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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通常会导致不确定、困惑和错误，在约翰·Ｆ·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后的六个月中，这一点表现得出。一大堆没有答案的疑问和无从下手的棘手问题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林登·Ｂ·约翰逊总统的头上。在处理越南的问题上，他表现出与前任截然不同的风格。随着我们一步步滑向越南的深渊，这些问题也变得日趋明显，令人极为厌烦。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这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当约翰·Ｆ·肯尼迪在达拉斯根据安排前去演讲时，我正在五角大楼我办公室隔壁的会议室，与我的高级助手麦乔治·邦迪、预算局的克米特·戈登、以及科学顾问杰罗姆·威斯纳一起开会。我们正在对防务预算进行审核，白宫打算于一月份将其提交给国会。审查这个预算也是我努力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打算限定本部工作的目标，并确保这些目标与总统对外政策的目标相一致。会议之后，我准备飞往海恩尼斯港口，于感恩节的周末，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威尔·泰勒一起，向总统提交我的计划。 我们的讨论正在进行之中。大约下午两时，我的秘书通知我接一个紧急的私人电话。我离开了会议室，独自到办公室里拿起了电话机。电话是博比·肯尼迪打来的，声音似乎显得格外的孤独和遥远。他简洁而平静地告诉我，总统遭到了枪击。 我一时不知所措缓慢地回到了会议室，用几乎无法控制的声音，向大家报告了这一消息。尽管听起来非常奇怪，但此时我们并未陷入绝望之中：事情来得过于突然，以致于我们并不知道该做点什么。这样，我们只能尽其所能地继续进行我们的审查。 四十五分钟之后，博比·肯尼迪打来了第二次电话，总统已经身亡了。我们立即中止了会议，人人都沉浸在泪水和沉默之中。 由于还不知道是谁策划了暗杀，也无法预测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立即会见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我们一致同意，按照危机时期的标准，全球之内的美国军事部队应进入战备状态。几分钟之后，博比·肯尼迪再次打来电话，他要求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我于下午晚些时候陪他去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等候运送其兄弟遗体的飞机到来。 博比·肯尼迪一到五角大楼，我们立即登上了一架直升飞机，飞往安德鲁斯。我们从波托马克河上飞过，透过舷窗默默地看着它。我们已经恢复了镇静，但仍不知道应该说点什么。 我们到达安德鲁斯后不久，那架蓝白相间的总统专机就慢慢地滑行在跑道上，最后停下了，登陆的指示灯仍未熄灭。 博比·肯尼迪转身对我说，要求我与他一起登上飞机。然而，事情似乎很明显，对于一个处于极大悲痛中的家庭，此时并不适合外人的介入，我只好推却了他的好意。 遗体搬下之后，我返回了家中，那些已发生的往事和以后可能发生的事情仍萦绕在我的脑际。约翰·Ｆ·肯尼迪与我最初并不相识，但后来我们则亲密无间。不像后来的一些政府首脑，他们大多将自己原来的助手拉入行政班子里，从原来的同僚逐渐发展成朋友关系。我们能够互相开玩笑，并可以互相大声嚷嚷。正是由于这种关系，总统之死对我来说，犹如一场巨大的灾难。 在家里，我与玛格丽特一起勉强吃了点东西。刚刚吃完饭，博比·肯尼迪从贝塞斯达海军医院打来电话，说杰基要求我能与她一起等候尸检的完成。我立即驱车前往医院，与杰基、博比、以及家庭中的其他人员坐在那里，一起静静地等候着。凌晨时分，我们陪伴着总统的遗体返回了白宫，在那间华丽的东厅里，棺材被安放在棺木架上，上面覆盖着一面国旗，这面他曾经为之效力并钟爱万分的旗帜，被柔和的烛光照亮了。 这时，人们在将总统安葬在哪里的问题上，持有不同的见解。有些人认为，应将他安葬于马萨诸塞州他的家乡，我说，他并不只是马萨诸塞州的总统，而是美利坚合众国五十个州的总统，因此，首都才应是他的长眠之地。 我动身去挑选一块合适的地方，去了国防部负责管理的阿林顿公墓。这天早晨天色阴暗，下着细雨，墓地笼罩着薄薄的晨雾。看守人会见了我，我们一起并肩穿过了一块块环境雅致的墓地，白色的墓碑散立于各处，标志着一座座的陵墓。这些美国人都曾为他们的祖国效力，有些是在战争时期，也有些就像约翰·Ｆ·肯尼迪总统一样，服务于和平的时期里。当我们走到卡斯蒂斯—李陵墓的正下方时，我停住了。我抬眼远眺，目光穿过了纪念桥，甚至在这雾雨濛濛的天气中，也望到了相距遥远的林肯纪念堂。“就是这块地方了。”我平静地说了一声。 那天的晚些时候，我被介绍给一位公园服务处的管理员，就在几个星期之前，这位小伙子还陪同约翰·Ｆ·肯尼迪游览过阿林顿公墓。当我告诉他所选中的地点时，他点头称是。 “几周之前，约翰·Ｆ·肯尼迪总统参观这里时，”他说道，“他也停在了这一地点上。他眺望了远处的群山，并且，我听他说了一句，这里是华盛顿最美的景色。” 悲痛欲绝的杰基最终也同意了这个地点，下午的晚些时候，我与她一起来到了这个地方，当我们缓缓穿过这坟墓的海洋时，天气仍然阴沉沉的。我们来到了我选中的那块地方，杰基立即表示了赞同，仿佛出自一种天性和本能。一九九四年，她也被安葬在这同一块墓地上。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约翰·Ｆ·肯尼迪也并非完人。他是一位讲究实际的政治家。有时候，政治活动——尤其是他的下属们的政治活动——也会采用不光彩的形式。有一件事例极有助于说明这一点。 一天，我接到罗德·马克利的电话，他过去曾是我的助手，这时是福特汽车公司的副总裁，负责政府方面的事务。他说他获悉了某些消息，并认为，我一定希望了解此事的详情。 他告诉我，雷德·达菲即福特公司的另一位副总裁，目前正主管其公司东海岸工厂向国防部出售产品的事务，有人告诉他，除非他的区域向民主党进行财政捐助，否则，合同将被取消。在福特之时，我曾与达菲共事多年。我问罗德·马克利，这件事情明显是违法的，达菲为什么不直接向我报告，我对此事的确有些恼怒。罗德·马克利说，雷德·达菲担心我在部里提到此事后，有关人员会对福特公司采取报复行动。 我对罗德·马克利表示了感谢，挂上电话，并立即给空军监察长威廉·Ｈ·“莽汉”布兰查德中将打去电话。我说，“莽汉，到我办公室来一趟，不要告诉别人，包括空军部长，也包括参谋长。”莽汉来了之后，我告诉了他我所听说的事情，并指示道：“我要求你先搁下手头的事情，全力调查这件事，并将结果直接向我汇报。” 大约一个月之后，我打电话给莽汉，询问他的进展情况。 他回答说，情况比所报告的还糟。他已经发现了其它的案件，与国内其它地方的一些公司有关。六个月之后，他将一份厚厚的报告放在了我的办公桌上，汇报了那些已发生的事情。当我问到谁应对此事负责时，他提到了一个人物，他说，总统的助手肯尼·奥唐奈将这个人派到了空军开发办公室。 我打电话给空军部长，指示他按照我的命令，立即开除那个人，并不做任何解释。然后，我给肯尼·奥唐奈送去了一份报告的副本，并附上了字条，说此人已不再为国防部工作了。我从未收到过对此事的答复。 对于总统的角色，约翰·Ｆ·肯尼迪有清楚的认识。一天，在椭圆形办公室里，我与他讨论了总统执政的问题。我画了下面这个简图：权力１９６１时间１９６９ 垂直的轴线代表着权力，平行的轴线标志着时间。“总统先生，”我说，“你带着极大的权力走进了办公室，我希望，在离开它时，你已经使用了这些权力，做了那些在你我眼里来看是对国家有益的事情，而不是一事无成。”“鲍勃，”他说，“这正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他思考着这方面的事情，并且，我认为，他将会按照这种方式来行事。 约翰·Ｆ·肯尼迪总统也擅长退后几步来观察问题，以便更为广阔的察觉事物之间的各种关联。他善于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看问题。在他执政期间，我们几个人偶尔也于晚间聚会，讨论某些问题，这被称之为“核桃山研讨会”。一次，在白宫家庭住宅区中举行的聚会中，总统的助手阿瑟·施莱辛格带来了他的父亲，即哈佛著名的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先生，他是这次聚会的特邀嘉宾。非常遗憾，由于国防部的公务缠身，使我无法离开，那天晚上，我很晚才回到家中。 我问玛格丽特，我不在时谁在唱主角，“讨论进行的如何？” “绝对精彩！”她说，“无人能够插上一句话！整个晚上都让约翰·Ｆ·肯尼迪的问题占去了：‘你如何评价一个总统？’‘评价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您认为Ｘ总统比Ｙ总统更伟大？’”约翰·Ｆ·肯尼迪将世界看成为历史，他站在一个更深远的角度上来看问题。 