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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阿瑟只接见过屈指可数的几个日本人，与他定期会面的只有古田和天皇，他每月见吉田一次，而天皇则是每年来拜访他两次。另外他还同一些日本内阁成员有些交往，不过这些人中很少有特别受到他青睐的。他偶尔也会接见一些日本团体，例如1946年他会见了人选内阁的35名女成员，1949年他接见了日本游泳队。 在任期的前3年时间里，麦克阿瑟只离开过日本一次，那就是1946年？月，出席菲律宾独立庆典。但这时麦克阿瑟对他的“第二故乡”已经不再迷恋了。索普的代办从日本档案馆中存放的一些文件中发现，这里记载着早在1941年12月以前，奎松就一直打算把领土卖给日本，这个卖国贼在日军还没有踏上国土前，就迫不及待地跟日本签订了合约。麦克阿瑟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奎松，这正是为什么他在1942年4月采用了多少有点儿绑架性质的方式把奎松弄到了澳大利亚。所以，麦克阿瑟看到这份文件时丝毫没有感到惊讶，只是很失望。索普问是否要把这份文件公诸于众，麦克阿瑟说：“算了，他已经完了，这件事就这样吧。” 为帮助曼纽尔·罗哈斯成为菲律宾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麦克阿瑟竭尽了全力。1946年4月，当罗哈斯赢得大选时，麦克阿瑟当众高呼：“菲律宾人民拒不承认对罗哈斯作出的不负责的卖国指控。” 菲律宾独立庆典日定为1946年7月4日，但麦克阿瑟——这位菲律宾人民心目中最伟大的在世英雄——却说他没有兴趣参加。最后白宫得知此事。才命令麦克阿瑟赶到马尼拉。 马尼拉城仍然呈现着一片可怕的劫后余迹，从机场驱车进入市区的路上，毁坏的房屋、堆积的瓦砾布满了一个又一个街区，麦克阿瑟伤感地凝望着这一切，不禁想到了东京和横滨。一年前这两座城市看上去更糟，但现在瓦砾已经清除殆尽，日本人民正在这片废墟上，勤勤恳恳地建造着新家园。为什么菲律宾人民不这样做呢？作为一个独立了的民族，他们似乎并不急着医治战争造成的创伤，这不是个好兆头，麦克阿瑟暗暗想道。 和亲身巡视相比，麦克阿瑟宁愿别人来看望他。这能使他常常拥有一种优越感。姑且撇开其它不谈，麦克阿瑟就会利用这种优越感来窃取来访者的脑力劳动成果。他以这种方式获得的信息有时多得出乎来访者的想象。在东京总是有一批名流，包括美国的政治家、陆海军将领、外交官、著名记者、电影明星、麦克阿瑟的老朋友、作家、教授、红衣主教、体育明星和新闻出版商等，他们都是麦克阿瑟的常客。 琼每周都要为这些名人安排二三次正式午宴。当麦克阿瑟从第一大厦赶回来的时候，总会看到他们聚集在大使馆的会客厅内和琼聊天或彼此攀谈。麦克阿瑟一迈进走廊，琼就转过身用颤抖的声音说；“看，将军来了！”仿佛将军的到来给了她一个惊喜。 麦克阿瑟旁若无人地径直走向琼，亲一亲她的面颊，紧紧地拥抱着她说。“你好，珍妮！”或是“亲爱的！”像是丈夫终于见到了相别月余的妻子，这一幕表演充满了真诚。在别人眼里，即使是斯科特和菲茨杰拉德的幸福也不过如此。这一切都进行完毕后，麦克阿瑟才向他的客人们问候，好像他们的到来是他最大的愿望似的。这时，他通常会说“我饿了”，并开玩笑似的对妻子说：“我们有吃的吗？”然后，他和琼就会领着客人走向餐厅。 餐桌可坐大约20个人，大部分是高级官员（军职与文职官员都有）。麦克阿瑟坐在桌子的上首，贵宾坐在他的右边，另外一位客人坐在他左边。琼在下首，两边都有客人。其余的人随便坐。有时为了争到离将军近一些的座位，会出现一些客人们身份不符的争抢。麦克阿瑟的政治顾问，一位曾经在美国国务院内负责外交事物的官员建议“在外交礼仪上，外交代表应按顺序就坐。”麦克阿瑟却说：“在我这里不必如此，如果在我这儿不拘礼有什么不妥之处，那就算做是麦克阿瑟的礼仪吧。” 麦克阿瑟舒适地享用过午餐之后，便开始同身边的客人彬彬有礼地交谈，他们的话题涉猎很广，轻抚着知识的藤蔓，旁征博引地论证着某个观点，他们会探讨人类的价值和如何种植出一天就能结果的种子等等。麦克阿瑟喜欢交谈，但不愿浪费时间。和这些客人们谈话时，无论谈话的内容看似多么轻松和随便，将军总有他自己的意思和目的，通常都是他在讲，但这也有其目的。很少有人能抵制这一点。来访者们一遍遍地发誓，决心不再被将军的智慧和魅力所吸引，也不被他伟大的人格所蛊惑，但结果只有一次次的失败。麦克阿瑟的兴趣十分广泛，似乎随时为每个来访者准备了故事，有的动人，有的悲壮，有的深入人心，还有的欢愉和诙谐。 这并不意味着麦克阿瑟具有真正的幽默感。对命运的感觉，那种被上帝的手紧紧抓住自己的肩膀的感觉，使麦克阿瑟不能自嘲。他从不觉得自己可笑，也从未公开承认过自己有什么荒谬的态度与行为。但他很爱笑，也知道如何利用笑话达到自己的目的。来第一大厦麦克阿瑟的办公室拜见他的人都有同感，那就是在被召见的一刻钟或半小时的有限时间里几乎都会完全沉浸在这位将军的话语里，一直一动不动地坐到最后而忘了告辞。每到这时，麦克阿瑟就会把话锋转讲个故事，说是一个英国陆军少尉带领一个排的士兵在多佛尔城堡训练。