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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萝西·豪厄尔既可以说是有着法国血统的威尔士-苏格兰后裔，也可以说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1919年她出生在芝加哥南的蓝领阶层居住区。父亲是消防队员，母亲有一半加拿大血统，几乎一字不识。后来，随当时的移民潮，举家来到加州南部。在洛杉矶盆地的阳光下，多萝西在有苦有乐的希望中成长。在阿拉姆布拉的高中，她是奖学金的获得者，一位令人羡慕的运动健将和学生活动的积极组织者。一毕业她就离开了西海岸，像有人说的，她从不“伤感”地回顾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苦难。聪明漂亮、带着迷人的微笑和坚定的独立精神，1937年，18岁的多萝西又回到了芝加哥，在哥伦比亚花边公司当秘书，就是那个时候，她遇到了一位名叫休·罗德姆的聪明、严肃、又有些闷闷不乐的年轻窗帘推销员。 他比她大7岁，在一个严厉而又贫穷的英国工人家庭长大，父亲3岁时就随全家从英国北部的诺森伯兰郡的穷乡僻壤迁居到美国的宾夕法尼亚。他父亲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到斯克拉顿花边公司打工，后来，他跟一位同样来自英国的移民结了婚，新娘是一位十几岁时就在血汗工厂工作的纺纱工，整个家庭笼罩着英国福音派教徒的墨守陈规和当时令人窒息的共和主义气氛。休是家里3个儿子中的一个，又和父亲同名，他想靠橄榄球比赛获得奖学金去宾州主修体育。大萧条时期，他不得不辍学也到花边公司工作，正如一篇文章所提到的，移民的第二代只好“靠捡破烂儿攒零花钱”，不久，他就离家到宾州环境恶劣的煤窑里做工，有时也跑到纽约去找工作。后来，在芝加哥他终于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而且是一位令人尊敬的白领阶层推销员。 他曾与斯克拉顿公司的一个女子订婚，后来又告吹了。不久，他就注意到在办公室里总是面带微笑的多萝西·豪厄尔。他们相恋了五年，朋友们都说：“他们很浪漫”。休在将近而立之年时，就显出那种节俭而又严厉的丈夫和父亲的本色。多萝西非常沮丧，虽处在大萧条时期和战争年代，也享受过一段短暂的相对独立的生活，可是后来，婚姻把她所渴望的平等和机会都无情地碾碎了，一位传记作者写道：她骄傲、有雄心，但却与一位“不理想先生”相爱。珍珠港事件发生时她只是个打工妹，既惦记着罗德姆又想再上两天学。 炮声打破了她的上学梦，最后，1942年，他们结婚了。 二战期间，休·罗德姆已拿到了体育学位，在海军的“吉思·腾尼计划”中负责新兵管理，那是一项以前重量级拳击冠军命名的心理调节和自卫术的训练计划。在海军驻地，像罗德姆这样的教官都应该是严厉、苛刻、而又冷漠的——不动感情，满脸严肃，很少表扬人，很难接近，哪怕最微小的错误也不放过，他们相信这样才能使士兵变得强壮勇敢，这正是国门外战争迫近的严酷氛围所要求的。 1945年过后，罗德姆一家像战后所有人一样满怀希望，期盼多年的战乱之后能有一个稳定的生活，埃莱尼·泰勒曾这样描写这万众焦心的情况，“他们渴望在一个安全的国家里得到稳定的工作、住房和婚姻。”就像旅行推销商比尔·布莱思当年梦想享有经营汽车零件的特许权一样，休·罗德姆也准备做自己的服装生意。他开始向旅馆、大公司、航运公司等大宗买主推销成衣。购买、裁剪、缝纫，他都亲自动手，甚至还帮顾客装窗帘。一般他只雇一个员工——像对待一位懒散的海军新兵那样严格要求，而且常常是暴跳如雷，虽然他也竭力掩饰。一位同行说：“他很少帮助人，但是他的行为举止中有一种很好的幽默感——人们都不是只以表面来看待他。” 从海军退役后，他和多萝西在芝加哥住了一阵子，那是一座只有一间卧室的小公寓，离比尔·布莱思的住处只有几英里。1947年1月，多萝西生了个8．5磅重的女孩，她说“这个温顺可爱的小家伙是一个发育很好的新生儿。”多萝西一反常规，给孩子取名“希拉里”，在她看来，这是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不同凡响的”姓氏。 三年后，境况改善，休带全家搬离市区，在许多人看来这是走下坡路，因为他们来到芝加哥西北郊的一个安静的地方，那里树木丛生，有着一个时髦的名字：帕克里奇。