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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事业和人生目标的开始，这已不仅仅是获胜，而是要真正意义上的当家做主。 留着一头蓬乱的长发，身着随随便便的他，除了略显懒散外，大体上还算得上是一位有吸引力的，年轻有为的法学院讲师。学生们对他的热情有一种“说不清的好感”，像有人说的那样，尽管能看出他“并不是多么全身心地投入备课和教学”。他们还得学会忍受他对期终考试成绩的久拖不决，有时要等个把月才能张榜。1974年五一劳动节，在一次高尔夫球比赛中，他的一个学生扔下球杆激动地狂呼大叫着跑过球嘲向一位刚被比尔·克林顿宣布为学年第一名的同学报喜”。他在学生中培养了不少未来的政治支持者和部下，其中相当一部分改弦更张，而另一些人则始终忠心耿耿。他这个阶段发展的某些关系到后来的白宫期间才产生影响。 就任法学院伊始他就请富布赖特为他铺平从政之路。 参议员给州议员小鲁迪·莫尔和费那特维尔的另外一些人打了电话，预告了这些曾在他手下实习的新人的登常有人回忆，克林顿几乎毫不费事就建立了自己的小圈子，向每一位新朋友大讲他的计划，并且“满怀深情地”谈到希拉里·罗德姆。莫尔记得，这对夫妇几乎立刻成为奥扎克社区的知名人士——先是他本人，然后是他们俩——这跟“他们在此前做的大量铺垫工作”有关。亮相没多久，克林顿已开始无所顾及地谈论他所要做的大事，他醒目的能力、蛊惑力和热情把人们心头的疑虑一扫而空。“剩下的问题只是树立一个合适的目标”，莫尔说，谁都看得出，克林顿已不再需要在较低的位置上实习，而且，像“是瞄准地方政要还是谋求某个司法界职务”这样的彷徨也不再成为问题。 在1973年至1974年的阿肯色政坛，有影响的年轻民主党政治家还真不少，而且个个都很棒，可以说是前途无量。戴尔·邦珀斯州长年仅48岁，刚刚完成被莫尔称为“取得了巨大改革成就”的两届任期。正准备挑战、1974年富布赖特参议员位置，足智多谋的邦珀斯已在私下里被当做潜在的总统或副总统提名人广泛提及。觊觎可能空出的州长位置的是39岁的戴维·普赖尔，已在国会中任三届议员，因勇敢地调查病弱老人被虐待案而名闻全国，1972年竞选参议员时以微弱差距败给号称地位难以动摇的约翰·麦克莱伦，最后，还有被誉为阿肯色政坛神童的吉姆·盖伊·塔克，1972年，27岁时任小石城检查官，两年后，被选为州首席检查官，1973年夏，他们都成了比尔·克林顿的拦路虎。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随着他们的各奔东西或相对降温，将成为他异军突起的关键因素。 “安排办公地点没用太多时间”，莫尔说。真正的问题是前面有难以超越的民主党精英人物，他决定避实就虚先做点什么，于是他很快选择了一个显示口才的竞选活动，挑战共和党议员约翰·保罗·哈默施米特在阿肯色第三区的第四个任期。比起阿肯色州北部、西北部，包括史密斯堡以及两个最大城镇费那特维尔和温泉城，这个以白人为主、乡区面积较大、蓝领阶层聚居的区被观察家称做“阿肯色最易摇摆的地方”，唯一的一个议员席在过去10年中一直是两党争夺的焦点。这几个由所谓山民共和主义思想控制的县，自内战以来就是共和党的地盘，其他地方是被民主党一党把持的，这次竞选对克林顿来说难度不校作为富有的木材公司老板在第三区并没有切身的经济利益，所以哈默施米特才在趁1966年反对约翰逊运动高涨时意外击败民主党在这一地区的长期统治，开始自己的任期。他的和蔼可亲犹如教皇保罗，在议会中决不是那种锋芒毕露的类型，每个私人的请求他都尽量满足，州里或区里定的事他总是一丝不苟地执行，在争权夺利的场所也难见他上窜下跳，投票时也不讲情面地以选区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依据。他在议会中永远是站在极端保守的立场上的。对节水法案、本地为患黑肺病矿工设立医疗保险、农场移民劳工的社会经济权利、把选举权年龄降为18岁、结束越战等等，他一律反对。相反，对公共停车场计时收费、警察“不敲门”进入私宅、反对希拉里·罗德姆和其他人搞的社区行动计划等等，他却倾注极大热情。在国会山，他成了另一位共和党新人，休斯敦石油富翁乔治·布什的密友。在60年代末，他俩经常乘布什的快艇沿波特马克河疾驶而下，激起高高的浪峰同时，偶尔也开两句玩笑，说年轻的乔治总有一天要当总统的。 哈默施米特的经营范围包括原木、家禽饲养、商业，他的买卖主要集中在阿肯色西北部。有人说，他属于那种“民主共和两党都喜欢的”类型，这恐怕是由于他广开财源的缘故。“即便是在1974年那样的情景”，一位政治观察家写道，“我们的‘保罗教皇’……仍像是一个乐善好施的公益机构。” 面对这样一种地方势力，克林顿已决定因势利导，利用一下水门事件的未平余波；一位观察家说，“他早已成竹在胸，尼克松就能帮他扳倒哈默施米特。”