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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基写出《一个世界》以来的四十年中，世界上发生了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巨大的变化。今天，如果对全球再作一次概括的话，可以称之为“一个崭新的世界”。 我们生活的这个新世界，是一个由新人组成的世界。现在，百分之七十的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 这是一个新兴国家的世界。1945年创建联合国时，只有五十一个成员国。现在，它已拥有一百五十多个成员国。其中有二十六个成员国的人口比加利福尼亚的圣约瑟还少。 这是一个富于新思想的世界。战后大部分时期内，存在着一种过分简单化的趋势，即把整个世界划分为两个部分：共产主义世界和自由世界。由于苏联人和中国人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今天，共产主义世界已不再是一个坚实的集团了。自由世界也是如此。各种类型的政治、经济和宗教信仰，正在全面争夺新兴国家的人心。 这是一个由于核武器的出现而改变了战争性质的世界。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作为推行国策的一种工具来说，实际上已经过时了。甚至连世界战争这个概念本身，以及伴之而来的、在这类战争中获胜或失败的想法，也都变得几乎是无法想象了。 但是，随着世界性战争危险的减少，小规模战争的危险却在增加。一个大国已不再能够满有把握地对另一国提出警告说，如果它在外界进行侵略，必将同时冒遭受核报复的危险。 本书以显著地位描述的那些领袖们，都是属于一个特定的、史无前例的时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现代史上翻天覆地的重大事件之一。它释放了必将持久地改变着世界的各种能量，迎来了核时代。它结束了西欧各国对地球上其他地区的统治，推动着老殖民帝国瓦解的进程，又把东欧置于苏联的严密控制之下，并使掠夺成性的俄国变成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今天，我们不确切地把植根于西欧文化的各种思想和莫斯科制造的极权主义制度贴上了“西方”和“东方”的标签。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这两种价值规律之间的巨大斗争提供了舞台。 战前，邱吉尔在反对派中孤掌难鸣，人们把他看作一位行为古怪的人，不予理会；戴高乐虽然也在争取群众，但同样是徒劳无功的，无人响应。阿登纳在他本国则是一个逃亡者。他们具有同样的品质，这使他们后来都能完满地为他们的国家服务。但是，这些品质在当时要么得不到承认，要么不为世人所需。对他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因为时机来到。 邱吉尔、戴高乐、阿登纳这样的领袖是罕见的。这不仅因为他们都是出类拔革的人物，而且因为把他们推到前方去的环境是罕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的形势，不仅要求有非凡的领导人，而且也为他们提供了上演伟大剧目的舞台。 除了这些战后的伟人之外，其他数以百计的领袖们也在塑造新世界方面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他们较少为人所知，人们对他们生平的研究也少。但在许多方面，他们是同样重要的。在反对欧洲殖民国家的革命者中，恩克鲁玛、苏加诺和尼赫鲁都是杰出的榜样。菲律宾的拉蒙·麦格塞塞要不是过早去世的话，可能会成为远东最亮的一颗明星。戴维·本·古里安和戈尔达·梅厄都是先驱者，他们在古老的巴勒斯坦沙漠上建立起一个新的国家。中东其他四位领袖——伊朗国王和费萨尔这两位国王、纳赛尔和萨达特这两位埃及人，也都是为了使他们的国家在不被旧势力征服的情况下加入新世界而斗争的领袖人物。 还有一些领袖人物，如果处于别的环境下，他们可能早已扬名史册。但由于他们是在平静的时期担负领导职责，或者领导着不太强大的国家，所以，他们的名字至今鲜为人知。例如：倘若李光耀与罗伯特·孟席斯都担任英国首相、而不是分别担任新加波和澳大利亚总理的话，他们将会与格拉德斯通和迪斯雷利齐名。纵观他们的生平，实在使人浮想联翩：如果尼赫鲁对经济现状象李光耀那样了解，印度战后的历史该是多么不同！要是孟席斯也是英国战后的一位首相，欧洲的历史进程又将会多么不同！ 最后，还有一些本应为人们所牢记的领导人，他们虽然受命于多事之秋，却因为默默无闻地进行着领导工作而被人们遗忘了。我们对那些浮夸的、盅惑人心的政客经常记忆犹新，对默默无闻的调解着或谨慎勤勉的建设者却容易淡忘。 德·加斯佩里——拯救意大利的“好人”上面提到的最后一批领导人中，给人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位，也是我见到的第一位，就是意大利战后的总理阿尔奇德·德·加斯佩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极为贫困，比欧洲其他许多地方贫困得多。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宏伟的、富丽堂皇的宫殿虽然被保存下来了，但是人们更需要食品。一点面条，一片面包，在战后的意大利都是宝贵的。 人们在绝望中经常会采用极端的手段。意大利的贫困状态为斯大林提供了机会。莫斯科把钱财灌注到意大利共产党的保险柜里，企图以此手段加强该党，使它成为攫取意大利的工具。莫斯科一度几乎取得胜利。但是，阿尔奇德·德·加斯佩里这位瘦削的人却挡住了莫斯科通往胜利的道路。 1947年，我见到了德·加斯佩里。当时，我作为赫脱委员会的一个成员访问了意大利，考察重建西欧需要些什么。那时离意大利战后最重要的选举还不到一年。由于意大利共产党是苏联集团之外最大的、得到资助最多的党，很多欧美评论家预言它将取得胜利。意大利的贵族们计划一旦共产党上台执政，他们就要逃离该国。不管从哪方面来说，这次选举将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我们清楚这一点，德·加斯佩里清楚这一点，苏联人对此也是一清二楚的。 自1945年12月以来，德·加斯佩里一直担任总理。他的精力、才智和决心，给我们委员会中的每一个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杰出的”、“富有洞察力的”、“老练的”这类经常加在伟人身上的形容词，却没有一个是用来描绘德·加斯佩里的。他身上具有某种书生气的味道。事实上，他就是一个书生。在法西斯统治时期，他的大部分时间要么是作为一个政治犯在狱中度过的，要么就是获释后在梵蒂冈图书馆里当一名管理人员，在抄抄写写中度过的。他长得又高又瘦，前额很宽，一双热切的蓝眼睛上，戴着圆形的眼镜：嘴巴很宽，甚至在他的眼睛里充满生气、告诉人们他根本不是不高兴时，薄薄的嘴唇似乎也微微皱起、略带忧郁。直到1954年他七十三岁逝世时为止，他的头发一直很浓密，仅有一点灰自而已。 我在1947年的访问中，见到了德·加斯佩里和吉赛普·蒂·维多里奥这两位意大利主要领导人。他们之间的差别是惊人的。蒂·维多里奥是一位共产党人，担任意大利劳工联合会总书记。他也是这个国家战后最有影响的领袖之一。我在他的办公室里拜访了他。办公室里，过分铺张地装饰着时兴的家具、豪华的红色窗帘，以及厚厚的红色地毯。当我来到他的办公室时，他向我表示欢迎。他充满活力，生气勃勃，而且殷勤好客。他微微笑着，开着玩笑，而且笑得很轻松。开始时，他热情外露；当话题转到美国和苏联以后，他那亲切和蔼的态度顿时消失了，变得冷若冰霜，而且爱好争辩。他上衣的翻领上，还别着一面小红旗。无论就言谈或态度而言，使人们毫不怀疑他是一位不折不扣地忠于俄国、彻头彻尾地敌视美国的人。 相比之下，德·加斯佩里的办公室虽然也是舒适的，但设备并不过分铺张。在接见我们委员会的成员时，他是有礼貌的，但又是文静的、含蓄的。正如蒂·维多里奥是一位典型的、性格外向的人一样，德·加斯佩里是一位典型的、性格内向的人。我不能想象他会拍拍人家的后背，与别人随便大声攀谈，或是说些带有强烈幽默感的话。那天，他双眼流露出近乎忧郁的神情。在领袖人物中，这并不是一种不寻常的特征。戴高乐和墨西哥战后最伟大的总统阿道尔夫·罗斯·科尔蒂内斯就经常带有这种神情。 肤浅的观察家可能会打赌运动中，蒂·维多里奥将会击败德·加斯佩里，因为蒂·维多里奥在必要时可以表露出开朗的性格，这对富于同情心的意大利人是有感染力的，德·加斯佩里却做不到这一点。但在几分钟之后，我们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我们委员会中顽固的人和政治上赞成孤立主义的人，也都为他那种难以言喻的、大家一致公认的品质所打动。 德·加斯佩里流露出一种内在的力量。他越是平心静气地讲话，号召力就越强。人们可以感觉到，他深深忠于他的人民、他的国家和他的宗教信仰。 在政治选举运动中，华而不实的表演家们经常取胜。对这位文静的、不装腔作势的人和平庸的演说家来说，他缺乏领袖人物那种非凡的魅力，在政治上要赢得信任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他却具有伟大的领袖人物所特有的那种精力、才智和性格。幸运的是，意大利人民能够觉察到这些品质的价值。如果当时不是这样的话，今日的意大利很可能就是共产党的天下了；邱吉尔经常说的“欧洲的软腹部”也就会被致命地戳破。 德·加斯佩里虽然举止谦恭，但他对自己和自己的才干也是确信无疑的。众所周知，他愿意与政敌们妥协；但是，人们也可以指望他维护基本的道义和政治标准。因此，他被称为“我们时代最平凡的非凡人物”。然而，他又是两千年前的罗马共和国覆灭以来由人民选举出来的、最伟大的意大利领导人。 在战争结束后重建一个战败国，这可能是领袖人物面临的最艰巨的任务。但是，战争和失败所产生的剧变，又经常把具有卓越才干的领袖人物推到显著的地位。正如麦克阿瑟和吉田茂对于战后的日本、阿登纳对于德国都是不可缺少的人物一样，德·加斯佩里是重建被战败的意大利所不可缺少的人物。 像西德的阿登纳一样，德·加斯佩里能把意大利带回到国际大家庭中去。因为世界其他国家看得很清楚——正如一位意大利人所说的：“他是一位好人。他说话是算数的。”他那文静的、朴实无华的举止，与法西斯时代意大利政治中那种装腔作势、哗众取宠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给本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以一种宽慰之感。 墨索里尼使意大利人屈从于一个浮夸的政权，其词藻之华丽，从程度上来说，与德·加斯佩里语言之平淡真是各有千秋。德·加斯佩里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演讲看来说，是具有局限性的；但他也意识到，意大利人民在听取领袖长达二十三年的说教之后，现在宁愿听听教授们讲课了。他的演讲是松散的，有时还有点令人迷惑不解。他从不大幅度地、戏剧性地挥动手臂，只做轻微的手势；在讲话中，他不用词藻华丽的譬喻，而是用经过仔细推敲的、无懈可击的推理。在讲台上，他有时还停顿下来，从文稿中搜寻确切的数字以引证他的论点。 如果过了一阵还没有找到，他就会叹一口气，喃喃地说：“噢，没关系，让我们继续讲下去吧。” 德·加斯佩里用他在选举方面像魔术师一样的才干来弥补他在演讲方面的弱点。正如他的一位同僚在战后头几年议会发生危机、政府动摇不定的日子里所说的，“一张信任票比一百句警言还要值钱”。德·加斯佩里设法取得了信任票，使他的历届政府能够团结在一起。 战后的形势，使意大利政府在坚韧不拔方面也受到了锻炼。在当时的西德和日本，最后的决定权掌握在盟国占领军手中，后来，占领军才逐步把主权移交给民选政府。因此，这两个国家的官员在对付食品匮乏、劳工骚动以及政治上的极端主义分子的各种诡计方面，都可以得到协助。在人民不满时，他们至少还有一个“洋鬼子”可以用来当作挡箭牌。 与这些国家不同，意大利几乎立即就自由行动了。从1945年到1953年，尽管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共产党人又经常施展凶残的伎俩，德·加斯佩里还是一直在执政。这一时期中，他在他的基督教民主党占支配地位的联合体的基础上，连续地组成了八届内阁。 他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他轻易不为政治危机所动。有一天，他正在众议院旁边的一间接待室里工作，一位惊慌失措的纠察长突然打断了他，说，会场里的辩论已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这位总理却泰然自若地继续做着笔记。 起初，德·加斯佩里的内阁中包括共产党人。他赢得了调和人和老练的议会专家的好名声。但是，他最后明显地看到，共产党人的目的是从内部瓦解政府。于是，他在1947年组织了一个没有共产党人的新内阁。 这是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勇敢的举动。为此，他的政府的稳定性也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德·加斯佩里五十四岁以前一直是一位劲头十足的登山者。五十四岁那年，他在攀登一座白云石山时，不幸出了事故，单绳悬挂在深谷上空达二十分钟之久。但他抓住不放，最后终于荡到了安全地带。在他把共产党人逐出政府之后，他也以同样的韧性坚持着。结果，在1948年秋季的普选中，意大利人民给他的基督教民主党、因而也是给他的反共联合政府以两百万张选票，使他在这次关键性的选举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1948年以后，他通过灵活地运用联合的办法，把他的政府团结在一起，除了新法西斯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外，其他所有的人都可以参加联合政府。因此，从农民到工业家等各阶层的人士的利益，在政府中都能直接得到反映。 1948年选举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是庇护十二世教皇决定动员意大利二万四千教区中所有的天主教行动志愿队支持德·加斯佩里，反对共产主义。1947年和1957年，我两次见到庇护，发现他与德·加斯佩里一样，把对人类的强烈同情和对世俗政治事务的现实主义的了解结合了起来。许多人抨击他关于使用梵蒂冈的权威支持德·加斯佩里的反共联合政府的决定。 但是庇护认为，他是按照教皇的职责行事的。我可以看出，他认为共产主义对教廷的威胁和它对意大利政治自由的威胁同样严重。 但1948年的大选能够获得这么大规模的胜利，这还不能单纯地用教廷的干预来解释。如果没有德·加斯佩里这位诚实的、进步的、民主和自由的倡导者参加竞选，基督教民主党就会轻易地在选举中败北。这样，西方将会失去意大利；意大利则会失去自由。 德·加斯佩里了解他的人民。我们访问意大利时，他动人地对我们谈起他们的境况，尤其是他们急切需要食物的情况。 共产党人除了谈粮食问题外，则很少为意大利人民说话。但德·加斯佩里相信，他的国家需要更多的东西。米兰斯卡拉歌剧院这座伟大的建筑物是意大利文化传统的重要象征，在战争中遭到部分的破坏。尽管意大利政府可以把全部基金或更多的钱用于购买食品，但它还是抽出足够的资金来修复斯卡拉。 德·加斯佩里带着自豪的口吻谈到过这项工程。他知道，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意大利人民不但在身体方面需要营养，精神方面同样需要营养。我们访问意大利期间，在斯卡拉观看了一场演出。美国国旗悬挂在我们包厢上面。聚光灯照着我们，乐队奏起了《星条旗》歌。这时，整个剧院爆发出响亮的、令人激动的掌声和欢呼声。此时此刻，我懂得了，德·加斯佩里正确地理解了他的人民，共产党人却不理解他们。同时，我又得到了新的证据，坚信德·加斯佩里将在下一年度的选举中获胜。 德·加斯佩里即使担任总理，也过着一种简朴和具有献身精神的生活。他第一次执政时，不得不提前支取薪水，才能凑足购买一套新衣服的钱。 象其他许多领导人一样，德·加斯佩里用散步来开始他一天的生活。他在罗马的小山麓漫步时，总是带着他的新闻秘书，以便听取简报；他还随身带着满口袋的糖果，以便送给路上遇见的孩子们。他每天晚上工作到九点半，经常是他亲自熄灭政府办公大楼的电灯。他在掌权后的几年里，还是和妻子弗朗塞斯卡及他们的四个女儿住在一套小小的公寓里——他在梵蒂冈当管理员时就在这里安的家。屋里的家具，则是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置的。他的卧室中，唯一的装饰品是一座耶稣受难象和一幅圣母玛利亚的画像。 德·加斯佩里担任总理的头几年中，他对门的邻居是一位年老的伯爵夫人。她把意大利君主制的覆灭归罪于德·加斯佩里个人。（在1946年的公民投票中，他曾经是共和主义的主要倡导者。意大利人民在那次公民投票中选择了自己政府的形式。）她把她的垃圾箱放在过道上，试图使他绊倒，此外，她还经常使劲地弹奏钢琴，直至深夜，想用这些办法来发泄她对总理的忿懑。德·加斯佩里却以漠然置之的好脾性忍受了这些困扰。 德·加斯佩里的权力，给他和他的家庭带来了安逸的生活，但从来没有给他们带来富足。德·加斯佩里去世后，我访问意大利时，曾去拜访他的遗孀，发现她还住在罗马郊区一套简朴的公寓里。 德·加斯佩里这位热诚的天主教徒在梵蒂冈图书馆工作时，就创建了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尤其是在1948年教会支持他反对共产党以后，他有时还被人指责为按教皇的指令办事的人。对此，他的同事通常回答：“他的思想从早年起就浸透了天主教那一套东西。因此梵蒂冈根本没有必要提醒他坚持基督教的教义。” 意大利和西德战后涌现出来的领袖人物，都高举基督教民主的旗帜，决心献身于恢复和维护高于一切的个人自由的事业。对德·加斯佩里和阿登纳来说，基督教的政纲在本质上是中间派的。按照这种政纲，国家对社会进行有限的干预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需要的，只要它不干涉人们在思想、行动和祈祷方面的个人自由就行了。 德·加斯佩里每天都做弥撒。他经常是大清早就到小教堂里去，以免引起人们的注意。他的天主教教义，一直是一种无论于公于私，在各个方面都要尽心尽力的教义。 不管从哪方面说，德·加斯佩里表明他对教会是有独立性的。1952年，教会为了不让共产党人接管罗马市政府，赞同基督教民主党和其他所有非共产主义的政党——包括新法西斯主义者——组成联合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加斯佩里公然违抗教皇旨意，把新法西斯主义者排斥在外。 德·加斯佩里与阿登纳一样，热情地献身于欧洲的理想。 他来自于边境省份，阿登纳也如此。他们对欧洲共同的传统也都具有同样强烈的意识，并一致认为，一个统一的欧洲，是保护他们人民的自由，使其免受东方共产主义敌人侵犯的唯一办法，也是减少欧洲内部对和平的威胁的唯一办法。这种威胁来自于民族主义和恐怖主义。 德·加斯佩里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北约组织的坚定支持者。他为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尽了很大的力量。根据这个条约，西欧各国可以筹组一支联合的欧洲军队。1954年8月，离职已经一年的、七十三岁的德·加斯佩里在一次电话交谈中，突然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并请求他先前的内政部长和当时接任总理的马里奥·谢尔巴要使意大利忠于建立欧洲防务集团的思想。他几天之后病逝于心脏病时，有些人认为，其实，他的心早已被法国仍然不愿赞同这项计划一事所刺伤了。 他成功地把意大利牢牢地置于西欧共同体之中，这一功绩在他逝世之后还流芳百世。他离职以后，我又到欧洲进行了几次访问、包括1969年我任总统时的那一次访问。我发现，北约内部好几次出现意见分歧时，意大利人始终属于最忠诚的欧洲人之列。事实表明，意大利的曼利奥·勃罗西奥是北约组织最有效率的秘书长之一，这是不足为奇的。如果他不是小党的成员，很可能早就成为意大利另一位伟大的总理了。 德·加斯佩里看起来不像一位英雄，听起来也不像一位英雄。然而，他堪称战后世界上的英雄之一。他的事迹表明：政治家并不需要装腔作势和夸夸其谈，甚至不需要雄辩的口才，领袖人物可以默默无闻地工作，没有必要大叫大嚷；和善的人同样可以取得成功。 在战争结束时，意大利面临着一段危险的政治真空时期。 1922年，法西斯主义者掌了权。当时，意大利缺乏经验的成年人对和平时期的政府的其它形式毫无所知。德·加斯佩里终于给了意大利人民他们最需要的东西：一个建立在实用主义和自由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的基础上的、温和而稳固的政府。虽然西方组织得最好的共产党施展了计谋，德·加斯佩里还是在意大利建立了共和国，而且使它巩固下来。 德·加斯佩里1945年掌权时，工农业生产已下降到了危险的程度，失业现象到处蔓延。有一段时间，意大利仓库中只剩下能够维持两个星期的粮食。然而，在他的领导下，六年之后，意大利的农业几乎全部恢复，工业产量还超过了战前的水平。 他还使意大利在各国中的声誉得到全面的恢复，并与美国和西欧各国建立了永久性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有了德·加斯佩里，意大利国民政府才能一直为基督教民主党所控制，它与自由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才能一直是友好的。事实上，在变得非常混乱的（西方）联盟中，意大利仍然是最为可靠的成员之一。 1982年初发生的波兰危机考验着西方领导人的性格。