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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给老板带来如此丰厚利润的那些小姐，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在前文的字里行间，读者可能已经意识到，她们虽然不能说是又老又丑，但也绝不是如花似玉。她们只是极普通的乡村妇女，虽然有时也刻意修饰，但仍然是极普通的相貌、举止与气质。 就笔者所能了解到的11位小姐的情况来看①，她们第一个最具有社会学意义的特征是：全都来自附近的乡村地区。虽然有3位不是本县的，3位不是本省的，1位拒绝说明；但是她们所说的离家乡的路程，最远的也不过150华里②。虽然有两位是镇上的人，1位甚至可能是另一个县城里的人③，还有1位拒绝说明，但是其余的7位都说自己是真正的村里人。 -------- ①这11人，仅指笔者聊过天的，不包括观察对象。但是由于人多眼杂，11人均未进行过结构问卷式的直接访谈，更不可能当场记录。聊天时间最长的是4次加起来大约110分钟，共有两位；最短的只有一次，15分钟左右，也有两位。因此笔者不敢说很了解她们的全面情况。 ②虽然笔者从未听到过任何一个小姐说出自己家乡的具体地名，但是她们并不羞于承认自己是附近地区的人。那些非本县、非本省的小姐们，都可以说出自己家乡的省名和县名。尤其是笔者从来不问她们的家乡的具体地名，只问离这里远近；所以包括那位不肯说自己是不是本县人的小姐，全都肯说明离家的路程。这可能是由于嫖客经常问这个问题，她们习惯了；也可能是因为小姐都是本地人，说出来也无所谓；还可能是乡村人口家乡观念很强的一种表现。 ③曾经有一位小姐说另一个小姐是附近另一个县城里的人。但是笔者询问本人时，她却否认，说是村子离县城不远。对此，笔者没有进行测谎。 第二个特征是：11人里，没有一个是未婚者，没有一个是夫妻都在这个金矿区里的，也没有听说夫妻合伙卖淫的。其中6人是已经离婚的，1人丧偶，其余4人则是因为夫妻矛盾而离家出走的。这些小姐的年龄都在30岁上下。最小的26岁，最大的36岁。笔者至少知道其中的5人有孩子。④ -------- ④对于自己的婚姻、年龄和孩子，小姐们很少自己直说。笔者主要是依据老板的介绍和听小姐们相互间的聊天。可惜，由于无法当场记录，甚至很难事后追记，所以具体的获知途径，笔者现在也无法一一说清了。但是笔者记忆最深刻的是： 关于婚姻，离婚的小姐中，有两位是自己聊出来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她们已经相信笔者不是嫖客，所以带有诉苦的性质。对一般客人，笔者从未听到任何小姐说起自己的婚姻。 关于年龄，最小的那位小姐是为了招徕客人自己说出来的，老板也在一旁证实。此外，诉苦的两位离婚小姐和另外两位小姐也曾经自己说出年龄，尽管笔者已经从老板那里获知了。 关于孩子，诉苦的两位离婚小姐都有，都是她们自己说出来的。其余3位里，有两位是老板知道，告诉笔者的；一位是她跟别的小姐聊天时，说到过“我的孩子”。 小姐们的第三个社会学特征是：虽然老板、帮工和山上的许多其他人都说她们好吃懒做，但是根据笔者的生活经验，与北京城里的许多小保姆相比，这些小姐其实算得上是相当勤快。只要她们自己没有客人，老板一般都指使她们干些别的杂活。她们总是随叫随到，笔者也看不出有谁故意不卖力气。 这也许是因为她们的正式身份是服务员，还拿着服务员的工资；也许是因为农村苦出身使她们对于偷懒耍滑的标准实际上很低（而老板和其他人对于勤快的标准则很高）；也许是因为她们借此排解愁烦。总之，笔者只见到A场所的一位发廊小姐，除了本职业务以外很少干别的活。但是那位女老板说，她有病，干不动。 至于人人可能都最关心的问题：她们为什么要卖淫，笔者以往的研究经验表明，这是个只有局外人才能问出来的最愚蠢的问题；就像问士兵为什么要战死一样愚蠢。