有组织有计划地，克林顿的班子有条不紊地开始运转起来。鲁迪·莫尔陪同他在第三区逐个拜会主要的民主党人士。北方的那些乡村领袖因与哈默施米特有生意往来而对拜访者不冷不热，而那些“城市元老”，据莫尔回忆，“又因他太年轻，思想太活跃而不喜欢他。”但还是有一些老关系可以利用。周末，他不请自来地出现在温泉城一位儿时伙伴的家中，让她至少负担两个县的协调工作。他把那些已用旧的四乘六见方的卡片摊在厨房的桌子上，每张都记载着自高中以来每位同学以至熟人的情况。一位朋友说，“我相信，那些卡片到现在他还留着呢。” 他很快发现还需要更多普通党员的姓名，这个问题在他与·卡尔·韦洛克成为朋友后立刻就解决了，这位阿肯色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曾为一位未能被哈默施米特拉下马的民主党议员工作过。1973年秋的一个夜晚，坐在韦洛克在费那特维尔的家中壁炉前的地板上，克林顿表示他背水一战的决心后，老人爬上楼梯，取来了前任议员用过的已落满灰尘的卡片资料。比尔的反应可以说是感激涕零。“到那时为止，除了他母亲，还没有人鼓励过他”，韦洛克记得他曾这么说。 “我竞争这一议席的唯一原因是他们再找不出另外的人”，克林顿喜欢这么对记者说，而实际上，被提名的还有另外三位民主党人。如果说他的这次政治亮相是非主动的，那是很难服人的。“他在普波县的野餐会上露面……我们历来是以它作为竞选活动的开始”，一位民主党人士回忆说，“他一张嘴，每个人就都清楚了。” 莫尔和其他克林顿的追随者都以为，他们这位年轻的竞选人缺少“一位能给他提供大笔资金的大亨。但事实并非如此。一开始他并没有求助第三区那些经费筹措人、政坛元老、政府官员以及后来才赞助他的那些长期捐款人。 不过，1973年至1974年的政治活动资金，他确实是从自己的大亨那里筹来的，最开始，克林顿的钱来自一些更新的。 更年轻的银行家和律师，其中有的赞助者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如前共和党州长温思罗普·洛克菲勒的继女。还有大量捐款来自阿肯色州外，包括纽约银行家E．戴维·爱德华兹的1000美元，有的来自牛津、耶鲁、麦戈文组织中的朋友，比如在得克萨斯时同住一室的泰勒·布兰奇，甚至还有署名希拉里·D．罗德姆的4oo美元，所在部门栏填的是“儿童保护基金会律师”。 他最具决定性意义的一笔个人贷款是1974年2月来自温泉城第一个国家银行的1美元，这个数目相当于贫穷的阿肯色普通家庭的年收入。这真是一场及时雨。他在这种“关键时刻”总有雷蒙德伯父“为他在银行间奔走”，一位亲戚说。“雷蒙德总是在给他最需要的帮助，这一点毫无疑问”，家庭中另一位成员说。“没有他，比利根本拿不到那笔贷款。” 在儿子说要参选时，弗吉尼亚就在斯卡利街的家里召开过一个会议。与会者除了雷蒙德伯父这位“退休的投资者”，还有温泉城的“药店店主”加贝·克劳福德，那个在密室里登记赌注的人，罗杰·克林顿形影不离的酒友，会上，雷蒙德表示免费提供几间老房子做竞选总部，克劳福德捐了一架私人飞机。“他们过去都曾对他有所支持，”做母亲的在写到这些过去与这个家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今天又将对比尔迈出仕途第一步有所贡献的人们时说，“现在，他们要让他成为他想要成为的那种人。” 19科年3月末，初选两月前，温泉城银行贷给比尔·克林顿的钱要超过与他最接近的民主党参选人七倍。那么多申请个人贷款的，属他得到的最多，但这还只是开始，这种决定性的支持要延续到他的总统竞选而且，支持他的还不只是银行和温泉城的三亲六故。他还去找了老朋友文森特·福斯特，这位在戴维森和范德比尔特受过教育，两年前才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阿肯色大学法学院的高材生，正准备正式加入小石城最有声望的罗斯法律事务所。福斯特与克林顿的关系随着岁月流逝变得日益复杂，最终以20年后一个夜间从白宫打来的电话而悲惨地结束。可是，在1973年，他确实是以最真诚的少年伙伴情谊欢迎克林顿的到来。 福斯特对他挑战哈默施米特很吃惊。“我怀疑那个决定”，他对记者说过。“可当时那已是箭在弦上的事了。”像以往一样，他准备站在朋友一边。不久，在几年前见过这位罗兹学者的资深合伙人的默许下，比尔·克林顿第一次找到了一个可以大吃特吃的大户——靠罗斯事务所的良好声誉，他开始在该事务所代理的工商界精英中挑选他的赞助人。一位当时供职于事务所的律师回忆，“他们起了他们应起的作用，然后就轮到了其他一些人。” 5月中，初选前两周，他已募集到了36000美元，不但超过了本党竞争者，而且也超出不紧不慢自以为是的哈默施米特。他为初选筹措的款项已达到5 美元。