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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八月中旬的一天，我和《生活周刊》的摄影记者费利·格里费斯到了我们二十二天度假游泳的第四站古拜占庭帝国的都城伊斯坦布尔（旧称君士坦丁堡）。由于感到有些疲惫，我打算在迪万奥特利旅馆好好休息一下，于是对费力说我要取消原来商订晚上出去观光的计划。 “哈，你的确是老了。”费利失望地说，背起他的照相机走出去。 两个小时之后，正当我躺在装有空调的、凉爽的迪万奥特利旅馆的房间里酣睡的时候，床头的电话铃声把我吵醒了。我以为是旅馆服务台打来的，带着倦意拿起听筒。 打电话的是费利·格里费斯。他急匆匆地告诉我，在一家名叫艾兹瓦尔的夜总会里，他发现了两个越南姑娘，要我立即带上录音机赶到那里去。 当时我正在写一部有关越战的回忆录，所以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记下了那家夜总会的名字和地址之后，我马上要了一部出租汽车动身前往。 艾兹瓦尔夜总会位于哈里奇河加拉塔大桥北端滨河的一条大街上，我赶到那里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在夜总会里，我见到两个南越陷落前由西贡去的名叫阮氏娇和潘氏谨的越南籍舞女。 象伊斯坦布尔任何一家夜总会一样，艾兹瓦尔夜总会的舞女同时也干着卖淫的行当。为了进一步了解两个越南姑娘的经历，我和费利决定在那里过夜。 开始，那个肥胖的侍者对我们共要一个房间感到惊奇，但随即会意地朝我们报以微笑，并在把我们带到房间之后，向我建议“再来一个贱兮兮的土耳其妞儿。” 比起我在西贡见过的那些舞女来，这两位越南姑娘既不比她们年轻，也不比她们漂亮，大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人只付了四百土磅（约36美元）的缘故吧；而一个土耳其姑娘，那个侍者告诉我们，则需要七百五十土镑（约83美元）的价格。 当晚，在艾兹瓦尔夜总会为我们提供的房间里，我有越语先向两个姑娘介绍了我自己在越南的经历以及找她们来年目的，然后问起她们是怎样来到这个遥远的国家及她们能够告诉我们的一切。 起初，她们听到我操着南方味儿很浓的越语十分惊讶。直到我把话讲完，她们才消除了我们这两上携带录音机和摄影器材的不速之客的疑惑，并且出于对我的信任，开始毫无拘束和保留向我们谈起了她们的经历。 ⒈阮氏娇的故事 1949年3月15日，阮氏娇出生在越南北方城市海防。日内瓦协议签订以后，她的父亲从海防携带着家人乘坐运接难民的飞机来到了西贡市，并在一家法侨开设的亚当时装店做裁缝；后来，由于商店倒闭，他又到西发火柴厂做工。阮氏娇的母亲于1959年死于肺病，她的三个哥哥中有两个在越南共和国军队服役，另外一个哥哥丧生于一场车祸；她还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都同她住在一起，作为长女，阮氏娇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同她父亲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直到灾难降临到她的头上。 1966年春，当时十七岁的阮氏娇开始到西贡市白雪棉絮厂的包装车间作女工。作为一个学徒，阮氏娇的工资只有越币一千八百元，加上父亲的二千五百元工资，按当时的物价只能买四公担大米。极度的贫困使她不得不在晚上下班后，做一些洗衣之类的零活来维持家用开销。 一天，经过锦絮厂一个名叫坞雪的女工介绍，阮氏娇来到了黎文悦大街的德士古酒吧做夜间女招待。这样，她就可以在下班后挣到一份固定的额外收了。 然而，阮氏娇当时并不知道，从那天起她就注定要沦落成一名出卖肉体的妓女了。 德士古酒吧的老板公是西贡一个黑社会组织“青林帮”的头目，专门从事贩卖毒品和妇女的勾当；而德士古酒吧的女招待，实际也象公开的妓女一样卖淫。在阮氏娇到德士古酒吧上班的第二天，就被公带进储藏室里强奸了。 第二天，她找到了那个名叫坞雪的女工，说她已经决定辞去那份工作。 她摇摇头，只是说她要照看弟妹，晚上没有时间去打工了。她记得公在储藏室里威胁她的话：如果她找麻烦，不管她跑到哪里，他都会抓住她，把她装进麻袋扔到海里去。她相信公干得出来。这种事在西贡早已屡见不鲜了。一次，她在码头公园亲眼见到人们捞上来的一具被海水泡得惨白浮肿的尸体。或许，她想，公很快就会把她忘记的。 然而，公并没有放过这个年轻漂亮的姑娘。 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阮氏娇在下班的路上，被两名手持利刃的男子绑架上了一辆汽车，带到德士古酒吧去了。 她被带到那间曾经在那里遭受强暴的储藏室。在那里，公告诉她，如果她想卖淫挣钱的话，他已经为她找好了主顾，如果她不干，那么就会被立刻塞到酒桶里扔掉。 阴森恐怖的储藏室和公狰狞的面孔使她不敢反抗。十几分钟之后，她被带到了德古士酒吧楼上一个早有两名美国士兵在那里等待的房间里。 后来她得知，那个把她介绍到德士古酒吧的坞雪原来也在干着卖淫的勾当；她每带一个姑娘到德士古，公付给她二百元（约15美元）的报酬。 从此，阮氏娇在德士古开始了卖淫的生涯，后来又被公卖到西贡龙家码头一家名叫“伊春”的中国人开办的妓院。在那里，妓女经常到街上去找客人，有时还要到美国军舰上去卖淫。伊春妓院的老板也是黑社会的成员，他规定妓女每天交回三百元南越币，然后给她们“抽头”。由于从1959年开始物价暴涨和失业增加，越来越多的妇女从事卖淫活动，这就使她们对客人收取的“报酬”越来越低，甚至有的妇女只能得到二、三十元。那么，这就意味着她们每天必须接待十个客人才能完成规定的数额。对于那些没有完成数额的妓女，伊春妓院的老板不但不付报酬，还要惩罚她们：把她们送到美国军舰上去，使她们承受几十个美国士兵的强暴。从19667月到1967年4月，阮氏娇被送上美国军舰“惩罚”了三次。 1967年4月中旬的一天，伊春妓院老板把店里二十名妓女召集到一起，告诉她们有家外国夜总会到西贡招募妓女，被挑上的在下午就要乘船离开越南。他说，到了外国她们可以按小时计算得到报酬。