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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莎，”我小声说，“买份报纸。我无法看这则消息，巴林破产了。” 丽莎拿起报纸开始看那篇文章，文章提到了一个失踪的交易员。我看了看远处的旅馆，我们处于一片空旷地带，正是婆罗洲北海岸的中部。我们被困住了。如何才能离开这里？丽莎走向收款台，要刷卡付报纸和饼干钱。 “付现金。”我说，“不要在任何地方签名。” “谢谢。”商店售货员甜甜地笑了。 我们俩跌跌撞撞地走出商店，返回旅馆。丽莎坐在床沿上读那篇文章。我撕开饼干盒开始嚼饼干，后来又去了浴室洗澡。我无法自己看那份报纸。丽莎把那篇文章读了三遍，当我们互相注视时，我觉得她仿佛在盯着一个陌生人。 “那个失踪的交易员就是你吧？”她问我。 “是的，这就是我一直想要告诉你的。我把他们的钱弄亏了。我根本不知道情况会这么糟。”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给母亲打个电话。”丽莎说，“她会告诉我们现在情况如何。” 我无法忍受听她们的谈话，因此我泡在浴缸里，集中精神放松自己。每次我闭上眼睛时，周围的世界就如同倒置一般。 “我们都很好，母亲。”我听见丽莎说，“我们会尽量回家去。我最好不告诉你我们在哪儿，这样别人间时你也不必撒谎。” 当母亲告诉她那边的情况时，丽莎沉默不语，令我惊讶的是，丽莎开始大笑起来。 “他没有！”她边笑边说，“上帝在帮助我们。” 然后，又是长时间的沉默。 “好吧，母亲。”丽莎定了定神说，“可能时我们再给你打电话，但我现在得走了，我们爱您。” 丽莎走进浴室坐到地板上。 “下议院正在为此事争论。”她说，“财政大臣把你叫做‘痞子交易员’，彼得·巴林的话会上了报纸，他说这是一个阴谋。 巴林银行破产了，总损失六亿多英镑。” 我伸手在浴缸底找肥皂，我很生气，因为旅馆里的肥皂总是这么校“母亲还说我们早已取代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成了报界的头条新闻。人人都在找我们，全亚洲都在找，一些人认为我们正乘坐你的快艇在印尼附近游动。” 我很快明白了这些。除了有关快艇的说法外，报界一点儿也没有开玩笑。 “什么事那么可笑？刚才你笑什么？” “我母亲给你父亲打电话想知道他怎么样。他们俩正通话时有人敲你父亲的门，他回答说门开着，后来我母亲在电话里听见一阵嘈杂，他大叫‘滚出去’，然后是一阵静寂，你父亲把《每日镜报》的一名摄影师赶了出去，把他推倒在门前的台阶上。” “我们就需要这些，”我说，“我把巴林银行弄得破产，我父亲把那个家伙打倒在地。” 我环顾四周，浴室里没有窗户，只有雪白的磁砖和浴帘，是一个大概有六平方英尺大的小房间。我走出浴室，和丽莎一道坐在床上。 “我给丹尼打个电话看看新加坡现在情况怎么样。” 我给FTC打电话找到丹尼。那正是星期一下午，市场已经垮掉了。日经期货开盘是八百八十点，收盘是一万六千九百六十点处六百四十五点。而得知我的空头合约后，JGB期货又爬升了五十点，因为大家都知道巴林银行想要清帐就得买合同。我实在算不出我的合约损失了多少钱，但假如星期五他们仍没卖掉任何合约，那损失数目就会加倍。我不能想这件事——去他的吧，银行破产，我也负担累累。 “嘿！” “尼克！你他妈的在哪儿？” “马来西亚。” “听着，我们不能多说，不然别人会发现的。听我说，情况对你来说不能再糟了。这里全是你的敌人，赶紧离开亚洲，回偷敦或去澳大利亚。