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比尔·克林顿所在的1964届的课程设置完全是为培养使领人员和处理国际事务人才的需要，四年里的必修课大多是社会科学的内容，相对而言，选修课很少。也许更多地被当作业务培训基地而不是一所文科大学，驻外使领人员学院“几乎可以说是一个训练国务院官员的军事部门”，一个毕业生说，“只是没有铜管乐队和军事条令罢了”。60年代的在校生约900名，它之所以在国内外都小有名气全赖耶稣会的巧妙宣传。然而，尽管如此，在国内同专业的院系中，它从没被排在前列过。 与那些学费高开销大的名牌大学比较，乔治敦的学生男多女少，且多来自中上等阶层的天主教富裕家庭，而且还有不少来自海外的有钱的留学生——“学校的真正财源来自海外”，一位毕业生说——多数是被拉美或中东国家的统治者送来的。按照一位教授的说法，这是“一所一日三换装的学校，比起同是教会办的福德姆、波士顿、圣十字等地方性穷校来，乔治敦大学要正规且富有得多。驻外使领人员学院和其他学院的年轻绅士们都一本正经地穿外套打领带去上课。许多人就在与校园毗邻的专为男士开设的商店里购物，不太宽的人行道旁停着他们开来的一辆辆跑车。 这所大学在60年代中期仍带有非常明显的保守主义和贫富等级观念。“那种求索的怀疑论思想在耶稣会这里可吃不开，如果说1964年的乔治敦像个高尔夫球场的话，耶稣会的会士们就像是管理人员在这块宗教阵地上警惕地守望着”，克林顿的同学罗伯特·萨巴格写道。“在乔治敦，钱和社会地位——就像它们在别的地方一样——是携手而行的。”“与别的地方比较，也许除了旧南方，乔治敦是彻头彻尾的保守学校，”当时的学生乔·汉密尔顿说。克林顿这一届正赶上国家的多事之秋。1964年，一项重要的民权法案获得通过，东京湾问题的秘密解决为美国干预东南亚事务铺平了道路，林登·约翰逊又发出令人欣慰的“向贫穷开战”的豪言壮语（此时越战尚未把国库吃空，也还没有向引发激烈对抗的地方经济政治权力发起挑战）。这些重大事件构成比尔·克林顿在未来10年里接受高等教育的大背景，正像一系列反叛、战争、对抗构成他在未来30年中作为政治家将要面对的美国一样。 那年秋天，弗吉尼亚·克林顿陪着她热心政治的儿子来到乔治敦美丽的校园——即将培养出未来总统的地方，下车伊始，他所受的阿肯色地方教育立刻挨了当头一棒。“看在圣父面上，一个不懂外语的南方浸礼会教徒到耶稣会学校来干什么？”报到时面带微笑的牧师严肃地问道。“别担心，”她的儿子告诉她，“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我所为何来。” 刚安顿下来没几天他即开始着手竞选大一年级学生会主席——“这一决定”，他的室友汤姆·坎贝尔说，“早在离开温泉城时就做出了。” 当年的大一新生约翰·卡莱尔对那个高个的乐天南方人怎样把同学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一个“信任他的小团体”记忆犹新，他总是先伸出手来自我介绍，然后立刻就问：“要不要在请愿书上签个字，你不觉得这一层的休息室里该配一台电视机吗？”许多人与卡莱尔一样有同感，觉得他“很有干劲，而且看上去也真诚”。而坎贝尔和另外几个人则对这位不知害羞为何物的新生怀有一种敬佩之情，他“那么喜欢搞政治活动，和每个人讲话，听每个人的意见，想方设法让别人向他的立场靠拢。”他似乎对每个人都深有研究，就是那些偶然相识的人，多年以后也能叫出名字，谁都不记得的往事他还能细细道来。“他时时刻刻都在耍他那套小聪明”，同学中有人这样说。“那就是他的一种生存状态”，坎贝尔说，“一段时间里他会成为体育馆的常客，打篮球时他会连续几个小时练习单手投篮、勾手投篮或运球。” 克林顿挑选一位有经验的学生活动分子鲍勃·比林斯利给他写了竞选大学生会主席的演说词，就在宿舍的楼顶上开始排练。他把施政纲领认真打印了数百份发出去，“每个条目的可能性都经过仔细推敲”，他向投票人保证，要发行一份快报，改善校庆彩车制作和1968年毕业舞会的水平。他虽然赢了个十拿九稳，但从此之后，从学生宿舍到入主白宫，他不断尝到允诺不能兑现又不得不做出解释的尴尬。“大学头一年还不是进行十字远征的时候，但却给将来准备一个强有力的集体”，他获胜后对学生杂志发表谈话，那语气如果不是以攻为守就可以说是得意洋洋了，“在你能改变规则之前你必须先熟知它们”。在对旧的政治规则语有不敬之后，他还是把比林斯利和其他支持者安排到最重要的学生委员会中去。 同学中有人很快意识到比尔·克林顿是个很会“做表面文章的人”，他只干了些往可乐杯里倒几粒咸花生这样的琐事，但他吃到的却是最大的馅饼和花生-奶油-香蕉三明治。 “从外表一点看不出他惦记家里”，同室中对斯卡利街那令人不安的状况一无所知的同学事后说。