当时有两名妓女表示不愿意离开越南而遭到了毒打，她们被捆起来装到有黑白条纹的麻袋里——这是西贡黑社会的杀人标志：被害者将被投到海里溺死。这种手段使其她十名妓女不得己同意接受那个法国人的挑选。 当天下午，阮氏娇和其她六名被挑中的姑娘登上了停靠在西贡码头的一艘贷轮。她们被装进了一个集装箱里，谁也不知道要前往哪个国家，谁也不知道等待她们的将是什么命运。轮船在海上行驶了半个多月，在这期间，有的姑娘还在侥幸地想，或许确实会象伊春妓院的老板说得那样，得到按小时付给的报酬。 然而，她们直到踏上了伊斯坦布尔的码头才发现已经被送到一个无比黑暗的人间地狱。 阮氏娇说，在艾兹瓦尔夜总会的土耳其人把越南姑娘当作最下等的奴隶，常常把她们弄得死去活来，甚至同时被几个土耳其人肆意凌辱。她们还被迫去学一些淫荡的舞蹈。每天下午六时顾客稀少的时候，萨米老板就让她们半赤裸着站在艾兹瓦尔夜总会进口处一个高出地面的方台子上表演，以引来招览生意。 “每当我们疲惫不堪、昏昏欲睡的时候，就会遭到毒打。”阮氏娇伤心地说：“有时候我们实在撑不住从台子上摔下来，萨米老板就会把我们带到地下室的酒窖里去鞭打。他特地准备了两条用皮条拧成的长鞭子，专门用来抽打我们，打手在抽打我们的时候，还要故意把鞭痕在我们身上形成象鱼网似的方格子，然后让我们光着身子再回到台子上去跳舞。” 这种残酷的肉体折磨使得她们每时每刻都挣扎在生死之间。有一次，同阮氏娇一起留在艾兹瓦尔夜总会的越南姑娘遭受了毒打和轮奸之后，感到实在无法继续忍受下去，便用绳子自尽。然而，还没有等她断气，阮氏娇从酣睡中醒来，大声呼救。那个名字叫“桔”的姑娘被救活了，可是更悲惨的命运却落到她的头上，萨米老板把她关在地下室里，派打手轮流看守，同时还让一些土耳其人不停地折磨她。几天以后，萨米老板把这个已经奄奄一息的姑娘转卖到土耳其内地靠近叙利亚边境的城市加济安特普去了。 尽管阮氏娇呆在伊斯坦布尔的时间长达十年，但她仍然听不懂当地的语言。土耳其人把她当作牲畜一样的奴隶，一直在用手势和吆喝命令她，这就使她逃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了。 1977年我们见到阮氏娇的时候，她已经二十八岁了。她为今后的命运感到十分担心，因为她害怕萨米老板有一天从她的肉体里榨不出利润的时候，就会把这个举目无亲的越南姑娘赶出艾兹瓦尔夜总会。 “也许到那个时候萨米老板会把我卖给一个土耳其农民。”她凄恻地说：“要是那样就更糟了，我到死只能给他们作一个最不值钱的奴隶。” 最后，阮氏娇表示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到西贡去，尽管这种希望非常渺茫。 ⒉潘氏谨的故意 这位前越南共和国政府官员的女儿是在她刚刚十六岁的时候被拐卖到伊斯坦布尔的，并在那里度过了八年漫长的时光。 潘氏谨出生在1953年，当时越南还是法兰西共和国的一块殖民地。他的父亲潘俨屹在法国人开办的协和糖厂担任唯一的越南人理事。吴庭艳掌握政权之后，这位越南的民族资本家设法促进了协和糖厂的股份国有化，并出任当时越南共和国经济部部长阮玉诗的私人顾问。1963年11月吴庭艳总统被以杨文明中将为首的政变分子枪杀后，潘俨屹离开了政府机关，在西贡工商界的喉舌《西贡商业周报》任副总编辑。 潘氏谨是潘俨屹三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她自幼喜欢舞蹈，七岁的时候曾在西贡的奥雷保大戏院参加过表演。潘俨屹特地为她聘请一位法国的舞蹈师。然而，尽管她出生在政府官员家中，但生活状况也并不宽裕。她记得，当时她父亲的薪水每月是南越币七千五百元左右。这个数目在物价飞涨的西贡养活一个一妻三女之家，也是十分拮据的。 1959年之后，西贡的社会秩序极为混乱，大批由北越派回来的恐怖分子到处进行暗杀活动，几个月以内就有许多高级地方官员遭到了杀害。因此，潘俨屹严厉禁止他的三个女儿单独外出。即使这样，潘氏谨还是没有能够逃脱掉袭来的厄运。 1969年3月份的一天下午，当时还在张永记学校读初中的三年级的潘氏谨放学途以发艳路玉映发电厂的时候，遭到了几名黑社会分子的绑架。 “一辆冷藏车突然停在路边，四个男人跳下车向我扑过来。”潘氏谨回忆起被绑架的时候说：“我吓死了，扔下书包就跑，可是被他们追上捉住了。一个男人用布先堵住我的嘴，然后同另外三个男人一起把我拖进冷藏车里，当时附近有一个穿警察制服的人在向这边张望，却根本没有打算过来解救。” 潘氏谨被带到一个地下室关了起来。匪徒们给她的父亲潘俨屹打电话索取五十万元南越币的赎金，否则就要把他的女儿杀死。盛怒之下，潘俨屹报告了西贡警察总署。当两个匪徒前去取钱的时候被警察开枪打死了。因此，匪徒们把潘氏谨狠狠地毒打了一顿，然后十几个人一起轮流奸污她。为了报复潘俨屹，他们把潘氏谨带到电话机旁，一面用针刺她的乳头，一面让她给她的父亲挂电话。潘氏谨痛苦地呻吟着，求父亲赶快凑齐五十万元赎金送去，否则匪徒们将要把她折磨死的。从电话中听到女儿的惨叫，潘俨屹心急如焚，不得不到处借款，几天后才凑齐了五十万元。然而，匪徒们收到了赎金，却没有把潘氏谨放走。匪徒们一面布置暗杀潘俨屹，一面把潘氏谨用冷藏车运到西贡码头，把她卖给一个在泰国吞武里市开设按摩院的男人。 潘氏谨被那个叫他纳·信戎的泰国人用越南渔民的机动船运到吞武里市做了按摩女郎。 信戎原来是法侨在堤岸的罗芝维尔工厂的工头，1959年回到泰国的吞武里市开设了那家按摩院。潘氏谨在信戎的店里不仅每天里工作十几小时以上，到了晚上还要遭受信戎的百般蹂躏。“到了6月份，我总感到恶心，不住地呕吐，月经也不来了。我找到信戎，告诉他我已经怀孕了，可是他用不屑一顿的眼光看了看我，口里骂着走开了。” 说到这里，潘氏谨抽泣起来。她说在她怀孕以后，信戎还是象以前那样对待她。即使当她怀孕四个月的时候，他还强迫她跪在床上让他发泄兽欲。后来，潘氏谨的肚子隆起很大，不能再到店里去工作了，信戎对此大发雷霆，声称要把她卖掉。 1969年11月下旬的一天，信戎的弟弟带来一个阿拉伯商人。他们在一起商量过之后，以五千二百泰铢（约250美元）的价格把当时已经怀孕五个多月的潘氏谨卖给了那个阿拉伯人。信戎把潘氏谨带到一间按摩室里，强迫她脱光衣服站在床前，任由那个阿拉伯商人抚摸她凸起的肚子和乳房，象检查牲口似地掰开她的腿，用手指在她的下身和大腿的皮肤上磨擦。 “检查完以后，”潘氏谨说：“那个阿拉伯商人拍拍我的头，好象很满意。当天下午，他带着我动身到了曼谷，从那儿又上了一条商船。