人们虽然可以从宏观上对全社会范围内的卖淫原因做出无数分析，但是如果面对着一个活生生的小姐，又使用结构式问卷让她选择，那么即使严刑逼供，她也只能胡说八道。 原因很简单：她根本就不是这样来感受自我与外部世界的，更不会这样来思考问题。如果哪位研究者有幸听到一个“圆满”的或者“理论化”的回答，那么请一定再深入了解一下，因为这八成是由于她受到了诱导。 所以，对于“为什么卖淫”这个问题，笔者只想复述小姐们自己说的一些情况，而且难免有所加工（也就是歪曲），因为她们是零零星星说的、互相聊天或者吵架时脱口而出的，并没有意识到听者有心。 此外，小姐即使闲着没事也不会“痛说家史”，因此这里记录的，也有一些是老板或者别的小姐转述的，就不再一一注明了。 B场所里的李小姐已经在山上干了8个多月。她今年32岁（可能是虚岁），典型的湖广人的短小身材和较黑肤色，但是因为“做”的时间长了，比较会打扮，尤其是一头运动式短发，倒也不显岁数。 她是邻近一个县的村里人，从小种地，小学没念完。她很早就嫁到30里外另一个村子里⑤。不知为什么，她25岁时就离了婚，孩子也留给了前夫。后来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个湖南的农民，她也去住了两三年，又给人家生了一个儿子。但是由于当初介绍的时候，不知是她自己家还是她的亲戚骗了人家的钱，说是借去做买卖，实际上盖房子用掉了；所以男的家里坚决不许他俩结婚。她就又回到自己的娘家，但是很快爹就去世了，兄弟4个分了家，老娘轮流住，她就无家可归了。那大约是3年前的事情。 -------- ⑤当时的具体年龄不详，但是她的第一个儿子现在已经出去打工，想必她结婚非常早。 她从来没有说过第一个丈夫的任何情况。笔者估计可能是她自己做了什么理亏的事。但是她对老爹的亲情和对兄弟们的愤怒，却数次在他人面前溢于言表。 后来的3年，她去了哪里，以什么为生，不是很清楚。她提到过在雪峰山那个金矿做挑夫，说过那里的挑夫比这里苦多了，而且很不安全。她还说过，她曾经在怀化市附近的一个国营大型维尼纶厂当过临时搬运工。笔者恰好知道那个工厂，就问她厂子具体在什么地方，一共有多少工人，用什么做原料。她回答的都对。 上山到这里之前，她是在湖南那个农民的家里。她把他称呼做“我的男人”，本想在他那里凑合过下去的。但是那个男人已经另外相了亲。还好，他有个亲戚在这里当民工，干的时间不短了，他就介绍她来了。两个多月前，“她的男人”还专门上山来找过她。 她上山以后，先在那个民工的棚子里给大家做饭，但是两三天头上就被现在的老板给招来了。因此，老板一直说她是“干惯了的”，可是她一直不承认，但也并不更多争辩。据另一个小姐说，她们俩拌嘴时，她说过：没有过几个男人，你会来干（这个）吗？⑥ -------- ⑥据此推测，笔者倾向于认为她以前没有过卖淫，更不像是老手。因为“有过几个男人”这样的用语和口气，一般是指有过“相好的”；而卖淫则通常叫做“做过”或者“见过世面”。 在B场所的小姐里，她的客人算是最多的。据老板说，她“最会做”。可是笔者在观察中发现，她似乎具有一种相对文静和自恃的气质。尤其在晚上陪舞时，只要没有人直接纠缠，她总是把一个年轻的女帮工拉过来，耐心地教她跳“十六步”。尽管那女孩笨得一塌糊涂，她却似乎心无旁骛，对客人爱答不理的。也许正因如此，与其他小姐的拉拉扯扯相比，她更能吸引客人。 在她的身世中，最值得记录的，也是老板和别的小姐在谈到她时最先津津乐道的，就是“她的男人”的那次上山。当时，男人直接找到B场所来，而且男人上山来找，这本身就如同惊天动地的大事，所以当时知情的老板、一个男帮工和一个小姐都记忆犹新。可惜，他们的叙述不仅是零零碎碎、没头没尾的，而且互相矛盾的地方也很多。笔者筛选之后，大致的情况是这样的： “她的男人”已经40岁左右了，很平常的农民。他怀念她的好处，尤其是她给他生了儿子，又没有带走。于是他来找她，想让她回去带孩子。但是那男人已经又结了婚，所以她回去后，只能另住。不过男人说，他现在的老婆不管。 她坚决不干，坚决到当天就把那男人赶走。具体情节，众说纷坛，甚至戏剧化到类似武打倩侠片。