“他完全做到了在什么地方说什么话。”从一入学他就经常和来自新泽西的身段苗条的金发美女丹尼斯·海兰出双入对，同学们都认为他们会是将来“铁定的一对儿”。但大家都不讨厌他和谁都能打成一片的本事——靠不停他讲阿肯色的故事。到他的宿舍去总能碰上他那个核心圈子的人在聚会，比尔“款待他们的永远是那些讲不完的故事。” 他最初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谨慎的、对周围的事缺乏敏感的乡下男孩，甚至可以说是个土包子。他说话确实带有罗伯特·萨已格记忆中“鼻音很重的阿肯色口音”，只有那坦露无遗的野心能立刻把他与那些故作高深状的同学区分开来。当然，还有另外一部分学生干脆对首都政坛上的你来我往持一种不耐烦的厌恶态度。那是一个“对政治几乎全无兴趣的学生集体”，其中一员这样说。“那年头竞选什么学生会主席可不时髦……起码可以说明争暗斗不如笑脸相迎公开拉选票来得时髦”，同学德鲁·巴克曼回忆说。“可阳光般天真的比尔·克林顿却偏偏喜欢这个。”他一望而知的坦诚在充满狡诈的校园里给人鹤立鸡群之感，但这也正是他很快取胜的得天独厚的优势。“他成了学校里的红人”，乔·汉密尔顿说。“但他经常停下来和你聊天不让你觉得那只是一种看重你的姿态。即便你明知那是政治，但你不会以为那是不真诚的。” 克林顿主动报名参加预备役军官训练营，学习齐步走和向后转，一轮下来就穿上了制服，由于计划半途夭折他没能得到军衔。乔治敦的预备役军官训练营虽是个军事单位，但已满员，像许多其他1964—1965届大学生一样，他得在服兵役这件事上碰碰运气，虽说名额极其有限，但总有让大学生缓役的例子。“乔治敦头一年的生活是丰富多采的”，汤姆·坎贝尔说。朋友们经常结伴去看篮球或马球比赛，还经常往那些“女人很多的专科学校”跑。坎贝尔，毕业于耶稣会高中的纽约人，在入校时以为这个名叫“威廉·杰弗逊·克林顿的……准是个黑人。”后来才弄清楚，这个叫比尔·克林顿的南方白人“是我碰到的最不傲慢的人”。克林顿给人的印象与旧派南方人不同，丝毫看不出他是从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地方来的。他“是与穷苦黑人一起长大的”，有人记得他曾对大家讲过这样的话。“任何偏见都会令他不快”，坎贝尔说。当时公共权益法案还没有提交讨论。在一些古巴政治流亡者的怂恿下，他们曾去包围苏联大使馆，抗议俄国人出现在古巴的土地上。但克林顿和他的朋友从不参加针对美国政治的示威活动。而且1964—1965届乔治敦大学的学生，总体来说，属消极被动的一类。 “真正的激进分子”，有人回忆说，“是那些高年级学生，他们深入南方，作为自由之旅示威者和巡讲牧师，进行那种抗议种族隔离制度的旅行。” 巴克曼和其他一些人看得很清楚，这位来自温泉城的友善的年轻人“决心把一切经验和知识尽收心底”，他做事的“热情和兴致之高对那些自信心还不及他的人是很有感召力的。”他对大一的一门必修课：文明的进化，表示出持久的兴趣，其中讲授欧洲历史概论的卡罗尔·奎格利是乔治敦有色人种教授之一，学生们都知道，他讲完古典政治理论部分时总要对柏拉图的《理想国》以及其他不在教学计划内的杰作做些炫耀性的讨论。 奎格利无所不知地解释了金钱、技术、阶级以及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因为这在历史上并非一目了然——比如欧洲贵族兴起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金矿开采的技术难题怎样促发了罗马帝国的向外扩张。他的最后一讲总要落在他所谓的“西方文明成功的关键”以及欧美双方的“优先选择权”这个话题上——正如一个学生在回忆中总结的，“那意思就是说，牺牲今天来保证明天会更好……选择明天胜过选择现在。”教授想要告诫他们的是，公民们有为后世建设的“道义责任”。 奎格利的“未来优先选择权”也回响在比尔·克林顿后来的讲话中——“那些基本的原理一直是我政治生涯的指南”，他这样说。1992年克林顿在得到总统提名时还讲到过这位教授。但奎格利也是一个对美国政治不抱幻想的人。作为空间计划、五角大楼和史密森学会的顾问，他写了一本1300页的书，冠以一个巨大的标题，《悲剧与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世界史》，对民主共和两党都有吹捧，对民主党的大众消费政策更是赞赏有加，但同时也指出了它们都服务于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本质。政党是“被利用的组织”，他写道，“自1900年开始，大财团就是各党派的主导力量。”