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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国主义滋生地，世界大战祸无穷。 这小埃里希·李文斯基过继给曼施坦因家族，自此改名为埃里希·曼施坦因之后，老曼施坦因夫妇自然是十分疼爱，慢慢长大之后，虽然看似体弱，却是活泼可爱，很少生病，倒也叫老曼施坦因夫妇十分省心。 闲来无事，老曼施坦因常把小埃里希揽在怀中，给他讲普鲁士形成的历史，讲这一家族是如何跟随普鲁士王南征北战，讲自己亲自参加并指挥过的一些战斗；而慈祥的老曼施坦因夫人，小埃里希现在的母亲，则给他讲述一些流传于德国土地上古老的民间故事，讲德国历史上民族大迁徙的故事，讲红胡子弗里德利希和德国猎犬骑士远征的故事，讲日耳曼民族英雄的神话，那英勇的、混身涂满龙血刀枪不入的勇士尼伯龙根，是如何杀死形形色色的怪兽的故事。 不久，这对夫妇就发现，小埃里希的记忆力惊人，他几乎能把上一次讲的故事复述下来，而且还能加进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尽管有时有些荒诞离奇，可还是能把老曼施坦因夫妇逗得开怀大笑。 小埃里希对战斗厮杀和英雄业绩一类的故事有着特殊的嗜好，起先是对曲折的情节感兴趣，后来对故事中的人物的结局喜欢刨根问底，他时常会这样发问： “结局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呢？如果是我，我就如何如何，而不是像他那样如何如何……” 这样一来，给他讲故事的人感到真正难以应付。是呵，历来流传下来的结局都是如此，谁会想到为这些故事另外设计一些结局呢！ 还有更令老曼施坦因夫妇在欣喜之余感到担忧的，就是这位长着蓝色眼睛、金黄色头发的小家伙，聪明敏捷的天资之中，似乎也夹杂着一些固执和尖刻，有时就会像一个成年人那样，喜欢谈论物是人非，有些话甚至与他的年龄不甚相称。 “这孩子会不会由于他的这个性格吃亏呢？”老曼施坦因夫妇时常暗自嘀咕，“但愿上帝保佑！” 曼施坦因的童年时期，正是西方工业革命迅猛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近代德国飞速发展的时期。欧美其他国家的工业是建立在蒸汽机的基础上，与德国有所不同，德国的工业则是建立在电气的基础上。在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并使之应用于生产上，德国人表现出他们的天赋，很多19世纪的重大科技发明，开花在英法，结果却在德国。 普鲁士国王（现在也就是德国皇帝）不失时机地把所有这些技术，优先用于战争的目的：钢铁、有色金属、化学工业结合起来，可以制造出更多和威力更大的枪支弹药；内燃机不仅用于制造汽车，而且也用于海军的舰艇、陆军装甲车和坦克，以及后来出现的飞机；由于内燃机使用液体燃料，石油被作为战略物资首次有了重要的意义。铁路交通运输的扩展为大规模运送军队创造了条件——可以在短时间内把大量的武器和士兵集中到前线。德国莱茵河地区铁路的密度已经达到了每平方公里平均有18公里铁路；有了电报、电话等最先进的通讯器材，可以指挥距离很远的部队。 德国与军事相关的工业很发达，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军工企业——克虏伯的铸钢厂和炮厂、西门子的电机厂，都是在德国。维尔纳·西门子原是普鲁士军队的一个炮兵军官，非常醉心于电力的研究，1847年服役期间，就成功地在柏林与波茨坦之间兴建了一条电报线；退役之后，1869年他所创建的公司，完成了一条横贯伦敦、俄国、波斯到印度的电报线路。德国30家兵工厂的18万工人开足马力，为德军生产出大量的精良的武器，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了欧洲的其他国家——法国有23家，近10万人；俄国有20多家，近8万多人；英国有10万多人，奥匈也有近4万人从事同一类的工作。 有话则长，无话即短。话说一晃到了1895年，小埃里希·曼施坦因长到了8岁，该是受系统教育的时候了。老曼施坦因夫妇看到继子长大，就把他送到普鲁土的斯特拉斯堡读书，这里的学校可以说是贵族学校，一般柏林上流社会人家，都把适龄的孩子送进这里。无论是教师还是其他教学设备，这里都是一流的。 那普鲁士虽然以武功开国，却对文化教育抓得十分紧，早在1797年即规定了普遍义务教育制度。这也是通过血的教训得来的：早年普鲁士在与欧洲大陆的另一个大国——法国的交战中，负多胜少。因其资源和人口数量都不及法国，宫廷内的一些有识之士，就劝说德国皇帝，通过兴办教育来提高本国的民族素质，对未来德意志国家在欧洲立于不败之地，意义非常重大。 当时的威廉国王对这些意见欣然采纳，他有句名言，非常深入德国民众之心：“国家在物质方面失去的，将由精神的力量来补偿。”在1809年前后几年的最困难时期，普鲁士政府仍然每年拨出15万塔勒尔（当时德国货币的名称），作为兴办柏林大学的教育经费，可算得上远见卓识之举。