和其他选区比，这也许只是个小数目，而且对全州范围的竞选旅行来说，也的确太少。而在当时当地，钱是最大的决定因素。即便在第三区那样的绿色山区也得靠它买到至关重要的优势。在初选的5月28日，克林顿得票44％，领先其他三位比他名气大的竞争者，这里面还包括一位参议员和市长。 决胜投票时他又以77％超出，事实证明，他确实是那种令人目瞪口呆的竞选者。 克林顿在筹钱方面很顺手，似乎不用费他什么事。助手们回忆，他对那些掏钱给他的人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 而他自己，那股从容不迫的劲头，不管是在小镇的办公室里还是在小石城豪华气派的套间中，一直保持不变。全国性的劳工组织——钢铁工人联合会、机械工人协会以及另外一些机构——也都慷慨相助。钱虽然大部分来自商界、银行、保险业以及为共同利益服务的律师们，但他们从选区得到的既得利益和权力大大弥补了金钱的损耗。“钱从有钱人那里到了这里就不一样了”，一位民主党人说。“那个与哈默施米特斗法的白衣骑士在奥扎克初选得手后已是有了更高目标的干大事的人。” 克林顿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态，一天工作18个小时。先是乘1970产型小型飞机。然后又上一辆设有躺椅的雪佛兰轿车，沿高速公路穿越北部的山林和峡谷。他以其充沛的精力，尤其是夜间不休息，令工作班子中的人叹服不已。一开始他只是偶尔用一下克劳福德的飞机，宁愿开车，可以随意停留，但在竞选紧张的最后两个月他经常飞，尽量扩大活动范围。他会在工作人员的手电光和车灯指引下降落，只为了多和几个人握手。“我们要和这些人谈话，还在营业的商店我们都应该进去走走”，帕蒂·克里纳记得他是这样要求的。 他的胡子剃了，头发也剪短了，“但鬓角还有”，卡尔·韦洛克记得，这样的一张脸在同事们看来“不单是难给人信任感，而且还有些招人讨厌了”，尤其是在偏僻的乡村。为赢得本地人的好感，他什么时候都不忘提一提自己所受的教育：从玛丽小姐幼儿园开始，一切大家想知道的他都可以直言相告。韦洛克，莫尔和其他人都看出这一点，在药店，在街头，在理发店，在小餐馆。”我说服比尔，每三个选民中他得争取到两个支持他，”韦洛克说，“只要他一对一地与他们谈话。” 然而，像许多喜欢虚套的政治家一样，他也会笼而统之地谈一谈社区计划。本地区的贫穷是华盛顿的责任，但如果有什么实惠的东西那肯定是议会努力的结果。克林顿谈到教育应该得到联邦政府更多的援助，但必须“由本地政府来控制”，国家健康保险是应该“对每个人有益”的，还应该有能防止水门丑闻发生的政治改革。他对人们说，他赞成采取控制通货膨胀的有效措施，提高教师水平，对工人进行再培训，征收超额利润税，对随着阿拉伯石油禁运而猛烈抬高油气价格的石油公司进行严格管理，以免引起新的愤怒。 “当我听到这位28岁的法学院教师在保守的‘扶轮国际号社’讲话时谈到滥用权力的危险时我感到非常惊讶”，一位报道竞选的记者说。“他说要警惕跨国公司时赢得了扶轮国际成员们的鼓掌欢迎。”他的话得到喝彩，那是因为阿肯色人历来就是这么看问题，包括扶轮国际成员中的小企业主，这些选民视外国势力和华尔街为非人格化的东西，他们把失望都倾注在代表跨国公司利益的政治家身上，而不是面对近在眼前的问题。 克林顿从这些听众身上也觉察到一些东西，不安稳的1974年，美国的经济在全球范围内从战后的兴旺开始走向衰退，在尼克松被迫辞职期间，某种似乎可以称做平民主义的东西，成了两党制的一个新花样。“我们的首都成了某些人称兄道弟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场所，而纳税人维系的国家却对创造财富的劳动者的需求不闻不问”，当时的一位批评家给克林顿提供了不少谈资，“今大要找一个靠自己的独立见解为我们解惑排难的政治家领袖实在不易——不管是在国会、官僚机构、游说集团、大商业财团和大劳工组织。”说这话的是罗纳德·里根。 这位年轻的民主党国会竞争者敏锐地觉察出阿肯色西北部的老百姓对公共机构缺乏信心，认为它们可有可无。 “他把将国会建成办实事的团体为己任，这个团体应把全部力量倾注于为民造福，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私人机构，只要是造福于民就是好的”，《巴克斯特公报》的一篇署名文章这样说。而他本人在一次党的秋季会议上说，“我们所喜爱的好政府也经常被一些私人的和自私的目的所利用。我们所说的滥用权力者是指那些忘记了人民的人。”说到国会本身，他主张进行改革，党的领导人对国会中的代表应合理安排、适度增减。占据一个席位就应代表党的整体利益。 但政治现实却是“权力的集中”和“私人的自私目的”的膨胀，它们在他的改革记事本和宣言中没有任何改变——国会里仍然是金钱开道，州长某至总统的政治、兴旺的游说大军以及他在麦戈文竞选班子中亲眼所见的锱铢必较的职业性党务活动，概莫能外。