“说两党代表相反的理想和政策……那是一种愚蠢的想法。正相反，两党几乎一模一样，以致美国人可以闭着眼睛投票而不必在意政策上会有多么巨大和深刻的不同。那些有活力的，于国家有益的政策未必导致重大分歧，只是在细节、程序、时间先后或方法步骤上有商榷的余地。” 奎格利对以前的外交政策决策颇有好感，因为那时英美在经济和精英人物方面不分彼此，他称当时“伦敦和纽约之间的权力结构已浸透到大学生活、新闻出版和外交政策实践之中。”威信很高的外交学会在他看来就是一个会商的——如果不是共谋的——国际网络。他对学会的“巨大影响”和“在美国历史上起到的非常重要的作用”深表赞同。 “他欣赏它的目标，也同意它的行事原则，”学生中有人这样概括。但他夸大了学会本身的重要性，就好像撇开社会学的本体去奢谈那些虚无飘渺的东西。但他那些莫测高深的学问的确赢得了许多在知识心理上有认同感的老派人士的心，他们的社会等级观念和正统思想如此根深蒂固，即使不能在某件具体事务上合作，也不妨碍因共同的利益而暂时走到一起。 研究生哈罗德·斯奈德说，克林顿很喜欢听奎格利“才华横溢、魅力无穷、令人振奋的”课。“奎格利博士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他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奎格利认为，60年代肯尼迪和约翰逊的班子里有“很多牛津出身的人”，是华盛顿上层的幸事，所以他一直希望他的学生能做好准备。像克林顿这类好学生经常受到他的鼓励去争取罗兹奖学金或类似的机会。 可事情就是这样阴差阳错，这位古怪的乔治敦教授直到90年代才从那些衣冠楚楚地出入各个竟选班子然后又上了乔治·布什和比尔·克林顿任命名单的志同道合者那里得到已不再需要的重视。“如果说他也是可以信任的”，一位从前的学生在1992年大选期间议论起已故的卡罗尔·奎格利时说，“那11月3日投谁的票也就真的无所谓了。” ☆☆☆ 根据教务处的记载，克林顿的大一成绩是令人瞩目的，各门功课的平均分数是3．57，已初具入选全美优等生联谊会的资格。在寄给温泉城的朋友帕蒂·克里纳的信中，他说学业实在很吃紧，尽管他的程度已与那些已通过大部分课程考试的学生相当。本着替校方分忧的精神。他自愿把部分时间投入学生组织的戒酒诊所里，还真诚地帮助双目失明的哈罗德·斯奈德在校园里认路并记住周围建筑的位置。 说是天生的性情也好后天培养的志向也罢，始终不变的还是对政治的兴趣。那年夏天，汤姆·坎贝尔和比尔·克林顿一起回家，造访了雷蒙德伯父位于温泉城附近汉密尔顿湖畔的别墅，他们在那里滑水嬉戏，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但印象最深的要算是“穿越阿肯色全境的长途旅行”，那么多朋友，“在那个州里，几乎每个地方都有认识克林顿的人。”另一位室友汤姆，卡普兰也记得大二复活节访问温泉城的事，开着时髦的别克敞篷车到小石城机场来接他们的仍然是好客的雷蒙德伯父，当车子在柔和的晚风中驶进温泉疗养区时，路边的孩子几次叫道：“瞧啊，比利·克林顿回家了！瞧啊，比利·克林顿回家了！”卡普兰多年后对记者说，“那个星期里不论我们走到哪儿都会碰到这种情况。”学校里跟他一起去过阿肯色的都相信这一点，他是天生干大事的材料。 克林顿1965年秋返回乔治敦校园后顺利过渡成为大二学生会主席，在“解决校园停车问题”时他有过几次演讲，颇得好评，还有同学记得他的基调发言：“把住校外的同学也考虑在内，让每个人都参与决定的做出。”那年秋天他还说服耶稣会管理层降低学校食品的价格。在见过后来被刺的约翰·肯尼迪之后，他又设法见到了罗伯特·肯尼迪，以学生会主席身份邀请这位参议员和前司法部长到校演讲并自豪地陪同肯尼迪参观校园。但放在当时的背景来看似有过分谦恭之嫌，“于学校当局不利的话一句也没说”，坎贝尔说，“也没提越南战争”，而这个问题已很快成为校园和华盛顿的热门话题。 60年代伯克利的言论自由运动已经揭开了学生骚动和变革的序幕，1963年声势浩大的民权游行更给中西部乃至全国各大学的民主社会激进学生发出了行动令。牺牲在东南亚的生命也激起普遍的抗议。离乔治敦校园只几分钟路程的华盛顿市区有25000学生参加了1965年4月间的反越战示威，就在克林顿春天入学的那一年，东南亚的美军已达20万人。1965年10月，全国90个城市有10万人参加到反战游行的行列中去。1个月后，一名年轻的反战主义者和一个有3个孩子的父亲在五角大楼前自杀，几周内，华盛顿特区又有4人游行。“只要不装聋作哑，年轻人反叛的迹象随处可见”，一位当年的参与者这样写道。然而，根据坎贝尔的回忆，这些社会动向尽管如此激烈和明显，“但对乔治敦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到克林顿进入大二的那个年末，在越南的美国士兵已将近40万。