他的确是一位非凡的领袖，带着一种异乎寻常的个人魅力和感召能力。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人，他都能打动他们的心灵，都能与他们友好地相处，对于政治领袖来说，这正是一份极为珍贵的无价之宝。在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上，他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和幸运的感觉。 他的影响仍然存在着。在他死后的许多年里，作为世界银行的总裁，我和玛格丽特到处旅行，曾到达过世界上最偏远的角落，到达过印度、尼日利亚和巴拉圭那些与世隔绝的小村庄，这里极少能见到美国人。正是在这些地方，一次又一次地，我们瞧见了他的像片，人们从报纸或杂志上撕下了这些相片，将它们钉在了棚屋的墙上，这是其拥有的最为宝贵的财产之一。人民需要英雄的形象，约翰·Ｆ·肯尼迪正适合了他们的需要。如果他仍活着的话，我坚信，我们的国家和整个世界也将会得到更多的利益。 约翰·Ｆ·肯尼迪总统对国务院迪安·腊斯克的领导极不满意，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但是，在总统去世不久之后，当我从博比·肯尼迪和其他人那里听说，他有意在第二次连任时让我取代迪安·腊斯克，担任国务卿时，我还是大吃了一惊。我极有可能会谢绝这种邀请，这主要基于两点理由：我对迪安·腊斯克有着深深的敬意和热爱，并且，我还从未认为，我具备了担任国务卿的资格。此后，在担任了七年的国防部长和十三年的世界银行总裁后，我的想法或许会截然不同，但是，当时如果约翰·Ｆ·肯尼迪硬要让我干的话，我则会敦促他任命麦乔治·邦迪，在历史、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学知识上，我根本无法与他相提并论。 在本书的叙述中，我已多次提到了麦乔治·邦迪。在我与他为约翰·Ｆ·肯尼迪和林登·Ｂ·约翰逊两位总统工作而共事的多年中，他的人品曾给予我极大的影响。这是我想在这里特别提到的。纵览我的一生——无论是在福特、国防部，或者是在世界银行——我总是试图发现那些才华出众的人物，并“借助”他们的智慧和力量来增强我的能力。麦乔治·邦迪正可以归入这一范畴，他二十二岁时成为哈佛的年轻教师，二十九岁时成为亨利·史汀生传记的作者，三十四岁时任哈佛文理学院院长。在我所遇到的人中，他是思维最为敏捷的人物之一。并且，就我对以往四十年的观察而言，迄今为止，他是国家安全顾问中最富才华的一位。 如果约翰·Ｆ·肯尼迪不死，他会如何来处理越南问题呢？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我已经无数次地向自己提出过这一问题。迄今为止，我一直拒绝对此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主要基于两个原因：除了我前文已谈到的事情之外，其原因之一是，总统从未向我透露过，他对未来的考虑是什么。而且，在吴庭艳死之前，不管他是怎样考虑的，在南越政治事件的出现和影响下，他的看法也十有八九会大大变化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依据我的推测——或者是其他人的——无论已死的总统将如何行事，我都无法断言，我们的国家将会获得什么样的利益。 然而，今天我的想法就截然不同了。通过对那些当时资料的反复审查，并利用事后得出的研究成果，我认为，如果约翰·Ｆ·肯尼迪总统不死，他极有可能会把我们拖出越南的深渊。他将会做出这样的结论，即：南越人是无力保卫自己的，西贡当局在政治上存在着致命的弱点，而试图以大规模增派美军作战部队来弥补南越军力不足的举动，将是一个极不明智的行动。即使就像我相信的那样，他会按照这样的逻辑来考虑问题，即，南越乃至整个东南亚将会因此而陷入共产主义者之手中，我仍然坚信，他会做出上述的结论的。相比于我们今天的权衡，当时，他会认为损失是更为惨重的，但是，他仍会接受这一结果。这是因为，他将会清楚地意识到，他早已假定的那些前提条件——即，这是一场南越人的战争，只有南越人自己才能赢得这场战争，而为了取得胜利，他们必须要有一个坚实的政治基椽—均不可能具备。约翰·Ｆ·肯尼迪也会同意这样的观点，即撤离将会造成“多米诺”式倒塌的连锁反应，然而，他仍然会相信，在付出了鲜血的惨重代价后，坚守在那里最终也会得到相同的结果。 在执政之初，约翰·Ｆ·肯尼迪总统就要求其组阁班子中的官员，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去阅读巴巴拉·塔奇曼的著作《八月的枪炮》。他说，这本书清晰地描述了欧洲首脑们如何一错再错，结果被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祸之中。并且，他强调地指出：“我决不愿意重蹈他们的复辙。” 在我们阅读了该书之后，约翰·Ｆ·肯尼迪总统又再次告诉我们，“我们将不会贸然地卷入战争。” 纵观其整个执政期间，约翰·Ｆ·肯尼迪似乎铭记着这一教训。一九六一年四月“猪湾”危机期间，他顶住了中央情报局和军界首领们的强大压力，恪守了自己的信条——就像他对已准备就绪、随时准备行动的古巴流亡者们所详尽解释的那样——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都绝不会以武力介入的形式来支持入侵。他始终坚持了这一立场，即使情况已非常明显，就像其最终的结果那样，如果缺乏支持，这次入侵行动将会夭折的。 无独有偶，在古巴导弹危机的紧要关头，我也目睹了同样明智的态度。到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星期六——危机的顶点——之时，总统的文武顾问中绝大多数已准备提出建议，如果尼基塔·赫鲁晓夫不将导弹从古巴撤出（他于次日表示了同意），美国将对该岛发动攻击。 然而，那个星期六 约翰·Ｆ·肯尼迪仍苦口婆心地反复地说着自己的观点——不仅在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而且在其后由我、博比·肯尼迪、迪安·腊斯克和麦乔治邦迪参加的小型会议上——美国必须竭尽全力去避免卷入毫无把握的战争风险。如果必要的话，他似乎宁愿将美国过时的朱庇特导弹安置在土耳其，以与苏联在古巴安置导弹的行动相抗衡，从而避免被卷入战争的风险。他十分清楚，这样的做法将会招致土耳其、北约组织，以及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大部分高级官员的强烈反对。②然而，他仍打算恪守在这一避免使我们卷入战争的立场上。 因此，我有理由认为，约翰·Ｆ·肯尼迪最终将会将我们拖出越南，而绝不会使我们更深地卷入在里边。现在，我之所以要阐明这一判断是因为，只有这样，我才有必要说明下述的问题：我们——包括林登·Ｂ·约翰逊，约翰·Ｆ·肯尼迪总统死后，他继承了决策者的角色——为什么和如何做出了决定，致使五十万美军部队最终进入了越南。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以及我们的行动将会提供什么样的教训？ 尽管暗杀所带来的极大创伤，国家却不能因为失去了约翰·Ｆ·肯尼迪而停止运转。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日的下午，葬礼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椭圆形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已准备就绪，恭候自己新主人的到来。林登·Ｂ·约翰逊总统会见了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乔治·鲍尔、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按照先前定好的日程，此时，他正在华盛顿汇报情况）、约翰·Ａ·麦科恩和我，地点是他任副总统时的办公室里，其位于白宫正西方向的旧行政办公大楼里。 在我所认识的人们当中，林登·Ｂ·约翰逊是最为复杂、最有头脑和最为勤奋的人物之一。他的个性犹如一个五彩斑斓的万花筒：坦率与虚伪、慷慨与吝啬、怜悯和冷酷、文雅与粗鲁交替地闪现出来。他的形象显得高大、有力，但也充满了自相矛盾的色彩，这使我不禁联想到沃尔特·惠特曼《自我之歌》中的诗句：我自相矛盾吗？ 对了，我的确自相矛盾； 我辽阔无比，我包罗万象。 他谙熟政治事务，并认为他所扮演的角色之一是，确定美国人民之间所存在的差别，并协调这些差别，以使这个国家的发展有利于每一位公民的生活。按照这种观点，地认为，这时正是他担任总统的最佳时机：一个种族动乱和经济状况的不平衡正愈演愈烈的时期。 尽管，作为约翰·Ｆ·肯尼迪班底的成员已有三个年头，但是，林登·Ｂ·约翰逊还从未与我们中的任何一位有过密切的工作关系。约翰·Ｆ·肯尼迪和林登·Ｂ·约翰逊在派别上存有隔阂，这必然使林登·Ｂ·约翰逊心中存有疑问，约翰·Ｆ·肯尼迪班底的成员们是否会不打折扣地忠诚于他。如果不是说在几个小时之内的活，至多在几天的时间里，他就明白了，无论是迪安·腊斯克还是我——尽管我们全力辅佐约翰·Ｆ·肯尼迪——来到华盛顿都是为了效力于我们的国家，而他目前已成为这个国家宪法所规定的最高统帅。