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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被调查者说：1988年以前，这里不要说有卖淫，就连一说卖淫这样的词，当地人都会脸红。 1988年，当地的一位小学校长自己开办了一个个体饭馆，就是现在的“×chun 排档”。他开始雇佣外来妹。现在谁也说不清，究竟是这位校长让外来妹卖淫的，还是外来妹自己主动卖淫的，反正当地人都知道，自从那时候起，嫖娼卖淫就开始了。 一开始，外来妹卖淫时必须有熟人牵线，很隐蔽。不过公安局还是知道了，来抓过两次。校长就把饭馆关门了。但是从此之后，这里就开始有卖淫意义上的“小姐”了，而且越来越多。① -------- ①这个情况，分别询问过一位当地出租房屋的妇女和一位负责卫生防疫的官方人员，回答一致。 有人说，这是因为一些外来妹并没有走，又到本地的其他饭馆去干。饭馆老板知道她们卖过淫，就让她们继续干。但是也有人说，是因为其他老板意识到这是个新兴行业，所以开始招收卖淫的小姐。② -------- ②不过，讲述这些情况的被调查者，都无法举出具体的实例来。因此只能作为参考。 从1991年开始，首先是香港人，然后是台湾人和日本人，陆续来这里开办工厂。一些当地人已经估计到他们会需要性服务的，意识到这是一个新市场；再加上外来的打工妹急剧增加③，客观上提供了充足的“货源”；于是就开始出现了发廊。 -------- ③具体情况，可以参考本章后面所附的管理区的统计数字。 本镇的第一个发廊究竟是谁开办的，办在哪里，在笔者的社区考察中，没有一个被调查者能够像描述第一个卖淫的饭馆那样说清楚。但是在时间上，人们比较一致地认为，是1991年到1992年之间出现的。④ -------- ④考察时所访谈的护士、当地老太太、酒店小头头都说：1991年以前没有发廊。一位妇联主任说：1990年时，连偷偷卖淫的都还少，即使有一些也是包租的。1991年开始有发廊。 那时候，第一批发廊还需要装模作样一番。客人在发廊里还要先剪头、再洗头，然后到了按摩的时候，才能跟小姐提出性服务的要求。然后双方谈好价钱，再交给发廊100元介绍费。最后才能带小姐出去玩。而且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多少外来妹愿意去当发廊小姐。所以那时的发廊并不兴旺。 时至1993年，发廊大发展，在1993到1994年之间，形成了一个鼎盛时期⑤。最多的时候，当地号称有3条发廊街，180家，2000个小姐。最挤的一个发廊，总面积只有40平方米，却拥有20个小姐。屋里挤不下，小姐们就出门跑到大街上去拦人。⑥ -------- ⑤关于鼎盛时期，人们的说法不太一致。当地的几位居民都倾向于说是1994年－1995年。但是两位卫生方面的官方人员都说是1993年－1994年。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去所有的发廊检查卫生，所以采用他们的说法。 ⑥卫生方面的官方人员曾亲自去检查过卫生，因此是可信的。 可是，好景不长，从1995年开始，当地的“性产业”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衰落。到笔者前去考察的1997年初，“性产业”的规模已经相当小了。再加上临近春节，萧条景象处处可见。 至于为什么会衰落，这就需要讨论下一个问题了。 笔者在当地考察期间，曾经十几次听到当地人说，是因为港台人和外国人来了，小姐才多起来的。不仅普通居民这样说，官方人员也这样说。 可是，在访谈一位日本老板的中国翻译时，他却一口咬定，本地人才是最主要的性消费者。后来，在访谈其他几位饭店和娱乐场所的老板和雇员时，他们也说，还是本地人来消费的多。 那么最大的买方究竟是谁？这牵扯到笔者应该如何给这个社区里的“性产业”定性。如果真是境外来人带动的，那么就应该属于“后发外向型”；如果是本地人消费为主，就应该归入“本地伴生型”。 经过不断地访谈和观察⑦，笔者认为，该地的“性产业”应该是“后发外向型”。主要根据有： -------- ⑦这方面的访谈是分散、间断、随机地对许多人进行的，因此不再一一列出具体情况。 （1）从当地“性产业”发展的最主要推动力来看，它的产生确实是为了满足本地人的消费，但是它的大发展却是依靠境外来人的剧增。 从1988年一开始到1991年之前，主要的消费者确实是当地人。但是那时的“性产业”规模很小，并没有形成“气候”。1992年开始，外资和境外人员大量涌入，“性产业”才得以应运而生。 当然，从当地人的叙述中可以知道，当时的本地男人出于新鲜感，曾经大量地嫖娼，甚至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了境外来人。