而此时的克林顿正急于加入各种学生联谊会，它们以政治色彩浓厚、竞选活动频繁著称，这期间还回阿肯色参加了一个竞选班子的工作，当地的政客甚至已经给这个班子贴上了州长“核心候选人”的标签。 这位候选人就是J．弗兰克·霍尔特，前任司法部长和州最高法院法官，他被对手称做“快乐的植物人”。在1966年的二次预选中，霍尔特最终还是输给了种族主义者吉姆·约翰逊，就是有民主党保守派，特别是威特·斯蒂芬斯，即在小石城经营着那些对全州政治经济都有很大影响的证券。 银行、控股联合企业的斯蒂芬斯公司主要负责人的支持也无济于事了。年轻的比尔·克林顿那年夏天全力为霍尔特拉票，虽只是竞选班子外围的一名志愿者，但却在州里各方政要面前做了个漂亮的亮相。像弗兰克·霍尔特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他早晚也要和斯蒂芬斯帝国打交道的。 竞选最重要的是影响力和赞助金，这一点克林顿算是领教了。尽管在乔治敦能拿到一些奖学金，而且弗吉尼亚的补助也很慷慨，但他仍需要在华盛顿打工挣钱以应付大三以后日益见涨的费用支出。现在，通过霍尔特的侄子和竞选班子总管的介绍，他在富布赖特参议员办公室找到一份差事。富布赖特参议员的助手对他说有两个时段的职位供选择。心急的克林顿口无遮拦地冲口而出：“我两份都做”，办公室的人答应了他，他立刻返回华盛顿开始工作。 “他们在我什么都不是……还没有任何政治影响……可以说要什么没什么的情况下给了我那份工作，”他后来说及此事时没有提及霍尔特竞选班子的牵线塔桥——还有像雷蒙德伯父以及其他一些在首都与阿肯色之间建立起来的稳固关系。 从1966年秋到1968年春，他一直是青年实习生协会的成员和国会的兼职工作人员，在参院那座旧办公楼的走廊上和密室里，耳闻目睹的全是越战升级期间各种各样的议论，从底特律到沃兹的种族暴乱，到处都有反战示威者燃烧征兵卡，然后是民主党的分裂，林登·约翰逊总统的辞职，最后是罗伯特·肯尼迪和马钉路德·金的被刺。社会学家和这个时期各种事件的见证人托德·吉特林曾经说过，“当历史失去羁绊，现实也变得似梦般虚幻时，一切也就乱了套。”由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富布赖特参议员的办公室——而不是自50年代起就一直被阿肯色人领导、进行过许多政治活动的参院外交委员会——克林顿在戏末开场前就占据了一个好位置。 罗兹奖学金获得者、大学法律系教师、34岁就成为阿肯色大学校长、40岁已在国会脱颖而出、4届民主党参议员，J．威廉·富布赖特是阿肯色州甚至全国的政治奇才之一。他以深刻的洞察力和写作能力著称，而这两样本事在参议院里并非人人皆备，作为外交委员会主席，他于1965年召集了关于越南问题的听证会，自此把华盛顿内部对这场战争的批评公开化了。在比尔·克林顿为他工作一年后，富布赖特又推动了一系列调查以及对美国东南亚政策的质询，实际上他在这一系列问题上已经成为自己所属政党的对立面，受到白宫主人和负责国家安全的官僚们的侧目。 约翰逊总统就曾讥称他做“穷布赖特参议员”（富布赖特（Fullbright）的字面意思是“很聪明”，约翰逊叫他“穷布顿特”（Halfbrisht），意思是说他不那么聪明。——译注）。 每日课余他都准时到宾夕法尼亚大街上班，克林顿干的多是些杂活儿，从整理文件到剪报拼贴，而一段时间里干的最多的是把越战阵亡将士名单中阿肯色籍的人勾出来，方便富布顿特向这些家庭发去私人唁电。这是一件令人痛苦而且越于越于不完的工作。到1967年，越南已有50万美军，15000人阵亡，一半以上死在比尔·克林顿在国会山工作的那一年。在一声不响忍耐着处理阵亡名单的同时，他特别注意参议员办公室的工作方法和程序。他想了解政治家们如何处理那些地方性或全国性的棘手事务，尤其是富布顿特怎样在经济和机制上为1968年在阿肯色争取连任的竞选做准备。 其实，除了比尔·克林顿、雷蒙德伯父以及阿肯色和华盛顿的其他人都很熟悉的富布赖特之外，还有一个不能被罗兹奖学金、大学校长和战争的批评者完全涵益的非常不同的富布赖特。在他那些囿于已见的阿肯色选民、代表州里大地主利益的富有的右翼人士、种族主义者以及因他开明的反战思想而拥戴他的大学生们看来，他作为一位多才多艺、气质高雅的政治家能在复杂的政治关系中穿针引线实属不易。他也曾在臭名昭著的赞成种族隔离制度的南方宣言上签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凡是民权法案他一律投票反对，他还经常在一些诸如石油补贴和其他行业性补贴这类特殊利益集团特许权、民权自由尺度以及保护消费之间摇摆，在那些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上，他的态度往往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而且越是在1968年这样的竞选年越是如此。 