但是一测谎，人家两人是一起到外面山上去谈的，叙述者没有一个在旁边。 笔者问过她这件事情。她回答的主要意思是：她不愿意当小老婆。那么孩子呢？她说，孩子的阿婆（奶奶）很亲这个孩子，这些年就是阿婆带着他，所以她也放心。 笔者虽然不知道这有多大的代表性，但是她的这种想法非常值得注意。 在此地，一个按理说屡经沧桑之后应该是“我想有个家”的农村妇女，宁愿继续卖淫，也不肯去做小老婆。可是在珠江三角洲，一些小姐宁可当每月只有500元零花钱的“二奶”，也不肯再做收入多得多的“鸡婆”。因此，当小老婆还是做皮肉生意，看来并不仅仅取决于经济收入和生活安定。 那么，在这些女性的心目中，小老婆和暗娼，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和多大的道德差异，才使她们做出完全不同的选择呢？产生并且支持她们的选择的精神力量又是些什么？需要强大到什么地步才行？她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对于她们的不同选择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这对她们又有什么影响？ 可惜，在这里笔者只能初步回答最后两个问题：李小姐的选择，让老板高兴，让别的小姐不解，但是又从来没有人谈过这个问题。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跟笔者一样，实在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还因为李小姐是这里资格最老的，连老板都让她几分，所以人人回避此事。 当时，笔者真的很怀念以往下乡进行一般社会调查的美好日子。那时多痛快，有问必答，按题画圈就行！脑袋一热，笔者就贸然去直接访谈她、老板和另外两位老板。结果，李小姐还好，毕竟说了上面引用的话。可是别人的回答呢，遗憾，笔者只能写出“老板高兴”和“其他小姐不解”这样的观察记录。⑦ -------- ⑦如果为自己开脱，笔者可以说，在这样的低文化和亚文化的人群里，对人和事的议论，往往只到“我真弄不懂”为止。但是实际上，这仅仅是因为笔者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来引导他们谈。 刘小姐是刚刚到B场所来的，连自己那不多的衣物，都还保存在一个当民工的熟人那里。 她28周岁，中等身材，中等胖瘦，脸上的雀斑和比较明显的双眼皮，恰好把相貌的得分扯平了。 她不但能说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而且已经习惯了。经常可以听到别人说方言，她却说普通话，双方却也聊得不亦乐乎。她声音发哑，却异乎寻常地喜欢说话⑧，再加上那一口普通话，所以她虽然刚来，但笔者已经听到有人背地里叫她“唐老鸭”了。将来，这可能成为她的外号或者“艺名”。 -------- ⑧笔者一去，就发现了刘小姐会说普通话和爱说话这两大优点，所以着重跟她聊。后来，她替笔者翻译了许多方言。笔者在别处听到的许多方言，也是回来请教她，才弄懂的。 她虽然是外省人，但是家乡离金矿区只不过80华里。她是货真价实的初中毕业，现在还夸耀她的学习好，老师很喜欢她。她的户口一直是农民，但是21岁的时候就嫁给了附近镇上的市民，所以在镇上生活的时间也不短。 她的丈夫原来是国营土产公司的售货员。后来单位说是整顿，实际上是解散了，他就自己做买卖。有了一些发展以后，他就带上她，一起天南地北地做起了贩运服装的生意。他俩最远去过新疆伊犁，去过东北，去过四川、两湖与两广，社会阅历相当丰富⑨，而且已经习惯于说普通话。他们在河北霸县呆的时间最长，已经在那里租了两间店面和住房，生意也红火，本来是打算在那里长期安营扎寨的。 -------- ⑨笔者曾经见到她在山上买衣服，果然很懂行。 但是，她的丈夫迷上了赌博，越来越不能自拔，几乎连生意都不做了，全靠她在操持。两年前，丈夫一下子输了一大笔钱，不但把全部家产都输了个底朝上，还欠了一屁股债。