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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人讲到结果和后果的不同：结果是我们预期的，后果是我们所得到的。这一点非常适用于一九六五年夏季和秋季我们关于越南问题的预测。现实与预期大相径庭。当我们开始执行大量增派美军赴越南的计划时，我们就发现赖以制定这项计划的基本战略有问题。渐渐地，在越南采取军事行动的种种令人沮丧和烦恼的情绪显露出来了。我一直相信每个问题都能得到解决，但到这时，我觉得遇到了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一个关系到国家荣誉和人民生命的问题。 我对战争的感觉是逐渐变化的，从忧虑到怀疑，灰心，直至极度的痛苦。这种变化不是由于劳累所致，而是由于我对越来越多的人死于非命而我们却实现不了我们的目标备感焦虑。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八日林登·Ｂ·约翰逊总统发布公告之后，大多数美国人——知识分子、国会议员、新闻界和普通百姓——表示支持他的决定。八月底、当盖洛普民意测验询问：“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约翰逊政府对越南问题的处理？”结果表明，百分之五十七的人表示同意，百分之二十五的人表示不同意，而一个月之前的数字分别是百分之四十八和百分之二十五。九月末，哈里斯的一项调查报告称，“大约百分之七十的美国人支持这种主张（反对者约百分之三十）：越南应该成为美国在亚洲反对共产主义的基地”。报告指出，“绝大多数人认为越南战争将持续数年”。 在公众对战争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坚定之际，麻烦事却越来越多了。在八月五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斯威尔·泰勒——他继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之后任总统顾问，是从美国驻西贡大使任上返回来的——满怀信心地预言，共产党的进攻将在年末被击败，一九六六年对美国来说是“决定性的一年”。 但在同一天，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出了代号为“Ｓ—Ⅱ—６５”的另一项作战计划，对马克斯威尔·泰勒的预言和我们的军事战略的基础提出了严重怀疑。与我们能够实施并赢得大规模地面作战的想法相反，这项计划指出，“参与制定计划的人普遍认为，越共如采取避免与美军正面作战的策略将使我们极难发现和确定敌人的方位……越共在丛林战和游击战中的经验……将会给装备优良和机动性强的美国正规军造成严重麻烦”。至于空中轰炸，该计划指出，“大家普遍认为……河内领导层能够承受我们给予的这种惩罚……理由是，北越的经济基本上是以乡村为主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工业生产在整个经济当中所占份额极小，即使中断也无足轻重”。 这份计划书的结论使我极为不安，但对五角大楼和政府其它部门的其他人似乎没有任何影响。这也许是因为八月份来自越南的消息令人鼓舞。美军在与越共军队的第一次重大战斗中大获全胜，这次战斗于八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间发生在海军陆战队朱莱基地以南的巴唐半岛上。这次战斗和伯纳德·福尔一九六五年秋季在《新闻周刊》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使许多人相信美国的努力不会失败。伯纳德·福尔是著名的印度支那问题专家和评论家，他强调美国介入越南的重大意义。 在美军涌入越南之时，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分发了一份论述美国在南越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军事战略的机密文件，题为“关于在越南共和国的军事行动”，注明的日期是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该文件限定我们的目标是，“迫使越共和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国）相信他们不可能获得军事胜利，从而在越南共和国结束战争，并达成有利于南越（越南共和国）和美国的协议”。地面战争将分三个阶段进行，每个阶段都有具体的时间表。第一阶段是阻止共产党的进攻——“防止输掉战争”，期限到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止。第二阶段将对共产党部队予以反攻，实施“赢得南越民心”的安民计划，期限为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除非共产党屈服，第三阶段将“摧毁剩余的越共军队或使其丧失战斗力，并彻底摧毁其根据地”，期限为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文件强调：“从政治和心理方面考虑，冲突必须自始至终保持越南内战的色彩。”