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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许多人认为，林登·Ｂ·约翰逊总统推迟就越南问题做出决定是因为他想全力赢得一九六四年的总统的选举。有些人甚至断言他出于政治考虑而隐瞒了大规模扩大战争的意图——他想使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看上去像个战争贩子，而把自己打扮成爱好和平的理智的政治家。 即使林登·Ｂ·约翰逊当时有使战争升级的计划，他也从未对我讲过。我相信他没有这样的计划，他从未向我或参谋长联席会议表示他因为面临选举而希望我们在越南退缩不前。事实上，关于该做什么事，他的顾问们也未形成一致意见。 在此期间，南越的军事和政治形势急剧恶化，使我们更加难以做出抉择：要么避免直接的军事介入，要么阻止南越的沦陷。对摇摇欲坠的西贡政权应采取什么措施，我们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这使我们举棋不定，使我们的政策混乱不明。我们对这个困难而危险的问题越来越灰心和绝望，这就像一条黑线一样贯串于我们的争论当中。 在一九六四年的竞选活动中，巴里·戈德华特在越南问题上一直坚持强硬路线。三月初他曾说，在越南的法国军队十年前在奠边府被包围之时，美国就应该投下一颗低能量原子弹摧毁进攻者赖以隐蔽的树林。第二天，他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点。他说，如果美国介入，就一定能“把战争推进到北越——我们十年前就应该轰炸北越，而不必用我们的生命去冒险。”不用说，这种好战言论使许多选民大为吃惊。 与此同时，林登·Ｂ·约翰逊总统似乎是稳健和谨慎的模范。八月十二日，他在纽约美国律师协会的演说中提到了越南问题，这是他较早的评论之一，在许多方面也是最富有内涵和创见的。演说词反映了执笔人高超的写作技巧（执笔人的姓名未做记录），但其中的信念无疑是总统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我们一直在努力建设充满和平和自由的世界秩序。 我们在危机和危险中生存了很长时间，我们几乎一致认定，美国关注对这个秩序的任何威胁……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在付出惨痛的代价后已经懂得，我们不能再等待冲突的激流来侵袭我们的海岸。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侵略和动荡都将埋下破坏我们自己的自由和文明的种子。 我们坚持这么做是由于其他人难以理解的理由。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应该这么做。 友好的愤世嫉俗者和尖刻的敌人常常低估或者无视贯串美国历史始终的强大的道德力量。 当然，安全和福利是我们的政策核心。但是，我们的能量大多来源于道德意志。 强者应该帮助弱者保卫他们的自由…… 每个国家都应免受其它国家的压迫。 人们一直在激烈争论林登·Ｂ·约翰逊总统的外交政策是否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我毫不怀疑，道德因素的确影响着他和他的许多顾问（包括我在内）。但道德因素是否影响了当时的政府——或者是否在影响现今的政府，仍是一个极有争议的问题。实用主义者和政治现实主义者认为没有影响。我认为有影响，例如，我们避免对北越进行狂轰滥炸，不冒使用核武器的风险。在美国竭力确定其在冷战世界中的适当角色时，这个问题值得争论。 无论如何，在竞选的几个月和选举后的很长时间内，林登·Ｂ·约翰逊总统担心美国的右翼势力迫使我们更深地卷入印度支那，使我们与中国和苏联开战的可能性加大。为对付这种压力，他谈到了经常萦绕于他脑际的一些事情。例如，他八月份针对巴里·戈德华特说：“有些人迫切希望扩大冲突。他们呼吁我们派美国青年去做亚洲青年应该做的事……这种行动根本无助于解决越南的实际问题。”他说：“南越人有保卫他们的自由的基本责任。” 他在竞选过程中一再重申 这个观点，从新罕布什尔到俄克拉荷马，从肯塔基到俄亥俄。 他当时隐瞒了什么吗？对我们这些幕后谋士来说，林登·Ｂ·约翰逊在越南的目标十分明确。“赢得战争！”他作为总统第一次与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开会时说。他从未偏离过这个目标。但是我们未能向他表明如何以可接受的代价和风险去赢得那场战争。 他本来可以向美国人民讲述更多东西。我们当时未就向越南派遣战斗部队达成一致意见，一项在最低限度内动用美国空军的计划也争论了数月之久，我们越来越怀疑西贡能够被长期固守。总统从未公开透露过这些事情。如果他这么做，他或许可以说一些诸如此类的话：“我们处在极度的混乱之中，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没有这么做。 