如果他们在这里抓住你们，你俩会被打死的。” “我们将尽力离开。” “sIMEX已经勒令巴林银行退出。乔治·塞欧破口大骂，大家都对你恨之入骨了。给自己找个好律师，不管在哪儿都赶紧走。” “一有机会我再给你打电话。” “听着，尼克，”丹尼又说，“祝你好运，伙计。需要我时就来电话，任何时候都行。” 我放下电话，这是我们与外界聊系的生命线。但是，仅管它给了我们一些安慰，它也可能带来麻烦。或许警察会顺藤摸瓜，追到这个房间来，我担心是已有人窃听丹尼的电话，也担心是否丹尼身边正坐着一位侦探，让他尽量和我多说话以便能够查我在哪儿。 我和丽莎看着窗外摇曳的棕榈树和远处的大海。遥远的地方是开阔的地平线，我们得找条路离开这儿，这不应太困难。我们可以乘船逃走。我们在旅馆绿卡上签了名字和地址，因为我确信他们现在正查询所有的客人，激动地翻着我们那张卡给警方打电话。 我努力想像着我们在地图上的方位，波尼欧的北岸，这个北方十分偏远，与外界隔离，我们可以跑进森林里，躲到河流上游的部落人中或者可以去汶莱，否则就得去吉隆坡或新加坡。去吉隆坡简直是个愚蠢透顶的想法，因为我们会被抓住——而且那儿离新加坡也太近。 丽莎拿起话筒给旅行社打电话。 “我们想要订去伦敦的机票。”她说，“越早越好，哪个航线都行。” 已经没什么可做的了。离最近的国家就是印尼了，但那儿没什么交通工具。雅加达也许更理想，因为我可以给一些老朋友打电话并做些准备。但是离开可达金乃巴罗的唯一的国际航班却是去新加坡或汶莱。 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二上午八点有一趟航班去汶莱。航班已满座了，但对方说也许会有人退票，我们最好第二天上午去机场等退票。 我们仍保留了这个房间并要求服务员送晚饭来。我们不敢出去，担心其他客人会认出我们，我们处境艰难，躺在床上互相抚慰。我尽力把自己埋在丽莎的双臂中，觉得只有跟她在一起我才安全。我害怕与她分离，和她在一起我们才会平安。 也许警方正通缉我们，但是她已经办妥了一些事。假如我们被迫分离，而我又被关入亚洲监狱中——我无法想像这种事。 我们星期二上午起得很早，静静地收拾着行李，心里都明白必须尽可能的快点离开这儿。两个人都不愿开口。在服务台，我用现金支付清了一切支出，看着服务小姐把我预先支付的美国信用卡单撕碎了。 “现在的诈骗案太多了。”她说，“你不得不加倍小心。” 然后我们离开饭店，乘一辆去机场的计程车到汶莱皇家旅行社和马来西亚航空处。两边到汶莱的航班都仍旧客满。那时正值假期，大家都想回来与家人团聚。柜台前买票的人排起了长队，如果有谁给我张票，我愿意付给他三千英镑，我肯定马克格林会这么做——然后离开，但我却没这个胆量。 “我们再我家饭店住下吧。”丽莎说，“我们总不能待在这儿吧。” 我们乘计程车来到凯悦饭店，用丽莎的乳名西姆斯登记住宿，用现金付帐。我们在房间里待不住，决定去小镇另一边的汶莱皇家旅行社订票处看看。 “走过去吧。”我提议说，“今天的班机错过了，我们有的是时间。” 我们顶着烈日穿梭在这个小镇中，想到马来西亚及亚洲的每个警察都在找我，我心里有些异样。我应该快一点儿，跑到某个地方去，或者开车冲过边界。我被困住了，什么事也没法做。对于当地的马来西亚人来说，我们看起来和任何一对幸福的西方年轻夫妇一样：妻子一头金发、皮肤晒得挺黑、身材修长，丈夫开始发福、身穿短裤、头戴棒球帽。他们对我们这样的人早习已为常了——一对十分普通的度假者，我们走在路边的树荫下，汽车、摩托车飞驰而过，尘土满天。几条狗躺在人行道上晒太阳。这种狗在马来西亚到处可见，但在新加坡却没有。