在随后的几年中，他不会找到半点理由来怀疑我们对他的忠诚。然而，在他入主白宫之时，我与他之间的关系还似乎形同路人。 从他掌握了总统的大权到我卸任离开五角大楼，林登·Ｂ·约翰逊总统和我都竭尽全力建立了相互之间的尊敬和友情。然而，相比于我与约翰·Ｆ·肯尼迪总统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则大相径庭，显得更加的复杂。林登·Ｂ·约翰逊性情粗暴，无论是对敌人还是对朋友都不例外。他精于琢磨每一个人，以发现其弱点，一旦找到了弱点，他就会试图利用这一点。他有时甚至极为霸道，但对我还从未有过如此的举止。 他深知，我会坦率地对待他，只会告诉他我的观点，而不是告诉他那些我认为他喜欢听的东西，而且，一旦他以总统的身份做出了决定，我将会毫不迟疑地全力贯彻他的意图。坦率和忠诚正是我行事的基本信条，我认为，无论约翰·Ｆ·肯尼迪还是林登·Ｂ·约翰逊总统都会对此点有深刻的印象。 他们熟知，他们所看到的东西，就是他们所得到的东西，如果我持有异议，我将绝不会因投其所好而言不由衷的。与所有伟大的领袖人物一样，他们需要的东西正是最后的结果。 在一点看法上，约翰·Ｆ·肯尼迪和林登·Ｂ·约翰逊是会不谋而合的，就像亨利·福特二世早已领教的那样。只要他们将工作交付到我的手中，他们即可安枕无忧了。他们深知，我的忠诚绝不会中途改变，我的目标也会与他们始终如一。 对于一些国防部长管辖范围之外的事务，两位总统也常要求我提供咨询和帮助。这使我的生活变得复杂化了。 这里例举一件在一年秋季发生的事情。我的儿子克雷格成为圣保罗学院橄榄球队的队员已有三年的时间，并且，已被提名为全新英格兰队的中卫，然而，我和玛格丽特却从未抽出时间来目睹他在球场上的风彩。他最后一场赛事定于十一月份的一个周末。我对总统提到了此事，希望他同意我于星期六下午离开，星期日早晨再返回办公室。林登·Ｂ·约翰逊抱怨地咕噜了一句：“停止这段时间的工作。”按照我的理解，他对此事表示了默认。 星期六下午，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康科德，当我们一住进旅馆，我就得到了消息，要我立即与总统通电话。电话接通后，总统抓起电话对我大声嚷嚷道：“你在哪里？”我耐心地说明了我的去处和原因。“我要求你立即返回，想办法使那些该死的铝价跌下来。”他怒气冲冲地说。我回答说，我对铝价一无所知，并且，无论如何，他应当让商务部长来处理这类事务。“噢，如果你愿意将个人的享受置于总统和国家的利益之上的话，”他停顿了一下，“那么你就呆在那里吧。”我答复说，“我向您保证，玛格丽特和我下午看完球赛，明天一早我一定回到办公室。”他砰的一声放下了电话。 星期天我回到五角大楼后，立即打电话给白宫我以前的助手乔·卡利法诺，问他事情发生的原因。他告诉我，在期望较高价格的情况下，生产铝的公司抬高了他们的价格。由于担心此举将会触发全国的价格膨胀，故总统要求设法使价格回落。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能做点什么呢？”我问乔·卡利法诺。我们讨论了一两个小时，最后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自从朝鲜战争以后，尽管并不是真正的急需，政府却一直对原材料进行大量储备，以适应长期战略的要求，其中就包括铝的储备。我们何不告诉那些生产铝的企业和公司，我们打算将一部分储备的铝抛向市场呢？此举将肯定会导致铝价回落。 我立即拨通了铝业协会主席约翰·哈珀的电话，说：“约翰·哈珀，长期以来，你们共和党一直要求我们削减赤字。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条途径来做到这一点，我希望你将支持我们。 我们打算出售一部分政府储备的铝，并将其收入转给财政部。”“你这混蛋，”他说，“你想敲诈我们。明天早晨我会去你的办公室的。” 星期一，约翰·哈珀和埃德加·凯泽以及他的律师劳埃德·卡特勒会见了乔·卡利法诺和我。经过长时间的磋商后，我们制定了一个导致价格下跌的计划，卖出了部分储备，并且没有造成市场的混乱。 林登·Ｂ·约翰逊接手的越南局势，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艰难或危险随时可能出现。近十年来，其领袖苦心经营，将各种离心的力量捏合在一起，然而，新近发生的政变已结束了他的统治生涯。林登·Ｂ·约翰逊曾对政变持有反对的立常南越传统中就缺乏统一的因素，宗教上的纷争、政治上的派系、警察的腐败轮番侵蚀着这个国家，与北方邻居支持下的那些日益发展的游击暴动相比，其破坏程度绝不逊色。在吴庭艳丧命之前，即便是那些拥护用政变赶他下台的人也承认，其继任者能够稳定政局的把握，充其量仅占百分之五十。然而，事实证明，即使这种估计也是过于乐观的：在林登·Ｂ·约翰逊执政的最初九十天里，南越政权就两度易主，而在其后的九个多月中，这种局面就又重演了四次。 况且，留给林登·Ｂ·约翰逊的还有一支负责国家防务人员的队伍，尽管，问题尚不明显，但是，越南问题已足以使他们分裂成众多的派别。这支队伍的高级成员们尚没有勇敢地面对一些基本的问题，即先是艾森豪威尔，然后是约翰·Ｆ·肯尼迪所面临的那些问题：南越的陷落究竟对美国的防务构成何种威胁，其严重程度是否达到了应采取极端的行动去阻止这种陷落的地步？如果这一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应当采取何种行动？这一行动是否将包括美国空军和陆军的介入？是否可向北越发动攻击呢？这样做，是否会构成与中国进行战争的风险？就最高程度而言，这样一个计划在经济、军事、政治和人员使用上，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最终我们能获得成功吗？如果成功的把握极小而代价又极为昂贵，是否应该对其他的方案——诸如中立化和撤离——进行仔细而认真的研究？ 林登·Ｂ·约翰逊继承了这些问题（虽然，它们还未十分明确地摆在他面前），并且，是在没有答案的情况下继承的。 这些问题的遗留贯串了他执政的整个时期，并继续延续了数年之久。总之，相比于约翰·Ｆ·肯尼迪从艾森豪威尔那里继承的问题而言，林登·Ｂ·约翰逊所继承的问题明显得更为糟糕，其危险程度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在就职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林登·Ｂ·约翰逊对他的助手比尔·莫耶斯坦率地承认，他就像一头鲇鱼，“刚刚咬住了一条硕大肥美的蠕虫，而其中却隐藏着一把锋利无比的钩子。” 与人们捕风捉影的说法相反，在他就任总统之际，林登·Ｂ·约翰逊无论如何也不会忘却越南问题的。尽管，他仅仅在一九六一年五月拜访过这个国家一次，在约翰·Ｆ·肯尼迪执政期间，他也几乎没有参加有关这个问题的会议，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对此问题有敏锐的认识，以及他对处理此问题上担负的责任。在他就职以后，最初的工作之一就是，召集其所有有关越南问题的顾问人员于十一月二十四日举行会议。 有些人认为，他召集这次会议是基于国内政治的原因。据说，由于距离大选已不到一年的时间，他担心，如果他不做出参与和坚定的姿态，他将会面临共和党人中强硬派和右翼势力的强大攻势。 我无法苟同这种观点。诚然，在他的脑子里，国内的政治问题总是首当其冲的，并且，他的确也担心，明显的弱点将会导致他在国内政治中处于不利的形势。此外，他还担心，如果美国无力或不情愿承担起维护防务的职责，那将会影响我们与同盟国的关系。然而，林登·Ｂ·约翰逊头脑中不容动摇的信念则是：苏联和中国正在全力以赴地实现其霸主地位。 他将南越的陷落视为其目标——打破我们的遏制政策——中的关键步骤，并决心阻止这一格局的出现。林登·Ｂ·约翰逊比约翰·Ｆ·肯尼迪更坚定地认为，相对于直接使用美国军队所花费的开支而言，南越的陷落将会使我们付出更高的代价。在以后的五年中，这一观点曾左右了他的思维和决策。这也是他对战争政治性质理解上的重大失误。 十一月二十四日，林登·Ｂ·约翰逊总统明确无误地对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说，他想要赢得这场战争，并且，至少在短时期内，他将优先考虑军事行动，而不是那些“所谓的”社会改革。他认为，在按照自己的想象去改造其它国家上，美国已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赢得战争！这就是他所要说的全部话语。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对美国驻西贡的全体人员进行统一领导，摩擦、严重的分歧、乃至明显的敌意，正明显地存在于大使馆文职人员和美军军官们之间。总统需要一支有力的队伍，他认为，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正是担此重任的合适人眩两天之后，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第２７３号将总统的指令编入了政策。极为明确的是，林登·Ｂ·约翰逊的政策仍保留了约翰·Ｆ·肯尼迪的某些重要观点：通过提供训练，在不公开使用美国军队的情况下，“援助南越政府和人民，使他们粉碎由外部共产党人指导和支持的阴谋活动。”