战士们按照少尉的错误口令迈步走向悬崖，这可把少尉吓坏了，他努力想着下什么口令能让他们回来。但此时他脑中一片空白，他一想到士兵们坠入深渊的可怕情形，说话都结结巴巴。他大惊失色地发出了一种像窒息了似的奇怪的声音。就在部队齐步走向灾难时，一名中止冲到他面前央求道：“长官，看在上帝的份儿上，说点儿什么吧，哪怕只是说声再见也好哇！”来访者便领会了将军的意图，会心地笑着说，他现在确实该走了。 麦克阿瑟已近古稀年龄却仍然十分讲究自己的仪表。他在战争期间体重猛增了20磅，此时腰部渐粗；就像许多上了年纪的伟人那样，他曾经一度仪表堂堂的身材，现在就像一节老树干。他的视力不断下降，不戴眼镜已经无法阅读；右手不停地颤动，这显然是帕金森氏综合症的症状，这种病正在缓慢而不断地加剧着。 麦克阿瑟想尽办法掩盖他的衰老症状。他把头发染黑，把头右侧的头发蓄得很长，以便梳到头顶上，盖住渐秃的头顶；照相的时候他尽量摘掉眼镜，戴上帽子。但有些东西是掩盖不住的。一位能够经常接触到麦克阿瑟的记者拉塞尔·布赖恩斯注意到“他的手很瘦；他越来越显得紧张暴躁，越来越敏感了。” 尽管外貌的衰老无法抗拒，但麦克阿瑟的身体依然强壮，来看望他的人也常说，他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快70岁的人，倒像50左右。麦克阿瑟在日本期间只生过两次病，一次是由于牙周炎，拔了牙。另外一次是嗓子发炎，他的医生道格拉斯·肯德里克上校要给他打一针青霉素。可麦克阿瑟对医生、医院和打针充满了恐惧。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没有任何医生为他做过一次全面的体检。这次他仍坚持说：“医生，我觉得我不需要打针。”肯德里克就只好给了他6片磺胶片，他却只吃了一片。 夜里2点，肯德里克接到琼的电话，说将军的体温已达到104华氏度。肯德里克匆匆赶到大使馆，看到麦克阿瑟穿着西点军校的睡袍躺在床上，看上去十分懊悔。“大夫，我不是不尊重你，”他倦怠而嘶哑地说，“我全听你的。”肯德里克给他打了一针青霉素，没几天麦克阿瑟就完全康复了。 虽然身体不可避免地日渐衰老，但麦克阿瑟的精神却依然年轻。他不愿放弃他年轻时的梦想：做一名陆军校官，无所畏惧潇洒英明，带领着爱国的勇敢战士冲锋陷阵，要么胜利，要么牺牲。麦克阿瑟对后方并没有太深的感情，除了西点军校橄榄球和牛仔影片，他对后方的一切艺术、文学或音乐都没有兴趣；也没有类似网球和高尔夫的体育活动。他有一大堆有趣的熟人，却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能与他自由地倾谈，喜他所喜，悲他所悲，与他同舟共济。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处于冷冷清清、空虚而孤独的境地。军人的一生就像一张人生岁月线刻出来的剪影，从少年到壮年，现在进入了老年阶段。每一种能美化和加强其作为军人的精神形象的东西对他来说都很重要。这一点在他的军旅生涯步入尾声时仍然一如既往。 国会设立五星上将军衔，由于过于仓促，标准中还有一些重要的地方含混不清。麦克阿瑟借此要求将他列入现役将军名单继续服现役。他对把他列入退休将军名单，却让他仍担任现役职务，是有意见的。国会只好修改了这项法规。1948年，麦克阿瑟的名字列入了现役将军名单。” 这还不能使他满足，1944年国会设立“战斗步兵奖章”。授予的对象特别把高级将领排除在外。就在此时战斗结束，“战斗步兵奖章”的声望更加高涨，从缅甸到柏林，所有的将军都极想得到它，这是一枚画有手持银色肯塔基步枪的步兵图样，周围有一圈极漂亮的桂花花环的蓝色矩形瓷质胸章。奖励英勇行为的其它很多奖章是由于授予者的偏爱或是士兵的运气，但紫心勋章和战斗步兵奖章却只授予名副其实的战斗英雄。史迪威就是这样一位令人怀念的将军之一。他和麦克阿瑟一样，视自己为一名真正的军人和战士。他生前向陆军部强烈要求，希望得到战斗步兵奖章，这让国会很棘手。他最后达到了目的。史迪威去世后，陆军部长罗伯特·帕特森给他追授特别“战斗步兵奖章”，他的遗体就是带着这枚奖章下葬的，只是军方并没有公开此事。而这当然无法阻拦史迪威的家人在他的遗像上——在史迪威的左胸，四条缓带上方——画上这枚奖章。 麦克阿瑟当然也想拥有一枚战争步兵奖章，但他不要史迪威那样的二等特别奖章，也不愿死后才能得到。所以他要求陆军部修改授予标准。他指出：战斗步兵奖章是陆军的最高奖赏，凡在战争中指挥部队作战的前师长和副师长，只要够条件，都应被授予这种奖章。然而让他——以及很多别的将军——大失所望的是，陆军部否决了这一提议。 还有西点军校，这是他永远魂牵梦绕的地方，他常常怀念这里。1947年3月，正值西点军校成立145周年之际，他给母校写了一封信： 我穿上这身灰色的军装已将近48年了。当上一名陆 军“列兵”，已实现了我儿时的所有梦想。从那天开始， 世界发生了几次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这些梦想也随 着岁月的流逝逐渐淡漠了，然而尽管军旅生活充满艰辛， 作为一名西点军校的学生，我的自豪感和热忱却始终丝 毫未减。 