面对苏联一手指挥的、对波兰要求自由的骚动所进行的镇压，如果邱吉尔、阿登纳或德·加斯佩里这样的人在世，无法想象他们会象目前欧洲某些政界和知识界领导人那样作出反应。他们丝毫没有留下回避问题的余地，也不愿采取见风使舵、模棱两可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可惜这种态度一般说来已越来越成为欧洲政治的特征，特别是成为西欧对苏联威胁作出反应时的特征了。戴高乐可能是傲漫专横的，他固执地闹独立性，经常是美国的肉中刺。但在古巴导弹危机爆发之际，他给肯尼迪总统发了一份电报说：“如果一旦发生战争，我将和您站在一起……”戴高乐、阿登纳和德·加斯佩里都是将其政治原则深深扎根于宗教信仰的领袖。他们都是吓唬不倒的人物。 最近，美国国内对西方联盟的性质、内部团结、是否可靠等问题甚为关切；与其冒依赖于不可靠的欧洲盟国的风险，还不如自己单独干的想法，也在增长。欧洲人则越来越把美国描绘成为好战的、容易感情冲动的或者危言耸听的国家，它找出一个又一个借口，回避采取任何行动来对付苏联的威胁。令人寒心的是，在这方面，八十年代的欧洲酷似三十年代的欧洲。 问题则在于三十年代的教训在八十年代是否会被汲泉—而且是及时地汲龋反殖民主义的革命者：恩克鲁玛、苏加诺、尼赫鲁对西欧各国来说，战后这段时期意味着帝国时代的结束；对这些国家以前的许多殖民地来说，则意味着它们突然陷于走向独立的、变幻无常的境况之中，对这些殖民地的领导人来说，又意味着这是一场非常严峻的考验，有些人将通过这场考验，有些人则可能通不过。其中特别引起世界瞩目的三位是：加纳的思克鲁玛，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和印度的尼赫鲁。 他们都具有领袖人物超凡的魅力，在摆脱殖民统治方面都取得了成功，而且都雄心勃勃地涉足于国际上第三世界的政治大漩涡之中。他们事迹中的类似之点和差别之处表明，领导一场革命和建设一个国家所应该具备的条件是迥然不同的。 1947年，我以赫脱委员会成员的身份访问欧洲，发现各国领导人都在竭力进行奋斗，以便把他们的国家从被破坏得如此严重、以致无法想象的废墟上恢复过来。他们需要取得帮助来重建家园；需要食品以免使成百万人挨饿。但是，他们并不是在丛林中创建新国家的。他们能够求助于很多世纪以来先进的文明所积累起来的智慧，可以仰赖于在过去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中使他们摆脱出来的精神力量。在这片废墟下面，还有一支非常称职的劳动大军，他们在管理现代化的工业经济方面是富有经验的。当时应该做的事情，只是给他们以工具就行了。有了工具，他们自己是完全可以胜任这个任务的。 十年后，我访问了加纳，代表美国参加该国独立的庆典活动。尽管加纳缺乏受过训练的劳动大军及欧洲国家那样的工业基础，但我听到的简单介绍表明，它在开始走上自治道路之时，是有过取得成功的良好机会的。 加纳是赢得独立的第一个黑非洲殖民地。它是通过和平革命的方式、而不是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而取得独立的。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克瓦米·恩克鲁玛曾在美国林肯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受教育。那时，加纳被欢呼为英国的“创造性的退让”政策的榜样。值得赞扬的是，英国人像他们在其他殖民地所做的那样，通过培训加纳文职人员及把他们提拔到负责岗位上来的办法，为这个国家取得独立进行了精心的、细致的准备工作。 加纳有充满活力的经济和一支受过教育的人才队伍。由于它的可可的收获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因此，加纳还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和贸易顺差。 今天，加纳却已成为一个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灾区。造成这场悲剧的根源之一是克瓦米·思克鲁玛本人。有的人在领导革命时能够取得辉煌的胜利，但在随后建设国家时却遭到彻底的失败。恩克鲁玛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来自全世界的代表团参加了独立庆典活动。在一家为接待来访代表团及将会随之而来的旅游者修建的新旅馆里，我们度过了难忘的第一个夜晚。我对此至今记忆犹新。当时，人民在街上载歌载舞，跳着《嗨，生活》的舞蹈，通霄达旦，几乎使我们彻夜未眠。 肯特公爵夫人代表英国王室参加了庆典。她乘着一辆罗尔一罗伊斯汽车来到会常尽管天气炎热，她看来还是无可挑剔的平静和庄重。当她代表王室在议会开幕式上宣读讲稿时，加纳的部长们和当时的反对党的代表们，都戴着白色的英国假发。整个庆典活动是在极其庄严的气氛中进行的。 英国总督查尔斯·阿登一克拉克举行的招待会，是一项盛大的庆祝活动。来自全世界的达宫贵人们都加入了长长的接见行列。我的夫人和我走到最前面时，一个小时已经过去了。我为阿登一克拉克感到难过。他是一位显得迟钝臃肿的人，穿着英国人要求他们的外交人员在热带也得穿的厚毛料制服，汗流浃背。我们握手时，他说，“这是小憩的好时候了。”他陪我们进入一间有空调设备的接待室。人们给我们端来了冰镇柠檬水。阿登一克拉克监督过这次独立的许多准备工作，因此，我问他加纳的试验是否会行得通。他思考了一下，耸耸肩膀，答道：“成功的机会大约有百分之五十。我们是尽可能为他们把准备工作做得好一些。不过，你们也别忘记，自从我们在丛林中把各部落正在交战的这个地区划出来以后，至今还只有六十年的时光。你们昨天晚上见到的在街上跳舞的那些人，也可能过早地赢得了独立。不过，我们是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被迫这样干的。” 温斯顿·邱吉尔曾经对我说过，他认为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反对殖民主义的热情的驱使下，迫使英国、法国和其他殖民国家过早地从非洲和亚洲撤走。他相信，自治毕竟是每个国家的权利，但他又说：“民主制度的政体，是政府形式中最难管理的一种。这需要让人民有数年的准备时间，以便使他们能够自己处理在自由、民主的社会中所面临的问题。” 1957年，我像其他所有参加独立庆典的美国人一样，确实为当时那种乐观的气氛所深深地感染了。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马丁.路德·金。一天晚上，我们就加纳未来的前景谈论了一个多小时。他那极为明智、冷静客观的估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双眼闪闪发光，深情地对我说，“加纳只能这样做。 全世界正在注视着它，看看赢得独立的第一个黑非洲国家是否能成功地管理自己。” 我当时认为，加纳一起步就这样顺利，恐怕只有精灵才能把它毁掉。我根本没有意料到，恩克鲁玛居然发展到成为这种精灵的地步。事实上，当时他在举止和言谈方面还是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的。 恩克鲁玛声称，他对美国的民主和它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深为钦佩。当我在赠礼仪式上宣布，美国政府将赠送给他一份官方礼物——一所全套的技术图书馆时，他看来很高兴，说，这将帮助他把西方文明中先进的科学成果在非洲推广。他还告诉我，亚伯拉罕·林肯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之一，他决心按照适合于加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方式来实行林肯的原则。 恩克鲁玛于1909年出生在英属西非的一个偏僻地区。他的父亲是村里的金匠。他本人在天主教会办的学校和黄金海岸著名的阿契莫塔学校求学。由于他非常聪颖，他的叔父——一个金刚石的勘探者——决定把他送到美国去学习。他在林肯大学获得了神学学士的学位。之后，又在美国和英国进一步深造。1947年，获得两个大学学位的恩克鲁玛怀着对社会主义和泛非主义的强烈兴趣，回到了黄金海岸。不久，他组织了自己的政党——人民大会党，后来，他象萨达特和尼赫鲁一样，由于参与赞成独立的各种活动，终于被捕了，入狱服刑。1951年，人民大会党在大选中赢得压倒多数的胜利，阿登一克拉克释放了他。翌年，他当了总理。 自青年时代起，恩克鲁玛就显露出公开演讲的才华，他那宏亮的声音和深思的漂亮外表对群众很有吸引力。我看到过他使那些聚集在一起参加1957年独立庆典的人们入迷的情景。 尽管他在私下谈话时语调温和，但当他来到人民中间并向他们讲话时，就判若两人了。他只要说上几句话，就能使他们激动得发狂。很明显，他的人民是忠于他的。我与他交谈时，发现他看起来也是忠于他的人民的。 但是，在独立庆典火热的激情消逝之后，加纳又慢慢地从一个灾难倒向另一个灾难了。恩克鲁玛恣意挥霍，把大量钱财花费在落后国家视为现代化象征的那些工程上，如，搞一座大坝，开辟一条航线，建一个机场。他决心使加纳在经济上独立，企图通过在本国生产加纳所需的一切的办法来取消进口。 这对恩克鲁玛来说，就是意味着由政府来进行生产——不管政府是否能胜任，也不管当地生产的物品比进口的还要昂贵。他对工业企业、种植园和商店实行了国有化，得到的却是灾难性的后果。他不仅把自己看作加纳的国父，而且看作非洲独立之父。他白白地为非洲统一组织总部耗费了大量资金，该组织的总部最后却设在埃塞俄比亚。他还把加纳的钱财源源不断地倾注在非洲其他地方的独立运动上。 加纳本可以从与西方工业化国家进行紧密的联系中大受其益。但在这一时期中，恩克鲁玛的反西方的偏执狂和咄咄逼人的泛非主义却逐步升级了。他大搞个人迷信，肆意挥霍政府正在迅速减少的资金，为自己建造了精致的纪念碑。 六十年代中期，仍然是加纳主要出口物品的可可的价格暴跌。加纳再也没有任何储备可以依靠了。 当经济情况恶化时，恩克鲁玛不仅没有集中全力采取必要的强硬措施来扭转局面，反而把自己的痛苦转嫁给别人。加纳北方的几内亚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包括黄金和金刚石的国家。几内亚的领导人塞古·杜尔1960年来华盛顿访问时，我陪他去白宫。他走了过来，看样子很热情、英浚不过，他是一位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强加于几内亚，并希望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这两个国家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几内亚尽管自然资源丰富，其境况甚至比加纳更糟。恩克鲁玛像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和埃及的纳赛尔一样，虽然无法应付国内的问题，却滋生了贪得无厌的、在国外进行冒险的欲望。他试图把加纳和几内亚合并起来，但未获成功。 随着岁月的流逝，恩克鲁玛越来越脱离人民了。他自称为“救世主”，从戒备森严的官邸中，向全国发号施令。1964年，所有的反对党都被宣布为非法，许多抨击思克鲁玛的人被投入监狱。两年后，加纳的经济形势由于可可价格的波动和耗资巨大的发展项目所带来的后果而变得更加动荡了。于是，军方在恩克鲁玛访问北京期间，把他推翻了。1972年，他在几内亚流亡之时去世。 加纳在独立以后的头二十五年中，发生过五次军事政变，有过三届民选政府。可可现在仍然是加纳经济中的主要产品，但其产量仅及独立前的一半。它的黄金产量下降了三分之二。 国营种植园的烟草产量只为八年前的十分之一。粮食生产也下降了。在领取工资的劳力中，有百分之八十五是由政府支付工资的。 思克鲁玛留下来的遗产是：他为自己建造的纪念碑，贪污腐化盛行的政府机构，以及破产了的经济。思克鲁玛所造成的破坏，需要由国家的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进行多年的努力才能够恢复过来。 就某种意义而言，加纳是一个好心办了坏事的悲剧。恩克鲁玛在争取独立的热情的驱使下，可能相信他自己能创造出奇迹。但他掌权之后却被权迷心窍的自大狂所吞噬了。西方那些施加压力以加快非殖民化进度的人之所以那样做，是出于理想主义的；追思往昔，当时那些比较慎重的人，恐怕才是比较现实的。 在世界目前正在经历的这个阶段中，数以十计的殖民地前哨地区的人民，已经可以任凭那些损人利己的新领导人宰割了。旧殖民结构的瓦解为一场新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开辟了道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为那些夺得权力的人争夺巨额财富开辟了道路。这些以前的殖民地中，有许多人是在对民主毫无体验的情况下获得独立的。所以，他们只了解民主的皮毛。结果，他们得到的只是专制或穷困，或是两种兼而有之。 对加纳来说，更加可悲的是：已经出现的这种境况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最好的实证之一，是加纳的邻国——象牙海岸，它与加纳和几内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现在，象牙海岸由于近海石油矿藏的开发，显然已经处于新繁荣的边缘。然而，在此之前，它既缺乏几内亚所拥有的矿藏资源，独立前的经济又不象几内亚那样富裕。但是，象牙海岸有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这样一位对现实有着深切了解的领导人。乌弗埃·博瓦尼在法国内阁中担任过好几个职务，包括在戴高乐手下担任过国务部长。尽管他极力把人民要求成立一个国家的愿望当作自己的意愿，但他坚持认为，骤然建立起来的“绝对的独立”——用他自己的话讲——将使这个新兴国家陷入混乱之中。象牙海岸干1960年从法国独立出来时，虽然割断了它与法国的一些联系，但没有割断主要的联系。他不但没有驱逐法国人和其他欧洲人，反而把他们请进来。他不但没有推行国有化，反之，给予私人企业以基本的信任。结果，象牙海岸成为西非最繁荣的国家，每年的增长率为百分之八，人均收入为加纳的三倍和马克思主义的几内亚的九倍。 象牙海岸在政治上向民主社会过渡所取得的进展，还没有象许多人原来所希望的那样巨大和迅速。但是，它也没有掉进操之过急、要求过多、结果一无所获的陷饼。可以肯定的是：在黑非洲的所有国家中，象牙海岸与别国相比，是可资利用的自然资源较少，但获得进步较大的国家。 乌弗埃·博瓦尼坚持说，在他的领导下，他的国家在经济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也为将来政治上的进步奠定了基础。只有时间才能证实这一点。不过，在一个方面取得进步，总比在两个方面都失败要好得多。谁要是就非洲的未来打赌的话，都将不得不承认：象牙海岸的前景比它的邻国都要光明。 世界上正在就富裕的、工业化的北方是否需要向不发达的、贫困的南方大量进行资助的问题进行热烈的辩论。赞成这种想法的热情鼓吹者说，我们需要有一项帮助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贫穷国家的“马歇尔计划”，这种想法的意图是良好的，但它完全是幼稚的。按照马歇尔计划，美国仅向西欧各国提供了总额为一百二十亿美元的经济援助；美国向日本也只提供了二十三亿美元。由于这些先进国家都具有自己的工业能力，如果它们没有外界援助的话，自己也是可以恢复过来的。 外界的援助，仅仅是加速复兴进程的一种手段。 第三世界经济不发达国家的情况就不同了。第二次大战以来，美国已向这些国家提供了将近九百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这笔钱中，有一部分是被用在刀刃上了，但大多是浪费了。总的说来，其成果是令人失望的，与欧洲和日本相比，则尤为令人沮丧。恩克鲁玛的加纳所发生的悲剧证明，未来应记取的教训是：为了取得经济上的进步，必须仰仗于技术知识和一个鼓励私人投资的、稳定的政府。 象加纳的恩克鲁玛一样，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也是一位富于超凡魅力的领导人，他成功地领导了一场争取独立的斗争。 然而，苏加诺也象恩克鲁玛一样，一旦独立得到巩固，他又变成一种灾祸。这两个人都只会摧毁，而不会建设。 苏加诺长得很英俊。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并且自恃到了趾高气扬的地步；他还具有一种令人兴奋的、使群众为之着魔的风度。然而，他又是一位允许革命发展成为宗教的革命领袖。这种革命并不是实现某一目标的手段。相反，它本身就是目标。 三十年代期间，苏加诺一再遭到荷兰人的监禁和放逐。这段经历使他十分忿懑，怨气难平。甚至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建立并站稳脚跟之后，他还通过在荷属新几内亚制造混乱的办法，继续推行他自己的、反对前殖民主子的革命。 1953年，我第一次见到苏加诺。在我们会见的大部分时间中，他不是谈论本国令人头痛的问题，而是大谈其对荷属新几内亚——印尼人称之为西伊利安——的领土要求。对此我并不感到惊奇。苏加诺对伊利安耿耿于怀，这是尽人皆知的。就在这次会见的前几天，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席斯曾经在堪培拉警告过我，要我到印尼以后，准备在这个问题上听一堂课。 我总想把我和苏加诺的话题拉回到他本国的政治、经济问题上去，但他就是不谈，而是想在越南问题和法国人不义的问题上也给我上一课。当我问他我们在越南该做些什么时，他直截了当地回答：“什么也不用做了。由于你们不支持胡志明，已经把这件事毁了。” 六十年代初期，苏加诺下令突袭荷属新几内亚，最后占领了它。但是，他的“辉煌胜利”是一种付出了过大代价的胜利。没过几年，他就下台了。在他对伊利安问题大叫大嚷、忙得不可开交之际，印尼共产党人却变得越来越强大了。国内的贫穷和动乱、印尼与大陆中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以及苏加诺愿意接纳共产党人进入其政府的态度，都使共产党人大受鼓舞。 苏加诺曾经声称，他本人是反共的。五十年代中期，他在访问华盛顿时还向我吹嘘过：“我对共产党人并不耽心。我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对付他们。”但是，印尼共产党人在1965年还是作了一次政变的尝试，结果被军方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军人们从苏加诺手中夺取了全部权力，并且在1966年对他实行了软禁。四年后，他就去世了。 在我认识的革命领导人中，苏加诺是能老练地摧毁一种制度、但不能集中精力重建国家的最好例子。明摆着的事实是：印度尼西亚是非共产党世界中仅次于印度和美国的、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比东南亚其他任何一国更多的自然资源，但是，它却缺乏合适的领导。苏加诺暂时地迷住了他的人民，使他们忽视自己的问题；他本人则从未动手去解决这些问题。 印尼尽管土地肥沃，苏加诺的人民却非常穷困。他不是用物质上的繁荣、而是用他称之为“象征性的空想的富裕”来支撑他的人民。他那从未付诸实现的五千一百页的经济计划共分为八大卷，十七章，一千九百四十五条。但它不过是为了纪念印度尼西亚1945年8月17日从荷兰手中获得独立而制订的。 此外，他还象恩克鲁玛一样，任意地、愚蠢地挥霍国家钱财。 结果，印度尼西亚的通货膨胀率在战后的世界中居于首位。 政治上的激情和肉体上的纵欲，把苏加诺搞得精疲力竭。 1953年我访问他时，他象谈论挤满了他在雅加达的宫殿的美女一样，肉麻地谈论着革命。他把革命视为一个国家渲泄感情的痉挛，认为它尽管可能造成损害，但本身完全是好事；他还认为革命应该永无止境地反复进行下去。他曾经说过：革命使我神魂颠倒。革命强烈地吸引着我。浪漫主义使我发狂、入迷。革命象波浪一样，几乎在地球上的每个角落汹涌澎湃，发出闪电和雷鸣。 来吧，兄弟姊妹们，让我们不断地煽动欢跳的火焰吧！让我们变成木柴，使革命的烈火烧得更旺、更旺吧！ 我在印度尼西亚访问期间，亲眼看到苏加诺在一次有几千人参加的群众集会上演讲的情景。他使听众入迷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他又象举行仪式似地不断高呼“曼达加”，以此来结束他的讲话——这个词是印象尼西亚革命的战斗口号，也是自由、尊严和独立的象征。群众也一再高声呼应：“曼达加！” 陷于几乎难以置信的狂热之中。我膘了一眼苏加诺：他的激动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心满意足而容光焕发。 苏加诺是一位非常英俊的人，他知道自己具有磁铁般的、吸引人民的魅力。我见过的最有煽动性的政治演说家中，有些人谈吐很文静，私下谈话时甚至还有些害羞，因此，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他们那种感人的、超凡的魅力，只是为需要这种品质的场合而存在的。然而，苏加诺却表里如一，身上没有一点老谋深算和深思熟虑的影子。对他来说，群众的激情就是他赖以生存的支柱，象食物和水一样重要。这场革命把人们的激情释放了出来，又使人民不顾一切地恣意行动，而苏加诺还要把他的这种革命无上境地继续下去。我在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读到，印度尼西亚刚开始向苏联要求援助时，苏加诺就立即要求赫鲁晓夫提供款项来建造大运动常对此我并不感到惊奇。当时，苏联总理则迷惑不解，他原来估计苏加诺会要求提供粮食，或者提供武器。但是，苏加诺要的却是一个他可以继续举行大规模集会的场所。 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缺少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因此，富裕与赤贫经常同时并存。