后来柏林大学成了欧洲自然科学研究的基地，领导了欧洲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是为德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埃里希·曼施坦因出世之前的20年，也就是19世纪70年代，德国通过颁布一系列帝国教育法令，完成了近代教育革命，实行强迫义务教育制，服兵役和受教育被视为公民的两项基本义务，全德国的文盲率，从1841年的9．3％，到曼施坦因出生时已降低至不足0．5％。 小埃里希·曼施坦因所在的斯特拉斯堡城市的小学，学制先是四年制，后改为五年。所学习的科目有德国语、数学、自然科学、法语，这四门功课是必修课。在学校中还必须受到爱国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的教育，待年龄稍大后，还可以选学除德语和法语之外的其他外语。 埃里希·曼施坦因入学之后，把他从老曼施坦因夫妇那里学来的民间传说系统化、正规化。 欧洲的历史学界，对德国的历史有一段非常中肯的评论：“近代德国的历史，主要就是普鲁士的历史。”普鲁士人原本是立陶宛人的一支，主要居住在维斯瓦河和涅曼河流域，开化程度远远晚于其他的日耳曼人，到了公元12世纪末，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起初，普鲁士被波兰和条顿骑士团征服，条顿骑士团被授权统治普鲁士。1525年普鲁士成为公国，臣属波兰。1618年，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勃兰登堡选帝侯兼领。1701年初，普鲁士升格为王国，原来的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摇身一变成为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 普鲁士邦国最初以勃兰登堡为中心，开国之初，普鲁士的面积在欧洲各国中，仅占第10位，居民人数仅占第13位，但军队的数量却占了欧洲的第四位，军费开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占欧洲的第一位——国家要把收入的85％用于军队，而军费开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占欧洲第二位的法国，其用于军队的国家收入却只占60％。在此之后，凭借着强大的武力，这位经常穿着军服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不断发动对邻国的战争以扩张版图，北面打败丹麦，南面打败奥国，西面打败法国，最西直达莱茵河下游，东面又夺得了斯拉夫人的东普鲁士。 1740年，威廉一世之子登上了普鲁士的王位，史称威廉二世。威廉一世在世之时，对这个宝贝儿子看不上眼，对他百般虐待，以至于在他满18岁那一年，由于不堪忍受父亲的虐待，企图逃亡国外。不想“知子莫若父”，威廉一世对儿子的行动了如指掌，因此尚未逃出国境便被缉拿回宫。盛怒之下的老国王下令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处死儿子，众大臣苦苦相劝，才没有执行。未几，老国王一命呜呼，其子一跃而成为普鲁士新君。 说来也煞是奇怪，虽然新登基的威廉二世性格与老国王极不相合，但在喜好武功上，却与其父相似乃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位皇帝被德国历史家尊奉为“大王”、“惟一王”。上台伊始，就兴修水利，发展工业，鼓励移民，使普鲁士的人口从1740年的220万，增加到1786年的543万。对外则发动侵略战争，发动了对斯拉夫人的战争，夺取了富饶的西里西亚。 就是这位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把普鲁士军队建成了“灰烬中的不死鸟”，同时把全国建成了和平时期的兵营，实现了欧洲军事强国的建国目标。当时，普鲁士维持着一支高达19万人的常备军，平均每32个居民中就有一个士兵，而同期的俄国，91个居民中才有一名士兵；它的强邻法国，140个居民中才有一名士兵。 经过严格的训练，普鲁士士兵纪律森严，作战勇敢，令它的敌人不敢小觑。自此，普鲁士在与欧洲敌国的累年交战中，稍多胜机，以至于有今日之大成。1871年，以普鲁士为中心，建立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普鲁士国王兼做德意志帝国的皇帝。上述历史，凡是受普鲁士义务教育的学童，都必须烂熟于心，这一点小曼施坦因并不稍稍逊色于他人。 受了五年制的小学教育之后，小埃里希·曼施坦因不知不觉长到了13岁，在斯特拉斯堡的这五年，时间已经跨进了20世纪的门槛儿。未来选择何种职业，倒也用不着他自己操心，不管他愿意还是不愿意，家里人早就给他定好了未来的人生之路——从军，这也是像他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对子女不失体面的一种选择。