程有限公司，这是开采建筑材科的企业，它有十四家花岗岩、砖瓦和钢化砖瓦厂；德国装备有限公司，这是综合集中营的所有面包工场、从铸剑到木铁加工等工厂的车间而成的一个企业；德国粮食和给养试验所，这是利用集中营里的空地种植草药和粮食的企业；纺织品和皮革制品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党卫队的军服。波尔将这四大企业合并成一家康采恩——德国经济经营公司。这个大型垄断企业不满足于现有的规模，迅速向外扩张。他们首先在苏台德地区没收了英国人和犹太人开办的矿泉水厂，而后又买下了格林矿泉水的矿泉，改名为“苏台德矿泉”。１９４４年，波尔在强占了另外一些矿泉水厂后，掌握了德国矿泉水生产的百分之七十五。 苏台德区也是经济管理总处的资本家们另一项收获相当大的掠夺场所。捷克斯洛伐克最大的家具厂之一，前犹太企业埃米尔·格斯特尔字号落入了这些资本家之手，成了党卫队自己的家具工业总店。它和经济管理总处里的德国家庭美化社相互扶，推销自己的家具产品，逐渐垄断了家具市场。 东方德国占领区的建筑材料企业和波兰犹太人隔离区的工厂使党卫队的经济大亨们馋涎欲滴。他们在波森开办了东德建筑材料企业公司，作为信托公司，经营着三百一十三家并入德国东方地区的前波兰人或犹太人的砖瓦厂，１９４３年它的总销售额为一千一百万马克。波尔还创办了另一家钢化砖瓦水泥公司，包揽了东部上西里酉业和总督辖区内的砖瓦厂、石灰厂、水泥厂和陶瓷厂。在波兰“最后解决”之前，波尔就开始利用犹太人劳动力和隔离区企业。德国经济经营公司的支店——德国装备公司，吸收了波兰的木材和铁器加工企业，并将手伸向新的纺织、印刷和制鞋业。 在苏联德占领区开办的农场或罐头食品厂中，也有波尔总处的股份，几乎没有一个经济领域没被党卫队涉足。 党卫队的经济企业所得利润除用于骷髅队外，还在组建武装党卫队上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些从德国，特别是欧洲占领区掠夺来的财富反过来又被拿去奴役和消灭这些人民。 纳粹掠夺的财富总共有多少，水远是个谜。没有人能把它精确计算出来。但是有些数字是可以找到的，其中不少还是德国人自己统计出来的。这些数字表明，戈林发给他的部下的指示，是如何按照德国人办事彻底的作风贯彻执行的。 你一发现有什么东西可能是德国人民所需要的，就必须象警犬一样追逐，一定要把它弄到手……送到德国。 弄到手的东西可真不少，不仅有货物、劳工，还有钞票和黄金。希特勒每占领一个国家，他的财政人员便马上夺取这个国家的国家银行中的黄金和外国证券、外汇等。这还不过是头一步。接着便征收数字惊人的“占领费”。据纳粹财政部长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计算，到１９４４年２月底，这种占领费共达四百八十亿马克左右（约合一百二十亿美元），法国比其他被征服国家遭受更大压榨，担负了其中的大部分。到战争快结束时，征收的占领费估计约为六百亿马克（约一百五十亿美元）。 在这笔费用中，法国被迫支付三百十五亿马克，平均每年担负七十亿马克，约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按照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每年所付赔偿费的四倍以上。而当初要德国付出这笔赔偿费，希特勒曾认为是滔天大罪。此外，法兰西银行还被迫给德国“贷款”四十五亿马克，法国政府还被迫支付“罚金”五亿马克。纽伦堡国家军事法庭估计，德国以占领费和“贷款”的名目向比利时榨取的钱约相当于比利时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二，向荷兰榨取的钱也占该国国民收入同样的比例。据美国战略统计调查处的统计，德国向各被占领国家总共榨取了贡金一千零四十亿马克（约合二百六十亿美元）。 法国沦陷后，它的百分之六十五的工业设备必须为德国生产军需品。法国的大企业被瓜分。 以下数字大致反映了法西斯强盗对法国经济的掠夺。 运走的原料： 价值七百九十九亿法郎其中：煤炭 六千三百万吨汽油与其他动力原料 一百九十四万吨铁矿石 七干万吨铁铝氧石 一百二十万吨水泥 五百九十八万吨石灰 一百八十八万吨 运走的工业设备：价值二十六亿法郎其中：工作母机：价值十九亿七干五百万法郎 运走的生活资料： 价值一千二百六十六亿法郎其中：小麦 二百九十万吨燕麦二百三十万吨黄油 七万六干吨奶酪 四万九千吨土豆 七十二万五千吨蔬菜 五十七万吨牛奶 七十九万公担葡萄酒 七百六十四万公担香槟酒 八干七百万瓶 此外，被劫走的私人财产约达二千五百七十亿法郎，国家财产约五千五百万法郎。使法国的工业生产只及战前的百分之五十八。由于大量的资源外流，使法国的经济崩溃了。 