路过马六甲的时候，他下船带回他在那里买的两个印度姑娘和一个马来姑娘。” “我们乘坐的是一个很高级的包舱。途中，那个阿拉伯商人让我们四个人都脱光衣服跪在他的面前，然后一个一个地抚摸我们，或者用一根铜头拐杖把我们的身子戳来戳去。到了晚上，他就弹起一把七弦琴，让两个印度姑娘赤身裸体地为他跳舞取乐。琴声招来了同船的阿拉伯人，他请他们坐在船舱里喝酒，还允许他们抚摸我们的身子。那些阿拉伯人喝醉了，同商人用他们的语言交谈起来，给了他一些钱，于是，他就允许他们把两个印度姑娘领到他们的客舱里去。” “过了五天左右，一个矮胖的阿拉伯人来到我们的客舱，指着我同商人交谈起来。开始，我看到商人不住地摆手，后来他拿出一叠钱，商人就同意了。” “我被那个阿拉伯人带到他的船舱的时候，就知道我没有办法躲过这次折磨了。他野蛮地剥光我的衣服，然后把我按在床上。他沉重的身子压在我的肚子上，使我疼得不住地喊叫，汗水把床上的布都湿透了。直到几个月以后在伊斯坦布尔分娩时我才知道，孩子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被他压死了。” 到了伊斯坦布尔，潘氏谨被卖到艾兹瓦尔夜总会。老板萨米·杜兰见她的肚子圆鼓鼓的，就让她每天晚上只宽余一条很小的三角裤衩和用薄纱制作的透明乳罩，脚蹬一双高跟皮站在艾兹瓦尔夜总会进口处的高台上招揽顾客。这个办法果然引来了许多土耳其人，他们围在潘氏谨的身旁，用手任意地触摸她的身体，发出一阵阵怪叫。有些土耳其人付给萨米老板一百二十七磅，就可以把她带到房间里玩弄一次。甚至当她快要临产的时候，还被迫接待顾客过夜。 1970年4月的一天，潘氏谨的肚子一阵阵地抽搐。她知道已经临产了，便找到萨米老板指着肚子用手势告诉他。萨米老板很高兴地拍了拍潘氏谨，把她领到舞厅里大声用土耳其语对嫖客喊起什么。顿时，许多嫖客拿出钱来交给萨米老板，把痛得直叫的潘氏谨抱起来，由侍者带领涌进一个较大的房间里。 他们将潘氏谨的衣服剥光后仰面放在床上，把她的双臂拽过头部两侧捆在床架上，又由两个人分开她的双腿，其他的人则用手按压她的肚子或者挤她的乳房，甚至把手伸进她已经开始张口的下身里去。这些残暴的土耳其人把潘氏谨弄得死去活来，声音凄惨地叫起来。这种折磨持续了半个多小时，那些狂暴的人才从已经昏死过去的潘氏谨的身上拨出了胎儿。 “那么晚上我真以为会被那些土耳其人弄死。”潘氏谨说，脸上掠过恐惧的神色。“等到我苏醒过来，得知孩子早已经死了。起初，我以为这下萨米老板总该让我休息几天了，可是没有想到，他在我生过孩子后的第二天就带来两头很大的狼狗，强迫我用奶水喂养她们。那两条狼狗凶狠地蹲在我的身边，我被吓得哭了起来。萨米老板揪住我的头发，狠狠地抽打我耳光，然后命令我跪在地下，由他训练两条狼狗喝奶。他临走的时候用一把手枪威胁我，让我按时给他的狼狗喂奶，否则，就把我杀死。” “萨米老板把我关在办公室里面有狗的屋子里。这样狼狗觉得饿了就可以钻出来。由于从那天以后萨米老板故意不喂饱狼狗，所以总是把我的奶水吸干后还咀嚼我的奶头；到后来它们干脆呆在我的身边，过了一会就叼住我的奶头吸一次。就这样，我同狼狗关在一起半年多。” 潘氏谨放声大哭起来。她说，八年来她很想念她的父母，问我是否能给她的家里发一封信，让她父亲想办法把她接回去。 我告诉她，西贡在三年前就被越共占领了，现在已经改名叫作“胡志明市”。她父母的下落也不容易打听。不过，我安慰她说，不久我将去越南办理失踪的美国战俘的事宜，那时候我一定设法找到他们的住址，交把她这些年所受的苦难告诉他们；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还要尽快帮助他们到这里来把她接回越南。 潘氏谨再没有说什么，只是用挂着泪水的眼睛可怜地望着我们。 “也许到那一天我们已经死了。”分手的时候，我听到阮氏娇小声说。 我们离开了艾兹瓦尔夜总会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清晨。昨晚的那个侍者领着艾兹瓦尔夜总会的老板萨米·杜兰来到我们面前。萨米老板那张黝黑发亮的脸上堆满了笑容。他先向我们问了早安，然后用神秘而不无希望的语气对我们透露说，这里还有两个刚刚买到的十二岁丹麦小姑娘，问我们是否感兴趣。显然，他把我们当作了性变态的嫖客。我们婉言回绝了。他又问起我们那一夜是否过得很愉快。 “萨米，”我对他说：“要是你让两条狼狗叼住你老婆的两个奶头的话，我一定会觉得非常愉快的。” 没有等他来得及回答，我们就走出了艾兹瓦尔夜总会的大门。 外面，太阳正冉冉升起，呈牛角形的金角湾河湾口映着闪闪的金色光彩。远处声声汽笛长鸣，划破了早晨的寂静；遥望河对岸的室内大商场和古寺圆形的屋顶，在朝阳中显得有些光怪陆离——或许，只有在此时此刻我才真正看到了这些光怪陆离的世界吧！ 然而，为什么呢？我不是在十几年里一直听到那些可怜的越南妇女的呻吟吗？我不是一直在看着她们被一批一批地装上轮船或汽车，运到世界各地去吗？！当时西贡的报纸不是一再刊登少女失踪的消息吗？甚至在那里的妓院、舞场和酒吧不是总能看到许多不同肤色的女人吗？码头公园附近的吉斯米夜总会不是以“万国美女”吸引着数以千计的美国人和外国游客吗？为什么十几年来熟视无睹的事情，在今天却激起了我的反思呢？ 事实上，对这样一个似乎不合情理的现象只有一个反而恰恰符合“情理”的解释：由于时代、地区和种族的观念，美国人从来没有对那种与国际法大相径庭的贩卖妇女的活动感到异常；只有在和平而理智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可能重新反省那个离开不久的过去，尽管我们多数人至今仍然十分混沌和困惑。 每一个参加过越南战争的老兵，都应该记得设在西贡——堤岸公路上的“人肉市场”，或者素有“万国美女”之称的吉斯米特夜总会，并且能够轻易地回想起他们在那里度过的时刻以及看到的、听到的和感受到的充满肉欲的邪念的情形。而那两家富有典型意义而又徊然不同的妇女转换站最有说服力的就是：前者聚集了越南及柬埔寨、老挝、泰国和中国流落到西贡、在生活中挣扎的可怜巴巴的下层妇女；后者则作为这种交流贸易的结果，提供给寻欢作乐、纵欲无度的男人由黑、白、棕、黄各种肤色“炸成”的“什锦果排”。如果说当时南越政府的经济政策导致了贫困的话，那么经营色情行业的酒吧、妓院、夜总会的老板却大发横财，尤其是西贡这个世界最优惠的自由贸易港。 “老兄，我今夜能让你玩个痛快。” 这是吉斯米特夜总会皮肤黑得发亮的黑人肚皮舞舞女的声音。她们的皮肤像刨光了的橡胶，充满了弹性的肉感。然而对待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黑人士兵，她们不是撇嘴就是摇头，似乎受了侮辱一样。与此相反，那些马来姑娘和印度姑娘就没有那么乐观，尽管她们竭尽奉承的笑容使黑人士兵和韩国士兵非常满意，但是她们决不会象黑人舞女那样去为争风吃醋而大吵大闹。因为，前者从事皮肉是迫于生计，而后者却含有放纵取乐的万分。这就是我对她们的分析。 “吉斯米特”(kismet)这个社会世界都能够见到的国际性名字，毫无疑问地招唤着每一个冀求在女人肉体上一逞雄威的男子。它们所具有的共同特点就是：那里的舞娘一律穿着露乳的或者完全袒露上身的超短裙。当然，更进一步的交易也在所不限；而西贡的吉斯米特夜总会与设在美国、意大利、日本、香港、土耳其等地的吉斯米特夜总会不同的地方在于：你可以在那里随心所欲地提出你的要求，让她们为你跳什么舞蹈，甚至还可以像预订商品一样用电话告诉老板你对接待你的姑娘所要求的种族、年龄、身高和三围尺寸等等，即使你异想天开地提出预订一个处女而又不在乎金钱和时间的话，那么你是决不会失望的。 在西贡吉斯米特夜总会的丑闻中，最使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吴庭艳政府办公室董理郭从德用十名越南少女交换两位希腊姑娘，并最后使他自己招致杀身之祸的事情。当时，越南政府内部的腐败显然已经不是少数人所为，上至吴庭艳总统的胞弟吴庭儒等高级官员，下至普通警察、士兵，早已司空见惯。正如1961年12月14日《天主教证言报》所说：“它（吴庭艳政权）本身就是造成激起公愤的条件。” 无论从年龄还是从地位来说，郭从德在吴庭艳政权中都属于实力派或元老派。他在出任政府办公室董理以后，以他的“田地改革”、“垦田区计划”、“稠密区试点”等措施奠定了他的地位。在一次“垦田区”中心部署会议上，我见到了这个个子矮小、面颊消瘦的中年男人。他把荒芜的地区说成土沃、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的乐园，以此诱使贫民离开城市进入那里垦荒。吴庭艳总统当即表示赞同，认为这样可以大力推动农业生产发展，并宣布这一计划为“国策”。 “德是个疯狂的家伙。”当时出任南越政府“定居顾问”的阿尔弗莱德·卡尔丁诺这样说。他反对郭从德用诱骗的方式使贫民离开城市，因为那样会使（并且不久也得到证实）那些被骗去的人千方百计逃出“垦田区”，带有强烈的愤慨和不信任的情绪涌回城市。 时隔不久，郭从德又说：“散居在穷乡僻壤的农民，必须置于政权的法度下。‘稠密区’的地点，必须设置在有利该区及周围地区安全的地带，即设置在水陆交通便利的机动区域内。” 1959年初，芹苴隆美郡“稠密区”试点，南越政府军、保安军三个营对永顺东、方平、隆治、社番等进行了扫荡；同年5月又对隆美隆平、永祥等地发动扫荡，仅六年就杀死八十八人。他的这个强制性的计划虽然在治理方面取得一些进展，然而那些本来就已经贫困如洗的越南农民，却不由自主地站到了越共的一边。他们普遍存在一种想法：多生产粮食为什么？反正也吃不饱，说不定哪一天还要坐牢。这一切，促使南越农民对土地盘生产完全失去了兴趣。西贡——堤岸附近的农民如同潮水般涌入城市行乞，迫使吴庭艳政府不得不成立“反行乞委员会”。 尽管如此，大量的农民还是不断地向城市渗透，这就更加剧了西贡、堤岸、喜定等地的三十万小商贩和贫民生活的动荡不安。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即使是身强力壮的男子也不得不加入乞丐、匪盗、贩毒的行列。而女人们，尤其是那些年轻标致的姑娘，则毫无选择地涌向“人肉市场”。 位于码头公园的吉斯米特夜总会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诞生的。与尘土飞扬、垃圾如山的西贡市区相比，吉斯米特夜总会完全成为另外一个世界。每到黄昏，从那栋灯光闪闪的楼房里传出地道的舞乐、成群的美国、南朝鲜、澳大利亚、台湾的军官和士兵及越南中、高级官员或公职人员向那变幻绚丽的霓虹灯方向走去。在他们当中，我不止一次看到身穿质地考究的黄色亚麻凉服的郭从德悠然地出入于吉斯米特夜总会。 我十分清楚，那些有条件寻欢作乐的越南人的目标，并不是他们可怜巴巴的女性同胞，而是集中在非他们同种的异族姑娘身上。他们可以同一位马来姑娘调笑，却不住地训斥与他们同种的女侍；他们色眯眯的小眼睛贪婪地盯住那些扭动腰肢的印度舞女，却对同种的婆娘不屑一顿。尽管他们有时表现得极为排外，但是对于外国女人，即使是黑人妇女，也流露出一种毫无掩饰的兴趣。在萨克管的呜咽和色灯交织的环境里，他们并不在舞池中跳舞，而是坐在远处望着各处肤色裸露的肩胸晃动，现出渴欲的神情。吉斯米特夜总会的老板对于那些前来买春的越南人，则表示出不容置疑的威严，即一定要他们付出高于他人两倍的价格，而且必须预先支付。当然，他对某些越南人也有例外的时候，而郭从德就是享受这种特权殊荣的越南人之一。 西贡吉斯米特夜总会的老板伯尼·艾尔索普是一个大腹便便、半秃顶的家伙，他的弟弟约瑟规章·艾尔索普把他介绍给我。艾尔索普兄弟的性格简直大相径庭。约瑟夫是《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写过不少反对越战的文章，而伯尼则是个有时对政治、战争毫无兴趣，有时又对此充满激情的唯利是图的商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伯尼在马尼拉开设了一家吉斯米特夜总会，以美女如云而博得麦格赛政府官员的青睐。而后，他渐渐感到，在军事上作为菲律宾保护国的美国，生意几乎是单一地指向美国官兵，这使他不得不蒙生另辟新径的想法，伯尼不久就通过天主教教士阮洛和中校与西贡政权取得了联系。阮洛和中校在当时也是一个具备一定实力的人物，他领导着驻扎在金瓯地区的一千二百名台湾部队。在他的帮助下，伯尼终于获得吴庭艳政府办公室董理郭从德的特别批准（因为政府已限制西贡的娱乐场所），在西贡码头公园附近一处居民被强行迁出的空地上建起了越南国土上第一家吉斯米特夜总会。 时隔不久，伯尼就体会到了他在策略上的成功。 