当然，政治家们在这种形势下不可能完全做到坦率直言。 伍德罗·威尔逊在一九一六年的总统竞选中没有做到这一点，他当时的口号是：“他将使我们远离战争。”但在第二年春天，他就谋求向德国宣战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一九四○年的竞选中也未做到这一点，当时他说他不会派遣美国军队参加欧洲大战，但不久我们就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林登·Ｂ·约翰逊总统坚信，巴里·戈德华特获胜将使美国陷入险境，并会威胁到世界的稳定。他还认为，只要目的——巴里·戈德华特的失败——正当，可以不择手段。所以，他在竞选期间的言论只在某种意义上是准确的。他讲了事实，但远非全部事实。 总统未对公众开诚布公并不意味着他心中已有了扩大战争的计划。虽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某些成员从一九六四年初开始就要求强化在越南的军事行动，但威廉·威斯特摩兰、马克斯威尔·泰勒和南越领导人阮庆主张推迟。当麦乔治·邦迪和我于一九六五年一月底建议林登·Ｂ·约翰逊改变政策时，我们也不能肯定应该扩大战争还是从越南撤退，但迪安·腊斯克反对任何改变。 从林登·Ｂ·约翰逊总统漫长的政治生涯来判断，某些人或许会说，在竞选未见分晓的情况下，他可能向公众隐瞒了介入战争的决定，这也许是事实。但这与下述说法相去甚远：他在一九六四年就已做了决定。所有的证据都表明是另外一种情况。 巴里·戈德华特在竞选中对我和总统大肆攻击。他总是强调美国已做好了参战的准备，不论是核战争还是常规战争，他再三声称我在竭力削弱美国的国防。三月二十日，他“公开指责”说，“国防部长罗伯特·Ｓ·麦克纳马拉和国务院正在单方面裁减军备。”八月十一日，他宣称：“在目前的国防领导层完全忽视新式武器的情况下，我们的核能力可能会在未来的十年中下降百分之九十。”十月六日，他加强了语气，指责我“蓄意……使我们的核能力失去了百分之九十。”他的竞选自传《我的立撤那年秋天在《华盛顿邮报》上做了选载，内中称：现任国防部长已成为一种所谓的国防政策的主要鼓吹者和设计者，这种政策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将使共和党的盾牌变成千疮百孔的瑞士干酪，这种政策将……使我们的敌人更加胆大妄为，采取走向核战争的毁灭性步骤……我重申：这项政策的设计者是现任国防部长。简而言之，现政府的国防政策是在单方面裁减军备。 现在我讲述事实。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日，我对巴里·戈德华特和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其他委员说，我军战略核武器的数量在以后五年中将有所增加，核弹头的数量——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我的前任汤姆·盖茨制订的计划中提到过——将增加百分之七十四，总的爆炸当量将增加百分之三十一。九月十八日，我公开声明：“美国和苏联的全面核攻击将在最初的一个小时内杀死一亿美国人，苏联人的死亡数量会更大，但我不相信任何神志正常的人会视此为‘胜利’。”我不断强调，并公开声明，我们的核政策有严重的局限性和重大风险，这使巴里·戈德华特极为恼火。他在声明中暗示，他认为常规战争和核战争没有实质性区别。他甚至建议总统指示在越南的美军将帅使用我们军火库中的任何武器。我对此殊难苟同，就直言相告。 但是，由于巴里·戈德华特经常大声疾呼地重申他那些欠考虑的主张，林登·Ｂ·约翰逊总统担心其会产生预期的政治影响。因此，他要求迪安·腊斯克和我在亚特兰大召开的民主党大会上向纲领委员会发表声明。就传统而言，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不参与政党政治。但令我遗憾的是迪安·腊斯克和我向总统作了让步，在大会上发了言。 有时候，这位来自亚利桑那的参议员似在反对我而非总统。他指责我对福特汽车公司推销爱泽尔牌汽车的决定负有责任，一九五九年这种汽车的全面失败是美国商业史上经济损失最大的一个案。他指责我在破坏我们的国防计划。巴里·戈德华特知道我对爱泽尔牌汽车的开发计划没有任何责任，但他坚持强调我有责任，以致于福特汽车公司前执行副总裁欧内斯特·Ｒ·布里奇——巴里·戈德华特竞选运动的主要捐款人——最后不得不写信给这位参议员的竞选总部说，“罗伯特·Ｓ·麦克纳马拉……与爱泽尔牌汽车的开发计划毫无关系。” 然而，这位参议员继续攻击我，通过报刊传遍了全世界。结果，当我在以后的岁月里受到批评时，记者们总是称我为“爱泽尔牌汽车之父”。 在竞选过程中，政府竭力平衡在越南的两个目标：避免让美国军队介入，同时保卫南越不受共产党的控制。 二者兼顾变得越来越困难。与此同时，南越的形势、尤其是政治形势日益恶化。在西贡政府临近覆亡之际，对该采取什么措施，在华盛顿和西贡的领导层中仍然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我们一次接一次开会，一次接一次交换备忘录。