新加坡的街上没有野狗，也没有其他杂狗，但在马来西亚这样的野狗很多，它们的尾巴卷曲在背上，毛色黑、褐混杂，四处流浪，我们走在大街上，我体味着市井生活：出售大米和罐装食品的商店，有可口可乐和“虎”牌啤酒标志及白色塑胶椅的酒吧，卖T恤衫和棒球帽的小摊。这是个很脏的小镇，有人在向为数不多的游客兜售纪念品或提供整个亚洲到处可见到的鸡肉、术饭和“虎”牌啤酒。生活在这里很廉价但也很自由。 “你们有去伦敦的航班吗？”丽莎问。 一位小姐手指在键盘上敲了几下，这种声音我最后一次听到是我让林达核对八八八八八平衡单时。我握紧了拳头，有些尴尬。因为指甲全让我咬得只剩下粉红色的手指头了。 “今天晚上有一趟去伦敦的航班。”她说。 我的精神一下子清醒了许多。我们要回家了。我们将登上飞机回家。任何事也挡不住我们。 “我们能买两张票吗？” “这趟班机从汶莱起飞。”她说，“但今天已没有飞机从这里去汶莱了。今天早上有一班。” “去欧洲其他地方的班机呢？”丽莎平静地问。 “明天有去法兰克福的班机，”姑娘说，“途经汶莱、曼谷和阿布扎比。” 我用胳膊碰了一下丽莎，说：“我们就乘那个航班。一张单程机票多少钱？” “一千五百，在汶莱转机得等八个小时。” “我们能预订这个班次吗？我们得回饭店换些钱。” 走出有空调的汶莱皇家旅行社，街上正是热烘烘的时候。 “你还想步行吗？” “为什么不呢？我们的时间多得是。” “我们最好也去看一下去拉布湾的渡轮。”我说。 “这可不是个好主意。”丽莎道，“那样到汶菜太晚，我们就赶不上晚上的航班回伦敦了。” “不，但是也许他们不会大仔细地查看护照。” “但如果他们仔细看的话，也许会扣留我们做人质或其他什么，谁也想不到在印尼中途的船上会发生什么事。” 小码头上没有什么生活气息。几盒干鱼堆在旁边，一群苍蝇落在上边，有个男人身穿脏的背心坐在船舱里翻一本色情杂志。 “去拉布湾的船几点开？” “上午八点一趟，下午一点一趟。”他几乎头也没抬。 “要几个小时才能到汶莱？” “四个小时。” 我们沿着干木板往回走；我停下来，摸了摸布满盐巴的木板。我是世界通缉的要犯，现在被困在通往拉布湾的慢船和往文莱、转机要等八个小时的航班之间。 “我们一定要搭乘明天上午的汶莱航班，”我们俩走回饭店把美元换成了当地货币，又返回了汶莱皇家旅行社。小姐点清了钱把各种条目输入电脑。她拿出机票时，我发现她把“LEEsON”拼成了“LEssON”。 “对不起，”她笑着说，“我知道了正确拼法，不过这个错误不碍事。” 我把机票放进短裤口袋里和丽莎走出旅行社。假如上了飞机有人查旅客名单的话，这个拼写错误也许还真能帮上忙一一电脑读不出来。 航班第二天上午出发，我们便消磨时间。再次返回饭店时已是第四次穿过小镇了。我们坐在一个有凉亭的花园里，那儿有个经过高度氯化物处理的游泳池，交通车辆的喧闹被隔离在花园之外。我们各自尽力集中精神读自己的书。我又被书中的汤姆·克兰士吸引住了，把每页都重读了一遍，忘了身处何地。丽莎也很专心地看那本《暴露》，还不时地翻着书页。 “我饿了。”我说，“我想买个小面包，你要吗？” “谢谢。”她说。 我走到门厅外的小商店里买了两个小面包。柜台上也卖《婆罗洲邮报》，但我不希望看见自己成为报纸上头条消息——不过事实的确是这样，上面写着“尼克·李森，巴林银行新加坡期货公司总经理失踪了……”幸运的是报上没刊登照片。 “我还是饿。”我说，坐也坐不住，“你想散步吗？” 我们又沿着可达金乃巴罗的街道走了出去。这次我们消磨时间的方法是沿着小镇的海岸线走下去。崎岖的海滩上布满了废弃物。我们发现有一个市场，便走近了那些摊位，看了看出售的干鱼头，又笑着对卖榴莲水果的老妇人说：“不买，谢谢。”她想让我们买些水果，但那种味道很不好闻，而且饭店里不许客人带进这种东西。后来在另一个摊位上，我们为了买、些芒果和摊贩讨价还价。