每天都有成百的日本人聚集在第一大厦前，看着麦克阿瑟进出大楼。他们态度虔诚，仿佛要向世界表明麦克阿瑟对他们的信任。但其中也不乏一二持枪舞刀的暴徒，想彻底破坏占领。国务院、陆军部以及盟国的要员常笑话麦克阿瑟这种对原敌国的信任，但他丝毫不为所动。他坚持说日本人民是值得信任的，他们对他本人，对任何人都毫无威胁。1946年的一天，当麦克阿瑟从那辆黑色“卡迪拉克”里走出来”，一个手持尖刀的人从人群中冲出，扑了上来。跑到离麦克阿瑟只差几步远时才被宪兵抓住。 麦克阿瑟却好像没事儿似的，径直向5楼的办公室走去。到了办公室，他让人把那个人带来。他们边喝茶和咖啡边聊。一会儿就弄清了那个人的苦衷，麦克阿瑟就让他回家了。这个要做刺客的人就这样成了麦克阿瑟热情的拥护者。 报纸上从本报道过此事，华盛顿方面也没有得到通知，即使是在盟军最高司令部，也只有少数人知道事情的经过。人们知道这件事时已经是40年之后了。对麦克阿瑟本人来说，这是他任职开始的一部分：解除他们的武装，设法消除他们的怨气，然后让他们自由发展。 紧接着日本展开了3项变革：由布国变为民国，由军事强国变为军事弱国，由指令经济变为自由市场经济。出乎反对派们的意料，就连手下的人也没有想到，麦克阿瑟迎接这次挑战的政治经济指导思想，并不是罗伯特·麦考密克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所主张的反动观点，虽然这些人天真地认为麦克阿瑟也持这种观点。麦克阿瑟的政治经济观点与他的导师伦纳德·伍德非常相似，属于激进共和党人——布尔·穆斯进步派思想。麦克阿瑟实现日本3项变革采用的方式带有很强的平民主义色彩。 麦克阿瑟对现代政治经济理论知之甚少，他对此也不感兴趣。他更愿意从抽象定律和英雄人物中搜寻灵感。他曾对一位记者说：“我现在的主要顾问差不多只剩下两个人了，那就是乔治·华盛顿和亚伯拉罕·林肯。一位建立了美国，另一位挽救了美国。如果能够回到他们生活的年代，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这些话听起来像是老调重弹，但事实却铁一般地证实了这一点。麦克阿瑟对面的墙上是抬头可见的一福林肯画像，下面还标着这样一段林肯语录：“如果试图搞懂别人对我的各种攻击，并对其作出某种回答，那我就可能会永远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会按照自己的想法把事情尽量做得尽善尽美，而且我要一直将它进行到底。如果最终结果证明我是对的，那么别人的话自然不攻自破。如果最终结果证明我是错的，那么纵使有万名天使发誓说我正确也于事无补。”从麦克阿瑟的肩头看过去，他身后的墙上挂着华盛顿的画像。 麦克阿瑟到达东京后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释放了约500名关押在狱中的政治犯，解雇了原政府任命的5000名“思想警察”。他还推行了人身保护法，这使他深感自豪。早在1900年，麦克阿瑟的父亲——他既是将军又身为律师——在菲律宾实行了人身保护法，这位父亲视此为一生的最伟大的壮举，儿子自然想到要步老父的后尘。 麦克阿瑟一直等到解除日本的武装之后才从政策上进行了重新调整。他曾奉命情理民间的战争嫌疑犯、军队中的高级军官和1931年以来积极参与“军国主义和侵略活动”的人。1946年1月，清洗工作开始进行，吉田茂和其他保守分子感到十分恐惧。他们不难设想自己的许多老朋友和同事将被迫下野，为共产主义者腾出位置。这次清理活动极大地震动了日本民众，也是在占领期间采取的最不得人心的行动。据说吉田曾质问过麦克阿瑟：“你是不是要让日本赤化？” 将近72万名日本人最终接受了审查，20万人被从政治、经济、军事与民事岗位上撤了下来。首次清理行动涉及面最广，一开始就将国会的400人撤换，内阁里也有半数左右的人员变动。它的影响是巨大的。 然而对惠特尼和凯迪斯来说，这还不够。他们对麦克阿瑟说，这第一步行动还不够彻底。于是，1946年底麦克阿瑟开始实施第二步，这次主要是针对新闻界、工业界和地方政府中的狭隘民族主义者。日本人就在上一次的吞咽苦果的感觉还余味未尽时又要再吞下一枚同样的苦果。尽管如此，麦克阿瑟所做的还是没有做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希望他做到的程度。在德国，美占区内被罢免公职或从有影响的位置上拉下来的德国人占其总人口的25％；但在日本这一数字还不到日本人口的05％。在德国，几千人被投入监狱，数万人受到重罚或被没收财产。然而在日本，没有一个人入狱，遭受罚款或被没收财产。 尽管如此，在美国仍然存在强烈的反对意见，说麦克阿瑟正在践踏民权。为了反击这种说法，凯迪斯打算清一些美国专家到日本考察。凯迪斯让惠特尼出面，通过陆军部邀请美国民权联合会的3位名人：罗杰·鲍德温、莫里斯·厄恩斯特和阿瑟·加菲尔德·海斯。麦克阿瑟得知此事后，给华盛顿拍了一封电报，取消了邀请。凯迪斯不知道，厄恩斯特是德鲁·皮尔逊的律师，1934年他曾恐吓麦克阿瑟要公开麦克阿瑟写给伊莎贝尔·库珀的情书，并让她出庭作证，在麦克阿瑟的眼里，厄恩斯特不过是一个·敲诈了他1．