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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于一九八九年初入巴林银行时，它就是如此运作的。 那时，该银行的职员都持有证券交易许可证，透过闪烁着绿色字符的大萤幕，随时报告全球每个股票市场上的股票价格。尽管如此，巴林银行的运行原则仍然保持不变。 在巴林银行总部里，装饰着许多旧时的股票。它们都被用画框装演起来，挂在墙面上。这些股票面积很大，颜色多为绿色与褐红色，股票中间刻有带高顶礼帽的人及蒸汽火车的图案。某一边的下面还有波浪形的水樱有人告诉我，早在一八○三年，刚刚诞生的美国从法国手中购买南部的路易斯安纳州时，所有资金就出自巴林银行。当时，所有流动现金的结算都是以棉花的价格和废除奴隶制度对社会的影响为基础的。 尽管当时巴林银行已有一个强有力的对手——一家犹太人开办的、名为罗斯蔡尔德的银行，它仍然是各国政府、各大公司及许多客户的首选银行。一八八六年，巴林银行发行的“吉尼士”证券上市时，当时的情景可真是蔚为壮观：购买该种证券的人手持申请表格，像潮水一样涌进巴林银行；结果，不得不动用警力来维持秩序。这和二十世纪八○年代英国电信公司发行股票时的情景颇为相似：很多人排队等上几小时，买下少量股票，然后再伺机抛出——等到第二天抛出时，股票价格可能已经两倍了。 在二十世纪初，巴林银行已经得到一个特殊的客户：英国皇室。由于巴林银行在银行业中的卓越的贡献，巴林家族先后获得了五个世袭的爵位。这算得上是个世界记录。尽管我对巴林银行的主人如何如何并不在意（它不过是为我提供了一个工作机会而已），但我还是对它的历史有了一些了解。要说完全不了解其历史，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走在哪条走廊上，你都会看到许多介绍性的文字和图片——它们都在强调巴林的光荣历史。 在我刚到巴林银行工作时，巴林家族中爵位较高的是艾锡伯顿勋爵；那时，他正准备从董事长的位置退休。他是玛格丽特·柴契尔的好朋友，他使巴林银行成功地当上了英国最大的公司BP公司伪董事长，同时也成为全球最大的二十家企业之一。巴林家族的另四名爵士分别是北布鲁克勋爵（其祖先包括第一位北布鲁克伯爵、也是印度总督；第一位艾德米·拉尔提勋爵）、瑞弗尔斯都克勋爵、克罗默勋爵（其祖父曾任埃及领事；其父亲曾出任英国银行行长，并在尼克森执政时期担任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最后一位是霍威克勋爵（其父亲是英国派往肯尼亚的最后一名殖民总督；他自己则创建了巴林慈善协会，该协会控制着巴林银行，已为慈善事业捐献了大量的资金）。 走在楼梯上，我还可以看到墙上挂着许多巴林家族成员的肖像，画中的人都安详地凝视我头顶上方的空间。他们脸上流露出的神情，叫人觉得他们属于那种经过世面、而且一切如愿以偿的人，而且他们对相隔一定的距离来控制他们家族庞大的帝国非常满意。他们不必再亲自动手了。他们已经雇用了许多和我一样的人来为他们工作。这对于我，二十二岁、刚离开沃特福的尼克·李森来说，确实是件好事。我已做好为之工作的准备。为他们工作，我也可以得到很好的报酬。 在同摩根斯坦利银行一样，在巴林银行，我仍然在期货与期权清算部工作，但是九个月后，我就发现，在伦敦总部我是很难发展的。那时清算部里由我负责向一个级别相当高的老板汇报业务情况。借着这个工作机会，我留心观察，明白了我至少要等上十年才能爬到他那么高的位置。我对工作的兴趣很快便消失殆尽，于是我提出了调动工作的要求。 巴林银行在八○年代获得的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当中，最辉煌的一笔当数克里斯托弗赫斯在日本创建从事股票交易的分部的做人业绩。由于正逢日本股市开始大幅上扬，巴林银行很快在该市场上占领了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在整个八○年代，克里斯托弗赫斯都算得上全英国薪俸最高的银行家——其年薪高达三百万英镑左右。尽管人们并不清楚其准确的数字，但是却都知道，他的年薪确实有那么高。这些报酬全都来自他的远东地区所做的交易。