嚼着这种水果，我们沿着那条路往下走去，把籽丢在路边的垃圾堆里，又抄近路走上一片看起来很廉价的临时酒吧，也许只有船开来才会有人光顾。天黑下来了，时间也近五点了。汽车前灯的亮光刺穿飞扬的尘上令我们想到这里的空气很脏，不过在阳光下看起来好一些。在一家购物大厦旁边我们发现了一处麦当劳速食店，便要了一杯咖啡。 面对食物，我们谁也不想吃。后来又往下走，过了一些被垃圾围绕的窝棚房屋，看见许多鸡、猫、狗、老鼠在一堆可可皮里乱窜。一群群小孩挤在敞开的门口盯着我们看。 “该回去了。”我说，“今天不错，现在已经七点了。” 我们穿过黑暗而且污浊的空气返回凯悦饭店。我算是活动好了腿脚。 那天晚上我们相拥入睡，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抓起来，只觉得警察随时会出现在门口，觉得从现在起到飞机旅行结束前我肯定会被逮捕。我考虑了各种可能性：我们在吉隆坡留下了痕迹、我甚至从饭店里给巴林银行发了传真。警方知道我们在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很小，只有一个国际机场，那就是吉隆坡机场，有几次航班从可达金乃巴罗飞往汶莱或新加坡，在这儿设立防线并不难。所有海关人员都在留意“LEESON（李森）”一词，我们肯定会落网，从上星期五以来，他们调动所有移民点行动起来。我紧闭双眼，躺在床上。已是凌晨三点了，我尽量把呼吸放慢，想和丽莎呼吸的节奏协调起来。我不知道她是否是睡着了还是像我一样装睡，害怕弄醒对方。我没有和她低语，怕万一她真睡了弄醒她。我躺在那里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想弄清楚她是否真的睡着了。 我尽力想像着伦敦那边正在发生什么事，而且巴林银行的破产又真正意味什么。我不知道罗恩·贝克尔和彼得·诺里斯正忙些什么，而西蒙·琼斯是否又给自己找了一个好藉口呢？我记起来星期五是分红日，却不清楚那天是否分了红利。世界各地的人都在找我，当我和丽莎躺在房间里时，成批的亚洲警察在四下搜寻我们的下落，他们肯定正查记录以及饭店帐单和飞机票船票。他们就和当初的查帐人员一样，但他们最终会找到我的。我也许真的隐瞒了一些数字，但却隐瞒不了自己。 他们追不到这家饭店，因为我们付的是现金，不过也许他们可以在香格里拉饭店拿到那张绿色登记卡，也可以从汶莱皇家旅行社把机票拿走。他们一定知道我计划什么时候走，并做好准备在机场找我，但目前我和丽莎躺在这里却很安全，我紧闭双眼想把整个世界拒之门外。但我也明白只要自己一行动就会被逮捕。 看见丽莎正在穿一条厚牛仔裤，我问她：“你穿这个干什么？” “法兰克福一定很冷。”她说，“现在是二月，那儿肯定会结冰。” “别冒这个险了。”我穿上短裤和T恤衫说。 在机场，我们递上机票便拿到了登机卡。我们的行李也全部直接空运到法兰克福。我看着行李顺着传送带消失在远处，心里生起了羡慕之意，它们的旅行真简便；顺着传送带进去，被人拿起来又放下，也许会被人乱扔，但总会顺利到达法兰克福。旁边一个门是通往新加坡航班飞机的通道人口，那边有许多开心的西方人，也许他们是银行家和交易员，或许有些人会认出我来。我背过身去慢慢走近了海关办公室，我担心在这里被人抓祝护照检查官员穿了一身褐色制服，两边是黄色肩章，衬衫口袋上有一个徽章。看着他给队伍前面的人护照上盖章，我觉得他会发现我。他会看见桌上护照里的名字和照片，把名字记下来，认为自己抓到了一条大鱼。当地人会为他欢呼，或许他会得到奖金，至少他的妻子会很高兴，并觉得自豪。丽莎走在我前面，那位官员给她的护照盖上章，一眼也没多看。我把护照递给他。他看了我一眼，我害怕极了，甚至还倒退了一步。