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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哪种病，有一点很清楚：它传染迅速，致人死命。患者鼻子、牙龈出血，有时身体其他部位大量出血。严重下痢，使病人脱水，皮肤干薄如纸，眼眶下陷。大多数染患者数日内便死亡。一切治疗方法都试过，全无效。各种抗生素，都无济于事。维生素也不起作用。用输液的办法来补充患者体内的水分流失，也无效，这种疾病使患者血管内膜渗透，输入体内的液体实际上在体内就把病人淹死了。还有很多病人住在很难通往的偏远地区，根本不可能得到治疗。 我为拉沙热特地赶来塞拉利昂。拉沙热是一种病毒性出血热，1969年首次在尼日利亚被鉴定。后来传播到利比亚，接着又传到塞拉利昂。在西非以外则从未发现过。譬如，在扎伊尔，它可以产生像卡尔描述过的那些症状：发烧、出血、浮肿、休克和痉挛等。另一种比较明显的可能是玛尔伯格病毒。玛尔伯格病毒也叫绿猴病（Green MonkeyDisease），其特征是高烧、出疹、吐血、严重下痢。它得名的由来是它在德国的玛尔伯格（后来属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Be1grade），使好几位实验室工作人员丧失了生命。在电子显微镜下，玛尔伯格病毒一点也不像其他人类或动物的病毒。人类的病毒通常是小而圆，或显椭圆形的微生物，而玛尔伯格病毒则是长长的蛇形，带着奇怪的环圈和卷曲。由于它的外形如此恃异，有些人便推测说它是外星球上来的。31位感染病人中，有7位已经死亡。 不过，到现在为止，玛尔伯格仅仅在1967年发生过一次，已经快十年了。后来就消失了。出现得神秘，消失得也神秘。据信，该疾病起源于从乌干达进口的绿色猴子，凡感染此病的患者都直接接触过那些猴子的血液和组织。后来“疾病控制中心”的一位研究人员曾到乌干达去调查，要找出这种病毒的可能来源，以及是否确实是猴子传播的。那次调查未能得出任何确定性的结论。 玛尔伯格病毒和拉沙热两者的死亡率都很高，但仍不及这次在扎伊尔爆发的那么高，通常只有大约15一30％的染患者死亡。现在，在扬布库出现的不明病毒仍然有可能是玛尔伯格病毒。但是，假定它根本不是玛尔伯格或其他卡尔提到的任何病毒，假定这是全世界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种疾病。 那未，怎么办？ 卡尔在电报中写道：“如果我们被授权前去调查，你愿意参加吗？” 我非常乐意，别无他求了，我在扎伊尔教过书。我在听起来很像扬布库的一些村庄里度过好些年。我懂法文（此地人广泛使用法语）和几种地方方言，我从来没做过这样陌生、对之一无所知的工作。迄今我的经验主要在于细菌学性的疾病如链球菌炭疽病、麻风病和脑膜炎。只是最近才参与出血热的调查。幸运的是时间问题在塞拉利昂并不那么紧迫。拉沙热在那里总是有的。如果对扎伊尔的探索开始进行的话，我可以暂停眼下工作站的工作。 目前，无事可做，唯有等待。扎伊尔政府尚需研究一番才能决定是否准许我们此行。这是很平常的。各国政府很少迅速承认其国内人民陷于政府无能控制的疫病危害之中。一旦承认，便会使其国内旅游业蒙受严重损害，经常陷入混乱。只是，以扎伊尔的情况来说，国民经济由于政府推行私人工业国有化的误导，业已调敝不堪。至于旅游业，扎伊尔没有什么可以损失的，几乎没有什么旅游者前来旅游观光了。旅游者对贫困的人民，破烂的道路，和商店空空的货架，一般都不感兴趣。叛变士兵杀害学校教师和其他受过教育的国民、以及传教士等等的故事也已不能吸引旅游者。扎伊尔现在是和平安静了，但却是死者和正在死亡中的人们的和平安静罢了。 卡尔许诺让我及时了解扬布库的最新情况。与此同时，假定扎伊尔政府最终同意我们前去调查，我便离开塞拉利昂前往那里继续我做的准备工作。