5万美金的勒索犯。海斯和厄恩斯特取消了一切去日本的计划，只有鲍德温表示，既然他已邀请，那么他就不愿放弃，到日本的计划。他说，如果有必要他将自付旅费。现在麦克阿瑟惟一的选择就是运用自己的魅力让他折服了。 这次考察有意义吗？有意义！鲍德温在日本花了大约3个月的时间。总司令部负责配合他的工作，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看什么都行，他提的问题都得到了坦率而圆满的回答。正如麦克阿瑟是保守主义的典范一样，鲍德温是自由主义的英雄。他把一生都献给了支持个人自由，反对国家势力增长的运动。早在20年代初，他在红色恐怖的基础上创立了美国民权联盟组织。鲍德温用自己的智慧、才能和勇气从事着反法西斯主义、反种族主义、反民族主义的事业。 鲍德温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来到日本的。多年后他回忆说：“我见过很多所谓的大人物，都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但观察麦克阿瑟将军的性格，我觉得即使他全然默默无闻，他那非凡的气质和迷人的性格也能让人为他的说服力和雄辩的口才所倾倒……虽然他在大庭广众面前有点趾高气扬，但私下接触时，他则显得放松、机智、富魅力，而且是位十分专心的听众。与他周围人所描述的那种耀武扬威、装腔作势相去甚远。他伟大的人格中同时蕴含着腼腆和敏锐的自我意识这两个既矛盾又互补的方面。” 鲍德温对自己在总司令部见到的新闻审查机构表示不安。麦克阿瑟曾效法英国的新闻体系，在这一体系中，记者和编辑只选一些总司令部想看的东西，当局不希望的事情就不做报道。报业知道要依靠政府才能生存。鲍德温告诉麦克阿瑟，无论多么巧妙的掩饰，这种预先审查总是削弱了新闻的自由度。麦克阿瑟回答他：“我们在代理时期制定的某些政策，不能让他们随意批评，否则我们将很难实施。”所以取消新闻审查还需一段时间。 又有一次，鲍德温在会见麦克阿瑟时向他抱怨说他的信件被人拆开了。麦克阿瑟温和地向他担保说，检查信件的活动已经被终止了。鲍德温肯定地说他在坂邮局亲眼见到信件检查员在工作。后来他再次见到麦克阿瑟的时候，这位将军说：“鲍德温先生，你是对的。我自己的信件也被拆看了。我发现一封拆开后又封好的信。我已经下令全面终止这种做法了。”离开东京前，鲍德温创立了日本民权联合会，还说服麦克阿瑟放宽了美国士兵与日本女子结婚的条件，帮助结束了信件检查，还在麦克阿瑟的帮助下会见了日本天皇。 在他对麦克阿瑟的印象渐渐改变时，麦克阿瑟也慢慢开始欣赏他了。1949年，正值罗杰·鲍德温退休之际，麦克阿瑟给他寄了一封信，这封信被收录在鲍德温的《纪念文集》中。麦克阿瑟在信中将他誉为‘创建美国生活方式的建筑师之一”。鲍德温以潦草的字迹在这封信的底部歪歪扭扭地写道：“尽管将军写得十分夸张，但它没有伤害我，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足矣！” 在日本的最初几年，麦克阿瑟进行的政治改革，削弱了神道教的影响。神道教是日本的国教，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及侵略行为的产生有很大关系。麦克阿瑟知道，如果我不到可替代的信仰，这种削弱无疑是徒劳的。他从儿时起，就是一名虔诚的圣公会成员，现在他依然坚持每天都读《圣经》。除了一些必须出席的葬礼，他从不去教堂。琼定期去教堂，把两个人的这种义务都背在自己的肩上。麦克阿瑟礼拜天也照常工作，就像平常一样，而在日本，这一天也的确跟其它日子没什么不同。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当他离开时，日本已经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国家。 麦克阿瑟下令让政府停止向神道寺庙发放资助金。他让天皇公开放弃神道教主的地位；疏远神道教。同时他还积极努力普及基督教：这一原来只有几万人信奉的教派现已经成为日本的主要教派了。麦克阿瑟鼓励基督教传教士来日本，并迫使日本政府给他们经济支持。待他确信日本已达到转变信仰的最佳时期，便通知美国圣公会，“这里已无法满足人们对《圣经》、圣约书和福音书的需求……数百万日本人对基督教的教义产生了兴趣。”＠在占领日本期间，1000多万本日文版《圣经》运进日本。 他一度以为自己的计划已经在起作用了。他对记者说，“日本人已经了解《山上宝训》（指耶稣在山上对其门徒的训示，内容系基督教基本教义——译者注）的精神了，在他们心里什么也替代不了这些教义了。” 尽管如此，麦克阿瑟想在民众中普及基督教的愿望还是失败了。他们可能以为，如果传教士们的努力能让天皇皈依基督教，那就会使罗马帝国的故事重演：在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第一位改信基督教的罗马帝国皇帝——译者注）皈依基督教以前，基督教曾遭到强烈的反对。 