由于出身于军人世家，自然要承担起家族所赋予的使命，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于是在1900年，刚刚小学毕业的埃里希·曼施坦因又进了少年候补军官团学习，这也是像他这种家庭中的年轻人所走的司空见惯之路。 少年候补军官团又称伍士团或少年军官学校，顾名思义，就是培养未来军官的场所，有资格来这里学习的，都是一些智力健全、身体健壮并立志从戎的普鲁士贵族子弟，以便灌输其在未来从事军官职业所必须的基础知识。 埃里希·曼施坦因在少年候补军官团中，初次尝到了“斯巴达式的教育”的滋味。尽管他的家庭由于是军人世家，在生活上对待子女比起一般家庭的子女要严厉得多，但比起少年候补军官团这里的职业“斯巴达式的教育”来说，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斯巴达乃是古希腊的一个奴隶制城邦，公元前8世纪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建起了国家，在这个城邦国家中，凡成年男子均为战士，男丁在成年以前，必须接受近乎残酷的训练，通常是把他门放到深山密林中生活一段时间，让大自然进行遴选，适者生存，有资格成为斯巴达城邦的一名合格战士。 普鲁士的少年军官候补学校现在把这种看似残酷的“斯巴达式的教育”形式照搬过来，仿照整个过去的斯巴达城邦，让所有的少年候补军官团的成员们过一种准军事化生活。在那里吃的不能过饱，穿得不能过暖，每天无论是刮风下雨，雷鸣电闪，照样在野外锻炼不辍。 斯巴达式的教育，被普鲁士的军界认为是培养合格军官的第一步，在那里，可以充分体会到军人的荣誉感，养成其吃苦耐劳和坚韧不拔的性格和遵守纪律、服从上级的天性。经过普鲁士如此培养出来的军官，确实有其过人之处，素质较欧洲其他各国的军官为高。普鲁士王室信奉这一段话：“军事荣誉是一切政治价值的基础；而在德国丰富的荣誉宝库中，普鲁士的军事荣誉是一颗明珠，其价值之高，不亚于我们的诗人和思想家的杰作。” 当然，军事学校的教官们，给曼施坦因和他的同学们不仅讲授了普鲁士前辈开拓疆土的丰功伟业，也不无忧虑地灌输给他们大德意志民族争取生存空间的紧迫感。 原来在19世纪70年代，英、法、美、德、俄、奥等世界上六个最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共计霸占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大洲6500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奴役的人口在52300万以上。英国所占的面积最大，约3350万平方公里。工业产值位居世界第二位的德国（第一位是美国），则只占了290万平方公里，不及英国的1／10。法国到了大战前夕，发展水平已经排到美、英、德之后的第四位，但其殖民地面积仍然是德国的两倍半。 德国可以称得上是资本主义的后起之秀。1890年，德国钢和生铁的产量超过曾占世界第一位的英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胜了法国，迫使法国立下了屈辱的城下之盟，强行割占了法国的重要工业区——阿尔萨斯和洛林，同时法国还给德国50亿法郎的战争赔偿。有了阿尔萨斯和洛林的铁矿石和煤炭，加之接受了巨额的赔款，德国经济迅速繁荣起来。战败而失去了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法国人讽刺德国，要是没有阿尔萨斯和洛林，就只好向全世界去乞求矿石。德国想永远把这两个省据为己有，寻找各种借口，以便给法国来一次致命的打击，永远断绝法国收复这两个省的任何念头。 在灌输这些思想的时候，少年军官学校的教官们是不遗余力的，因为他们知道，像曼施坦因这般大小的孩子，正处在接受能力最强的一个阶段，此时让他们接受一句话，远胜于将来的十句话；况且，在未来与欧洲其他列强的战争中，在座的各位少年候补军官，已经成长为德国军官的中坚力量，使他们在脑海中形成一种牢固的意识，为普鲁士（往大处说，也就是德意志）和日耳曼民族争取生存空间，是每一个军人尤其是帝国军官首要和最神圣的职责，这似乎也就是一个职业军人“爱国主义”最具体的体现。 埃里希·曼施坦因的少年时期，就是伴随着这种叫嚣声长大的。 两年之后，在经过了近乎苛刻的考试之后，他又迈进了更高一级的军校——格罗斯利希费尔德的高级军官学校，系统地接受一位称职的高级军官和参谋人员所需要的业务知识，尽管在那个时候他自己也不敢肯定自己将来一定会有幸成为一名高级军官。 格罗斯利希费尔德的高级军官学校是德国的一所极富有历史传统的军事学校，它曾经是一座军营，位于柏林郊区，是柏林通往外省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整个校园的围墙由大块大块的坚固花岗岩砌成，上面长满了青苔，足以显示其建成年代的久远。