在受到奎格利教授赞赏的民主党东方外交政策的确立者中，富布赖特被认为是喜欢凭“一时之勇出新主意”的“半吊子”，这是迪恩·艾奇逊的俏皮话，“遗憾的是这类新主意也并不多。”当然，在他们之间的私人信件和另外一些文件公布后，人们会觉得上述评价放在艾奇逊或他浅薄的同僚身上也许更合适些，在华盛顿那些恶意的倾轧和翻脸不认人的政治游戏中，经常听到对某个人完全相反的评价，有说他极富治国之才的，就有人说他糟透了的，富布赖特最终就栽在了这上面——国家也遭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在种族问题或其他社会问题上显得怯懦，并不妨碍这位阿肯色参议员在阿以冲突上保持公正，并对越战的结局有先见之明。 当约翰·F．肯尼迪1961年考虑提名富布赖特出任国务卿时，哈里斯·沃福德（20年后比尔·克林顿总统面对的将是来自宾夕法尼亚的参议员沃福德）和其他民主党人鼓动犹太人、黑人和自由联盟扼杀了这项任命，向总统施压，改用了迪思·腊斯克，使其成为越战结局的促成者之一。同样的用人政治在几十年后克林顿总统任期内也屡起事端，不是弄巧成拙就是毫无效率。 60年代末在参议员办公室审阅阵亡名单的这段经历有着深刻的讽刺意味，其中更有深刻的教训值得汲泉—那些政治上的妥协、党派间的弱肉强食、高层人物致命的幼稚，应该对克林顿是一种警示。但他离开时是否已经领会或汲取了那些意味和教训呢？至少在他后来的阿肯色和全国的执政中没有表现出来。在以后近30年的时间里，从没听他在公开场合说起这位他怀着崇敬之情为之工作的优秀参议员对他的重要影响是什么。1966年至1968年，J．威廉·富布赖特似乎在全力搞一种政治平衡：必要时以学者的身份做个和事佬，更多是作为国会山的人在国内活动。皆大欢喜成了他的追求。“这不是肯尼迪的作风，是富布赖特的，真正的富布赖特是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对不同的人办不同的事，这也一直是比尔效仿的”，一位熟识他们两人的阿肯色人士说，“他崇敬富布赖特”。汤姆·坎贝尔根据自己的观察评论道：“他们生活和事业的许多方面是非常相似的。”同是来自阿肯色的比尔·克林顿或许有过这样的念头，总统可能当不上，“但他却坚信”，有人断言，“富布赖特参议员的地位肯定能达到。” 大三的时候克林顿平生第一次做出暂时放弃学校政治活动的决定，为在国会山多工作，他开始应用向奎格利学来的一晚只睡个把小时就能恢复体力的方法，在他后来的政治生涯中一直应用这种打吨睡眠法。他的室友都佩服他在作息时间上的自控能力，他把小闹钟放在床头，一躺下就入睡，别人起床时还困得东倒西歪，可他已经精神焕发地走出去了。这段时间里他与一直迷恋的政治活动暂告分手，全身心投入到学业和工作中。 但到了1967年3月，他还是参加了东校园的学生会主席的竞争。此前早些时候，他在学生自办的《乔治敦信使报》上发表的文章给人一种感觉，好像他已有了应付社会上和大学里混乱局面的新办法。“如果说民选代议制政府有什么意义的话，首先它必须有正视问题的高度责任感”，他写道。“我们不能采取孤立的、只说不干的或使我们的行动失去实质意义的政策，作为学生团体，必须使我们的代言人占据他们最应当占据的位置，播下改革的种子，收获它带来的硕果。这是时代的要求。” 他在全校范围的竞选活动是“一项复杂的运作”，他的室友回忆说，先列出一长串不住校同学的电话号码，然后一一拨打，再手工绘制有“投克林顿一票”字样的圆形宣传品，它既可以挂在门把手上，也可以巧妙对折塞进男士上装的口袋里或成为女士佩戴的徽章。像以往一样，克林顿本人是最积极的竞选工作人员，尤其是对异性工作对象。“他最清楚怎么对姑娘们说话——就用男人对女人的方式——但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调情”，一位女同学回忆。“当他跟你说话时会让你觉得很带劲。”这次克林顿遇到的困难仍是资金和知名度不够，还缺乏更好的顾问，只好重复以前的话题：学校伙食——“这才是乔治敦的政治主流”，萨巴格回忆说。 但组织工作和财政支持更逊一筹的特里·莫吉林是大二学生会副主席，他敏锐地抓住学校当局在“财务和行政方面过份膨胀”加以批评，主张学生应在校政上发挥更大作用，他根据比尔·克林顿在校园里已经形成的形象来压低他，称他做常见的“政客”，“学校当局的候选人”，甚至给他起了个“滑头威利”的外号，这个外号在他后来的政治生活中一直追随着他。