1946年初，有遗言说裕仁天皇想成为一名基督徒。罗马教皇的使节便直接找到索普，要求觐见天皇，因为当时索普正是盟军负责监管天皇的人。索普有种强烈的感觉，即天皇偶有皈依基督教的想法，假如能让他确信这可以给他的人民带来好处，他就会这么做。教皇的使者似乎也得出了完全一样的结论，于是他打算极力诱使裕仁天皇投入梵地冈教廷的怀抱。然而京普却不让这位使者接近天皇。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教皇的代表离去了，接着又来了3位新教要人。他们也要求觐见天皇，索普给了他们同样含糊的回答。然后，索普把这一切告诉了麦克阿瑟。“长官，”他断言，“一旦天皇真的变成基督徒，我们就麻烦了。”因为，如果天皇皈依天主教，美国数千万新教徒就会勃然大怒；如果天皇皈依新教，同样会惹恼数千万美国天主教徒。“我觉得我们承担不起让他改变宗教信仰的后果。” 麦克阿瑟眼看着一个梦想的幻灭，叹息道：“你是对的。我们不能让他成为一名基督徒。”就这样，本世纪一桩改变宗教信仰的大事从麦克阿瑟颤抖的手指间溜掉了。 1945年到1946年间，日本的经济窘境是难以名状的。水稻的收成只有往年的2／3。城市中的粮食消费水平已从原来每人每天（成人）1800大卡，降到1000大卡。吉田与麦克阿瑟首次会晤就要求美国提供400万吨粮食，以防止在日本出现大规模的饥荒。赫伯特·胡佛也对此事深表忧虑，胡佛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向陷入饥荒的比利时人民提供了粮食，又在20年代初，向苏俄饥民提供粮食从而挽救了苏联布尔什维克，被誉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此时，胡佛写信给麦克阿瑟，建议他借用若干艘能运100万吨粮食的“自由”船只，将剩余的印度支那大米和北美小麦运往日本，将这场危机消除在其萌芽状态。 麦克阿瑟既不打算从海外大量运粮食来，也不想花费很多资金去购买粮食。他只利用他所能支配的有限的船只，从西太平洋驻军饷中调拨了35万吨粮食。日本政府清空了用以储备应急粮的粮仓。 麦克阿瑟因为向可恶的敌人提供粮食而遭到了国会的批评。他后来说，之所以采取那样的行动，是希望陆军部能明白，除非向日本人提供粮食，不然就会出现大规模的“骚动、混乱和暴力”。“要么给我面包，要么给我子弹。”事实上，麦克阿瑟在电报中警告说：饥饿“只会引起多灾多难的动乱……要么是粮食，要么是军队，必须运到日本。” 粮食危机迫使盟军最高司令加速实施土地改革计划。日本的可耕地有限，只有领土面积的一半。佃农们为了勉强糊口而租种美国草坪大小的小块土地，而将大部分收成交给地主。麦克阿瑟的解决方法是满足劳动人民祖祖辈辈的愿望：自己不在当地的地主必须把土地以佃农能支付得起的价格，全部卖给佃农。这样，耕者有其田。到占领期结束时，至少有90％的土地已归佃农所有。对那些仍然租赁土地的人，命令禁止实物地租。农民种的粮食是自己的，或是出售或是自己食用都由他们自己决定。 1946年10月中旬，日本国会通过了两项土地税改革法案。凯迪斯带来这个消息时，麦克阿瑟正在办公室里。40多年前，麦克阿瑟的父亲试图劝说塔夫脱，对菲律宾的土地制度进行改革，但是没有成功。那时菲律宾佃农所承受的压迫丝毫不亚于如今的日本佃农。麦克阿瑟的桌上摆着父亲的照片，他注视着镜框里的父亲说：“爸爸也曾希望这么做。” 还有一项重要的经济改革就是创造了不受政府控制的有组织的劳工运动。日本的工会已产生了半个世纪，但多年来他们早以丧失了独立性。麦克阿瑟受命落实他们的权利。久离祖国，又曾经读过右翼报纸的报道，这些无疑影响了麦克阿瑟对美国劳工史的看法。例如，他认为依据美国法律的规定，每个工人都必须加入美国劳工联合会或者美国产业工业联合会。 麦克阿瑟说服日本政府实施3项主要的劳工法。虽然不要求每个日本工人都必须加入工会，但如果谁愿意加入，则允许其加入。要成立工会同样也很容易。麦克阿瑟还鼓励美国劳工领袖来日本，帮助他们的日本伙伴抓住这个新法实施的机会，完善劳工组织。 有组织的劳工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着。战前日本的工会还不到12个，成员约10万；1945一1948年，工会由5个增加到3．4万多个，成员多达660万人。 如此巨大的增长速度要归功于无数次罢工运动。城市生活条件的恶劣使广大市民十分不满。大多数新工会的宗旨就是为其成员争得更高的收入。除此之外，共产主义者也想借机控制一些新工会，以此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1947年1月，许多工会联合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罢工，整个国家几乎陷入停滞状态。麦克阿瑟非常希望日本政府能设法阻止这场罢工，但工资上涨40％的提议也未能奏效。最后，麦克阿瑟不得不亲自出面干预，他暗自祈祷，谨慎地下令禁止罢工。他知道如果共产主义者向禁令挑战，就会发生流血事件。