四周有高大的Liao望塔和射击孔，院子里教室、宿舍，供实战演习用的营房、马厩和储存弹药和食物的仓库一应俱全，是一所不折不扣的半要塞化的城堡。 格罗斯利希费尔德的高级军官学校，不仅有着德国人引以自豪的职业军官培训体系，还有一条也是被德国人所津津乐道的工业革命的新奇成果，这就是从军官学校通往当地火车站的有轨电车——这不仅在德国是第一条，而且在世界也是第一条。 埃里希·曼施坦因以前只是以局外人的身分，出于好奇才坐过为数不多的几次有轨电车。但自从进了这所高级军官学校，他与它的接触逐渐地多了起来，对它的了解也就更多了。这条有轨电车道，通常为高级军官学校的学员们津津乐道，说起来，也算是普鲁士军官的光荣。早在1867年，德国电气界的奇才，也是普鲁士炮兵军官出身的西门子，利用英国人法拉弟电磁感应的原理，发明了大功率直流电机，并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展出了样机。1879年，西门子又发明了能在轨道上行驶、由电动机车牵引的有轨电车并在柏林工商博览会和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展出。1881年5月l日，西门子把这种荣誉献给了普鲁士军官的摇篮——格罗斯利希费尔德的高级军官学校，从这里修筑了通往车站的有轨电车铁路，由一台不小于3马力的电动机车牵引，后挂三节车厢，每节车厢至少可以乘坐六人。当然，现在比起那时，确实有了不少的变化，跟那时的情况不能同日而语。但不管怎样说，有了这条有轨电车线的尝试，确实为解决通往高级军官学校的交通，乃至德国甚至欧洲和世界的交通事业，带来不少的益处。 1904年，埃里希·曼施坦因以优良的学业从这里毕业。毕业之后，由于是贵族出身，按照普鲁士王室的传统，总要从这个军校的毕业生中，选出一些优秀者，担任德国皇帝的侍卫。这也是德国皇帝考察军事人材的一个办法——新毕业的军校生往往都要在相当高级的军事指挥和参谋部门实习一段时间，而不是直接分配到战斗部队去带兵，一方面使这些初出军校的新生可以更好地感受到成熟的军官是如何带兵和作好参谋工作，另一方面让他的上级更好地了解这些年轻军官的才学和品质，以便为将来量才使用打好基础；这一点也是那时德国军官的业务素质高于欧洲乃至世界其他各国军官业务素质的原因之一。埃里希·曼施坦因于是被选入宫中，作了德国威廉皇帝的一名亲随副官。 1906年，在德皇作宫廷侍卫两年之后，为了在军界谋求更进一步的发展，德皇把他派往近卫军步兵第3团，担任见习军官，这一年曼施坦因是19岁。1907年，在见习了一年之后，埃里希·曼施坦因正式晋升为少尉，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帝国军官。 近卫军步兵第3团在德国军队中，是一个久负盛名的团队，是德皇最为倚重的御林军。这个团的士兵，也都是一些贵胄家族的子弟。要往前说，曼施坦因的姨丈、后来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共和国总统的兴登堡元帅，年轻时也在该团当过下级军官。 埃里希·曼施坦因25岁这一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913年，由近卫军步兵第3团的推荐，他终于登上了成为高级军官所必须攀登的最高一级台阶——被选送到柏林军事学院学习。他梦寐以求的宿愿终于得以实现。 柏林的军事学院，也叫战争学院或战争大学，乃是普鲁士军事理论教育的集大成之地，是专门为了培养德国军队的高级军官而设，过去的将帅乃至将来战争中的将帅，很多人出自这所军队的最高学府。很多有名望的军事理论家也以在这里任教为荣。如被称为近代德国军事教育的奠基人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被称为西方兵学之父、著有蜚声世界的著作《战争论》的克劳塞维茨，等等，都曾在这里任过教。 能进这所军事圣殿，在当时的德国被视作军人的极高荣誉；能进这里深造的，要经过反复的遴选。出身自然是一个条件，但能力也须作为必要的参考。 埃里希·曼施坦因之所以能进柏林军事学院，他的贵族出身固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另外还要看他在部队的表现，是不是可堪造就之才。 说到德国军官的出身和能力，在历史上也是颇有一番争议的。德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化过程中，保留了较多的封建残余，非常讲究门第出身，这一点在军队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在1786年，也就是德皇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去世的前三年，普鲁士军官团是由90％的世袭贵族组成，在普鲁士的高级将领中，更是没有一个出身布衣。 军官被赋予了种种特权，军队中实行所谓的“中队经济”，军官们利用每年的部分时间——这段时间少则一月，多则数月——遣散连队里的部分士兵，把“节余”的这部分薪饷装入自己的腰包，说白了，就是“吃空额”。