但是这其实只是一种暂时的“搭车现象”。这是因为： 首先，从1990年到1993年，该地的饭店客房间数暴增了300％，而本地男人不可能为了嫖娼而长期包租如此之多的新客房，其主要消费者应该是境外来人。他们才是主要的推动力。 其次，本地男人的性消费潜力是一个定数。如果他们真是最主要的消费者，那么当地的“性产业”的规模也就存在一个极限；不可能出现1992年以后的那种爆发式的剧增。所以说，境外来人是举足轻重的砝码，一加上它，“性产业”的天平就会向大发展的方向一面倒。 （2）从“性产业”的收入结构来看，境外来人也应该是主要的推动力。 嫖娼的价格，对本地人和境外来人在原则上是一样的，但是有这样几个因素，使得境外来人的实际消费要远远超过本地人。 首先，所有的老板和小姐都会努力从境外来人那里多“宰”一些。 其次，本地人大多数是“打炮”，一次只消费200元的小姐钱和100元的“钟点房”房费。境外来人则大多数是“包夜”，小姐钱至少500－600元，房费至少300－400元。 第三，本地人大多数是单纯的嫖娼，很少肯从事其他的“连带消费”。但是境外来人则常常要在衣食住行和一般娱乐方面额外花很多钱。据×fang娱乐城的管理人员说，一个香港人来这里度一次周末，即使不嫖，一般也要消费1000－1500元人民币。⑧ -------- ⑧先后有七八位访谈对象都这样说，而且所说的金额更大。但是除了这里所引用的这位酒店管理人员以外，其他人都是别的职业，恐怕没有机会真的知道香港人的消费额，所以不再列出他们所说的估计数。 这就是说，尽管本地人在性消费的人数上可能比境外来人多，但是在“连带消费”的总额上，境外来人可能才是主力。而古今中外一切“性产业”的经济基础，恰恰是连带消费的总额，而不仅仅是嫖娼卖淫的直接收入。 （3）从历史发展来看，本地男人正在日益“退出”“性产业”的消费者行列。 笔者所访谈的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十几位当地男女都说，最晚从1995年开始，本地男人开始越来越少嫖娼，却越来越多地“包二奶”。这样，“性产业”中为本地男人服务的成分就更加下降了。 （4）从“性产业”经营者的努力方向来看，也是主要瞄准境外市场的。 前文说过，B镇既不是交通要道，也不是旅游胜地，离香港又远，又没有任何工业基础。在整个三角洲地区里，它毫无优越性可言。但是从1992年起，镇里就出现了第一个往返香港的“直通车”定期班车，可以享受通过海关时的许多便利。到1997年年初笔者考察之时，虽然香港来客的人数已经减少了，但是“直通车”线路却增加到6条，而且都是每天两班，上下午各一班。每个大一些的酒店，都有自己的直通车，而且在香港的停车点最多的达到7个。尽管直通车上往往空空如也，但是却照样风雨无阻。⑨ -------- ⑨例如，×cheng大酒店的直通车是每天上午8:30一班，下午2:30一班。在九龙有3个停车点，在港岛有两个。但是笔者连续两个中午定时定点监测直通车却发现，一次有4人下车，一次只有2人。可那直通车却是14座的豪华中巴。就显得更为典型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B镇的“性产业”应该属于“后发外向型”，尤其是1997年年初之时，本地男人“搭车”的风潮已过，它就显得更为典型了。 B镇的“性产业”，名声在外。整个三角洲地区的人们都知道：“南有×tang 镇，北有B镇。”它们是“性产业”最发达的地方，而且足以称得上是典型的“红灯区”。 当然，“红灯区”是在B镇之内，而不是整个B镇。而且，所谓的“红灯区”又可以分成两种：发廊区和歌舞厅区。在B镇之内，这样的区域一共有3大块、两小块。 1997年年初，全镇还在营业的发廊总数是68家，歌舞厅是27家，桑那浴与按摩是5家⑩。总数恰恰是100，也许可以戏称为百家争“鸣”吧。 -------- ⑩当地卫生防疫官方人员提供的数字。 但是，在什么叫做“红灯区”这个问题上，笔者的看法与所访谈的几位当地人有些不同。那几位当地人认为，只有发廊集中的区域才能算作“红灯区”。他们的理由是：歌舞厅到处都有，很分散，不能算作“区”。而且，如果歌舞厅也算的话，那么整个B镇就都是“红灯区”了。他们显然不能接受这种看法。 笔者认为还可以补充一条理由：在当地，独门独户的歌舞厅很少，大多数都是大酒店里附设的。它们并不在街面上，人们也看不见，与那些堂而皇之地“沿街叫卖”的发廊，显然不一样。 不过，从提供性服务这个最本质的特征上来看，当地的歌舞厅与发廊并没有区别，充其量只是服务对象有所不同而已。 最大、最集中的一块“红灯区”，在镇中心的×ye大道南路两侧的大约200米的街面上。1997年年初，这里一共有发廊21家，占全镇的将近三分之一。