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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我们又去邀请多多少少、方方面面过问和参与过珍妮病例的人们，甚至有幸之至，得与那位拒绝把珍妮遣送回国的著名顾问见面晤谈，也把他请了来了。至于那位空军医生，同意现身说法，抱着他那副高科技的呼吸面罩，上台畅舒胸怀。关于珍妮禁铜60天的情况，由当时负责照料她的斯图尔特·格洛弗（Dr.Stuart Glover）医生介绍，在我把临诊情况叙述完毕之后，珍妮本人上台接受现场提问。从她回答的神情态度看，我感到芳华重睹，当年干练的护士又回来了！ 我喜欢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的所作所为，其影响可能延及下一代的传染性疾病医生。他们自然会对一切事实证据作出自己的判断，从而认定在对出血热采取保护性措施方面英国政府的做法，从最好的角度看，是根本不必要的，而从最坏的角度看，则是具有危险性质的。 于是我们致力于把这些看法向全世界传布，同时也决心在非洲一一拉沙热的核心地区，进行同样的努力。这是我和乔两人共同的事。乔和他的好友法哈里·阿萨德蕴酿于1985年间在塞格布韦马开一次讨论大会。法哈里原是全球防治艾滋病研究项目的奠基人、工程师。这样的讨论大会也是史无前例的创举。从表面看，想在塞拉利昂的农村地区安排一次国际性的聚会几乎没有可能。所有代表的吃住行全成问题。当地无旅馆、无餐厅、甚至无电、无自来水、无飞机场、无车辆，一应全无。要说有的全是尘土飞扬的上路。再就是大量拉沙热。唯独乔坚持不变。 “如果我们真想在拉沙热方面教会他们一些真正有用的东西的话，”他说道，“就是让他们见识见识拉沙热。” 而法哈里从来都是只鼓励、不泄气。好吧，那就干吧。 两名和平队队员苏珊和安德鲁·斯科特，应邀替我们负责后勤工作。这方面的问题可多了。他俩接任伊始，就让凯内马的天主教会负责提供与会代表住所和食物。珍妮输血那会儿，好不容易找到的Rh阴性血型献血人就是那个教会的传教士。接下来我们要找的是辆能把全体与会人员每天拉来塞格布韦马的大巴士和解决他们每天一顿中饭。 好在苏珊精明强干，在她手里没有办不好的事。她替我们找来了玛丽。玛丽在当地是出了名的最好厨娘。由她主灶的小饭馆的饭食，家喻户晓。经她摆弄出来的会议伙食，像当地门德地区特产的最好大米和附近江河沼泽的鲜鱼等等，连尝遍日内瓦和巴黎国际一级烹调美食的代表，也视为珍馐，赞不绝口。 讨论大会会场设在弗里敦的一家多少能保证用得上电的旅馆，比如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不停电。大多数代表来自非洲各地区，也有欧洲人士，还有一个苏联人。传说这苏联人是个克格勃特务，官方身分是世界卫生组织工作人员。因为美国大使馆人员历来尽全力支持我们的活动，出于礼貌考虑，与会代表都去那里拜访作客，等我们从使馆出来，大家都觉得我们这位俄罗斯朋友举止出奇：他突然停住，眼睛直瞪瞪看着远处海湾。 他含糊不清他说道，“我得去街那头看看一一马上得去！”说完，拔脚就走了。 我们全都望着他离去，望着他走进挂着有镰刀锤子图样的鲜艳红旗的门洞。 “哦，我的天！”法哈里叫道，“他可是大大的有失检点。他没去觐见苏联大使，倒是先踏进了美国大使馆。要是叫他们看见他从这里出去的话，他可要麻烦了。” 我们全部大笑。 在弗里敦听了两天大会发言。