使他宽慰的是没有出现什么麻烦，工人们收回了工资上涨40％的条件，被组织起来的劳工当中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握手言和的迹象，令共产党的劳工领袖在公众面前丢了脸。 威洛比等人那样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几乎达到了病态的程度，麦克阿瑟并不这样。当乔治·凯南1948年来东京访问时，听到传言说有共产党员在盟军最高司令总司令部工作。麦克阿瑟答道：“或许有吧，陆军部里也有，国务院里也有，这没什么。说是这么说，他对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在代表政府工作者的工会——如教师会——中担任领导职位还是颇感恼火。麦克阿瑟离开日本之前又进行了一次清洗，将劳工运动中的共产主义者连根拔除。这一行动再次招致有些人的不满，他们高呼麦克阿瑟践踏公民的自由。 麦克阿瑟的任务还包括解散那些人称“财阀”的大型控股公司，它们控制了日本工业。三菱、三井和住友等15家最大财阀就是由少数家族拥有的，而这些家族成员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日本军国主义和侵略行为的积极参与者。他们控制着整个工业，如钢铁、化工和机械生产。他们还掌握着最大的银行和金融公司。这些财阀家族从军队统治中获取利益，并从财力上协助军队控制日本政治生活，为日本的侵略行径铺平道路。至少华盛顿是这么认为的。当麦克阿瑟来到日本，并亲眼见到了这些印象中穷凶极恶、残酷无情的商业精英时，麦克阿瑟觉得他们也不过尔尔。他轻蔑地说，他们让他想起了“纽约最无能的俱乐部会员”。 清理运动的一大目标就是打破财阀体制。日本要发展自由市场经济的首要问题似乎就是要清除日本的这一封建因素。“清洗”工作使这些财阀经营的企业中有1000多名主管和经理被撤职，而其他那些拥有这类企业的家族成员也都调离了原职。尽管天皇和许多保守派政治人物的反对呼声很高，但大部分财阀还是被解散了。 一些盟国在国务院的大力支持下向日本索要大量战争赔款，麦克阿瑟则反对为偿还战争赔款而削弱日本工业基础的任何企图。但他最终不得不作出让步，于是日本工业中的很多生产工具都被拿走，分给了俄罗斯、英国、荷兰、菲律宾以及众多的东南亚国家。究竟这些生产工具为盟国的经济发展起了多大作用尚无定论，但这件事对已经在战争中伤痕累累的日本工业来说，其影响是明显的。 美国没有索取任何赔偿。相反，它还提供了2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大多用于缓解数百万日本人民面临的贫困问题。然而，麦克阿瑟又努力说服日本政府，迫使其履行支付占领费用的法律责任。后来日本给了美国将近50亿美元的占领费，比救济款多一倍还多。 尽管美国的做法十分奇怪，但美国给麦克阿瑟的指示不是要他恢复日本经济，而是要他使经济民主化，其办法是扩大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范围，增加工人、农民等从前没有任何权利的群体的参政渠道。在现代哲学中有，这是“必要的但不充分的条件”之说。使日本经济民主化正是恢复日本经济的必要条件，但又是不充分的条件。1946年日本的工业总产值还不到战时最高值的1／3。但通货膨胀率却以每月50％的速度增长。人们的收入在增加，但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日本的外贸实际上是零。投资不景气。失业率约20％。土地改革、政治改革、解散财阀、发展劳工组织、紧急救援等诸如此类的一切办法似乎都不足以帮助日本走出困境。 由于未能实现日本经济复苏，麦克阿瑟遭到了《财富》杂志和《新闻周刊》的严厉批评户这些攻击性言论激怒了他，他对此进行了有力的反击。不过，他和别人一样知道这种经济状况已经岌岌可危了。1947年10月，麦克阿瑟对赫伯特·胡佛说：“日本经济的复苏仍然有问题。”1948年元旦，麦克阿瑟在致日本人民的电文中坦诚相告：“生活的艰辛是不可避免的，你们的经济……现在已经枯竭”，并说这种情况在短期内不会有任何显著的改善。 麦克阿瑟相信，能把日本经济带出困境的就是签署和平条约。只要日本在支付战争赔款的巨大压力下，还未解除战争状态，就不会吸引任何投资。一方面，日本还要继续交纳占领费，而且支付赔偿金的压力一直都很大。另一方面，日本只有重新加入国际社会，自身的经济前景才会有所改观。没有和平条约，日本的经济复苏就不会迅速持续地进行，因为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针对日本的马歇尔计划。 1947年3月，麦克阿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了东京新闻俱乐部。记者们对他的“从天而降”大吃一惊。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们掏出纸笔，飞快地记录。