我们举棋不定，因越南问题的复杂性和我们自己的意见分歧及混乱而感到灰心和沮丧。但是我们依旧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未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八月十三日，麦乔治·邦迪向总统提交了一份备忘录，阐述了我们在东南亚采取行动的几种选择。备忘录反映了他、迪安·腊斯克、我以及国务院和国防部各位同仁的意见。这份备忘录及其相关的问题在此后五个月内成为我们关注和激烈争论的焦点。 备忘录开头承认“南越的情况不妙”，并说阮庆继续掌权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五十，西贡的领导层显露出了失败主义的征兆，这反过来给我们的选择造成了压力。或者直接投入美军扩大战争，或者考虑谈判解决——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无异于投降。备忘录唯一一条明确的建议是：“我们必须继续反对关于越南的任何谈判”，因为“没有军事行动的单纯谈判不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实现我们的目标”。 麦乔治·邦迪列举了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从扩大偷袭到全面动用美国空军轰炸北越以及北越势力在南部的供给线，不一而足。他赞赏马克斯威尔·泰勒的一项建议：我们把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定为开始扩大军事行动的预定日期。 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认为，我们应该准备美国空军空袭北越目标和胡志明小道的计划，目的在于摧毁河内的战斗意志及其继续补给南方越共的能力。这与我们的地面行动计划最终形成了我们以后数年的军事战略。当时和后来，参谋长们均未对下述问题做出充分估计：这些目标能否实现，军事行动会持续多长时间，人员伤亡会有多大，资源消耗和所冒风险有多大。 为了完善空袭战略，参谋长们列出了闻名的“九十四个目标名单”。名单包括北越的各个飞机尝交通线、军事设施、工业设施和军事侦察路线。他们认为，空袭这些目标有助于防止美国在东南亚的地位土崩瓦解。这项计划没有提到实施空袭的许多飞机将从南越的各个机场起飞，而这些机场的安全须由美军来保卫。 我读过建议书后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评估空袭这些目标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出乎意料的是，我的要求在参谋长中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在九月四日的讨论中，陆军参谋长哈罗德·Ｋ·约翰逊将军认为空袭的理论基础有严重缺陷。虽然参谋长们已多次声称“获得成功的最佳军事行动策略是（通过空袭）摧毁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意志及其支援南越暴动者的能力”，但哈罗德·Ｋ·约翰逊将军不同意这种说法。他指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即使北越被完全摧毁，南越的越共暴动也会以目前的节奏持续很长时间，甚至会更加频繁。”因此，哈罗德·Ｋ·约翰逊将军告诉同僚，虽然轰炸北越可能会抑制南方越共的行动，“在南越及其边界地区镇压暴动的战斗可能会获得胜利”，但他建议暂时搁置“九十四个目标名单”，除非北越人或中国人入侵南越或老挝。他认为这项建议符合参谋长们的预计：空袭九十四个目标“极有可能”使北越人或中国人做出大规模反应。 但是九月八日参谋长们与我和马克斯威尔·泰勒的“会谈纪要”中没有提到这一点和哈罗德·Ｋ·约翰逊将军的其它观点。 哈罗德·Ｋ·约翰逊将军提出的空袭效果问题在此后三个月到半年时间内既是我与总统争论的根本问题，也是参谋长们与在越南的将帅之间争执的问题。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国会还就此问题举行了两次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军事委员会的大部分委员以及军方的代表赞同哈罗德·Ｋ·约翰逊将军一九六四年提出的观点（受到了总统和我的多项决定的支持）。 参谋长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凸现了其它更重要的问题。空军和海军中支持空袭的人相信轰炸会产生巨大效力，但他们没有准确估计在特殊形势下空袭的效果。陆军（特种部队除外）和海军陆战队发现很难对游击队进行有效反击。