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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农村社区研究中随意碰到的一个题目，就像在去河边的路上偶然拾得一块鹅卵石。但拿在手上稍加品玩，竟发现石子的纹路曲折地透视出当前农村社会变迁中大量社会问题的信息。于是，我们留心观察，并把它记述下来。 这块鹅卵石就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奇迹般在小镇遍地开花的舞厅。说它是“奇迹”，是因为。直到半年多前我们去小镇时，那里还只有刚开业的3家带卡拉OK的大酒家，而1995年6月我们再到小镇时，已经满大街是歌舞厅了。 小镇位于东北内陆地区，始建于本世纪初。清政府在中东铁路（原名东清铁路）两侧“放荒”时在这里夯土筑城，设立管理开荒事务的行政和防务中心，并一度成为县城所在地。小镇距哈尔滨、大庆市都在90公里半径以内，虽不通火车但公路交通便利，一直是周围农村地区的农副产品集散地。改革开放以来这里商贸发达，集镇内农业、非农业和流动人口增至近两万人。近几年大庆新采油场又建在镇外，更增添了小镇的人来车往的活跃气氛。 小镇的街道还是本世纪初建城时打下的基础，最繁华的地段为东西南北走向的十字街。建城时东西和南北大街各长1.25公里，现在有所延伸，但东西大街长不过两公里，南北大街长不过1.5公里，在总长不过3.5公里的十字街上却开了近60家舞厅，即平均每50米就有一家舞厅。这些舞厅所营造的气氛同社区原有的氛因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小镇近年来虽然新建了几处楼房，但总体面貌土气未消。主要街道两旁多是低矮的平房，店铺牌匾上也多是书写的带“金”、“贝”部首，或带“昌”字以及人民公社时期遗留下来的老式名称，而穿插于其中的舞厅名称却为：“风流男士”、“夜活鸟”、“吧酒吧”、“名花流”、“乐都”、“梦情”、“柔情水”、“她他乐”、“龙凤情”、“情未了”、“秦淮楼”、“夜温馨”、“情思”、“夜来香”、“外来妹”、“昨夜情”、“长相思”、“晚情”、“夜夜香”、“今宵乐”……有的还配之以男女起舞的画面，显得格外刺眼。 小镇的人们一向安分，节俭，勤劳，忙于经营，很少娱乐，怎么突然热衷起“洋”舞来？ 原来，舞厅热是由数百个外来妹到小镇当陪舞小姐引起的。当这些外来妹由业主领着，乘大客车浩浩荡荡开进小镇的时候，引起了小镇人们的极大恐慌，并给小镇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强烈的震荡，其震荡程度远远超出了小镇的社会承受力。 首当其冲的是家庭。奋力抗争的是妇女。 小镇的妻子们只是在电视里看见过专门勾引男人的浪女人，但认为离自己是很远的，没想到这些浪女人一下就来到了跟前，威胁到她和她的家庭。有的妻子认为天经地义的是，丈夫只能摸自己的手，和自己脸对脸，身挨身，哪能容得第二个女人！有的妻子认为自己虽然会干活、做饭、养孩子、对丈夫忠贞不二，但不会“浪”，新来的浪女人是很容易把丈夫的魂勾走的。这种担心确实又不是多余的，有的男人已发展到同小姐鬼混的地步。小镇的家庭大多是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有的妻子和丈夫辛辛苦苦一年挣下几个钱，自从有了舞厅，丈夫整宿不归，把钱都花在舞厅，并无心干活做买卖了…… 舞厅冲击的是家庭，搅动的是整个社区。 一位制鞋店铺的年轻女老板说：“自从整车整车的小姐来到镇子后，搅得这里人心不宁，家破人散……” 镇法庭庭长说：“自从舞厅开业以后，60％以上的离婚案都同上舞厅有关……” 镇司法所所长说：“自从舞厅营业以来，每天都有因男方进舞厅而来闹离婚的，最多的一天接待8对……”对此我们有直接的感受：我们经常访谈的一对从事批发零售水果的年轻夫妇，日子一向和和美美，但我们却看到他们出现在司法所闹离婚，女主人哭述着男人如何因去舞厅而不好好过日子…… 镇公安分局局长说：“过去干警晚上事不多，自从有了舞厅，天天晚上有事，治安案件上升。不久前还因争小姐而发生殴斗致死案件……” 一位老农业技术干部说：“我镇自建城以来从来没有这么伤风败俗过！还是不是共产党的天下？！” 一时间，小镇人怨声鼎沸，议论声、怒骂声、斥责声、争吵声、撕心裂肺的抗争声不绝于耳。小镇似乎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人们像当年“父送子，妻送郎”打鬼子一样，掀起了保卫家园的运动。在小镇的不少家庭，父亲看管着儿子，妻子看管着丈夫，未婚妻和家长看管着未来的女婿，不准他们进舞厅。镇民们还向小姐发起了抵制行动：小姐们上街一律不给好脸，到市场买东西一律要高价。一位服装市场的女老板对我们说：“小姐们到我们这里买衣服，明明30元一件，非要90元不可，大家的心可齐了！”，也有的给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取缔舞厅…… 但舞厅冲击波在促进小镇的社会变迁上也发生了奇效，并成为小镇经济的一个新起动点。比如，小姐们的职业特点决定了她们要着意打扮，有的小姐从劳务市场上招聘来时并没有干陪舞这一行的准备，到小镇后一切服装、化妆品都要现买。另外，本地女性虽然仇视外来妹，但小姐们的穿着打扮对她们却起了示范效应。于是女性服装和女性用品市场被刺激起来了。走进小镇服装大市场，女性胸罩、长筒袜、内衣、外衣，挂得一排排。以前我们到镇里时尚无一处浴池营业，但洗浴业无论对小姐还是消费者来说都成为必要，于是一处处“洗浴中心”也应运而生了，美发、美容店也多起来了。舞厅离不开饮料、果品、糕点和各种小食品的消费，人们在那里是舍得花钱的，伴舞小姐也会不断给你上食品，于是食品业也兴隆了。更为有趣的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小镇街上新冒出了几百辆电三轮车，拉着客人满城跑，成为小镇一大新人文景观。支撑电三轮车生意的包括逛舞厅的客人，所以夜间经常有不少电三轮车在舞厅门前揽生意。