日本是他开始发展的地方，但是在其他亚秒（各国或地区，譬如香港、新加坡以及印尼，他都已开展了业务，做着巨额的交易，人们称之为“老虎”经济，因为在我们看来，远东是个奇妙的地方，在那里工作可以迅速致富，可以享用廉价冰凉的啤酒，还可能会有像詹姆斯庞德那样的艳遇。 所以，我争取到了到印尼工作的机会。但是到达雅加达之后，我很快就发现，巴林银行的海外业务并不像传闻说的那么出色——那只是一种表象。在总部，我曾读到过不少资料，夸赞它在远东的业务手法新颖、经验独到、有极佳的顾客基础等等，满纸都是溢美之辞，而真实的情况都是：一团糟。在雅加达，巴林银行甚至连一问办公室都没有。这里的工作人员都在婆鲁旁达饭店的一间客房的外面工作。巴林银行拥有价值一亿英镑的股票，却无法把它出售给客户，因此也不能收取任何费用，因为股票的情况是一片混乱。而且，那些工作人员谁也不懂该如何让一切变得秩序井然。他们只知道把那些票证随意堆放到标准渣打银行的地下室里。我看到这些小山似的票证后——这些都是不记名债券，拿到这种债券的人可以马上将它兑换成现金——我立即意识到，需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克里斯托弗或许已经拿到了他那高达三百万英镑的年薪，巴林银行也因为成功地打入了亚洲市场而备受赞美，但是在这些虚华的外表下面，却是巴林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亏空已达一亿英镑的事实。如果审计师要求严格的话，他们完全可以认为巴林银行负债过多，这样巴林银行便可能失去聚积资金的机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对巴林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的比例就会严重失调，就会使巴林银行的借贷能力大受限制。 在那间没有窗户、空气稀薄有如地狱的房子里，我整整花了十个月的时间，才把那些股票清理完毕，那是我生平做过的最艰难的一件事。巴林银行的问题是它将一定的股票卖给投资者，又购入同样数额的股票来维持平衡。但是它所拿到的票证却与要买的票证不符。一九八九年股市下跌以来，当年认购了巴林银行股票的投资者却找出各种理由来拒绝付款。主要的几条有“类别不对”、“票面设计俗不可耐”、“证明文件有问题”等等。这些理由全都是事实。 在那十个月里，我每天都在堆成山的文件中开掘出一段短短的进山之路。我终于弄清了哪些银行与巴林银行有过业务往来，然后找出相应的票证和有关的证明文件。接着，我便四处奔走，向各家银行索取报酬。在去各家银行的路上，我都是步行的，手里提着装满各种票证的帆布包。如果有人抢劫我的话，他们很容易就可以拿到价值数百万英镑的票证，并且可以马上将它们兑换成现金，在印尼发行的票证全都是“不记名证券”，其作用如同普通支票。所以，不论流通到谁的手里，它们的价值都是一样的。我愿意的话，我真可以带着那些证券逃到南美去，如此，我这一辈子就可以不必工作了。 在到达雅加达之前，我在香港停留了一个月。尽管人人都说香港是个好地方，但是和雅加达比起来，我还是痛恨这座城市。在人人都爱去的“赛马”酒吧，我见过一帮自以为是的经纪人、银行家。这些人认为自己是上帝对全世界的馈赠。他们在酒吧里夸夸其谈、旁若无人。他们异常自负——自负得毫无道理。相比之下，雅加达太美妙了：这里没有那种以为自己生来就是为了统治这个世界、而其他人则应为他们卖命的前殖民主义者。这里的酒吧里只有玩弹子游戏、喝啤酒、安安心心过日子的印尼人。 最初，巴林银行曾告诫过我，离开饭店时一定要他们的司机蒂罗开着有空调的车来接我。这样，我便不会有在步行被打劫或被谋杀的危险了。但是，我却发现，在雅加达根本不存在这些危险。所以，我经常独自出去晃荡，就像我是在家乡沃特福一样。我常常在酒吧里玩一种叫做“胜者上”的弹子游戏，同那些和我一样技艺高超的当地人在凌晨三点时一决高下，同时也决不肯输给任何一个西方人。 在雅加达度过六个月后，巴林银行给我派了三名助手。起初我对此并不在意，但是当我走进我们的地下工作室时，却看到了一名美丽的金发女郎。她正瞪大眼睛看着小山似的票证，显然是太吃惊了。 “到底是派我们做什么来了，”她问，“难道是叫我们把它们都烧了吗？” “我已经处理了一半了，”我告诉她说，“你真该看看我刚来时的情景。” 她名叫丽莎·西姆斯，在肯特郡长大，这是她第一次到国外工作，我一向自信能很好地掩饰自己的感情，但是丽莎却真的让我惊奇不已。 到一九九○年圣诞节，我们已将巴林银行的收支差降低到一千万英镑。