就像希拉里·罗德姆悲悯美国儿童的惨况，他也开始煞有介事地探讨什么样的才算是“好政府”，而对那些更值得汲取的失败教训，更深刻的危机，被他视而不见地撇在一边。 夏秋过后，在哈默施米特指责他“欠成熟”并“有激进的左翼倾向”的猛烈攻击下，克林顿一再发表反击声明，但他用的是适合当地口味的代码性语言，这是本地区一种旧有傲慢——谈外交政策要从本土利益出发，憎恶官僚体制，说到犯罪和刑罚也是用早已过时的同态复仇的尺度来衡量。 “我们首先要满足美国自身的需求。就是施舍也应先轮到自家人”，他在9月全州党代表大会说这番话也是针对华盛顿的“挥霍无度和机构臃肿。这些政府中的掮客见事不足败事有余。”那个让理查德·尼克松颇费脑筋但真处理起来却很棘手的共同犯罪问题也被他大谈特谈。 钱这个字眼在竞选班子中是个凶兆，像这种不吉利的意思要用一种多音混杂的华丽音色来表达，既有平民主义思想又有革新派货色，出于自身需要进行的蛊惑宣传是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已成为克林顿作为一个现代政治家的独特标志。 ☆☆☆ 在这头一次的竞选期间，家庭内部爆发了一场危机。 在他从耶鲁返回之前就因希拉里未能同来而与母亲发生过一连串不愉快的磨擦。“我没有对她表示出热情来那是很自然的……她没有赢得我的尊敬。”她1972年的冷淡接待无疑加重了希拉里的退缩，尽管无法弄清程度如何。“假如希拉里反复考虑过在阿肯色创业”，当地一位熟人说，“那她会再去看弗吉尼亚和罗杰以及他生长的地方。”上高中和大学时很少发生的事现在倒经常起来——与母亲吵嘴，这除了让那些最亲密的朋友们想起他继父的暴怒没有别的。争吵的目击者感觉到，他对待母亲的态度也会用来对其他亲人，比如说对待他妻子，爱，用愤怒来强调，接下来是痛悔不已，再用甜言蜜语重归旧好。 一般来讲，爱面子的弗吉尼亚是不向别人低头的。固执而又高做的她对儿子认定的那位对她本人和她的阿肯色都不大看重的年轻女士本无和好的意愿，但由于害怕失去儿子，她平生第一次要道歉了。根据她的讲述，那大她从霍普开车回家时决定写，一封谦卑的致歉信。她说她的意思是“与她停战”。可那位年轻女士没有回信，后来的20年里她们谁也没有再提那封信，弗吉尼亚至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又可以重新开始了”，她说。 1969年她嫁给了她的理发师杰夫·德怀尔，第一次使她的长子失望。德怀尔曾经涉嫌投资诈骗，所以，弗吉尼亚说，比尔开始时“担心我们之间的关系”，但这个讲究衣着。 爱开玩笑的理发师同时也是一个聪明、开朗、招人喜欢的男人——对年少的罗杰慈爱宽厚，对弗吉尼亚更是温柔无比——比尔慢慢也就接受了他。“一切由你吧，母亲”，当她在罗杰·克林顿刚死几个月就宣布要嫁给她的理发师时，他在从牛津打回家的电话里表了这么个态。1974年，比尔曾把杰夫也拉进竞选班子。德怀尔在感觉到妻子与儿子的情人关系紧张时，曾友好地打电话给坐阵总部的希拉里，表达了他的安抚之意。 1974年8月，德怀尔突然死于糖尿病并发症，41岁的弗吉尼亚失去了她第三个丈夫。克林顿放下手中的工作，写了一篇感人的悼文，声称在这位刚刚故去的人身上，人们看到了正直和忘我等优秀品质，他的一生使自己受益也惠及他人，“有过错也有美德，磨难和挫折使他心愿未了。”之后，希拉里也发来温情的短简，算是对做母亲的那封致歉信的迟复。“我从未见过比你更大度更坚强的女性。你对我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是一种鼓舞”，她写道。“一封意蕴无限的信”，弗吉尼亚回忆说。 这位母亲很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个性。她把罗斯·克兰和其他邻居以及朋友都动员起来，自己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竞选工作中去，楔而不舍地打那些募捐电话，还发展新的志愿者，在她那辆褐色的别克车上印上“克林顿进国会”的标语，在接下来18年的8次竞选中，她想出了许多宣传手段和工具，比如钮扣、窗帘、帽子，她不声不响地联络雷蒙德·克林顿功口贝·克劳福德和其他一些人，让他们联合起来支持比尔，她还从温泉城那些密室中挣来的钱为儿子买了一身合体的皱纱套装和办公设备。就在杰夫·德怀尔葬礼结束的那个上午，把骨灰撒在死者喜爱的湖水中后，她立刻回到克林顿的竞选总部，“我仍然一如既往”，她说。 后来的岁月里，她一直保存着比尔·克林顿在第一次竞选中穿旧的一双13码黑鞋。 ☆☆☆ 在众多追随者中不乏富有献身精神的，甚至也有愚忠的类型。竞选班子设在温泉城阿灵顿饭店的办事处被来访者称做“非贵宾套间”，里面局促得转不开身，工作人员同时接待好几个死乞白赖的采访记者。