据了解，每辆三轮车一天至少挣几十元钱，这无形中又解决了小镇几百人的就业问题…… 小镇的人们一向有早起经商做买卖的习惯。夏秋之际，每天早3点多钟蔬菜批发市场已经热闹非凡了。白天，小镇来往汽车数千辆，人群熙熙攘攘，但一到天黑，仿佛一切都戛然而止，整个街面除飞驰而过的汽车和偶然赶路的行人外，小镇静得出奇。小镇缺少夜生活。但新冒出的几十家舞厅营业活动主要在夜间，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和一明一灭的成串彩灯，装点着小镇的夜景，难怪有的舞厅叫“不夜城”。小镇似乎在追赶大城市。 所以，短期内兴起的舞厅热确实搅动了小镇人们的心，在整个社区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激起了不小的波浪。但为什么说是“冲天浪”呢？因为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育，小镇虽然在走向外部世界，但小镇人们的眼界毕竟有限，社会交往仍较狭小。小镇尚届“地域性社会”。小镇的“天”本来就不高不大嘛。 我们在街头拍了一张照片。每当下午舞厅开始营业时，老板就让小姐们在门口露面，表明可以接待客人了。我们拍下的镜头是：一个舞厅的小姐们身子躲在门里，却不时地把一排脑袋伸向门外。这是因为她们对门外的世界是隔膜的，但又不好违抗老板的指令。她们的表情带有几分羞怯，几分迷惑，几分好奇。这个镜头比较典型地表现了她们的角色地位同社区的关系，以及她们特定的心理状态。 小姐们是为了挣钱的简单动机到这里来的。她们怎么也不会意识到，她们的不自觉的行动像催化剂一样引起小镇社会生活的裂变，其效力使那些有意影响小镇发展进程的人们相形见绌。 小姐们的职业活动就是陪舞。关于这一新职业的名称在我国尚无统一的说法。在国外有叫“舞女”的。菲律宾大量年轻姑娘到日本低档次的舞厅陪舞，被高雅的日本人尊称为“艺人”。我国一些沿海开放城市给从事这类职业的人起了一个更名正言顺的名字，叫“舞蹈训导员”。小镇所在的上级单位给她们定名为“文化场所服务员”，都忌用“陪”这个字。小镇的人们要直爽得多，就管她们叫“陪舞小姐”，简称“小姐”，有时干脆叫“妞”。 据我们调查，小镇每家舞厅雇佣的小姐一般不少于8人。如按每家雇8个小姐计算，全镇近60家舞厅雇佣小姐总数约为450人－500人。镇有关负责人说，小姐们大部分来自黑龙江省内各地，也有少数来自辽宁、吉林省，个别还有来自河南、四川的。从年龄上看，多为二十一二岁以下的未婚女性。我们具体调查了“梦情”、“东富豪”、“吧酒吧”3家舞厅小姐们的来源。我们注意到一种情况，有些小姐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总把自己说成是从“大地方”来的。比如，来自齐齐哈尔市所属各县的，则有说是“齐齐哈尔市的”；有的在哈尔滨打了几天工，就说是“哈尔滨人”。但我们还是很容易搞清她们的真实地址。 我们调查的3家舞厅情况如下：“梦情”有12位小姐，其中佳木斯市3人，鹤岗市1人，杜蒙自治县3人，齐齐哈尔市1人，肇东市2人，兰西县1人，安达市1人。“东富豪”小姐8人，来自辽宁省张武县4人，安达市2人，肇东市1人，兰西县1人。“吧酒吧”小姐8人，来自肇东市2人，安达市2人，哈尔滨市1人，大庆市1人，肇源县1人，青冈县1人。总的情况是，小姐们来自大城市的很少，来自纯农村的也很少，大多来自中小城市、县城、城市郊区和小城镇，也许是诚心要和小镇“门当户对”吧。 小姐们到这里谋职主要通过三个途径：一是从省内各劳务市场上招聘来的，其数量最大。但对业主来说也有不够稳妥的方面，他们不知受雇者的底细，不好控制。如有个别小姐刚来两天就拿着老板预支的工资溜之大吉了。二是业主到老家通过亲朋、老乡的介绍领来一批小姐。小镇是本世纪初才形成的移民社区，不少人同老家保持着联系。通过这种渠道介绍来的小姐来路清楚，便于控制。三是有的小姐通过个人关系介绍到某舞厅，然后她又介绍一批熟人来作伴。而她拉来的熟人也可能再介绍一些人来。这样，来这里的人像滚雪球一样越聚越多。 我们询问一些小姐为什么来当陪舞小姐，从调查结果看大致分为如下两类： 一类是个人因素。她们是个人生活遇到障碍者，想到外地躲避一下原有的生活环境。 小姐A：35岁，“梦情歌舞厅”小姐。她在佳木斯市某国有企业机关工作。据自己说，她的工作条件不错，还到日本研修过一年，会点日语，因厂里谣传她同某厂领导关系暖昧，一直情绪不好，为摆脱烦恼，请了病假在家休养，经朋友相约到这家舞厅暂当小姐，待心情好了就回去。 小姐B：19岁，“梦情歌舞厅”的领班，高挑个，活泼，舞跳得好，成为最抢手的小姐，经常陪小镇的重要客人跳舞。她说，她家住肇东市内，三个月前认识了一个在大庆工作的小伙子，但父母不同意她与其往来，并对她的行动进行监护。为了寻求行动自由，她以到饭店工作为名进了这家舞厅。这样她就可以与男友自由往来了。谈起她的男朋友，她神采飞扬，说他要她做什么，她都不会拒绝的。 小姐C：19岁，先在“日日昌舞厅”当小姐，后又来到“东富豪舞厅”。家在辽宁省张武县。她实际上只初中毕业，但几年后拿到一张大专文凭。她说自己胆很大，敢干事，但因一件“很特别的事”（她不肯说明具体事由）同家里闹翻，在家乡呆不下去了，于是经人介绍到了这里。从谈论中可以看出她有严重心理障碍，对世事看得很透，但对自己的前途极为悲观迷惘，抱着混一天是一天的态度。 但是另一类大量的、共性的问题是，小姐们大多都是失业大军的一员。她们家庭生活困难，为了生计而不得不从事这份工作。黑龙江省国有大中型企业较多，不少企业开不出工资，工人变相失业，而在许多小县城、小城市，女性又缺少就业机会。这样，就向小镇的舞厅业输送了一大批年轻女性求职谋生者。 小姐D：在“梦情歌舞厅”陪舞。34岁，已婚，并有上小学一年级的男孩。她与丈夫同在佳木斯市某电机厂工作。近几年工厂不景气，长时期开不出工资，工人放了长假。为了生计，她先在市场上卖服装，但销路不好没挣到钱，后经这家舞厅老板的侄子介绍当了小姐。她说，她一人离家到了千里之外很孤单，当小姐的名声又不好，丈夫并不知道她是来当小姐的。