吉斯米特夜总会刚刚开业的时候，他带来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十二名菲律宾舞娘。而在西贡就地招收的越南女招待对身穿这种袒胸露腰的衣裙，摇晃着双乳营业的要求大吃一惊，转瞬间便逃之夭夭。阮洛和中校向伯尼解释说：尽管越南人开设各种各样的妓院和夜总会，但是对于公开裸露身体的营业还不能习惯。而伯尼则坚持这种他在许多国家行之有效的办法。大约一个多月之后，阮洛和中校给伯尼送来了五名在扫荡中俘获的中国藉姑娘，并且不费什么力气就她们同意穿上越南姑娘望之生畏的露乳衣裙。然而，那五个姑娘却使伯尼大为失望，因为她们不仅面目丑陋，身材也干瘦得毫无挑逗性可言：她们胸脯上露出的并非伯尼希望的那种颤动的乳房，而是两个象小姑娘刚发育的蕾乳那样的锥形隆起。 伯尼·艾尔索终于下了决心，从美国招聘了四名皮肤油黑发亮、两腿修长的黑人脱衣舞女。 伯尼·艾尔索所经营的西贡吉斯米特夜总会一帆风顺，是因为郭从德董理一直在给予他各种必要的帮助。当郭从德董理尝到那些黑娘们屁股热乎乎的滋味时，伯尼说法感到好运气到来了。他很快发现那位堂皇的越南政府官员对他干瘪的老婆早已毫无兴趣，而他年轻的同胞也使他无精打采；能够填补他强烈欲望的莫过于更富于肉感的、那种被越南男人称为ba dam（洋女人）的白人姑娘。郭从德董理虽然在公开的场合常常把他自己表现得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精神，但通过他对于那名绰号叫作“黑橡胶”的舞女所流露的贪欲之情，就无疑地代表着当时越南官僚贵族的腐败和堕落。 尽管与郭从德董理在治安警察方面有一定的联系，兰斯代尔上校对他的印象非常不好，认为他是典型的顽固保守分子。吴庭艳总统虽然有些传统式的独断专行，但是他在个人生活上却十分廉洁，因此深获包括瑙尔汀以至杨文明中将、科奈恩中将和兰斯代尔等人的好感，以致杨文明中将后来发动政变的最后一刻，他们都在设法维护吴庭艳总统的地位。然而不知什么原因，吴庭艳总统对于与他自己的观点格格不入的郭从德董理十分器重并委以要职，甚至可以对郭从德董理的个人生活方面的腐败行为充耳不闻。郭从德董理的这种特权引起了包括副总统阮玉书、经济部长阮主诗以及后来的武装部队参谋长陈文郭少将等人的强烈不满。由于吴庭艳总统的过分固执，加上他的胞弟吴庭儒和吴庭谨的专横，这种不满逐步升级，使得政府内部的矛盾越来越恶化。 事实上，当时几乎所有的越南政府官员都保持着一种法式或者越式的贵族官僚作风，在生活方面几乎没有一个人是无可指摘的。一般认为，吴庭艳总统是个十分复杂的人物，他面临着许多严重问题；他具有一些令人钦佩的优秀品质，但是他脱离人民，在他的周围的都是一些并不如他那样可钦佩、那样能干的人。 法国人近一百年的奴化统治，使越南及其他印度支那殖民地国家的贵族们产生了要娶法国女人为妻而显示其荣耀的想法。我听到许多越南人讲过他们对于ba dam （洋女人）的渴望。虽然在西方人的眼里，越南妇女娇小丰腴的身体、洁净细嫩的皮肤、乌黑飘逸的长发以及她们灼热的丰厚嘴唇都十分诱人，但是很多越南人抱怨说，他们的妇女髋臀不够成熟或者乳头过于凸出，使他们感觉不到任何女性的诱惑力。有位前阮文瑞（保大）的幕僚曾经说过：“一名越南的处女尚不如一位法国的老妪。”而他自己就娶了一名三十六岁的法国遗孀。 作为旧式官僚出身原郭从德董理，他总是不无羡慕地眈视着那些同僚的法国女人。然而，那个时候法国人已经相继离开了那块他们已经失去了的土地，郭从德董理只有望洋兴叹而已。此后不久，他特别批准了伯尼·艾尔索普在西贡建立了越南第一家吉斯米特夜总会。 不久，西贡吉斯米特夜总会成为越南高级官员和外国驻越军事人员经常出入的场所，因此许多政治动态和政策计划也把那里变得十分敏感。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站长约翰·理查森先生把那个地方称为“交易所”。 “我与郭从德董理没有私交。”伯尼说。“我对他的态度如同每一个到吉米斯特夜总会来的人并无二致。” 根据情报来看，伯尼在撒谎，他深知在越南这个国家没有私交和贿赂什么事也办不成。郭从德董理从不愿意人们看到他与那些半裸的外国女人坐在一起。他在顶楼的房间是经过特别安排的，只有伯尼和郭从德董理能够走进那间设有电动摇荡床的颏室，郭从德董理在那间密室里享用免费提供的异国姑娘的风味和精美的佳肴。 在吴庭艳总统的政府里，郭从德董理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人物，他自大的民族主义给予了吴庭艳总统很大的影响，尽管在他糜烂的生活中那些自大已经荡然无存。吴庭艳总统多次拒绝了美国的建议，拒绝美国派军队协助他巩固政权，甚至拒绝象南朝鲜、泰国、台湾和菲律宾那样的亚洲盟国的军事人员给予帮助。 掌握郭从德董理的必要性就在于促进对执拗的吴庭艳总统施加影响。因此，理查森先生从美国回到西贡以后，决定了对郭从德董理进行全面的调查。 1960年4月5日晚9时30分，我与约瑟夫·艾尔索普来到了西贡吉斯米特夜总会。 伯尼到大叼避暑去了，一位越南领班接待了我们。他认识约瑟夫，很热情地同我们打了招呼，并将我们领到环形过廊边里座上。从那里，我们能看到五名胸脯高耸、汗淋淋的印度舞女在舞池中不停地旋转。她们都穿着伊斯夫最新设计的舞装：胸脯的上部悬着两个坠满闪闪发光细珠的半环型金属箍，腰部也是一个同样的金属环；一经舞动，悬垂的细珠就摇晃起来，使并非有意遮挡的部位若隐若现地显露出来。当她们将手臂象蛇一样柔软地朝后面反弯过身子，髋部熟练地扭动之时，甚至连她们的下身也公然暴露在相隔很宽的细珠串之间。 伯尼就是靠这种方法经营着吉斯米特夜总会。他认为色情商业是最稳定、最经久不衰的商业，只要人类尚存，作为各种人类需要的，或者说是最必不可少的刺激中，最无法曷止的性刺激都会使吝啬的人变得慷慨起来。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伯尼在挑选舞女时最注重髋围和胸围的要求，臀围愈是宽阔则愈会得到青睐。除此之外，伯尼与设在其它国家的吉斯米特夜总会订了一个契约，定期交换招聘舞女，以此来使吉斯米特夜总会常焕发新的面貌。几年来，伯尼瑟美国、意大利、德国、土耳其、泰国、马来亚、菲律宾、尼日利亚与香港等地的吉斯米特交换了数量可观的肚皮舞女。一次伯尼抱怨郭从德董理“口味越来越高，而且越来越怪癖。” “请问郭从德董理今晚到这里来吗？”