“我们希望那将是一篇好文章。贵报为我们争取了不少选民”，有的记者还记得有一位干练的年轻雇员总是重复这句话。那时候他们表现出的全是热情，可以说是不厌其烦，同情记者，替记者着想，提供有益的建议，这与18年后新闻界在他的总统竞选中感受到的大不相同。克林顿的手下对政治对手持敌意，视有倾向性的批评家和中立者为假想敌，所以记者要采访他们的大本营是要颇费一番周折的。 志愿者大多是妇女，有的是出于政治观点有的则完全是应候选人的个人感召而来。有人形容他们是一群“从前的校园政治家、搀和者和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反正都是些能和克林顿踩在一个点儿上的人。”迈克尔·格拉斯彭尼为费那特维尔唯一的一家报纸《葡萄藤》撰文指出：“那都是些怪人，他们能在雨天站在高中足球场上分发竞选手册。”但是，在与候选人以及他的竞选人员相处一段之后，格拉斯彭尼在这些人身上看出某些奴性，这也许是克林顿的候选人身份造成的，如果不是这种身份所要求的话。“工作人员都受了这种影响，像是同时吃了同一种药，众口一词，都是一个腔调”，他在1974年9月写道，“这种不实在的作风造就了一批盲目崇拜者。志愿者都为情势所迫失去了自我，压低声音说话时也总把志在必得的候选人名字挂在嘴边，动不动就‘比尔认为……’‘比尔觉得……’‘比尔决定……’我感觉就像是在忏悔室里，要不就是在一年级的背诵课上，所有人说话都是一个腔调一个频率。” 希拉里·罗德姆很快接手了总部的工作。为表示对这对儿年轻人的支持，也为了亲眼验证一下女儿的选择对不对，她全家人也都从帕克里奇赶来，临时加入竞选工作，共和党人体·罗德姆负责安装电话，她弟弟兴高采烈地上街刷标语挂横幅。 初选早期暴露出的问题现在显形了。“他的运筹决断往往是出于本能，多少还带几分狂躁，这使他很难在一段时间里集中在一个问题上”，一位观察者指出。但自发性的民间组织“效率大会全国委员会”浮光掠影地考察了这位能说会道的候选人和他的几位富有献身精神的助手们之后，对他们的战斗作风赞赏不已，宣布比尔·克林顿的班子是“当今在基层工作的最有效率的集体”。委员会的赞扬被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宣扬开来，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为帮助这个前途无量的新人，委员会立刻向阿肯色派来专业顾问，但这位顾问像派他来的委员会一样，起不了什么实质作用。“竞选班子最主要的战略战术的制定者是比尔·克林顿”，说这话的是戴维·马修斯，未来的阿肯色议员，1974年的鼓动者之一。 角逐的最后两周，结局已初露端倪——克林顿温和的改良主义似乎敌不过在任者在他自己选区多年经营的本钱，尽管有水门事件和尼克松辞职。“教皇似的恩威大有要挫败克林顿全身心努力的势头。”“我再也不要听到说哈默施米特的好话！”随着揭晓日期的临近，克林顿对他的助手吼叫着。这次发脾气有点儿像五年前在温泉城征兵局办公室里的那一次，但是，这样的失态大多是在私下里。哈默施米特的不愠不火的风度掩盖了他政治上的弱点，除了开始时攻击克林顿“激进”，他没对年轻的挑战者过多置评。 共和党阵营散布的关于比尔·克林顿的流言蜚语并没有起什么作用。1969年一位越战老兵从阿肯色大学学生联合会拿了一个床垫架在柳树权上宿营，以此抗议战争升级，几天后被捕。共和党人散布的谣言说那个爬树的激进分子压根就是比尔·克林顿，这个张冠李戴的笑话在阿肯色政坛流传了好久。而且，比尔·克林顿至今未婚也成了人们嘀咕的话题，一个二十七八的俊小伙早该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了，这个疑问在阿肯色西北的城镇乡村进一步扩大。 “他们甚至关起门来说他可能是个同性恋者”，本地一位听到过这类传言的编辑说。 如果说共和党人是瞎编乱造的话，那么阿肯色的新闻界和另外一些人对克林顿逃兵役搞阴谋以及参与反战运动并为麦戈文竞选工作等事实的揭露是要断送他的前程的。 正是惧于这一点，克林顿对战争以及1972年竞选活动的事能不说就不说。但关上门后，他显然为共和党要揭他的老底而烦躁不安，一位见过他与另一位志愿者谈论此事的助手回忆说，他为这事“确实有些担心”。接下来就是想方设法掩盖并销毁记录。 1974年6月至7月间，克林顿向一位支持者保罗·弗雷坦露了写信给霍姆斯上校的事，据弗雷本人20年后说，他当时对年轻的候选人讲，如果信落到哈默施米特手里“他可就完了”。当时，上校已退休。像5年前一样，年迈的上校受到四面八方的压力，包括富布赖特办公室打来的电话，雷蒙德伯父和他的朋友也使劲搀和，而且还加上他的前助手，一位阿肯色大学的行管人员，他现在已与克林顿打得火热。 “他们对老人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攻势，让他交出原信”，雷蒙德·克林顿的一个朋友说。夏末，霍姆斯打电话给大学预备役军团未受衔的指挥官埃德·霍华德，告诉他，据霍华德后来转述，“要把克林顿的原信撤档。”对这一请求他不敢做主，于是请示了上级指挥官盖伊·塔特怀勒并向堪萨斯赖斯堡的司令部备案，塔特怀勒的命令是把复印件给霍姆斯，扣住克林顿的原信。霍华德记得，霍姆斯的家人很快到学校来拿走了那封信。另有一种说法是，学校通过自己的渠道很快将信交到克林顿手上。至于这封在莱克福德路费尽心神写出的信是原件还是复印件显然没人注意，每个人，包括神经紧张的候选人本身，都认为“万事大吉”了，弗雷就是这么看的，正像当时面临同样问题的另外一个人说的，“战争的阴影也该过去了。” 在霍华德打电话请示的同一大，塔特怀勒又打电话给霍华德，指示他把克林顿的原信以及其他有关反战人员的类似文件，以稳妥的方式寄到赖斯堡来。塔特怀勒告诉霍华德，他“烧掉了那堆档案”，因为军方不准备保存在征兵问题上捣乱的人的材料，至少从官方的角度来说是这样，他不想让记者把它们“用于政治目的”，他们两位预备役军官以及被困扰的霍姆斯——更不用说比尔·克林顿——都不知道另有一份复印件在霍姆斯的副手克林顿·琼斯上校手里，1969年的事，他也和霍姆斯一样震惊，但他的存在却被忽略了。 ☆☆☆ 选举揭晓夜，他们都焦虑不安地聚在雷蒙德伯父在费那特维尔的家中。当传来克林顿在奥扎克地区的乡下要赢得哈默施米特控制的21个县中的13个的消息时，开始有欢呼和拥抱。但到夜深时，希拉里开始急躁起来，打电话给其他地区，那里的消息慢得奇怪。塞巴斯蒂安县和哈默施米特早先控制的地盘，票数统计结果比预计的晚了几个小时。结果到底还是出来了，共和党的优势显然大些，越是哈默施米特苦心经营的地方越是如此。这个结果似乎是在报复克林顿开始时的领先。克林顿以极其微弱的劣势败下阵来，哈默施米特以51．5％的得票重新坐稳原来的宝座，以险胜开始了他第三个十年的任期。 “那些选票就‘丢’在那几个小时里，我毫不怀疑它们是被偷去的”，克林顿手下一个县级协调员事后说。“据我所知的确如此”，1993年时另一位协调员仍持此说。哈默施米特的优势在史密斯堡这样的地方体现出来毫不足奇，奇怪的是像克林顿的家乡加兰县的回票结果，特别是那里第一次使用投票计算机。“在加兰县设19台计票机是不适当的”，一位监票人事后承认，“我不知哈默施米特本人牵扯与否或者到底是谁的责任”，另一位阿肯色政坛上的重要人物判断，“但计票结果肯定有失真之处”，这倒也决定了比尔·克林顿的道路，或许他注定要前往小石城，在阿肯色这个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去磨炼，暂时不到华盛顿显要的席位上报到，而是被1977年本地一次欺诈行为耍弄一下，也许是未来的总统绕不过去的一段弯路。 鲁迪·莫尔还记得克林顿那天夜里在费那特维尔的表现，“我想他为自己的失败感到了真正的震惊。我们大多数人都惊异于比分如此接近。”尽管记者和小道消息关于选票有诈的事说了很长时间，但挑战方毕竟是失败了。克林顿本人还算大度，有时还说些自我贬低的话。在选举结束后几周举行的新闻协会的招待会上，他哀叹在任议员有明显的特权上的优势，而且有拿工资的工作人员，但却对可疑的选票未置一词。他表示现在“可以为民主党做任何需要他做的工作”，这是《阿肯色民主党人》的报道，人们对他的谦虚和恭敬很有好感。 每个人都认为他获胜是理所当然的。“克林顿的这次选举结果使我迷惑不解。他的胜局似乎已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且不久就将人主州府”，阿肯色新闻联合会的比尔·西蒙斯说。“他已被政界精英内定为州长或参议员”，阿特·英格利希认为，这就是说，连阿肯色大学的学者也已看好克林顿的政治前程。 后来，关于克林顿的失利又有新的说法——比如说他怎么栽在最后一笔不干净的捐款上，结果还欠下45000美元的债务，194的《新闻周刊》上有文章说，他是在政治基金上与共和党对手较量才败下阵来的。反正有一点是事实——这也是政治家与他们的基金提供者在竞选中最应吸取的教训——年轻的比尔·克林顿在资金运用上没打赢人家。 事情过后——不算明面上和私下里的馈赠，如加贝·克劳福德的飞机以及雷蒙德伯父的房产和其他——克林顿一共积聚了181000美元，这是阿肯色竞选史上最大的数目，仅次于他的是哈默施米特的97000美元。在1974年的竞选中，包括其他获胜的民主党议员，他作为挑战者，无论是从募集到的还是花销掉的钱来说，都是别人的一倍以上。 这些钱由戴尔·邦珀斯和党内负责财务的人安排在全州范围的州长竞选中去。后来，在竞选州长和总统时，他仍然从同样的来源找到更多的钱。 ☆☆☆ 比尔和希拉里那年秋天和冬天是一起在费那特维尔度过的，为做给外人看，他们分别租公寓。