我们准备好去乡下现场了。清晨5点钟就把大家全叫了起来，上街候车。大巴士是塞拉利昂政府提供的。我们原作了两手准备，怕说好了的车万一来不了。然而这一次，真该感谢，我们提出讨什么就有什么。 上车往北开，路太不好走，车身晃晃荡荡。一路上的景象连东非来的同行都感到意想不到。同是穷苦的非洲，尽管见惯了自己国内的落后穷相，却没有料到塞拉利昂竟会窘迫到如此地步。本国虽穷，也不像这样。 车抵塞格布韦马，我们把代表们分作三组，各有分工。第一拨巡查病房，同拉沙热注院患者见面。第二拨去民户田间，见识一番乡村居住条件，同时抓些老鼠试试。最后一组留在实验室听讲诊断拉沙热的技术。 当晚，大家在凭临凯内马市区之小坡上集合。一面享用野炊的饭菜，同时介绍一下活动情况。 就在这几次大小会议上，代表们凑齐了作为世界卫生组织指导的非洲出血热处理办法，多简单！省事省钱，又管用，都是以我们在塞拉利昂行之有效的、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技术为基础的。就这类讨论大会本身而言，这次会议独出心裁，异乎寻常，极有收获！ 珍妮·桑德斯的情况如何？不用说，珍妮是这次大会上众人瞩目的主题人物，珍妮恢复健康后下久，就返回护士岗位工作。我同乔在6个月后订了一次机会人探访珍妮和多米尼克。两人已结婚，庄在伦敦南邓水晶宫附近的一套公寓里。故友重逢，共享外卖的比萨饼，边吃边叙别情，珍妮说起往啊，总觉得给大家添了麻烦。其实，她静思当年往事，总也想不起那段苦痛的经历。我想，忘掉那一切倒是件好事，何必时常挂念，多受难忘的折磨？珍妮两口子现已迁居伦敦西区，已有三个子女。 塞拉利昂标志着我个人一生的重要转折点。我从事拉沙热项目研究是1985年到1990年间的事。对这个国家产生了很深的感情。嗣后每年都去那儿一两次，住上一段时间。有时与乔同去。每去一次，都发现当地又发生了同上次不同的变化，变好的不多。1990年去的那次，刚到就看出塞格布韦马变了模样。但是，对它的变化规模和程度，都是直到当天晚上回到镇内时才知道些眉目。 那天傍晚，我正在临街的一家小酒吧里坐着，不是埃迪酒吧。埃迪早已离去了。一般说来，街上应该是熙熙攘攘，乡亲们从田间归来，忙着采购。当地的孩子喜欢拥在酒吧周围，围观我们这些老外。他们叫我们“pumwe（白人佬）”。爹娘不来赶，是不舍得离开的。坐在酒吧里，望哪儿，哪儿都是悠悠晃晃、蹈蹈跳跳的牲口，无主的太多，鸡羊更成群。还有勉勉强强凑乎着上街跑上几趟的车辆。所有这些构成塞格布韦马上下班高峰段的交通风景线。精彩的是司机们的真功夫，瞧他们：个个左转右拐，前后腾挪，在这一堆活物缝隙中前进的大好身手。别忘了还有路面数不清的坑坑洼洼。然而，具体到这天傍晚，街上静得叫人寒战。连狗羊也无踪影，孩子们全都消失。仅有的望得着的不多几个也是一脸紧张神色。即使偶而看我们一眼，眼神也紧张。看来就是要出事。空气凝重、沉重，全然不是因为要下雨的缘故。 突然，一辆军用卡车窜上山坡，开过坐落在一棵大树荫里的警察局面前，惊起在树上营案的一群黄肚皮传巢鸟。等它们再次落下来护寞时，嗽耿声响成一片。军车就在我和朋友们坐着的酒吧面前停住，打车上跳下一名军官向警察局奔去，像是有什么必需解决的急事。军车上守着几个穿着完全不合身的迷彩服的新兵，一脸惊恐地望着我们，个个冲锋枪在手，长弹盒上膛。顿时，整个街面上一片惴惴不安的寂静。大家集中目光，等着看军车那儿的动静。过了几分钟，军官回到车边，钻进连厢。军车起动，下坡，加速，走了。 “一切太平，没事了，”我们说道。 