不过，我在其他地方从未见过贫富悬殊的情况象苏加诺的雅加达那样严重。1953年，我们从机场驱车穿过这座城市时，看到地上尽是敞开的污水沟和绵延几英里的、简陋不堪的棚屋。苏加诺自己却住在占地几百英亩的、葱翠的花园中的宫殿里。当我们抵达他的官邸的大门口时，他在门前的台阶上迎候我们，身穿洁白夺目的、裁剪得非常合身的西服。他的宫殿也是纯白色的，在明媚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如果我们直视它，准会刺伤眼睛。 苏加诺是一位高贵显赫的主人，丝毫没有许多小国领导人在欢迎大国代表时常有的那种阿谀奉承的样子。他不象他们，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没有自卑情绪。相反，他给人以不仅觉得自己应与别人平起平坐，甚至还要高人一等的印象。他讲地道的英语，在陪同我们参观他那座满是印度尼西亚艺术的无价之宝和漂亮的印度尼西亚女人的宫殿时，甚至流露出一种自我陶醉的优越感。那天晚上的宴会也是很高雅的。我们在一个宽阔的人工湖旁进餐，周围是一千多支火炬，波光粼粼的湖面上，开满了白色的荷花。这顿晚宴用的餐具全部是金质的。 然而，苏加诺也关心比较细小的事情。他告诉我，在来宾的浴室里，既有一套新式的淋浴设备，又有一个老式的水桶。 他说，他喜欢用后者。尽管他的生活过分奢侈，但他仍然与最贫穷的人民保持着一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联系。他在整个政治生涯中，总是喜欢让汽车在路边停下来，与人们握手、攀谈。我在其他国家见到的一些领导人，以及我们许多驻外人员——尤其是在亚洲的人员——认为这有失尊严。但是，苏加诺并不这样看。我们在印度尼西亚农村访问时，发现这些村庄比我们在雅加达地区看到的更为贫穷。我们在一个农民的家里停了下来，看到他炸红薯作为午餐。我们还参观了一家乡村的咖啡馆，而且与店主闲谈。人们看到一位美国副总统与他们在一起，似乎有点惊讶，但是，当他们见到自己的总统时，却没有表示出吃惊的样子。苏加诺定期地到农村巡视，和他的人民打成一片，并在失修的村舍里过夜。 苏加诺感人的、超凡的魅力，不仅吸引着印度尼西亚人，而且也吸引着美国人。1956年，他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由我陪同他。作为欢迎仪式的一部分，我们到首都市政厅的特区大楼去，苏加诺就在那里接受这座城市的钥匙，他穿着一身卡其制服，戴一顶穆斯林的无沿便帽，还拿着一根镶嵌着象牙的轻便手杖，彬彬有礼，心情很愉快，装出一副精神抖擞的样子。突然，使我们的安全分队毛骨惊然、但使群众兴高采烈的情况出现了：他挤过了警戒线，与男人们握手，和孩子们活跃地交谈，还亲吻妇女们，使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高兴得尖叫起来。 在政治上自我放任的同时，苏加诺在肉体上也是纵欲的。 最近，我向突尼斯的哈比卜·布尔吉巴总统提及苏加诺。布尔吉巴本人也是同时代的一位革命领袖，而且是一位国家的建设者。当我说到苏加诺是一位伟大的革命领导人时，他皱着眉、摇了摇头，说：不。首先，他坚持说苏加诺是由日本人扶上台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曾与日本人相勾结，以此作为把荷兰人赶出印度尼西亚的一种手段。接着，布尔吉巴又补充提出了另一条反对我的看法的理由，说：“我记得很清楚，当苏加诺来到突尼斯时，我们本来有许多重要的事情要讨论，而他要我办的第一件事情，却是要我给他找‘一个女人’。” 苏加诺至少结过六次婚。在他掌权的整个时期里，他的性能力和性欲是无数传说和故事的话题。我在1953年出访之前，接到国务院给我的情况简介，其中强调了他的性格的这一方面，而且指出，他喜欢人们在这方面奉承他。很明显，性和革命使他那种要别人敬慕他、并为他作出牺牲的需求得到了满足。不幸的是，一位称职的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所需要的品格，恰恰是与他这种品质相反的。对苏加诺来说，至高无上的东西，应该是人民大量而迫切的需求，而不是他自己的需求。 然而，他却把政府当作在政治上和肉体上炫耀男子气概的场所。荷兰殖民主义曾使他个人蒙羞受辱，对他的男子气概是一种挑战。苏加诺在执政的二十年中，以毫无约束的私生活和向荷属新几内亚进行大叫大嚷的威胁来显示他的这种气概。这些狂热最后终于把他本人吞噬了。 苏加诺和恩克鲁玛的事例，同时证明了一条关于领导问题的可叹的真理：那些最善于在感情上接近人民的人，其纲领往往却是最糟糕的。 蛊惑人心的行为还是起作用的。由于这样的人缺少责任感，所以他们可以信口开河，选择那些最具有感染力的词语，以便触动听众的感官最基本的机能。恐惧和憎恨是强大的力量。蛊惑民心的政客可以把这些力量利用起来；希望也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因此，蛊惑民心的政客又善于抛出虚假的希望，诱骗那些非常愿意相信这种希望的人们，使他们把对于未来的希望寄托在空想之上。 苏加诺有一个纲领——从殖民统治下取得自由。他围绕这个纲领来塑造自己的形象。除此之外，他的统治对印度尼西亚人民来说就只是意味着一场灾难了。但是，他依然把他们掌握在自己手中。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曼达加”的口号具有激动人心的力量；二是由于他本人具有一种生机勃勃的吸引力和演说家的气质，三是由于他喜欢吹嘘的作法对那些崇拜英雄的人来说是很容易受到感染的。 在殖民主义结束之时，新兴国家中那么多新的领导人基本上都是蛊惑民心的政客，这可能不是偶然的巧合。摆脱殖民统治是一种单打一的运动。它为蛊惑民心的宣传提供了合适的场所；蛊惑民心的宣传，又特别适用于这种运动。它要求相当大的、激起人们感情的力量。实际上，它又把一个国家变成了全民皆兵的国度，至少是造成一种可能出现全民皆兵局面的威胁。它丝毫不需要审慎的、错综复杂的均衡。而这种均衡正是民主政治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这种运动只要求把人民扭成一股足以威胁宗主国的力量，使它觉得继续保持控制将是危险而枉费心机的，这就行了。 印度的贾瓦哈尔·尼赫鲁与恩克鲁玛和苏加诺不同，他既是一位有感人的、超凡魅力的革命领导人，又是一位国家的建设者。然而，他与他们——特别是与苏加诺一样，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尼赫鲁纠缠于克什米尔问题，与苏加诺纠缠于西伊里安问题如出一辙。他对印度的需要的关切，与他对自己在第三世界政治舞台上所起作用的关切相比，如果说不是黯然失色的话，起码也是相形见绌的。 尼赫鲁才华横溢而傲慢，是一个具有贵族派头、脾气急躁和极端自负的人。他热沈地献身于印度和独立、统一的理想。 对印度来说，不幸的是，他象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越来越为社会主义理论所吸引，他和他的女儿决意在地大物博的印度强行推行这种理论，使印度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个国家具有几百年反抗外来势力的传统，数百万人仅能勉强糊口。 1889年，尼赫鲁生于阿拉哈巴德——它现在是巴基斯坦的一部分。他的父亲是克什米尔一个有钱的婆罗门，而且是印度最杰出的律师之一。尼赫鲁与克什米尔这种祖传的联系，很可能是他后来那么热衷于克什米尔问题的一个原因，他决意把克什米尔变成印度的一部分，拼命反对让克什米尔人民自己决定自已的问题。几乎可以肯定，这种自决权有利于巴基斯坦而不利于印度。 尼赫鲁本人在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受过英国的绅士教育，并于1912年被接纳参加英国律师界。回到印度后，他当了一个时期的律师。但是，1919年英国在阿木里查对印度军队的大屠杀使他极为愤怒，从那时起，他就献身于印度的独立事业了。 他是圣雄甘地的信徒。然而，他在政治上倾向于甘地的左翼，而且不象甘地那样信奉非暴力主义。他向别人鼓吹非暴力；但当使用武力符合他本人或印度的目的时，他又不怕使用武力。 尼赫鲁似乎是一个不知疲倦的竞选者。1937年大选之前，他作为国大党执行委员会主席进行竞选，在二十二个月中，行程达十一万英里，一周之内作了一百五十次演讲。 三十年代期间，尼赫鲁因为参与抵抗活动而一再受到监禁。第二次大战中，他反对援助大不列颠——除非英国立即让印度独立——因此被再次投入监狱。他在狱中写下了他最好的著作，包括他的自传，以及以给他女儿的书信的形式写成的世界史。战争结束时，他参加了分割次大陆和使印度及巴基斯坦成为独立国家的谈判。1947年，他成为印度第一任总理，并一直担任该职到1964年他逝世时为止。 尼赫鲁中等身材，大约五英尺十英寸高。他五官端正，育着一个鹰钩鼻和一双暗棕色的、善于表达感情的眼睛。他还具有一种贵族式的风度。他的英语，无论是书面的还是口语，也都是无可挑剔的、严谨的。他可能也是一位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具有超凡魅力的演说家。尽管我从来没有机会听过他向群众讲话，但他那种使人数众多的听众入迷的能力，也是具有传奇色彩的。据说，他有一次使一百万人都听得入了迷。只要他到场，数以十万计的群众哪怕听不到他的讲话，也都会被他吸引住，在我见到的世界领导人中，尼赫鲁肯定居于最有才华者之列。他可能也是傲慢的、不易相处和自以为是得使人难以忍受的人。他还具有一种明显的、他本人也不予掩饰的优越感。 尼赫鲁也面临过一些会使小人物犹豫动摇的挑战。 1979年，我在墨西哥的柯奈瓦加最后一次见到伊朗国王时，他议论起尼赫鲁和印度其他领导人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他把印度和中国作了对比，说：“中国是一个民族。他们可能讲不同的方言，但他们的书面语言是通用的。不管他们住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有着一种共同的社会感。这把他们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了。在政治问题上，他们相互之间可能也有尖锐的歧见，但是归根结底，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并为他们的中国传统而感到骄傲。”他又说：“印度却是一个种族、宗教和语言的大杂烩，没有一种基本的印度语言。印度人在议会中唯一能够相通的语言是英语。” 他指出：印度次大陆的人民信奉六大宗教，讲十五种使用范围较广的语言和数千种次要的语言和方言；印度的历史又是如此错综复杂，以致无法计算它有多少种族和少数民族。他说，在英国人把印度捏合在一起，使它置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以前，印度一直不是一个国家。他认为，印度是一个人口太多、资源太少的国家；相比之下，中国尽管人口众多，但具有丰富的资源和为本身提供吃穿的潜力。 伊朗国王的论点是：印度几乎无法管理自己；谁要是能够成功地把印度一直捏在一起，这个人必定是政治上的天才。尼赫鲁做到了这一点。值得赞扬的是，印度尽管面临着巨大的经济、社会问题和随之而来的、把印度诱向独裁统治的趋势，但尼赫鲁坚持印度应该保留和发展民主制度。 1953年，我在印度见到了尼赫鲁。在此之前，有些人告诉我说，他是反美的；有些人则说，他是反英的；还有一些人告诉我道，他只是反对白人。这些指责可能都有一点道理。但根据我自己和他谈话得到的印象，我同意已故的保罗·霍夫曼的看法。他对我说过：尼赫鲁只不过是深切地热爱印度罢了。 尽管尼赫鲁的不少年月是在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中度过的，而且他在英国监狱中也被关押得衰弱不堪，但他仍然十分欣赏英国诗歌，有时还去英国度假。他突出自己，以第三世界的发言人和“不结盟运动”的缔造者自居。但他也处处显示出要人们认真地把印度看成一个大国的态度。这位高傲的人对英国统治者把印度人当成二等人的做法感到非常愤慨。他后来向世界其他地区讲话时流露出来的那种优越感和傲慢态度，看来也是出自内心的。印度人民对他的奉承，使他的这种态度更加变本加厉了。三十年代中，随着他的威望的增长，他的妻子和女儿有时揶榆他道，“喂，印度的宝贝，现在几点了？”或者说，“唷，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化身，请把面包递过来。” 1953年我见到尼赫鲁时，他至少用了四分之一的时间来谈论美印关系，又花了二半以上的时间长篇大论地对我讲述他所谓的、印度正面临着来自穷兵赎武的巴基斯坦的危险的问题。尽管他在这次讲话中谈到的是巴基斯坦对印度的假设性的威胁，他的举止却预示着如下时刻的到来，十八年后，得到苏联供应的印度军队在他女儿的领导下肢解了巴基斯坦，并威胁要消灭它——这是我根据美国在这场冲突中“偏袒”巴基斯坦的政策设法予以否定的目标。 回首往事，我认为他把无可争辩的、超凡的才能和精力过多地用到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冲突上，这是他的一大弱点。尼赫鲁如果还活着的话，他完全有可能和有力量攫住即将射向巴基斯坦的子弹，和平地解决两国之间的争端。不幸的是，他在世之时，未能使自己这样做。印巴冲突是战后的历史上愚蠢地耗费军事力量的最悲惨的事例之一。几十年来，这两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虽然有几亿人生活于赤贫之中，但它们每年还都花几十亿美元去购置武器，其基本目的不是为了防御来自北方的侵略的威胁，而是为了互相残杀。 然而，在我们的会谈中，尼赫鲁也谈到一个我认为是有价值的论点。他说，有四亿人口的印度正试图通过民主的途径来取得繁荣、进步和正义。六亿人口的中国则试图通过专制的途径来达到这些目标。因此，他坚持说，尽一切可能来保证印度取得成功，这是符合美国和西方的利益的。这样，第三世界其他国家在走上自治的道路时，将会看到民主的途径是可行的；而共产党的实验是失败的。这个论点是为尼赫鲁的目的服务的，因为他需要更多的援助。但它也是颇为正确的。 印度持续地发生经济灾难的原因之一，正是尼赫鲁自己顽固地信奉社会主义。他说过，中国和印度所进行的试验，代表着极权主义和民主政治之间的竞争。这句话虽然是正确的，但印度所进行的并不是建立自由企业的试验。尼赫鲁在狱中阅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三十年代中期，他鼓吹社会主义，并极力敦促他的追随者们组织工人联合会和农民联合会。他一开始就为社会主义的教义所吸引，这是不足为奇的。尼赫鲁出身于特权阶层，在社会道德的熏陶下成长。他长大成人的那个国度，并不是一个工业化的民主国家，甚至称不上是农业民主国家。印度等级制度森严，大量的财富集中于少数人，使他们出奇的富裕，其他千百万人民瞻念前景，看到的却是难熬的贫穷，早逝甚至成为摆脱贫穷的一条途径。 印度需要自下而上地提高生产率。相反，在经济方面，它却采取了把思想自上而下地灌下去的办法。官僚机构则象一层又一层粘蝇纸一样，使人们寸步难移。印度独立以来，光美国就已向它提供了九十多亿美元的援助。但是，这笔钱并未能用于建立独立自给的经济基础，而只是用来补救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所造成的损失。 不幸的是，尼赫鲁对社会主义的罗曼蒂克和他对巴基斯坦的耿耿于怀，却成为他传授给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的偏见的一部分。1953年，我与尼赫鲁晤谈时，她是一个兴致冲冲的旁观者和听众。她充当女主人，招待我的夫人和我。在我们访问期间，她彬彬有礼，考虑周到。多年之后，她担任总理，我任总统。我再次见到她时，发现她确实酷似其父。如果稍有区别的话，那就是她对巴基斯坦的敌意甚至比她父亲更为强烈。 贾瓦哈尔·尼赫鲁无疑是一位伟大的革命领导人。我在与他的谈话中，可以感觉到他对印度人民为什么会具有如此巨大的感染力。他具有一种近乎超凡的、神秘的气质。同时，我也可以看到，他把这种气质与对权力的要素的精辟了解和行使权力的意愿结合了起来。在必要时，他会毫无保留地使用这种权他的遗产就是印度这个国家，以及印巴冲突给印度留下来的、持续不断的苦难。 在印度独立初期那些关键性的岁月里，只有非常有权威的人士才能够把印度团结在一起，使它保持单一国家的状况，防止其他势力使印度分裂。正如伊朗国王所说的，使整个印度成为一个国家，比起使整个欧洲成为一个国家来，并不是更为容易和顺理成章的事情。从语言上、种族上和文化上来看，印度甚至比欧洲更为千差万别。不过，这种统一是否有利于印度人民，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统一有时对统一者来讲，比被统一者更为重要。如果少耗费一些精力去对付这个国家天生的离心力，那么，在改善人民生活状况方面，也许就可以更有作为了。 把印度说成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这已成为一种陈词滥调。印度如果被分成为好几个国家，其境况是否会更好一些，这里姑且不论。尼赫鲁已把它合并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了，而且继续保持民主国家的性质。他的女儿则不时依靠专制的手段来保持权力，或重新夺取权力。尼赫鲁如果活着的话，他是否会这样做呢？我对此是深表怀疑的。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坚定地献身于保持和扩大民主制度及其程序的事业。由于他面临过的任务十分艰巨，因此，他在这些方面取得的成功，也应该说是战后最杰出的成就之一。 菲律宾国家的建设者：麦格塞塞 历史中充满着“倘使……将会……”和“如果……将会是怎样一种局面呢”等撩人的问题。对我来说，这类问题中最使人感到悲伤的是：如果四十九岁的菲律宾总统拉蒙·麦格塞塞1957年没有在飞机失事中遇难的话，那将会是怎样一种局面呢？ 第二次大战后涌现出来的新兴国家的领导人中，麦格塞塞是最引人注目者中的一位。他与思克鲁玛、苏加诺和尼赫鲁不同，没有领导过他的国家的独立运动。菲律宾是于1946年在未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由美国赐予独立的。1953年，麦格塞塞当了菲律宾总统。他逝世前夕，差点又以压倒的多数再次取得大选的胜利。 他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他从来不是一位革命的领导人。他既没有心理上的需要、也没有政治上的需要来制造一次不断的革命，或者在外国进行冒险活动以引起一场革命。他将自己非凡的才能全部倾注在为菲律宾人民带来安全、稳定和进步的事业上。 在追求这些目标时，麦格塞塞也面临着战后任何一位领导人都会碰到的艰难的战斗。麦克阿瑟把菲律宾从日本人手中解放了出来，但并未使它走出战争的废墟。战争和日本的占领，都使菲律宾的经济和精神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菲律宾于1946年获得独立之后，立即开始了争取生存的斗争，其艰难的程度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无异。美国和菲律宾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和1945年到1955年期间美国八亿多美元的援助，都发挥了作用。但是，菲律宾政府不仅需要与崩溃的经济进行斗争，还要与本国被激烈冲突的不同政见搞得四分五裂的状况进行斗争。 在某些主要方面，战后的菲律宾与战后的意大利是极为相似的。这两个国家在精神上和经济上都被战争摧垮了。它们都面临着共产党的威胁——这些威胁在实质上比日本、西德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共产党更加危险。战争结束后，这两个国家基本上都得依靠自己过日子。固此，它们必须自己对付共产党的威胁，不能求助于占领国的最高权力。然而，这两个国家在关键时刻，也都出现了自己的领袖——从1945年到1953年，意大利有德·加斯佩里的领导，从1950年到1957年，菲律宾有麦格塞塞的领导。他起初当国防部长，后来担任总统，勇敢地、富有想象力地和直率地迎接了各种挑战。 在共产党许下诺言要把意大利人民从贫穷和绝望中解救出来之时，德·加斯佩里不能象阿登纳那样：简单地向边界那边指一指，告诉他的人民说，你们想看看共产党人的诺言是怎么回事吗？那好，请看看东德是什么样子吧！加斯佩里在机智和谋略方面，必须比共产党人略胜一筹；同时，他还必须让意大利人民看到：他的道路是走向繁荣和自由之路。他的任务是既互相关联、又是互有区别的：他既要打击共产党人，又得为他的人民解决吃、穿问题，并且鼓舞他们。 麦格塞塞在菲律宾的机遇来到以后，他也展开了反对共产主义的、两个方面的战斗。从情绪上来说，正如意大利被战争和法西斯搞得一厥不振一样，他的国家也被战争和日本的占领搞得颓丧不堪了。麦克阿瑟有一次向我指出：事实上，菲律宾人在太平洋战争中阵亡的人数的百分比，要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大。德·加斯佩里必须与一个组织良好、得到优厚资助的共产党进行斗争；麦格塞塞同样也必须与菲律宾人民抗日军这支强大的共产党暴动队伍进行战斗。与此同时，他还必须给精疲力竭的人民以鼓舞，并象德·加斯佩里那样，给人民以丰足的产品，而不是让他们去听共产主义那种诱人的海妖之歌。虽然他在完成上述任务之前就去世了，但他在短时期内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他的榜样象一座灯塔，辉映着整个自由亚洲。 麦格塞塞是一位罕见的领导，他把对人民的巨大吸引力、无限充沛的精力和朴素的良知结合在一起。1953年，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还是一位当选总统。