但是，林登·Ｂ·约翰逊也批准了一个秘密计划，由中央情报局支持南越军队，来反对北越的行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在火奴鲁鲁会议上这个计划被首次提出，后来，它成为著名的“３４Ａ行动计划”。 两周以后，总统要求我去与他商讨有关越南问题。他向我发表了一通演说，他确信，美国政府并没有完全在做其应该做的事情。他要求我，在巴黎参加完北约组织会议返回的途中，去西贡看看，以查清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更多的事情，并且，他特别问道，秘密行动的计划是否应该进一步加大。⑥几个月来，在美国的支持和指导下，一个旨在反对北越的小规模秘密计划正在实施之中，其项目包括：间谍人员的打入，宣传材料的散发，情报的收集，以及广泛的破坏行动。 但是，由于河内共产党人严密的组织控制——这包括几乎每一个北越的村庄和城镇中的“街道委员会”，以致于，他们能够察觉最小的变化——因此，这一计划并未收到像样的效果。 因遵循打击北越，但又不由美军直接介入的方针，林登·Ｂ·约翰逊总统要求增加秘密计划实施的强度。 威廉·Ｐ·邦迪伴随我进行了这次旅行。就像他弟弟麦乔治·邦迪一样，威廉·Ｐ·邦迪也继承了他们父亲哈维·Ｈ·邦迪的正直和聪慧，老邦迪曾长期成为亨利·史汀生的助手。同约翰·Ｔ·麦克诺顿以及其后的保罗·Ｃ·沃恩克（他继承约翰担任了国防部部长助理，负责国际安全事务）一起，威廉·Ｐ·邦迪是我在越南问题上最可信赖的顾问之一。我们在巴黎的会晤结束后，即在奥利机场登上了一架军用喷气机，为了直飞南越，飞机尽其可能带上了足够的燃料。我们在大雾中向跑道上移去，喷气机的引擎开始加速做起飞的准备，这时，一架ＴＷＡ客机突然在我们前方的雾中隐现出来，几分钟之前，它刚刚降落在这里。我们的驾驶员萨顿机长急速地拉动了刹车，几秒钟之内（时间好像停止了一样），恐惧笼罩着我们，我们都惊呆了。这时，轮胎、机轮和刹车闸里喷出了火焰，我们急忙从紧急出口撤离了飞机，但是，萨顿机长的高超技术却挽救了我们，以及那架ＴＷＡ客机上约一百五十人的性命。 直到这时为止，我所得到的军事情报均认为，我们在越南已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我收到了一份国防情报处送来的备忘录，它指出，越共在去年并未获得引人注目的成功，但是，他们却成功地维持、甚至改进了其战斗能力。该报告还进一步指出，除非南越军队增强其行动，越共将很可能增加其活动。 这一令人沮丧的新估价，在十二月十九到二十日我召开的西贡会议上，再次得到了证实。事情非常清楚，推翻吴庭艳的政变已造成了政治权力上的真空，那些南越的军队将领们迫不及待地填补了这一空缺，他们热衷于西贡的政坛角逐，而大大忽略了战场上的军事行动。另一个极为明显的事实是，南越的军官们提供的情报大大失实，蒙蔽了我方军援人员的眼睛，致使他们在以前的汇报中，大大夸张了军事进展的情况。在我们返回之后，约翰·Ａ·麦科恩向总统汇报说：“事情再清楚不过了，去年乃至去年以前，我们从南越军官那里得到的统计数据，以及美国人员所提供的情报，均存在着严重的失实，而我们却使用它们估价了战争发展的趋势。” 在我们西贡的会议上，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和保罗·Ｄ·哈金斯上将都同意，南越进行战争的物质资源——包括美国提供的训练援助和装备物资——已经到位了，但是，他们同样认为，南越必不可少的领袖人物到目前尚未出现。然而，他们还认为，尽管形势已极为严重，但其绝非已无法挽救。 为了加强越南人的实力，保罗·Ｄ·哈金斯和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制定了一个计划，打算扩大秘密行动的规模。这也是对我早先要求的答复。以后，主管审查这类计划的联合机构３０３委员会也批准了该计划。随后，在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约翰·Ａ·麦科恩和我的建议下，总统批准了一个为期四个月的试验性计划，将于一九六四年二月一日开始实施。该计划旨在使北越确信，停止对南越的入侵也将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今天回想起来，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竟是如此的荒谬，以致于我们做出了毫无价值的努力——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十二月二十一日，我返回华盛顿后，对于新闻界，我的谈话还是稍有保留的。在战争期间，或许，一位政府的高层官员是几乎无法保证自己的坦率和诚实。我认识到，令人失望的评论不仅会影响到我们正在支持的人们（南越人），也会使我们企图战胜的一方（越共和北越人）受到鼓舞。这是一个极为深奥、而又难以忍受的伦理道德的两难窘境：在战争和危机时期，一位政府的高层官员如何能在其人民面前保持彻底的坦诚，而又不使敌人受到丝毫的鼓舞和宽慰？ 总之，在十二月二十一日的两次采访中，我是这样说的：“我们注意到，越共的活动已极为明显地增加了”（这是真实的）；但是，然后我又补充道，“我们考察了南越的计划，并且，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将会获得成功”（这充其量是一种夸大的说法）。 在对总统的报告中，我的看法则是极为坦率和沮丧的，“局势极为糟糕，”我告诉他，并预言道，“除非在随后的两到三个月中出现逆转，否则，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实现中立化已是最佳结果了，而更为可能的则是，共产党人最终控制了这个国家。” 我告诉他，无论是吴庭艳的继承者，还是美方人员中都存在着问题。南越的将军们均无执政的才能，他们明争暗斗、内讧不断，在战场上却仍在节节败退。反对政变的人曾担心出现这种最糟的局面，不幸的是，这种结局似乎正在成为现实。 美方人员则缺乏统一的领导，他们很少交流信息，犹如一盘散沙，各自为政。我严厉地指责了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批评了他在这些问题上的失职。实际上，他从不与保罗·Ｄ·哈金斯进行接触，并独自把持了从华盛顿发来的重要电报，拒绝让对方看到电文。我指出，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根本就不懂如何来指挥一次综合性的行动，而美国在南越的人员正处于此类行动中。我补充道，迪安·腊斯克、约翰·Ａ·麦科恩也与我持有相同的看法，我们都打算帮助他，然而，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其一生都是一位一意孤行者——根本就不听劝阻。不管怎么说，目前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还担任着大使的职务。 我们返回华盛顿不久后，总统收到了一份由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蒙大拿州的民主党人）提交的备忘录，该文件建议，美国应谋求建立一个中立的东南亚——既不依赖美国的军事援助，也不受到中国人的控制，这可通过某种形式的停战或其他的方法来实现。总统要求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对此方案做出反应。 我们三人一致认为，迈克·曼斯菲尔德的方案将会导致南越落入共产党人之手中，并会对美国和西方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我呈述了当时美国最高层文武官员们的基本看法：在东南亚，老挝将几乎肯定会落入北越的控制之下。柬埔寨可能会做出一副中立的姿态，而实际上，则接受共产党人的统治。泰国所做出的姿态将会更加摇摆不定，而早已受到印度尼西亚骚扰的马来西亚也会做出相同姿态。甚至，缅甸也会将这种局势的发展视为一种清楚的标志，即，这一地区目前将只能完全地纳入共产主义阵营之中（这也将对印度的安全产生严重的后果）。 总而言之，即使美国对泰国持有坚定的立场，即使马来西亚也做出坚定的姿态，即使诸如法国之类相距遥远、尚未介入的力量，也支持“中立”的概念，但一个真正“中立”的东南亚，似乎仍无可能出现于事态的这种发展中。 在其它亚洲国家、以及在其它地区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重要国家的眼里，南越将不仅是对美国坚定性的一种考验，而且也是对美国处理“民族解放战争”能力的一种特殊考验。就亚洲范围而言，事情是极为明显的——例如，对日本来说——美国的脱身及对共产党人统治的认可，将会严重地影响人们的信心。广而言之，任何一个在未来受到共产党人威胁的国家，也无疑会有理由怀疑，我们是否将会对他们负责到底。甚至，从理论上而言，即使在拉丁美洲那些偏远的地区，这一情况也有可能会出现的。 我之所以广征博引了我的备忘录，这是基于两点理由：为了表明，对于选择我们的现行越南政策上——即中立化或撤离——我们的分析和讨论竟是如此的肤浅和有限度；并且，也为了阐明，对于美国和西方的安全来说，东南亚的丧失将产生严重的后果，目前这一情形已被提交到林登·Ｂ·约翰逊总统的面前，无论就其紧迫性还是其详细程度而言，这都是前所未有的。 