现场调查是一种即时的随机应变的事。像碰上在非洲心脏地区出现奇特疫情这样的情况，肯定可以得到无限的基金来源。美国人民夜里不能入睡，担心他们是否将被拉沙热的噩耗惊起。向“疾病控制中心”这样的机构提供基金，往往直接与某种特殊疾病在美国人口中引起惊恐的程度成正比。疫情出现的地方愈靠近美国本土，你就越发可以相信美国国会将拨款去进行调查。当埃波拉病毒对弗吉尼亚州的费尔法克斯县形成威胁时，国会就真的拨款了。就我们眼下要去调查的病毒来说，那还是遥远将来的事。 在缺乏足够基金的情况下，我启程往塞拉利昂之前，卡尔和我构建了一个第四级病毒“现场隔离室”（轻便的实验室）。我们设计的这个实验室是一个密闭的小屋，能够在里面处理易传染的物质而没有感染的危险。它只是一个小间，四壁开了孔口，里面放有黑色乳胶大手套，可以伸进双手和两臂。虽不能确切地称这是高科技，然而跟我们一起工作的那位工程师确实做得非常精巧。实验室就架在一张4X8的胶合板上，这块胶合板的作用是支承每个棱角上的钢杆。实验室置于塑料气囊内，一拉就折叠起来，易于搬运。塑料气囊跟外面鼓风机装在一起，鼓风机将气囊内空气抽出，囊内呈负压状态，这样就确保即使塑料气囊出现漏蹿，传染性物质也不会泄漏出来。囊内抽出的空气经过高效粒子过滤器过滤，可以滤出像病毒一样小的粒子。麻烦在于那些手套用起来很不称手。后来我们认识到最大的危险并非通过空气意外地将那些病毒吸人体内，而是由于手指被污染过的针头或其他锋利的器械刺破所致。又过了一些时候，我们明白了真正危险所在，就改为在敞开的工作台上处理从塞拉利昂拉沙热患者身上取来的样品，这样就能比较容易地保护我们的双手。然而，直到这时，我们还不清楚我们将要处理的是什么类型的病毒，它是怎样传染的。真正的可能是空气传播的细菌。 10月19日，当我仍在做前往扎伊尔的准备工作时，“疾病控制中心”的卡尔·约翰逊（Karl Johnson）和帕特里夏·韦布（Patricia Webb），在英国波登当（PortonDown）的厄尼·鲍恩（Erie Bowen）以及在安特卫普（Antwerp）的斯蒂芬·帕廷（stefan pattyn）和吉多·格朗（Guido Vander Grocn）都从死在扬布库的一个病人的血液中成功地分离出了一种病毒。他们说，这种没有命名的病毒，跟玛尔伯格病毒外观很相似，细丝状的曲屈成奇怪的环圈，但是对玛尔伯格病毒的诊断试剂却无反应，它似乎应是玛尔伯格的亲属，但是却更加致命。比玛尔伯格更加致命，几乎比人类所知的任何其他感染都更加致命，来自扎伊尔的这种病毒在实验室内裂破组织培养细胞，增长速度惊人。 尽管当时还没人知道它，这种病毒已向南方扎伊尔的首都进军了。比利时一位修女的血液中带有这种病毒。曾经在扬布库一家医院工作的迈里安（Myriam）修女住入金沙萨的恩加利马医院（Ngaliema Hospital），看护她的是一位名叫马英嘉（Mayinga）的护士，非洲人。不久，马英嘉也开始出现了早期症状：发烧、头疼、精神欠爽。她曾经看见过这种疾病，又听说过内地有关该病的可怕故事，她惊恐万状，这是我们大家都能理解的。她心神错乱，惶惶不安，在金沙萨市内到处乱走，寻找医生，又到急诊室去求医，却不敢面对可怕的现实，只盼望医生告诉她没事，不过是疟疾，别担心。由于她出入于候诊室和门诊部，她就冒着将此病毒传染给周围人们的危险。对此她很少懂得。身上的症候使她坐卧不安。她的情况越来越糟。 人们不知道她首先注意到的是什么，头疼？发烧？吞咽越来越困难？咽候后部剧烈疼痛？她被这一现实吓坏了，继续对自己否认得了这种病毒，但是又拼命地寻求得到确证，一个普通的解释。疟疾，一定是疟疾。人们总是害疟疾的。渐渐就痊愈了。 可是马英嘉得的并不是疟疾。 终于，她不能再走动了，住进恩加利马医院。她正是在这所医院里染上了这种病毒的。住院以后，她马上就成了医院工作忙乱的中心。医生们赶忙为她注入从得过玛尔伯格病、康复后病人身上取来的血浆，抱着一线希望，但愿能有一点疗效。