显然，这个条件达不到。 威廉·威斯特摩兰还制定了他在双管齐下的军事战略——总统、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包括我在内的其他高级官员都赞成以这一战略为基础结束战争——的指导下履行自己职责的计划。这一战略的主要方面是地面战争，旨在使河内和越共相信他们不可能用武力夺取南越；其次要方面是轰炸北越，旨在削弱河内的意志和其支援越共的能力，加重其支援越共所付的代价。我们相信这样双管齐下会使问题得到解决。 有些批评家断言美国在越南缺乏军事战略。事实上，我们有一个总的战略，但对其结果的预测有很大的纰漏。威廉·威斯特摩兰的战略有这样一个假设：安民计划和空中轰炸将使共产党难以在南方招募到新兵，难以得到北方的增援，从而无法弥补美军和南越军队给他们造成的损失。这个重要的假定完全低估了共产党的这种能力：边作战边在南方招募新兵；顶着我们的空袭从北方增援。而且，美军政治和军事领导人都想当然地认为，美军和南越军队能够迫使越共和北越正规军在战场上进行常规战争。这样，美军的机动性和强大的火力，加上空中轰炸切断来自北越的供应和增援，定会迫使他们寻求和解。如果越共和北越军队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不打常规战争，而是采用游击战术，我们认为美军和南越军队在安民计划的强有力支持下，能够进行有效的反游击作战。 我们都相信在南方实行安民计划是一项保险政策，可以确保叛乱分子在南方得不到供应，募不到新兵。七月十七日威廉·威斯特摩兰在西贡的会议上阐述了这一战略，我在七月二十日给总统的备忘录中提到了它。 事实证明这些假定都是错的。我们未能迫使越共和北越军队按我们的预期打常规战争。我们未能进行有效的反游击作战。空中轰炸未能大幅度削弱北方向南方的人员渗透和物资供应，击破削弱北越继续作战的意志和决心。 在华盛顿的默许下，威廉·威斯特摩兰打了一场消耗战，其主要目的在于发现并消灭越共和北越的正规军。如果不作进入北越的决定，这项策略似乎是行不通的，而进入北越要冒与中国和（或）苏联开战的危险（这是我们决心避免的），也与我们不把地面行动扩大到老挝和柬埔寨的意愿不符。威廉·威斯特摩兰推测，摧毁越共和北越的正规军可使西贡政权在政治上得到稳定，并赢得南越人民的忠诚，从而会迫使敌对势力撤退或者通过谈判达成有利于南越的解决方案。 军事史学家、原陆军少校安德鲁·Ｆ·克雷平内维奇指责威廉·威斯特摩兰自欺欺人。他认为威廉·威斯特摩兰“制定的是更适合陆军的一惯战法、军队结构和信条的一个战略”。他解释道：“陆军不通过入侵北越来打赢决定性的歼灭战，而认为消耗战略最适合其准备进行的那种战争……这是陆军使用其成功诀窍——发挥美国的特长和物质及技术优势，让国家承受大量美军的伤亡——的必然结果。”安德鲁·Ｆ·克雷平内维奇继续写道：为了在越南使用以前历次战争中成功的战略战术，陆军没有充分发挥其能力，没有谋求以可以接受的代价成功地镇压暴动。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致力于消耗敌军而不是击败敌军，因而失去了给暴动者以致命性打击的许多机会……此外，为了最大程度地使共产党在战斗中遭受损失，陆军常常脱离反暴动策略中最主要的一个因素——人民。” 威廉·Ｅ·德普伊将军是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八年间威廉·威斯特摩兰的作战指挥部军官和各项计划的主要制定者。一九八八年他发表了一个略有不同但同样说明问题的观点。他说：“（我们）最终认识到，我们不可能使（越共和北越人）经常作战以赢得一场消耗战……我们骄傲自大，因为我们是美国人，我们是陆军士兵或海军陆战队，我们能赢。但事实证明那是错误观念，胡志明小道从来就没有被关闭掉，各处的避难所也一直存在。那是一种导致失败的观念。” 为什么失败了？小布鲁斯·Ｂ·帕尔默将军（前面书中引述过他关于空袭的观点）做出了很有说服力的解释。小布鲁斯·Ｂ·帕尔默写道，参谋长们“深受‘能行’观念的影响，不能发表……消极言论，也不能显出不忠诚。” 这确实是导致失败的部分原因。但是，总统、我以及总统的其他顾问必须分担如下责任：同意用常规军事战术与不惜大量伤亡的敌人在一个缺乏基本的政治稳定的国家作战。 这样的战斗赢不了，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那年秋季，随着我军规模的不断扩大，共产党相应地在南方招募了更多军队，在北方加强了防空力量，还通过胡志明小道加强了人员和物资的输送。毫无疑问，他们是在适应美军越来越多这一新情况。威廉·威斯特摩兰对此做出了反应。在九月初要求增派三万五千军队，使美军人数在年底从十七万五千增至二十一万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增派军队的压力越来越大。十月中，威廉·威斯特摩兰向我们提出了他重新估计的一九六六年所需军队的数字。此前他说到一九六六年七月需要二十七万五千人，现在他说要三十二万五千人，以后可能会更多，而且不能保证美国实现其目标。 威廉·威斯特摩兰增派军队的要求使我们感到不安。