所有人员（包括我在内）都严重低估了河内的决心、耐力以及增援和加强南方越共力量的能力。 关于九十四个目标的有关问题，我得到的最直接的答复见于一份军事演习报告中，这次演习的代号为“Ｓ—Ⅱ—６４”，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下属的联合军事演习局于一九六四年九月中旬举行的。报告总结说，对北越进行“军事轰炸不会很快使南越的暴动停止”，而且“对（敌人）较低的生活水平也许只能产生非常之小的影响。” 西贡政权解体的速度甚至快于我们与总统讨论该采取什么措施的速度。九月六日，马克斯威尔·泰勒怒气冲冲地来电说：“只有出现一个卓越的领袖才能扭转局势，但这里没有乔治·华盛顿。”自从肯尼迪政府组建以来，我们一直把政治稳定视为我们越南政策的根本前提。现在马克斯威尔·泰勒说这已做不到了。不久后提交的《国家情报特别评估报告》反映了他的判断。报告称：“在南越很难出现一个能够主导战争的稳定的政府。” 这两份评估本来应该使我们重新考虑我们的基本目标以及实现它的可能性。但我们没有那样做，主要是因为没有人愿意讨论退出越南。我们认为那将使我们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蔓延的堤坝出现巨大的裂口，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由于我主要依据的是《国家情报特别评估报告》，而且在书中经常引用它们，所以我先对它们做些介绍。一九五○年，中央情报局创办了独立的国家评估委员会，其使命是对重大的政治和军事事件及其发展趋势和前景进行评估。这些评估利用了来自各个情报机构的报告，包括国务院的情报和调查局以及军方的情报机构。按照惯例，国家评估委员会把评估报告的草稿发给各个情报机构征求意见，对于各种意见，国家评估委员会主任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然后，评估报告被转至高级审查委员会——美国情报委员会，并最终呈送到中央情报局局长手中。他将把评估报告直接呈交总统和总统的高级顾问。 在我任国防部长的大部分时间内，原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谢尔曼·肯特领导着国家评估委员会。他看上去很像奇普斯先生的原型，他是我见过的拥有最激烈和最强烈的地缘政治理念的一个人。即使我与他意见不一（这种情况不常出现），我也非常推崇他，由他主持完成的报告对我影响极大。 九月九日，当我们与总统开会讨论可能的行动策略时，他的军事顾问们之间的巨大意见分歧就暴露出来了。空军参谋长和海军陆战队司令认为有必要立即对北越实施空袭。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厄尔·Ｇ·“巴斯”·惠勒）、陆军参谋长、海军作战部部长、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和马克斯威尔·泰勒大使均认为，我们不应对北越采取极端行动而使目前虚弱不堪的西贡政权过度紧张和劳累。 南越的政治动荡深深地困扰着林登·Ｂ·约翰逊总统，他十分担心这种情况将使我们的一切努力付之东流。马克斯威尔·泰勒直接了当地说，我们绝不能让河内取胜。厄尔·Ｇ·“巴斯”·惠勒表示同意，他强调指出，参谋长们一致认为失去南越就意味着失去整个东南亚。迪安·腊斯克和约翰·Ａ·麦科恩均表示同意。但是没有人（包括我在内）询问，我们是否能够或者怎样才能阻止这种情况发生！总统最后指示迪安·腊斯克告诉那些希望立即进攻北越的参谋长们，我们不会让我们的拳击手在第一个回合都坚持不下来的情况下参加十个回合的拳赛。“我们至少应该让他做好坚持三到四个回合的准备。”他嘟囔着说。引人注目的是，林登·Ｂ·约翰逊总统没有讨论过战争的升级将对竞选产生什么影响，当时离大选仅剩两个月时间了。 林登·Ｂ·约翰逊担心南越虚弱不堪是对的。四天之后，南越又发生了一场政变。这次政变是军队中的天主教徒发动的，他们认为阮庆将军与佛教徒的关系太密切了。天主教徒进军西贡，占领了政府的几个部门和设施，最后被忠于阮庆将军的青年军官赶走了。 与总统讨论了此次事件后，迪安·腊斯克致电马克斯威尔·泰勒说：“南越领导人的内讧现象给外界留下了极为不良的印象。”他抱怨道：“如果南越领导人不能宣布暂停内部的争斗，那我们参战有何意义呢？”甚至小格兰特·夏普上将也表示怀疑。九月二十五日，他致电厄尔·Ｇ·“巴斯”·惠勒说：“目前南越的政治局势极不稳定，会给我们未来的行动方针造成某些严重问题……相信政府的决定可能是抽身而退。” 中央情报局同意这种观点，指出：“目前的形势将在未来几周内继续消磨南越人的意志和效率，且足以威胁美国在南越的现行政策和目标的政治基矗”在一片凄风苦雨中，乔治·鲍尔于一九六四年十月五日向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提交了一份长达六十二页的备忘录，对我们现行的越南政策提出异议。就其深度、广度和对传统观念的冲击而言，备忘录与作者同样极为出色。乔治·鲍尔头脑敏锐，才智过人，文笔流畅。