凡在医院或市内任何地方与她接触过的人一律隔离起来。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从她血液中分离出的病毒后来竟成了她对人类的遗赠。我们后来对此前所不明的病毒及其对人体影响的一切实际知识，都来源于她的血液。10月19日那天，当科学家们在亚特兰大和欧洲鉴定出这种病毒时，我正走出我在塞拉利昂乡间的往处，看见一辆货车停在附近，司机向我走来，问我知不知道约瑟夫·麦克科密克医生。我说我就是。 他递给我一封美国大使馆的信，说：“这是给你的。”正是我一直盼待的信息：WHO（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世界卫生组织）已得到扎伊尔政府准许去进行调查。给我的指令是立即前往金沙萨。我请司机把我给大使馆的回信带去，要求帮助安排一张机票。惊险的经历就要开始了。 卡尔，当然比我先走一步。他同“疾病控制中心”新近聘请的流行病学家乔尔·布雷门（Joel Breman）一起已经到了扎伊尔了。他们在亚特兰大飞往金沙萨的班机上遇到一位后来在调查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比尔·克洛斯（Bill Close），他是扎伊尔的，也可能是全非洲的，最大一所公立医院院长玛玛·那摸（Mama yemo）医院的院长，身高大约五英尺半，脑袋又大又圆，身躯比较肥胖，精力旺盛，是个理想主义者，又富人道主义精神。我第一次遇见他时，他不停地抽烟。工作认真，从不懈怠。他讲法语像巴黎人，在某些场合他的用词带有一种急躁而又尖酸的语气，他是个空想家，60年代早期，扎伊尔独立之后不久掀起的道德振兴运动鼓舞他来到扎伊尔。很少有人会把自己的家庭迁人并定居于一个战争中的第三世界国家。比尔不像绝大多数其他人那样。在他看来，扎伊尔正是空前的大好时机去实现他的理想，做一些令人鼓舞的事。直到今天他还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和目标生活着工作着。比尔的激昂愿望是到一个战区中心地带旅行，看看自己能提供哪些帮助。当时矿藏丰富的加丹加省已经是个战区中心地了。他不卷人战事中的任何一边。这对于他是个精明的决策。他只对医疗受伤人员发生兴趣。在危险面前，比尔无畏地继续为病者和伤员做手术，有时在枪口下替士兵动手术，一般说来，我想他可能获得了比预期要多得多的兴奋和激励。那场冲突的确使他有机会遇到一位后来成为有用的朋友的人，就是雄心勃勃的蒙博托·塞思·塞科（Mobutu hse Seko）上校。蒙博托后来掌握了扎伊尔政权（迄今仍掌握着），起初是精明地、后来又结合残忍与贪婪来统治这个国家。然而后来事件证明，与蒙博托的结识不仅对比尔有利，世界卫生组织也获益良多。卡尔和乔尔认识到他们要把工作做好，有比尔的帮助情况就好得多。在那个文犊主义严重，任何事都难很快办成——或根本办不成——的国家，只要蒙博托一句后马上就成了，如果不顺从他的心意，就要付出巨大代价。 到了金沙萨后，卡尔率领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些成员留了下来，由乔尔带一个先遣小组前往北方几百英里以外的扬布库地区。长时间高速飞行后的疲劳尚未恢复，乔尔同他的从法国和扎伊尔来的同事们便立即登上另一架航机飞往内地去了。 他们一去就没有音信了，跟他们的一切联系全断了。 就在这时候，正当卡尔即将在金沙萨进行业务活动时，消息传来，说马英嘉已经死了。现在，无可讳言：那无名的疾病已经来到。很少人相信马英嘉只是唯一的一个遭难者。 所有这些，我全然不知，还在努力想法要从塞拉利昂前往金沙萨。这并不是简单容易办到的事。我冒险乘坐一架塞拉利昂的航机，避免坐那颠簸难受的八小时旅程的汽车，来到弗里敦。接着的问题是弗里敦还有没有飞机可乘。