但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一切都顾不得了。她又说，她刚来这里十几天，很想念丈夫和孩子，准备过几天回去看看，如果丈夫和孩子能料理好生活她就回来，否则就不能来了。说到这里，她的泪水已不断从眼里涌出。 小姐E：18岁，身材瘦小，“梦情歌舞厅”小姐。她说家住齐齐哈尔市，细问得知她是从远离市区的碾子山华安区来的。父亲在军工厂工作，全家的生活都指望工厂，但工厂开不出工资，生活困难。她已初中毕业3年，想给家里挣钱，但在本地找不到工作，经劳务市场介绍就到这里来了。 小姐F：“梦情歌舞厅”小姐。身高1.5米多，自说17岁，实际16岁，有一个同曹禺先生《日出》剧本里的人物相同的名号叫“小不点”。她说家住兰西县。5岁时父亲抛下母亲和她以及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小妹再没回来，后来母亲再嫁。继父对她和小妹很不好，经常挨打受骂。再往后，母亲又抛下她和妹妹到外地了，无奈她和妹妹只得同继父一起生活。继父酗酒、赌博，家中值钱的东西都卖了。她和小妹处境很惨。为了能让11岁的妹妹继续读书，她先是到哈尔滨市一些饭店当服务员，但都没干几天就被辞退了，后经劳务市场招聘到这里当了小姐。她的神情有些呆滞（据说是被继父打的），不识字，不会应酬。周围的小姐说老板对“小不点”不满意，但舞厅的客人一直比较多，也轮得上有她的应酬，有时又可以外借到其他舞厅“救场”，加上老板对她有可怜的成分，所以留她在此谋职至今。 我们还可以列举出一些被访者。她们都是女性失业大军分流到小镇里的一员。另外，即使是前面所说的“个人生活障碍者”，她们中的多数人事实上也是失业大军中的一员（如小姐B、小姐C）。 许多年轻姑娘都是第一次走出家乡，走出那个尚未开放的社区来当小姐。她们大多涉世未深，带着几分稚气。从访谈中得知，她们出来求职首选的职业大多不是舞厅，由于缺少特定的职业技能，因而大多想到饭店当服务员，有的业主也是以到饭店工作为名把她们领出来的。不少姑娘出来时，家长都是千叮咛万嘱咐，切不可从事有辱家门的职业。我们还了解到，绝大多数小姐都不把陪舞作为一个长期的职业。对于被访者，我们都要提出如下两个问题：“你对自身从事的现职业怎么看？”“你的父母或家里人是否知道你在舞厅当小姐？”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发现她们对自身职业的评价同社会上对她们的看法惊人地一致：“没脸面”、“名声不好”、“不是好人干的”、“好人也得学坏”等等。对于第二个问题几乎都回答“不知道”，大多数都是背着父母或丈夫假说在饭店里当服务员。据我们了解，小姐们的流动性都很大，她们都频繁地更换自己的工作地址，在一个舞厅少则待不足一个月，甚至十几天，多则两三个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在一个地方待常了容易受到常客纠缠等等。但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一个地方干长了怕家里人发现。而且变换舞厅很容易，反正现在全中国从沿海到内地，从大城市直到中小城市，直到乡镇甚至到村子，各地的舞厅之类越开越多，专治男女性病的广告也越贴越多。北方姑娘个高丰满，一等的可往南跑，傍洋佬，二等的可上大中城市傍大款，三等四等的在小县城、小集镇照样可以找到事干。 小姐G：24岁，在“吧酒吧歌舞厅”陪舞。家住安达市，17岁时进本地一家纺织厂当挡车工，工作要强，受到好评。后来婚嫁到大庆市失掉了工作。不久前因丈夫有外遇而离婚。为了不再给娘家添麻烦，决心自己养活自己，于是到舞厅当小姐。她说，她母亲去世，父亲未续弦，含辛茹苦把她们姐妹3人和一个哥哥拉扯大。父亲从工厂退休前是工厂的多年劳模，对子女要求很严，希望子女有出息。哥哥和两个姐姐都干得不错，惟有她因婚姻不幸而流落到舞厅，干这一行真是愧对父亲的养育之恩。她说家里人不知道她在当小姐。在舞厅当小姐工作累得要死还是次要的，主要是名声不好，受人白眼。谈起今后的打算，她说一定争口气，现在已积攒了一万多元钱，一旦挣够了出摊床的钱，立刻辞掉这份工作。 小姐H：19岁，在“梦情歌舞厅”当小姐。来自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她初中毕业后在家乡开了一个发廊，挣了一些钱，后来在处一个男朋友时，把钱都花光了，还惹得满城风雨。由于无法在家乡生活，先后到大庆等地的酒店、舞厅干过事，二十多天前到了这个小镇。她说准备再挣些钱，然后到大庆市或哈尔滨市学电脑打字，以后回家乡开个打字社。 小姐I：23岁，也是“梦情歌舞厅”小姐。来自鹤岗市郊区。她自己说未婚，实际上已离了婚，并有一个5岁的男孩放在父母家里抚养，自己跑出来挣钱。她的父亲和哥哥因邻里纠纷被人用沙枪打伤致残，因此家庭生活较为困难。在到这个小镇之前已在其他地方的舞厅工作过，因此应付客人显得自如，并不忘通过客人拉关系，找门路，过格的事也干。但即使如此，她对舞厅工作评价也不高，说“这是好人干不来的活”。她准备尽快挣够钱，好去经商做买卖。在她看来，进舞厅当小姐只是自己的“原始积累”阶段。 一些被访的小姐在同我们谈话时都一再表白，她们虽然干的是叫人瞧不起的行业，但她们是“有灵魂的人”，心里是干净的，或者表白自己决不干过格的事。但是，你不是想挣钱、甚至想挣更多的钱吗？你不是通过市场关系把自己作为商品出售、并成为业主赚钱的“动产”吗？那么你就要服从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并且一切按着这个原则身不由己地随顺下去。为此你要体现娱乐场上的供求关系，并在缺少正常的游戏规则的条件下，你要出售你身上不具有商品属性的“商品”。 那么在小镇舞厅，什么具有最高“商品”价值呢？小镇一年前按高雅模式办起了3家卡拉OK厅大酒家，除向客人提供酒菜外，还提供点歌、自唱、自带舞伴跳舞等娱乐形式，室内装修也较豪华，但经营效果并不好。其原因除了酒菜的消费费用较高外，主要是在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小镇，多少人有兴致肯花钱点歌、唱歌？