因此军官生活优裕，部队腐败之风蔓延。 这就引起了平民出身的军人们的不满，他们不仅在经济上受压迫，而且升迁无望——没有一个贵族的出身，打仗再勇敢，再有能力，也是不能脐身于高级将领的行列。这就使得德军选择高级指挥人才的面显得十分狭窄，也大大挫伤了平民出身的中下级将领的热情，降低了德军的战斗力。 于是在1808年8月6日，德国皇帝颁布了一项法令，取消了贵族垄断军官职位的特权。法令明确规定；“从现在起，只有那些在和平时期学习知识、受过教育，在战争时期表现出类拔萃的勇敢和能驾驭全局的人，才有权利得到军官的位置。因此，全民族中一切具备上述特点的人，均有权提出要求军队中最高的荣誉职位。军队中完全废除一切迄今为止实行的等级特权，而且每个人均有同等的义务和权利，不得照顾其出身。” 此后，有一段时间，德军选拔军官主要以文化水平和本人能力为依据，也确实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军事人才。在法令颁布11年后的1819年，普鲁士军官团中的贵族成分下降至54％，这个比例，看上去仍然是贵族子弟占一多半，实际上已经很不简单，贵族们已经作了相当大的让步。前面说过，这些贵族（往往是军官世家）家庭出身的子弟，自幼受的就是斯巴达式的教育，长大以后也往往选择军队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起点和自身的素质高于一般未经过正规训练的平民，因此军官的比例稍大，也是很自然之事。 至于强调军官，尤其是高级军官的文化水平，则更显得当时的普鲁士王室对军队指挥官素质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要超过对其出身的重视：因为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新的科学技术不断用于军事领域，每有一项重要的发明，总是优先考虑用于战争目的，因此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确实难以胜任军队的指挥职务。 至于说到高级军官的文化素质，西方兵学界广泛流传着英国军事评论家利德尔·哈特爵士的这样一句话：“英国人最先发明了坦克，但德国人利用坦克发明了闪击战的军事理论；法国人发明了飞机，而德国人却最先使用了飞机俯冲轰炸的战术。”如果没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是难于发现和总结战争艺术的规律并有所创新的。 普鲁士的一系列军事改革措施，在欧洲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就连卡尔·马克思也认为：“普鲁士的军事组织，是当时最好的，其余所有的欧洲政府都热心效仿它。” 另一位无产阶级导师恩格斯，甚至还于1841年在柏林的一个步兵师中的炮兵旅服过役（当时普鲁士的军制，每年都要从外国招募相当部分的士兵服兵役）；更为有趣的是，恩格斯竟然从此爱上了军事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写出了很多非常有见地的军事论文。后来相继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整理了这两位导师的军事著作，竟然创立了一门崭新的军事科学——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此是后话。 柏林军事学院1913年度的开学典礼十分隆重而热烈，同其他新生一样，曼施坦因身穿笔挺的军官制服，正襟危坐。 德军总参谋部的首脑们，照例要莅临这一德军未来将帅的摇篮，就连德军总参谋长、在军界享有盛名的毛奇将军也给新生们训了话。 这位毛奇将军，确切地说，应该叫“小毛奇”，因为他是原德军总参谋长老毛奇勋爵的嫡亲侄子。小毛奇的训话，给年轻的曼施坦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曼施坦因日后成为统帅千军万马的集团军总司令之后，小毛奇头戴普鲁士传统的带有尖叉的帽盔，身穿挂满勋章笔挺的普鲁士军服，威严地站在学院礼堂中的形象仍然历历在目，尤其是他致辞结尾中，引用老毛奇的一段话，使他永生难忘： “永久的和平——这是幻想，而且远不是美妙的幻想。战争却是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战争中可以表现出人的崇的高尚品格是通过战争揭示和显露出来的。没有战争，世界将陷入自私自利之中去。不用剑去冲击，我们的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和无法解决的！” 小毛奇演讲结束之后，全场人起立欢呼。他的这一番演讲，确实打动过当时不少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军官的心。