看到麦克阿瑟如此一副轻松自如的样子，好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们小心翼翼地问，这个会议是否允许录音或公开？麦克阿瑟说，可以。那么他们可以引用他的讲话吗？当然可以。有没有什么问题他不想谈？没有。他们惊愕地眨眨眼睛。麦克阿瑟不只是来看望他们的，实际上，他就是要召开一次要记录在案的记者招待会，这是记者们谁也没想到会发生的事。令他们诧异的是，这类事情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第二次。显然他是为了什么事而来的，会是什么事呢？ 核心问题在于确定基调。几天前，他就告诉过几位记者，联合国要接管日本。当有记者问道，日本真的会被置于联合国的管制之下吗？麦克阿瑟说：“现在到了应该同日本讨论和平的时候了，我认为占领的军事目的已经达到。在占领期内，政治问题已经完满地解决了……第三个问题是经济……但这也不是占领能够解决的。我们只能缓解经济停滞。”现在需要的是“尽快”签署和平条约。 国务院的政策计划事务负责人乔治·凯南在华盛顿表示不同意见。早在1945年，国务院和陆军部争论日本问题时输给了陆军部。华盛顿主要考虑的是权力、金钱和威望，至于理想，不是他们考虑的重点。由于部里和麦克阿瑟如出一辙的理想主义者比比皆是，而他们很少汇报占领工作的进行情况，因此，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就只能认为，麦克阿瑟是这艘名为“美国”的大船的甲板上一门失控的加农炮，它可能会向任何方向或向各个方向开火。他们还把麦克阿瑟呼吁签署和平条约的行为当作证实这一看法的佐证。 凯南是提出旨在对付苏联扩张主义的遏制论学说的鼻祖，他拥有华盛顿最敏锐的头脑。从很大程度上说，他为杜鲁门策划出台了一项政策，该政策旨在遏制苏联的威胁与侵蚀，直到共产主义自我崩溃为止，这两种前景无论哪一种先出现都行。凯南惟恐共产主义借口本衰弱时期侵入，他对新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说，如果现在签订了和平条约，就意味着麦克阿瑟对社会主义的放纵已经要达到无政府状态了。这样一来政府将有名无实，而经济将随之崩溃——“这正是共产主义者希望看到的”。 凯南亲自来到日本考察。他曾与威洛比共进晚餐，威洛比对盟军最高司令部里共产主义的影响不断扩大深感忧虑。凯南觉得麦克阿瑟已经“把日本人民的生活引入了骚动、混乱和严重的不稳定状态。”他认为，清理运动不仅远远没有实现日本政治和经济的民主化，而似乎更像是有意让“日本社会在共产主义的重压下不堪一击，为共产主义最终取而代之铺平道路”。一凯南和麦克阿瑟谈了很长时间，但他一直没有说出他的真实想法，因此他们的会面气氛融洽，但也毫无意义。 凯南和麦克阿瑟的会晤远不是互相交心的，他们在和平条约的问题上各执一端。麦克阿瑟认为不签订和平条约，日本的经济就不能恢复；凯南却认为没有经济的恢复，就不能签署和平条约。他们都是对的，这是个似是而非的悖论。解决问题的办法明摆着的，就像一美元钞票上的华盛顿头像一样。日本要建设新工厂和购买新设备，就需要大量资金注入基础设施工程的建设，需要劳动力。欧洲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根据马歇尔计划，到1949年为止，美国每年都要为近12个欧洲国家拿出10亿美元，来帮助类似于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国家摆脱苏联的控制。 马歇尔计划是增进自身利益的绝好范例，但杜鲁门政府却不愿在日本推行这一做法。因为美国公众仍然十分仇恨日本人。珍珠港事件让他们刻骨铭心，永世难忘，此外这里可能还掺杂了种族敌对情绪。如果日本人要站起来，那他们必须自己设法做到这一点。而现在，日本的经济只能继续滑坡，不会有资金的注入，生产工具也被掠走，无法实现现代化。 凯南的来访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做为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了。从1948年年中起，他的权力就一再受到节节限制，他的行动也受到更严密的监视。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组建改变了国际安全政策机构。这场游戏有了更多的参与者，而他们又遵循着不同的游戏规则。 凯南的来访使占领政策产生了种种变化。例如，他说服麦克阿瑟让总司令部的官员在控制黑市的问题上对现行的“铁腕”手段做一些缓和，这类事情虽小，却是早该这么做的。凯南为密切美军和日本人的关系，建议采用更加宽松的做法。而最重要的改变，也是获得了华盛顿方面首肯的，就是让日本成为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堡垒，以对抗苏联的扩张。刁滑而无能的蒋介石政府没能阻止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前进步伐。