为应付潮水般涌来的移民，在本来是采石场的地方盖起了木结构的、形状各异的房屋。随着芝加哥和西北铁路的贯通，古老小镇为交通发达的郊区所取代，顺应地名称也由布里克顿改为帕克里奇。在整洁的小镇中心，小店铺和漂亮坚固的公共建筑鳞次栉比，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种奖赏，美国的生活方式就应该是这样，一位居民说：我们不用服装道具就可以成为费兰克·卡普拉影片里的人物”，另一位当地居民说，“帕克里奇就是电影里的天堂。” 五六十年代，希拉里就是在这里长大，街上的孩子们不是战后生育高峰中出生的就是从外地涌人的，希拉里家周围就有很多这样的居民。就在她家搬迁后的10年中，芝加哥人口增加了20％，郊区更是人满为患，帕克里奇的人口几乎增长了3倍，已接近40万。 帕克里奇离芝加哥闹市区只有12英里，但它与整座城市，甚至与芝加哥东那些繁华地带是隔绝的。帕克里奇属于大都市的边缘，在它西南几英里外就是玉米地和苹果园，后来又建成世界上最繁忙的奥黑尔机场。意大利人、波兰人、墨西哥人、阿巴拉契移民、犹太人都各有自己的社区。 和其他郊区一样，帕克里奇也有隐秘和森严的阶级和种族壁垒。更准确地说，这里也跟全国其它地方一样，富有的白人新教徒是与受歧视的少数民族相隔离的，这与你有多少不动产、收入的高低、经济特权的大小无关。 大体上讲，这里的居民多属受过教育的中上层，在他们中间，休·罗德姆虽然有着赚钱的窗饰生意，数年后也购置了崭新卡迪拉克轿车，但他仍是没有社会地位的人。用他女儿的话说，除了他的缝纫机和窗饰生意，他并不与那些“律师、医生和印第安人首领”来往，20多年后，她对记者说：“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还有职业妇女这一说。”在日常生活中，多萝西，罗德姆觉得自己欠缺学历和知识背景，朱迪思·沃纳写道：“她对自己如此缺乏自信，以致于很少说话，或只是做他丈夫坚定声音的一个忠实听众。”通常帕克里奇的母亲们都待在家里做家务，照顾孩子，一位历史学者写道：“在30年代和战争时期，独立妇女受到尊重，而现在她们却被看成是一群神经质的怪物。” 希拉里·罗德姆的儿时伙伴，谢丽·黑登回忆说：“那是个清一色的白人区，我记得到高年级时整个学校才一个黑人孩子。”他们都经常到砖砌的有尖顶和彩色玻璃的教堂去参加主日学校的活动，长大后他们才意识到彼此是如此相像。有人说：“我上大学后才感觉到那里的每个人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这对我触动很大。”只有在合并的高中里——那里的学生来自邻近和其它地区，许多人才第一次接触到天主教徒、犹太人和来自蓝领家庭的孩子们。 帕克里奇的政治一直跟随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大家都以芝加哥传奇性的保守派人士、报业和广播业大亨罗伯特·R．麦科马克上校的意见为自己的意见。一个政治分析家小组描述道：“这是一个白领地区，在这里《芝加哥论坛报》是精神食粮，孩子们是在对市政当局的‘民主’的恐惧和蔑视中成长的。”在一个因保守而出色的郊区，帕克里奇以其独特的教条主义和严酷，与芝加哥湖北岸的几个更富裕但政治观点却备异的郊区形成鲜明对比，这里严格禁酒，只能去偏僻的小镇才能买到。在地方、州和全国选举中，帕克里奇代表都是些以极右色彩闻名的《论坛报》共和派人物。 作为一个保守的群体，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来自穷苦人家的拔尖人物都格外嫉妒，50年代，这个美丽社区都是极右分子、搞阴谋的约翰·伯奇社（约翰·伯奇仕l958年12月9日由波士顿人韦尔奇创建，以反对共产主义，提倡极端保守主义为宗旨。另有一说称约翰·伯奇系美国空军，1945年在中国沦陷区苏州附近为游击队所杀，所以，美国的极端反共组织遂以他的名字命名。——译注）的发源地。他们猛烈抨击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说他不是社会主义代理人，就是“共党工具”，他们把民主党看成彻头彻尾的叛国者。在帕克里奇，保守派的势力如此根深蒂固以致50年代以来右翼共和党一直占据该区的国会议员席位。哈罗德·科利尔，一家火柴公司前任人事经理和麦科马克上校手下的一个庸才，竟连任六届，直到1966年才由州下议院政客和谦恭的理论家亨利·海德接任，继任者又连任十几届，直到90年代卷入一桩银行丑闻——，他以“郊区利益的捍卫者”著称，也是国会山上老大党（共和党）右翼“最得力的干将”。 