但是其中有两家已经歇业，有两家是纯粹的美容美发厅，其余的17家都是专门提供性服务的（每家的小姐人数和活动情况，参见下一节的现场观察记录）。此外，这里还有3家酒店附设的歌舞厅。 据当地小店的老板说，1993年一1994年最兴旺的时候，仅仅此地就有80多家发廊。后来多数都歇业了。例如他现在租的店面，以前就是一间发廊。 这块“红灯区”不仅是全镇最大的，而且在三角洲闻名遐迩的，也正是这块地方。三角洲许多其他地方的人，都可以随口说出“×ye大道”这个具体的街名。它的最主要特色就是：“门挨门（发廊高度集中）；人拉人（买卖异常公开）；狗不理（治安格外良好）；官不闻（有关部门特别宽容）”。 第二大块“红灯区”在B镇西半部的×ming路两侧，还在营业的发廊有9家，其中有两家似乎不是专门提供性服务的。另外还有美发用品店3家。但是在这里却集中着13家歌舞厅（其中4家已经歇业），都是大小酒店附设的。 这块“红灯区”的特色是“以歌舞厅带发廊”；或者说是由于歌舞厅的首先存在，才吸引来这些发廊。这是因为人分三六九等，大款们可以去歌舞厅，小款们就去发廊，到这里都可以各得其所。 第三大块“红灯区”是在镇区之外的另一个管理区（村），距离镇中心还有5公里左右。 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它不仅没有什么工业，就连居民都很少，只有一个庞大的“娱乐有限公司”矗立在公路旁，高耸的巨幅广告牌异常醒目。 这是因为，这里是B镇的边界，而且是靠近香港一侧的边界。所有境外来人，除非走广州，否则一入B镇之境，必然首先看到这里的这个“红灯区”。显然，这是在抢占“源头”。 那个娱乐公司实际上是客房加桑那浴和按摩。它一共有按摩小姐30－40人。其规模一直在全镇排在第二、第三。如果不是因为官场斗争的制约，它似乎很可以发展为全镇第一把交椅的（详情参见本章最后一节）。 在娱乐公司的旁边，还有提供性服务的发廊3家，每家有4－6个小姐。其中的两家就在公路边上，另外一家在公路旁的小巷里。但是最后这一家的性服务似乎很出名，所以门前排列的载客摩托车比其他两家要多。许多从镇里来的客人，一下子就被拉到那里。 除了这三大“红灯区”，B镇还有两个较小的发廊集中地。 第一个“小地方”在xin×酒店再靠边缘的一条小街上，还在营业的发廊有4家，全部是专门提供性服务的。此外还有l家已经歇业。 在这里，每家发廊平均有小姐6－10人，与×ye大道发廊的人数差不多。不过来的客人较少，晚上8:30以后就基本没有客人了。但是由于这里的路边人行道比×ye大道宽得多，因此小姐们平时都坐在发廊外面，搔首弄姿的，更加引人注目。 另外那块“小地方”在×fang娱乐城附近，总共只有4家发廊，每家大约有6个小姐。但是其中的一家发廊，虽然也有小姐，但是似乎并不是专门提供性服务的。 这两个“小地方”的共同特色是，它们都依托于一个大酒店，虽然生意显得清淡，但是它们与大酒店之间很可能存在着某种伴生关系。据一位大酒店的男雇员说，这些发廊的相对稳定的客源，就是大酒店里的低级雇员，例如保安、司机、勤杂工等等。可惜，笔者在考察中没有获得足够的资料来检验这种说法的可靠性。 利用发廊来卖淫，据说是从境外传来的一种“性产业”经营方式，而且全世界都少见，很可能是东亚地区的特色。据说是日本人首先发明这种方式的；然后传到台湾地区、韩国和东南亚，又传到香港地区；最后于80年代中期传到我国大陆的沿海地区；深圳可能首当其冲。⑾ -------- ⑾笔者尚未找到正式的文字资料，此处所记载的，主要是大陆人的普遍说法。即使它并非史实，也可以表明大陆人对此的态度：大多数人都相信所谓“打开窗户，飞进几个苍蝇”的说法，很少有人去考虑大陆本身的土壤。 据说发廊之所以适合于作为卖淫场所，是因为男人在理发的时候，被女人轻柔地抚弄头发、脸颊和脖颈，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类似性反应的舒适之感。许多男人还会因此产生性唤起和性幻想，甚至对真正的女理发员想入非非。因此，卖淫小姐在理发时挑逗嫖客，据说是最有效的。后来就发展为以理发为名，实则招徕嫖客了。⑿ -------- ⑿笔者很早以前就听到过这种说法。但是此次在B镇考察期间，不仅有3位当地男人分别说过，而且还有一位小姐也说过，令笔者非常惊讶。那位小姐说，这并不是她自己发现的，而是另一个小姐告诉她的。至于信息的源头，她就不知道了。 笔者以为，仅仅根据这样的资料，谁也无法判断，男人在理发的时候会不会真的这样感觉；但是它也可以说明人们的态度：许多人都相信，在发廊里招娼，乃至于所有的嫖娼，都有其生理上的依据。在中国文化里，这实际上是对于嫖娼行为的最不起眼的但是最深刻的宽容。 时至1997年年初，利用发廊卖淫的现象，虽然不能说“全国山河一片红”，但是在许多地方确实没什么可大惊小怪了。B镇也不例外，而且在规模上其实也比不上“椰林之乡”的某些地方。