这一备忘录强化了总统早已持有的立常由于我们训练战略在几个月前，已表现出失败迹象，我们的态度也开始几乎难以察觉到地逐渐倾斜——到了直接运用美军作战部队解决问题的立场上。我们之所以依此行事，是因为我们的担忧正在不断地增加——事后来看，极为明显，这是一种夸大了的恐惧——担心如果我们不依此行事，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然而，我们并未就某些重要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这包括：从最远的程度而言，究竟需要何种类型的美军部队？我们取得成功的把握上，究竟有多大？或者说，如果我们提供军事部队，那么，在政治上、军事上、财政上、以及人员的伤亡上，我们究竟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的确，这些基本的问题仍然没有被严格地审查过。 一个深不可测、变化多端的深渊，就在我们的脚下。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我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提出了进行更为激烈行动的建议。他们声称，总统在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第２７３号中已无条件地指出，“要确保……在南越取得胜利。”事实并非如此，总统肯定不会不顾及人员伤亡的代价。联席会议的成员们继续说，“为了取得胜利，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是，美国必须准备抛弃众多的自我设置的限制，因为它们目前已束缚了我们的手脚，并采取更为大胆的行动，尽管，这有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 然而，成功的把握和付出的代价究竟是多少呢？这一备忘录并未回答，并且，在以后的四年中，我所收到的备忘录也从未回答这些军事上的关键问题。 总统、他的顾问人员和我，也像联席会议的成员们一样，忽视了这一问题，这是不能原谅的。我们的职位要求我们回答这些问题，尽管联席会议的成员们没有主动提到这些问题，而我们却应该要求他们做出回答。小布鲁斯·Ｂ·帕尔默上将于一九六七年在越南担任了军长的职务，后来又成为驻越军援司令部的副司令，并于一九六八年成为了陆军副参谋长，他后来写道：“在战争期间，参谋长联席会议从未向总统或国防部长指出过，我们正在实施的战略方案或许会遭到失败，以及，美国将无力实现自己的目标。” 我认为，这一批评的确合 情合理，但是，我们——他们的非军方上级——也犯有同样的失误，即没有强迫他们做出这样的估价。 为什么我们忽略了提出的这些疑问，并找出它们的答案呢？我将还会更为详细地探讨这个问题，但是，现在也需要指出的是，除了越南之外，我们当时还承担了许多的责任与义务，这也成为我们失败的部分原因。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地区的不稳定，以及苏联对欧洲的威胁，这些都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占用了我们的时间。我们也没有一个专门处理越南问题的高层班子，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越南的危机并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唯一需要处理的事务，它只是我们盘子中的一道菜而已。我们在目标上也缺乏灵活和可变性，并且，我们从未对那些与我们利益息息相关的事情，进行真正的研究和分析。这些方面加在一起，使我们就像一位内心充满了烦恼、肩背重负的行者，手里却攥着一张只标明了一条路的地图。渴望前进的强烈动机驱使着我们不停地前进着，却从未停下来去进行充分的探索，以判明别的途径是否也会通向我们的目的地。 在备忘录中，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也指出：“我们与南越人正在按敌人的标准进行着这场战争，”并且，“痛苦地受到了我们自己设置的限制的约束。”这些限制包括“将战争保持在南越的边境之内，”以及“避免直接使用美军的作战部队。”他们建议，我们应当放宽对战争的限制，这包括：使用美国空军袭击北越，从训练南越人转移到使用美军的战斗部队在包括南越和北越的地区里，进行战争。在长达两页半纸的文字中，这一建议实际上已根本改变了美国的现有政策，但仍几乎没有列举必要的理由或基本的分析。 成员们要求我与国务卿讨论他们的备忘录，我这样做了，之后，我们向总统进行了简单的汇报。总统要求成员们提供一份详细的建议，在其后的一个月中，他们着手制定了基本的计划，其优先考虑的内容有：使用美国空军袭击“胡志明小道”（这是一套分布于丛林间的运输路线，北越使用这条路线途经老挝和柬埔寨进入南越），和北越的军事和工业目标。 成员们认为，这一计划的实施“不大可能会导致中共大量的正规地面部队进入ＤＲＶ（越南民主共和国，即北越），”但对莫斯科是否会发起“行动，即按照苏联的判断，这一行动将会增加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还有所担心。 成员们的计划中提到了战争到核战争升级的问题，在考虑美国在越南的行动中，我还从未想到这一点。但是，从这时为开始——并且，贯穿其后的整整四年中——我已决定要尽量减少风险，这一风险表现在，美国在印度支那半岛的军事行动将会导致中国或苏联的地面或空军部队与美军进行直接的对抗——无论使用常规武器还是核武器，无论在亚洲或是世界上其它地区。林登·Ｂ·约翰逊总统与我持有相同的观点。除了一些其它的理由外，这一担忧曾致使我们多次否定了某些反复出现的建议，在四年之中，要求更为迅速地加强空战和扩大地面战争的建议，曾不时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倘若总统接受了军界人士的建议，扩大了军事行动的规模，而不是批准了那些较低水平的行动方案，我们就会阻止住南越的陷落嘛？就像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方面令人信服的证据从未出现过。然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扩大行动的规模将会给美国和南越造成更大的人员伤亡。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七日，在众议院国防拨款小组委员会面前，我谈到了这些问题，当时，我正在为我们在越南的进展情况进行作证。众议员哈里·谢泼德（加利福尼亚的民主党人）说，“部长先生，我非常钦佩你的坦率，在分析了你的呈述之后，我得出了如下结论：‘在阻止共产党人取得胜利上，除了采用我们能力所及的所有必要措施外，我无法设想出还会有其它的选择’。”他指出，在早些时候，我将我们的政策描述为一种对南越提供训练和装备物资援助的有限政策，然而，现在我却声称，我们将提供“所有”必要的援助。我们实际上的意图究竟是什么？ 我停顿了一会儿，才开始做出答复（今天，这个问题已很清楚）：“单独的军事能力是无法解决越南的所有问题的，或者说，在世界的许多其它地区也是如此。”我继续说道，“目前在越南进行的战争，只能由越南人民自己来取得最终的胜利。在众多的条件中，要想赢得这场战争有一条是必不可少的，即一个强大、稳定、效率极高，并受到人民的充分支持和信赖的政府。”最后，我以下述结论结束了回答：“倘若，对我们力所不及的领域避而不谈，不坦言相告我们对此的担忧，我将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在对国会和新闻界的陈述中，我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我就说道，“南越的首要问题并不是军事问题，其政治和经济问题才是其首要的问题。除非我们将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引进这个国家，否则，绝不会有军事解决的可能性。” 然而，由于事态发展所造成的强大压力，以及对我们行动的发展缺乏清晰的认识，我们已经在改变方针了。二月二十一日，总统通知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在我的批准之下，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和部长罗伯特·Ｓ·麦克纳马拉已着手制定一个详细的计划，以加强对北越的反抗，这涉及外交和战场两个方面。”他还说道，我将于三月份前往西贡，以便听取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意见，此行之后，“我们将做出明确的决策。” 同一天，我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一系列反对北越的行动进行审查，这些行动旨在“诱导该政府放弃援助和支持在南越和……老挝进行的暴动和起义。”