审计师们也认为，巴林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已不必受这些债务的影响。当时高达一亿英镑的负债记录也可以从电脑中删除了。克里斯托弗赫斯在获得同样成绩后无疑得到了一百万英镑的报酬，但我和丽莎并不在意。无论如何，我们的工作卓越有成效，我们俩已经在热恋之中。 一九九一年三月，我回到伦敦。从此，我被视作期货与期权结算方面的专家。我有耐心、有毅力、又善于逻辑推理，所以我相信自己终能解决任何问题。我一直低着头，我并不害怕别人向我提出一些最愚蠢的问题。但是，在巴林银行的伦敦总部里没有人敢提出愚蠢的问题，以免当众出丑。其实，在我看来，那些看似简单、愚蠢的问题恰恰是最难回答、最让人深感知识匮乏的问题。 一九九一年，我整整一年都在视察巴林银行在欧洲和远东的业务（差旅费自然由巴林银行支付）。我陪着银行负责发展的托尼·狄克作了一次环球旅行，四处寻找巴林银行发展的新机会。我们到过法兰克福，建议在这座城市里设立办事处，以便打入正在成长的欧洲市场。我们也到过香港和马尼拉。下半年，我们抵达新加坡。 那时，巴林银行已在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sIMEX）占有了一席之地，但是并没有开展多少业务，巴林银行新加坡分行拥有大约七十名员工，他们做着买卖在新加坡上市的股票、做市场调查、向客户提供资金管理服务、销售银行办公设备等工作，但他们不具备做期货交易的能力。如果有客户要求买卖期货或期权，他们都另找其他的交易员。这样，巴林银行便失去了一笔笔佣金。托尼·狄克和我便建议他们充分利用在SIMEX里的位置，并配备充足的人手，以便抓住良好的发展机会。 在雅加达获得成功后，总部便承诺说可以在海外给我安排一个适当的职位。在一月份和二月份，托尼·狄克和我一直在讨论新加坡分行的情况，于是我便提出说我愿意到新加坡去开展业务。托尼向詹姆士·巴克斯谈了这件事——詹姆士是巴林银行南亚区经理，他也听说过我在雅加达获得的成功。 三月，托尼·狄克终于回来告诉我说，董事会认为新加坡分行确实需要我，而且，如果我不去新加坡，那里的业务将无法开展。他们希望我能在新加坡分行成立期货与期权交易部门，并且让它营运起来。我将出任总经理、招聘交易员及后勤人员，也将赚到很多的钱。听到这个消息，丽莎和我都非常兴奋。十天后，我们举行了婚礼。 我有点无所适从。大家都坐在我身后，随意地交谈。喧闹声突然沉寂下来，我知道那一定是因为她已经到了，这时，我的表弟约翰看见门口有人给他打手势，便俯下身开始弹奏风琴。我几乎听不见音乐，只站在那里，与观礼者一起静静地等待。大约在丽莎走到教堂中间时，我再也忍不住了。我转过头，看见她正和亚历克一起走过来。她似乎不是在走路，而是轻轻地向我飘过来，她挽着亚历克的胳膊，双眼正视着前方。我几乎晕厥——丽莎太美了，我没有仔细观察她的礼服，我只是觉得它是一件象牙色的丝质华服，像一大片白云，拖着她缓缓向前飘动。她离我越来越近了。我觉得仿佛有一个力场正向我靠近，将我一点点向后推动，我完全停止了呼吸，血液从大脑流出时，我才本能地做了个深呼吸。 丽莎在我身旁站住，透过她的面纱，我们四目相对。我们俩都微微有些受惊。对她的爱太深，所以我几乎不敢冲她笑一笑。她显得那么美，又有些苍白虚弱，就像一个磁娃娃似的。这时，和煦的阳光从我身后的窗户射进来，照在丽莎的脸上，她向我微微一笑，我看到了她红润的双颊。穿着象牙色礼服的丽莎手持一束颜色鲜艳的鸯尾花，头上也插着不少鸯尾花。我想，用红、黄等鲜亮的颜色来与其婚纱柔和的象牙白搭配，是丽莎的一贯风格。站在她身后是她的伴娘：她的妹妹娜廷我的妹妹沙莉以及瑞淇、妮娜（后面两位的年纪小一些）。她们都穿着饰有白色花边的绿色天鹅绒上衣和格呢裙装。 我们面对牧师。我全神贯注地看着丽莎，所以我没有听见他致欢迎辞，也不知道第一首赞美诗什么时候响了起来。因为正是封斋期，我们不能用鲜花来装点教堂，唱诗班的席位也空着。但是，早春的阳光照耀着丽莎，她手中和发束中散发出来的花香溢满了整个教堂。 尔后，我们走出那小小的教堂，来到它那并不太高的诺曼塔边，和圣爱德蒙德王、殉道者们站在一起。风吹动女宾们的帽子，差点刮走亚历克的礼帽，大家都畅快地笑着，同时用手按住帽子，又扯住裙子，不让它被风吹起来，在给我们拍照的约翰打开他的不锈钢相机套（该相机套上有用来存放镜头的小孔），然后对准了我们，他在小孔中放了一些加伏特加酒的橘子果冻。 