往来非洲，向最好的情况说，也是一种碰运气的游戏，航班时间没有保证，常有意外情况。现在，我们如要从非洲这一国家到非洲另一国家，我们常常先绕道飞回欧洲，然后再从欧洲飞往，既方便，又舒服，且安全。我那次之行，则无此条件，时间太紧了。非洲客机的时间表，出名的不可靠。尼日利尼和加纳的两条航线被公认为非洲最可靠的了，也只是在适合他们的时候起飞，极少注意按时间表行事。在某机场肮脏的候机室里等上一整天，是稀松平常的事。使事情变得更复杂的是很少几个非洲国家跟塞拉利昂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就使获得必需的签证绝无可能。 即使直飞金沙萨的航班没有问题，我中途还得先在象牙海岸的阿比让（Abidjan），然后在喀麦隆（Cameroon）的杜阿拉（Douala）两地逗留。我没有这两个国家的签证。此外，还得在上述某一地方寻找过夜的住处，要当心我的轻便实验室的安全。这要靠我的机智以及海关官员的高兴。 阿比让的海关官员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到象牙海岸来有什么事？他问我。我试着说明：我只需为我自己和我的实验室找一个地方过夜。他又间：那么为什么没有签证呢？我编了一个表面上说得通的故事，告诉他在弗里敦无法搞到签证，因为象牙海岸在那里没有大使馆。我接着说明扎伊尔爆发了疫病，需要我马上到那里。这难道不好理解吗。原来他要小费，故意刁难。这是个原则问题。我不打算给他小费，尽管他的要求是在他的合法权利范围之内。我怀疑象牙海岸是否有人指望能这样通过美国移民局官员的检查。作为美国政府的官员，我从未想过采取贿赂这样容易而且惯例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我想这里是非洲，如果我不断地磨他，终归能使他让步，至少可以让我有张床过夜。最后他不再坚持了，但并不完全情愿。 “把你的护照交给我保管，”他坚决要求。 我不愿交出我的护照。美国护照是有价值的商品，非常值钱，如果交出了，那就做了一件极愚蠢的事。于是我拿出世界卫生组织发的疫菌往射黄卡代替护照递给了他。他仔细看了会儿，似乎考虑怎样处理它，最后拿定主意，认为这卡看起来真是正式官方的了，并且知道我在西非进一步旅行还会需要它，就耸耸肩、挥手让我过关了。 在喀麦隆我不得不重复了在阿比让经历的那一套。等我终于到达扎伊尔的首都时，已是10月23日了。那里的机场，跟我年轻时记忆的完全一样：贪污盛行，喧闹混乱，旅客像逃亡者似地在装备良好、训练很差的士兵造成的黑暗恐怖气氛中移动。虽然我没有到扎伊尔来的签证，但有一份世界卫生组织邀请我参加这里疫情调查的证明文件。但那不关紧要，我一说明此行的目的，便毫无阻拦。机场里人人都熟悉这里爆发的疫情，马英嘉之死人人更加知道。他们都不愿在办理手续上纠缠。唯一的障碍在于我带着轻便实验室通过海关。 海关官员见到我携带的东西，便对我说道：“Qu，est一ce一que vous pouvezfairepour moi aujourd'hui？”（“今天能替我做点什么吗？”） 他的暗示非常明白。我对他说，我的实验室对他没有用处，如果他要保存它过夜，等我从世界卫生组织找一位代表来取出它时，他的饭碗就要丢掉了。他有点垂头丧气，可是他知道他今天要特别发财的好梦和两杯特好的Simba啤酒全完了。只得放弃。 从海关出来，困乏，等待。卡尔派小组里的一个人来接我。我一坐进车内，他便说道，“坏消息。” “疫情已在这里传播开来了，人们陷于一片惊慌，恩加利马医院已成了隔离医院。”接着他转过身来朝我惨然一笑。“欢迎您来到金沙萨，麦克科密克博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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