因此，笔者不再细述发廊的全貌，仅仅记录一些有意思的情况。 1.真假发廊 据当地卫生部门的官方人员说，全镇目前还在营业的发廊有68家。在它们当中，真正只理发，并不提供性服务的，只有6家。笔者亲自考察了其中的两家，“诗美”和“容容”，证明果然如此。 可是，外来的男客不可能都了解当地具体情况，也不可能都有向导，那么他们是如何辨别真假发廊的呢？尤其是，笔者所考察的那两家真正的发廊，都是地处“红灯区”之内，与提供性服务的发廊相邻。它们怎么把自己与“鸡窝”相区别呢？在当地人的指点下，笔者反复对照真假发廊的情况，发现专门提供性服务的发廊有如下4大特征，可以作为人们鉴别真假发廊的一般标准。 第一个特征是，专门提供性服务的发廊里，没有理发美容所必需的设备，甚至连剪刀都没有，只提供所谓“洗头”，其实就是双方讨价还价的交谈机会。当然，真正的发廊也提供洗头，但是只要看看小姐洗头的时候是不是认真，就可以知道这个发廊的真假。 第二个特征是，提供性服务的发廊，肯定要千方百计地拉客人“按摩”。这种所谓按摩，绝不是在发廊里进行，而是客人把小姐带出去，或者是上楼去；绝不是仅仅按摩头部，而是“玩一玩”的意思。相反，真正的发廊都不会给男客人提供“按摩”的，只有对女客的头部按摩。即使男客真的需要头部按摩，也一定是在理发专椅上，当众进行。 第三个特征是，专门提供性服务的发廊里，往往只有一两张理发用的椅子，甚至根本没有，但是小姐却多得多。如果真是理发，别说客人坐不下，就连小姐也站不开。还有，这样的发廊里的小姐，往往是串来串去，不会长时间安分守己地坐着。 第四个特征是，真正的发廊里的理发小姐，一般都是当地人，说方言，不过分梳妆打扮。相反，“鸡窝”发廊里的小姐，除了刻意进行“外部装修”以外，一般都是一口的普通话。 当然，笔者的这些分析，对于当地居民来说，对于任何一个了解一些“红灯区”情况的人来说，肯定是迂腐之极。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发廊是真是假，小姐是不是“鸡婆”，一眼就可以看个八九不离十。 尤其是在那几个大大小小的“红灯区”里，那些“鸡窝”发廊不但不需要任何伪装，而且生伯别人不知道自己是“鸡窝”。所以小姐们都挤在门口，伸头探脑，向任何一个过路男人挤眉弄眼，搭汕拉客。 男客也根本不需要装作去理发，就连“洗头”这道手续往往也根本没有。男客只要走进去、挑小姐、给发廊交100元“介绍费”，小姐就会乖乖地跟客人走，往往连一句话都不用说。据当地人说，通过洗头来讨价还价，假装按摩跟客人走，这些都是前几年的老皇历了。现在把这些繁文褥节都免了。 但是笔者也发现了一种新情况。笔者所考察过的至少7家发廊，虽然不在“清白”的名单上，但是确实也在从事着正规的理发和美容业务。尤其是，这些发廊里有女客人。如果它们是专门提供性服务的发廊，这些女客人是不会进去的，而且，卖淫的小姐也不可能具有给女客人做头发的技术。 直到笔者直接访谈了小姐、妈咪和老板之后，才弄清楚其中的原委。这是由于1996年以来，纯粹性服务的生意清淡，所以一些发廊不得不“兼营正业”，也搞一些真正的理发和美容。为此，这样的发廊里也雇佣了一些真正的理发小姐。不过，这样的发廊并非完全改邪归正。它们往往是白天经营理发，晚上仍然提供性服务。一位当地人指点笔者说：你晚上去看看，就会发现，还是有许多小姐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干，呆坐在发廊里。那就是“鸡婆”了。 笔者之所以要记录和讨论真假发廊这个似乎非常迂腐的问题，并不是因为笔者傻到分不清楚，而是因为在当地，这些真假发廊鱼龙混杂地集中在同一地域，简直就是门挨门。这是相当特殊的，而且可以引发人们的深入思考。 例如笔者就一直在想：人们可以找出千百条理由，来说明假发廊为什么会出现；笔者在这里也说明了假发廊为什么要“仿真”；可是我们能不能说清楚，在众多假货的包围之中，那些真发廊为什么仍然不肯变成假的呢？⒀ -------- ⒀笔者也访谈过那些真发廊的老板，但是他们所说的，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个人道德操守的问题。可是以笔者自己的看法，把问题归结为道德，就等于什么都没说，至少不是社会学的路子。所以，笔者无法给出答案。 2.小姐的健康证 由于所有的“鸡窝”都顶着发廊的名字，所以当地的卫生防疫部门不仅要检查发廊的一般卫生情况，而且还要检查所有服务人员的个人健康情况，每个上岗者都要有健康证。但是，也恰恰是由于“鸡窝”都顶着发廊的名字，所以卫生防疫部门只能检查上岗者是否患有肺结核、乙肝等等一般的传染病，却并不检查性病（性传播疾病）。这是因为在字面上，发廊与“性”是毫不相干的，卫生防疫部门没有理由去检查性病。 为了应付卫生防疫部门，发廊老板不得不让小姐们去检查身体，不惜暴露自己的雇员人数等等商业秘密。