他只要再看我一眼就有可能逮捕我。他会怎么做呢？打口哨还是按一下桌子下面的电钮？但最后他给我的护照盖上章又随手合上递给了我。我走调——光线机边时，丽莎也在那里，我觉得轻飘飘的。 “上帝呀！我希望我们坐船走，”我说，“也许那样我可以跳下甲板游回去。” “有了鲨鱼怎么办？” “我们可以扔给它一些汉堡，”我笑着说，“但我现在得转机，看来逃不出这里了。” “一切会好的。”丽莎也笑了。 我们排队登上了小型飞机，直到舱门关闭我才承认我们真的要离开马来西亚了。飞机发动了，直冲云霄，我往下看，发现了一队渔船分散在下面的海水上。刚开始的那会儿，我还可以看见海上一大片地方，在早晨阳光下像洒了一层碎银片一样泛着光，但后来飞机上行、周围只剩下云了。 汶莱机场播放的每家电视台都在讨论巴林银行的破产。 我、罗恩·贝克尔、彼得·诺里斯、彼得·巴林的照片不时地出现。最重要的是：我，那个“痞子交易员”，自从上星期四出现之后便失踪了，人们只知道“他”飞往吉隆坡。我坐在转机室里的一个角落听着记者们对着麦克风评论这件事，并对最新局势加以分析。我把头埋进一份报纸，避免被人发现。坐在那儿又回想了一下，觉得警察并没有查到香格里拉饭店。尽管当时付帐填了一张绿色卡片，但并未输入任何人的电脑。 “丽莎。”我小声说，“那个家伙正盯着我。” “不，他没看你。” “不，他在看我。” “那是因为你戴了一顶棒球帽，他正在看帽子上的字呢。” “我们要在这儿待八个小时吧？” “对呀。” “那可不可以登记一间房子，那样我们可以去里面躲一躲。” 丽莎起身去看这里有没有短时休息室。过了一会儿，她拿回一个钥匙。 “房间在这边儿。” 我们沿着水泥台阶往下走，进了一间四方小屋。里面有一张双人床、一个浴室，没有窗户，没有电视，也没有电话。昨天我们还在远方的可达金乃已罗走动，今天就到这里来了。虽说这不是伦敦或巴黎，但至少是逃脱了，我也自由了。昨天还可以在那条满是大小车辆的破马路上选择往左走还是往右走，选择是否买榴莲水果，我可以对卖水果的妇人笑着说：“不要。”也可以买一些，但现在还得待在这个地下室里。我们从可达金乃巴罗的海关——出来，就进入了一个官方系统。我知道自己会被挡住去路，我和丽莎会分开。 丽莎和我一起躺在床上，禁不住哭了。她没有向我提任何问题，只是在我怀里抽泣着，我也和她一起哭了。我紧紧地抱着她。知道我们一起生活的日子快过去了。当时交易大厅里所有的疯狂看起来那么不真实，现在却要毁掉我拥有的现实了，这个现实就是我和丽莎的爱。我对巴林银行的破产根本不在乎，也不想再在八八八八八错误帐户上去弥补什么，我也不关心布伦达转帐给我的那些钱，也不在乎西蒙·琼斯帮我隐瞒了那七十六亿八千万日元损失。他们可以把那些从我身边带走，夺走我所有的钱，但当他们要带走丽莎时，我吓得要命。 “我们本来应该坐船走，”我哭着说，“船上没有CNN电视，也不会有成堆的报纸，那样也许可以使我自由。” “不，他们没有跟到这里来，”丽莎说，“没有理由相信他们会跟踪到这儿。” “但我们却得在这儿等上八个小时，那正好是一个工作日。这次航班在法兰克福着陆时已经是星期四了。” “听我说，我们必须离开亚洲，”丽莎说，“如果当初坐船走，我们早就被困在印尼的什么地方了。我们要是在那儿被人抓住了，上帝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你能去买些饼干吗？”我对丽莎说，“再看一下报纸上说了些什么？” 丽莎带回来一份《先驱论坛报》。我的照片刊登在头版。我没办法看那些文章，只看了一下“尼克·李森”和“六亿英镑的损失”。我想给别人打个电话看看外边又发生了什么事。我突然有一个疯狂的念头，要给布伦达·格伦哥打个电话，让她再转帐一些资金，我也想再嚼一些口香糖。