他的身材立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将近六英尺高。对一个菲律宾人来说，这是非常高的了。他仪态自然，具有一种巨大的个人魅力和身体素质方面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在他出现于群众面前时，就更鲜明地流露出来了。在1953年的那次访问中，有一天下午，我在马尼拉向两万名菲律宾青年商会的会员讲话。当群众看见麦格塞塞步入会场时，甚至只是看见他坐在主席台上时，他们立刻就象发了狂似的。他和我们面前的人群之间的激清的交流，就象闪电一样强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抵抗运动中，麦格塞塞很活跃。日本占领菲律宾的整个时期里，他是游击队的一位领导人，引起了麦克阿瑟的注意。1945年，这位将军任命他为泽姆巴尔斯省的军事司令官。但由于他成功地战胜了另一个敌人——菲律宾人民抗日军——才使他成为全国赫赫有名的英雄。 战后几年里，菲律宾人民抗日军发展成为一支非常强大的队伍，他们甚至能在马尼拉公开保持一个司令部。到1950年，菲律宾人民抗日军有一万六千名战士。在菲律宾的有些地方，他们实际上还收取税收，用以支付他们自办学校和工厂的费用。 当时，菲律宾军队的士气非常低落，无法对菲律宾人民抗日军进行有效的防御。农村的情况更糟。麦克阿瑟曾经说过，如果他是一个菲律宾农民的话，他也可能会参加菲律宾人民抗日军。菲律宾人民抗日军力量的来源之一，就是答应进行土地改革。当时，耕种土地的农民平均得把他们微薄的收成中的百分之七十交给世袭的地主。 麦格塞塞当时是菲律宾国会的议员，1950年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他迅速而有力地采取了从两个方面来反对菲律宾人民抗日军的行动。首先，他重整部队，在分散的军营之间来回奔波，突击巡视，并解除了失职军官的职务。他俘获了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同时又实行了一项雄心勃勃的重新安置农民的计划。这场政治上的钳形攻势，摧毁了菲律宾人民抗日军的实力基础。他曾骄傲他说：“我真不知道该把投降的菲律宾人民抗日军安置在什么地方了。” 1953年，当我见到他时，他向我介绍了他对付菲律宾人民抗日军的办法，说：“不能光用枪炮对付他们。我们必须使年轻人抱有希望，使他们相信衣、食和住宿的条件一定会改善。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激进分子就蔫了。”然而，尽管他相信光是枪炮不能解决问题，他也不是一位认为在反对极权主义侵略时根本不需要枪炮的幼稚的理想主义者。他强烈地支持我们在共同防务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他在战斗中打败了菲律宾人民抗日军的恐怖分子。在必要时，他会坚定不移地用武力来与共产党人作战。他说：“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与共产主义之间，不可能有和平，不可能有使人麻痹瓦解的和平共处，也不可能有灰色的中立主义，只可能有冲突——全面的冲突，毫无妥协余地的冲突。” 我第一次见到麦格塞塞时，他刚以压倒多数的选票赢得了总统职位。他在被国民党提名之前，把党内一些领导人的建议撇在一边，领导了一次军事政变。在接受提名时，他发表了记录在案的演讲中最为简明扼要的一次演说，以此开始他的竞选活动。当时他站了起来，说：“我是一个实干的人。因此，我不是一位演说家。”讲完，他就坐下了。1956年我第二次访问菲律宾时，又看见了他。这一次，他则是一位正在实干的演说家：当时，五十万人在马尼拉的卢内塔公园集会，庆祝菲律宾独立十周年。我首先代表美国讲了话。接着，正当麦格塞塞走向讲台时，热带的大雨撕裂了灰色的天空，倾盆而下。助手们拿着雨伞匆匆来到他身边。他把他们推开了，把事先准备好的讲稿铺在面前的讲台上。然而，大雨把讲稿淋透了，使它变得毫无用处。麦格塞塞干脆把它推在一边。所以他的整篇演说实际上是即席讲的。刚下大雨时，我估计群众会四散离去。结果，虽然许多人走了，但是更多的人仍站在原地，目不转晴地看着麦格塞塞，对大雨毫不理会。他的声音、他的音调和他的话语，响彻了整个会场，到处都可以感到他的存在。当他的讲话结束时，人们仍然置热带豪雨于不顾，欣喜若狂，鼓掌欢呼。这是我在演说方面所见到的、最令人惊叹不已的壮举之一。 麦格塞塞破除了菲律宾政治的清规戒律。在一个贪污腐化盛行的国度中，他顽强地抗拒着腐蚀。在1951年的选举中，为了缩小地方财主们和军人在政治中的影响，他这位国防部长进行了斗争（在城镇里，警方当时甚至可以肆无忌惮地谋杀反对党的选民），并取得了胜利：那一年的选举是廉洁的。作为总统，他把他在马尼拉的宫殿向每个人开放，而且耐心地听取农民和工人们的控诉。他不相信所谓的专家们对一些问题的意见，宁愿亲自去郊区和农村巡视，了解人们的感觉和需要。他在驱车出巡时，还时常伸出手来，和涌上街头看他驾车驶过的菲律宾人握手。 菲律宾伟大的政治家、作家和教育家卡洛斯·罗慕洛经常对他的国家的政治作出敏锐而古怪的评论。在我对马尼拉的一次访问中，菲律宾参议院的一位议员对美国进行了一次恶意的攻击。我向罗慕洛问起这位议员的情况。他回答说：“他是美国的一位伟大的朋友。”我说：“喔，那他肯定是用一种奇特的方式来表达这种友谊的罗。”罗慕洛眨眨眼睛，答道：“您不懂菲律宾的政治。在这里，政治家成功的诀窍是：‘使美国人受不了，又恳求他们别离开’。”另一次，他告诉我：“你们美国人把我们教育得太妙了。我们把美国政治制度中过了头的东西全盘接了过来，而且把它们发展了。” 麦格塞塞不在此例。这可能因为他具有强烈的自信心。但我认为，这也是因为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他的国家和人民的缘故。在他寻求取得成功的这一方面，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他亲眼见过战争，亲自战胜过日本入侵者和共产党恐怖分子这两个敌人。他了解要在秩序和自由之间保持平衡是多么困难。他识破了新极权主义者的面具，也认定他们在菲律宾不会取得胜利。因此，他又是一位现实主义者，知道路程还很漫长，途中还会有许多艰难险阻和令人失望的事情。但是，他迫使他的国家朝前走，小心翼翼地沿着一条介于既不要使人民感到希望渺茫、又不要对他们作过分承诺这两者之间的航道前进。他深切地感到，他正肩负着让菲律宾广大人民群众有一个正直的、进步的政府的使命。 1956年我访问菲律宾期间，麦格塞塞陪我作了一次神秘而可怕的旅行：参观柯里矶多岛上黑暗的隧道，当年麦克阿瑟被围困在巴丹时，曾与他的家人居住在这个岛上。麦格塞塞虽然与日本人打过仗，但他具有一种政治家的见解，仍然认为日本人肯定还会在亚洲再次发挥重要的作用。他对我说，日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相信，在日本人手中遭受过比其他国家更多苦难的菲律宾人民，是会接受日本人参加亚洲大家庭的。 他用他的总统快艇带我到柯里矶多岛去。白天很长。我们俩人下到舱里，在两个床铺上舒展了一下。他累了，但看起来精神还很松快。他双手交叉，垫着脑后，凝神看着天花板，若有所思地谈论起他所取得的成功及招致的失败。当时，土地改革正在进行。许多农民已从拥挤的吕宋岛上迁走，在其他岛屿上给他们分了土地和房屋。他已着手进行一次雄心勃勃的计划，旨在清除政府中的不良现象。这一切都需要时间。但他仍然有使不完的精力，对未来充满乐观情绪。 他也懂得，他正在从事的事业的重要性已超出菲律宾的范围。他说：“在亚洲的每个角落，人们都在注视着菲律宾，而且认识到美国的价值正在这里受到检验。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如果能够成功地给我们的人民带来繁荣、自由和公正的话，那么，我们的榜样，以及通过我们所表现出来的美国的榜样，对这个地区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将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翌年，他在一次飞机失事中遇难去世了。许多人认为，这次失事不一定是一次意外事故。他的去世，对菲律宾人民和对亚洲所有的人民都是一个悲剧。他是一位具有感人的超凡魅力的人，他了解建设国家这门艺术的艰深。他的国家需要他的领导，世界也需要他的榜样。 以色列的先驱者：本·古里安和梅厄 在二十世纪的这些岁月里，老殖民帝国瓦解了，相互竞争的核超级大国涌现了，全球的距离也缩短到了一日的旅行或一次直拨电话即可到达的程度。在这些岁月中，中东有时也发生急遂的巨变。在那里，新兴的国家纷纷出现：古老的国家重新获得了完全的独立；旷日持久的对抗也点燃起来了。失去耐心的、向往现代化的人们，与拼命维护旧习惯的人们在互相摩擦，各种文化在互相冲突；被压抑的愤怒情绪一触即发，时而平息下去，时而又爆发出来。 中东是世界的十字路口，是文明的摇篮。它的圣地对三大宗教来说都是神圣的。今天，中东是游牧部落与学者、杂货铺与实验室、油田与以色列聚居区、议会和阿亚杜拉等杂处并存的地区。在这些地方，农民们耕种着几世纪前他们的祖先照料过的、多石的田地，在另一些地方，衣着时髦的妇女则在去现代化办公室的途中阅读着来自开罗或伦敦的最新杂志。中东是动荡不定的、脆弱的、对东西方之间的冲突至关紧要的地区。 它还深深地陷入了不断变化着的漩流之中，比世界其他地方更富有爆炸性，更牵动人们的感情。 在中东剧烈变动的年月里，这个地区也产生了一些非凡的领袖人物。 最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是戴维·本·古里安——以色列建国之父和第一任总理。他把他的一生献给了震动中东、并以其特殊而十分重要的方式改变着世界的事业。 艾森豪威尔总统过去常常把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本·古里安说成是”《旧约全书》中的预言家”。我发现，这种说法对两者而言都有点令人啼笑皆非。杜勒斯是一位虔诚的美国新教徒，他把《新约全书》的教义镌刻在自己的心灵之中，本·古里安则是一位谙熟基督教《圣经》的学者。不过，他把自己说成是世俗的，而不是宗教的。他有一次解释道：“虽然我经常援引基督教《圣经·旧约全书》开头的五篇，但请允许我声明一下，我个人并不相信它所假定的上帝。我的意思是说，我不能‘求助于上帝’，或者向一位住在天上的、超人的上帝祈祷……然而，尽管我的哲学是世俗的，我却深深地相信那利米和以利亚这两位神灵。我确实认为这是犹太遗产的一部分。我不是笃信宗教的人。以色列早期的建设者们大多数也如此。但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热情，还是来自子《圣经》一书。”他把《圣经》说成是“我一生唯一的、最重要的书”。 艾森豪威尔的说法尽管颇为令人啼笑皆非，但还是恰当的。杜勒斯和本·古里安都从《圣经》中得到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都是他们个人最突出的特征。杜勒斯的使命是保护自由，使其免受极权主义的危害；本·古里安的使命是使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故土上重新定居下来。 本·古里安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人，只有五英尺三英寸高。 但是，他给人以一种庞然大物之感。这一方面是因为他骨架宽阔，脑袋很大，脸色红润，还有着满头银发，另一方面是因为他那突出的下唇，刚毅的下巴，以及疾步如风的步态使他显得更有风采，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有的人是兴风作浪的。本·古里安则是一位息事宁人的人。 1906年，本·古里安从波兰迁冒以色列。也就是在这一年，戈尔达·梅厄从俄国移民去美国。作为一名二十岁的非法入境的移民，古里安刚抵达雅法，就在塞杰拉的加利利村当农民，从事劳动。如果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他的生命，那么，他坚持认为耕种——使沙漠开花——是他最大的乐趣。后来他退休时，又回到了沙漠地带，在这块土地上度过自己的余生。 本·古里安一生中也贪婪地阅读书刊，而且撰写了大量著作。他在五十开外时，又学习了希腊文，这样他就能够阅读柏拉图的原著了。他还研究过印度教和佛教。本·古里安能讲九种语言。1966年，我、我的夫人以及我们的女儿特蕾西娅和朱莉一起去他家里拜访他，当时他住在特拉维夫的郊区。他把我带进他的书房，只见四面墙边摆满了杂乱的书籍，多到快要溢出来的程度。我1972年和1976年拜访毛泽东时，不禁联想起这间书房。毛泽东的房间里也堆满了书籍和手稿，有的还散落到地上。很明显，他们俩的这种情况说明，这些书并不是一种摆设，而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东西，这与我在很多时髦的府第中的正式藏书室里见到的情况不一样。那些藏书室里的书籍经常满积灰尘，很少打开。 从本·古里安在雅法上岸之日起，到1948年5月他站在特拉维夫博物馆的话筒前向全世界宣读以色列独立文件之时上，四十多年过去了。在这些岁月里，他在土耳其、英国的统治下和国际共管的情况下，为了把自己的梦想变为现实而斗争着。 然而，与其他革命领导人不同，以色列独立之时，却不是本·古里安庆祝和平之日。就在他宣布独立后的一天之内，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伊拉克就向这个新兴国家发动了战争。 在军事上，以色列最艰巨的战斗并非发生于独立之前，而是在独立之后。从这个意义上讲，以色列进行的是一场继续不断的革命——首先是反抗英国的统治：接着，又是反抗它的阿拉伯邻国的敌对行动。以色列幸而有本·古里安这样一位领导人。事实表明，他不仅有能力领导一场不管是和平的还是暴力的革命，使之取得成功，而且能够在革命成功之后建设国家。 本·古里安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八十年来，他一直为实现犹太人的梦想而奋斗。他又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他了解，由于敌对势力包围着以色列，使以色列不能在地域上进行扩张；他也相信，以色列会一如既往地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并为此而感到自豪。就其信念而言，他又是一位空想家。他认为，以色列南部的沙漠地区内吉夫总有一天会繁荣起来，发展成为一个既不完全象城市，也不完全象农村的地区，成为犹太人的家当时和后来的以色列其他领导人，一直妄想得到更多的地盘。本·古里安却不是这样的人。他把自己称作“狂热的内吉夫分子”，还争辩说，以色列的使命是开垦沙漠地带。他说，沙漠地带如果不改良的话，这对“人类是一种耻辱”，对：“不能供养其全部人口的世界也是一种可耻的浪费”。他说，如果沙漠地区得到改良，就能为以色列提供它所需要的全部空间。他常以尖刻的口吻谈论想以武力扩展以色列领土的恐怖分子和其他扩张主义分子，并争辩说，除非以色列既是一个犹太国家，又是一个民主国家，否则它就没有理由存在。他说：那些主张兼并阿拉伯土地的“极端分子”将会剥夺以色列的使命；”他们如果取得成功，以色列就将不是犹太国家，也不是民主国家。阿拉伯人在数量上超过我们。为了控制他们，到时就只好采取不民主的镇压措施了。” 1967年的六天战争之后，他建议，除了东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外，从埃及和叙利亚手中夺得的其他土地应该归还给阿拉伯人，因为这些土地“只不过是不动产”。他的建议使许多以色列人大为吃惊和恼火。他说：“对以色列最大的考验，不是在它的疆界之外与敌对势力进行战斗，而是在于能否成功地从占以色列领土百分之六十的荒地上收获更多的东西。” 本·古里安是以色列的托马斯·杰斐逊、乔治·华盛顿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对以色列和以色列的生活的影响渗透到各个角落。他撰写了以色列的独立宣言。他组织了第一支地下的犹太人军队。1948年以后，他担任了总理和国防部长，在四条战线上开展反对阿拉伯人和保卫以色列的斗争。在残忍的独立战争之后，他制订了先发制人以减少以色列仿亡的防卫战略。这种战略时至今日仍在应用。他赞同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进行公开审判：同时又不顾他的同胞们的强烈反对，与西德打开了非官方的关系，接受康拉德·阿登纳的战争赔偿。 他的国内政策是建立在他对平等的梦想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是：保持民族的统一，为了发展和保卫现代化的犹太国家这个共同目标而共同劳动。 本·古里安与许多只把生命献给单一事业的人不同，他并不是狭隘的。我发现，他不仅在观察以美关系方面，而且在观察一般性的世界事务方面，都是坚定的、清醒的和果断的。他对待各种事物比较公允。1967年的六天战争以后，戴高乐公开抨击了以色列，由于当时正在火头上，所以他也发表了一些略有轻视犹太人的言论。戈尔达·梅厄从未就此宽恕过他。本·古里安后来则说：“我认为我们对戴高乐是很不公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他是否喜欢犹太人，而在于他拯救了法国。” 在待人方面，他和蔼并有耐性。1959年他在美国进行官方访问时，访问了我们在华盛顿的家。那一年，特蕾西娅正在公谊会学校七年级研习犹太教。她次日要参加一次考试，因此向古里安问个不休。在向她解释为什么犹太教的安息日是星期六而不是星期日，以及什么是大分枝烛台的问题时，他还就犹太教和基督教共同的传统作了半个小时的讲解。结果，特蕾西娅在考试中得了个“优”。自此以后，她一直很珍惜这次令人难以忘怀的会面。 戴维·本·古里安是一位无与伦比的杰出人材，是推动历史的一个基本力量。他有激情、有信仰、有信心，是一个勇于探索和独辟蹊径的人，而且知道自己的脚步正改变着世界。也许有人会争辩说，以色列的创建是天经地义的。但是，要使这种天经地义的事情变成现实，还需要耗费一个人非凡的精力。 美国和以色列一直都是欧洲犹太移民的两大目的地和犹太难民的主要避难所。这种共同的特性象一种强有力的纽带，把这两个国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各地犹太人对以色列有一种精神上和感情上强烈的依恋，这使以色列各届总理和美国各届总统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许多人认为，这种关系仅仅是一种政治关系。诚然，这种关系中包含着政治方面的因素，有着共同的理想和战略上的考虑。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以色列对美国有一种独特的重要性，因为以色列对大量的美国人具有独特的重要性。每位美国总统都意识到这一点，而且会有相应的表现。对他们来说，其他国家永远不能与以色列相提并论。 对我来说，戈尔达·梅厄与其他领导人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们两人都是在1969年执政的，而且同在1974年辞职。 她在我就职后两个月担任总理，一直到我辞职前两个月才辞职。实际上，她是“我的”以色列总理！我是“她的”美国总统。 就我们两国而言，我们当政的那些岁月是艰难的，有时甚至是无情的。我们关系中的紧张状态时而还很严重。她的要求经常超过我的预计。有时，我采取的一些行动或提出的一些条件则是她认为难以接受、或不能接受的。我们两人都知道，我们都在进行着巨大的赌博；东西方之间的平衡、工业化国家的生命线以及以色列的生存，则都维系于中东这场爆炸性的冲突之上。我们都在警惕地互相注视着对方，深知任何一方的失策对双方都可能是致命的。由于还没有完全明确的解决办法，因此，在如何解决这些冲突的问题上，当然也存在极为不同的看法。 但是，风雨同舟亦能使彼此的联系更为紧密。人们从观察一位领导人如何经受考验的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或她的为人。 乔治·蓬皮杜有一次在我面前把戈尔达·梅厄说成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女人”。她确实如此，而且更甚。她是我三十五年间在国内外的公私旅行中所见到的男人或女人中个性最强的一个。如果说，戴维·本·古里安是推动历史的一个基本力量，那么，戈尔达·梅厄则是代表大自然的一个基本力量。 每一个优秀的领导人，都强烈地意识到要保护他的国家。 但是，梅厄对以色列的这种意识却超出了通常的范围。她的这种感情是炽热的、本能的，甚至象一位母亲对她的孩子的感情那样强烈。对她来说，以色列不仅意味着她的祖国，而且代表着一种超出国家范围的事业。 有些领导人是耍弄阴谋诡计的大师，编织骗人圈套的能手。他们会提出一些被粗心人误认为诺言的建议，经常或迫不得已地见风使舵、敷衍逢迎，或者搞密谋、耍花招。对林登·约翰逊来说，这就是他的第二种天性。富兰克林·第拉诺·罗斯福在这方面则是一位老手。对许多人来说，搞阴谋诡计是管理国家事务的诀窍，是绕过利害冲突这个危险浅滩的最有效办法，有时甚至是唯一的办法，可以使冲突了结。但戈尔达·梅厄完全不是如此。她非常正直，毫不拐弯抹角。其必然的结果是，她下了决心就不能变更。对戈尔达·梅厄的立场。她要达到的目的和意图，从来也不存在什么疑问。在不同的情况下，她可能是不可阻挡的力量，也可能是别人不可动摇的目标。作为别人的攻击目标来说，她是不可动摇的：作为攻击别人的力量来说，她则是不可阻挡的。 戈尔达，梅厄有一副毕生从事劳动的妇女的面容。她的身上留下了过度的体力劳动的痕迹，脸上显露出用脑过度和精神上负担过重的阴影。但在她的脸上，也有一种照片经常没能捕捉到的热情。她虽然是一个固执的谈判者，但也是一位感情丰富、外露和坦荡的人。勃列日涅夫可能也是易动感情的，在含泪表示友情时，他的感情似乎是自发地进发出来的。