我问。 领班显然对郭从德董理很熟悉，告诉我们郭从德董理每天都到那里去。当我们问到郭从德董理是否每次都要同一名外国舞女在那里度过夜晚之时，领班神秘地对我们说，伯尼正为郭从德董理大伤脑筋，因为几乎所有舞女都不愿意招待那位越南官员。“他太野蛮了。”舞女们都那么说。那位领班还告诉我们，郭从德董理那时正在楼上，陪伴他的是一名十六岁的土耳斯姑娘。 几块美元的小费又使那个领班讲了更多的情况。我们得知，郭从德董理正在与伯尼商谈一项协助外国夜总会从越南南方廉价招聘肚皮舞舞女的事情，据说这种快速周转生意的利润非常之大，已经有一批越南姑娘被送到国外去了；另外，那个领班说，郭从德董理还在请求伯尼招聘更多的ba dam（洋女人）到西贡来 当时，越南政府官员从事非常经营已经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他们在吴庭艳总统严格的任用制度下得到了庇护，而警察是根本无权过问的。即使有些地方议员曾经对此提出过一些异议，事情仍然继续，并且同从前一样的蔓延着。走私、贩毒、买卖妇女在当时广泛地进行，以至不被认为是犯罪活动，只有不胜枚举的枪杀和政变阴谋以及越共的颠覆活动，才真正困扰着那个政府。 时过十一点以后，夜总会的灯光暗淡下来，五名喘息着的印度舞女跳起一种更为淫荡的舞蹈。许多美国人和越南人已由被他们挑选上的姑娘陪同着走上楼梯。 使我难以理解的是，清廉的吴庭艳总统的周围为什么都是一些与他本人的性格大相径庭的官员，并且他极力对他们加以维护和支持；倘若那些人具有吴庭艳总统那样优秀的品质，并与人民接触得更为紧密一些，那么越南南方的整个局势必须是另一番情景。 但是，事实并不是那样，而且也不可能那样。那些懒散的、官僚气派十足的越南官员总是把我们善良的建议当作对他们内部事务的干涉，当我们的建议提得过多的时候，他们就会对我们形成一种天然的敌意。 我们很快就秘密布置了对郭从德董理的调查网，并争取到他的一个贴身保镖，因而有关他的许多情况立即源源不断送到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理查森先生的那里。 郭从德董理直接卷入贩运妇女的活动是从更早的时候就开始了。当时主要是以外国夜总会在西贡招聘舞女和女招待的名义进行的。后来渐渐越出了这个范围，扩展到了与一些西贡黑社会组织互相勾结的地步。 郭从德董理的这些活动导致了西贡报纸几乎每天都要刊登出少女失踪的报道，以至连从事色情生意的娼妓们也感到十分恐慌。在越南人的眼里，那些被贩运到外国去的女人的命运一定是非常悲惨的。 1960年9月初的一天深夜，一辆带着帆布车棚的GMC式军用卡车从新平站悄悄地驶过了市区的街道，向龙家码头的方向开去。车棚内十五个未满二十岁的越南姑娘拥护地坐在靠前的车板上，手腕上都戴着美制的微型手铐；坐在后档板上的四名身穿军便服、携带汤姆逊冲锋枪的男人不停地对她们发出低声的警告。 那十五个姑娘几乎都是因为散发传单被捕的女学生，其中包括前陆军特别突击队麟中校十五岁的长女和堤岸朱记碾米厂老板朱成铄的宠妾和三个女儿。在离开志和监狱之前，她们的嘴都被胶布封得很严，眼睛缠着黑布，以致她们都认为警察要把她们送到别的监狱去，而这种事是十分平常的。等到她们得知被以她们的体重计价卖到异国之时，至少已经是数天以后的事情了。 龙家码头附近的豪迪洗衣房里，伯尼、郭从德董理和青林帮（西贡最大的黑社会组织）的头目泰用法语正在低声交谈，望着那十五个被蒙着的女学生逐个被带携带武器的男人带到一架秤大米的地秤上量着体重。 泰已经与郭从德董理进行过两次这样的交易，一次是在五月到来之前的六名本来应转运到迪石省鹅蛟以南位于沼泽地带集中营的妇女，第二次是扫荡那些活动在越柬边境同塔梅西北越共分子时捕获的二十名磅罗乡村的高棉姑娘。所以这些交易都是以一种每磅体重一千元南越币进行的，然而，郭从德董理和伯尼从来没有收过那笔钱，因为他们与青林帮不太文的契约中以同样的方式进口货物，而那个价格即为双方的到岸价格，只是进口时交纳的实际上远远高于运出越南的价格。 青林帮作为西贡各种犯罪团伙中最有势力的黑社会组织之一，是因为有得到许多政府和警察部门官员的庇护，即使它与西贡其它黑社会组织发生冲突之时，它也往往会得到警察的直接帮助。此外，青林帮与国际黑社会组织也有着密切联系，泰国、马来亚、缅甸、老挝甚至意大利、印度、土耳其的走私犯，尤其是泰国和马来亚的海盗武装匪徒，都经常同青林帮分子进行交易。 伯尼感到在西贡混乱的社会环境里，没有像青林帮这样的黑社会组织支持，吉斯米特夜总会就得不到安全的保障。尤其是倘若吉斯米特夜总会的顾客一夜之间遭到冷枪或绑架（这种事在当时非常多），那将很难继续经营下去。再则，如果与他们相处得好，黑社会组织可以不断地为吉斯米特夜总会提供价格比从其他国家招聘低廉得多的舞女和女招待。伯尼知道郭从德董理需要吉斯米特夜总会远远胜过吉斯米特夜总会需要郭从德董理的程度，因而很容易使他陷入这种秘密交易之中。 并不是所有来到西贡吉斯米特夜总会的外国姑娘都愿意从事那种娼妓生涯，特别是来自马来亚和泰国的姑娘，他们多是作为舞女或女招待被骗至西贡的。伯尼要求青林帮在把所有的姑娘送到吉斯米特夜总会之前，一定要保证她们清楚并同意她们将要做而且必须做的事情。这个要求对凶残成性的青林帮不成问题。他们有的是办法来制服那些惊恐万状的外国姑娘。尽管如此，伯尼仍然遇到过个别被他称为“巩固不化”的捣乱者。结果只有把她们送回青林帮去“反省一个时期”。 在吉斯米特夜总会发生过一件非常轰动的，最后几乎使伯尼在监狱里度过十八个月刑期的事件。 1961年3月5日是整个旱季中最热的一天，室内的桌椅和其它家具都带有微温，昼夜不停开着的电风扇将混浊愿望抑的空气吹过，人们仍然流汗不止。上午，在棋盘区和陈国赞大道都出现了热死人的现象。 入夜以后，情形并没有好转，树叶一动不动地垂在枝上，似乎已以被日间酷热的太阳晒得昏迷过去。所有的市民此时都涌到街上，到处散发着潮湿的闷热混合的难闻气味，各个冷饮店的酒吧间都挤满了顾客。 与西贡其他地方相比，吉斯米特夜总会由于它坚厚的水泥结构和冷气设备，显然使那进而成为另一个季节。几乎在西贡的美国军官那天都光顾了吉斯米特夜总会，甚至连顺化大学院长论金先生也坐到了距离我们不远的地方。长方形的舞池中，三位身穿红、白、黄色紧张身越式旗袍(ao dai)的越南姑娘在缓缓地摆动着腰肢，尖细的嗓子唱着一种叫作hat gheo的调情民歌。 “你们喜欢这种歌曲吗？”西贡警察局的辉中校问我们，他悠然地坐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喝着加冰的饮料。 我点点头表示喜欢。实际上，我根本听不懂歌词，那三个姑娘是用喃字演唱的，但是，从她们的表情和动作，以及拖着长音的调子中，我猜出了歌曲的内容。 吉斯米特夜总会经常是以越南姑娘的演唱作为开始。 不久，流声机放出最流行的水兵舞曲，越南姑娘被身着泳装的黑人舞女代替了，于是一些青年军官和游客走进了舞池，那个叫作“黑橡胶”的黑人舞女在同一名肥胖的超过官员对跳着，不时把她修长的大腿滑进那名超过官员的两跨之间，样子看上去十分滑稽。 晚10时过后，舞池中变得空荡荡的，舞女们都坐在青年军官中调笑着。忽然，舞池以外的灯光暗了下去，两名赤裸身体，仅在腹下系着一根很细臀带的金发姑娘进入了舞池。这是在西贡吉斯米特夜总会第一次出现半裸的金发舞女。当问到那两名丰腴的舞女是否新到的应聘女郎的时候，伯尼神秘地微笑着摇头，表示无可奉告。 事实上，伯尼的确无法作出准确的回答，因为青林帮头目泰提供给他的是两份假护照。从事人口走私的黑社会组织经常使用这种方法有效地回避国际警察对他们的追踪，并且尽量把那些拐卖的妇女送到远离她们祖国的地方。国际上最大的人口走私团体是意大利、土耳斯、泰国、印度和巴拿马职业走私集团。他们每年把数以千计的妇女转送到世界各地的色情场所，同时也从事毒品、黄金以至军火的贩运活动。 伯尼是在一天前刚刚从青林帮那里购得那两位金发舞女的，她们当时表示完全顺从。青林帮的头目泰告诉伯尼，他已经给予那两个姑娘一些“忠告”，伯尼深知青林帮是怎样“忠告”那样发觉上当的外国姑娘的，他对此表示非常满意，因为他需要青林帮在事先，有时还要在事后“忠告”她们一下。两个被泰称之为“德国舞女”的姑娘在豪迪洗衣房被剥光衣服，站到地秤上去的时候，伯尼就听出来所讲的并不是德语，而是一种很接近小亚细亚，或者巴尔干地区的语言。 然而，伯尼并不在乎这些，他拥有两份泰交给他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护照就可以了。在他的吉斯米特夜总会甚至还有几名没有护照的舞女。他所关心的，只是那两名“德国姑娘”究竟需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掌握在舞池里表演那种摆动臀部、舞动乳房的舞蹈。他命令负责教授那种舞蹈的阿拉伯姑娘在二十四小时内教会她们。事实上，她们做到了，并且跳得相当出色。 一段舞曲结束之后，许多青年军官都过去试图与那两个金发姑娘交谈，然而却始终没有弄懂她们讲的是哪一种语言。“That's all Greek to me！”（我对她们的话一窍不通。一位佩戴海军陆战队校级肩章的军官抱怨着说。伯尼费了很大气力才说服了围着那两名金发舞女的军官们，把她们带上了楼梯。 （英国人认为希腊语最信懂，所以特别用Greek这个语来比喻。——译者注） 那位抱怨的青年军官说得非常正确，两位金发舞女确实在讲希腊语。她们是塞浦路斯克里尼亚市希族学校的教员，分别是二十四岁和二十八岁。在一次希、土两族居民的冲突中她们遭到了土耳斯族学生的绑架后，被转交给土耳斯走私犯，辗转泰国而贩卖到西贡。 自从1958年6月英国政府宣布希、土族居民分治以后，信仰东正教的希腊族人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斯人便开始了持续不断的暴力冲突。在“泛土耳斯主义”的影响下，土耳斯政府和希腊政府都声称要派军队进行干涉。1959年中旬开始，这个冲突导致公开的枪击和绑架事件的发生。一位名叫苏米德拉的土耳斯少女被希腊族警察强奸并击毙的事件发生后，愤怒的土耳斯人开始袭击所有的希腊族居民。被捕捉到的希腊姑娘从原来的枪杀，到后来通过走私运回土耳斯内地进行贩卖。截止1960年12月，已经有二百三十名希腊族姑娘遭到这了这种噩运，而土耳斯人声称已经有二百名以上的土族姑娘遭到希腊族人的残杀或强奸。 青林帮从泰国海盗船上接收了两名希腊族姑娘之后，开始同吉斯米特夜总会开始进行商谈。泰坚持要把她们的价格定为六千美元，而且是现款交易，因为他们认为她们是纯血纯的德国姑娘，并为她们捏造了十九岁和二十一岁的年龄。如果郭从德董理没有提出另外一个方案来的话，伯尼几乎要立即拒绝那个非份的索价。 几天以后，郭从德董理和伯尼把九名从顺化市以“酒吧女招待”为名招聘的九名越南姑娘和吉斯米特夜总会一名香港舞女送到豪迪洗衣房。当她们来到那两名希腊姑娘住宿的位于豪迪洗衣房地下仓库门前的时候，从昏暗的仓库里传出她们的哭叫声。泰告诉她们，他的手下人正在给她们一些“忠告”。此后，那两名希腊姑娘顺从地走上了地秤，由泰的保镖剥光她们的衣裙进行秤量。这时郭从德董理和伯尼看到她们的扔头周围遭受电击后留下的灼痕，他们会意地笑了。 如果伯尼能够预见到两名希腊姑娘将导致的灾难，他是可以非常容易地想好预防措施的，甚至根本不会有什么发生。在这种事情上伯尼是有很多经验的。 然而，伯尼交没有预见到什么，他太疏忽了，反而把两个希腊姑娘长期地安排在吉斯米特夜总会的顶楼上。 事情终于发生了，尽管是在十个月以后。 1962年3月15日，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作巡回访问的希腊海军参谋长S·阿弗盖里斯中将在从基隆到达西贡的第二天，同希腊大使帕纳约蒂斯分别向越南外交部长武文牡和国防部长阮延淳递了一份抗议书。 抗议书十分明确地指出了越南共和国政府官员与国际走私集团勾结，长期非法监禁、蹂躏两名被贩卖到西贡的希腊族妇女，要求吴庭艳总统立即对此事做出调查并给予答复。抗议书还提到两名希腊妇女曾逃到西贡警察局寻求保护，然而不幸的是一天之后，她们竟然被警察送回吉斯米特夜总会，致使她们遭到更残酷的折磨。 郭从德董理与伯尼当然矢口豆腐这件事情，立即将两名被他们称为“纯德国血统”的姑娘转移到新平站附近的一个秘密地方隐藏起来，企图逃避调查和追究。 他们对抗议书中提到的相当具体的情况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们不相信有人曾经秘密调查过那两名姑娘，至少调查者应该懂得希腊语，如果她们真是希腊姑娘的话。那两个姑娘根本不懂得除了她们本族语以外的任何其他语言，而当时西贡几乎没有人懂得希腊语。 