她别处的朋友会对她仍滞留在阿肯色“感到不解”，她说。而事实是有很多女人包围着克林顿，有旧日的女友，有竞选班子里的女人，她们对克林顿与希拉里的关系感到奇怪。“他的朋友觉得不可思议”，有人说，“很有女人缘的比尔，会选择……博学而邋遢的希拉里。” 选举过后她离开了一段时间，直到1975年1月才回到该学院。竞选的事情刚过去，克林顿又拿出当时的干劲来向希拉里展开求婚攻势，让他那些政治上的朋友在家里安排活动，邀请她参加，用殷勤和温暖包围她，用文化活动吸引她。“比尔恳求我们让她感到来费那特维尔的好处”，卡尔·韦洛克回忆说。“他就怕她感到对这个地方格格不入。” 由于克林顿本人用她在约翰·多尔工作班子里干过这一背景做了许多宣传，这使她的到来在地处偏僻的法学院成为某种“盛事”。朱迪丝·沃纳根据记忆形容她，“嬉皮士风格的衣着，北方口音，并不威严，但却震住了她的学生们。” 她在课堂外开辟了新的工作领域，成为阿肯色大学法律后援会临时机构的业务指导，以臭名昭著的特克斯卡纳和卡明斯和补赎悔罪做法为鉴，创立新的居住人权利计划这个计划在别的州已很普及，但在极需执行它的阿肯色却还不为人知。她初上法庭时对阿肯色法官仍使用“女律师”这样的字眼儿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在大学里，她向校董事会施压，让他们在寻找新校长时把妇女考虑在内，热情帮助新同事，比如鼓励政治学老师就平等权利修正案与菲利斯·施拉夫利争辩。 在每个重要关头总有这样那样的人或事提醒她，这是“他的州和他的政治未来”，一位同事回忆。在参与一项监狱计划时，罗德姆与人合作写了一份不带感情色彩的辩护状，结果为一个关在死囚牢里的死刑犯上诉成功。后来当她的丈夫成为州长并进一步觊觎总统宝座时，她却坚定地支持死刑，并帮助他加速转变立场，因为当时正是他们在政治上爬升的关键时刻。还有她的法律后援会临时机构，一年内大概能代理300个没能力聘请律师的客户，她也用“相当精力安抚律师协会”，像一个学生回忆的，“有时也在压力下把一些最后能支付费用的客户案件交给当地律师接手”，这个临时机构更像是“一个同仁好友的工作介绍所”，一位参与者这样说。这时，那位受到过她的帮助与施拉夫利打嘴仗的同事，黛安娜·戴弗斯·金凯德，很快成为吉姆·布莱尔的第二个妻子，而吉姆·布莱尔早在1972年代表大会期间对在“沸腾的办公室”里的克林顿有了很深刻的印象。他现在作为律师代理泰森食用鸡公司的利益，他的其他客户也都是当地或某一地区有钱有势的人，这两对儿夫妻经常在一起，成了最亲密的朋友。在这个过程中，布莱尔逐渐成为民主党的显要，是比尔·克林顿最有影响力的顾问和赞助者。除了妇女权利和公民自由，还有阿肯色权力塔尖代表的更大利益，正是这股势力决定着克林顿的未来。 1975年初，希拉里·罗德姆被阿肯色海军征募办公室叫去，据她事后追忆，那里的人问她“是加入作战部队还是加入预备役”。对那些了解她童年的人来说，对休·罗德姆的女儿考虑入伍是不会感到奇怪的。这既不是海军陆战队的吸引力也不是政治认同和社会责任感。这里的主要原因是她在回避随着春天的临近不得不做出的决定。这都快成一个笑谈了。“你太老了，你自己还不知道，而你是个女人”，一位女性征募人员对这位27岁的法律工作者说。“也许打仗的地方需要你。” ☆☆☆ 1975年夏她从乡下出发看望了芝加哥和中西部的朋友，然后去了华盛顿、波士顿和纽约——像她对盖尔·希伊说的，希望能发现“一些我认为更激动人心更富挑战性的事来干，而不是摆在我面前的那些烦心事”。后来有人认为这次旅行是她在寻找新的机会，另有人认为那只是决定做出以后出去散散心。 在与一对儿关系非常密切的夫妇谈话时，她曾痛苦地坦言心中的苦闷，那就是比尔·克林顿即使是在向她拼命求婚时也和其他女人搅在一起，这是阿肯色众人皆知的事情。 1974年国会竞选期间，也就是在她一天工作18个小时，只要有可能就和他睡在一起的那段时间，克林顿还曾向别人吹嘘过自己的情场得意。“我遇见一个年轻女人，是阿肯色重要政治人物的女儿，有人告诉我，她是比尔·克林顿的未婚妻”，一位当事人回忆。“克林顿当然是骗了她。他当时和希拉里住在一起。”尽管这样，希拉里对她的朋友说她爱他，相信他，愿意冒险试试他们的关系。对爱情和婚姻她也得给自己一再打气，就像做别的事情一样，比如辞去预备役的勇气，“我知道他是什么机会都不放过的人”，那对夫妇记得她是这么说的。“我知道他干的事，但我打算走一步看一步，走到哪算哪。” “两个人彼此需要互相适应。这就是爱。也可以说是一种协议”，一个朋友事后说。“但不管怎么样，我认为她没能得到协议中定的她应该得到的东西。”“这真是个讽刺。” 另有一种说法认为，“她本可以主宰自己的生活，但却挑选这么一个男人托付终生。”还有人相信，他们之间一直就存在严重的失衡。“什么事都偏向比尔，他的身份、地位和目标，即便是在阿肯色”，在法学院就熟识他们的人说。