我询问了中国在印度支那地区、泰国、南朝鲜或台湾可能做出的反应，以及针对这些反应，美国的海、陆、空军将应做出何种姿态。基于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以及，在未来的某些时候，他们与我们进行直接对抗的可能性——我建议，参谋长联席会议应就应付这些问题而建立专门的计划机构。 三月二日，联席会议提交了一份冗长的备忘录，回答了我的问题。其中，他们重申了他们的看法，“就美国的安全利益而言，阻止南越的丧失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他们指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应当准备摧毁北越的军事和工业目标，在其港口中布雷，以及实行海上封锁。他们承认，针对这些行动，中国有可能以军事介入来做出反应，并认为，如果美国仅仅做出一种非核武器式的反应，将极有可能无法迫使中国放弃其行动。他们接着补充道，“进行核攻击将极有可能”逼迫他们就范，但是，即使这时，他们也未明确无误地指出，他们的计划将足以阻止南越的丧失。 显而易见：联席会议的成员们已认识到，他们的计划涉及美国政策的改变——包括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但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极力敦促，希望这一计划能够被采纳。 在这几个月中，南越的局势仍在逐步地走向恶化。政变之后，军政府夺取了权力，但它仍无法阻止事态的恶化。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九日，一伙年轻的军官在阮庆将军的率领下，推翻了这个内部四分五裂、缺乏工作效率的政府。华盛顿既没有鼓励也没有推进这次政变，事实上，这不过代表着局势长期的混乱。这种局面使林登·Ｂ·约翰逊总统的焦虑和担心进一步加深了，他担心，政治上的长期动乱将会粉碎军事上的成果。因此，他认为，我们必须要使阮庆成为“我们的孩子。” 个头不高，长着一对鼓出的眼睛，留着一撮山羊胡子，头上常常顶着一顶红色的贝蕾帽，阮庆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坚强、机智、敏捷，具有强烈的抱负，但也有些矫揉造作和虚伪。他只有三十七岁，曾在莱文沃恩的军营里接受过美军的军事训练，此后，他先后担任过师长和军长，具有广泛的军事阅历。 但是，他对政治和经济事务则所知甚少，几乎是一无所知。尽管有这些局限性，但许多美国人和一些其他人士，包括英国的罗伯特·汤普森爵士，仍认为他是南越将军中最有能力的人物。 当我和马克斯威尔·泰勒启程前往西贡之前，总统在白宫召见了我们。在他临别前的指示中，他说：“鲍勃，我想要看到一千幅照片，上面是你和阮庆将军在一起，面带微笑并挥动着手臂，这可以向那里的人们显示，这个国家自始至终站在阮庆的背后。” 总统的希望变成了现实，对我来说，无穷无尽的局促不安则始终伴随着我。在三月中旬的几天里，只要美国人翻开报纸，打开电视，即可目睹我的风采——与一位正在进行竞选的政治家极为相象——我们周游了整个南越，从湄公河三角洲到顺化无处不留下了我们的身影，与那位身材矮孝精力充沛的阮庆将军一起，我们肩并肩地站在成千上万的越南人面前，试图使他在其人民中树立起权威。由于我们仍然没有认识到，北越和越共的斗争具有民族主义的性质，因此，我们也绝不可能意识到，鼓励人们认识到阮庆和美国的一致性，对于广大的越南人来说，极有可能仅仅强化了他们的某种观念，即，阮庆的政府并不希望得到人民的支持，而是从美国那里得到了支持。 处于我前面所提到的束缚之中，我仍然企图避免误导公众的看法，使他们正确地认识我们的进展。在前往西贡的途中，我们于夏威夷停下来加油，这时一位记者问我：“你昨天引证事实说，目前越南的局势非常严峻，是这样说的吗？”我回答道：“是的，我认为是这样。就像我……在十月份和十二月份……所报告的那样，那里的局势非常严峻……在三个月中，我们已看到了三届政府……越共也已利用了这种政局的变化，大大加强了他们的进攻、恐怖和骚扰的行动。形势是非常严峻的。” 回到华盛顿四天以后，三月十六日，我对总统做了汇报，指出，自从政变以来，毫无疑问，南越的局势正在严重的恶化。在过去的一个月中，政府的弱点已变得极为明显。由北越支持的暴动和起义正与日俱增，然而，最为致命的因素则是，阮庆政府是否可以维持下去。我的视察使我产生了这样的看法，即阮庆绝没有宽广或深刻的政治魅力。我意识到此点，并非通过交谈，而仅仅通过大部分村民们无动于衷的面部表情，即可获知。进而言之，他对军队的控制似乎也是难以确定的。 我们再次讨论了行动方针的选择。由于多米诺式的效应，撤离似乎是无法接受的，在早先的几次场合中，这已有定论，此次也不例外，就像先前一样，它仍不会得到众多的支持。我也探讨了中立化的方案，其结论是，戴高乐的主张将只会导致共产党人在南越的得手，对于西方的安全来说，其严重的后果与美国撤离的后果并无二致。无人想到要问这样的问题：如果戴高乐——就像我们从这种对西方的“冲击”中所得到的那样，他也会受到同样的损失——能够接受中立化，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接受它呢？ 法国总统的公开言论并未涉及中立化的实质内容，因此，它只是一种缺乏严肃性的泛泛而言。在我会见了林登·Ｂ·约翰逊之后的几个星期里，法国外长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对迪安·腊斯克承认道，巴黎缺乏一个中立化的详细方案，并指出，法国也不希望南越陷落于共产主义的阵营中。 但是，就最低程度而言，我们完全可以向戴高乐施加压力，要求他就所提出的目标，做尽可能的努力。然而，我们并未这样做。 我也向总统汇报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建议，告诉他，动用美国空军袭击北越的计划已被详细地讨论了。就已得出的认识而言，此举可能会导致中国人介入军事的风险，与此同时，此举也并非就能彻底击垮北越的信念，严重地削弱他们的能力，使他们停止支持在南越地区进行的起义和暴动。然而，由于似乎没有更佳的选择，参加西贡会议的大多数人都对这种袭击表示赞同。此举犹如一种孤注一掷的力量，它将使我们的对越政策向前推进若干年。资料和分析均显示，空袭将很难收到应有的效果，但是，由于决心要做某些事或者说任何事，来阻止共产党人的行动，以致于那些令人泄气的报告常常受到人们的冷遇。 尽管，这是西贡会议中大多数人的观点，我仍然提出了反对发动空袭的建议。我指出，阮庆与我的看法一致，他声称，他在南越的基地还缺乏足够的力量，难以承受北越可能进行的报复。尽管，我没有提议介入更多的美国军队，但我还是同意，着手就美国空军袭击北方做出计划。但是，对于引进美军地面部队一事，我们则未做任何的讨论。 我将这些建议提交给总统，这也代表了与我同行的高级文武官员的一致看法，其中包括马克斯威尔·泰勒、约翰·Ａ·麦科恩和威廉·Ｐ·邦迪。然而，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交他们的意见时，海军陆战队司令小华莱士·Ｍ·格林上将和空军参谋长柯蒂斯·Ｅ·勒梅上将不同意我的报告。小华莱士·Ｍ·格林认为，如果我们想呆在南越并取得胜利，那么，就应集中美国的力量来全力实现这一目标（大意如此，并非原话）。柯蒂斯·Ｅ·勒梅则认为，北越和越共的后勤基地，以及在老挝和柬埔寨的补给路线应当遭到轰炸。迪安·腊斯克的看法与我的建议相同，并且，总统也赞成我的建议。 除了小华莱士·Ｍ·格林和柯蒂斯·Ｆ·勒梅以外，对于我反对立即动用美国空军袭击北越的建议，其他一些人也进行了激烈的抨击。这些批评者断言，总统在空袭一事上的勉强态度，来源于一种愿望，即，在大选即将来临之前，他将尽力避免一场国内发生的政治危机。 一九六四年，按照自己的权利，林登·Ｂ·约翰逊正在为参加竞选而努力，因此，许多人认为，政治上的得失是他决定任何问题的基矗然而，我不能苟同这种观点。我并不认为，这一观点可以完满地解释，在当时，为什么他会做出反对空袭北越的决策。当时，即使是阮庆本人也反对此种行动。 并且，我之所以反对这一举动是因为，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我希望能够避免风险，避免中国或苏联的报复。任何一届总统均有足够的理由来考虑国内的政治，然而，如果以此为依据，来解释约翰·Ｆ·肯尼迪和林登·Ｂ·约翰逊两届政府在越南问题上的失误，则是我无法苟同的。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应总统之要求，在华盛顿的一次颁奖宴会上，我做了一次主要的发言，面对美国公众概括性地描述了我们在越南的情况。十分凑巧的是，在前一天，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Ｊ·威廉·富布赖特——后来，成为我们最坦率的批评者之一——在参议院做了一个题为《旧神话与新现实》的重要演讲，对于越南问题，他所提出的观点与我次日晚上发言的主旨不谋而合。在谈到谈判时，他说：“在当前的军事环境下，我们无法设想利用谈判，在保持南越自由的前提下，结束这场战争。”