在芝加哥周围与世隔绝的地区——就像阿肯色辖区其他地方一样——家庭内外都被虚伪和阴谋包围着，父母儿童都按照广告和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流行形象进行自我塑造，这与大萧条和战后对稳定和安全的渴求形成巨大合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正是那时深刻的政治现实。在许多方面，与冷战逆流和对外妥协相呼应的是，保守的男校家长制和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意识形态都非常害怕来自内部的反抗，这逐渐成为对付反叛的国家政策——通常是采取又打又拉的手段，正像阿肯色民谚中告诫要遵循当地社会秩序一样，在帕克里奇，正统观念正就大家共享战后新的富裕和稳定达成心照不宣的共识——这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持不同政见者和一味反抗的人少了，关于阶级和财富的旧的基本划分似乎已经消失，美国的社会制度在国内外都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历史学者埃莱尼·泰勒·梅谈到郊区战后的混乱生活时说：“国内遏止政策是一种强大的政治文化扶持起来的，这种文化奖励追随者，放逐反叛者”。 在这样的市郊区，自50年代以来也确实出现过危险信号——一种散布不满和虚无的文学正在滋生并影响人们，精神病科医生增加六倍而精神病患者的增加则难以数计，在青年中，社会学家托德·吉特林所谓的“代沟正在形成”。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在帕克里奇及其他地方，紧闭着的门后，尤其是儿童和妇女开始学会去适应、去忍受——对他们的恶劣处境，甚至用精神胜利法来自我安慰，显然他们很少想去改变深层的生活方式，或者去探究他们的失望和幻火与更大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紧密联系。 美国最有权势的第一夫人就是从这种磨炼和禁锢中过来的——这一过程不免有些痛苦——那也正是一位未来总统当年走出风景如画的霍普和温泉城时所感受到的。 ☆☆☆ 罗德姆一家住在一座建于战前的乔治王朝时期风格的二层楼里，这里很幽静，地处埃姆和维斯纳的一角。很快希拉里就有了两个弟弟休·朱尼尔和托尼，因为是唯一的女儿，她有自己的铺有光滑木地板的卧室，还有一个阳台，从那里可以望见四邻。就是在这里，她长成一个聪慧、果敢。 学有所成的女孩，她出自那样一种人文环境，今天看来似乎有些难以置信。 她母亲回忆当时责备她不敢面对邻居家的坏孩子时说：“我们家没有懦夫，你必须勇敢面对他，下次他再打你，你就还击。”罗德姆家的这个小女孩遵照家训，确实这样做了，并以自己的拳头赢得了男孩子们的接受，因有机会与邻居的男孩一起玩而令别的女孩羡慕不已，多萝西不无骄傲他说：“男孩子们对希拉里很好，她只是指挥他们，他们也乐意这样。”希拉里也打乒乓球，学音乐和跳芭蕾，组织邻里的“运动会”和其它活动，并和她的两个运动员弟弟比赛，有时也用她维妙维肖的模仿本领逗得大家开心，这一点也被她带人后来的政治生涯中。在尤金·菲尔德小学和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初中，她都“一直是老师的宠儿”，放学后，她虔诚地参加女童子军，并且赢得了一条缀满“奖章和闪亮别针的缓带”。玛莎·谢里尔说：“很有趣，她走路从不低头。”星期天她又去卫理公会第一联合教堂。尽管有人说她“在接连不断的公共慈善事务中疲于奔命”，可是小希拉里·罗德姆看上去似乎“喜欢这一切”。在帕克里奇，儿童就应该这样成长。 她对随后的儿童时代的反应就不再是公开神话的一部分了，朱迪丝·沃纳写道，在维斯纳236号的那座房子里，多萝西·罗德姆成了镇上的传统“家庭妇女”和孩子们的“司机”，她自己说：“我所有时间都在开车。”“妈妈是鼓励者和帮助者，父亲带来一些外面的消息”，做女儿的后来就是这样平和地描述家里的这种“传统的父母分工”。可是，外面的“消息”常常是严酷的，慈爱的母亲并不能帮助她的孩子们去对待作家尤罗琳·萨斯曼称作的“他们生活中的一个时隐时现的存在”——一贯专断严厉的休·罗德姆。