是的，在他们看来，战争可以说是德国生存下去的惟一手段。德国比欧洲其他强国更需要市场和原料来源，加之过多和过快繁殖的人口，也需要辽阔的土地来移民，对于这一点，已有九个嫡亲兄弟姐妹的曼施均因深有同感，有什么比起生存空间对德国人来说更重要呢？ 德国的舆论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德国外交国务大臣在国会上发表演说，公开声称：“德国向自己的一个邻国让出陆地，向另一个让出海洋，而给自己留下了一钱不值的天空，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不愿意把任何人挤到阴暗的角落，但我们也要给自己一块光明之地。” 在柏林军事学院学习的军官中，非常时髦地流行读两本书，这两本书对曼施坦因世界观的最后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这里或许可以找出后来的希特勒纳粹党轻而易举地取得自视甚高的德国军官团支持的原因：在这些军官成长的过程中，所受的教育从本质上说，与纳粹党的理论体系有息息相通之处。这种教育的本身，已经为纳粹毒瘤的繁殖，培植好了营养丰富的土壤。 这两本大名鼎鼎的书，一本是1912年出版的名为《德国人与下一次战争》，另一本是1913年出版的《统一世界》，这两本书不仅对曼施坦因，而且对他那个时期的整整一代德国年轻军官，都产生过很重要的影响。 《德国人与下一次战争》这本书，是由德国泛日耳曼组织的创始人之一、退役军人伯恩哈迪所著。书中露骨地宣传了德国称霸世界的野心。埃里希·曼施坦因对此是百读不厌的，他甚至用红笔在以下的文字上划上了醒目的红杠： “德国在社会政治方面，是所有文明进步国家之冠，但它却被压挤在狭窄的、非自然的领域之内。 “如果我们希望取得与我国人民的实力相称的地位，那就必须抛弃一切和平的空想，把希望寄托在我们的武器上，临危不惧。 “动用军事力量，为人民和国家创造今后的生存条件，并保障其健康发展。对于全世界正在成为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的领地这一情况，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我们同样不能相信，唯独我们才应当满足于40年前命运分给我们那菲薄的一份。时代不同了，我们也不是过去那样了，只有获得归自己所有的殖民地，我们将来才能有保障。 “德国需要在最有利的时刻发动战争，采取攻势和打出第一枪，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第一枪应该射向谁？应该射向法国！法国必须化为齑粉，使它再也不能越雷池一步，使之永不复为列强！” 另一本名叫《统一世界》的小册子则流行的范围更广泛，这本书由德皇威廉二世亲自授意，由当时的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执笔，免费印发给德国军队内部。书中除了吹捧威廉二世是“神选皇帝”，“身负有统一世界的使命”之外，还公开鼓吹种族优劣论： “我德意志民族是世界人类中最卓越的国民，有教导他民族、诱掖他民族的责任，即有生杀他民族的权利。” 这种甚嚣尘上的狂热宣传，口味非常适合于像曼施坦因这样出身行武家庭的年轻人躁动的心。初生牛犊不怕虎，早就倾心于前辈武功的这班最高军事学府的青年军官们，渴望着为拓展大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而大展宏图。 除了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灌输，军事学院也教授和研讨指挥作战的一些专业问题。 柏林军事学院教授内容以高级步兵战术为主，主要是为德军培养精通业务的高级参谋和幕僚。至于这些参谋们能否当上主官———能当上那当然再好不过——完全取决于他们在实战中的表现。 埃里希·曼施坦因在这里接受了新式步兵战术的训练，老的普鲁士陆军步兵传统战术——线式战术，已经在日益强大火力的杀伤之下，宣告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式的散兵战术。年轻的曼施坦因身负生父和养父两家的厚望，自是不敢稍有懈怠，真可谓闻鸡起舞，焚膏续晷。 1914年6月，正当年轻的曼施坦因在军事知识的海洋中倘祥遨游之际，柏林军事学院突然被一件从赛尔维亚传来的惊人消息弄得沸沸扬扬起来：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皇位继承人弗兰西斯·斐迪南，在塞尔维亚首府萨拉热窝遇刺身亡！ 要知埃里希·曼施坦因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有何感想，且听下章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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