因此，他接着说道：事情似乎非常清楚，仅有两种现实的选择摆在我们的眼前：使用一种或另一种方式，来扩大冲突的规模；或者，做出新的努力，来增强南越人的实力，使其在现有的水平上，进行战争并取得胜利。执行部门的主管官员必须对这一问题进行彻底的审查；并且，直到他们对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做出估价，确定其可能性和可行性之前，以我之见，我们似乎仍不能做出选择，只能利用眼前最为有效的手段，去支持南越的政府和军队。无论何种特殊的政策被决定，有一点必须是非常明确的，即在尊重越南的情况下，美国将继续义不容辞地履行其承诺和责任。 在我的讲话中，依据我的观察，我对越南问题发表了几点坦率的看法：我指出，“毫无疑问，南越的局势正在日趋恶化；”“目前对这一形势做出估价仍明显存在着困难，该战争的形式和特点决定，得到的信息并非总是可靠和可用的；”“越共从本民族的人民中得到了大量的支持，这意味着，政治和经济问题与军事的解决方式同等重要，”并且，“越南前进的道路将是极为漫长的，充满着重重的艰难和挫折。”这些观点无疑都是准确真实的，然而，接下来我对我们方针的选择谈了看法，即早先我向总统提出过的那些选择，这次，听众们将会得出结论，我并未就我们的问题，做出必要的回答，而且，我声称道：中国共产党人的利益是十分明显的。每当苏联发出警训式的调子时，他们就会公开谴责莫斯科，指责他们已背叛了革命的事业。他们将美国视为一只纸老虎，并坚持认为，在自由世界的核防务和常规防务面前，通过缓慢而卓有成效的运动，越南就可以进行其“解放和统一”的革命斗争。因此，北京似乎认为，他们已经发现了一个绝好的时机，运用越南作为试验品来展现自己的新战略。北京认为，越南的胜利将为中国的论点提供有力的佐证，为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意识形态斗争服务。 在北京尚未开放其档案之前，我们将无从得知中国地缘政治的目标，也无法检验我的判断的正确与否。但是，当时，我的表述代表了我高级助手们的共识——包括军方和政界——只有一个人是例外的：我的私人助理亚当·亚莫林斯基，尽管，他并非一位中国问题的专家，但他说，我的判断是错误的。这一事例再次体现了我前面提到的观点：在对缺乏经验的领域中进行决策时，高层的政府官员需要随时得到专家、内行的帮助。如果我们的身边有更多的亚洲通，或许，我们就不会如此浅薄地分析中国和越南。在古巴导弹危机之时，我们曾得到了内行的指点；在我们处理有关苏联的事务时，我们也通常得到了这种帮助；然而，在我们面对东南亚的事务时，我们则无法借助类似的力量。 几天之后，ＮＢＣ电视台的记者彼得·哈克斯在我五角大楼的办公室里，对我进行了采访，会面即将结束时，他问道：“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这个国家会考虑重新侵入北越？”我回答说，在从南越返回后，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我向总统汇报的选择之一，正可回答这一问题：南越之外的军事行动的介入，尤其是反对北越的军事行动。我结论性地指出：“无论最终我们被迫使用什么样的行动方针，或其它的方法，都只能将它视为一种补充，而不能用它替代南越自身的前进。” 我将这种说法作为一种信号，提醒人们注意所有可能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事情。 大约正是这时候，一九六四年四月，阮庆将军改变了他的想法，开始以一种进攻姿态来反对北越了。漫长而乏味的战争使人感到厌倦，南部战局毫无进展，加之河内的不断介入，令人极为愤怒和烦恼，阮庆开始将眼光投入了北方，急于在那里找到突破口。在五月四日与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会见中，他提议应向北越发出警告，他们在南越进行的任何骚扰行动都将会得到严厉的报复。并且，他特别问道，美国是否准备轰炸北越。总统向我建议，在我与西德首脑会见之后，从波恩的返回途中，在西贡停下来，协同马克斯威尔·泰勒与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保罗·Ｄ·哈金斯和阮庆，对这个问题进行再次的审查。 五月十三日，我在西贡会见了阮庆。他说，自从我三月份访问以来，他的确已改变了自己的看法。秘密的３４Ａ计划在反对北越方面，并未取得有效成果，并且，它似乎也难以取得这样的效果（我同意这一判断）。与他三月份的说法恰恰相反，阮庆争辩说，他在南越的基地的确还缺乏稳固和力量，但这可能正是一个立即向北越发动攻击的恰当理由，而不是等待那些弱点被纠正。 然而，在我启程离开西贡之前，阮庆又突然再次变换了想法。这时，他对我说，他不想对北越进行立即的空中袭击，因为，他并不准备动用南越的军队来参与行动，也并不希望使用美国的战斗机。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激烈地表示反对，他要求立即对北方进行打击，这包括切断进入南方的物资和人员输送，和摧毁河内进行战争的信念。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还指出，可能会出现另一次政变来推翻阮庆，在这种情况中，“美国应当做好准备，极有可能会在金兰湾里指挥这个国家的行动。”我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然而，在如何阻止政变，或者说，一旦其出现之后，应对其做出何种反应上，我也无力向总统提出像样的建议。 正是在这种信念发生动摇和混乱的情况中，我发表了一个心血来潮和欠加考虑的公开发言，从那时起，这一发言一直紧紧地追随在我的身后。四月二十四日，在国防部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出现了下述的对话：记者：部长先生，参议员（韦恩）莫尔斯（俄勒冈州的民主党人）已经将此称之为“麦克纳马拉的战争，”您对此有何看法？ 罗伯特·Ｓ·麦克纳马拉：……这是一场美国政府的战争。我按照总统制定的政策行事，并明显与国务卿进行了紧密的合作。我不得不说（在上面的意义上），我并不反对称它为麦克纳马拉的战争。 我认为，这是一场极为重要的战争，我愿意与之发生联系，并为赢得其胜利做出任何事情。 我试图说明，面对重大的分歧和冲突，我感到，我有责任去做任何事情，以尽可能地维护国家的利益。南越人提供的情报中存在着虚假和不实之处，身处于西贡和华盛顿两地的美国军政官员，对问题的理解又存在众多的分歧。有鉴于此，总统和我都一致认为，必须派遣一名总统身边的助手，每隔三十或六十天出访越南一次，亲自将考察的结果向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做汇报，并通过新闻界告知美国人民。这一差遣自然落在了我的身上，结果，与华盛顿的其他任何高级官员相比，在战争问题上，我的看法对公众的观点有了更为紧密的影响。这是一个铁的事实，我从不试图否认这一点。在其它的政府中，这一角色或许会属于其他人，然而，在此届政府中，正是我扮演了这一角色。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五日，中央情报局向总统、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就越南问题提交了一份专门的情报分析。其提供的消息是令人沮丧的：整体而言，南越的形势仍处于极为脆弱的状态之中。尽管，南越在战争中的实力已有所增强，但是，从整个国家来看，越共的压力并未减弱，并继续侵蚀着政府的权力，暗中破坏着美国和越南人的计划，以及打击着南越的士气。还无任何迹象显示，这种趋势已到达“底点，”如果在年底之时，这种衰落的趋势仍不能被阻止的话，南越的反共立场将极有可能无立足之地。 由于并无现成的计划来阻止“衰落的趋势，”几天之后，我们批准那些秘密行动计划继续延长四个月，它们原定于五月三十一日结束。虽然，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承认，３４Ａ行动计划到此时还未收到像样的效果，但他们认为，该计划还是具有“走向高峰”的潜力。然而，事实证明，在此之后，该计划的实施仍未取得更大的效果，并且，极有可能，它最终也导致了北越在东京湾（即北部湾——译者）做出的重大反应。 面对中央情报局令人沮丧的估价，以及联席会议成员的强烈建议，总统要求国务院和国防部准备一个涉及政治和军事的综合计划，对北越采取逐步升级的行动。结合这个计划，国务院拟定了一项议案，以期得到国会的批准，同意美国在印度支那地区扩大军事行动。 这正是一个起源，后来它成为了东京湾议案。此举正反映了林登·Ｂ·约翰逊总统常常念叨的警戒，即，如果事态的发展迫使我们扩大战争，我们也必须避免杜鲁门总统在朝鲜所犯的错误，即在国会尚未批准的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除非它也处于“起飞”之中，否则，国会是绝不会对“紧急着陆”负责的，林登·Ｂ·约翰逊说。因此，他执意认为，如果他不得不发动军事行动的话，那么，在印度支那地区的任何重大军事行动，都首先要得到国会的批准。三月二十四日，乔治·鲍尔手下的一个小组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草拟的国会议案，该文件批准总统在南越和老挝政府的要求下，“使用任何手段，包括动用军队”来保卫他们的安全。