休·朱尼尔在他父亲去世后说：“一家人融洽无间，但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我父亲是专爱较劲的那种人，从里到外都是这样。” 在希拉里成为名人以后，关于这个男人的许多回忆以及他的作用的各种说法也就多了起来——但在政治和个人决断上的过度渲染显失公允。但是，基本事实是没有错的。 诺曼·金总结说：“休·罗德姆是个铁腕人物，难以接近，喜欢发号施令，虽然今天专制已不再盛行，休那时却是这样的一个典型。”父亲和他的孩子们一起度过的时光的确很美好，只是他改不了自己的教官习气，他干什么别人就得干什么，别人对他的遵循似乎就是他价值的体现。马莎·谢里尔说，有一年春天，全家去当地公园玩，自始至终就站在那里看别人“投球、投球、再投球”，直到希拉里看会了投出带旋转的球。”后来她成为一个优秀的游击手和击球员，她的棒球技术已相当高超，和邻居家那些不太懂的小球迷已不可同日而语，她的父亲就是这样教他们的。一位儿时伙伴说：“她知道童子军的每件事、每个人，并以此为荣。” 她的朋友们都还记得，休·罗德姆以同样的方式培养女儿对股票价格的敏感，要求她仔细研究《论坛报》上的股票行情，以便进行“正确的投资”，有时鼓励她，有时则以他一贯的严厉态度责骂她，一切都看她是否“成功”！有人回忆道：“在他们那个小游戏中，赔钱会受到惩罚，她对这一行里的窍门学得很快。”另一个人则说：“对罗德姆先生来说，赚钱太重要了，这是他竭力向女儿灌输的观念之一，如果你赚不到钱，不管你再怎么能干你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成功。” 希拉里曾用置身事外的很客观的语气称父亲为“现实支票先生”，她说：“有一次我走到父亲跟前说：‘爸，我很需要一双新鞋，我的鞋上有好几个洞了。’他会说：‘你做完了该做的家务了吗？你做这个了吗？你做那个了吗？’”他经常提醒全家人他们现在条件有多么幸运和值得珍惜，而他的父辈们在大萧条时期又是如何如何艰难，有一次，他将孩子们带到宾州的一个旧煤窑，当年他在那里做过短工，那里简直像是恐怖幽灵出没之地，诺曼·金说“孩子们明白了他的意图”。托尼·罗德姆动情地回忆道：“我们可能是全镇上唯一得不到零花钱的孩子了，我们得扫落叶、修草坪、拔草、扫雪，而我们的朋友们那时都去看电影。干完杂活后，你进门说：‘哦，爸爸，我要二三块钱’，他会夹一块土豆放在你的饭盒上，说：‘这就是你的酬劳。’”他怕“宠坏”了孩子们，他的妻子说得更坦率：“他们在家里吃住不花钱，我们也不能不让他们干活就给钱！” 一篇文章里曾提到，一旦做错事，他们“偶尔会挨打或被剥夺某种权利”。邻居和朋友们都把休·朱尼尔看成是他家里的逆种——“就像一个小泼皮、小杂工”当地校长说一一可是他的姐姐却是听话温顺的“优秀孩子”。希拉里曾对马里安·伯勒斯说：“我学得很快，很少拂逆父母的意志，他们严格要求我要听从权威，而不只是敬重父母。父亲的口头禅是‘在学校里做不好，家里也不会做好的’。” 然而，在休·罗德姆海军新兵训练营式的家庭里，就是顺从和成功也未必能受到他一句表扬。当他的骄傲的女儿拿着全A的成绩兴冲冲回家时，他只是冷淡地说：“你的功课肯定太简单。”休·朱尼尔回忆说，后来，当她在大学预修课中取得优异成绩时，他会说：“这肯定是个小学院。”儿子们参加橄榄球比赛时，罗德姆瞧不起露天座位和那些家长，自己独自一人带上一把折叠椅坐在场边看球。后来，休·朱尼尔继续在宾州打球，10回合中有7次过人传球以40比0获得冠军，当他回到维斯纳的家中，见父亲躺在沙发上，准备听那习惯了的责骂，“我对你无话可说”，他对孩子说：“除非你把下场球打好。” 几十年后，全家人和朋友们都试图更加温和地评价老休·罗德姆的动机，一个儿子说：“虽然他那样，可他并不怎么卑微或圆滑……他只是想以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我们还可能做得更好。”希拉里在一次谈话中引用她父亲的话说：“外面的环境是很严酷的，他的鼓励方式也是情势所迫。”然而，这种磨砺造成的深刻伤害，无论用怎样的言辞都是无法掩饰的。亲友中很多人都认为休·罗德姆的教子方式，简直是一种精神虐待，会毁掉儿童，并且带来负作用——在帕克里奇，情形确实如此。这与她未来丈夫在霍普和温泉城时受到的连续的阵发性的血腥虐待有别，前者是更轻的且有些微妙的压迫行为，罗德姆一家与克林顿一家确实不同，希拉里后来告诉她未来的婆婆说，她家里“几乎每5分钟就有一场危机”。从某种意义上，此话不假，只不过帕克里奇发生的这种从未间断的虐待更为平静，更加隐秘。