从那时到现在，他显然想把自己从这个外号中摘出来，但结果却是旧的没有了又现出了新的，那年他给家里人写信，吹嘘自己在同学们中间如何受信任。 “人们——甚至一些政敌——都对我以诚相见”，他写道。 我们真不知道所谓“以诚相见”意味着什么。“当初我读到这一段时莫名其妙”，一位读过此信的朋友说，“后来我问自己：等等，一个20岁的人在谈到他的政敌时应该这么说吗？” “我在学校从事政治活动时就像后来一样爱争论”，克林顿在后来提到乔治敦的竞选时曾说过这样的话。事实上，他1967年的竞选就吃亏在辩论题目的选择上，他实际上是在避免争论，而且不敢向以前很权威而现在已大为改观的辩论方法发出挑战。甚至他的个性魅力和好人缘也未能挽回变革的诺言无法兑现带来的败局。莫吉林以总票数1300票中胜出147票当选。像从前出现过的那样，失利把克林顿打入显而易见的消沉当中。“比尔有那么一阵子抬不起头来”，坎贝尔说。他还有一个很典型的特点，那就是不管是不是真的相信自己引经据典阐发的道义原则，像一位支持者所言，“失败后就钻牛角尖儿”，琢磨到底哪儿错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在那宽厚的微笑和安稳的小睡掩盖下的是他对成败得失的斤斤计较和极度忧虑。不过，“克林顿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人”，萨巴格总结道。“我们只能看到以后4年，比尔·克林顿却把未来的20年看清了。” 那年春天的时候，美国空军已有2000架次飞机飞临越南，马钉路德·金在纽约30万人反战集会上发表演讲，60年代著名的“爱之夏”从旧金山嬉皮士聚集的黑什伯利向四处扩展。1967年10月，克林顿大四的最后一个学期，1000名激进分子，其中大部分是学生，举行了“包围”五角大楼的示威活动，另有10万人在林肯纪念堂前进行彻夜默祷。 “我们这些人没有参加游行的，我们一心只想融入主流，不能和那些人为伍”，坎贝尔在解释不参加抗议活动的原因时说，“比尔和基特（阿什比，室友之一）以他们在国会山的工作为由，说不能让雇用他们的人受窘。” 但至少对克林顿来说，这种回避有一种解释不通的滑稽在里边，他拒不参加的运动正是富布赖特参议员出力鼓动起来的。比尔·克林顿的同学认为他不参加是因为他对自己观察到的某些东西不安，可身为外交委员会主席的富布赖特却并不担心什么，他只从中获得乐趣并赢得声誉。 另有人对这位年轻的准政治家的动机更是直言不讳，“克林顿直到离开大学才参与反战活动”，萨巴格写道，“但他对这一运动的浅尝辄止决不比他对毒品的尝试更多，显然，对后者的尝试也差不多在同一时间。” “从许多方面讲……”，他们是从自己那一代“分裂出来的一群人”，同学约翰·卡莱尔这样认为，在牧师、修女甚至很有影响的教会学校的师生都走在反战和社会文化改革运动的前列时，处于华盛顿一隅的这所富有的大学里却是一片漠然。“我们应该算是某种生活方式的最后固守者”，另一位当事人说。沃尔特·巴琴斯补充一句，学校里的大多数都对时局“无动于衷”。“经商被认为是最佳选择，为政府工作也很实用”，同学中有人就是这样概括大家的心态的。 “当时一些名声受损的人都把乔治敦大学看成是了其余生的体面地方。” ☆☆☆ 温泉城那边的情况也不断向这边反溃为消除丈夫的妒火，弗吉尼亚曾向他提交过一份有医院同事签字的文件，上面记载着她一个月来到达和离开医院的时间。但罗杰不理会，仍然做一些危害她和小罗杰的事，知道他们日子仍不好过，身在乔治敦的比尔能做的也就是经常给弟弟写去抚慰和鼓励的信。“要诚实和公正地对待每个人。尽你所能善待每一个人”，他在信中劝道。当弟弟足球课不及格时，做兄长的除了表示同情之外，还拿自己的胜负经验开导他，“我很遗憾你因悬空球没处理好而未能通过测试……巨人当初也吹牛说两试肯定过关，但实际上我试了11次”，他告诉他，“从这一点你可以看出，决心要做的话一定可以做成——只要你有必胜的信心。” 1965年，大罗杰被确诊为口腔癌转移。由于爱面子，他固执地拒绝医生建议的面部手术，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他往返于温泉城和北卡罗来纳的杜克医疗中心，接受试验性的激光治疗以及其他一些希望不大的疗法。 罗杰病倒不久，比尔给他写去一封绝无仅有的表示同情和鼓励的信，给继父和继子之间充满痛苦的互不理睬的关系留了一份文字记录。比尔认为他现在开始上教堂是件好事。“我相信，爸爸，除非和上帝一样面对生命，否则我们谁都不得安宁，要知道善终归胜于恶，即使死亡也不能结束一个人的生命。”同情夹杂着心酸，这是一封显示年轻人力量的信，其中甚至还提到了他曾予以抵制的复婚。“你应该放下架子，爸爸。还应该多给我写信。”他谆谆告诫的语气，俨然把大罗杰当成小孩看待。