当时，丈夫曾经出去躲债，债主们就拿她开刀，把她打得好惨，现在两个手臂上还有伤痕。她实在是害怕了，也绝望了，就下决心离婚。离婚证上白纸黑字地写着：一切财产和孩子都归丈夫，她等于是被扫地出门。但是她也获得了最大的成功：一切债务也归丈夫。 她对丈夫的感情很微妙。一方面根本不相信他能戒赌，另一方面又说，除了赌，他别的方面都挺好。尤其是她认为，6岁的女儿亲她爸，不亲她。她爸也拿女儿当掌上明珠，所以出去躲债的时候，带女儿却不带老婆。这样，离婚时她的精神负担也就小了一些。 离婚后，她只能先回家。本想在家乡再找一个男人，但是总也谈不成。去年，家乡发大水，引起大塌方，连报纸上都登了。她父母家的房屋、田地和一切的一切，都被冲了个精光。一家6口人到现在还是靠政府救济。 于是她出去打工。在附近的一个县城里，当了两个多月的饭馆服务员，可是除了吃住，每月只有150元的死工资。她很伤心地说：出来那么长时间，才给家里寄回300元钱，家里还等着盖房子呢。 她毕竟是做过买卖的人，就辞工出去找活儿，转了附近的4个县城。但是她发现在这些县城里，就连开个烟酒副食店都没发展，因为一天的“流水”（营业额）才20元－30元。问她为什么不去大一些的城市，她说，以前跟丈夫一起卖服装的时候就知道，县城是最好做生意的地方。城市越大，外乡人就越没发展⑩。她现在根本没有本钱，只能先从打工、做帮手开始干，所以更不能去大城市了。 -------- ⑩她几次使用“有发展”、“没发展”、“经营”、“效益”这样的词，还曾经说出过“望梅止渴”，表明她的阅历确实很丰富。 她来这个金矿区，纯属偶然。她在附近的县城里曾经听说过这里，但是一直没想来。后来遇到一个家乡本县的认识人，在这里当了半年民工了，一说这里的情况，她就跟着来了。她自己主动说，最吸引她的，是这里的饭馆服务员的工资是每月200元，而且据说到处都在招人。 问她上山以前想到过没有，自己有可能“做小姐的生意”？她说（大意）：怎么说呢？这种事情我老早就知道，以前走南闯北的，到处都能看到，不新鲜。那个认识人也提到过小姐的事，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我当然知道是干什么。不过来的时候，主要还是想着那200元的工资。 上山以后，那个认识人给她介绍了一个很小的饭馆。但是她第二天就摸清了山上的情况，于是自己跑到A场所来了（她对这一行动很得意）。因为这里很大，小姐有单间住，看上去生意也兴旺。 她说，这一点对她很重要，因为她自己开过店，再呆在一个死气沉沉的小店里，实在觉得没意思。结果，她因此得罪了那个认识人，几次去找他拿自己的衣物，都不给，还说家里捎信来，让她回家。（她的评论是：放屁！我家根本不知道我在这里：） 她说，A场所的女老板什么也没跟她说。但是她一到，就看见客人来“打炮”。她中午到的，刚开始吃饭，就有一个男人叫她出去，用方言问她是不是刚来的，要多少钱。她嫌烦，就用普通话说：我还不一定在这里干呢（这段事情，她是用明显不耐烦的口气说的）。那男人可能很惊讶，就走了（说到此，她又很得意的样子）。 不过，可能就在当天下午，她就接了第一个客人，是“打炮”，给了她100元。这段事情，她并没有说过，而是笔者听到过几个聊天的片断，从中推测出来的。一次，另一个小姐说她：你一晚上都没过就有客人，好福气哟。另一次，她跟女帮工聊天，其中有一句：就100块钱还多？新娘子嘛。再说还要交老板呢。 她实在太爱说话了，又是风风火火的性格，在小姐里很突出，对笔者的考察也助益匪浅。然而她最值得记载的并不是这些，而是她一直随身带着自己那个绿色的离婚证，还给A场所里的所有人都看过。 笔者曾经怀疑，她当初出来，可能并不是为了打工，而是想找对象，因此才带着离婚证。可是跟她一聊，她自己并不认为这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再把她前前后后的零星话联系起来琢磨，笔者觉得可能是这样一些原因： 首先，她孤身一个女人去打工，别人总会问她的身世。