传记作家朱迪思·沃纳认为，“虽然这样，可是她的精神坚不可摧。”有人不这么认为，一位资深观察家说：“我认为毫无疑问，当时的希拉里精神肯定被击溃了，问题是在她的位置上她是如何恢复的。” 家里人和朋友们习惯了罗德姆怪异的冷峻——这对他们固然有害，但也还能接受。同样是受害者，她母亲和弟弟们却能理性地意识到希拉里身上正发生的一切，认为她与父亲的这种关系使她个性更强，并培养了她有名的坚韧果断和忍耐力。据家里人说，九岁时她就决心婚后依旧保留少女时的姓名，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她比大多数人更坚定，善于处理事务，适应生存。。可是，这些并不能掩盖住其中的冷酷和痛苦，得不到爱护的感觉，离家出走的念头，时而温顺时而尖酸刻薄，时而热情洋溢时而又冷嘲热讽，怒火在难以穿透的防护屋里紧紧地压抑着却又熊熊燃烧——所有这些在她日后独立的却又善于伪装的女性形象中都有所见。简·皮尔斯，自希拉里的童年和少年时起就非常了解她，她说：“她喜欢谈论思想，问问题。一旦谈到她自己，她就闭口不言了。是的，她可能问你问题，但马上又显得心不在焉。”另一位目睹这一切的女士也是这样说的，并且感觉到了希拉里曾受到的伤害。多萝西·罗德姆诚恳地评价她外向、坚强又能长期忍耐的女儿：“也许这正是她为什么如此容易被人接纳的原因。她不得不迁就他。” 一位观察家写道，父母“并没有区别对待她与她的兄弟们”，然而，旧的教育模式依旧存在，经休·罗德姆的许可，希拉里可做保姆、救生员、文体顾问之类的工作，但不得经营布业，虽然她的兄弟常干这方面工作，同时，朋友们都还记得，母亲经常煞费苦心，有意识地激发女儿成才的欲望，虽然成功的标准总是由男人来确定，多萝西曾回忆道：“我常像对待成人一样对希拉里说话。”弗吉尼亚·克林顿也有同样的记忆。这个在帕克里奇长大的女孩将成为她母亲在阿拉姆布拉、在芝加哥市郊未能成为的那种人——最重要的是，要在充满竞争，以貌取人，由男性统治的外部世界中争得一席之地，甚至成为其中的某种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比结婚成家这类点缀更为重要，这也正是她母亲没有完成的愿望。多萝西后来说：“我决心不再让女儿遭受这样的痛苦，连心里话都不敢说出来。不能因为她是个女孩，就要受到某种限制。” 一位同学回忆道，60年代初她们的中学是“一个大工厂也是一个专门追名逐利之所。像他们富有的父母，每个男孩都为了将来找一份好工作而上大学，女孩则为了结婚。 拥有他们那样的人才有的大房子和汽车”。以沉静、严肃而又忙碌的姿态出现怀有同样的期待的希拉里·罗德姆似乎轻易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但在某些方面，她又有意让自己区别于那些人。在东缅因学校读了3年，又在新建的有4000多学生的南缅因学校里读了最后一年，她的学习成绩一直非常出色。同时，她也打曲棍球、排球，参加辩论赛、戏剧演出和演唱会。数年后有人曾问起她和朋友们是否逃过课或公开挑战过学校当局，她的一位好友说：“你别开玩笑了。” 她穿着守旧，经常是公众熟悉的榴裙、小圆领上衣、及膝短袜和平跟鞋，她不注重打扮，甚至从来不化妆或做发型。马莎·谢里尔写道：“她拒绝穿耳孔……从不在浴室吸烟，也不在学校图书馆里的隐蔽处和男孩们厮混，甚至连黑色毛衣套衫也不穿，她根本不在意别人会怎么看她。”同学珍妮·斯诺德格拉斯认为，“正因为这些她才讨人喜欢。”多萝西·罗德姆可没这么确定，她回忆说：“她十五六岁时，别的女孩都已开始化妆、做头发，她却不感兴趣，这有点让我担心。我那时常想：‘为什么她不化点妆呢’。”希拉里当然有时看上去和别人一样，像1964年在一次低年级舞会上，她就身着晚礼服，戴着长长的白手套，施了胭脂，短发也特意修饰了一番，但那时，她的日常穿着都有些奇特，总不太和谐。离开南缅因学校后的15年中，她再也没有那样打扮过，直到80年代，她作为阿肯色州州长竞选人的妻子，才以一个精心装扮的形象出现，她不事修饰，对男孩子们没有兴趣，除了课外活动外很少对外接触，也几乎从不跟异性约会。她只带着童年伙伴参加“女孩选择舞伴”的舞会，她选了一个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作为舞伴，但也没有太把他当回事。像对待化妆、服饰一样，在社交活动中她既没时间，也没有兴趣与异性交往。 一位老师说：“她也不会让无话可说的小伙子们主持会议。 