乔治·鲍尔是个大西洋主义者，坚信美国与欧洲的关系高于一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在德国担任美国战略轰炸调查部成员。五十年代法国在印度支那陷入困境时，他担任过法国政府的顾问。由于他被公认具有强烈的欧洲倾向，所以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对他关于越南问题的观点均有所保留。 乔治·鲍尔一开始即指出：西贡的政治局势已严重恶化，而且，建立一个足以镇压暴动的强大政府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他提出了四种可供选择的政策：一、继续奉行目前的行动方针；二、接管战争；三、对北越进行空袭；四、寻求政治解决。他对四种政策都做了分析。他认为我们的现行政策致使南越在政治和军事上日益虚弱。直接参战将使美国人的生命在丛林和水稻田中遭受重大损失。轰炸北越既不能摧毁其意志，又不能重挫其支援南部越共的能力（他还说空袭无助于加强我们在谈判中的地位，但他第二年初改变了这项判断）。 乔治·鲍尔对“我们可以在空袭的同时控制风险”的论调特别提出了质疑。他尖锐地写道：“一旦骑上虎背，下来就难了。” 只剩下第四种选择了。鉴于我们“几乎没有注意到通过政治手段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乔治·鲍尔指出“我们应该立即着手研究这个问题。” 他在这两点上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的备忘录没有使我们循着政治解决途径走下去。他认为谈判条件应包括：一、北越保证停止在南部再搞暴动；二、一旦河内停止直接支援南部越共，即在西贡成立一个有能力扫清暴动残余分子的独立政府；三、在以后需要援助的情况下，西贡政府仍然有权要求美国和其它友邦提供援助；四、保证西贡政府的独立性继续不受其它签约国的破坏。 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非常赞同这些目标。但我们都认为，在没有有效手段保证的情况下，主张政治解决就等于在主张无条件撤退。我们根据其对美国全球战略的潜在影响来考虑这种可能性。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河内支持的巴特寮继续在老挝向前推进，苏加诺使印度尼西亚向共产党阵营靠得更近，马来西亚面临着受中国支持的暴动者的巨大压力，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而且在继续宣扬暴力革命，克里姆林宫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及其接班人在继续针对西方发表好战声明。考虑到这些威胁，我们认为无条件撤退是根本不能接受的。 乔治·鲍尔同意这个结论。正是这个内在矛盾使他的备忘录出现了缺陷。他正确地指明了我们面临的问题；他正确地考察了我们考虑采取的行动本身具有的风险；他正确地呼吁我们更加重视谈判；他还正确地列出了谈判的目标。但是，他建议的措施能否实现这些目标却不得而知。 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于十一月七日（星期六）与乔治·鲍尔讨论了备忘录。我没有找到当时讨论的笔录，但我相信我们把观点表述清楚了。乔治·鲍尔承认他“尚不成熟的文稿”中存在“明显的缺陷”。他说他意在抛砖引玉，“提出一些能够导致其它解决方案的研究思路”我们没有拓宽研究思路，犯了严重错误。我认为我们四个人都有错，都有责任。乔治·鲍尔的备忘录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最高层全面展开讨论的建议。他得到了我们的尊重——但他本应得到我们更多的尊重。我们当时应该立即和总统讨论备忘录，但是直到第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乔治·鲍尔通过总统的助手比尔·莫耶斯把备忘录转给总统时，总统才注意到它。我们本应把备忘录还给乔治·鲍尔，让他尽快呈交给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专家进行评估和分析。我们没有反省我们的推论，即他尚未找到实现目标的办法。一九六四年末和一九六五年初，乔治·鲍尔的想法有了改变，趋同于我的立场：向北越施加军事压力后再展开谈判。 看到迪安·腊斯克和我为越南问题费力劳神，麦乔治·邦迪讲了一些令我永远难以忘怀的话。他说，国务卿在寻求利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而作为国防部长的我却在谋求谈判。 这些讽刺言论充分反映出我们当时面临的问题多么令人烦恼。 十月份，阮庆的权威日渐削弱，把权力还给文官政府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使南越的形势进一步恶化。