又会有多少夫妻会一同到娱乐场所跳舞？如果不是夫妻而是同事间跳舞，第二天闲话就会传遍小城。同3家大酒家门庭冷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小镇上出现近60家舞厅时却家家生意兴隆，顾客爆满。奥妙正在于家家舞厅都提供了外来妹“商品”。 舞厅小姐们的月工资是600元，吃住由业主全包，这在北方地区收入不算低。另外，凡得小费归自己。小姐们的吃住条件都较差，每天的工作时间视客人情况而定，什么时候来客人都要陪同，一般要从下午开始陪舞到后半夜，工作时间长达14－15个小时。吃饭不能准时，有时晚上才吃午饭，因此干时间长的小姐都有胃病。但收入对于这些在本地找不到工作而出来谋生的年轻姑娘来说是相当有吸引力的，何况还有鼓励你多挣钱的门道呢。 多数小姐的舞跳得并不好，有的是跟先来的小姐学两次就下场了；舞厅的设备也很简陋，有一间门市房稍加装饰即可，再有一个质量不必太高的音响和若干盒式录音带就足够了。多数小姐的相貌也很一般，这符合自然选择的规律。因为长相好的待价而沽，流向大城市、大宾馆了。但在小镇，这一切都不是主要的。 舞厅营业时接待客人的方式是一个小姐陪一个客人，一陪到底。如果舞厅只有10个小姐，来的一伙客人是11人，老板可到邻近舞厅借一个小姐，借过来的一般都是条件较差的。在整个营业过程中小姐要陪跳、陪唠、陪吃。在不少舞厅，每一对舞伴都坐在双人高靠背椅子上，各对舞伴之间互不妨碍，有的舞厅还设有挡布帘的小单间。伴舞过程中灯光是幽暗的，并根据客人的要求随时可以把灯光调得更暗些，特别是终场前一定要有灯光全熄的“节目”。一般来说后半夜的场次则表现得更狂一些。 在舞厅里，小姐的舞跳得好固然重要，同时也不排除有的人到舞厅是为了正当的闲暇消遣，但就舞厅充斥的总体气氛看，在这里最具交换价值的是肉体的触摸。舞厅老板说：“我们的服务宗旨就是陪好每一位客人，让客人高兴而来，满意而去。”有的小姐也说：“只要客人满意，我们怎么都行。”这里所说的“满意”的含义是不言自明的。而让客人满意就意味着让客人多来、多掏钱，就意味着老板生意兴隆，小姐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小费。你不是想多挣钱、攒够钱做小买卖吗？那么你就要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你不是想保持“灵魂”、自尊、自爱吗？但在这里“灵魂”、自尊、自爱是不具有交换价值的。固然，小姐们的表现会因人而异，但你要吃这碗饭，你就必须适应它，即使不是主动出击，也须百依百顺。说保持“灵魂”、自尊、自爱，到头来只是流为一种表白而已。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这样一个普通的“定律”：一个小姐在舞厅求职时间的长短，同她“放得开”失去自尊的程度成正比。初来乍到的小姐一般都比较拘谨，而跑过几处舞厅，从业时间较长的小姐一般都能“放得开”，富于色情的挑逗性已成为小姐们的职业特征。一位小姐说：“现在人们都想得开了，我们为什么想不开？”为了能得到顾客的小费，有的小姐使尽了语言挑逗、行为挑逗的能事。我们发现小姐之间或小姐同常客之间有一种手势暗语。用谐音法破译过来就是：用手势比划“991”是“求求你”的意思，“721”是“亲爱的”，“521”是“我爱你”，“7758”是“亲亲我吧！” 小姐们把凡是舞厅跳舞的人不管年龄大小一律称之为“大哥”。她们对“大哥”们事实上有两套评价标准。从“规矩”程度上看，她们认为文明程度较高的是机关干部，其次是企事业单位的头头，不好侍候的是个体工商户、做买卖的有几个钱的人，待别是社会上一些闲杂人员、“地赖子”之类更是难缠。他们常常滋生事端，打架斗殴，让人心惊肉跳。但“规矩”的程度高并不等于是她们最爱接待的人。她们除了最不愿意接待“地赖子”之类的人外，不愿接待的就是一般的机关干部，因为他们到舞场是靠“揩油”来的，没有多少油水可捞，有的小姐对他们甚至抱戏谚的态度。 客观地说，在全镇近500个外来小姐中从事卖淫活动的是少数。舞厅房舍狭小简陋，多数舞厅散场后兼做小姐的集体宿舍，不具备卖淫的条件。而且一般来说老板也不欢迎小姐从事卖淫活动。因为只要自己的经营活动没达到卖淫的程度，只要是在舞厅之内，那么一些活动都是合法的，而卖淫是不合法的，一旦被治安部门抓住，老板要受到牵连。但这里确实存在卖淫活动。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这样几个行业术语：“坐台”、“出台”、“扒台”。“坐台”就是小姐在舞厅内陪客人活动，不走出舞厅。“出台”就是陪客人离开舞厅自我地方活动，实际是指卖淫。卖淫一次的价格约在50－100元左右。“扒台”就是客人拉走了小姐，影响了老板的生意，等于扒了老板的锅台，因此客人如要领走小姐是要付给老板“扒台费”的。能够领走小姐的多是有一定势力的人或熟人，也有的是小姐同客人相约偷偷走出去的，对此老板常常采取装看不见的态度。 小镇舞厅生意兴隆是靠众多的消费者支撑的。我们粗略地估算一下，如果每位小姐按一天接待两个或两个多一点的顾客计算，那么小镇舞厅每天至少有上千个消费者。小镇内的农业、非农业和流动人口总计不超过两万，这就是说在小镇地面的每20个人就有1个人泡舞厅，这个比例大概要高过许多繁华的大城市。来舞厅的消费者分镇内镇外两部分人。镇内的人有：党政、企事业单位干部，乡镇企业负责人，私营和个体工商业主，闲散人员等。来自镇外的有：不便在本地泡舞厅，晚间开着汽车到此地舞厅消遣的周围乡镇、县城及市里的干部，到小镇办事的外地商业、企业人员、干部等等。除此之外，附近采油场的职工也是舞厅的重要消费者。从穿着打扮上看，来舞厅的有衣着笔挺者，有穿露脚趾头的鞋子、衣着不整者；有面容经过精心修饰者，也有胡子多少天不刮、扎得小姐直叫者。从年龄上看，从二三十岁到五六十岁不等。从花钱上看，有出手大方者，也有刚攒够了最低档次的“桌底”钱而到这里开开眼界者。总之，交了钱就可以“潇洒走一回”。但据说也有例外者。