我不能再让丽莎出去了，如果我们去不了法兰克福或伦敦，如果我们被拆散了，我就一定得习惯不能随时拿起电话，不能随时吃糖。 几个小时之后，丽莎出去看飞往法兰克福的航班表。她发现外边并没有什么特殊安全措施，没有警察检查护照，只有一些空姐值班。最后一次登机广播后，她叫我上去。 “好吧，我想我们能上飞机了。” 我们离开了那个房间，把登机卡给空姐看，但她几乎没怎么看。我们走过通道便登上了飞机：走出地下室又进入了另一个细长又满是座位的“管道”。我们挤进机舱后部，我坐在靠近窗户的位置上。飞机上每个人都在看报，每份报纸上都印有我的照片。 “要报纸吗？先生。” “不，谢谢。”我支吾着说，一边把脸转过去，又把棒球帽拉低了。 “把帽子拿开，”丽莎小声说，“说话也要平静些，你这样子像手指头受伤一样，太突出了！” 我把毯子拉过来，盖到脸上，侧身而坐，几乎半身伏在毯子下。飞机抵达曼谷时，我们又排队走出飞机去转机室。我一屁股坐在大厅的角落里一直等到登机通知广播。我不会再去曼谷的希尔顿饭店，因为警察会把我抓走。我们最先回到飞机上，也没发现有警察跟过来。后来，其他乘客也陆续回来，一手拿着登机卡一边沿着通道寻找座位。飞机一声轰鸣冲上天空，丽莎用力捏了一下我的手。我们终于离开曼谷，离开亚洲了。 “只剩下一关了。” “对呀，但那儿是阿布德哈贝，他们是不是把犯人的手砍掉呢？” “不，别说傻话。”丽莎说，“他们会用石头把犯人砸死。” 我们尽力地想入睡，不再说话了。我太疲倦了，也害怕告诉丽莎我到底干了些什么，她也从没问起我。我记得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坐飞机是从伦敦返回新加坡的那次。 “回来很高兴吧？”丽莎问我，“我们终于又到这里。” 在阿布德哈贝我们又得下飞机，不知道当时是几点了。我们往西飞行了十个小时，现在应是子夜时分了。我们脸色苍白神情疲倦。我们先在阿布德哈贝的免税商店转了一会儿，又喝了一杯水。阿拉伯文的报纸可能也连篇报导了巴林银行的事，但我看不懂，而且。最庆幸的是，报纸上没有照片。有一份《先驱论坛报》也是旧的，和汶莱的那期一样。广播通知我们的航班既将起飞时，另一个通道的新加坡航空公司的航班也要飞回新加坡了。 “丽莎，你看！”我叫道。 “新加坡航空公司。” “可能飞机上满是巴林银行的人，他们正去新加坡调查这事呢！” 我们又退回来，在候机室最偏的地方等着，直到最后一次登机通知才出去。我们迅速挤过那些排队登机的人返回飞机。 当飞机最后一次飞起穿过夜空奔向法兰克福时，我仍然不清楚我们坐上这次航班是幸运还是不幸。 “他们会在法兰克福抓到我们吗？”我低声问丽莎说。 “也许会的——也许他们会把我们一下送回伦敦去。” “他们不会直接把我们送回新加坡吧？” “不会，这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我们是否要在法兰克福找个律师？或者该不该让一位律师在希思罗机场等我们呢？” “不，不用了，如果我们真能走那么远，那就让爸妈来接我们，他们可以把事情全办好。” “警方一定知道我们在这次航班上。”我说，“他们已经忙了一天，也知道咱们在马来西亚，他们会把所有飞出马来西亚的航班都检查一遍。” “也许那个姓名拼写错误救了我们一命。” “飞机仍旧在黑暗中飞行，丽莎睡着了，她的头发垂在我肩头。我醒着，想借着灯光再看看那本书。我是整个飞机上唯一醒着的乘客，我小心翼翼地在夜空中穿行。全世界的人都在找我，只有我一人知道巴林银行破产的秘密，我坐在43A号座位上，没人注意，也没人知晓。也许只有远方无声的电脑知道这件事了，此刻它们可能正静静地筛选所有乘飞机离开马来西亚的人及他们的目的地。 “像往常一样，本次航班在早晨的这个钟点到达目的地，下了飞机后会立即检查各位的护照。”机长宣布了这个通知。 飞机降落时天气阴沉沉的，外面看起来冷得能结冰。丽莎穿着她的厚牛仔裤挺暖和的，我把毯子盖在腿上。自从离开之后，我们一直待在很小的飞机上，现在就要被人抓起来了。我突然想起来我曾坐飞机来法兰克福看一场足球比赛，当时曾在机场通道里见过贴在墙上的罪犯照片。机场是灰色的，效率很高，他们将审问我。 “我爱你，丽莎。”我说，“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我都爱你！” 我不知道此后再次相逢我们会说些什么。 “你要坚强一些。”她说。 我们等着最后下飞机，但总会有人来清理座位，我们不得不出去了，沿着阶梯往下走我们身后还有十几个人，丽莎走在前面。警察穿着一身绿色西装，背后挎着枪。他看了看丽莎的护照又看看她，让她站在一边，我抬头一看，机场巴士已挤满了乘客，他们白色的面孔全都紧贴在窗户上看着警察。我当时真想一下子把汽车翻过去，像一艘船那样把它翻了，但我听见警察对丽莎说：“你丈夫在哪儿？” 我走上前去说： “我是她丈夫。” 我们被带上一辆绿色警车，身后的车门关闭，至少我们可以离开其他乘客的视线了。我穿着短裤冻得发抖，抱成一团取暖。后来，我们在一问房子里等着，喝了一杯咖啡，看着他们翻我们的行李，一名警察抽出一件T恤衫，上面印有一幅图案，是一九六六年世界杯上在吉欧夫·赫斯特和德国队比赛时进球的一张照片，比分牌上显示出二比二。 “踢得不错。”我对他说。 “什么？”他问。 “吉欧夫·赫斯特。”我点了点头，他太年轻了，这个笑话他听不懂。 我被带到楼下去拍了一张罪犯用的照片，又被带到边境警察那里。直到那时，一切都很放松。我猜想他们是在电脑上发现了我们的去向，便安排黎明时分悄悄把我抓了起来。我已不在乎他们把我带到哪里去。听到一阵吵闹声，我才意识到我们走得很快，穿过一个走廊时，我发现里边有一群摄影记者，他们争着看我，并抢着拍照。闪光灯一晃一晃，我听见有人在大声喝着，就像是在交易大厅里一样。我真想说：“二百五十点再买一百份！二百五十点买一百股。”然后再朝他们打手势，但他们根本不会理这个玩笑，而且那样照片也一定拍得很糟。 “有什么想法？你有任何感想吗？”一个美国人大声叫道，他的声音像是哀鸣，那尖叫声盖过了那一片吵嚷声。 我本来想让他滚蛋，或猛地冲上去朝他打一巴掌，但我突然意识到我父亲就是这么做的，我现在明白他为什么那样对待那位摄影记者了。 很显然，丽莎并非迫捕目标，我才是。我们给英国领事打了个电话，他便带着一些律师来见我们。 “我现在无法推荐某一位律师。”他对我说，并用手指着一个名字，“但有些律师的确比其他律师们强很多。” 因此，我给金斯里奈·布里打通了电话。 那位英国领事出去到机场旁边给我们买了一些麦当劳的食品，算是午饭，这样一阵大乱方才稍有平息。整整一天，我们都待在机场警察的会面室里，没有见到任何阳光。我们挑选了一位德国律师，他身穿一套绿色毛质西装来见我，他名叫阿伯哈侍·凯普夫，另外我们还请了一位英国律师，他答应尽快来见我们。我清楚自己的被捕是德方执行新加坡政府发出的命令，是不可能保释的。后来，我们收到二十多份来自英国报纸的传真，他们要购买我故事的出版权。 下午三点，气象有了变化。话题不再是关于我，而是转向如何让丽莎出去。警方告诉我们，为了能获得丽莎的消息，新闻界早已预订了从法兰克福飞出的各次航班的机票。我们又和丽莎的父母通了电话，知道他们也被新闻界包围了，他们还说《每日镜报》给他们提供私人飞机来接丽莎，作为购买版权的一部份价钱。考虑到外面成群的记者们，我们便同意只和一家报纸合作，让丽莎安然返家。 