但就他而言，有时又判若两人，几个小时之后，就会恢复到大声咆哮、剑拔弩张的状态。戈尔达·梅厄则是表里一致的。她脆弱的感情和坚定的决心来自同一个源泉。她在谈判中是执拗的，因为她深深地关注着她在谈判中要维护的东西。 她的热情是以人情常有的方式自发地流露出来的。我还清楚地记得她1969年首次作为总理访问白宫时的情景。这次访问对她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梅厄八岁那年就作为一个贫穷的移民，从俄国第一次来到美国。她在美国成长，还在密尔瓦基教过书，直到1921年移屠至巴勒斯但时为止。因此，在我们为她举行的国宴上，当海军陆战队的乐队奏起以色列国歌、然后又奏起《星条旗》歌时，她不禁热泪盈眶。宴会后，我们特地为她安排了艾萨克·斯特思和伦纳德·伯思斯坦表演的文艺节目。她坐在我的夫人和我之间，聚精会神地听着。演出结束时，她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走上前去，拥抱两位音乐家。 她在任期中感到最痛苦的一个插曲，是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当以色列面临失败威胁时，我命令“一切能够飞行”的运输工具都要全部应用起来，大规模地、紧急地向以色列空运供应物资。她后来写道：“这次空运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它不仅提高了我们的士气，也清楚地向苏联表明了美国的立常毫无疑问，它也使我们的胜利成为可能。当我听到（运输）飞机正在利达降落的消息时，自战争开始以来，我第一次哭了……”。 她后来告诉我说：她认为，我的行动——包括空运以及当苏联威胁要派部队去这个地区时，美国宣布它在全世界的武装力量进入戒备状态——拯救了以色列。次年1月，当埃以部队脱离接触的协定宣布时，我给梅厄夫人通了电话。当时，水门危机已成为整个美国的头条新闻。在通话结束时，她说：“请多多保重，好好休息。”这使我深受感动。 如果在危机时刻表现得坚强不屈是戈尔达·梅厄的特点，那么，慈母般的谆淳善诱则是她的另一特点。 在以色列人民中，她以“戈尔达·谢拉努”即“我们的戈尔达”这样的爱称而闻名。她自由白在地、毫无拘束地在她的人民中走动。当她的内阁成员们围在她厨房的桌子旁边、或者在炉子附近来回走动时，她一边为他们烧汤和煮咖啡，一边和他们讨论着国家大事。她就是这样一位总理。 她甚至到了七十开外时，还无情地驱使自己干这干那，一直工作至凌晨。她既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最大的问题上，又集中在政府最细小的琐事上。不管是否是例行公事，任何信件未经亲自过目，她都不签署。她亲自去机场迎接一批又一批移民，经常是一见到他们就高兴得流下热泪。在赎罪日战争中和战后，她收到许多农民责备她的政府应该对他们孩子的死亡负责的信件，这把她的身体摧垮了。每位战士阵亡，对她个人都是一次打击。当纳赛尔在西奈进行消耗战时，她下命令说，每当一个以色列士兵阵亡，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都应该立即通知她。人们是如此严肃认真地对待她的指示，以至于有一次由于损失了二十五头羊，也把她唤醒了。 许多领导人是靠个人野心登上最高领导职位的。他们寻求权力，只是因为他们希望手中有权。戈尔达·梅厄不是如此。 她毕生只是从事一件工作，而且不管这件工作如何，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献身精神都倾注于其中，她1921年迁入以色列，是因为她决心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梦想。她希望能够对人们有所帮助和裨益。她成为以色列第四任总理时，已经年满七旬了。 当时，莱维·埃希柯由于心脏病淬然去世，工党的其他领导人立即求助于这位得到大家普遍尊敬的人，因为只有她才能在不触发一场分裂性斗争的情况下继承埃希柯的职位。起初她表示反对，后来还是同意了。事后她写道：“我当总理，那是因为当总理就是那么回事，就象我的送奶人成为赫尔蒙山上一个据点的指挥官一样。我们两人对这种职位并没有任何特殊的兴趣。但是，我们两人都尽力把我们的工作做好。” 梅厄夫人认为，人们对她这样一个妇女担任高级公职一事过分注意了。对她来说，当女人就意味着多干工作。尤其是在早年养育孩子的年月里，她既得忙于公务，又得操持家务。当我的女儿朱莉·艾森豪威尔为了撰写《特殊人物》一书而采访梅厄夫人时，她问梅厄夫人在1956年被任命为第一位女外交部长时有何感触。梅厄夫人的答复是独特的。她微微一笑，说：“我不知道。我从来就不是一位男部长。” 1971年，我和法国总统蓬皮社在亚速尔群岛举行会谈。有一次，国务卿罗杰斯为了使谈话气氛轻松些，说，世界上两个最多事的地方——南亚和中东——恰巧都是妇女担任总理，“在印度是英迪拉·甘地，在以色列是另一位女人——戈尔达·梅厄”。蓬皮杜嘴角一咧，说：“哦，真的吗？” 蓬皮杜这句话并没有蔑视之意，而是带着一种奇特的赞赏之情。当然，它的寓意是说，戈尔达·梅厄作为一位女总理，从其为人处事的方式上看，简直与男人没有什么区别。戈尔达·梅厄和英迪拉·甘地有其相似之处：她们在与异性进行谈判时，都过分坚持己见。不过，我与这两个人打交道时却发现，她们在谈判方式上又是截然不同的。她俩都具有女子的气质。英迪拉·甘地利用了这种气质；戈尔达·梅厄却没有。甘地夫人期望人们把她作为一个女人来对待，她自己却以男人那种冷酷无情的态度行事；戈尔达·梅厄则期望人们把她作为一个男人来对待，而且象男人那样行事。她并不因为自己是一个女人而要求人们宽容她。她也不宽恕别人。 她衣着朴素，从不化装打扮。她把头发尽量拢到脑后，梳成一个发髻。她承认，之所以把头发留得长长的，是因为她的丈夫和儿子喜欢那种样式。她在与我的夫人交谈时，总是很和蔼可亲，对我们的孩子及私事也明显地流露出诚挚的兴趣。但一般说来，她与人们打交道的作法是：在会议开始时，敷衍他说上几句“认识您”之类的缓和气氛的话，然后就单刀直入地谈论手头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我们在椭圆形办公室第一次见面时，摄影记者卡嚓卡嚓照着相，我们象通常那样闲扯着。一当把记者们打发走，她就交叉着双腿，点上香烟，立即着手工作，匆匆地浏览她为她的武装部队索取装备的清单。 梅厄夫人一旦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她就不会宽恕对方，或把事情忘却，而是满腹怨恨。她一直没有宽恕戴高乐在1967年战争后所发表的批评性言论；也一直没有宽恕进行过大屠杀的德国人、甚至他们战后的新领导人。对于那些使无辜者流血的阿拉伯恐怖分子及支持他们的阿拉伯国家，她也一直不予宽恕。六十年代，本·古里安从执政的工党分离出去后，梅厄夫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也一直怨恨他。 她对苏联尤其不信任。她虽然是一个良诚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她对苏联的专制及其对以色列的威胁具有清醒的认识。 她自从能够记事以后，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她父亲在基辅他们家的门上钉满了厚木板，以便使全家免受经常发生的迫害事件之苦。在那些年月里，手拿棍棒和刀子的暴徒们到处搜查、迫害犹太人。她还告诉我，喝醉酒的警察常常在星期六夜晚来敲她家的门，殴打他父亲，因为他是犹太人。这使她惊恐万状。她对早年在俄国所度过的岁月的记忆已经不多了，而这些记忆大多是寒冷、饥饿、贫穷和恐惧——尤其是恐惧。在她看来，沙皇俄国对犹太人的迫害正以一种不同的形式，在苏维埃俄国继续发生着。纳赛尔曾经发誓要摧毁以色列。梅厄夫人认为，苏联对纳赛尔的支持，也是对犹太人进一步的侮辱。 梅厄夫人有一次访问华盛顿时，曾向我表示：她认为，欧洲许多领导人对苏联实行缓和政策，这是一种幼稚的做法，她很不同意：对我们为了改善与苏联的关系所采取的步骤，她也感到关切。我向她解释说：我们对缓和问题的做法与他们的做法很不相同；我们对苏联的动机也不存在任何幻想。我说，关于国际关系，我们的指导原则与《新约全书》中的指导原则略有不同，这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谈到这一点时，亨利·基辛格插话表示赞同，并说：“还要加重百分之十”。 梅厄夫人笑笑表示同意，并说：“只要你们采取这种做法，我们就不用担忧了。” 有时，她可以轻松地处理好那些对她来说是最严重的问题。 她一再对我说，以色列的阿拉伯邻国没有一个是可以信任的。 作为推动中东和平的行动的一部分，我试图在美国与几个主要阿拉伯国家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我向她指出，从以色列本身的角度来看，让美国成为以色列的邻国的朋友，比起由另一个对以色列抱有敌意的国家来扮演这个角色要好得多。她承认这一点，然而还是坚持说，在与阿拉伯国家打交道时，我们不应该相信协定，而是应该相信行动。有一次，这类会见结束时，我向在场的人一一赠送了小小的礼品盒，内装带有总统印鉴的金质衬衫袖口链扣。每个人都打开了自己的盒子，结果发现其中有一个是空的。梅厄夫人登时笑了起来，说：“瞧，现在你们该明白我所说的信任是什么意思了吧！”在亨利·基辛格被提名为国务卿之后，我对她说，现在我们两国都由犹太人当外交部长了。她流露出轻松愉快的神情。在谈到基辛格的德国口音时，她还应声道：“不过，我的外交部长是讲英语的。” 在国际上，戈尔达·梅厄享有盛名。她是一位具有极大的勇气、才能和韧性的政治家。她聪明过人、正直、顽强。她赋有足以使她跻身于任何大国最高领导层的能力。但是，可能也只有在以色列，她才会具有这种能力，因为她对这个国家有着异常强烈的感情，它的事业把她推向了最高领导层。她并不把权力当作特权来追求，而是把它当作职责来行使——为以色列而行使。 美国人把梅厄夫人列于他们最钦佩的妇女的名单的前列。 对以色列人民来说，她则是一位受人爱戴的老祖母式的保护者，一位强健结实而又可以信赖的妇女。她把以色列的重任担在肩上；但她也腾出时间来，在厨房的桌子旁边招待她的助手们喝汤。 1969年，我在悼念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仪式上所作的悼词中说：伟大的政治家总是在国内受到爱戴、在国外也受到尊敬。 但是，只有少数几位象艾森豪威尔这样的政治家，才能在国内外受到真正的爱戴。戈尔达·梅厄也是这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位。与艾森豪威尔一样，这不只是由于她的所作所为、显然也是由于她的为人，国内外的人们才如此真心地爱戴她。 1974年6月，在她离职才十二天之时，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她是在以色列对1973年10月战争中的准备工作发生长期争论后去职的。我们在她在耶路撒冷的简朴的公寓中拜访她。她再次对美国在那次战争中对以色列的支持向我表示感谢。当她费劲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向我们表示欢迎时，我可以看到她脸上痛苦的表情。事后我才知道，她当时与我一样患有静脉炎。此外，她还患有淋巴腺癌。她对这一点保密了好几年。后来，在以色列议会举行的一次国宴上，我决定打破先例，在向国家元首祝酒之前，先作一次特殊的、外加的祝酒。我说：我所见到的领导人中，还没有一位比戈尔达·梅厄表现出更为突出的勇气、聪颖、坚韧和果决了，她献身于国家的精神也为别人所望尘莫及。我说：“由于我与她共事过，所以，我想我已经成了她的朋友；她也一直是我的朋友。因此，我有幸请各位和我一起，为这位前任总理干杯。让我们为戈尔达·梅厄总理干杯！为戈尔达干杯！” 对她来说，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对我亦然。那次祝酒是真正发自内心的。我的本意是：“让我们怀着爱戴的心情，为戈尔达干杯。”我想，她一定会理解，我正是这个意思。 古老国家的新派领导人： 纳赛尔、萨达特、伊朗国王、费萨尔 无论是作为故事和传奇的中心，还是作为战略上的十字路口，地球上很少地方能和中东相比。它的历史源远流长，几千年来，不仅朝代兴废更送，各种文明也在那里起落盛衰。风，还象几千年前一样，侵蚀着万劫不灭的沙漠：尸骨，则依然在阳光下逐渐变白……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短暂时期中，这片古老的土地蓦然间变乱蜂起。以色列的创建，只不过是打乱了旧的格局、带来了新的冲突的各种事态中的一桩。 当伊朗突然被拉回到中世纪时，西方尝到了一次严厉的教训：在这个新世界中，现代社会的外壳可能是多么的单雹脆弱；在新旧相撞之时，它们关系之紧张又是多么的严重。有人提醒我们说：中东并没有“自己要潘，也让别人活”这个传统概念。在那里，感情往往来得更加猛烈；人们缺乏纪律，少有约束，裁决更加苛严，报复尤为迅速。这里的传统比别处更为古老，决心维护它们的人却拼命抱住这些传统不放。 然而，在中东以及其他地方，变动还是来临了。 最近几十年中，我们在中东所见到的，一直是火山爆发似的政治大变动。这些火山的爆发，形成了巨大的山脉，也形成了大陆和海洋。尽管这些特殊的问题和斗争形式仅仅适用于中东，但是，当本来要几个世纪才发生的变化现在被压缩到几十甲年中发生时，这些问题和斗争的形式也反映了全世界所面临的挑战。今天，一个人在其一生的时光中，也许必须适应从前需要许多代才能有的演变。对个人和国家来说，这个过程都是动荡不定的，而且可能是爆炸住的。 从下面四位领导人的生平中，我们可以戏剧性地看到这些进程。他们走过的道路各不相同，但目标总是非常相似。这四位领导人就是埃及的加麦尔·阿卜杜尔·纳赛尔和安瓦尔·艾尔·萨达特，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以及伊朗国王。四人中，伊朗国王被推翻了，并在流亡中去世。费萨尔和萨达特被行刺者的子弹所击倒。只有纳赛尔在还是一位英雄时，就由于自然原因而去世。如果他不是在五十二岁时由于心脏病突发而遽然辞世的话，那么，他的命运可能就大不相同了。 这四个人都是革新派。他们都在竭力恢复本国人民的自尊心。为此，纳赛尔、萨达特和伊朗国王都有意识地回溯到几千年前本国古老的文化源泉上，以恢复民族崇高的象征，并使之发扬光大。纳赛尔和萨达特回复到法老王时代；伊朗国王回复到赛鲁士的波斯帝国；费萨尔则没有必要回复到任何时代，因为他的国家是穆罕默德的故乡，是最神圣的穆斯林圣地。全世界的穆斯林每天祈涛之时，都向着沙特阿拉伯的方向朝拜。 1963年，我第一次见到纳赛尔。但我觉得似乎很久之前我们就认识。 纳赛尔与他的同谋者安瓦尔·萨达特一起，于1952年策划并领导了一场政变，取代了法鲁克国王的腐败政权。当时他是一个不知名的军官。起初，他利用著名的将军穆罕默德·纳吉布作为出面人物。但在两年之后的1954年，性清暴躁的纳赛尔就把纳吉布逮捕了，自任总理l956年，他使自己成为当选总统。 纳赛尔的领导是浮夸的。他象一颗流星划过中东的长空。 他不仅想充当埃及的领袖，而且想充当阿拉伯世界的领袖。他强行干预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事务，发动政变，策划暗杀，一直试图建立以他为首的泛阿拉伯联合体，他既结交坚定可靠的朋友，又树立不共戴天的敌人。所以，他身边的人很少是中立的。 他进行宣传的喧闹声，经常扩散到阿拉伯世界的各个角落。我1957年访问中东时，虽然没有在埃及停留，但每到一处，都可以从收音机中听到他的声音。在利比亚、苏丹、突尼斯和摩洛哥各个城市的市场和街道上，我看到无论是年青人还是老年人，富人还是穷人，几乎都在心醉神迷地倾听他的声音。他以高超的技巧，利用广播和电视进行说教。他把阿拉伯世界最优秀的表演家动员起来，他们谱写了诸如《我们怎样建设阿斯旺水坝》这类轰动一时的大众歌曲。 使纳赛尔费尽心思的梦想之一，是建造阿斯旺水坝。多少世纪以来，埃及一直指望尼罗河的流水能给它的沙漠带来生命。 现在，纳赛尔要利用那些河本来提供廉价的电力，并增加一百五十万英亩可耕地。但是，这个梦想也由于他在国外进行冒险而搁浅了。纳赛尔与莫斯科的调情，导致他与东方集团签订了一项武器协定。于是，美国撂下了援建大坝的工程。当他听到这个消息时，据云曾经说过：“美国人，压压你们的火气吧！”他以对苏伊士运河实行国有化作为回敬。以色列、英国和法国出兵反对埃及；但美国又压服它的盟国，协助搞出了一个联合国停火协议，使埃及控制了苏伊上运河。 艾森豪威尔对此进行干预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以色列、英国和法国采取行动之时，俄国的坦克正从布达佩斯街头隆隆驶过，残酷地镇压匈牙禾。为了争取自由而进行的勇敢的尝试。 在对苏联使用武力提出强烈抗议之后，如果再默认以色列、英国和法国使用武力，这确实是困难的。但是，不管这些理由如何，艾森豪威尔在使北大西洋联盟付出了巨大代价的情况下，使埃及从失败中得救了。回想起来，我认为这个决定是错误的。 后来，纳赛尔私下曾表示过谢意，俱当时他只是表现出轻蔑。 结果，为了武器，也为了在阿斯旺大坝问题上得到援助，纳赛尔把他的国家抵押给了莫斯科。同时，正如萨达特后来所写的那样，纳赛尔还“全神贯注于如下的神话：他是一位打败了英、法两大帝国军队的英雄。纳赛尔根本无视艾森豪威尔为达到这样的结局而发挥的真正作用——他使纳赛尔军事上的失败变成政治上的胜利。他是第一位相信自己获得了胜利的人”。 纳赛尔是反复无常的、缺乏耐心的和专制独裁的。他沉迷于宏伟的抱负。这使他一直不能关心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尽管大多数埃及人生活在极端贫穷之中，他还是把这个国家贫乏的资源滥用于对外冒险上。他对以色列的无法平息的好战态度，加强了他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地位，但也使他的部队在1967年的六天战争中遭到惨败。在也门，他强制推行了一场长达五年的、代价高昂的战争，企图推翻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伊马姆，建立一个埃及的保护国。结果，他在那里也被打败了。在国内，他实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并使人民对新的繁荣和自由抱有过高的希望。然而，当他的去世使他的统治结束时，埃及人民还是象以前一样贫穷，监狱中塞满了政治犯。 尽管如此，1970年他淬然去世时，全世界还是激起了从未见过的悲痛的巨澜。为了参加他的葬礼，五百万人民挤满了开罗的街道，他们有的攀上树木和电线杆，歇斯底里地哭泣着：有的涌向送葬的行列，撕扯着盖在他的棺木上的旗帜。许多埃及人心神错乱，以致自杀。在贝鲁特出版的法文报《日报》说：“有一亿人——阿拉伯人——变成了孤儿。” 纳赛尔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使他的人民恢复他们的灵魂、精神和自豪感。他是一位邮局职员的儿子，在对英国殖民主义深刻仇恨的环境下成长。当时的特点是，如果一个年轻人的第一语言是阿拉伯文而不是法文的话，他就会被人们看作是卑下的。纳赛尔掌权以后，不仅急于结束君主制度，而且急于清除过去殖民主义的残余。英国和法国从中东撤退以后，纳赛尔急忙用他的声音来填补这个真空。他一再坚持实行的泛阿拉伯主义，既是亲他本人的，又是反殖民主义的，还常常是反西方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各阿拉伯国家的人民至关紧要的，并不是象他做过的那样，在国际舞台上做出多少成绩来，而是用手指戳西方的眼睛，这就够了。老百姓就喜欢这个。他越是华而不实，越是为所欲为，人民就越是喜欢。如果他装出一副大人物的样子，那么，他的人民俨然也都成了大人物了。对那些在物质方面最为匮乏的人们来说，这种精神上的鼓舞，常常比使他们的生活过得舒适更为重要。 纳赛尔虽然在公共场合中是一个煽动家，在私下时却是一位亲切和蔼和通情达理的人。 1963年，我的夫人、我们的两个女儿和我去欧洲和中东作一次私人度假旅行。纳赛尔邀请我们到他家作客。当时，他仍然住在开罗郊区他当陆军军官时住过的那一所简陋的平房里。 他身高六英尺，长得细瘦而英俊，一派直挺挺的军人风度，形象很引人注目。他的殷勤好客是出自内心的。他把他的家人介绍给我们，还给我们看了他藏书室中收藏的有关林肯的书籍。 纳赛尔表达了他对艾森豪威尔的崇高敬意，并对他在1956年为了拯救埃及所作出的一切努力表示感谢。他谈吐文雅，仪表尊贵，而且显得很有才智和见识。他深有感触地谈到他关于改善埃及人民生活的愿望，又问起我如何估计苏联领导人当时的态度和意图，并专心地听着。尽管当时埃及严重地依赖于苏联，但他显然并不喜欢苏联支配一切的思想，还表示了与美国进一步改善关系的愿望。他很希望我们去参观一下阿斯旺大坝。为了进一步表示他的殷勤好客，他一再要求我们乘坐他的私人飞机去参观。途中，他的飞行员让我们在低空俯瞰了金字塔和埋葬国王们的谷地。 我们去大坝的访问是一次令人生畏的经历，因为白天的气温超过华氏一百度。我们是在半夜下到大坝开挖区的。纳赛尔曾告诉我说，大坝的工程实际上都是埃及人承担的。但当我们看到大型推土机在强烈的照明灯光下挖土时，我的夫人敏锐地注意到，操作人员中没有一个是埃及人，而全是俄国人。 六十年代期间，纳赛尔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对别国进行干预。 他在其他阿拉伯国家中煽动革命，并越来越深地陷入也门内战的泥潭。在国内，他依然忽视埃及的经济问题，在政治上也继续进行镇压。尽管他公开承认他对苏联的支配地位感到恐惧，但他对俄国的经济、军事援助的依赖性却有增无减。 纳赛尔这位革命者忽视了革命的时刻已经终结、巩固成果的时刻已经到来这一事实。从字面上看，他的泛阿拉伯主义是有益处的。通过这种运动，他在阿拉伯人民中创造了一种新的共同感和自豪感。然而，这一运动的主要宗旨——对以色列的僧恨和对西方的不信任——则是有害的，而不是建设性的。结果，他的各项政策不可避免地导致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敌对状态的升级，并使埃及畸形地依赖于西方的敌人——苏联。 