一位镇干部向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一次，镇房产部门职工的4个男孩子进了舞厅坐下来，其中最大的14岁，最小的8岁，他们也要找小姐跳舞，并把足够的钱放在桌子上。这回，老板感到为难，不敢收桌底钱。最后是一个舞厅常客把这4个小孩轰了出去。 由于来舞厅的各色人等较为复杂，所以他们的消费动机也有所不同。小镇是缺少闲暇文化生活的，来这里的有正常的闲暇消遣者，但也不乏人们熟悉的一种形象：由低素质的暴发户演变来的“食色成性者”，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但泡妞，而且还蓄妾。这些我们都不做分析。我们观察到活跃在小镇舞厅中的一种最具典型意义的社会行为者，他们数量庞大。我们给命名为“复苏的‘性’饥渴者”。 小镇位于东北内陆农村地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育，这里的经济活动比较活跃，对外的经济联系多起来了，经济上获得了一定的开放性。但小镇的社会文化开放性要滞后得多。从人们的心理开放程度、两性之间的社会交往程度以及女性的社会参与程度上看，这里基本上还没走出“传统”。小镇居民大多是山东移民的第三、四代子孙，他们的“老乡”孔老夫子、孟老夫子有许多关于“男女授受不亲”，甚至男女的衣服不能搭在一根竹竿上晾晒之类的遗训。这些无形中仍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一种社区规范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同时，小镇的社会发育程度还没为男女之间正常的社会交往提供条件和机会，一个男人同女人如有较近的接触会被视为行为不轨者。所以小镇内男人剩下的一半就是女人，但对不少男人来说，虽已到了儿女成群、过了大半辈子的年龄，但除了摸过自己的老婆的手外，没摸过第二个女人的手。所以人们对异性怀着一种神秘感，并事实上成为一种潜在的“性”饥渴者。在小镇里，我们常听到人们开一种很粗鲁的关于两性的玩笑，我们也看到剧场在上演地方戏二人转时，每当表演者演唱“荤”戏时，场内所爆发的极其兴奋的狂热情绪。这些事实上是一种“肌体不平衡者”的表现。只是平时人们压抑着，并没觉得有什么不正常。 但是，小镇的外面已是一个物欲、肉欲横流的世界。小镇还有了包括卫星有线电视在内的各种大众传媒手段，色情的录像带之类也在小镇出售着。小镇又处于浮华的哈尔滨和干什么都财大气粗的大庆的近距离辐射圈内，更有“八千小姐闹市城”之誉的市府所在地的直接影响。小镇里常在外面跑买卖的大款们早已学会了在外面“泡妞”，等等。但这种大军压境的局面尚不足以攻破城池，需有内部条件配合。小镇的商人做买卖脑瓜很精，他们也祟尚做买卖精明，连给女儿找对象都要“找以色列人”。精明的商人是不会放过能获得暴利的舞厅业的，他们获利的武器就是不该成为商品的“商品”。“大地方”能做的事，我们为什么不能做？于是他们引进了一种特殊的“商品”，小镇的城池终于被穿透力极强的特殊市场和商品攻破了。当附着“市场”魔力的几百个小姐开进小镇的时候，不少人都失去了战斗力，由着她们的性子把“性”从最封闭的地方放到了全镇最显眼的地方。 我们所熟悉的一些干部开始时都是“伤风败俗”的舞厅的强烈反对者，他们的情绪同这里普通老百姓是一致的，主张坚决取缔舞厅。他们对男女扭在一起跳舞怎么也看不惯。一位干部到舞厅巡查，看见人们在昏暗的灯光下跳舞，大声训斥道：“把灯都给我开亮！你们想偷鸡摸狗怎么的？！”那时，镇里规定舞厅营业时间不准超过晚10点钟。 小镇的干部都很听上级的话。对待舞厅的态度上边可不像一般老百姓那么“认识水平低”。上边来镇里办事的干部既会工作也会休息，劳累之余也提出上舞厅，镇里的干部自然要陪同。开始，一些干部是不情愿下舞场的。但当他们被小姐生拉硬拽下去跳舞，不但第一次摸到了除老婆以外年轻女人的手，而且在整个跳舞的时间中，被直往身上蹿的小姐弄得神魂颠倒，混身酥麻，第一次体会到接触异性的快感和“温柔乡”的美妙。他们“苏醒”了，他们原有的界线、禁忌、“陈旧”规范和怪念头，差不多全都烟消云散了。从此，有的人对去舞厅着了迷，想方设法弄钱去舞厅。有的干部跳舞半宿或整宿不归，向老婆请假的理由是“加班赶材料”，一向对男人放心的老伴是不会想到他会同小姐“浪”的。原来叫舞厅把灯都开亮的干部自己跳上舞后，也默许老板把灯弄黑。小镇舞厅的营业时间也一再开禁，由最早的晚10点钟改为晚12点钟，以后又改为不受时间限制。一时间在小镇的不少单位中刮起了跳舞的狂潮。我们惊奇地看到，那些自称为土不土、洋不洋、城不城、乡不乡，属于“二喝水”的人们，在短时间内由根本不会跳舞竟到了舞步奶熟的程度，衣着也变得整齐多了。我们深知他们都是工作勤奋、为人正直、值得尊重的人，在老百姓面前都保持一种威严，但进了舞厅就判若两人。有时他们走出舞厅后也互相开玩笑，嘲笑别人在里面的失态相，但反过来这种嘲弄也会落在自己身上。于是大家达成共识：在外面不说里面的事。 在小镇的范围内，社区规范、社区制度使两性之间正常的社会交往处于封闭状态，但舞厅却是“特区”，那里有与外边完全不同的“开放”政策。一个苏醒的男性“饥渴者”（可惜，小镇的女性尚未经受强烈的撞击）要想使自己的肌体恢复“平衡”，在小镇社会里培植起一个情感的寄托者是很困难的，或者在名声等方面要付出很高代价。市场这东西真奇妙，在舞厅里你只要交了钱，一切都简化多了，你的“肌体”可以得到暂时的平衡。这也就够了，因为真正过日子还得靠老婆。因此他们到舞厅给自己的定位是很清楚的，即“当面寻开心，过后不思量”，但太过格的事不做。在舞厅上，他们看不惯两种“过分认真的人”。一种是到舞厅不肯入乡随俗，过分严肃“古板”的人。这也和他们喝酒的规矩一样，在一个酒桌上大家都要痛饮，你不肯多喝，就扫了大家的兴。另一种是以假当真，对小姐感情过分投入的人。一位干部有点“文化水”，曾写过一篇抒发青年时代对邻居一个小女孩恋情的小说，并获得了地区级业余创作奖。他大概把一位小姐当成了对往事追忆的对象，动起了真情，又是想帮助这个小姐的家里打官司，又是想帮小姐安排前程，大家很不以为然。