我们担心这是个无底洞。战争的势头和事态的发展大大超出了七月底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估计和九月初威廉·威斯特摩兰的预言。我感到我们正在失去对事态的控制。 当参谋长们要求把空袭北越的范围扩大到河内—海防地区和邻近中国的其它地区时，这种担心就进一步加重了。总统和我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因为我们怀疑这样的空袭能沉重打击越共在南方坚持作战的能力或迫使河内停止斗争，也因为这类行动将增加我们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危险，就像十五年前在朝鲜发生的事情一样。 鉴于政府内部对空袭行动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我要求总统授权一个特别小组研究空中轰炸对河内的作战意志和能力的影响。林登·Ｂ·约翰逊总统同意此议，指派汤米·汤普森、马克斯威尔·泰勒、约翰·Ｔ·麦克诺顿和威廉·Ｐ·邦迪研究此事。汤普森小组于十月十一日提交了报告，其结论与总统和我的判断十分接近，所依据的理由也大体相同。扩大空袭行动可能引起中国和（或）苏联强烈的军事反应。轰炸海防和其它港口可能会炸沉苏联的船只，将强化北越对通过中国的陆路运输的依赖，从而增加北京对北越的极端主义影响。北越似乎不愿在受到进攻的情况下进行谈判。汤普森小组建议暂停轰炸以试探河内是否有兴趣和谈。 现在回过头看，一九六五年秋亚洲其它地方的事态发展已大大改变了区域力量平衡，已严重影响了美国在越南的利益关系。然而，我们当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中国遭受了一系列挫折。八月初，由于喜马拉雅山麓克什米尔地区的领土纠纷，苏联的盟国印度与中国的盟国巴基斯坦之间发生了冲突。 十月，印度尼西亚发生了重大的政治事件。在此之前，雅加达一直在向中国靠拢。例如，八月十七日，印度尼西亚领导人苏加诺发表谈话痛斥华盛顿，并谈到了“北京——雅加达——河内——金边”轴心。但不久以后，在印度尼西亚的重大政治事件中未获成功，遭受了悲惨的失败。反共情绪和排外情绪充斥全国各地。结果，苏加诺的权力被剥夺，三十多万共产党员遭杀害。东南亚地区最大最有影响的国家改变了政策和方向，权力落到了独立的民族主义者苏哈托的手中（现在他仍在位）。 乔治·Ｆ·凯南的遏制政策是我们承担保卫南越的义务的重要理论根据。一九六六年二月十日，他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说，中国“已在印度尼西亚遭受了重大挫折……”这次事件大大地削弱了美国与越南的利害关系。他说现有的多米诺骨牌已经不多，而且都不大可能倒了。 乔治·Ｆ·凯南的观点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未对我们的行动产生影响。但是，一九六五年九月二日中国国防部长林彪的讲话对我们产生了影响。林阐述了“人民战争”的概念，呼吁“农村地区”（发展中国家）通过武装革命接管“城市”（工业化国家）。他嘲讽了在越南的美国军队，说越南人民的“阶级斗争”必将使到处扩张的美国遭受可耻的失败。约翰逊政府（包括我在内）认为这篇讲话有好战和侵略意味。在我们看来，林的讲话明确显示出“多米诺骨牌理论”有合理的根据。 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看清楚，在一九六五年秋的一些事件之后，中国把注意力转向国内，并于次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一系事件使中国在十多年的时间内没有再积极介入国际事务。但是，由于囿于原来的预测，也由于忙于应付发展极快的战事，我们和其它西方国家的大多数领导人一样，仍然把中国视为对东南亚和世界其它地区的严重威胁。 由于中国转向内部事务，美国增加了在越南的力量。战争越来越像是美国人的事情了。这在美国引起了一些批评，但民意测验显示广大民众仍然支持林登·Ｂ·约翰逊总统的政策。在国会中持严厉批评态度的约有十名参议员和七十名众议员，包括Ｊ·威廉·富布赖特、迈克·曼斯菲尔德和韦恩·Ａ·莫尔斯等很有影响的人物，但是，国会总体上仍持支持的态度。除少数著名的专栏作家外，新闻界也在继续支持总统。 此时，反战抗议活动还不多，还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日下午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天黄昏时分，年轻的贵格会教徒诺尔曼·Ｒ·莫里森在我在五角大楼的办公室窗外约四十英尺处自焚身亡。莫里森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是贵格会在巴尔的摩的斯托尼教友会的干事。 他把一加仑汽油倒在自己身上。当他点着火时，怀里还抱着年仅一岁的小女儿。旁边的人见状大喊：“救救孩子！”他把孩子扔到地上，孩子没有受伤，活了下来。 诺尔曼·Ｒ·莫里森死后，他的妻子发表了一项声明：诺尔曼·Ｒ·莫里森以他的生命来表达他对越南战争造成的巨大的生命损失和灾难的担忧。