同一天，我们（不包括总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研究了这个草案。我认为，如果总统决定，在未来的两至三个月中将动用美国作战（而不是训练）部队的话，那么，我们就应立即着手提交这份议案，否则，我们还需等待时机。 尽管局势仍不明朗，但是，我们全都认识到，轰炸北越或派遣美军作战部队进入南越，都将会带来极大的风险。马克斯威尔·泰勒认为，南越政府的崩溃或胜利都不会在短期内出现，因此，在秋季来临之前，美军仍应该按兵不动，而不是扩大行动。三月二十六日，我们与总统进行了会晤，但最终毫无结果。他要求我们与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保罗·Ｄ·哈金斯的继任者驻越军援司令部司令威廉·威斯特摩兰，以及费尔特的继任者火奴鲁鲁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海军上将小格兰特·夏普进行会见，讨论未来的事态发展。 威廉·威斯特摩兰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八年，担任了美国军队在越南战区的司令员，在导演的眼里，他的确具有一副标准的将军形象。他举止潇洒、坚毅果断、极为坦率。他毕业于西点军校，二次大战和朝鲜战争期间，他均任作战部队的军官，并是美国军事科学院的前任负责人。威廉·威斯特摩兰既没有巴顿那样的自负，也没有柯蒂斯·Ｅ·勒梅的固执，但却分享了他们的坚毅和对国家的忠诚。 火奴鲁鲁会议于六月一日召开，地点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宽大的会议厅里。在以前的场合中，至少某些与会者是充满了信心的，然而，这次则截然不同，几乎每一位到会者均流露出忧郁和担心。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仍然对事态的发展抱有乐观的态度，但是，他的看法极为孤立。 讨论围绕着一份草拟的行动计划而展开，该计划在华盛顿已被拟定，但尚未得到总统、迪安·腊斯克或我的认可。其主要的内容包括：一份提交给国会的议案，与河内的接触和联系，以及一系列逐步增强的军事压迫行动，其顶点是对北越进行有限度的空中袭击（这将尽最大可能由南越的空军来执行）。几天以前，一份《国家情报特别评估报告》已做出结论，这样的计划极有可能导致，河内在支持起义和暴动方面收敛一些，尽管，它同时也强调，河内方面仍有可能一意孤行。 结合这个行动计划，四方面的事情被进行了讨论：无论是向北越发动空袭，还是策划一场军事进攻来打击北越，西贡都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进行准备；鉴于中国人介入的可能性，几个师的美军需要进行部署，以阻止其进攻；美国公众仍未完全相信，东南亚对美国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最后，国会做出适当的决议将会有助于取得双重的效果，既可表现出美国的决心，也可教育那个国家。然而，长期以来，我们所面临的那些基本问题，仍然没有被提出和进行回答。会议结束之时也未对此做出结论。 对于这个草拟的行动计划，我 们并未做出决定。 我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描述火奴鲁鲁的讨论，这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我们已接近了重大升级的边缘——但却未对其后果或其它的选择做充分的考察——除非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二、由于尚未做出扩大军事行动的决定，政府决定，将向国会提交草拟议案的时间推迟到九月，因为，估计到那时，参议院将会完成公民权议案的审批。以后，批评者们曾指责说，总统在几个月中一直将议案揣在兜里，以等候时机——或者说创造时机——使它“溜”过毫无戒心的国会。这纯属无稽之谈。 我刚从火奴鲁鲁返回，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不包括主席）就向我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他们认为，我们还没有确定出“对东南亚的合理军事目标”，并且，也没有批准“实现该目标的军事行动方针”。他们提出了两条方针：首先应当选择的是，摧毁北越的意志和能力；“次之”的选择是，中止它对南方起义和暴动的支持。然而，他们却没有就任何一条方针提出计划。 当马克斯威尔·泰勒阅读了他们的备忘录后，他指出，这并不是“我们选择方案的准确或完整的表述。”他进而对他们的首选方针表示了反对，它将“极有可能会引起升级的风险。” 随着一九六四年共和党总统竞选运动的白热化，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感到，他应当辞去现职，集中精力去加强他党派中的温和派的实力。对于加强美国驻南越队伍的实力，此时正是一个绝好的良机，首先，需要选派一名尽可能强有力的大使。麦乔治·邦迪、威廉·Ｐ·邦迪和我都主动想揽下这个差事，但是，总统选中了马克斯威尔·泰勒，并还委派了Ｕ·亚历克斯·约翰逊去协助他。除了以威廉·威斯特摩兰替换保罗·Ｄ·哈金斯一事之外，此举也标志着，总统已决心采取任何可能的行动，去增加美国对印度支那政策和行动的作用。 在总统决定不派我出任南越大使之后不久，由于一九六四年大选近在眼前，他问我，是否愿意接受他副总统竞选伙伴的提名。新闻界早已推测过此事——例如，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就曾提到了这种可能性。然而，我对林登·Ｂ·约翰逊总统非常了解，我知道，如果我表示了同意，他以后或许会再次考虑，并撤回邀请的。总之，我谢绝了他的好意。 但是，总统仍有计划在等着我，八月一日他对我说，在他下一届任期中，他要我担任他“主管内阁事务的首席行政副总统。” 林登·Ｂ·约翰逊从未解释过这句话的含义，但他的确常常要求我处理一些防务之外的事务，只要我能够做的话，我总是满足了他的要求。 我拒绝了林登·Ｂ·约翰逊作为副总统竞选伙伴提名的请求，这并不是因为我认为成功的概率极歇—恰恰相反。回首往事，我认为，假如我能有幸来世再生，我将会抓住一切机会去训练自己，争取参加竞眩在一个民主的体制中，解决众人间存在的差异，找到大多数人支持的行动方针，使国家的发展有利于每一位公民的生活，这正是一项最为重要的工作。对于一位政治家来说，这既是对他的挑战，也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在当时，我还缺乏政治家的素养和技艺，我对此了如指掌。 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从中央情报局的国家评估委员会收到了另一份评价材料。它提出了一个疑问，总统在几天前也已提到过这个问题，即：南越和老挝的丧失极有可能在东亚引起“多米诺效应”。既不会负参与决策的责任，也没有为以前政策进行辩护的必要，这些政府中最高层、经验最丰富的情报分析专家们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南越和老挝落入共产党人之手中，将会极为严重地削弱美国在远东的地位。造成这一结果的特殊原因是，长期以来，美国已经引人注目地公开承担了义务，要阻止共产党人强占这两个国家。失败于此，将对美国的威望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害，并且，在遏制共产主义在其它地区的扩散方面，美国意志的可信度和能力也将受到严重的贬低。我们的敌人将会为此受到鼓励，而在其它国家中，以更大的规模向共产党人靠拢的倾向，将会出现快速增长的势头。 他们继续说道： 除了北越会因为实现了国内目标而感受到直接的欢欣鼓舞外，中国的共产党人也会受惠无穷。这不仅使他们早已引人注目的自信心得到了进一步的助长，而且，也使他们作为共产主义世界领袖的威望得到了提高。北京的理论认为，未发达国家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美国是一只虚张声势的纸老虎，地区性的暴动和起义不会导致国际间的大战，可以毫无风险地走向最终的胜利。他们早已将南越视为这些理论的试验场，并大造舆论。相比于苏联比较谨慎的姿态而言，南越和老挝的最后结果，将更为显著地支持了北京咄咄逼人的进攻性战略立常就某种程度而言，这种结果对世界各地不发达国家出现更为积极的革命运动，将无疑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他们的分析似乎再次证实了我与其他一些人的恐惧——回溯往事时似乎体会不到，但当时的确如此——西方的遏制政策在越南面临着极其严重的风险，而我们则仍然沿着危险边缘滑向深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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