有的向小姐诉说自己婚姻的不幸，以期待得到小姐的抚慰；有的单身男子希望与小姐建立婚姻关系；还有的把小姐当成新结识的朋友，又是写地址，又是赠名片，结果当小姐因卖淫被警方抓住时，从小姐那里搜出了他的名片而被传讯，弄得狼狈不堪。 在小镇这样一个社会开放程度较低，两性之间正常社会交往的门在很大程度上是关着的地域性社会，事实上存在大量“性饥渴者”、“肌体不平衡者”。按照一种西方社会学“医学模型理论”的解释：人的肌体不平衡会引发不正常的社会行为，只有潜在的不正常的生理状况得到校正，有问题的社会行为才能克服。我们借用这个理论范式说明一下问题吧。 对于一个处于“边缘”、“半边缘”地带的小镇来说，对“潜在的不正常的生理状况”进行自然、常规“校正”的社会条件已不复存在了。它不能不开放，在社区主体素质不高、价值失范、社会失序的情况下，打开城门首先引入的不可能是高科技、高文化、高文明，连市场本身也会变形，倒是颇具诱惑力，散发着物欲、肉欲气味的东西很可能冲锋在前，充填人们饥渴的胃口。正像在一个饥渴多日的人面前晃动美味佳肴一样，在一个失范、失序的社会，那些“性饥渴者”很难抵御诱人的“禁果”。镇里基层单位的一个现金员为了能上舞厅潇洒一回，多次抽自己的血卖钱。中国的成语里不就有“饥不择食”、“饮鸠止渴”这样现成的句子吗？一方面是泛滥的黄潮，一方面是被弄醒的性饥渴者，于是他们的生理、心理需要的满足是以扭曲，反文明和滑稽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在缺少正确价值导向和廉洁自律社会条件的作用下，二者相聚合产生的破坏力、腐蚀力是可想而知的。结果，不是“不正常的生理状况”引发了“有问题的社会行为”，而是对“不正常的生理状况”的不正常的“校正”方式引发了“有问题的社会行为”。 某公安人员，经常借工作之机开着汽车到小镇的一个舞厅泡妞。一次，他为了向小姐炫耀自己的特权，把随身带的手枪交给小姐玩弄，但枪里有一颗没退净的子弹，小姐耍娇般地把枪口对准他扣动了枪机，结果使之命赴黄泉，给他那套警服留下了洗不净的耻辱。一位精神有些失常了的陪舞小姐，经常到镇政府门前喊某某干部和她跳“温柔”，“现在不理她了”，“太没良心”等等，其社会影响也是可想而知的。 小小的集镇虽然有近两万人，但多数的农业和其他职业者家庭的年人均收入只有1000多元，其中还包括来年的生产费用，他们是去不起舞厅的。真正构成“舞厅消费者阶层”的实际上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但小镇舞厅是兴隆的，可见他们出入舞厅之频繁。 在镇外即将收获的田野上，我们问一个青年农民是否去过舞厅，他回答没去过。他用手指着眼前自己家的一片玉米地说：“我们全家全指着它吃饭呢！”停了一会儿又说：“再说去那里的和我们不是一路人，没好的！”朴实的农村小伙子的话让我们的心震动了，还有什么比老百姓把某些官员们看成“另一路人”更可怕呢？ 小镇舞厅业买卖兴隆。那么小镇舞厅消费额到底有多大？是哪里来的钱在支撑着舞厅业的兴隆？ 关于舞厅的营业额，老板们是不会说实话的，税务部门也难以说清。我们向小姐了解情况，并根据个别场次收入加以推算。大体说来，每个舞厅一天的营业额在1000－2000元之间。如果按每个舞厅一天的营业额为1300元计算，每年的经营时间为10个月，那么一个舞厅一年的营业额平均为39万元。近60家舞厅（按55家计算）全年的营业额要超过2000万元，而实际的消费额要远比营业额数字大，因为还须把小姐的小费等收入计算在内。据了解，不少小姐加上小费的月收入要在1000元以上（其中工资部分为600元）。这样看来，小镇舞厅的消费额几乎等于全镇1万个农村劳动力一年中创造的农村社会总产值。 固然，来这里消费的有大款，但小镇的大款数量毕竟有限。来这里的还有个体工商业户业主，他们的数量虽较大，全镇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共有1500多户，但多属小本经营，是受不起经常泡舞厅的。来这里的还有散乱杂人等，但他们只能是费力攒足了钱，在好奇心驱使下偶尔到这里开开荤。能够慷慨大方，毫不心疼地大把花钱的只能是公款消费。从全国来看也是如此。据有关社会调查资料，不少地方的文化娱乐业中公款消费的比例高达70％－80％。我们在小镇的调查不试图去精确地统计公款消费的精确比例，而是重点剖析一下公款消费的资金来源，这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社会信息。 情况之一：每到晚上，如果你同熟悉情况的人走在街上，他可以凭借舞厅门口停靠的汽车告诉你：这家舞厅被某某单位包了，那家舞厅被某某单位包了，或者他会告诉你这家舞厅是哪个单位的“关系单位”……各单位去舞厅大多属“集体行动”，一般都要有一定的来头，如陪同外来客人、本单位有了喜事等等。接待客人或上边来的人过去主要是喝酒，现在进舞厅正在成为一种常规的接待方式。有的上边来的人在这里住一周、十天、半个月，则差不多天天要进舞厅，这样就要天天有一群人陪同。到舞厅一般须一次性付清款项，如是“关系单位”可签字记账待积累一定数额后一起结算。所需费用或者是从本单位的账上找到某笔可报销的项目，或者账外资金，或者是签字后由下属企业或行政村来结账。镇外的一些单位开着汽车到小镇跳舞的，绝大多数是属个人找乐，公家掏腰包。 情况之二：近年来不少地方的产值巨增，财政却空前紧张，所属的事业单位都因拨款不足而难以为继。于是，收费、罚没款等等同各单位收益挂钩。也就是说，一个单位的收费、罚没款越多，本单位的油水越多。这就极大地调动了各单位收费、罚款、摊派的积极性。这正是近些年农民各种摊派屡禁不绝、从事正常的工商活动收费不堪重负的原因之一。这样就形成了你“黑”我、我“黑”他，而只顾自肥的局面，整个社会系统能否良性运行则无人考虑。而镇内舞厅的存在和兴隆是不少部门利益之所在，舞厅办的越多，可收的费就越多。收下来的钱真正纳入国库的很少，大部分为各个单位自我消化了。其中用在社区功能组织正常运转上的费用，不少就用来泡舞厅了。面对着许多单位都来收费，一个舞厅的老板要真正想获得高利，必须寻求“黑白两道”保护，通过“白道”的靠山可以挡过一部分过重的收费，通过“黑道”可以防止地痞流氓的滋扰。 