“咱们那次把车停在旧家环形路后面在车里进行的单独谈话是一次真正的谈话。那是6年前的事了，当时你和母亲正在闹离婚。后来你又回到我们中间来，我满以为日子会过好，可你就是戒不掉酒，从那以后我再也闹不清你到底要什么了。” 接下来是一个真情流露的段落，每句话都是出于真诚、悔恨、拒斥、内疚和怨愤，这一切相加就是他们共同经受的煎熬。 当然，一直以来我没能给你大多的帮助——或者说我从没提起勇气表露这一点。我现在写这封信的原因是因为我不能忍受在这么多年过去以后你和母亲仍走不到一起来，我只想在你能做到的情况下帮助你拯救自己。 我想我现在就应该暂时搁笔等待你的回信，但还有几句话还是说在前面好——1．我不认为你已充分意识到我们大家有多么爱你和需要你。2；我不认为你对我们每个人一直以来受到的伤害有了足够的认识……这并不意味着谁要和你过不去。 请快给我写信吧，爸爸——我想听到你自己说……不要羞于承认自己的问题……生活中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认真对待；那就让我们一起面对吧。 你的儿子比尔 1967年春，大罗杰又去社克医疗中心接受延生治疗。 尽管国会山工作缠身，下届学生会主席竞选在即，比尔还是南下北卡罗莱纳探望他病弱的继父，北卡罗莱纳与华盛顿之间260公里的距离，克林顿驾驶弗吉尼亚当年送他上学时开的那辆1963产别克车往返过几次，坎贝尔回忆说，他有时“周末开车去探望，星期日晚上回到学校后显得精疲力竭”。还是那么要面子，罗杰自己不能处理洗手间里的事但又羞于启口。“比尔还得连搂带抱地替他料理……但又不失他的尊严”，弗吉尼亚回忆说。比尔·克林顿很久以后对记者说，他去看一个行将就木的人“完全是因为爱他”，“已经再没有什么架可打”，也没有什么值得计较的了。”在最后一次探望时，罗杰把戒指给了他，“他们终于和解了”，弗吉尼亚说。 他给母亲的信更勤了，“南丁格尔小姐”他这样敬称她。 “在未来的几个月里我要让你为我而骄傲”，他指的是学校的选举。“不管输赢，我要把滋养我的荣誉和勇气反映出来”，他向母亲通报探望大罗杰的情况，抓住病情不太严重的时机，他们一起到查珀尔希尔共度复活节，他把详情告之她——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没有说出最后该说的话。“没有什么‘真正的仟悔’”，弗吉尼亚说。 然而，那些寄往温泉城的信虽都是恭顺的，但总能反映出母子之间特殊的关系。“希望你现在除赌马之外能再干些别的——你大概永远也赢不了那么多的”，这是一句他早就想说的话，不过他马上又说起了别的，“好姑娘！ l967年秋，罗杰·克林顿回到温泉城度过他最后的时光，藏在斯卡利街那间背阴的卧室里的他，虽然只57岁，但已口角流涎，瘦得皮包骨头，还是为了爱面子，谢绝一切人探视，即使是交情最深的朋友。感恩节前夕，弗吉尼亚把比尔召了回来。照做母亲的自己讲，11岁的小儿子已经祈祷了“好几年”，希望父亲的死把大家的痛苦带走。现在他祈祷这一切快点结束，就像弗吉尼亚·克林顿形容的，病人痛苦的苟延残喘如“恐怖影片的最后一幕”，最后几个夜晚是由比尔陪伴正被病魔吞噬的人。比预计得又拖延了几周，如弗吉尼亚在日记中记载的，小罗杰“内心最深处最隐秘的祈祷终于得到了回答”。 仅过两个月，66岁的外祖母伊迪丝·卡西迪也去世了。 这时已回到乔治敦的比尔·克林顿立刻给弗吉尼亚写了信。 “猫猫死时我没能陪伴在你身边，没有比这更让我遗憾的了——现在你可以安静几年了。”这样一来，弗吉尼亚确实可以对她们母女共同经历的一切畅所欲言了，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指出，无论是伊迪丝还是罗杰，“再没有逃回到黑暗中去的必要了。” ☆☆☆ 那年冬人，在富布赖特关键性的支持和推荐下，克林顿在得克萨斯和阿肯色地区的竞争中赢得了罗兹奖学金，全国32名获奖者，但乔治敦大学只有克林顿一个，尽管早就有奎格利的鼓励，在乘飞机接受最后面试时路过一个机场，克林顿随手抓起一期《时代》周刊，恰巧读到的一篇文章谈的正是面试评议组提出的问题。但实事求是地说，奖学金是对他骄人成绩、出众才华和独特个性的赞赏，当然，再加上他的运气和无人能比的支持者。这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荣耀，而已这次与考官的会见也使他与那些对他后来的事业起重要作用的小石城的权势人物有了初步的接触，也间接地包括他未来的妻子。在面试者中就有阿肯色首府罗斯法律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 赢得此奖在温泉城给他带来更多荣誉和名气，其中就包括家乡帕尔默新闻社的一次采访。