同样，小姐们也不得不花“冤枉钱”去领取健康证。—当地的卫生防疫部门出于种种考虑（包括“创收”），对这项工作也抓得很紧。它曾经自豪地宣称，此地所有的小姐都持有健康证。⒁ -------- ⒁见当地卫生防疫部门1996年的工作总结。内部文件，不准复制与外传。 但是这样一来，有些小姐就用这样的健康证来欺骗新来的境外人员，使他们以为这是没有性病的健康证，甚至以为是政府发放的卖淫许可证。据一家歌舞厅的香港老板说，这一招儿根本骗不了香港人，但是却可以蒙骗许多新来的台湾人，尤其是日本人。这是因为，许多台湾人虽然知道大陆的法律是禁娼的，但是他们按照台湾的情况来类推，相信B镇的地方政府是完全可能自作主张，发放卖淫健康证或者许可证。大多数日本人是通过台湾人的关系，才到B镇来投资的；所以他们一般也相信了台湾人的说法，以为地方政府是允许这样做的。 不过据一位给日本老板当翻译的中国人说，日本人可不那么傻。他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把事先的情报和可行性研究看作命根子。因此他们完全知道中国的禁娼法律，完全知道地方政府的可能的自主权究竟有多大。他们实际上是装傻充愣，以便放开了嫖娼。万一有什么人来追究，他们来一句“上当受骗”就可以万事大吉。⒂ -------- ⒂当然，并非所有的境外来人都嫖娼。不同的当地人，对笔者讲过不同的境外来人拒绝嫖娼的事情。 笔者为什么要记录小姐的健康证这个现象？这在许多其他地方也并不稀奇，而且没有一个中国大陆人会傻到相信这意味着政府纵容卖淫。可是，不管这种健康证的实际内容和真正作用是什么，只要这种形式出现了而且存在下去，那么将来更改它的内容就相对地容易多了。 请千万不要轻视“形式”的巨大作用。在我们中国文化里，许多情况下，形式是先于内容而出现而存在的。或者说，我们中国人很善于“旧瓶装新酒”，因此必须先要有一个“旧瓶”。这往往比酿新酒还要重要一些。 例如，目前中国所有的卖淫发廊之所以能够继续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们使用了发廊这个形式，而任何政府也不可能因为一些发廊里有卖淫，就禁止发廊这种形式的存在。或者反过来说，只要发廊这种形式不消失，那么什么政府也很难真的管住它的具体内容。 小姐的健康证，不也一样吗？⒃ -------- ⒃1997年8月21日《中国青年报》报道说：福建莆田市的地方税务局从1997年5月1日起，开始对在高消费行业中从事唱歌、坐台、按摩以及其他高收入服务的人员征收个人所得税。到发稿时为止，已经有3335名“公关小姐”（当地人的称呼）缴纳了34万元的税款， 笔者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总结过，就与性有关的事情而言，中国的规律是：从80年代初的“蛤蟆镜”（墨镜）到“奇装异服”到迪斯科到摇滚乐到异性按摩，大约3年以后就合法化了。现在，福建莆田已经开了先例，而且居然被正面报道，再次验证了笔者总结的规律。 3.拉客的“壮观”场面 在笔者考察期间，当地人一直在说：现在不行了。最旺的前两年，小姐们在×ye大道上拉客时，场面之壮观，就像夹道欢迎一样；衣着之暴露，就像裸体模特一样；拉人之野蛮，就像饿虎下山一样；如果你不答应，骂你之粗俗，就像狗血喷头一样。⒄ -------- ⒄就连当地的官方人员也承认，有一段时间里，发廊小姐拉客非常过分。后来政府整治了一下，就好多了。据一位当地司机说，这是因为发廊小姐拉客时惹恼了一个香港来的大人物。但是这个故事未经对照检验。 笔者当然无缘目睹这样的“节日”，但是就在被认为是“不行了”的1997年年初，笔者还是有幸反复看到了一种小小的“热闹”。对笔者来说，已经是大开眼界了。 入夜之后，每当有一个男人从发廊门前路过，如果他看来像是个潜在的嫖客，尤其如果像是个境外来人，那么一定会有4拨人马蜂拥而上。 第一拨是发廊里的小姐们和看门的。最少会有两位小姐迎上前来，好像要绑架那个男人一样，一边一个，左右开弓，拼命推销自己。看门的则往往站在那个男人的背后，似乎怕他跑掉，也是口若悬河般地介绍自己的货色。不过，他们的动作仅限于抱胳膊、拉袖子、搭肩膀，比生拉硬拽还差一点点，而且笔者还没有观察到客人真的无法脱身的情况。 第二拨人马是一帮卖鲜花的十来岁小女孩。她们打的是“运动战”和“麻雀战”。平时，她们在各个发廊之间徘徊，谁也不会注意到她们。可是一旦出现“情况”，她们就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一般，立即把客人团团围住。她们可以从小姐和看门人的腿缝里钻进去，踮着脚或者连蹦带跳，把鲜花一直杵到客人的眼睛上。不过，据笔者的观察，她们的成交量非常小；也许是因为客人觉得，发廊妹根本就不配被人送鲜花。 