他是在抗议我国政府在军事上深深地介入了这场战争。 他认为全体国民必须讲出对国家采取的行动的看法。 诺尔曼·Ｒ·莫里森之死不仅对他的家庭来说是个悲剧，而且对我和我们国家而言也是个悲剧。这是对许许多多越南和美国青年的生命遭受杀戮的严重抗议。 他的行动使我极为震惊，我竭力掩饰自己的感情，避免与任何人——甚至我的家人——谈论。我知道玛格丽特和三个孩子对战争抱有与诺尔曼·Ｒ·莫里森大体相同的看法，我的数位内阁同僚的夫人和子女也是如此。我认为我理解并同意诺尔曼·Ｒ·莫里森的部分想法。我、玛格丽特和孩子们之间本来有许多话可以说，但在这样的时候，我常常沉默寡言，这是个严重的缺点。这次事件造成了国内的紧张气氛，随着反对和批评战争的声浪的高涨，紧张气氛进一步加剧了。 三个星期后，即十一月二十七日，约两万至三万五千名反战人士到白宫前抗议示威。这次行动由“稳健核政策委员会”发起，由最活跃和最负责的反战组织者桑福德·戈特利布领导，是一次和平和有序的示威活动。几天后，全国闻名的儿科专家本杰明·斯波克博士和哈佛大学教授、“稳健核政策委员会”副主席Ｈ·斯图尔特·休斯致电胡志明说，该委员会已经发起了游行示威，并呼吁他接受美国的谈判要求。他们说：“示威活动会继续进行，但不会迫使美国撤回。” 许许多多的示威活动将接踵而至。 抗议者的某些观点很了不起，我非常同情他们的忧虑心情。《华盛顿明星报》的专栏作家玛丽·麦格罗里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日的一篇文章中准确地描述了我的态度：国防部长罗伯特·Ｓ·麦克纳马拉对最近的和平示威活动既不惊奇也不灰心。 他的看法在五角大楼内无疑只占少数，但他这位军事部门中的文职官员赞成自由发表意见。 “这个国家有保护言论自由和提反对意见的权利的传统。”他说，“我们的政策由于辩论而变得更有冲击力。” 国防部长很敬佩资深的社会党人诺尔曼·托马斯，他是上周六在此举行的示威游行中最具感召力的演说者。但是，国防部长不同意诺尔曼·托马斯的这样一个观点：他“更希望美国在东南亚拯救自己的灵魂而不是挽回自己的面子”。 “你如何拯救你的灵魂？”罗伯特·Ｓ·麦克纳马拉问道：“你是通过抽身而退拯救你的灵魂呢？还是通过履行责任拯救你的灵魂呢？” 在美国各地普遍出现抗议活动时，北越和越共扩大了军事行动的规模，这使威廉·威斯特摩兰又增加了所需美军的估计数字。同时，我们在华盛顿的几个人也重新开始想办法谋求谈判。在十一月、十二月和一月份，这两件事一直是政府内部争论的问题。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七日，我向总统呈交了一份备忘录（十一月三十日和十二月七日各呈交一份），成为此后几周内讨论问题的基矗这份备忘录的内容如下：二月份做出的轰炸北越的决定和七月份批准的第一阶段增派军队的计划，只有在对美国长期举行的遏制共产党中国的政策构成支持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像一九一七年的德国、三十年代末西方的德国和东方的日本以及一九四七年的苏联一样，中国是威胁到我国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的一个主要国家，其组织整个亚洲反对我们的可能性虽然较小，但威胁性极大。 ……长期以来，有三条防线在竭力遏制中国（另外有苏联在北方和西北方“遏制”中国）：一、日本—朝鲜防线；二、印度—巴基斯坦防线；三、东南亚防线。只有在与东南亚其它地区和另外两条主要防线上的遏制努力相关连的情况下，把人力、财力和国家的名誉投入到南越的决定才有意义。亚洲的事态正在向对我们的利益既有利又有弊的两个方向发展。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我们有能力在以后十到二十年内……使中国无从实现其目标，直到其热情消逝为止。然而，即使我们能把某些责任转给一些亚洲国家，对遏制中国之事，美国仍需继续给予关注，投入金钱，有时还需牺牲美国人的生命。 继续轰炸北越和实施第二阶段增兵计划的任何决定——这会使大批美国人死亡，有进一步使战争升级的危险，会在更大程度上牵涉美国的名誉——必须要以美国在亚洲的长期利益为依据进行考虑。 我全文引述这些段落是因为现在回头来看，它们集中体现了当时我们头脑中一种完全不正确的想法：“中国威胁”我国的安全。我们也没有考虑到我上文述及的情况：由于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的事态发展，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已被削弱。而且，据档案记载和我回忆，该备忘录反映了当时几乎所有美国政策制订者的观点。由于缺乏专门知识和历史知识，给美国的政策带来了严重的损害。 我的备忘录接着对南越的形势作了令人沮丧的评估。备忘录指出，游击战仍很激烈，越共的进攻、破坏和恐怖主义行动没有缓减的迹象；阮文绍和阮高其政府虽然幸存了下来，但无所作为；尤其糟糕的是，西贡对农村地区的政治控制已被削弱，而大部分南越人住在农村。 我阐述了我们在南越的政治目标——一个独立的和非共产党的国家。之后，我写道：“我们是否准备‘做出让步达成和解’的问题……也许不久就会凸现出来。”