“学生们在求知的氛围中聚集一堂，这样的优势确实不是普通老百姓可比”，克林顿对当地记者说。“如果我们获得真知就可以对国际国内事务有一个清醒的观察。我认为更多的介入是必要的。” 相对于“普通老百姓”他究竟如何看待自己，什么是他所谓的“观察”也许会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让我们在不经意间一目了然，而且我们也会看到他此刻对老家的人摆出既油滑调加以讨好又屈尊俯就施以敷衍的姿态，确实没有他后来的“介4入”来得复杂。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1968年他大学生活的最后几个月，全国发生了一系列骚乱。1月里越南的春季攻势之后是林登·约翰逊退出总统竞选，随后就是马钉路德·金的遇刺。克林顿对朋友说过，他是支持反战的民主党挑战者、来自明尼苏达的尤金·麦卡锡参议员的，另一方面，他像乔治敦大学其他学生一样，一直与举国上下的运动保持距离，直到金遇刺的那个下午以及4月5日华盛顿贫民区发生的暴乱。 克林顿志愿参加学生救援行动，在他那辆白色的别克车上贴了个红十字就开进了余烬未熄的黑人区，在暴乱发生的边缘地带向灾民分发食品。从温泉城来看他的卡罗琳·斯特利还记得，当他们经过发生暴乱的现场时“被看到的一切吓呆了”，克林顿还对她拿照相机东拍西照的举动不以为然，他认为那些景象“只是一时的”。回到宿舍后，她感觉到克林顿“很忧郁”，口中还念念有词，仔细听原来是金5年前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的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的段落。 他们和其他同学还到楼顶上眺望隔着30个街区伴着警笛声冒起的滚滚浓烟。像华盛顿的大多数白人一样，他们害怕暴乱冲出黑人区。而实际上像以往一样，一切只限于黑人住区和他们的产业。但白宫的草坪上还是架起了机枪，军队驻扎在乔治敦体育馆，有人还特意在大学商店的橱窗上涂上“黑人兄弟”的字样，这家奢华的“名牌大学”男士商店“做过不接待黑人的决定”。 届姆·坎贝尔回忆，除了比尔突击性的救援行动之外，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呆在校园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后来，当动乱刚刚平息余烟未散时他们曾冒险走上街头，又一次被看到的一切震惊。整个华盛顿的东北部几乎已不存在，像是一片战争废墟。克林顿的一位室友说，“城市中的这一部分我们以前很少注意过。” ☆☆☆ 克林顿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乔治敦大学，即使不是全校第一也是名列前茅。但他获得的荣誉却是本科生里最高的，除了每次都参加竞选外他并不是特别爱交际，大四刚开学他和丹尼斯·海兰保持了三年的稳固关系就告吹了，尽管他还和其他女人一起去看她。他的业余时间多是和男性朋友在一起，共处最多的要算是与他在波特马克街合租一套公寓的室友汤姆·坎贝尔，他的这位同学对反战示威多有微词，所以很快入伍，成为一名海军陆战队飞行员；基特·阿什比，得克萨斯一位富医的儿子，去给华盛顿右翼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工作；汤姆·卡普兰，来自巴尔的摩的年轻人，进入白宫后成为一位能干的撰稿人；汤姆·穆尔，来自肯塔基的军人子弟，据说成了一位精通拿破仑兵法的专家。 和在温泉中学毕业时一样，比尔·克林顿给大学里的人们留下的印象也是前途远大、能说会道、头脑敏锐——是个政治家的好坯子。“他算是思想的受用者”，乔治敦的一位朋友后来说，“是某种意义上的撤网人，对一切巧加利用的人，但却不是（思想的）钟情者，哪怕这思想再好。”坎贝尔还记得他们在波特马克街的寓所餐桌上经常讨论战争问题，说不到两句就扯到政治和务实层面，决不在历史和哲学意义上打圈子。“他的反对理由并不是说美国不道德，而是说我们在犯一个大错误，他奇怪的是伟大如美国者竟能容忍这个错误，他认为美国在浪费自己不可能再有的时间。” 在他们预计在6月举行的毕业典礼前4大，罗伯特·肯尼迪，在加利福尼亚初选获胜眼看就要把一国之尊的荣耀罩在头上的那个洛杉矶之夜，被一枪撂倒。毕业的庆典周被突然取消，简短的仪式也被一场倾盆大雨打断。“似乎整整4年的经历非要有一个隐喻的结束……当阳光突然又从黑云中探出时”，罗伯特·萨巴格写道，“校园之外的世界发出了一份非常黯淡的邀请”。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