第三拨人马是开载客摩托车的。他们总是守候在每个发廊的门口，一旦客人选中小姐，就会坐他们的摩托车走。可是每个发廊门前总有好几个摩托车在等客，因此他们也只好来些“提前量”，一有潜在的客人路过，也挤上前去，大喊大叫“乘车啦”。不过他们一般是在外围，所以嗓门格外大。 第四拨人马是乞丐，男女老少都有，千奇百怪的。他们也是十面埋伏，闻风而动，长途奔袭，围歼客人。只不过所有的人都没把他们当人看，甚至连呵斥都免了，只顾把他们推操到一边。笔者观察到两次乞丐被人推倒在地，一次被人似推似踢。 以上说的还是静态的场面。如果那个客人表露出一点点有心之意，却又想再走几家看看挑挑；那可就壮观了。所有这4拨人马会一起簇拥着他向前滚动，说是很像游行也并不为过，因为笔者曾经数过，最多的一次，3个年轻客人的周围大约有30个人在“围攻”，在“追歼”，而且有10个左右的人，一直跟着这3个客人走到×ye大道“红灯区”的边上，行程长达100多米。 最先撤下阵来的，往往是发廊妹；因为客人只要一迈步，就会进入下一个发廊的势力范围。那里，新的生力军会发动下一轮“人海战”，就没有“旧人”的容身之地了。随后撤退的是开摩托车的，也是因为客人一抬腿就走出了自己的地盘。坚持到底的，总是卖花的小女孩和要饭的。不过，如果此时又有新的目标出现，他们就会“喜新厌旧”，蜂拥而去。 由于发廊门挨门，所以这4拨人也总是一浪接一浪地围上来。结果，客人在街上简直就像一直在游行。加上客人一般都是走走停停、看看问问，所以笔者观察到的最漫长的一次“游行”，居然长达40分钟左右。 当然，笔者之所以要记录这种拉客的壮观场面，并非仅仅因为它着实使笔者惊叹，而是因为它反映出：除了直接参与“性产业”的人以外，当地还有许多其他人也要依仗“性产业”为生。这里所说的开摩托车的、卖花女孩和要饭的，只是最公开和最显眼的那一部分而已。 1.性服务的分类 按照笔者的划分⒅，人类的所谓“性行为”可以分成“独自性行为”与“人际性行为”这两大类。独自性行为与嫖娼卖淫基本无关，这里就不再说了。“人际性行为”则至少包括7个层次的内容。从最狭窄的概念到最宽泛的，从最直接的人体接触到最间接的，它们依次是： -------- ⒅详细内容，笔者将在其他著作中说明。 （1）性交合，仅仅指阴茎插入阴道的行为； （2）性交，包括口交、肛交等一切插入体腔开口处的行为； （3）性爱抚，指虽然不插入，但是触及性敏感部位的行为； （4）色欲活动，指虽然没有人体接触，却同样可以激发性反应的行为。它包括：接受色欲刺激（如观看性表演等等）、性显示（如展示裸体等等）； （5）性交往，指为了实现进一步的性行为而进行的、没有人体接触的活动，例如嫖娼卖淫中的讨价还价； （6）涉性的人际交往，指虽然没有具体的性目标，但是在长远上是为了寻求性行为的活动，例如一般人的恋爱和许多“三陪”； （7）性别交往，指作为男女两大性别集团的一员，与对方的一般交往，也包括同性恋的交往。 笔者的这种划分方法，当然是从人们的一般性行为中总结出来的，可是，嫖娼卖淫以及一切形式的性服务，也同样是人类的性行为。尽管人们可以在道德上把它们骂作“猪狗不如”或者“禽兽行为”，但是它们的分类，实际上与人们那些崇高纯洁的性行为并没有什么两样。因此，笔者可以这样来界定“性服务”这个新的流行词汇： （1）经典式性服务，就是以金钱来换取阴茎插入阴道的性交合。这是古往今来最普遍的一种性服务类型，因此把它叫做“经典式”。至于是“打炮”还是“包夜”，那只是服务程度上的区别而已。 （2）特殊式性服务，就是买卖口交、肛交、“以拳插入”等等方式的性交。例如，在南方许多地方，暗娼对嫖客进行口交，被叫做“吹萧”（其实明朝的时候就有这个词了）；嫖客对暗娼进行肛交，被叫做“走后门”（明朝的时候叫做“后庭花”），都是嫖娼卖淫中的内容。 这里，笔者必须强调一下，把性交合与性交分开，把经典式性服务与特殊式分开，不仅仅在学术上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于研究嫖娼卖淫的实际情况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是因为据笔者所知，在中国目前的暗娼中，大多数人，尤其是那些出身于低阶层的暗娼，一般都拒绝给嫖客提供特殊式性服务。在她们从小所接受的性观念中，口交和肛交等行为是非常“脏”的、“不像话”的、“令人恶心”的；这样做的人是“不正常”的、“无聊”的、“欺负人”的。因此，许许多多的暗娼，给钱再多，也不肯提供这样的服务。因为这不仅仅是个价格的问题。她们在本阶层性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对于这样的性行为，确实有一种生理上的反感。如果勉强去做，确实感到恶心，甚至会呕吐。 知道这种情况，对于人们认识暗娼这个特殊人群很有益处。