她也从不故作矜持、娴静，花时间打扮来吸引别人。”但是也有人认为她与男孩交往中有某种程度的限制，有某些更微妙的东西，因为对于智力上不如自己的小伙子她总不太耐烦，好像一直在寻找聪明的男孩，然后冷静地与他们竞争，树立自己的主宰地位。这也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要求平等，事实上她是想保持令人尊敬的优越感。她的一位成绩更好的同学鲍勃·斯坦森说：“她坚强，自信、优雅，但又有些冷漠。我总觉得她显得有些可笑。她是个可怕而又强硬的竞争对手，我总希望她会犯点错误。” 某一期校报上有人嘲讽道，就希拉里·黛安·罗德姆那凡人不理的高傲劲儿，她应该去当修女。 ☆☆☆ 就像对孩子们的要求一成不变一样，罗德姆一家的政治倾向也是一成不变的。一位朋友说：“休一直投共和党的票，不仅投票，而且是全身心投入。”在孩子们还小时他们很少在家谈论政治。有一年夏天，罗德姆家族在宾夕法尼亚。 东北部湖滨聚会，共和党亲属们痛斥民主党人，他们相信约翰·肯尼迪1960年之所以能从尼克松手中夺去总统位置，全靠包括梅厄·戴利在内的库克县民主党中坚人物那不光彩的默许。 那时，帕克里奇来了一位温文尔雅、精力充沛的年轻牧师，他改变了希拉里后来的生活，罗德姆一家常去红砖砌成的第一联合卫公理会教堂，那里是60年代镇上极右翼势力的堡垒。在肯尼迪在达拉斯被杀、菲德尔·卡斯特罗和苏联的外来势力的阴谋被揭露出来的那一周里，负责的教区牧师向信徒写来一一封谨慎安抚的信：“他们总不会在每一块石头缝里都能找到共党分子。”一个牧师后来说：“教堂里，约翰·伯奇分子大多了。”肯尼迪一尼克松大选那年，希拉里·罗德姆13岁时，一位年轻教士唐纳德，琼斯来到这里，他年方三十，刚从那鲁大学神学院毕业，以其对职业的热情，给他那些囿于一隅的年青的卫公理派信徒展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 在神学院时，他的思想深受保罗·蒂利齐（PaulTillich（1886-1965）德裔美国神学家、哲学家。）的影响，正是他那坚决介入社会，注重救赎的新教主义形成了他在帕克里奇的传教风格。与60年代初的社会背景——民权运动、肯尼迪政府的流行风格、年轻的叛逆一代的第一次躁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为一群青少年创办的周四夜校成为令他们有些敬畏的生活大学。琼斯解释说，他的小集体“不只是为了拯救个人，逃避现实，而是真正地寻找上帝，寻找现实生活的深刻意义。” 他租来放映机放弗朗索瓦·特吕弗的精典电影《四百下》和罗德·塞林的《拳王挽歌》。他用吉他伴奏弹唱鲍勃·迪伦的歌，让孩子们分析歌词。有对毕加索绘画的生动讨论，也有对斯蒂芬·克兰和E．E．卡明斯作品的赏析，以及关于无神论与基督教的辨析。通过这些活动他试图让学生能“推己及人”——人们还记得他曾说过，他要使他们信念中的“良知和幸福”复苏。琼斯后来说：“我总是将神学与流行文化、艺术和现实世界联系起来谈，在到帕克里奇之前，我读过很多书，我也想让他们多读一些。” 他们坚持集体静修、游泳和滑雪。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琼斯组织的户外活动，这把他们带人了一个奇异的世界。 他带他们寻访芝加哥内城，到娱乐中心和其它教室与黑人和拉美裔年轻人见面，甚至包括帮派头目。一度他曾带着《格尔尼卡》的复制品，将它放在贫民窟里的孩子们面前，让他们找出自己的生活与毕加索绘画中表现的西班牙内战时的苦痛和折磨是否相似。他还记得，这样的活动深深震动了那些人和未受教育者，而对那些生活优裕的人却触动并不大。后来他们还拜访了传奇人物、社会活动家和组织者素尔·阿林斯基（SaulDalidAlinsky（1909一1972）美国社会组织者。1938年始在芝加哥劳工区进行社会组织活动。1940年创建工业区域基金会，井组织城市黑人居民。——译注），当时，他已赢得了琼斯的年轻信徒、宗教团体和芝加哥贫穷者的拥戴，这位浮躁、桀傲不驯，而又常常酗酒的阿林斯基经常向权力部门发起挑战。最典型的一次是，他曾组织抗议者们在一家公司总部上演了一出“有屎拉不出”的活动，并迫使芝加哥市议会作出让步，因为他们威胁当局要砸烂奥黑尔机场的所有卫生间。对帕克里奇的少年来说，这是他们见到的又一个奇特人物，不管这一幕如何短暂，这次会面的影响却非常大。