1970年9月，当我们得悉纳赛尔由于心脏病发作而遽然辞世的消息时，我正在地中海的一艘航空母舰上观看美国第六舰队的演习。我本想前往开罗参加葬礼，但后来觉得这是不明智的。因为当时埃及政府仍与苏联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且极端仇视美国。如果纳赛尔的继承者希望改善埃美关系的话，我认为应该由他们迈出第一步。于是，我改而派了一个代表团，代表我前往开罗。 到纳赛尔逝世时为止，萨达特在幕后已经等了将近二十年他一直未遭到纳赛尔的极度妒忌之害，因为他看起来没有什么个人野心。他乐意承担纳赛尔分派给他的任何差使。有人把他称为：“纳赛尔的哈巴狗”：有人则说，他前额上的印记，不是由于每天祈祷时在地上叩五次头而留下的——象所有虔诚的穆斯林所做的那样——而是由于在内阁会议上，纳赛尔为了让他留心听别人讲话，常常戳他的脸而留下的。 十八年来，安瓦尔·萨达特一直在注视着，倾听着。革命前，当英国人掌管埃及时，他在狱中服刑，并学会了如何忍耐，也懂得了耐心的价值。他知道纳赛尔妒忌心很重，因此，他总是小心翼翼的，从不露出要为自己争权的迹象。除此之外，萨达特还是人们可以指望的、十分珍视友谊、认真实践诺言的人。 不过，他在代表纳赛尔去国外访问时，也交其他的朋友，包括沙特阿拉伯的费萨尔王储。他当总统以后，曾私下对费萨尔说，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和他对苏联的依赖都失败了。 1970年，萨达特在纳赛尔去世后掌权时，许多观察家认为他的政府肯定只能维持几周，因为他缺乏纳赛尔那样感人的超凡魅力。他们没有认识到有各种各样的魅力，而且一个人只有在掌权之后，人们才有可能断定他是否具有这种难以捉摸的品质。萨达特并不想走纳赛尔的老路。他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他一开始就熟练地阻止别人夺权，并把他的反对者投入监狱。时过不久，人们对他的权威就不发生任何疑问了。 萨达特迅速采取行动，砸断了把埃及捆绑在苏联人身上的镣铐。纳赛尔去世后，他向全世界广派代表，向各国致意。他的特使在北京见到周恩来。谈话中，中国总理问：“您知道是谁杀害了五十二岁的纳赛尔吗？”这位特使愕然，没有作答。周思来说：“是俄国人。”他的这番话是隐喻性的，不能按表面的含义去理解。但埃及对苏联的依赖、它与大多数阿拉伯邻国以及美国的冷淡的关系，确实是纳赛尔留下来的包袱。纳赛尔是一个非常自豪和有独立性的人。在他生命垂危之时，埃及的孤立处境使他负担沉重。萨达特认为，这是使他的精神和健康恶化的原因。 在萨达特就职后不久，我们开始接到萨达特想要使埃美关系解冻的种种暗示。他掌权十一年的特征，是喜欢采取一系列戏剧性的主动行动。其中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1972年突然驱逐了一万六千名苏联军事顾问。促使他这样做的原因，一是根据他的判断，俄国人并不可靠，二是他本能地不喜欢俄国人。 我1974年访问开罗时，曾经告诉他，我认为中苏分裂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人感到他们比俄国人更文明。萨达特笑笑，回答说：“您知道，我们的感觉恰恰也是这样。我们埃及人比俄国人更文明。” 纳赛尔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他总是忙于政府的大小事务之中，为了批阅积压的文件，经常通宵达旦地耽在办公室里。 萨达特则比较孤癖、好沉思。他经常撇开他的部长们，在午饭后到尼罗河边散步，独自作出各种决定。他每天起床都比较晚，也不一天到晚都工作，而且讨厌琐事。他的政府的日常工作是拖拉的、效率不高的，但是，重大的决策——萨达特把这些决策都留给他自己来做——却总是惊人的、高明的，有些决策，诸如驱逐苏联人和1977年他的耶路撒冷之行，从根本地变了中东政治的格局。很少有人象他那样，对过眼烟云似的国际关系花费那么多传统的智慧和才识。 全世界将缅怀纳赛尔和萨达特在外交事务中所起的作用。 他们两人都试图恢复阿拉伯人被损伤的自豪感。萨达特1973年发动赎罪日战争的部分原因，就是为了矫正1967年以色列的胜利所引起的心理上的不平衡状态。但萨达特还有进一步的意图。苏伊士运河事件后，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敌对状态仍象过去那样严重。从萨达特看来，在赎罪日战争中显示一下阿拉伯的强大力量，实际上是走向和平的一步。这样，他可以从实力地位出发，采取高屋建瓶的姿态来谋求和平；从软弱的地位出发是无法这样做的。 萨达特讲究实际的程度与纳赛尔轻率的程度相似：他的小心谨慎与纳赛尔的冲动妄为从程度上看来，也是不相上下的。 他的一些主动行动，都是为了达到某一目标而精心安排的，而且事先全面考虑了可能造成的后果。萨达特感到必须结束埃及在经济上的孤立状态。与以色列实现和平，则意味着开展新的贸易，从苏伊士石油中增加新的收入，以及从苏伊士运河的航运中源源不断地得到收益。纳赛尔的对外政策几乎没有为解决埃及的国内问题带来什么好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只不过是转移人民的视线，使他们忽略国内问题的一种办法。萨达特的对外政策，则是朝着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向所迈出的一步。 在纳赛尔失误之处，萨达特却取得了成功。因为他把增进埃及这个国家的福利、而不是“阿拉伯民族”的福利视为自己的第一职责。比起纳赛尔来，他对推动世界前进的各种力量具有更为广泛和正确的了解。他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同时，又精心地把在国外所做的一切与在国内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目标联系在一起。 我最后一次见到萨达特，是在1981年8月他访问美国之时，他邀我到纽约的埃及代表团驻地晤面。他那黝黑的、出众的相貌和彬彬有礼的举止，再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萨达特的心脏病过去发作过两次，所以他很注意保养。但我也有这样的印象：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脑力劳动中去了。他很少摆出不必要的或夸张的架势，也很少说废话。他的含蓄和善于节制自己的能力是十分突出的。 在最后一次会见时，我发现他对里根政府持乐观态度。他说，他确信里根在中东的交易中将会是直率的；在反对苏联冒险主义方面也将会是坚定的。关于美苏关系问题，他说，美国人在前四年中已丢失了大量地盘，“西方决不能再放弃一寸土地了”。他还说，他预料苏联会在波兰采取行动：西方不应直接作出反应，而应把苏联的干预作为一种借口，在其他地区，如古巴、安哥拉或利比亚采取行动。他说：“应该在我们选择的地方、而不是在他们选择的地方与他们进行斗争。” 在此之前两个月，以色列对伊拉克的一个核反应堆发动了一次先发制人的攻击。我告诉萨达特，我感到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做事不负责任，行为乖戾。他脱口而出道：“嗯，他疯了。”接着又说：“他也许象狐狸一样疯了。”我说，尽管我理解以色列必须保护自己，使其免受敌人进攻，但是，贝京在这个过程中的做法也是不明智的。他将使他的朋友，诸如萨达特和里根感到为难。萨达特同意我的看法。 但是，当我提到如果贝京不再掌权、中东可能会取得更多的进展时，萨达特又表示异议，说：“我还是愿意与他打交道。” “他很强硬；不过，他能够达成其他人不一定能够达成的协议。以色列需要一项协议。我深信，在贝京、里根和我之间，可以取得比卡特政府期间所取得的更大、更持久的进展。” 在我们谈话结束时，萨达特邀我在以后几个月内的某个时候到他在阿斯旺的冬宫和他再次柏会。他说，届时他将与我进行一次愉快的长谈。 但是，我们永远也不会进行这样的长谈了。我虽然又到埃及去，但却是为了参加他的葬礼。那年十月，萨达特在开罗检阅军事队伍时，被一帮刺客用枪击倒了。里根总统请三位前任总统代表他参加葬礼。去开罗途中，福特总统、卡特总统和我一起追怀萨达特的往事。我们对他的勇气、他的远见、他的才能和他的锐敏，都持有一致的看法。不过，当我们抵达埃及时，街上却几乎是空荡荡的，与十一年前纳赛尔去世时突然发生的狂乱景象形成鲜明的对照。萨达特的继承者胡斯尼·穆巴拉克告诉我们，他的人民可能仍然处于一种震惊的状态之中，不想在公开场合表示哀痛。 我认为，埃及人对萨达特的矛盾态度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纳赛尔具有普通人的风度，尽管他拥有绝对的权力，但从不爱好奢华，与纳赛尔相比，萨达特生活很讲究。他有十个总统官邸，还有一位精干世故、口齿伶俐和修饰得无可挑剔的妻子。他穿着昂贵的西服，抽着进口的烟丝。 尽管萨达特从来忘记他的农民出身，但并没有打算使人民相信他是“他们中的一分子”。事实上，取得成功的领导人中也很少有人如此。从理性上而言，萨达特对他的人民有深厚的感情；但象戴高乐对法国人的态度一样，他对人民缺乏深厚的个人感情。不过，他们在许多方面仍然应该感谢萨达特。在他去世时，并没有一个埃及士兵在作战；埃及的经济虽然还很脆弱，但埃及人比十年前要富裕得多。萨达特还采取了减少新闻检查、让人民享有更多的公民自由、控制秘密警察的活动等措施，朝着拆毁纳赛尔的警察国家的方向，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路。 纳赛尔是一位易动感情的人；萨达特则是一位善于思索的领导人。纳赛尔能够看到人民的心灵；萨达特则把他的眼光从人民的头顶投向远方。由于他与人民疏远，他受到的尊敬多于热爱。此外，正是他的深居简出、冥思苦想，使他能够把中东问题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使问题变得似乎不是完全不能解决了。 萨达特的葬礼并没有那种过分激动的场面，这是可以预料到的。只可能有一个纳赛尔。人们为他激动，因为他是第一位总统，是缔造者，独一无二的缔造者。人们本能地知道，象他这样的人绝不会再出现了。没有人能够取代他。他们把埃及的一切归功于纳赛尔。不过，他们自己也喜爱历史的痉挛、骤然激发出来的自豪感、以及在一个民族的生命长河中仅有一次的遽变。 对纳赛尔来说，萨达特是一副解毒剂。他从前任的成就的基础上前进；在必要时，又能够修正前任的错误。现在，穆已拉克总统也有类似的机会，做萨达特做过的同样的事情。参加萨达特的葬礼后，我到其他几个中东和北非国家首都去旅行，和他们的领导人进行私人会晤。由于萨达特签订了戴维营协议，他们对他持批评态度，抱怨萨达特对巴勒斯坦人的境况不予重视。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长期蒙受纳赛尔的干预之害，起初把萨达特看作一位盟友。后来，由于萨达特与以色列单独媾和，他们又深感失望。当他们拒绝附合萨达特的和平战略时，他把他们称为“猴子和嘶嘶作响的蝮蛇”。这使他们极为愤慨。我能理解他们的感情，但我也理解萨达特的感情。埃及终于有了一位把自己的人民放在首位的领袖。与其他中东国家相比，埃及人民为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事业所流的血更多。现在，萨达特有理由认为是采用一种新的做法的时候了。 萨达特是一位无畏的革新者。在中东，他采取了走向和平的最大的、最勇敢的步骤。现在是他的继承者完成他开创的进程，并修补埃及与其保守的阿拉伯邻国的篱笆的时候了。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埃及在1981年就已准备转入一个新的阶段了，就象他们1969年所做的一样。这种转变虽然可能是在一种令人可怕的境况之下进行的，但由于萨达特具有一种神秘的气质和相信先天受命，因此我相信他本人也是会接受这种概念的。 一位领导人的最伟大的贡献，常常在他去世之后才能显露出来。到了那个时候，他的后继者将会沿着他所奠定的基础向前迈进。 萨达特是被旧世界的势力杀害的。这种势力钻进了新世界，把他打倒了。因为他寻求和平而不是寻求圣战，所以他的行刺者说他抛弃了伊斯兰教。在许多方面，埃及比它在中东的许多邻国更为现代化、更具有世界性。纳赛尔虽然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但在沙特阿拉伯仍然禁止电视的时候，他就通过流行歌曲来宣传他的革命了。然而，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及伊朗一样，也有很多好斗的伊斯兰信徒。萨达特迈向和平的每一步，同时也是走近个人险境的一步。因为在他的敌人中，有许多人对和平毫无兴趣。中东的领导人在跨越新旧世界的前沿地区时，总是冒着极大的危险：萨达特象伊朗国王和费萨尔一样，越过了这些疆界，最后也为之献出了生命。 在萨达特去世前十四个月，我和他一起在埃及加入了另一个送葬行列，悼念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伊朗国王死于癌症：萨达特则死于行刺者的枪弹。但他们两人都是中东爆炸性紧张局势的牺牲品。伊朗国王是逃出他国家的流亡者，孤寂地死去了。在各国领导人中，萨达特是唯一有勇气给他以庇护的人。因此，巴列维总算在某种体面的、不失身份的情况下，度过了他的最后几天。在伊朗国王当政时奉承过他的其他一些领导人，看到他既已倒台，却都避而远之。 我抵达开罗以后，在送葬曲奏起之前见到了萨达特。他伸出手向我走来，说：“您能来参加，实在太好了。”我对他说，在美国拒绝伊朗国玉居留之后，他竟能给他以庇护权，这需要很大的勇气。他对此表示怀疑，答：“嗯，勇气？不，支持一位朋友并不需要勇气。我不外是做了我认为正确的事。”从这件事可以看到，萨达特作为一个人和一位领导人所具有的品质。他既忠于有权势的朋友，也忠于那些软弱无权的朋友。送葬那天，我在亚历山大他的行宫中拜访他时，他也表现了同样的品质。 我们讨论了即将来临的美国大眩他知道我支持里根，也知道卡特的威望正在不知不觉地消失。但是，他一次也没有对被他亲呢地称为“我的朋友吉米·卡特”的这个人说过一句轻蔑的话。 伊朗国王对未来的理想，和纳赛尔的理想一样宏伟；他寄予于人民的希望，也象纳赛尔一样强烈。这两个人中，伊朗国王是一位比较好的国务活动家，·纳赛尔则是一位比较好的政治家。我相信，伊朗国王是中东最有才能的领导人之一。但是，他因为到了很晚的时候还低估他的敌人的力量，终于被他们坏倒了。由于二十世纪的人们迷恋于浪漫的革命，伊朗国王在世界上的大多数朋友——包括美国在内——在伊朗革命之后，又把他看作一个被遗弃的人，因此，他几乎受到了普遍的中伤。 追根溯源，伊朗的革命只不过是宗教界上层人士争夺权力的表现。在此之前，由于伊朗国王进行了自由改革，使他们在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方面失去了权力。反叛者们由于高喊着“左”的词句，新闻界、特别是电视界就把他们浪漫化了：阿亚图拉则为那些容易上当的人们布下了罗网。不久，伊朗国王终于失去西方对他的支持，最后失去了他的国家：伊朗则失去了它的自由、它的繁荣、以及在伊朗国王和他的父亲执政时所取得的进步。伊朗国王去世前夕，是一个潦倒的、痛苦的人一不仅为他本人而痛苦，而且为他的人民而痛苦。 1979年，当他居留于墨西哥、过着长期飘泊的流亡生活之时，我去拜访了他。我们已经是二十六年的朋友了。1953年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才三十四岁，他那文静、庄重的举止和好学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他虽已当朝为王，但来真正理政：政治权力操在极有才干的首相法索拉·萨赫第将军的手里——他的儿子阿第希尔是我任职期间的伊朗驻美大使。不过，当这位国王询问了一些探索性的、精辟的问题之后，我立即相信，他一旦开始亲自领导这个国家，将是一位天才的领导人。 四分之一世纪以后，伊朗国王仍然保持着王室的尊严，但他那青年时代的热忱已不复存在了。代之而来的，几乎是一种极端的失意情绪。他的权力已被那个运动的领导人从他手中寺走了，他们立誓要把他所做的一切颠倒过来，把伊朗拉回到中世纪的黑暗中去。看来，阿亚图拉对他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也使伊朗国王本人深为痛苦。他是一位受到冤枉、误解和不正当对待的人。据了解，这一切象他肉体上的病痛一样，同时啮啃着他，把他毁灭了。据悉，大批曾与他共事过的人也惨遭同样的命运。 在最后的那次会晤中，尽管他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深感痛楚，但他还是很和蔼、亲切。在招待我用午餐时，他自豪他说，桌上的沙拉是他的儿子礼萨王储亲手制作的。我深深为之感动。我们不仅谈到伊朗，还谈到了广泛的世界性问题，象通常一样，从谈话中可以看到，他对国际舞台上所发生的事件有着渊博的知识。 有的领导人需要权力，是为了使他们的生活具有目标：有的领导人则是为了一个目标而活着。他们实现这个目标的要求是那样强烈，以至于渴望得到权力，以便实现它。 伊朗国王是为了他的国家而活着的。他把自己和他的国家视为一体——不仅是现代的伊朗，而且是泽克西斯、大流士和塞鲁士的古老的波斯这个一度包括世界许多地区的帝国。象这些古代的皇帝一样，他生活奢华，拥有帝国各种显赫的服饰。 但奢华并不是他紧紧抱住孔雀御座的原因。对他来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孔雀御座代表着伊朗，代表着使伊朗人民过上较好的生活的希望。在他父亲所奠定的基础上，他利用他的权力，通过扫除文盲，解放妇女，推行农业革命及建立薪的工业等做法，使他的国家与中世纪决裂，脐身于现代世界之林。 那些抱怨他的秘密警察过多的人，忘记了他在彻底改造伊朗的过程中树立了多少敌人。毛拉们、因袭的商人们、占有土地的贵族们、顽固的官僚们，贵族出身的社会名流们及共产党人，都鄙视他。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的死敌中还包括年青的知识分子——他们当中许多人是他派到国外去学习的。这些人回国以后，要求实行的改革比伊朗国王愿意实行的改革更多、更急迫。被他解放的妇女们也举行示威游行反对他。这些不耐烦的伊朗人，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毛拉们发动政变的弹药。他们廖集在“伊朗革命”后面，以为自己正在推动伊朗国王以更快的速度开展现代化和自由化的运动。殊不知正好相反，他们帮了那些怀有野心的教士们的忙，使这个运动走向了反面。 为了免于树敌，伊朗国王本来可以什么都不干。他可以继续管辖一个穷困、落后的波斯，依靠王室财产的收入，过着优越的生活，并在损害无权者的情况下，与权贵们建立一种相安无事的关系。但是，伊朗国王宁愿有所作为，而不愿无所事事。正如他在墨西哥时对我说的，他可能是做得过分了。他要把伊朗变成一个人民受过教育、农民占有土地的、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大国。许多见过伊朗国王显赫地坐在珠宝宝座上的照片的西方人，如果了解情况，当会大吃一惊：在大部分时间里，他穿着工作服，在他那相当简朴的办公室中批阅文件。他在迎接来访者时，也是站起来的，并和他们握手。他不太相信顾问们，并拒绝授予他们大多的权力，宁愿自己一天工作十五个小时，竭尽全力工作。 、他的头脑中装满了伊朗经济发展的最微小的细节。在他的领导下，伊朗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引人注目地增长着。 到革命前夕，三分之二的人有了自己的住家。 在美国的帮助下，伊朗国王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成为美国在中东的主要盟国和从地中海到阿富汗的一支稳定力量。七十年代后期，当他在国内的困难逐步增加时，美国对他的支持转趋暧昧了。许多人把他对美国的依赖看成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其实，这些批评者把是非颠倒了。如果没有大国的支持，当代较小的国家很少能够挤进世界的前列。美日安全协定就是这种联盟的榜样。在伊朗问题上，致命的弱点是美国的软弱，在战后的岁月中，如果美国对日本刚一冒头的动乱犹豫不决的话，那么，其后果将与伊朗相似，同样是灾难性的。在伊朗，当一位朋友最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我们却撒手不管了。 对一位领导人匆忙作出的结论，常常会被现实向历史这个高级法院提出的上诉所推翻。有的人在离开舞台之后，其形象逐渐缩小了，有的人却逐渐增大了。有一些人在去世时被封为圣徒，但他们的缺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变得越来越明显。智利的阿连德、埃及的纳赛尔和中国的毛泽东就是例证。伊朗国王则是在一片争论声中去世的。但我确信，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将属于那些形象会变得越来越高大的人中的一员。 正在实行现代化的君主们会面临着一个异常困难的平衡问题，因为他试图改变的习俗，也正是支撑着他的、使他有权统治的那些传统。为了取得成功，他必须体察人民的脉搏；他的改革必须是稳健的，而不是突如其来的。但是，在实行改革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如果丧失东西最多的人真的起来反对他的话，那他就必须迅速地、充分地行使他的权力。一旦他选定了他将要遵循的道路，在向批评看作出让步时，就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如果让步过多，自己必将无路可走。 与广为流传的神话相反，伊朗国王的垮台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没有良心的暴君，事实刚巧相反，他垮台的原因之一是缺乏耐心。