我分析了可供我们选择的几种方案后建议：“一、到一九六六年底把美军兵力增加到三十五万人，威廉·威斯特摩兰七月份的估计数字是二十七万五千人；二、像我在七月和汤普森小组在十月建议的那样，对北越暂停轰炸一个月；三、尽全力谋求谈判。我知道当时谈判不大可能成功，但我认为暂停轰炸“可能会在一九六六年底带来和解”。如果暂停轰炸没有任何效果，我建议加强对北越实施“霹雳计划”，不是为了赢得战争（我认为如不实行种族大屠杀，就赢不了这场战争），而是作为我们双管齐下的策略的一个方面，既对继续支持战争的河内予以惩罚，又使北越和越共相信他们在南越赢不了。 我认为形势不容乐观。我告诉总统，“这些行动都不能保证成功。有一种危险性虽然小但很值得注意：我建议的行动方案……可能导致中国人或俄国人扩大战争规模。预计战死的美国军人将增至每月五百到八百人。北越和越共还可能顽固地坚持下去。与我们拚人力……尽管我们做出了种种努力，但我们将在一九六七年初遇到更加困难的局面。” 然而我找不到其它办法。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实现我们的目标和避免国家在政治上遭到惨痛失败的最好办法是本备忘录建议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的综合运用。如果措施得力，就有可能在合理的时间内使问题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 总统起初对我的建议表示严重怀疑。他在回忆录中说：“五月份暂停轰炸未产生任何效果，我认为河内也许会把再一次暂停轰炸视为软弱的象征。”另外一些人也以充分的理由反对我的建议：迪安·腊斯克怀疑河内会做出积极反应；厄尔·Ｇ·“巴斯”·惠勒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推测北越会在军事上利用这个机会，搅乱我们的这个软弱的行动计划；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认为此举将使南越陷入混乱，并使西贡和华盛顿之间产生裂痕；克拉克·克利福德是总统在政府外的一个顾问，他担心此举会显出美国缺乏决心，会招来要求进一步打击北越的压力。我知道我面临着艰难的局面。 事情搁置了数星期，因为总统做了胆囊手术后到他在得克萨斯的农场疗养，迪安·腊斯克则前往拉丁美洲旅行。在此期间，政府内部反对暂停轰炸的意见有所改变，因为我们收到了来自前线的真实消息，听到了对我们寻求谈判的立场的严厉批评，苏联人则表示，如果我们暂停轰炸，他们将帮助双方展开谈判。 美军和北越军队的第一次重大战斗发生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到十九日，地点在南越中西部靠近柬埔寨边界的德浪河谷。北越军队两个团与第一骑兵师和第七骑兵师一营在齐人高的象草和蚁冢间展开了激烈战争。战斗结束后，北越军留下了一千三百具尸体，美军则死亡三百人。乍看上去，此战似乎是美军大获全胜。和预料的一样，美国士兵作战十分勇敢。但是，北越人选择了作战的时间、地点和期限。在以后的战争过程中，情况常常如此。 德浪河战役证实了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的情报：敌人对南越的渗透规模比预料的大。现在看来似有北越军九个团在南越活动，而原来报告说有三个。越共军队也比原来的估计超过两倍多，从五个团增至十二个团。敌人的渗透速度已从一九六四年底的每月三个团增加到每月至少九个团。这一切都是在美军进行大规模轰炸的情况下发生的。 威廉·威斯特摩兰观察到了这些趋势，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以后敌人的兵力将远远超过他的估计。他因此于十二月二十三日致电华盛顿，要求在一九六六年内增派二十万军队，是他一九六五年七月的估计数字的两倍。这样一来，到一九六六年底在越南的美军总数将达到四十一万人，而他原来的估计是二十七万五千人。 这封电报引起了轩然大波。它意味着美军人数将大幅度增加，也意味着会有更多的美军伤亡。这项要求及其意义都很重大，所以我决定和厄尔·Ｇ·“巴斯”·惠勒一同飞往西贡亲自判断形势。 十一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我同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威廉·威斯特摩兰、厄尔·Ｇ·“巴斯”·惠勒和小格兰特·夏普开了会，完全证实了我的担忧。美国军队的热情和勇气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我看到和听到了许多问题。美国的力量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政治不稳定日益加剧；安民计划停滞不前；南越军队开小差的人数急剧增加。威廉·威斯特摩兰说到一九六六年底需要四十万美军，一九六七年至少需要再增加二十万，有证据表明，尽管美军在空中轰炸封锁，北越还是能够通过胡志明小道每天运送二百吨供应物资——加上越共在南方取得的物资，已足以维持其军队作战之用。这些情况使我震惊不已。并使我改变了态度。我离开西贡时对新闻界的谈话反映了这种改变：我们已采取措施防止输掉战争……但是，尽管我们取得了那样的成功……（越共和北越）已经弥补了他们遭受的重大损失。