离婚证就是证明，可能比身份证还管用；因为她也带着身份证，却没有向别人展示过。 其次。她自己的家没了，父母的家也没了，这个离婚证可能就是她前此一生的最后见证。所以她不但格外珍惜，而且下意识地用它来向别人表明：我也是人，我也生活过。 第三，她可能对前夫还有藕断丝连之情。 第四，她可能仍然想找对象。虽然她几次说过，打死也再不结婚了，可是再婚前的女人常常这样说，认不得真。反而是绝口不谈的，倒更可能心如死灰。 除了自己，她所聊的情况中，最值得记载的就是小姐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当然，这也是她零零星星说的。这里的记载也加进了一些别人的话，也暂不一一注明了。 不论是山上的人还是家乡的人，大家似乎都一致认为，只有离婚的女人和离家出走的女人，才会做卖淫意义上的小姐，而且只有这样的女人才能做。 这样，女人中间就出现了两条森严的界限。一个是处女与非处女的界限，另一个是“不正经”的女人与良家妇女之间的界限。 关于处女，刘小姐特意解释过：家乡的人们非常注重这个。如果一个女人不是处女，就只能找又老又穷的光棍汉和“二婚汉”，或者干脆远走他乡。如果被丈夫怀疑婚前不是处女，就只能任打任骂，连娘家爹妈都不同情，连自己都认为是“罪有应得”。每年，家乡那一带都有新郎因此打新娘或者退婚的事。虽然没有出过人命，但是打残废以后又退婚的事情，在她的村里就出过一次。那女的就是她的同学。 她的说法，有两个旁证： 一是前文讲过，对于那些来找“开苞”的客人，小姐会破口大骂，老板也是只安抚和劝走客人，并没有指责小姐。这可能说明，大家都认为这样的客人是昏了头，哪里会有大姑娘来干这个？！ 第二个旁证是：每天上山下山做挑夫的人里，大约有1／3是妇女，1／5左右是很年轻的妇女，看上去绝对不到20岁。其中许多年轻女子戴着很好的遮阳帽，而不是一般的草帽；穿着类似城里休闲鞋的轻便鞋，而不是一般的解放鞋；身上是花色的衣服，而不是“工作服”。据说是怕晒黑了、累老了，就嫁不到好丈夫了。 除了“外来鸡”，她们是山上最引人注目的一群。但是，她们宁可日晒雨淋、汗流侠背，每天挣那30元左右的工钱（下山再挑也不过60元），也没有一个来当小姐。 关于“不正经”的女人，几个小姐都说过：乡下人到现在还认为，离婚的女人就一定是“不正经”。她们一般只能远嫁，在当地很难再婚。李、刘两位小姐的身世都能说明这一点。 至于那些离家出走的女人，人们简直就认为她们是罪犯。即使再回来，婆家和娘家往往都不承认、不接纳。所以一个女人一旦出走，就等于是离婚。有时还不如离婚，因为只要遇到家乡的人，就都会回去通风报信，结果婆家要么去娘家来个天翻地覆，要么派人甚至托人来捣乱，闹得两头不得安生。 这种说法，也有旁证： 笔者曾经屡屡试图与那儿位离家出走的小姐聊天，但是都深入不下去，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B场所的李小姐的男人曾经上山来找她。所有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几乎都说，当时人们以为是婆家来“追杀”，紧张得很。大概因此人们才编出一些香港电影般的故事来。 总之，在山上，人们似乎都认可了离婚女人可以当“小姐”，甚至是应该当。因此，几位能够谈到这个地步的小姐都说过，还没有什么客人曾经问过她们为什么要当小姐。这可能是因为，不仅老板，而且她们自己也往往首先把离婚的身份挂在嘴上，所以没人觉得还需要问什么。 这种现象说来简单，似乎是顺理成章，但是细琢磨起来，还是很深刻的。 笔者可以这样来推理：由于离婚是不正经，卖淫更是不正经，所以人们认为离婚可以卖淫或者应该卖淫，实际上就是把离婚与卖淫等同起来了。这可能说明，时至今日，当地的习俗仍然顽固地拒绝接受离婚，仍然要把离婚的女人打入十八层地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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