他可能是做得太多、太快了。原因之二是他在遏制那些威胁他的国家的稳定的人们时，还不够残酷无情。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对他的敌人及时地进行镇压，本应是伊朗国王为了把伊朗从黑暗中拯救出来的最好措施。然而，黑暗终于把伊朗吞噬了。一如我们当初就不幸地看到的那样，伊朗国王的敌人，也就是伊朗人民的自由和进步的敌人。 费萨尔·伊本·阿卜杜尔·阿齐兹·阿尔·沙特是1964年到1975年沙特阿拉伯的国王。象伊朗国王一样，这位具有绝对权力的君主也动手对一个充满旧的社会准则和习俗的国家进行改革。然而，费萨尔并没有掉进触犯强大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的陷阱。很明显，他本人是非常虔诚的，过着无可指滴的简朴生活。他实施伊斯兰法与他的前任一样的严格。与此同时，他对他的国家进行了改革，并使之现代化。费萨尔的一生表明，人类社会具有使现代世界的长处与对伊斯兰教真主的信仰和谐并存的可能性。费萨尔登基后不久，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们必须加入到现代世界的行列中去，而且在其中找到一个体面的位置。……就象革命可从阴谋家的地下室里发动一样，也可以从王室的宝座上发动起来。”与日本的吉田茂一样，费萨尔既鼓励西方有益的影响，又小心翼翼地避免让它们破坏本国的传统——就费萨尔而言，即不能破坏伊斯兰教这立国之本。 六十年代初期，我在纽约的瓦道尔夫·阿斯多利亚旅馆第一次见到费萨尔。那时他是他的兄长沙特国王下面的王储。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是一位老练的、超乎常人的外交官，在西方的环境中感到完全象在自己家里一样。他讲地道的英语。 当时，沙特阿拉伯切望得到美国的支持，以便在它的南翼——也门——反对受到纳赛尔支持的叛乱者。费萨尔的举止虽然没有一点诌媚的味道，但还是低姿态的和友善的。 多年以后，我于1974年以总统的身份访问了沙特阿拉伯。 那时费萨尔已是国王，国际舞台上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纳赛尔去世了，费萨尔的朋友萨达特统治着埃及，沙特阿拉伯及其中东盟国的石油可以当作经济手段对西方施加压力的情况也刚刚出现。他是以他自己的方式、按照他自己的条件与我打交道的。他在机场迎接我，尽管气温已超过一百度，他仍穿着多层的、黑白相间的传统长袍，由酋长组成的随从和阿拉伯游牧部族的卫队簇拥着。卫队们的长刺刀在骄阳下闪闪发光。他在吉达的那间简朴的私人办公室，与我第一次见到他时那套雅致的旅馆套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1974年我们会谈时，费萨尔完全不讲英语。显然，他已清楚地意识到他现在握有极大的权力，要充分行使他的权力来实现他的目标。这次会谈证明，他是一位老练的谈判者。他转达了他的一些中东和穆斯林盟国对美国武器的要求。但当我要求石油生产国采取行动来阻止最近发生的油价暴涨时，他很有外交手腕，不承担任何义务。然而，他在告别仪式上还是给我赏光，打破了传统和礼仪，对我的政府在国内的反对看作了间接的，但又是明白无误的攻击。 在费萨尔和他的继承者的领导下，沙特阿拉伯在中东这个多事的地区一直是一个稳定的重心。在我与他的会谈中，我也发现：他固然在外交政策的其他方面具有透彻的了解，但他也有一个明显的缺点。这就是他固执地认为，共产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在根本上是一脉相通的。不管在什么场合和什么问题上，他都是这样。1974年我们会见时，他谈到的首要之点，就是共产党人在阿拉伯半岛的阴谋，以及他所看到的这些阴谋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要他放弃这种索绕于心的、奇怪的想法，简直是不可能的。我向他保证：尽管我们美国坚决支持以色列，但对苏联的用心也不抱任何幻想。最后，我总算把话题引向另一方面，表示我们希望更多地鼓励中东那些温和的、负责任的政府。在这方面，我们对费萨尔抱有最大的期望。在中东地区，他具有真正的国务活动家的风度。他曾帮助他的朋友——萨达特与苏联疏远，而且是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外交活动的不爱声张而坚定的支持者。除了对犹太复国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联系具有一种难以摆脱的想法以外，费萨尔对国际舞台上所发生的其他事件的看法是明智的、豁达的。1974年的会谈以后，我确信，他是当时世界上最引人瞩目的、掌握政权的政治家之一。 费萨尔说话时心平气和，文质彬彬。他在同我及他的顾问们谈话时，用词简洁。他也是一位专心致志的听众。他爱说：“真主赐给我们每人两只耳朵，一根舌头。因此，我们可以听两次，说一次。”费萨尔象戴高乐一样，他通过讲阿拉伯文和使用译员的办法，对我提出的问题和发言都可以听两遍。这样，他就可以用两倍的时间来考虑他的答复了。 贵萨尔与戴高乐还有一个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军人兼政治家。他是按自己的条件执政的，对他的国家以及它在世界上的使命也很有远见。 伊本·沙特这位沙特阿拉伯的建国之父在谈到他最有才能的儿子时，曾经说过：“我只希望有三个费萨尔。”费萨尔几乎就是为了掌权而生的。他在十四岁那一年，就被派到国外执行第一次外交任务。不久，他又成为一位英姿勃勃的、老练的沙漠骑手，被他父亲任命为一支部队的司令官。1933年，伊本·沙特在他儿子的协助下，把一帮沙漠游牧部落统一成为一个新的国家。 伊本·沙特去世以后，他的大儿子沙特继任国王。沙特放荡不羁的行为，几乎使这个压国破产。他为了自己的享乐，恣意挥霍，而且把计划不周的公共工程项目，象上天思赐的吗哪一样，随意加在他的人民头上。传说1958年费萨尔王储接管政府的日常工作时，发现国库中备用的现金还不到一百美元。他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减少王室的开支，并使这个王国开始走上预算平衡的道路。沙特国王对他兄弟行政管理才能的嫉妒，造成了越来越紧张的局势。1964年，沙特阿拉伯的长老们废黜沙特，使这种紧张局势达到高峰。 作为国王，费萨尔开始实施对妇女进行教育的计划，他废除了奴隶制，修建了道路、学校和医院。他将巨额的石油收入用在新的工业建设上，并在国外投资，以便在石油一旦枯竭时能够继续提供财源。 费萨尔很少有笑容。当他笑的时候，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说的，就象啃了一口柠檬、发现里面是甜的一样。他面容憔悴，皱纹很多，眼睛疲劳无神，眼皮困顿松垂。他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连年轻的助手们也说很难赶得上他。象意大利的德·加斯佩里一样，他经常也是在一天的工作结束时关闭政府办公室电灯的人。 费萨尔患有溃疡病，只能吃刺激性小的食物。在1974年他为我们举行的国宴上，他的客人都上了味美的烤羊肉，而他只吃米饭、豌豆和蚕豆。他用叉子把它们捣碎，然后用勺子吃。那繁忙的工作日程及禁欲主义的本性，使他毫无娱乐活动。领导九百万沙特阿拉伯人的重任和对其他几百万穆斯林的精神上的职责，都沉重地压在他的肩上。 其他保守的阿拉伯国家建立了立法机构：费萨尔则拥有绝对的权威，通过分散在整个王国的几千名王子这个网络来进行统治。他把能干的顾问们召集在自己周围，细心地倾听他们的意见，然后由他自己作出抉择。由于他拒绝分散权力，连许多赞同他的施政大纲的沙特阿拉伯人也抨击他。 尽管费萨尔拒绝实行民主，但他仍然接近他所统治的人民。他登基后不久，他的妻子陪他参观了在阿尔·玛萨的一所重新装磺的皇宫。当他看到奢华过度的王室卧房时，不禁问她：“这是谁的房间？对我来讲，实在大豪华了。”他在楼下大厅中选中了一间窄小的房间，在里面只安置了一张单人床。他不喜欢人们吻他的手或称他“陛下”，而是喜欢人们称他“兄弟”，甚至叫他“费萨尔”。沙特阿拉伯传统的议会，是他的政府的组成部分。这位国王每周接见臣民时，总是耐心地倾听他们抱怨家畜被偷或发生财产纠纷等情况。 费萨尔之死是特别出人意外的。在1974年我们的会谈中，他对他的空军中一些年轻军官的忠诚表示深为忧虑。他们在美国受过训练。他担心他们可能受到革命左翼的毒素的感染。伊朗后来就感染上了这种毒素。费萨尔始料不及的是，他致命的危险是来自于右翼，而不是左翼。他最引起争议的改革之一，是在他的王国开放电视——尽管他已决意对电视节目进行严格的控制。1985年，一位持异议的王子认为电视传播了邪恶的影响，因而率队突袭利雅得广播电台，但未获成功。这位王子撤退到他的宫殿，在那里被保安部队杀死了。十年后，费萨尔被这位王子的兄弟所暗杀，许多人认为，这是一次报复行为。在与我交谈时，费萨尔曾经说过，他认为，一般他说来，电视和新闻工具充其量只是现代世界中必需的“邪恶”之物。他是唯一由于电视而丧命的领导人。 费萨尔被暗杀时，一家周刊说，虽然他的权力平静地、和平地传给了他的兄弟哈立德——他是1932年以来的第四任沙特阿拉伯国王，但这次谋害事件再次“表明了中东石油国家的不稳定性”。无独有偶，当萨达特总统在1981年秋被暗杀时，许多人也说，美国不应该把武器出售给中东的：“不稳定的”政府，即使其权力是平静地、和平地传给萨达特亲手挑选的继承者—1956年以来埃及的第三任总统。但在上述事件中，权力交接的情况都不比1963年肯尼迪总统被谋害后的权力交接情况差。 如果按照美国的标准来衡量，中东的许多政府确实是“不稳定的”。埃及宪法中，载有关于有条不紊地交接权力的条款；沙特阿拉伯却没有。不过，比较而言，世界上实在很少国家有可靠的继承权力的法律程序。共产党国家就没有。认为沙特阿拉伯政局不稳的人，大多数是以此隐晦地发泄他们对君主专制思想的僧恶。由于西方的民主具有悠久的历史，因此他们的上述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忽视了沙特阿拉伯的现实：这个国家历史上没有民主。君主政体也是一种政府形式，而沙特阿拉伯人对这种形式已绎习惯了，目前还感到心满意足。约旦和摩洛哥也是君主政体。在侯赛因国王和哈桑国王的领导下，它们都成为阿拉伯世界中治理得最好的国家。在突尼斯，哈比卜·布尔吉巴自我任命为终身总统。尽管他那温和的极权主义领导同样遭到抨击，但西方式的民主是否会给突尼斯带来布尔吉巴已经带来的那种进步和稳定，也是值得怀疑的。 由于越来越多的沙特阿拉伯人受过教育，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吵吵嚷嚷地要求建立一个西方式的政府。不过，就算他们不这样做，这种发展趋势也将是沙特阿拉伯君主政体改革的必然结果。虽然君主政体终将被一种新的政府形式所取代，但它也将完成费萨尔想要它完成的使命：使沙特阿拉伯按部就班地、和平地转变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民主对沙特阿拉伯不一定都是好的，正如君主政体不一定都是坏的一样。1982年6月，继承王位的法哈德国王曾经直率地说过，他的国家并不准备成立共和政府。他说：“我们要起用本国的杰出人物。但我们深信，如果不进一步普及教育，就算进行选举，杰出人物也不会被推上掌权的岗位。”正如费萨尔所说：“就一个政权而言，重要的并不是它的名称，而是它的行动。既有腐败的共和政权和贤明的君主政体，也有贤明的共和政权和腐败的君主政体。一个政权到底如何，应根据它的所作所为及其统治者是否廉正来判断，而不是根据它的名称来判断。” 纳赛尔和萨达特是革命者；伊朗国王和费萨尔则是主张革新的君王。从心理上来说，这两位埃及人比其他两人占上风。 因为成功的革命领导人有一种天生的吸引力，这是君主们无法比拟的。革命者是流星，是一种正在运动的力量；君主则是静止的力量。前者被看成是能动的，后者则被视为静止的。即使君王比革命者具有更好的思想，但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还必须克服可怕的习惯势力。 在革命看看来，过去的传统和习俗只不过是革命这部机器的燃料。他可随意地摒弃它们，或对之进行修正。然而，君主却是依靠传统来维持他的权力和权威的。所以，当传统妨碍他未来的计划时，他要么得修改他的计划，要么就得以原封不动地保持其文化和权威的方式，把他的计划和传统结合成一个整体。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对政治家来说，也是一项最为艰巨的任务。 纳赛尔执政时，他是从零开始的。他1952年废黜和驱逐法鲁克国王时，也把埃及最近和昔日一切令人不愉快的往事——英国人、土耳其人、罗马人、希腊人和波斯人的统治——荡涤干净了。多少世纪以来，他第一次给他的人民以一个由埃及人选举、为埃及人办事的政府。他还竭力想把埃及与它的阿拉伯兄弟团结在一起。这是一个完整的革命思想。它既有吸引力，又不切实际。 纳赛尔在政治上拥有绝对的权力，但他是通过虚有其表的共和国政府这一结构形式来进行统治的。他是以“总统，，纳赛尔的名号、而不是以“埃及的铁腕人物”或“埃及的独裁者”而为人所知的。他的政府是苛严的权力主义政权，但因为纳赛尔是一位受人爱戴的革命领袖，所以这种苛严程度似乎减轻了。 纳赛尔的目标是超国家的，他吸引人的部分原因，就是他给他的人民以一种超越埃及疆域的使命感：阿拉伯民族主义。 伊朗国王的目标首先是民族的，但也是地缘政治学的，把伊朗当作西方反对共产主义侵略的一个堡垒。他想使伊朗成为一个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大国，因而把他的大部分精力集中于纳赛尔忽视的那些工作上。因此，伊朗国王的工作缺乏戏剧性。他没有一条苏伊士运河可以实行国有化。他没有把他的军队拉去向一群犹太复国主义者猛冲。他也不是在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的狂欢浪潮中上台的。其实，他只不过是一系列的伊朗国王中的一位罢了——事实上，他也是少数几位自然死亡的国王中的一位。有一次，当他被问到为什么许多人不相信他时，他笑了笑，坦率地回答：“究竟有多少位伊朗国王得到信任呢？” 伊朗国王是有才干的，也是勤勉的。他的政权并不比纳赛尔的政权更独裁。他在国内的成就是相当大的。他在稳定的基础上带来了进步，纳赛尔则在没有进步的情况下带来了不稳定的局面。但伊朗国王并没有象纳赛尔那样，拨动他的人民感情上的心弦。 伊朗国王由于在他的反对者开始向他提出挑战时还犹豫不决，因此，他被旧事物所压倒和吞没了。另一位专制君主费萨尔却制服了旧事物。 费萨尔由于个人和制度上的原因而继承了王位。沙特阿拉伯有五位国王。一位是伊本·沙特，沙特阿拉伯的创建者。其他四位是他的儿子。在这五人中，只有沙特国王是腐败的。即使这样，他的腐败也是建立在对人民宽恕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压迫的基础上的。事实上，沙特国王已经开始实行了某些改革，后来为费萨尔所完成。 作为一位实行现代化的君主，费萨尔具有更为优越的条件。他的权力既是精神上的，又是世俗的；而且看来是源源不断地来自于人民的。沙特阿拉伯国王是世界上少有的、任何公民都可以接近并与他谈话的国家元首之一。与伊朗国王统治的伊朗相比，他的国家的族类更为单一，促使伊朗国王倒台的急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紧张局面，在沙特阿拉伯也没有出现过。 费萨尔在沙特阿拉伯完成了伊朗国王希望在伊朗完成的大量业绩。他不必要与顽固对抗的教士进行斗争，因为沙特阿拉伯不是政教分离的。他在改革的同时，又密切注视着改革对他的国家所产生的影响。他只允许那些适应于沙特阿拉伯和不会破坏其文化结构的影响存在。 正如伊朗的悲剧所表明的那样，光靠巨大的石油财富不可能为沙特阿拉伯买来安全或繁荣。费萨尔的任务，是在不破坏这个崇敬神灵的国家的本质的情况下，使沙特阿拉伯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个国家是他和他的父亲从阿拉伯沙漠中建立起来的。他在掌权的十一年中，认真审慎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小舞合上的大人物：李光耀、孟席斯 在我见到的所有领导人中，最能干的两位是小小的都市国家新加坡的总理李光耀及澳大利亚已故的总理罗伯特·孟席斯。他们都有小舞台上的大人物这种特色。如果在其他的时间和地方，他们完全可能成为象邱吉尔、迪斯雷利或格拉德斯通这样的世界性的领导人物。 这两个人的特点极不相同。奇怪的是，他们的背景和观点却十分相似。他们都是英国前殖民地的领导人，而且都是杰出的律师。他们本可以从事法律工作而大发其财，但他们都发现，法律在精神上和智力上都是有束缚的。他们两位也都是精力充沛、善于言词和有才干的人。尽管他们由于受到历史的偶然性的制约，只能在小国担任领导职务，但他们并没有从狭隘的或局部的角度来观察世界。由于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是视野开阔、通观全局的，因此，我和他们的晤谈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谈话。 虽然他们两人的观点本质上都是亲西方的，但他们象麦克阿瑟一样，也都认识到世界上的力量平衡正朝着有利于他们地区的方向稳步转化。这两个人都力求保证他们的国家能够成为西太平洋地区最繁荣、最安全和最有影响的国家。 在个人条件方面，李光耀和孟席斯是很不相同的。孟席斯的身材与所有澳大利亚人一样魁梧，他的精神和观点也与所有的澳大利亚人相似。他六英尺二英寸高，体重二百五十磅；他相貌堂堂，面孔宽阔；还有着厚厚的卷发、像约翰·刘易斯那样浓密的眉毛和一双很逗人的眼睛。他那种茫然的优越神态，虽然在对付令人恼火的议员和新闻记者时是有用的，但也冒犯了他在政府中的许多同僚；这使他象邱吉尔一样，虽然得到人民的钦佩，但并不为他们所爱戴。 李光耀是结实、强壮的，象一位第一流的职业拳击家。他目光犀利，从不黯然失色。我发现孟席斯喜欢交际，相当诙谐，李光耀则是精明的、机会主义的、工于心计和圆滑的。盂席斯喜欢有益的交谈——事实上，他虽然对在议会上耍弄谋略这一套也很擅长，但他并不乐于这样做，而是更喜欢趣味相投的谈话。他还是一位品尝美酒佳肴及掺和马提尼酒的行家。李光耀则认为娱乐大多是浪费时间。 在我与盂席斯会见时，他通常抽着上等的雪茄烟，向我谈述一些使我感兴趣的政治见解，发表一些对外交事务的精辟言论，以及对澳大利亚政治的带讥讽性的评论。我们的谈话总是热烈而愉快的。对比之下，1967年我第一次见到李光耀时，他却象一头笼中的狮子一样，在地板上踱来踱去，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着。他的一举一动表明，他似乎感到自己的身体和思想都被禁锢于其简朴的办公室之中，亟想打破这种牢笼，寻找更为广阔的空间。他不参与闲聊。 他们两人最为相似之处，在于他们所寻求的目标。这两个人都不是空想家。盂席斯是一位英国式的议会民主派人士。他最深切的允诺，就是在危急之时，保证支持女王政府和英联邦的团结。他在经济上的保守主义，在他第一届任期之后才表现了出来。那时，他把自己看作是中产阶级人士追求舒适和安全时的一个盟友。李光耀则是一个最讲究实际的人。他对政治理论漠不关心，蔑视一切不能直接有助于增强新加坡力量和使新加坡富裕的事物。对这两个人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保证他们人民的安全和繁荣更重要的了。 因为李光耀和孟席斯的观点是非意识形态的，所以，人们一直嘲笑他们是“实利主义者”。他们对人民的物质需要极感兴趣，因而忽视了他们精神上的需要。这两个人在国内的成就主要是经济上的，盂席斯执政之时，是澳大利亚历史上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速度最快的时期：李光耀则把新加坡变成为一个贸易方面的“发电站”。两国人民已经成为这一地区最富裕的人民。 这种寻求物质丰裕的作法，遭到了那些从未尝过物质匮乏之苦的人的奚落。战后数以十计的领导人给他们的人民以革命、民族自豪感和独立。他们的人民却很贫苦，经常挨俄。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里，人们总是更多地根据领导人声嘶力竭的言词及其政治色彩来对他们进行判断，而不是根据其政策的成功与否来判断。尤其是在发展中的国家里，许多人夜里上床时，虽然两耳灌满了领导人的言词，肚皮却是空空如也。 李光耀也是一个革命者。不过，他是另一种类型的革命者。他从来不把空话和物质相混淆，也从不让意识形态压倒良知。他1959年掌权时，新加坡是一个小小的国家，没有什么自然资源，只是一个由印度人、中国人和马来人构成的、随时有可能发生爆炸性局势的混合体。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愤懑情绪则已高涨到了危险的程度。他认识到，只有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装出比他的实际情况还要激进得多的样子，才能防止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因此，他玩了一套政治把戏。把他的这套把戏归纳为“言左行右”，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大选之前，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无异于共产党的一个阵线，其言词是模仿毛泽东的。他充分地扮演了反对殖民主义、反对西方的革命煽动者的角色。他穿着朴素的衬衫去参加竟选运动，责骂白人的罪恶。但他当选后，便把一百多名先前的共产党同僚投入监狱，并立即安抚新加坡有钱的华人头面人物，还向外国人保证说，他们在新加坡的投资以及他们派来的董事们和工作人员都将是安全的。今天，他穿着细条纹西服，管辖着一个繁荣的国家。