就这样，静静地过了一小会儿，大家好像是约好了似的，一起呼出了一口气，又都活跃起来。我们把杯里的啤酒喝干，起身走了，没说话。当天晚上，我还按以前的老习惯，一个人蹲坐在奥斯汀住宅外面那块高耸的岩石上。太阳余热尚在，暖乎乎的，最让我感到称心惬意了。极目远眺，望得到潘古玛山峦起伏处的一轮红球似的落日，在暮覆里仍然金光闪闪。棕榈树上百鸟唱和，白鸳展翅飞过一片稻田，归巢在望了。 天色已黑，只有伸向凯内马方向的山坡公路上，一辆颠簸前行的卡车灯光映入眼帘。我只能进屋，蚊子大多。 塞格布韦马的老百姓哪能不害怕。事情真相我们事后方知。头几天中午时分，一股反叛武装从利比里亚方向越界入境。他们大多是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一到凯拉亨和科因杜两处市集，端起冲锋枪就任意扫射。这两处同塞格布韦马挨得特近。所以镇上才显得空荡荡的。实际上，塞格布韦马人人都躲到丛林里去了。一直躲到消息肯定，说是危险过去了，叛军已被击退，至少眼前是走了。 既然出了事，我们这些洋人心情就不太平了。该地区的全部英国医务工作人员奉命撤离。这就是说把这里唯一的一所医院、也就是唯一的求药问医的来源关闭了。临走之前，英国外科大夫进行的最后一例手术是截肢，伤者就是那一天在凯拉亨市集上胳臂挨的枪子儿，大夫没法保全。大夫人在手术室，心在手术外，比如说能不能走得成啊。因为边境虽说关了，紧邻利比亚既然已是一片混战，塞拉利昂想控制局势，制止内乱，成吗？ 乔同我在塞拉利昂小住期间，原已听说过叛军头头出于该国本国的一些情况，已向政府送交最后通碟。但是真情实况究竟如何，那帮叛军究竟是何等样人，我们自己不清楚，问别人，别人也说不清楚。所以我们只能焦虑地等待奥斯汀·登比从达鲁联络站给我们带回些消息来。因为达鲁那儿有驻军，是个基地。奥斯汀在军队里有朋友，他去到哪儿，哪儿就有朋友。不论是谁，这个人若是有消息可说的活，奥斯汀就肯定能把消息从他那儿挖出来。 总算把奥斯汀盼回来了，他神情很紧张。据他说，目前事态虽然平静下来，看来不像能维持多久。他的意思我们还是中断我们塞格布韦马的日程，提前离开的好。 我们同意他的看法，这里不可能还像以前那样太平了。不过，我们还得举行一次大型晚会，就在主楼里。这是传统啊！人们期望着呢，我们欠他们的情多了。 于是我们抬掇了平房。把从园子四周采摘来的花草同棕橱树宽大复叶拼合起来摆满四周。啤酒当然得买足。随后是烤山羊，无羊不成宴。买了两大头山羊，就拴在树下。我来来回回都看见它们，顿生怜悯之情。想到它们即将被宰，实在不忍，更别说下刀叉吃它们的肉了。 这次宴会宣告我们在塞拉利昂的日子的结束。乔也好，我也好，今后怕难再来了。塞拉利昂整个东方省已落入叛军之手，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幼，惨遭屠杀。一小半人口被迫逃亡，流离失所。我们只能凭想象，遥望塞格布韦马遭叛军践踏的惨象。项目中心在劫难逃，恐怕已被掳掠一空。乔苦心孤诣制定的捕鼠灭鼠计划全完了，鼠族将卷土重来，随鼠而来的必定是拉沙热病毒。加上房破人挤，难民成堆，情况必定更为糟糕。但是，再想要找拉沙热病房、拉沙热医生，拉沙热灵药，不会有了。下会再看到我们的大卡车跳跳蹦蹦开来开去，也不会听到“拉沙热、大坏蛋”的歌声响彻大街小巷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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