她们在性观念、性行为和性技巧方面，其实一点都不开放，仍然在固守着最传统的性行为道德。她们惟一的开放之处，仅仅在于她们肯于用自己的生殖器来换钱。但是她们往往还有两个潜含的附加条件：一是嫖客应该“正常地”和“正确地”来租用自己的生殖器；二是她们并没有出租自己的嘴和肛门。换句话说，暗娼仅仅是在性关系方面不遵守社会的一般道德；可是在性行为道德和性动作的规矩这方面，她们其实和中国的大多数妇女一模一样。 （3）接受爱抚式性服务，就是并不出租自己的生殖器，不允许客人进行性交合与性交；但是却允许客人触摸自己体表的性敏感部位。例如，许多“三陪”活动都是这样。 此外，在南方的一些地方，把花钱去抚摸小姐的乳房，叫做“打波”⒆。在椰林岛上，还有一种“陪看（电影）”的性服务，分为所谓“上半场”和“下半场”，价格相差悬殊。其实这说的是，在黑暗的电影院里，小姐允许客人触摸自己的上半身还是下半身⒇。 -------- ⒆“波”是指女性的乳房。它来源于英语里的俚埋语“ball”，就是“球”的意思，喻指女性乳房。 ⒇提供这种性服务的小姐，在“性产业”中处于相当低的层次上，属于“（拦）街女”，仅仅高于“下工棚的”（为民工服务的女人）。 （4）输出爱抚式性服务，就是不允许客人触模自己的性敏感部位，但是自己却去触摸客人的性敏感部位。许多异性按摩就是这样。 在南方的一些地方，有一种叫做“打飞机”的性服务[21]，就是小姐替客人来手淫。由于客人一般是平躺着，向上射精，所以类比为高射炮打飞机。也有一些地方把这叫做“打手炮”，以区别于进行性交合的“打炮”。 -------- [21]在北京的一些按摩场所里，把“打飞机”叫做“推油”（原本的意思是使用润滑剂来按摩），据说是因为“打飞机”这个词太不文明了。 这里也要强调一下，把爱抚式性服务区分成“接受式”和“输出式”这样两种，也是很有意义的。 在实际生活中，有些小姐宁可当按摩女，宁可给客人打飞机，也不肯做三陪女，不肯让客人触摸自己的身体。她们认为，“金钱诚可贵，肉体价更高”。把自己的身体，尤其是性敏感部位出租给客人，这是难以接受的，或者说，三陪所挣的那点钱是不够的。因此，即使在“打飞机”的时候，按照“行规”，客人也不允许去触摸小姐的身体；而且，此时的小姐也并不裸体。当然，那种纯粹是以按摩为掩护的嫖娼卖淫，另当别论。 可是，另一些小姐则恰恰相反。她们宁可三陪，任人触摸，也不肯去做按摩女，更不肯给客人打飞机。她们觉得，在三陪中被客人抚摸，这是被动的，因此有情可原，并不表明自己喜欢这个；但是如果给客人按摩，甚至打飞机，那可就是自己主动了，就会表明自己很“骚”、很“贱”、很“放荡”。她们宁可不挣那份钱，也不能接受这种人格的自我贬低。 同样，许多客人的口味也是泾渭分明。一些男人觉得，仅仅在三陪过程中触摸触摸小姐，这钱花得太不值了，跟”性”不怎么沾边；还不如让小姐给自己“打飞机”，因为这毕竟还可以算作性行为。相反，也有许多男人觉得，手淫本身就是“变态”，是“伤身”，怎么能花钱买这个呢？还有些男人是这样算账：打飞机再好，自己也没捞着摸小姐；还不如自己在三陪中下手，这才更实惠。 （5）表演式性服务，就是提供脱衣舞、裸体舞、人妖表演、性交表演等等。它相当于一般性行为中的“色欲活动”里的“性显示”，再加上收钱。 在目前中国的“性产业”里，表演式性服务还不很发达，比重也很小。它的出现，一般来说有两种原因：一是一些地方的嫖娼卖淫和按摩三陪等等已经过度发达了，因此一些消费者开始产生对于“观看”的需求；二是一些地方的嫖娼卖淫和按摩三陪等等受到极大的抑制，因此不得不打擦边球，先从表演式性服务开始。 第一方面的例子就是B镇。当地的一位女护士说：有一次她在xin×酒店看歌舞，中间突然出来一个女的跳舞，全身赤条条的，只披着一条白纱，跳了大约5分钟。这段“插曲”，事先没有任何预告，票价也并没有提高。但是她听酒店的人说，常客们都知道会有这一段的，因此这里的上座率比别处高。 第二方面的例子，最典型的应该算是某大城市。该市的嫖娼卖淫不见得一定比别处少，但是都处于真正的地下状态，而且连按摩和三陪都属于“严打”之列。可是对于性表演，政府却没有任何明文规定[22]。因此，该市的一些娱乐场所就见缝插针，既有脱衣舞和裸体舞，也有人妖表演，只不过一般都在包厢里进行，所以不那么招人注目。 -------- [22]这大概并不是官僚主义的问题，而是出于我们中国人常有的一种思维习惯：既然连穿着衣服的陪舞都禁止，还能允许不穿衣服的裸体舞吗？因此没有必要去明文禁止它。可惜，时代变了。自从中国一讲法制，新的社会规矩就一定会变成：只要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就是合法的。 （6）交往式性服务，就是通常意义上的三陪，一般并没有性爱抚和性显示，仅仅是给客人提供一个与异性交往的机会。