他们渗透的规模有所加大，我认为这表明河内已决定……扩大冲突的规模……越共（和北越军队）在认识到我们已增兵对付他们的情况下仍然决定投入战斗（近期的德浪河战役），显示了他们更加强了作战的决心，这只能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这将是一场长期战争。 我返回华盛顿，向总统提出仅有的两种选择：做出让步来解决问题（不放弃我们的目标：一个独立的非共产党的南越），或者答应威廉·威斯特摩兰的要求，并加强对北越的轰炸。我谨慎地指出，后一种选择并不能保证会获得成功，而且阵亡美军人数可能增至每月一千人，一九六七年初我们或许会面临更严重的暴力、破坏和死亡。 我没有说我更倾向于哪种选择。但我确实指出，如果美军的数量和空袭规模要增加的话，我们也应该暂停轰炸二至四周以做准备。正如我告诉总统的，我的想法很简单：“如果没有通过暂停轰炸以尝试结束战争，或者至少让我们的人民了解我们已为结束战争尽了全力，那么使越南战争大规模升级就令我非常担心了。” 我提出的第一种选择方案——在军事上坚持斗争，在政治上予以妥协——没有引起重视。其他人没有注意这个建议，我也没有强迫他们予以讨论。我本来应该努力让大家接受这个建议，即使南越的形势使西贡政府不可能在共产党的阴影下继续存在下去。 对第二种选择方案，即暂停轰炸的方案，政府内部起初的反应也较为冷淡，但十一月份的两件事发生以后，这个方案得到了重视。《展望》杂志发表埃里克·塞瓦赖德的文章，介绍了去世不久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艾德莱·史蒂文森与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一系列会谈，引起了公众的重视。这意味着华盛顿不愿意谈判。 十二月二十四日，苏联驻华盛顿大使 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在与麦乔治·邦迪共进午餐时说（无疑是按照指示办事），如果美国停止轰炸二至三周，莫斯科将运用其影响力让河内进行谈判。 这引发了此后的一系列争论。 争论始于十二月二日下午，我打电话给在农场的林登·Ｂ·约翰逊总统。我告诉他，从西贡回来之后，我“越来越相信，我们应该明确考虑采取其它行动，而不能把军事行动作为唯一的选择……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行动起来，增加预算，加强力量，增加军队数量，逐渐满足威廉·威斯特摩兰的要求。但我同时认为，如果单纯采取这些行动，那无异于自杀，我们应该同时——甚至提前——采取其它行动”。我的担心是：“我认为把三十到四十万美国人投入南越而不能保证获得成功是一种可怕的冒险。会造成可怕的问题。”我请求林登·Ｂ·约翰逊在增派地面部队的同时“采取某些政治措施——暂停轰炸或其它措施”。他听后没有明确表态。 我告诉总统， 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在前去拜会他之前将先研究各种选择方案。 此后五天中，我们在华盛顿进行了紧张的讨论。到那个时候，总统的大多数顾问都赞成暂停轰炸。我准备了另外一份备忘录，建议批准威廉·威斯特摩兰提出的增派军队的要求，并逐步采取措施以实现在较长时间内停止轰炸的计划（我希望此举能引起连锁反应，最终解决争端）。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于十二月七日前往得克萨斯汇报我们的讨论结果。 总统仔细听了我们的汇报，但仍然表示怀疑。他和参谋长们一样，看到了某些危险：敌人的渗透进一步加强；公众会把此举误解为软弱的象征；以后恢复轰炸时会遇到障碍等。 他的话表明他感到沮丧和困惑：“什么是最佳选择？我们陷得越来越深了。我陷入了困境。我不想被吓倒。”“开始时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状态，我想回到原来的状态。” 总统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然后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召集我们在内阁会议室进行为期两天的最后讨论。他俯身向前把胸部抵在椭圆形会议桌上，说他愿意采取能够产生好结果的“任何措施”。那两天，我竭力阐述自己的观点。我讲了自己最大的忧虑和希望：罗伯特·Ｓ·麦克纳马拉：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不大——只有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我们最终必须找到……一条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总统：如此说来，无论我们在战场怎样奋战，都不能确保获得胜利？ 罗伯特·Ｓ·麦克纳马拉：是的。我们以前太乐观了迪安·腊斯克：我比较乐观，但我无从证实。 罗伯特·Ｓ·麦克纳马拉：我说的是，我们也许用军事手段解决不了问题。