“在希拉里的内心深处还是有女人最平常的心态。她需要有所归属。”而大多数朋友都同意这样的看法，她的选择并非出于特殊的原因或理由，而是各种动机搅和在一起的结果——“希拉里式的混合”，有人这样说。这位来自帕克里奇的，心灵受过伤害的小姑娘很早就发现了自身的力量，作为潜力很大的女中豪杰，在别人看来，现在与自己的心达成了一个浮士德似的协议——出于爱、野心、失望、希望，甚至还出于某种有保留的愤世嫉俗。 几星期后她又回到费耶特维尔。“我只知道我要为改变这个世界做点什么”，她1992年对一位作家说，多少也流露出做出自我牺牲的感觉：“比尔的献身公共生活的愿望要比我做些有益的事情的愿望特殊一些。”在她出门期间克林顿在费耶特维尔的加利福尼亚街石墙后面买下一间刷了油漆的砖石结构的小房子，她曾表示过对这所房子的兴趣。 现在，他从机场把她接到这里，是想给她一个惊喜。多萝西·罗德姆总是直言不讳。“那是个又小又窄的小房子，值不了几个钱。我想里面只有两个房间”，她对《巴黎竞赛画报》的记者说。 在他们决定结婚的初秋前几天，她母亲飞来费耶特维尔。他们这时正在进行内部粉刷和整理。几乎到了最后一分钟多萝西才带她的女儿去迪拉德百货商店买一身传统的结婚礼服。希拉里“根本没有想这些事”，一位朋友说，“她确实有与精明强干正相反的另一方面，迷糊懵懂，的确是这样。” 弗吉尼亚也从温泉城开车来了，婚礼的那天早晨她正与几个朋友一同在假日饭店吃早餐，这时比尔走过来，说要和她谈点事情。餐桌上立刻静了下来。“希拉里要保留她的姓”，他说。他开始解释自己不在乎，而且在乎也没有用。 她母亲流下了眼泪，同桌的女人极力克制着才没有哭。“那真是一个打击”，弗吉尼亚还记得自己当时的反应，“我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那想必也是从芝加哥学来的新东西。”19岁的罗杰·克林顿反应也很激烈，这也许因为他和这位新嫂子的距离太大。 10月11日，牧师在粉刷一新的小屋里为他们主持了简单的仪式，到场的人仅限于家庭成员。多萝西·罗德姆百感交集的心情事后才表示出来：“看着这两个有着高学历的高材生站在那里，在阿肯色，在那间最简朴的小屋里，他们的本事会把这个世界上的金钱和奢侈带来，因为他梦想着实现自己的理想。这真动人。” 接下来是在州民主党主席莫里斯·亨利宽畅的家中举办招待会。“来了好几百客人……从第三区的四面八方起来”，安·亨利回忆，在那个温暖的周六之夜，室内和院子里挤满了人。晚会成了最隆重的政治盛事，不但是在本区，就是在全州范围内，也算是规模最大的。摘了眼镜，烫了头发的罗德姆让很多人都认不出来了。出席的每个人都明白，这既是婚礼也是集会——这表明比尔·克林顿还要出山。 也就是在这期间有人抓拍了那张照片，她因站在台阶上而高出她的新郎一头，微笑地看着那个将与她荣辱与共的男人。 客人中有阿肯色总检察长吉姆·盖伊·塔克，他已决定在1976年与丑闻不断的威尔伯·米尔斯争夺议长席位，他邀请比尔·克林顿参加进来，并且暗示他空出来的办公室门是开着的。这又是一个在党内爬升的机会。当希拉里出外旅行期间，他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只是这个工作要投入大量精力”，塔克记得他提醒过克林顿。他还对记者说过，克林顿看问题很准，“他有那种从法律角度判断你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能力。” 克林顿以竞选临近为由想不度蜜月了。但多萝西·罗德姆送给新人两张飞往墨西哥阿尔科普尔的机票，而且罗德姆一家也去（特别说明也包括弗吉尼亚和罗杰，所以才叫做家庭“旅行团”）。“我们过得非常愉快”，这是休·罗德姆对女儿的婚姻给予的唯一的一次公开评价。新婚夫妇秋天从墨西哥回来时就开始计划总检察长5月份的民主党初眩希拉里·罗德姆对朋友们说，她一定要保留娘家姓，这是早在做小姑娘时就定下的事。她要做一个“拥有自己权利的人”，她对安·亨利和其他几个人都说过，不是通常那种“奉献型”的政治配偶。当戴维·普赖尔州长的妻子，芭芭拉，因为在那年秋天做了一个异国情调的发型而招人嘲笑并导致夫妻于1975年底分居时，希拉里出于义愤，在克林顿支持者的晚餐会上以满头卷发对芭芭拉·普赖尔表示“声援”。“我认为这才是真正原则性的事情”，她们中间的一个对唐尼·拉德克利夫说。她们当时都赞成她，这使她深感欣慰。这位曾在女选民联合会全国代表大会上呼吁权力集中共同负责的女人，现在越来越多地以这种象征性的姿态来表达她的好恶。 “希拉里早就给自己定了规矩”，威尔斯利时的室友简·皮尔斯说，“我认为她是强迫自己不去回头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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