十月底，参谋长联席会议送给我一份备忘录，表示对南越形势颇为担忧。他们提出了加强军事行动的计划，包括美国空军轰炸北越和南越。他们提出这些建议的前提是，美国退出南越或东南亚是绝对不可接受的选择。 参谋长们非常着急，坚决要求我把他们的备忘录尽早呈交总统。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一日，我同厄尔·Ｇ·“巴斯”·惠勒讨论了他们的担忧。他说他们大多数人认为，如果总统决定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那么我们就得撤出南越。马克斯威尔·泰勒的观点则完全不同。我问他对参谋长们的建议有何评论，他说，那些建议完全脱离了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长期奉行的原则：“越南人在南越是为他们自己而战。”数周之前，威廉·威斯特摩兰来电说：“除非不远的将来在南越能出现一个高效率的政府，美国在南越内外采取军事进攻都不会阻止南越一天天衰败下去。” 由于这些建议严重对立，总统于十一月二日让威廉·Ｐ·邦迪牵头建立了一个工作小组，重新研究可供选择的策略。 第二天，林登·Ｂ·约翰逊赢得了大选的胜利，在当时来说，他是美国历史上以压倒优势的得票数获胜的人。 工作小组的工作是从零开始的。 工作小组全面考察了 各种假设、前提和选择方案，重新评估了我们在南越的立场和在东南亚的目标。考察工作经历四周，得出了一些令人惊讶的结论。由于十二月一日要与总统开会，工作小组起草了一份报告，其部分内容如下：如果我们不采取足以在军事上击败北越甚至共产党中国的军事行动，则我们不能保证非共产党的南越能继续存在下去。这种军事行动有在亚洲导致严重冲突的巨大风险，它不可能仅限于空军和海军的行动，而是不可避免地要采取与朝鲜战争规模相当的地面行动，甚至有可能使用核武器。 参谋长们低估了这些风险，认为这些风险“比继续现行政策或撤出东南亚的选择方案更能令人接受”。但是，林登·Ｂ·约翰逊总统和我决心规避的正是这些风险。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在随后几年内对我们空袭北越的行动造成了重大影响。 更重要的是，我们想避免核战争的风险。 参谋长们及其僚属在各种场合提到核战争的可能性，并表示可以接受核战争的风险，这使总统和我感到震惊。撇开核打击所引发的道德问题不谈，向拥有核武器的对手首先使用核武器无异于一种自杀行为。我不想夸大参谋长们的观点所包含的风险，但我认为即使是灾难性事件的低风险也应回避。一九六四年我们还没有得到过这样的教训。我担心我们国家和全世界今天仍未完全吸取这样的教训（因为这个问题对我们的安全极为重要，我在附录中做了详细阐述）。 十一月十九日，总统得到了进一步的报告。迪安·腊斯克告诉他，工作小组已开始集中研究三种选择方案：一、在一定的基础上谈判解决问题；二、对北越加大军事压力；三、“介于二者之间”的策略是，对北越加强压力的同时，与河内保持联系，如果河内希望如此的话。他向总统保证，我们不会竭力推动任何一种选择方案，所以，总统可以自由地做出他认为对国家最为有利的决定。 十二月一日虽有阳光但天气很冷，地下覆盖着薄薄的一层白雪，这是冬季的第一场雪。到林登·Ｂ·约翰逊牧场过感恩节的林登·Ｂ·约翰逊总统已经返回，要与他的越南事务高级顾问就工作小组的建议做出决定。从西贡飞来的马克斯威尔·泰勒和副总统赫伯特·汉弗莱的出席说明了会议的重要性。总统再次听到了，关于南越政治形势变幻无常的痛惜之言和失去南越将严重破坏我们的遏制政策的警告之词。 工作小组提出了三种选择方案（“在一定基础上”谈判解决问题的方案没有提出来）：一．在无希望避免失败的情况下继续无限期执行现行政策。 二．对北越至南越的交通线和参谋长们提议的九十四个目标进行猛烈轰炸，迫使河内停止支援南方越共并进行谈判。 三．逐步展开上述轰炸行动，目的相同，但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较校军方人士也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参谋长们偏好第二种方案；马克斯威尔·泰勒希望从第一种方案逐渐演变为第三种方案；威廉·威斯特摩兰希望第一种方案再执行六个月。 会议召开前不久，中央情报局提交了对轰炸效果的评估报告，这使事情变得更为复杂。报告附和参谋长们的观点，认为北越的交通运输线和工业基地极易受到空中打击。但中央情报局强调说，由于北越的经济主要依赖农业和高度分散的大量村庄，可以做到自给自足，所以轰炸既不能给北越造成难以克服的经济难题，也不能削弱河内向南方的游击战提供足够人力物力的能力。中央情报局还指出，北越领导人认为西贡政府的垮台指日可待，所以他们可能忍受大规模轰炸而不改变政策。 现在看来，我们当时向总统提出的选择方案显然充满漏洞。我们没有面对几个基本问题：一．如果在约翰·Ｆ·肯尼迪总统遇刺之时我们相信南越人自己就可赢得战争（这需要政治稳定），那么是什么因素使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呢？ 