我们需要探寻其它手段……我们的军事行动不是成功地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这似乎是一个矛盾。我告诉你们要把我们在越南的军队增至四十万人，但是，这也许会导致战争升级，并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我建议我们现在探求一下其它办法。 会议结束时林登·Ｂ·约翰逊似倾向于尝试一下暂时停止轰炸的计划，但仍未做出决定。十二月二十二日，白宫和西贡同时宣布从圣诞节前夕开始停火三十个小时，包括暂停空中轰炸。在圣诞节前不久总统返回得克萨斯时，我希望他能下令长期停火，转而努力谋求谈判。当我和家人去克罗拉多的阿斯彭度假时，事情还同往常一样。 圣诞节早晨，总统决定把“礼节性”的停火延长一两天。 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我做了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我利用个人可随时拜见总统的优越条件，绕开所有同事去和总统做决定。 十二月二十六日夜间，我在查莱特山旅馆里给总统的农场打电话。我问他，我是否可以单独前来农场同他讨论越南问题。对此，他立即表示同意。然后我打电话给五角大楼，命令安排一架空军的喷气式飞机第二天来接我。十二月二十七日，一位朋友开车送我到大章克申，飞机在那儿等我。傍晚六点半，我到达奥斯汀城外的林登·Ｂ·约翰逊农常总统和夫人在他们的简易机场迎接我。我们回到农场，与他们的小女儿露西共进晚餐。饭后，总统和我来到起居室。我们用了三个小时的时间讨论暂时停火的问题。我强调了我的判断：展开谈判对于最终导致和平的可能性很大，这比推迟恢复轰炸在军事上造成更大的损失要好得多。 总统专心听我的陈述，心中在权衡利弊。他最终同意把暂时停火改为无限期停火，然后开展外交活动使河内参加谈判。我们商定由我打电话给华盛顿的迪安·腊斯克和其他人，解释他想做的事。虽然迪安·腊斯克反对延长停火期限，但他仍按命令行事，因为他明白我已经说服了总统。 第二天早饭以后，我们在农场总统的小办公室里打了更多的电话。我打电话给Ｗ·埃夫里尔·哈里曼。当总统命他就谈判之事向东欧寻求帮助时，他立刻表示同意。我们打电话给乔治·鲍尔，总统命他负责协调外交攻势。总统还命接替艾德莱·史蒂文森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阿瑟·戈德堡去拜会吴丹和教皇。 中午过后我离开农场回到阿斯彭，心情颇为愉快，因为做出了重大的决定。不过，我对绕开同事们使自己的建议得到总统的肯定一事颇感内疚。在我任国防部长的七年中，我只这么做过一次。” 对北越的轰炸暂停了一个多月，直到一九六六年底，在此期间，关于政治措施和军事行动的争论十分激烈。 政府发起了公开而紧张的外交攻势。除Ｗ·埃夫里尔·哈里曼和阿瑟·戈德堡的使命外，政府还派副总统汉弗莱到菲律宾和印度，派助理国务卿Ｇ．·门南·威廉斯和托马斯·曼到非洲和拉丁美洲。每个人都对外宣告华盛顿希望开始和平谈判。迪安·腊斯克还制定了一个十四点计划，邀请北越“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进行谈判”。 在停火期间，参谋长联席会议一直在呼吁立即恢复对北越采取军事行动，认为停止轰炸将使美军“在军事上处于严重的和越来越不利的地位”。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能向我证明暂停轰炸确实对南越的美军不利，我将建议总统按他们说的做。 他们没有答复我。 这个阶段，美国加强了对老挝境内的胡志明小道的空中轰炸。南越的美军战地指挥官们逐步加强了地面作战。一月初，他们向西贡附近的越共发动了最猛烈的进攻。一月中下旬，他们在广义省发动了自朝鲜的仁川登陆战役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更多的美军抵达南越。 一月十日，我们在白宫又展开了辩论。林登·Ｂ·约翰逊认为暂停轰炸无任何结果，所以倾向于几天后恢复轰炸。我请求他延长停火时间，以便谋求谈判。我认为等到月底在军事上也无不利之处。厄尔·Ｇ·“巴斯”·惠勒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代表参谋长们说：“每拖一天，情况都会不同。” 一月十二日，小格兰特·夏普呼吁恢复并加强轰炸，包括炸断从中国通往越南的交通线。他认为这样的行动“将迫使敌人坐到谈判桌上来，或者会使越共因得不到支援而垮下去”。参谋长们在六天后呈交的一份备忘录中附和此议。 然而在同一天（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八日），我收到一份分析报告，说北越每月可以输送四千五百人，运送的物资也足以支持在南越的重大军事行动，尽管我们对交通线进行了封锁。封锁工作耗费了大量炸弹，以下事实足以说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们投掷的炸弹超过朝鲜战争高峰月投弹量的百分之五十。 中央情报局的独立情报也证实了这一点。小格兰特·夏普和参谋长们建议轰炸各个港口和机尝油库及兵工厂等目标，但中央情报局的国家评估委员会认为这样做不会“对南越共产党军队的作战行动产生严重影响”。