晚上八点我们才突然意识到已经没什么话可说了。丽莎即将回家，离开我，我得一直留在警方拘留所里，直到新加坡方面传来指控书。 “还有什么事呢？”丽莎问我。 “我认为你得快点儿走。”我说。 我们站起来拥抱在一起。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全完了！ 她要走了，而我得留下来。 “我爱你。她说。 “我也爱你。” 说完话，我便被警察带出了会见室。我知道我得一个人待好长时间，我不能哭，我没有了可以依赖的肩膀，周围每个人都开始说德语，我在一个秘密电梯上被送到一辆警车里，绕远路驶入美国空军基地。我们穿过隔离区走上机动车道时，我只看见一抹昏暗的霓虹灯一晃而过，此外什么也没看见。我是紧紧地抓着我的小袋子，里面有牙刷、牙膏、洗发精、毛衣，还有我的那本小说。从上午六点到晚上八点。我在法兰克福被捕已一天了，我在飞机上无法入睡，也不清楚新加坡这时几点了。由于车内有空调，丽莎离去时我也哭过，此时我的眼睛酸痛。从警察口中我得知我们正在驶向汉姆斯格兹监狱。 警车抵达监狱时，有人递给我一个纸盒，里面有面包和果酱，这是让我用来做早餐的。后来，我被送入一间冰冷的小屋。 从穿过的可达金乃巴罗的x——光射线机时起我便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只有门锁、X光射线机，不能随便出入，也没有新鲜空气，没有选择的权利，要想再像前两天那样在自由市场上讨价还价买水果就得是好长时间之后的事了。 我坐在牢房的床上，周围没什么东西可看；一张小桌子漆成了黑色，一把褪色的木椅子，一些衣架，窗户上有玻璃，看上去挺厚，有铁丝绕在窗外，大门上有一个小孔，我不知道丽莎在哪里，也不知道日经的市场如何，这两件事都曾多么牵动我的心神。分手后我再也没有靠近过电话。我不清楚谁会来看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探视权，报纸上说些什么我就更不清楚了。 坐在这间冷冷清清无人间津的小屋里，我从袋子里拿T恤衫站起身来。这是我们俩坐在凯悦饭店门前的游泳池边时丽莎穿的那件衣服，我把它拿在手里举到面前，深深地呼吸，依稀可以闻到丽莎身上的味道，那是一股新鲜的绿苹果的味道。我又返回床边，把头埋进T恤衫里重温丽莎的气息，这是她留给我的唯一了。 我努力回忆丽莎的模样，但令我害怕的是，我只能记起她的一些零碎印象而不是全貌了。我能记起她的双眼也能想像出她的头发、她的声音、或者说我认为是她的声音。但我想不起她穿什么衣服了——不知道她此刻穿着什么衣服。我不知道她在做什么、和谁在一起。我希望她和父母在一起，但又说不准，也许她早飞往希思罗机场了。我能想起来她的鼻子、嘴、她的唇以及她的牙齿，我尽力口味最后一次接吻，回忆当时的感觉，回忆最后一次做爱以及当时的感觉，我也努力回忆最后一次一起进餐。更重要的是，我努力回忆最后一次自由自在地待在一起的情景。我拼凑着丽莎身穿白色短裤和T恤衫在可达金乃巴罗的大街上的闷热天气中穿行的样子，她的头发闪着金黄色的光泽，双手插在口袋里，看了看橱窗又转身对我笑了笑。她当时说什么来着？她还开玩笑说我们应该买一本德文词汇书。 我紧紧地依赖着那些记忆，不让它们褪去。但当我躺在床上时，丽莎的影子却一直在变化在扭曲，我无法使它停留，当我发现自己已经根本想不起来她是什么模样时，我泪流满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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