二．相信“猛烈的”或者“渐近的”轰炸计划将迫使河内停止支援南方越共并进行谈判的基础是什么？ 三．假设能够迫使北越进行谈判，美国在谈判中能达到哪些目的？ 四．如选择第二和第三种方案，在轰炸进行过程中需要多少美国地面部队去保卫南越的空军基地和防止南越军队的崩溃？ 五．每一种方案将使多少美国人伤亡？ 六．国会和美国公众将对我们的选择做出怎样的反应？ 不用说，林登·Ｂ·约翰逊总统颇感沮丧和灰心。他面临的是极难应付的局面。他提出不少问题，谈了不少意见。表露出了他的忧虑和绝望情绪。“我们能做什么？”“为什么不说‘是这样！’”“我们有哪些资源？”“如果他们需要美元，给他们。”“算帐的时候到了。”“如果我高烧一百零四度，我不会打我的邻居。我想首先与他和睦相处……所以当我们让厄尔·Ｇ·“巴斯”·惠勒出击时，我们可能受到回击。” 对最后这句话，马克斯威尔·泰勒回答：“我怀疑是否河内有还击之力。” “在中国人涌进朝鲜之前麦克阿瑟不也是这样说的吗？” 林登·Ｂ·约翰逊怒气冲冲地说。 总统最后决定：“我想给马克斯威尔·泰勒最后一次获得政治稳定的机会。如果仍不奏效，我就和厄尔·Ｇ·“巴斯”·惠勒将军讨论（轰炸北越之事）。”他赞同分两步走的计划。 第一步，对北越人进攻美国目标的行动进行报复性轰炸的同时，对老挝的各条渗透路线进行空中侦察。第二步是对北越进行大规模轰炸。马克斯威尔·泰勒可以利用这一前景鼓励南越领导人维持好秩序。 马克斯威尔·泰勒返回西贡，给南越领导人带去了如下讯息：美国继续提供援助的前提是政治稳定，这意味着将军们必须停止互相暗算，停止反对政府。然而这项命令没有产生任何效力。西贡的将军们与从前一样拉帮结派。马克斯威尔·泰勒回去后不久，他们解散了政府的一支重要武装，发动了另一场政变，其目的似是要以军事统治取代文官政府。 这次政变激怒了马克斯威尔·泰勒。他视此为对他个人的侮辱，他要求南越领导人来见他，对他们严加斥责，就像教官训斥新兵一样。也许他的法语出了点问题，他讽刺那些显然不理解他关于稳定一切的命令的官员说：“你们这些人把事情搞得一团糟，现在我们得看一看怎样才能解开这团乱麻。”这些训斥既引出了一些羞愧的微笑，也招致了对他的怨恨，而且没有任何具体结果。 怀着沮丧和绝望的心情，马克斯威尔·泰勒向华盛顿呈交了一份年终总结，指出：“如果局势每况愈下……我们应该寻求摆脱目前……与南越政府的关系，撤回我们的大批顾问……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摆脱这个靠不住的盟国，让南越政府自行其路，自负其责。” 我们这些读过马克斯威尔·泰勒此电的人没有重视这段内容。我们（我相信也包括马克斯威尔·泰勒）都希望不做任何可能导致“遏制堤坝”决裂的事情。事后才明白，马克斯威尔·泰勒提出的策略——执行一项迫使南越人要求我们离开的计划，或者因局势混乱而迫使我们撤回顾问——将使我们大大地减少生命损失、资源消耗，也不会使我们的遏制政策遭到那样严重的失败。显然，抽身而退是我们理应选择的政策。 但我们未做此选择。 相反，我们继续思考采取何种军事策略的问题。十二月三十日，总统在致马克斯威尔·泰勒的一份私人电报中表示，他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一再请求准许轰炸北越颇感恼火。他对马克斯威尔·泰勒说：“我得到的军事建议都呼吁大规模轰炸北越。我从来不认为能从空中赢得这场战争……更需要和更有效的是……一定数量的地面部队……我更希望美国在这方面的努力得到加强。”这项大规模动用美国地面部队的建议是较为突然的。 马克斯威尔·泰勒对此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入的分析，这是我与越南打交道的七年中，从西贡收到的最好的分析报告：我们在此面临着严重恶化的局势：政治骚乱持续不断，军队不负责任，勾心斗角，平乱计划有气无力，反美情绪正在滋长，越共直接对美国人采取恐怖主义行动，在整个南越道德沦丧，信心丧失。除非这些情况发生变化……我们不久很可能会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政府，一边与民族解放阵线（越共的政治组织）和河内寻求和解，一边要求我们撤离……基本上没有时间改变这种局面了。 然后他转向地面作战问题。他谨慎地向总统指出，根据以往的军事经验来估算，击败越共需要动用大量军队：人们缺乏安全感的原因是越共的暴动经常获得成功。越共的基础是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奠定的，经过多年发展，已达到目前的规模（拥有大约十万名训练有素的游击队员）。……他们在北越和老挝有无偿提供物资的后勤供应基地。就我所知，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成功的反游击战役是不具备下述两个条件的：平叛军队的人数超过游击队十倍以上；切断游击队的外援。 