按照人类一般性行为的分类标准来看，在三陪中，可能有性交往（具有直接的性意图），也可能有涉性的人际交往（并没有性的计划），还可能有性别交往（把对方当作异性集团的成员）。 在中国，一些省市已经明文禁止三陪。其主要理由是：三陪往往是嫖娼卖淫的前奏。 按照“往往”的逻辑，任何一种职业，只要被认为其中有人嫖娼卖淫，不管是多是少，都可以把它禁止掉。即使这个职业其实是禁止其成员去嫖娼卖淫的，也难逃厄运。笔者已经多次看到报纸上报道女“的士”司机兼营卖淫的事例，因此，如果某日早晨报上宣布：禁止女人开出租车，笔者一点也不会大惊小怪。 按照“前奏”的逻辑，任何一种正当的服务工作，只要让女人来做，就都可能成为嫖娼卖淫的前奏，就都应该禁止。因为从端盘女到女护士到空姐，所有的女服务员，都是在付出服务，获取报酬，甚至可以说都是在一定程度上“陪客人”。如果她们愿意，都可以把自己的职业变成卖淫的前奏或者掩护。所以，笔者想，彻底的“防患于未然”，恐怕是只有“回归传统”，继续规定女人只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 2.B镇的特色 前文分析了人类性行为的7个层次和性服务的6种分类。如果最简单地划分一下，那么以性交合与性交为核心内容的嫖娼卖淫，也可以叫做“直接性服务”；而所列举的其他类型，则统统可以叫做“周边性服务”。 B镇的独特之处就在于：直接性服务过于发达，反而抑制了周边性服务的专业化与职业化。 周边性服务的专业化说的是：无论是按摩女还是三陪女，理应首先是真的会按摩、会陪舞、会陪酒，而且这理应是她们的安身立命之本；然后再谈是不是肯卖淫的问题。 可是在B镇，据几位常客说，这样的小姐实在是太少了。甚至经过培训的、在专门的按摩院里工作的按摩女，其本职技艺之低劣，常常令客人哭笑不得。还有一些专门在歌舞厅等客的陪歌陪舞小姐，不会唱歌也就罢了，可是根本就不会举手投足，更不用说跳舞。一位男客说：其实根本没有什么陪歌陪舞，全是教歌教舞；而且她们一唱一跳，你自己只好逃之夭夭。 这是因为，当地嫖娼卖淫的兴旺，已经从另一个方面给人们造成了错觉和误解。几乎所有的小姐都以为，所有的客人都是来嫖的，所谓按摩和三陪全都是伪装。因此她们只要肯于出租自己的生殖器，就可以“一俊遮百丑”，就可以别的什么都不会。 同样，客人也被这种错觉与误解所制约，觉得自己一来，简直就非嫖不可。双方互相作用，把这种误解搞得越来越强烈。如果男客仅仅要求享受专业的按摩与陪伴，几乎所有的人反而会觉得很奇怪。例如，阿li小姐[23]就曾经向笔者咨询过：有一位常客，从来只“点”她去跳舞。她说过好几次，她肯跟他出台，可他就是没反应。他是不是有什么病啊？ -------- [23]她的情况和经历，见下文。 周边性服务，还有一个职业化的问题，就是这种工作真的可以使从业人员认同它，依靠和维系它，而且接受它所带来的社会身份。例如，在同一个学校里，不论是教师还是后勤干部，都把自己的职业作为与其他人相区别的主要标志之一；而且没有一个人会把这两种职业和从业者混淆起来。这就是说，教书和勤杂这两种工作已经被很好地职业化了。 可是在B镇，情况恰恰相反。提供直接性服务的暗娼与仅仅提供周边性服务的小姐，中间几乎没有什么职业上的区别与界限。 这，最鲜明地表现在人们所使用的词汇和称呼上。本来仅仅指三陪的“小姐”一词，与专门指暗娼的“鸡婆”一词，在B镇已经变成了同义词，只不过小姐是褒义词，鸡婆是贬义词。 此外，在华北的许多地方，客人们都知道，“坐台小姐”和“出台小姐”是完全不同的职业与身份；前者仅仅是三陪小姐，而后者则是暗娼[24]。可是在B镇，“坐台”和“出台”被客人和社会舆论仅仅当作动词来使用，不再是名词和职业的区别。 -------- [24]有时候，为了强调二者的区别，人们也把非暗娼的小姐叫做“不出台的”。体分辨，无法从职业上进行区别。 例如笔者在访谈中，先是无意地，后是故意地多次使用“坐台小姐”和“出台小姐”这两个词汇，结果笔者所访谈的3位男性、1位女性、1位妈咪和2位小姐，都觉得很陌生，而且经笔者解释以后，他们仍然觉得多少有些莫名其妙。他们认为，“所有的小姐都出台”（男性的话），“不出台的是服务员，不是咱们所说的小姐”（妈咪的话）。换句话说，B镇的人们仅仅能够把一般的女服务员（也叫做小姐）与“性产业”中的“小姐”区别开来。可是对于卖淫的小姐与不卖淫的小姐，人们就只能一个人一个人地具 当然，这并不是说B镇没有不卖淫的、仅仅提供周边性服务的小姐；而是说由于当地的嫖娼卖淫过度发达，所以她们不仅缺乏专业化和职业比，更缺乏追求专业化和职业化的理由与动力。结果，她们在当地也就似乎并不存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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