有人把这个国家叫做“新加坡公司”，因为它是靠日本、西欧和美国的投资的有机结合为生的。 新加坡的繁荣来之不易。除了人力以外，这座城市的唯一“资源”就是它在战略上的重要位置了——它是国际上的一个十字路口。李光耀以一种轻蔑的口吻，谈起那些依靠开发其矿产资源的矿区使用费为生的第三世界国家，并说：“我们这个地方只有具备克服困难的意志时，才能生存。除了意志和劳动力以外，我国别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李光耀就职以后，新加坡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靠自己来谋生了。多年来作为新加坡工人就业的主要源泉的英国陆军，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撤出。同时，长达两年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之间的联邦亦告失败散伙了。许多人说，这是李光耀企图控制这个联邦所造成的结果。李光耀对此极为失望，他在电视中宣布新加坡退出联邦时，公然哭泣起来。不过，他只是暂时感到气馁。他以一种独特的、爱好使用生动的譬喻的口吻说：“坐在凳子上，比坐在枝条上舒服。但是现在我们不得不坐在枝条上。别忘了，我们只有这样的东西。 但是新加坡人民拥有的这种枝条却是钢制的。 看来，李光耀也常常希望他的人民是钢铁制成的。他规定了年轻男人的头发的长度，公开反对吸毒和不正当的性关系。 他告诫人们不要炫耀财富，如炫耀比赛用的汽车和大理石地板。由于他是一位带有维多利亚伦理主义色彩的、严格维护纪律的人，因此一直受到抨击。但他认为，纪律和坚定不移的引导，对减少新加坡三大种族之间的敌对情绪及鼓励他们合作共事，都是必要的。他要求他的人民把自己看作新加坡人，而不是中国人、马来人和印度人。这方面，他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使新加坡成为其他多民族社会羡慕的对象。 象尼赫鲁一样，李光耀也是在英国受教育的，而且怀着强烈向往社会主义的心情回国。与尼赫鲁不一样的是，他对社会主义并不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他认识到，一个社会要提供房租补贴、学校、住房和诊所，就必须有欣欣向荣的经济。李光耀关心他的人民的需要，但他首先关心能够支付帐单的国民经济的需要。他言简意赅地概括了他对经济问题的态度说：“我们不能两手空空地期望得到一切。” 李光耀的许多社会改革是有实际目的的。他在五十年代后期说：“这是唯一的希望。如果我们不在这方面进行尝试的话，新加坡将会变成共产党的天下，如果我们尝试而又失败了，那它也会变成共产党的天下。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尝试。”他经常要求政府机关负担自己的费用。这种做法产生了不寻常的结果：国家的邮局赢利了；政府的印刷所也承揽商业方面的活：政府部门中的懒散和浪费现象在其他发展中国家里是如此地盛行，但在新加坡却成为主要的罪孽。 尽管李光耀对人民的福利至为关切，但在我们会见之时，他却很少向我谈论国内问题。有些领导人也不愿意讨论他们本国的问题，这要么说明他们已被这些问题压服，要么就是象苏加诺一样，根本不愿意面对这些问题。但李光耀并非如此。他毋需谈论新加坡的问题，因为他已经把新加坡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我在担任总统初期，曾派我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作一次周游世界的实地考察。他回到白宫进行汇报时，对新加坡之行的评论的开场白非常简明扼要。他对我说：“新加坡是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国家。” 托马斯·杜威州长在1948年总统选举失利之后，曾去远东访问。1953年，在我动身去亚洲之前，他告诉我，他那次访问见到的人中，印象最深刻的是罗伯特·孟席斯。我见到孟席斯时，立即明白杜威为什么对他有这么高的评价了。孟席斯不仅对影响太平洋地区的问题、而且对影响全世界的问题都了如指掌。 这位仕途顺利的澳大利亚总理需要管理好一个幅员辽阔、人口稀少的国家。从阿得雷德人那种英国式的温文尔雅，到大维多利亚沙漠边沿地区的原始荒凉，这个国家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点。盂席斯的连续任期，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都长。他具备处理好任期内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一切条件。尽管他有着英国上流社会成员特有的那种含蓄和尊严，但他也能勉强地与反对派和新闻界打交道。他具有一种用尖锐、刻薄的言辞来进行反驳的技巧。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告诉我：“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但我喜欢美国。”依我看来，他似乎把英国和美国政治家最优秀的品质结合在一起了。 实际上，可以说有两位罗伯特·孟席斯。我认识的是“第二位”孟席斯。这位充满自信的、老练的政治家善于利用他的时间。在他的领导下，澳大利亚出现了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发展高潮。但我从未见到过“第一位”孟席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他是一位聪明过人、自负傲慢的年轻的澳大利亚领导人。 他有一副好心肠，但后来被各种事件所压倒了。 孟席斯于1939年至1941年及1949年至1966年两次担任澳大利亚总理。但他直到第二次任期时，才认清了自己应该捍卫的对象：被遗忘的中产阶级。1941年从他手中接管政权的工党所推行的社会主义政策，把中产阶级束缚得寸步难行。孟席斯再度担任总理以后，在不妨碍私人企业的情况下，维护着人民的福利，而且象李光耀一样，鼓励外国新的投资。结果，生产力大大提高了，经济进一步繁荣起来。1949年到1961年期间，澳大利亚国民生产总值几乎增长了三倍。同时，孟席斯在外交事务方面，也形成了一套明智的、全面的看法。这种看法集中到一点，就是澳大利亚应该作为远东的大国，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孟席斯不当政的年月里，如果他想重新获得权力，显然将会面临巨大的障碍。他在1941年辞职和工党获胜之后，一度信誉扫地，甚至没有被选为议会反对党的领导人。1944年，他组织了自由党。巩固该党、保持对它的控制和向澳大利亚选民宣传这个党的过程，使他的政治技能受到很大的锻炼。 象许多其他伟大的领导人一样，在野的岁月使他变得更为坚韧了。因此，他再次掌权时，对自己的能力有了更充分的信心，他的目标也更为坚定了。他被公认为一位杰出的议员，一位强有力的竟选者和能使听众为之倾倒的演说家。人们指责他藐视他的内阁，实际情况却是：他让他的部长们畅所欲言，因为他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 然而，这一次并不存在到底由谁来掌权的问题了。因此，也不会象二次大战中所发生的那样，存在从内部搞垮孟席斯的政治王朝的可能性。1941年，面对着内阁中的意见分歧，他客气地征询部长们的意见：他应该分别做些什么？1949年以后，他对他的内阁成员予以区别对待。孟席斯最得意的政绩之一，是把堪培拉这座首都城市打扮得整洁漂亮。有一年，他在预算中拨出一百万英镑，用于在首都建造一个人工湖，接着他就动身去英国访问了。他不在国内时，财政部长又把这个项目从预算中删除了。 他回国以后，风趣地对内阁说：“我得到的消息说，我不在国内的时候，财政部勾销了对这个湖的初期工程拨款一百万英镑的项目。是这样吗？”他的部长们告诉他说，一点不错。他答道：“噢，那我是否可以说，现在由于部长们的一致同意，这个项目又列入了？”第二天早晨，这个工程果真动工了。 在《伟大的同龄人》这本书中。邱吉尔写道：“伟人的标志之一，是他有能力使和他见过面的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有的人通过他们的外表、有的人则通过他们的智慧的力量，给人留下这种印象。实际上，我所认识的主要领导人都尤其擅长这种越来越少见的、面对面的谈话艺术。我认为这并非巧合。领导工作就是说服工作。一位领导人如果不能成为一位感人的、能引起人们兴趣的谈话者，那他就难以成为一位有说服力的人，因此也难以成为领导人。 麦克阿瑟专横的独白、戴高乐雄辩的见解、吉田茂自我解嘲式的幽默、周恩来光彩夺目的诗句，这一切与今天广播电视节目中的闲聊相比，就象伦勃朗与指画法的关系一样，相去万里。 他们的谈话，既有风格，又有实质内容；既生动，又意味深长，能在听众中唤起一种对才智的无限尊敬。只有具备这种才智的人，才会有这种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谈话。这是成功的领导人确立自己的权力并进行说服工作的途径之一。 我在会见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位之前，总是期待着会见的时刻早点到来，正象我过去常常期待着一位伟大艺术家的演出一样——事实也是如此。然而，如果要我把战后的某一位领导人列于这类人物的首位的话，那么他将不是一位传奇式的欧洲人或美国人，而是罗伯特·盂席斯。 他的幽默感是犀利的，但不尖酸。他是一位雄辩的警句的创造者，喜欢进行生动活泼的对话，而且是一位耐心的听众。 更不寻常的是：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也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善于写作的人，往往不擅言辞：善于演讲的人，又往往不善于写作。很少有人象邱吉尔、伍德罗、威尔逊和戴高乐那样，两者兼美。不过，对一位要在政界崭露头角的人来说，在公共场合和私下谈话中都擅于辞令，这比善于写作更为重要，实际上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由于盂席斯工于辞令，很少有人愿意在公开场合与他辩论。 从早年起，他就象邱吉尔一样认识到，对于不友好的问题或评论，用随手拈来的遁词去对付，比冗长的辩护或解释要有效得多。在他担任总理后所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左翼记者嘲弄道：“我想，在您挑选您的内阁人员之前，一定会与控制您的有权势的人士磋商过吧！”孟席斯回答：“那自然罗。不过，年轻人，情把我老婆的名字排斥在这些人之外吧！” 这种做法在议会中也能奏效。澳大利亚议会中还保留着少许边远地区的粗俗话，这使孟席斯有时感到很厌恶。有一次，一位国会议员抱怨孟席斯说话时夹杂着一种优越感。他答道：“要是考虑到我在这里有您这样的伙伴，我的这种做法也就不足为怪了。”他又针对另一位国会议员说：“这位尊敬的议员真是神思驰骋，可惜是在日薄西山的时候进行的。不然的话，他的这次神游也将是大有教益的。”工党人士由于经常受到这样的讥讽，因此该党曾经告诫它的成员不要与孟席斯再作这种不必要的交锋。 1941年，孟席斯遭到他的党的抵制。这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他后来曾说：“这是毁灭性的一击。一切都完了。”四十年代期间，盂席斯在从政治上默默无闻的境地卷土重来时，对他的抨击者——尤其是报界——逐渐形成了一种健康的、愤世嫉俗的姿态。他并不伯与他们进行勇敢的交锋。在一次重要的新闻界的集会上——与华盛顿的橄榄球俱乐部午餐会相类似的集会——盂席斯在忍受了两小时的无情嘲弄之后，起而向报界祝酒，说他们是“我们联邦中赚钱最多、又最为无能的劳动者”。有一次，他向我吹嘘说，他以一种“明显的蔑视态度”来对待新闻界，而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盂席斯也蔑视商界的抨击者，尤其是在他不当权的漫长岁月中抛弃过他的那些人。他对我说：“这些商界的典型代表们总是这样，坐在扶手椅上，对失意的政治家落井下石。”他还说，他懂得在输给工党之后杀回马枪时的滋味。他微笑着说：“他们说我赢不了啦。” 然而，在1949年，他以行动证明他们错了。 孟席斯经常对我说，政治家必须脸皮厚。他还针对我们脸皮最厚的总统之一——林登·约翰逊——说过一些颇有见地的话。尽管他对约翰逊的能力很敬重，说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政治家”，但在六十年代中期，孟席斯就觉察到这位得克萨斯人过分热衷于公众舆论和新闻界——在他后来担任总统期间及以后，这些舆论却使他吃尽苦头。孟席斯对我说：“现在，您和我都知道报界无关紧要。过去我经常对约翰逊说，‘对这些家伙写有关您的东西，都不必神经过敏。您是被选出来做事的；他们却不是。他们只代表自己说话，你却代表人民说话’。” 喜欢谈话艺术和努力进行实践的盂席斯，还尖锐地指出了约翰逊的另一个大弱点：他闲耽不住，那怕是一会儿。孟席斯说：“您可以感到，他的注意力总是不集中。在谈话过程中，他总是抓起电话筒。” 约翰逊在椭圆形办公室中有三台电视机，他可以同时收看三套节目。相反，孟席斯的管家告诉我，这位总理在论战期间从来不读谈到他自己的报纸。她说：“有一次他告诉我说，‘一旦他们停止辱骂我，我知道我就完了’。” 孟席斯是美国政治的一位敏锐的观察家。我的第一本书《六次危机》中，有谈及我1960年与约翰·肯尼迪进行电视辩论的内容。当我向孟席斯赠送这本书时，他给我复了一信，说，他至今仍然认为我同意进行辩论是一个错误。信中还写道，“我并不是因为我认为您输了才这样说的……我在电视中看过你们的两场辩论。就这些辩论本身而言，我觉得您是赢了的。但由于在选举运动开始时，您已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许多人对您的了解比对肯尼迪的了解要多三倍，而他只不过是在东海岸闻名而已。因此，我当时就想，现在仍然这样想：您与他一起在观众众多的电视屏幕上辩论，最大的后果之一，只能是使他与您一样出名。请恕我冒昧直言，我认为，您此举无异于将王牌拱手相让。” 他写这封信之时，我刚在1962年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竞选中失败。因此他还写道：“我相信，这不是我们最后一次听到您在政界的消息。”末了，他免不了又用一句妙语来结束那封信：“请向您的夫人致以热情的问候。她与我的夫人一样，由于支持搞政治的丈夫，应该得到一枚金质奖章。” 许多人从新孤立主义的角度来批评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他们争辩说，不管帮助一个正在受到共产党人攻击的国家是对是错，南越距离美国实在是太遥远了，因而与美国没有什么真正的关系。其实，在这个新世界中并没有哪一部分是远离尘世的。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事件，对世界其他地方都会产生影响。然而，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首次创造了“北大西洋孤立主义”一语、并对之斗争毕生以后的四分之一世纪，这种思潮又风行起来了。 李光耀和孟席斯对世界有着不同的看法，但他们两人都支持美国在越南所作出的努力。孟席斯实际上还派遣了澳大利立军队到那里去，与美国人并肩作战。这两位领导人都认为，北越的侵略对整个地区的稳定构成了威胁。正如孟席斯所说的，“对你们美国人来说，它是远东；对我们来说，它却是近北。” 李光耀和孟席斯也都是坚定的反共战士。早在1940年，孟席斯就认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遏制苏联向西挺进，可能还得建立一个包括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联盟。他与李光耀一样，都认识到，他的国家正处于远东反共斗争的前线。 李光耀的新加坡地处自由亚洲的十字路口，完全依靠与邻国不断进行贸易为生。李光耀认为，共产主义的蔓延，将产生抑制生产力和商业发展的后果，正象厚厚的雪把它所覆盖的一切冻死一样。他早在1967年就对我说过：一个由共产党支配的亚洲，将会经历经济上和社会上的黑暗年代。十年后，他的预言被证实了，印度支那被笼罩在黑暗之中。 李光耀不仅能高瞻远瞩地从地区性的角度、而且能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待越南战争。他对我说：“象美国这样的大国，最重要的是必须支持那些指望它们保护其安全的小国。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苏联扩张主义和镇压的浪潮就将席卷全世界。” 他继续说：“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首要的职责，是使自己和他的国家生存下去。如果他对美国失去了信任，那他除了尽力与苏联和解外，就没有其他选择了。” 李光耀认为，只有一个强大的美国，才能保证自由亚洲各国的生存。1973年他来华盛顿时，我在私下会谈中告诉他：美国政府的目标，是在加强安全和不断繁荣的条件下，建立一种包括中国和苏联在内的稳定的世界秩序，让所有国家都能从这种秩序中得到好处。那天晚上，在我们为他举行的国宴上，他以赞同的口吻谈到我的讲话，并以轻松自在但又打动人心的词语，描绘了一个处于肆无忌惮、掠夺成性的共产党国家的包围之中的小国的艰难境遇。他说：“我们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在战略上处于亚洲的最南端。当大象横冲直憧时，如果你是一只耗子而又不了解大象的习性，那将苦不堪言。” 孟席斯还认为，如果美国逃避它的全球责任，那也是危险的。他对我说过：“如果共产党人在越南得手，他们还会在其他地方进行尝试。”当我们谈到1965年的战争时，他看来很高兴，因为美国选择了在远东站住脚跟的道路。他说：“帮助南越，这是在一个新的地区承担的新的伟大任务。”当谈到反战运动这个话题时，他一扬手，嚷道：“真是书呆子！”从某种意义来说，孟席斯正以其对美国在越南的行动的积极支持来偿还从前的债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人在距澳大利亚海岸几百英里的珊瑚海上进行战斗，拦住了日本人，使他的国家幸免于难，未受到日本的攻击。 孟席斯推行一项积极的外交政策。他使澳大利亚与美国、新西兰结成联盟，缔结了澳新美安全条约。他认为这是他最杰出的成就。他参加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五十年代后期，他又着手与日本恢复友好关系。这在政治上是不得人心的，但在战略上是明智的。日本首相岸信介对澳大利亚的国事访问，把这种友好关系又推向了新的高潮。在孟席斯的领导下，澳大利亚在亚洲事务中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以致外交部门的官员们更渴望到新德里和雅加达任职，而不是到罗马和巴黎任职。他说：“我们可以为抵抗共产主义贡献聪明才智。不错，我们有能力担任亚洲的领导。但我们不准备用自封的方式来充当领导。” 由于新加坡的面积小，从政府领导人的角度来说，李光耀的回旋余地比孟席斯还要校然而，在外交政策方面，他是一位同样有见地的分析家。他的家族曾在新加坡居住了好几代。作为一个华裔，李光耀对亚洲那个古老的和最大的国家有一种独到的、直接的了解。早在1967年，他就对我说过：“毛泽东是在镶嵌工艺品上画画。他一去世，大雨就将来临，会把他所画的东西冲刷掉，而中国将照样生存下去。中国总是吸收外来的影响，最后又把它们摧毁。”李光耀是在毛译东去世之前九年说这番话的，当时中国正激荡着文化革命的狂潮。然而，事实证明，他关于毛泽东的影响将会下降的预言是正确的。 李光耀在把世界分成有所作为和无所作为的国家时，同样使用了一些类似的术语，生动他说：“现在有大树，有小树，还有藤蔓。大树是俄国、中国、西欧、美国和日本。其他国家中，有些是小树，可能会变成大树；但绝大多数是藤蔓，它们由于缺乏资源或缺乏领导，将永远成不了大树。” 谈到亚洲的一棵“大树”时，李说：“日本人将不可避免地在世界上再次发挥巨大的作用，而且绝不只是经济方面的作用。他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不能、也不应该满足于只在制造优质半导体收音机、缝纫机和教其他亚洲人种水稻方面发挥作用的状况。”从五十年代初期以来，这一直也是我的信念。 当时，我第一次敦促日本重新武装起来，并取得它作为亚洲自由堡垒的应有地位。作为一个新加坡人和华裔，李光耀有充分的理由对日本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的帝国主义行径表示愤慨，但他却能采取前面所述的态度，说明他是一位现实的和具有勇气的领导人。·在国内问题上，李光耀是推翻殖民统治以后的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中少有的一员——他不搞狂暴的、破坏性的革命，而是抑制受过创伤的自豪感，把自己以及人民的精力引导到国家建设中去。在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方面，李光耀也显示出同样的能力，他摆脱了当前和过去的愤懑，着眼于新世界的未来及其本质。这是一个人真正伟大、崇高的标志。象李光耀这样视野开阔、高瞻远瞩的领导人，没有机会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发挥作用，这对世界来说，实在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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