若干年后，希拉里·罗德姆在她的一篇大学论文中多次提到阿林斯基和他的活动，而这位粗犷的活动家在她心目中己成了如何把不可能的事变为现实的老师。 城里的这些活动对帕克里奇的孩子们来说无异是一种新发现，对最热必此项活动、受震动最大的希拉里更是如此，她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对记者说起那次参观芝加哥的鲜明印象，“我上中学时就知道人们面对的是什么，也知道了我自己是多么幸运！”琼斯回忆说：“我想这些孩子们原先从不知道什么是贫穷，也从未接触过与他们境遇不同的孩子。”962年4月15日，他带着孩子们去芝加哥音乐厅聆听马钉路德·金题为“革命中必须保持警醒”的布道，布道之后，他鼓励孩子们上前去见见这位声名赫赫的民权领袖。 30年后，琼斯和大部分人早已忘记了这一幕，可希拉里还记忆犹新：琼斯把他们逐一介绍给马钉路德·金，她还与他握了手。有人这样评价金的训导对她的影响：“人们有理由指责她简直把那些话奉之为金科玉律了。” 终于，在一次星期四夜校讨论少女怀孕问题时惹恼了孩子们的父母，引发了人们的争论并迁怒于联合卫理公会。 琼斯向他的上司辩解，试图将这个青年组织办下去。l962年到1963年，他的学生们忙于组织为穷人运送食物。城西的流动农民住在茅草屋里，只能饮用露天水，他们就看护这些农民的孩子。然而，这些慈善活动和努力并没有在精神或情感上触动帕克里奇的权贵或政治生活。琼斯的年轻的卫理公会教徒们共享的理想主义不免显得苍白无力——后来发生的事令人伤感。谢里·海登说：“我们相信假如思想观念变了，社会面貌也会发生不可思议的变化。” 希拉里开始在放学后或夏天午后去琼斯在教堂的住所，热切地和他讨论课堂上的新的观念和见解。他则热情接待，让她第一次接触到现代新教神学及蒂利齐、瑟伦·克尔恺那尔、迪特里希·邦赫费尔、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文章，两人还进行长时间的严肃讨论。年轻的教士说：“她很好奇，坦然接受生活，她的求知欲永不满足。” 中学时他曾送她一本J．D．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希拉里在大二时写给琼斯的一封信中说：“那时我没有告诉你当你让我读这本书时，我并不爱看，觉得这本书对我来说思想太超前了。现在我已读完第二遍，我才意识到你为什么要让我读它。实际上我现在不会觉得它有些超前。” 教士还向她介绍蒂利齐宗教改革的社会政治意义，同时也探究被许多神学家视为战后社会异化和价值沦丧的表现形式对基督教理想主义的淡化。他记得他们还一起讨论过克尔恺那尔带有理性怀疑主义的“信仰的跳跃”，邦赫费尔关于公众道德和伦理的“无宗教基督教”，尤其是尼布尔关于民众统治中的权力必要性和关于历史、人性的更悲观的冷峻观点。琼斯说：“她完全意识到了人们处于怎样一种生存状态，她是一位地道的基督教徒，知道为了社会公益行使必要的权力是合理的。”回顾过去，如果说天下闻名权倾一时的第一夫人是从那个年轻集体中好提问的小女孩变化而来的，那么成为政治人物的希拉里·罗德姆就是早期宗教活动和阿肯色经历造就而成的。 那时，在琼斯的教堂办公室里，他们在安静的午后进行的讨论与其说是政治指导，还不如说是试探性的发现和发问，是一位善于思考的年轻女人的怀疑精神和敏锐感觉的初次觉醒。他知道，本质上她是个谨慎。自制又善于自我保护的女孩，就像她对《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书的看法一样，她的世界观也正在形成。琼斯后来谈到她渐进式的、终生都在进行的变化过程时说：“她不像某些人在某一个年龄段上对某一件事情着迷，而是不断地丰富和完善自己。” 琼斯给希拉里这班学生养成了随身携带卫公理会祈祷书的习惯，在希拉里·罗德姆一生中，她与琼斯的温暖友爱的私人关系是独一无二的，这在当时更是弥足珍贵，琼斯不仅思维活泼、善于启发人，而且总是持鼓励和倾听的态度。 用玛莎·谢里尔的话说，那是“一个没有休·罗德姆吼叫的世界”。琼斯说：“男孩子们都喜欢她。”当记者对希拉里在中学时是否太缺少社会交往提出质疑时，琼斯总护着他所喜爱的学生，他说：“这倒不是因为她卖弄风情，实际上她没有惊人之貌，但相当有魅力。吸引周围人们的是她的个性，是她与人平等相处互相交流的品格。”有人说，这是一位30岁教士的更成熟的、更慈爱的描述，而不是60年代郊区男孩们通常的态度。 对于唐·琼斯，她愿意提出自己的疑问，说出心里话，对别人则不然。有一次她提出自少年时代起一直困扰她的问题：“我不明白一个人能否心智保守但又胸怀宽大？”