情况之三：不少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经济效益并不好。其中一些还是近年来靠银行贷款等外拉资金建起来的，或者是把兴办社会事业的经费用来办乡镇企业上了。在建厂过程中回扣、送礼等费用已经损耗很大。工厂建起来后不但所欠贷款长年不还，不向镇里上缴一分钱积累，而且政府每年还拿出大量资金作为企业银行担保资金，结果造成镇财政困难，甚至常常数月开不出工资。但“穷庙”却有富和尚。、不少乡镇企业负责人都要花钱买小汽车，经常出入舞厅。泡妞的钱自然也不是个人的。 能够用公款消费的自然都是干部阶层。他们借助的是职权、“职能”。我们看到，这种公款泡舞厅之风一直蔓延到村干部。一个行政村的党支部书记泡舞厅泡上了瘾，所花的钱都在会计那里报销。开始村长很有意见，并串连几位支委做出决议，凡进舞厅的费用一律不给报销。但过不久，这位村长也被拉进了舞厅，从此他也跳出了瘾。于是，那项决议自动取消了。 本文的开篇我们说，舞厅业的兴起在小镇激起冲天浪。但一块石头激起的浪花再高也会平静下来。抵制“舞厅”的平民百姓们啊，你们既不拥有权力的支撑点，又不掌握市场力的杠杆，而且你们反对的理由太“传统”、“短浅”。你不是撕心裂肺地抗争吗？但喊累了没有回声就不会再喊了。你不是想离婚吗？但离婚对个人来说成本更高，因此去法院的人数也会回归为一个常数。一切将成为既定的事实，或许将成为小镇的一种既定生活方式而平静下来，并作为歌舞升平的景象而显示着小镇的繁荣，人们也不会再有谈论的兴趣了。 然而，我们同小镇父老乡亲的感情太深了，我们关注着、期盼着小镇的发展。因此小镇发生的舞厅奇迹引发着我们不平静的思考。 小镇的人们是纯朴、善良的，他们用自己勤劳的手在追求着幸福。站在历史长河里看他们，他们的名字叫“人民”，是历史发展的一切伟力的最深厚的根源。他们在农业社会所形成的一些美好品质，本来也是可以成为构筑未来社会的精神原料的。然而从现实的观点看，他们的创造活动尚需凭借外在于他们的“权力”和“市场力”这两种力量。在一个经济尚不发达的地区，前者仍具有无所不能的威力，而后者是正在发育中的“巨人”。这两种力量可以成为他们创造历史的杠杆，也可以演化为某种异己的力量而受到危害。 透视我们对小镇舞厅热的描述，可以发现许多颇具社会学涵义的题目。这些我们暂且不论，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处于内陆地区的农村小镇舞厅所反映出的问题，同全国许多中心地带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我们的政府部门不是在严厉打击色情服务之类的丑恶现象和取缔不健康的娱乐场所吗？但这类场所有许多光顾者恰恰是自己的成员。当我们的一些纪检部门在费力地试图管住一些干部吃喝的“嘴”的时候，他们的兴趣早已从口福的满足上升到“找乐”上去了。没有公款的支持就没有这些行业的兴隆，以至于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廉政指标：什么时候此类场所不景气了，什么时候就被证明公款消费被禁得差不多了。不但如此，一些权力行为者有时还是这类场所的幕后支持者。那些想获得暴利的业主总需要找权势做靠山、当后台。我们发现在这些场所里“黑白两道”是沆瀣一气的，特别是有些政府部门和有权者还直接经营此类行业。所以，在现实中，腐败的权力行为和腐败的市场行为是相互结盟的。腐败的权力支持着腐败的市场行为，腐败的市场行为又助长着权力的腐败。二者的关系就是“权钱交易”、“利益结盟”。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腐败，没有章法的“市场力”也会导致腐败，滋生假丑恶。但问题的核心是权力腐败。你要想真正解决社会丑恶现象，约束市场行为，那么就必须真正约束权力行为。 小镇舞厅业暴露出的问题以及更大范围“遍地开花”的色情娱乐业所暴露的问题，还反映出我们的一些人在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已从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立场上堕落到最粗鄙的、目光短浅的唯“物”主义立场。他们不去认真管理不健康的娱乐场所，还是因为他们看重了此类“产业”的“无烟工业”的经济效益，有的甚至想把它发展成超过烟草行业的利税大户。此类行业可能带来的“经济效益”，对于热衷于“政绩效益”的人来说确实有挡不住的诱惑。但是，我们且不说此类产业如何靠吸国家财富的血以自肥的，我们只是说，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的经济增长能靠不光彩的“产业”支撑吗？要知道，“增长”是分“良性增长”和“恶性增长”两种性质的，我们不要饮鸠止渴式的增长方式。 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要现代化，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为持续发展和人民多种生活需要的满足，都要靠经济发展所提供的能力来完成。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从来都不是讲的外在于人的单纯物的增长，而是同时讲人作为社会主体力量的发展。所以，衡量社会进步的生产力尺度同人的发展尺度是一致的，“发展人类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24页。）。从这个观点来看，社会主义的产业应既能带来经济效益，也应带来社会效益。作为闲暇娱乐产业应有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成长，真正体现为对人情、人性的关怀。从是否有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的标准看，最低标准也应当是利大于弊，或是利弊相抵。