中央情报局负责制定计划的副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在一月二十二日的会议上向总统直言不讳地说：“加强对北越的轰炸阻止不了其对南方的物资运输。” 关于轰炸能否产生效果的争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以来关于空军的最新一轮争论。在此后的两年中，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一直很激烈，直到今天为止，争论仍未结束。 总统面临着困难的抉择。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在一月中旬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总统的尴尬。沃尔特·李普曼写道：“总统在心底里必须在一场大战和不引人注目的和平之间做出选择。”理查德·拉塞尔在参议院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我认为我们必须确定：我们是否愿意采取必要措施打赢越南战争，结束我们承担的义务。我能想出的另外一种选择是抽身而退——这是绝大多数美国人不准备做的事情。” 一月十七日，我向林登·Ｂ·约翰逊总统汇报了我的想法。我对他说：“我个人认为……我们最好继续停火至越南的春节（一月底）以后，以便让北越有足够的时间对几个渠道的接触做出反应，也使我们的民众和国际社会相信，我们给北越留出了足够的时间。” “我想你了解我的倾向性和想法。”他回答。“要不是你，我想我们可能已经取得不小的进展了。对此我并不感到懊悔。 我想使自己多一些耐心、宽容和理性。另一方面，我认为你了解我的自然倾向。” 显然，林登·Ｂ·约翰逊认为暂停轰炸是个错误，必须恢复轰炸行动。虽然我仍然认为参谋长联席会议过高地估计了封锁所能产生的效果，但我现在也觉得恢复轰炸是必要的。我们必须开始轰炸以平息关于暂时停火使敌人的渗透更加严重的批评意见，并避免给河内、北京和我们的人民以错误的信号。迪安·腊斯克和我还担心右翼势力施加压力让我们轰炸靠近中国边境的目标，就像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之前美军所做的那样。我们呼吁严格控制轰炸计划，要严于参谋长们的预期尺度，从而尽量减少中国介入越战的危险。 总统谋求对他即将做出的决定的广泛支持。一月二十八日，他召来四位“哲人”（克拉克·克利福德，阿瑟·迪安，艾伦·杜勒斯和约翰·麦克洛伊）。他们赞成对北越恢复轰炸，并增加在南越的美军数量。在两天后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总统正式决定恢复轰炸。同一天的哈里斯民意测验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支持立即扩大战争规模，包括对北越的全面轰炸和把美军数量增加到五十万人”。 圣诞节的暂停轰炸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某些批评家指出，在暂停轰炸期间，美国空军加强对老挝的胡志明小道的封锁行动以及美军在南越的地面作战行动，使我们给北越传递的和谈信息走了样。无论如何，暂停轰炸没有产生外交方面的成果确实使得林登·Ｂ·约翰逊总统对延长停火期限失去了兴趣。 许多人批评我们的公开外交模式既幼稚又糟糕。切斯特·库珀后来评论道：在需要使用精良工具的地方，我们使用了大锤。 在需要谨慎和机密行事的时候，我们却举行了七月四日的大游行。在一项激动人心的建议即可打动河内的时候，我们却公开宣扬每一种具有轰动效应的建议。我们没有最大程度地发挥十四点和平计划的效力，而是把它淹没在重要人物令人眼花缭乱的穿梭访问之中。简而言之，总统就像一个有三个演出场子的大马戏团的领班，而不是精心设计的外交行动的中心人物。 如果切斯特·库珀是正确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向总统提过建议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该受到责备。 政府曾做过秘密的外交努力。十二月二十九日，政府指令美国驻缅甸大使亨利·Ａ·拜罗德转告北越驻缅甸总领事武友炳（音译），如果河内“能为和平做出重大贡献”，暂停轰炸的期限可以延长。几天后，河内的广播电台谴责暂停轰炸是“阴谋诡计”，并重申了它提出的“第三点”，即“南越的内部事务必须……按照民族解放阵线（越共的政治武器）提出的方案加以解决”。武只是向亨利·Ａ·拜罗德重申了河内的强硬路线，作为对亨利·Ａ·拜罗德给他的信息的答复。 暂停轰炸获得成功了吗？此举显然没有立即导致和谈的开始。但在当时，支持此举的人也不认为能马上促成和谈。我们只是把此举视为最终和平解决问题并结束战争的过程中的一个步骤。 这个步骤有效果吗？如果没有，那么它的失败是由于我们的固执还是由于河内的毫不让步呢？抑或两种因素都有？在河内开放其档案之前，我们将无从得到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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