在她读完中学之前，琼斯在帕克里奇待了4年多后又被派遣到了另一个教区。（后来他又回到那鲁大学读博士学位，并谋取一份不像在第一联合卫公理会时激犯众怒的教职。）在东缅因学校，希拉里被选为年级学生会副主席，但1964年春大她在南缅因学校竞选高中学生会主席时失败了，她给琼斯写了封拉杂的“富有哲理”的信，信中谈到她遇到挫折，正在调整自己，这位教士清楚地记得“希拉里痛恨失败”。这只是他们之间通信的开始。她的信通常只有一页，正反面都是满满的。此后30年中，她一直写信给他，从帕克里奇到大学、法学院、华盛顿、阿肯色、直至白宫。 1964年在琼斯离开芝加哥后不久，她在信中表达了对新来教士的不满：“他竟然认为我是个激进分子。”她不无夸张地向她的良师益友这样描述，当然，这是一种他们双方都能理解的讽喻。 ☆☆☆ 1964年秋，帕克里奇以非同寻常的热情支持保守的共和党总统竞选人——来自亚利桑那的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竞选总统。“AnH2O’64”（戈德华特GOldwater直译为金水，AuH2O是金和水的化合式。——译注）的标语满街都是，希拉里·罗德姆作为官方指定的戈德华特小姐参加竞选活动，这令她的父母高兴不已，她头戴草帽，身披缓带参加集会，麻利地向坚决坚持共和党的邻居们拉选票，并且像朱迪思·沃纳所描述的那样，“以一个少女的全部热情，为右翼呐喊助威。”同年秋天，她作为高年级学生代表入选学生会，在南缅因学校的新体育场中精心组织了一场模拟全国大选的活动，表现出了她对政治的热衷。她甚至还在教堂的走廊上策划政治活动。11月，林登·约翰逊以1600多张得票击败了戈德华特，而帕克里奇依旧故我，那些宣传招贴画原封未动，只是在流逝的时光中，在中西部的温暖阳光中慢慢褐色。同年12月，希拉里·罗德姆在南缅因学校的校报上发表了一篇自我宣传的东西，用检查官办案的语气巨细无遗地描述了她的中学生活，当问及她的理想是什么时，她的回答使人们大吃一惊：“嫁给一位议员，在乔治敦定居。” 1965年她毕业时，在1000多名学生中排第15位。大多数家庭富有的同学都准备继续深造，而那些来自穷人家的男孩们命中注定要去越南打仗。有人把他们的这一段的集体生活看成是60年代动乱岁月到来之前令人怀恋的一段大好时光。希拉里·罗德姆被认为是最可能获得成功的女孩。班里获得同样殊荣的另一位男孩在60年代服毒自杀。 她一直是全国优等生、奖学金的最后角逐者、全国荣誉学会成员和学生会的领导人。她以坚决果断、富有竞争力和信仰坚定著称。同学们都说她会为自己所坚信的东西大声疾呼，并且站在独特的立场上，调解各种冲突，从未表现出一种反叛的性格。 同她未来的丈夫的经历相像，希拉里·罗德姆中学时代的突出表现一直笼罩在深刻的孤独和被伤害的阴影之下——这一点当时很少有人注意到。如果说比尔·克林顿的偶像是罗杰·克林顿和弗吉尼亚的话，那么，她的偶像就是饱受熬煎的多萝西·罗德姆和她严酷的丈夫。但与比尔不同的是，她还有一位真心的思想导师，也接触过与帕克里奇和温泉城完全不同的各种思想和生活方式。这对夫妇在经历上本质的不同实际上很多方面是雷蒙德·克林顿伯父与唐。琼斯教士之间的差异。 在她身上抹不掉童年生活的时代和地点的印记。她的朋友萨拉·埃尔曼曾无意中带着嘲讽说：“人们似乎并未意识到希拉里是如此保守，有着中西部人的特点，又带有中产阶级的烙印，她的艺术品位是中产阶级的，音乐品位也是如此，她的衣服……她是很质朴、能干、友好的人，她是生长环境的产物。” 遵循南缅因学校两位青年教师的建议，她考虑去东部有名的女子学院读书，像拉德克利夫和史密斯学院。她母亲说“她准备上女子学院”。也确实如此，当她一看到该学校在波士顿城外的田园式校舍——“校园中心的小湖、古老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教室、四周环绕的小城镇”，她就选择了威尔斯利。 1965年秋天，父母开着家里的卡迪拉克轿车把她送到了马萨诸塞州。说再见的时刻，这位母亲忽然意识到她的女儿实际上一直生活在孤岛般的受到严格约束和责罚的家庭之中。多萝西回忆说，“除了偶尔和几个女伴出去玩玩，希拉里从未离开过家。当我们把她送到目的地后，我跌坐在车后座上，800多英里的返乡路上，我都一直在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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