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德国军队突然越过苏德边界向苏联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这时，纳粹德国已经占领了欧洲五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控制人口二亿九千万，这些国家和地区煤的产量每年达四亿吨以上，钢产量四千五百万吨。几乎所有的工业——法国的、比利时的、荷兰的、挪威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匈牙利的、奥地利的、波兰的，全为希特勒的国防军提供武器弹药。 苏联仓促应战，节节败退，使德军很快占领了波罗的海、乌克兰等大片苏联领土。德军每到一地，都大肆进行资源掠夺。 １９４３年１０月，希姆莱在一次演讲中用冷酷的语调说道： 俄国人处境如何，捷克人处境如何，这对我来说无关紧要……至于其他民族过的是富裕生活，还是挨饿而死，我也毫无兴趣过问，只有当我们要用他们来做种田奴隶的时候，我才关心一下。 掠夺者就是依照这样的准则行事的。 每占领一个国家或地区，国防军的身后都尾随警党卫军的行动队，而在行动队的身后又紧随着康采恩的代理人，他们接收“战利品”，并用这些资源进一步扩大战争。 备受兵火和德国野蛮统治蹂躏的俄国，受到纳粹的残酷掠夺和破坏。 希特勒建立了一个“东方农产品供销中央贸易有限公司”。到１９４４年３月３１日时，这个公司的营业总额是五十六亿马克。他们对苏联进行了难以想象的巨额掠夺。 这些物资有： 谷类 九百二十万吨肉与肉类制品 六十二万二干吨油料种子 九十五万吨奶油 二十八万八干吨糖 四十万吨饲料 二百五十万吨马铃薯 三百二十万吨种子 十四万一千吨其他农产品 一百二十万吨 此外，在占领期间，德国人还从苏联运走九百万头牛、一千二百万口语、一千三百万只羊。 另外，一个名叫“东方采办有限公司”的机构从苏联的工业企业中盗走机器，交给德国康采恩，苏联的工业和农业共丧失了二十三万九干台电动机和十七万五千台工作母机。 据苏联官方材料，纳粹的占领对各行各业造成的破坏总计为：三万一千八百五十个工业企业，九万八千个集体农庄，一干八百七十六个国营农场，二千八百九个机器拖拉机站，六万五千公里铁轨，四干一百个火车站，四万所医院，十二万七千个专科学校、大学和图书馆。 这种有计划的掠夺和破坏，正是遵照党卫队全国领袖的命令进行的。 １９４３年９月７日，希姆莱向乌克兰地区党卫队和警察头目发出一项骇人听闻的命令： 必须做到：从乌克兰地区撤退时，不留下一个人、一头牲畜、一仓粮食、一节铁轨；没有一间不倒蹋的房子，没有一个能在几年内就恢复生产的矿井，没有一个无毒的水井。给敌人留下的必须是真正的一片焦土，一片废墟，……你们应尽一切可能而为之。 康采恩这支经济部队在占领区迅速开办公司，并准备永久地住下来。曼纳斯曼康采恩建立了乌克兰曼纳斯曼钢管一铁业有限公司，西门子康采恩建立了西门子一乌克兰有限公司，克虏伯则建立了克虏伯股份有限公司一乌克兰总公司，戈林康采恩建立了戈林钢铁有限公司。 石油老板们联合成立了注册资本为八千万马克的大陆石油股份公司。他们掠夺波兰、罗马尼亚和苏联的石油而大发其财。纳粹德国的经济部长担任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在他的身边聚集了一大批银行家和企业家。 １９４０年４月９日，丹麦和挪威受到了法西斯陆海空三军的突然袭击，被德军所占领。党卫队胁迫丹麦向德国占领当局提供丹麦货币。从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２年，平均每月拨款四千万克朗。到１９４４年，增加到每月一亿五干七百万克郎。到战争结束时，丹麦总共拨付了四十八亿克郎，这还不包包括德国各个部队和军官团的征购和征用部分。此外，纳粹德国还要求供应各种各样的货物。由于德国的掠夺，丹麦大约损失了一百一十六亿克郎。 挪威也难逃厄运，它大约向德国占领军支付了一百二十亿克朗。挪威的全部工业被纳入德国战时经济的控制之下，贮存的原料被用掉或偷运到德国去。靠进口粮食维持生活的挪威，还不得不向德国提供一百二十万吨粮食和饲料。挪威的损失高达二百一十亿克郎，折合四十七亿美元。 德国占领当局以强盗的逻辑提出，因为挪威人进行了抵抗，就应赔偿损失。在盟军的飞机轰炸了德军阵地后，占领军立刻向黑姆市征收了六万克郎，向斯塔万格市征收了五万克郎，向西奥普兰市征收了十万克郎，向罗加兰市征收了五十万克郎，向奥勒松市征收了十万克朗。斯塔万格城于１９４１年８月不得不因电报线路被破坏而向占领军交纳二百万克郎。 贪得无厌的德国征服者对波兰的压榨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德国驻波兰总督弗朗克博士曾说过，“只要这一地区还有什么东西能压榨，我就要不遗余力地压榨出来。”