当天，吴氏家族最亲密的朋友，美国大使瑙尔汀与吴庭艳总统和他的弟弟，政府顾问吴庭儒做了长达三个多小时的秘密会晤，告诉他们希腊政府对任何有关希、土冲突的问题都十分敏感，而美国在希腊克里特岛设有驻地中海第六舰队的根据地，并正准备在那里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导弹训练中心。因此，他诚恳地希望吴庭艳总统能够迅速地对此事做出令人满意的处理。 1962年3月27日上午八时，陈金宜亲自带领十几名秘密警察和特种部队士兵包围了位于新平站南端的一栋楼房。二十分钟以后，人们看到两名将近临产的金发孕妇在实枪荷弹的警察和士兵的族拥之下走出来，登上了一辆遮有窗帷的黑色轿车离去。 那天，遭到突如其来逮捕的还有西贡吉斯米特夜总会老板伯尼、西贡警察局何玉良少校、青林帮头目泰、豪迪洗衣房老板谢文情、亚杨船业公司理事潘熙荣以及另外五名南越人和吉斯米特夜总会的一名侍首。 此案的审理持续了一个半月，那些人除了伯尼·艾尔索普以外，均用西贡特别法庭以走私及贩运妇女等罪名判处了一年至八年监禁；涉及此案的郭从德董理和伯尼·包尔索均因“证据不足”而免于追究。 1963年顺化佛教徒事件爆发之前，郭从德董理在西贡加梯那大道准备走进他的寓所时，遭一名坐在一辆摩托车上，身着黑色衣裤、戴着红色条纹头巾的女青年用冲锋枪猛烈扫射，郭从德董理的头部至少挨了三颗子弹，而凶手迅速驾驶着摩托车逃离了现场。 一切都结束了，对那些谋杀的调查很快被以佛教徒自焚引导的全面反政府游行示威冲淡，以至吴庭艳总统不得不全力对付来自各个方面的攻击。 本来，枪杀郭从德董理是清除吴庭艳总统身边腐败保守势力的一个步骤，但是显然已经被证明是不必要的，因为政府内部斗争很快就把吴庭艳总统赶下台，并将他同吴庭儒一起杀死在一辆M-114型装甲车里。 值得一提的是，调查郭从德董理进行人口贩运的工作，是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站工约翰·理查森先生授意越南特工人员雇佣名为“天地会”的西贡另一个地下黑社会恐怖组织进行的，并由他们实施了暗杀活动。 弄清楚那两名金发脱衣舞女的国籍费了相当长的时候。她们对于秘密调查者的各种问题全然不懂，而吉斯米特夜总会一直称她们是来自“霍尔斯泰因的德国姑娘”，因为她们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执照上是那样写的。后来，越南特工人员送来了两名半裸的金发脱衣舞女在各种角度拍摄的照片。经过布罗克森先生的研究分析，尽管她们长着一头金色的长发，但那很可能是经过色染而成的，理由是那金发过于浓密平直，霍尔斯泰因姑娘的头发不是那样子。国际人口走私犯经常通过改变被贩运妇女的头发颜色来避开海关或海岸巡逻队的检查。 布罗克森先生说，从她们直插入突出前额的细长鼻梁、鹅蛋形的脸颊、大而乌黑的眼睛和已经发胖的身躯来看，两名来历不明的脱衣舞女可能是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或者其他巴尔干国家人。他建议在纸上写有上述国家的各种文字让她们辩认，这样就能轻易地判断出她们的国籍。天地会马上派出一名法裔越南人按照那个方法前去调查，很快就取得了精确的结果。 其他的进一步调查进展得十分顺利。送来情报说，郭从德董理与伯尼不允许她们像其他舞女那样使用避孕工具，致使她们很快就妊娠了。当她们的肚子隆起得十分明显的时候，还在做身躯激烈扭动的色情舞蹈表演。同时，伯尔继续与青林帮进行着更大规模交易。 接到麦康局长搞掉与美国作对的郭从德董理的指示之后，理查森先生立即布置由天地会派人出面，将情报送给了正在西贡访问的阿佛盖里斯中将。然而，在政府顾问、战略村特别委员会主任吴庭儒的庇护下，郭从德董理没有受到任何冲击。他通过陈金宜的秘密警察逮捕了天地会的成员，从而获悉中央情报局有可能是这次调查的幕后策划之一，他强硬地把在更基层设立美国顾问的建议说成“企图把越南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导致吴庭艳总统大发雷霆地宣称：“只有在越南共和国受到入侵的时候，我才会考虑是否需要美国的援助。” 天地会根据越南特工的情报，派出女杀手在越历春节到来之前，把郭从德董理打死在他的寓所门前。 但是，与其说暗杀郭从德董理是一次反击人口走私的行动，倒毋宁说是鉴于政治上的需要，当时混乱的越南政局使人无暇顾及由来以久的、而且风行全境的人口走私活动。由于地理和历史上的原因，那个国家的所谓边境仅是指越南海关和西部陆地边界而已。贩卖妇女出境与贩运妇女入境一样，在以后的几届政府期间，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形成更大的规模，甚至发展成为有第三军区司令杜智高少将参与的将马德望省、洛韦亚、诗梳风和波贝地区三百名“红色高棉”妇女用军用卡车贩运至泰国那样的大规模集体贩运活动。 天地会和青林帮黑社会组织的贩运妇女的活动一直在继续进行着。在战争即将结束前的三年里，他们的活动更为猖獗了，他们趁着混乱的局热，组织更大规模的贩运，甚至在居民区进行公开的劫持。 对于那些经常发生的犯罪活动，阮文绍总统曾经下令警察严厉予以打击，并加强海关检查和沿岸巡逻。但是，这项措施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实行。因为警察慑于黑社会组织的暗杀行为不敢公然与他们发生冲突。 西贡陷落之后，许多原黑社会组织的成员参加了越共政府整肃工作。此后，那些已经成为越共政府治安人员的原黑社会组织成员帮助柬埔寨韩桑林（此人原是越共分子，在越共政府军队的帮助之下回到柬埔寨，推翻了红色高棉政权）的新政府进行了维持城市治安，清除潜藏的波尔布特分子等活动。 1979年4月份，泰国边防部队逮捕了混入难民之中的几名越南派遣的特工人员，其中就有原西贡黑社会组织青林帮的犯罪分子。他们以难民营进行了刺探情报和散布谣言的活动。这些人员都供认了自己的罪行，要求到西方国家定居。然而鉴于他们的犯罪记录，他们的要求当即遭到了拒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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