“纵欲”具有“市场”价值，但却在腐蚀我们社会的主体。从人性发展的尺度看，小镇舞厅三方行为人之间没有赢家。消费者的精神受到消蚀，小姐在赚钱中失去了自尊自爱，剩下的舞厅老板也不是胜利者。小镇舞厅大多是夫妻店，投资少，见效快，利润高，是暴利行业。但他们怎样害人，他们也便怎样害己。经验证明，暴利者是很少把资金用于正当的产业开发上的，常常是在无度的挥霍中把自己变成一个丧失灵魂的人。一个社会如果“生产”出的是一些为物欲所吞没的人，具有享乐主义人生观的人，那么这个社会是没有希望的。这一点，美国思想战略家布热津斯基看得很清楚。他认为“纵欲无度”是导致美国衰败的根源（参见[美]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第74－12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我们这样一个确立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国家，不是更值得深思吗？ 中国是个“后发”国家。我们正在努力通过发展经济来消除由于人民生活贫困而付出的“社会痛苦代价”。但我们再往前走时，就要避免重复西方国家曾经走过的“财富积累了，人却堕落了”的发展道路，较少付出新的“社会痛苦代价”。我们要警告的是，我国在追求经济发展的目标时，如果忽视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和全民主导价值观的培育，如果我们的民族精神迷失于“物”的追求之中，我们可能在财富还没达到富裕程度的时候，就提前陷入了单纯追求物欲的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精神困境，从而受“双重社会痛苦”的煎熬。 处于“边缘”、“半边缘”地带的小镇的人们从传统中走来，他们需要大步赶上世界发展潮流。每当想到小镇人们的命运，想到小镇人们客观上所具有的发展生产力和发展自己的历史使命时，在我们的脑海里总是涌动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著作里的一些话语：“代替那……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种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8页）工业“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页）。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是“在保证社会劳动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交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7页） 小镇的人们尚未完全走出农业社会，他们离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社会理想还有相当长的距离，但是应当正确地引导他们坚定地朝着这一目标走去。在这个艰难的途程中，我们衷心地希望他们较少付出“双重社会痛苦代价”。他们无疑需要过上富裕的日子，但也需要营造一个幸福的精神家园。 1996年9月，我们在上次调查的一年以后再次来到小镇，了解到那里歌舞厅的一些新情况。 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在小镇里骤然兴起的歌舞厅业及其社会效应，已成为小镇社会生活的“既定的事实”而存留下来。当向人们提起此类话题时，既见不到了眉飞色舞，也见不到了慷慨激昂——人们已没多少谈兴了。但在一年之中，小镇的歌舞厅业也发生了一些值得提及的变化。 首先，歌舞厅开设的数量和地点有了变化。据有关人士说，去年夏秋以后，小镇的歌舞厅曾一度由60家增至70余家，但去冬“严打”活动以后光顾者少了，歌舞厅缩至30余家，到目前又开始回升到40余家。能保留下来和新开张的歌舞厅老板多数是有一定“背景”的人。一年之前，小镇的歌舞厅全部集中在最繁华的十字街上，这次来看到情况有了变化。“民以食为天”，小镇的饭店业本来在大街小巷上几乎是无所不在的，但如今连饭店都绝少的僻静巷道里也有了若干家歌舞厅，这些歌舞厅的营业额并不因僻静而减少，甚至反倒成了一种商业优势。 其次，小姐们的从业不再是来去自由了。一年前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老板和小姐之间的关系主要还属于按市场规则的一种雇佣关系，假如一个小姐不想在某一舞厅干了，她可以“自由”地结账离去，老板即使不情愿也无可奈何。但这次我们发现，舞厅老板往往采取种种严厉手段限制小姐们的随意辞职。一位小姐偷偷指着窗外一个壮汉向我们说，他是老板雇佣的打手，谁要是未经老板允许而离开这里，抓回来会被打个半死。我们亲眼所见的情况是，一位小姐要上街买生活用品，年轻老板须让自己的母亲跟着她，以防走脱。但即使走脱，也不涉及多领工钱的事，因为老板都是采取拖欠办法付工钱的。因此舞厅老板和小姐们的关系早已超出了市场游戏规则而具有“黑道”色彩了。 再次，歌舞厅明显由娱乐业向色情业发展。这次我们到几个歌舞厅看到，原来内设的“包厢”已被治安部门取消了，但在舞厅里从语言到动作所弥漫的气氛表明，小姐和顾客的关系更加色情化了。我们所了解到的小镇舞厅被新闻媒介曝光的事件就有：两小姐在从事卖淫活动中被抓获；某老板威逼小姐卖淫，哈尔滨市某公安部门前来解救，等等。 此行所及，我们见到的小姐们的面孔是新的，老板们的面孔往往也是新的，甚至歌舞厅的招牌、开设地点都是新的。但时隔一年之后，我们虽然仅仅是偶然到舞厅来一趟，却仍然可以看到一种熟悉的面孔，这就是舞厅的光顾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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