在１９４２年底，他不断吹嘘，在占领波兰的一年中已经榨取了大量物资，特别是为德国的饥饿的人民榨取到了粮食。他还警告说，“如果在１９４３年执行了新的粮食计划，光是华沙城内及郊区就会有五十万人无粮食可吃。” 在波兰的新秩序的性质，是在这个国家被征服之初就确定下来的。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３日，弗朗克向陆军传达了希特勒的指示： 我们对波兰的统治，只能采用下列手段来利用这个国家的资源人力：进行无情的剥削；运走对德国战时经济至关重要的全部粮食、原料、机器、工厂设备，等等；迫使所有波兰工人到德国去劳动，把波兰经济削减到仅够维持当地居民生存需要的最低限度，关闭一切教育机构，特别是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以防止波兰新知识分子的成长。必须把波兰当作殖民地对待。波兰人应该是大通意志帝国的奴隶。 纳粹副领袖鲁道夫·赫斯也说，希特勒决定“不再重建华沙，元首也不想在总督辖区恢复或重建任何工业。” 弗朗克博士曾经发出公告：在波兰的一切豺产，不论其为犹太人所有或为波兰人所有，一律无偿没收。从波兰人手中抢走了无数农场，交由德国移民接收。在并人德国的四个波兰地区（西普鲁士、波森、泽希瑙、西里西亚）到１９４３年５月３１日为止，计“查封”了七十万处地产，共合一千五百万英亩土地，并“没收”了九千五百个庄园，共合六百五十万英亩土地。在德国“中央地产局”的精密表格中，并没有解释“查封”与“没收”的区别何在，这对被剥夺了财产的波兰人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区别。 甚至占领区中的贵重文物也遭到掠夺，从后来缴获的纳粹文件中可以看出，这是在希特勒和戈林的明确指示下进行的。希特勒和戈林依靠这种掠夺，大大扩充他们的“私人”收藏。据这个肥胖的帝国元帅自己估计，他的藏品价值达五干万德国马克。在掠夺艺术品这一特殊领域中，戈林是名副其它的策动者。征服波兰以后，他便立即下令掠夺波兰的文物。受他委派执行这项命令的专员，在半年之内就作出这样的报告：“这个国家的几乎全部文物”都已被接收了。 但是，欧洲的伟大艺术珍品多半收藏在法国。这个国家被纳粹征服后不久，希特勒和戈林便下令进行掠夺，希特勒委派罗森堡执行这项特别的劫夺任务。罗森堡设立了一个称作“罗森堡特别工作处”的机构，他不仅得到戈林而且还得到凯特尔将军的协助。凯特尔曾向德国驻法陆军部队下过一道命令，说罗森堡“有权将他认为有价值的文物运到德国进行保护。至于这些文物的用途，将由元首亲自决定”。 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５日，戈林为了分配巴黎卢佛宫所收藏的艺术品，特别发布了一道密令。这个命令道出了希特勒决定“这些文物的用途”的一套想法，这些艺术品将“按下列几类分别处理”： １．元首对其用途保留决定权者。 ２．对充实帝国元帅（即戈林）的收藏……有用者…… ３．适合于送交德国各博物馆者…… 法国政府抗议掠夺该国的文物，指出这种行为违背海牙公约。当罗森堡手下的一个名叫本耶斯先生的德国艺术专家大胆提请戈林注意这个问题时，那个胖胖的艺术专家戈林回答说：“亲爱的本耶斯，让我来操这份心吧。我是全国最高法律权威，我的命令就是决定，你遵照执行就是了。” 从缴获的文件来看，本耶斯在第三帝国历史中只在这里出现过一次。他在报告中说： 球艺厅中收藏的、准备归元首所有的文物，以及帝国元帅指定归己的文物，将用两个车厢装运，挂在帝国元帅的专车之后……送到柏林。 以后还有更多的车厢装运文物。德国官方的一份秘密报告表明，到１９４４年７月为止，从西欧运到德国的文物共装了一百三十七辆铁路货车，计四干一百七十四箱，二万一千九百零三件，其中绘画一万零八百九十幅。这些绘画中有世界著名画家伦教朗、鲁事斯、哈尔斯、弗美尔、委拉斯开兹、牟利罗、戈推、维赛里奥、华托、弗拉戈纳尔、雷诺兹、庚斯博罗的作品。罗森堡在１９４１年１月估计光从法国掳掠的文物就值十亿马克。 德国人掠夺原料、制成品、粮食，尽管把占领区人民搞得山穷水尽，食不果腹，甚至造成饥荒，并且在战争行为方面违反了海牙公约，但是德国人总还可以借口全面战争的迫切需要来为自己开脱，即使这不是什么正当的理由。但是盗窃文物对希特勒的战争机器并没有什么帮助，这种事情之所以发生完全是由于贪欲，由于希特勒和戈林个人的贪得无厌所致。 纳粹的权贵和康采恩大亨们已把欧洲被占领土切割得七零八落，能拿走的全部拿走，不能拿走的全部毁坏。“第一，控制它；第二，管理它，第三，榨取它。”这就是他们对占领区的资源政策。 短短几年中，德国成了暴发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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