彩纸像云彩一样洒在我和丽莎的脸上。我看珀琪把她手提包中的彩纸发给每个人，同时高兴地笑着、叫着。最后，我们沿着砾石路走出教堂，经过墓地，到了一棵栗子树下。栗子树刚刚开了花，白色的花朵像一个个锥形冰淇淋，在绿色的树叶之中随风起舞。我们停下脚步，又拍了一些照片，然后便坐上那辆老劳斯莱斯。这是辆非常豪华的轿车，后座用皮革制成，十分舒适。我和丽莎面朝车后玻璃窗坐着，看人们兴高采烈地向我们挥手，看他们用手抓住帽子，看他们点燃香烟，看他们将婚礼上用的纸塞进手提包，看他们四下拍照，看他们跟着车跑上几步。最后，我们驶上马路，将他们留在了后面。司机是个大个子，胡子雪白，他说话很有海明威的风格。 “恭喜你们。”他说。之后，他再没说一句话。 我和丽莎看着对方，两只左手握在了一起，于是，两只新结婚戒指便在一起闪烁光芒。 “嗨！李森夫人！” “嗨！感觉如何？”她笑道。 “到乡下兜风是个不错的结婚旅行方式。” 我俯身去吻她。我担心会碰坏她那精心梳理的头发。但是，接触到她的双唇时，我闻到了她头上的花香——那种感觉实在太美妙，可以令人忘却一切。 “亚历克先来！”我们站在一起准备照相时，约翰叔叔大声说。大家都乐了。我看见女孩们搓着手，想让自己暖和一些。 丽莎和大家一起开心地笑着。穿着薄薄的结婚礼服的她显得那么从容自在。女士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我真是大惑不解。这和男士们穿礼服不同，因为我们总是穿着这种衣服，参加一个又一个的婚礼；而新娘们结婚礼服一生只能穿一次。尽管它隆重得像参加舞会时穿的晚礼服，但新娘们穿着它，却总是非常自在。 经过草坪，我们走进附近的一家修建于乔治时代的饭店，来到舞厅。我原来想，一定要记住新婚之日的每一件事情，可是，整个下午和晚上的事情都变得模糊不清。我发现那是因为教堂里的仪式在我脑海中不断浮现，挥之不去的缘故。即使是在和别人谈话时，我也在下意识地回想起教堂里的情景：我和丽莎肩并肩站在一起，度过了我们此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我深爱参加婚礼的每个人，但我最钟爱丽莎。经过当众宣誓，我们俩从此确立了一个秘密而特殊的联系。这种联系旁人无法破除也无法理解。 亚历克与珀琪是世界上最好的主人。在我们的婚礼上，他们的招待非常周到，非常出色。 “我是有失去女儿的感觉，”亚历克在致辞时承认，“但是，我也为她高兴，至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白马王子。”接着，他宣布了我和丽莎将去新加坡住上“半年到两年”的消息。大家都安静了下来。我环顾四周，逐一看看我的亲人和好友们。我和丽莎会想念他们的。我们会回来的，但是我们彼此要分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我站起来致辞。可是刚刚开头，说了句“我和我妻子，”大家便拍起手来。丽莎确实对人们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致辞完毕之后，亚历克的朋友约翰走到乐器旁边，弹唱起《电话诉衷肠》。我和丽莎滑入舞池时，大家都跟着唱了起来。 两曲下来，舞池里已挤满了人。我们一直跳到了凌晨。 唯一的一个意外事件发生在艾力克张身上。他是我在巴林银行的同事，同时是我们的一个朋友的丈夫。 “今天过得高兴吗？”丽莎问他。 “比我自己结婚时还高兴。”他说。 他的话一字不差地传到他妻子索尼亚的耳朵里。索尼亚是个身材庞大的女子。听见丈夫的话后，她冲着他跑过来，并假装要挥拳揍他。不幸的是她没有把握好距离，结果她丈夫的脸上挨了重重的一拳。他“轰”地一声倒了下去。后来，由两个人架着他，才把他弄到房间里去了。 第二天，我们驾车到维克多利亚，搭上了去威尼斯的东方快车。在威尼斯的西普里安尼饭店住了三天。在威尼斯，我们每天都愉快地徜徉在它的各条街巷、大小广场，欣赏那粉红色的房子与高耸的教堂。我们把硬币投进图片彩灯，看那或蓝或红的招贴广告画突然亮起来。我们在圣马克广场喝酒。然后在三月料峭的寒风中拥抱对方，等饭店的汽艇将我们从水路送回去。一周后，我们脱下冬装，飞往新加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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