马克斯威尔·泰勒强调指出，过去两年中，南越政府军和游击队的人数比率从未超过五比一，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可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比例。 他继而反问道，我们该做什么？他说，我们不可能“改变这个国家的特点，创建一个难以生存的领导集团，大量增加南越的军队数量或封锁边界不使敌人渗透进来。”他认为，其结果是我们不得不采取新指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唯一可能有获胜机会的选择……是渐次展开空袭以直接打击北越的意志”，以便创造“有利形势与河内谈判”。他同意总统的看法，即游击战不可能从空中打赢。空袭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向北越领导人的意志施加压力”。马克斯威尔·泰勒在这封长电中最后警告说，“我们目前正在走下坡路，必须冒险作出改变”，因为“现在不采取积极行动就会在不远的将来遭到失败”。 然而我们没有采取行动。一月初，越共在几次战斗中重创了南越的两支精锐部队。据得到的情报，北越的正规军已开始进入南越，所以南越军队的失利使我们更加担心河内和越共正在准备发动西贡及其军队难以抵挡的全面进攻。南越似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些事件使我极不情愿而又痛心地认识到，改变政策的时刻来临了。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总统宣誓就职前一星期），麦乔治·邦迪和我向林登·Ｂ·约翰逊总统呈交了一份简短但内容极具爆炸性的备忘录。那天早晨，我们与总统和迪安·腊斯克在白宫谈判厅深入讨论了备忘录，内战期间，亚伯拉罕·林肯曾在该厅咨询过内阁成员。麦乔治·邦迪和我认为事态已发展到严峻关头，我们想让总统了解，这种事态对我们的想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告诉林登·Ｂ·约翰逊总统：现在我们两人坚信，我们的现行政策只会导致灾难性的失败。我们目前在等待出现一个稳定的政府。我们十二月份的各项命令显示，我们不会采取大规模的反共行动，除非我们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政府。在过去六个星期中，这种努力未获成功。鲍勃和我不得不相信，我们在这方面绝无成功的希望，除非我们的政策和侧重点发生变化。 西贡的根本困难来自当地人们的一种普遍想法：反共者的前途是非常渺茫的。越来越多的良民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避免为坚决反共的政策尽职尽责。由于我们没有坚决反击越共对我们的设施发动的猛烈进攻，使我们最好的朋友们失去了信心。越南人和我们一样清楚，越共正在获得农村地区。同时，他们看到美国的巨大力量引而不发，他们感觉不到美国政策的坚定性和积极性。他们认为我们不愿意冒重大风险。就我们已做的事和准备要做的事而言，这种认识是令人难以容忍的，如果他们鼓起劲来，情况就会不同。不过，这的确是事实，至少罗伯特·Ｓ·麦克纳马拉和我现在是这么认为的。 我国起来越多的人已了解到南越政权不稳定和缺乏管理，甚至包括一些最忠实和最有决心的人。这种情绪既能在西贡给我们的电报中看到，也能在华盛顿最忠实的参谋人员中看到。基本命令规定，在出现一个稳定的政府前，我们将不采取进一步行动，而在我们坐视不管的情况下，谁也不会指望会出现一个稳定的政府。其结果是，我们不得不执行援助勾心斗角的政客的政策，并对我们不想控制的事态做出被动反应。 鲍勃和我认为，最糟糕的策略是继续扮演这种被动的角色，这只会导致最终的失败和在蒙受耻辱的情况下被迫退出。 我们提出两种选择。第一种是在远东动用我们的军事力量，迫使共产党改变政策。第二种是利用一切手段谋求谈判，控制我们目前面临的军事风险。 鲍勃和我倾向于第一种选择，但我们认为两种选择都应该加以仔细研究，并在您面前进行辩论。 我们两人都了解，任何选择都将引出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知道，最终的责任不由我们承担。我们完全支持前几个月中您不愿放弃中间策略的做法。我们两人都认为，应该继续尽一切努力改进我们的地面作战，并支持南越政权。但是，我们两人都认为这些都远远不够，采取更强硬的措施的时机已经来临。 您可能知道，迪安·腊斯克不同意我们的意见。 他不反对我们的说法：局势正在日益恶化，问题很难得到解决。他不能肯定这种恶化的趋势能够停止。 他的看法是，扩大战争或者撤退，其后果都很糟，我们必须找到能使我们的现行政策行得通的办法。如能做到这一点当然很好。鲍勃和我认为这不可能。 经过几个月的举棋不定和犹豫不决之后，我们来到了岔路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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