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已成为大势所趋了。 1948年10月，在凯南的建议下，政府起草了NSC13－2号国家安全委员会新指令。麦克阿瑟对此反应强烈：“NSC13－2不是以命令的方式下达盟军最高司令。因此盟军最高司令根本没有任何责任执行它。”麦克阿瑟的反对派利用他的这席话来证明他犯上。但麦克阿瑟的话是确有根据的。因为只有当国家安全委员会将这类文件提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并由参联会把它变成军事命令时，麦克阿瑟才必须坚决执行。这个下达命令的程序是很明确的，但它却被忽视了。 事实证明，麦克阿瑟抵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NSC13－2指示的行为进一步刺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飞扬跋扈作风。他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之后，便逐步开始把NSC13－2号指示当作命令来执行，最终盟军最高司令部几乎贯彻执行了这一指令的所有条款。麦克阿瑟精简了盟军最高司令的组织机构，把越来越多的权力交付给了日本人民，井镇压共产主义者。1949年，占领时期民主化和改革阶段都结束了。从此日本渐渐被当做友国，越来越不像战败国和被占领国了。 1946年5月，麦克阿瑟在日本高兴地迎来了赫伯特·胡佛。这位前任总统曾任命麦克阿瑟担任参谋长，他这次来是为了考察粮食问题的。当然两人还讨论了包括政策在内的很多其它事情。胡佛告诉麦克阿瑟说，广大公众仍然十分拥护他，并敦促他争取1948年入主白宫。如果美国有一位像麦克阿瑟这样的人参加竞选的话，至少可以唤醒美国，让国民意识到自己正面临的危险，并提高政治辩论的水平。胡佛说他肯定麦克阿瑟能够当选。麦克阿瑟回答：“我什么也不想要。”胡佛很失望，末了，胡佛说，他的话都是认真的。 即便如此，等了半年后，胡佛又做了一次努力，他告诉麦克阿瑟，“整个国家都将服从你，而不是别人。”如果胡佛的努力取得了什么效果的话，那就是他遭到了一次更坚决的拒绝。麦克阿瑟说，首先，他要当候选人就不得不从陆军退休；其次，他不想在和平条约签定之前离开日本。“第三，我还有一种十分清晰的感觉，那就是没有人会真正服从我……在军事方面或占领事务上，或许是这么回事，但在其他方面我可不敢肯定。” 就在胡佛等人试图让麦克阿瑟相信他仍然拥有广大的支持者时，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深受国民拥戴，相反，国民对他还有很多疑虑。麦克阿瑟总是亲自拆开写给他的每封信，他喜欢自己拆信。这些信中有不少都是一些言之无物的溢美之辞或是来向他索要照片的，但也有一些信写得真挚感人，或能向他提供信息。为加快拆信的速度，一位助手把信剪开口后放在麦克阿瑟的桌上，再由他亲自打开。他把这些信称为“我的崇拜者的来信”，但这种信每天只有五六封。 正像麦克阿瑟自己也很清楚的那样，如果根据报纸上的东西判断他受欢迎的程度的话，那么支持他的人数和反对他的人数不相上下。麦克阿瑟可以指望的就是美国中西部的共和党右翼报纸，例如自诩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报纸”的《芝加哥论坛报》。这份庸俗不堪的破报纸是自命不凡、一叶障目的罗伯特·麦克密克的喉舌，他是麦克阿瑟的铁杆崇拜者之一。但东海岸地区的中右翼报纸却一心跟麦克阿瑟作对，如享有很高声誉的《纽约先驱论坛报》。战争期间曾热烈地推崇麦克阿瑟的一些期刊，如《星期六晚间邮报》此时也对他失去了兴趣，甚至连卢克斯似乎也对他冷淡了，也象《幸福》杂志一样攻击过他。麦克阿瑟曾热切地盼望着自己在占领日本过程中的业绩能被认可，并作为1946年当选的《时代》周刊头号新闻人物将自己的头像刊登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但令希望破灭的是这份杂志选择的封面人物是国务卿詹姆斯·F·贝尔纳斯。 在日本，麦克阿瑟操纵着新闻审查机构为自己说话，当然他确信这么做只是为了在敌人面前捍卫占领工作罢了。他与记者交往时，通常会施展他谄媚和引诱手段，让几乎所有能见到他的记者最终都会在文章中或多或少地说他的好话。日本有上百名英美特派记者，其中绝大部分从未能采访过麦克阿瑟。不管怎样，麦克阿瑟更喜欢跟出版商谈话，而不是记者；更喜欢跟将军交往而不是尉官。他魅力能让他们的戒备心烟消云散。有一位著名的《纽约时报》特派记者，赛勒斯·L·苏兹贝格来东京前曾下定决心一定不能像别的记者那样被这位有神能力的将军所引诱。但他失败了。一个月后有人问他：“麦克阿瑟用了多长时间引你上钩的？”苏兹贝格苦笑着说：“30秒。” 对出版商施展魅力的同时，麦克阿瑟对那些持反对意见或者好像持有反对意见的记者十分无礼。他曾试图以左翼思想严重为由，阻拦10多位资深记者踏上日本的土地，但每次五角大楼都命令他让他们进入日本。 英国作家马尔科姆·马格里奇是有幸被获准采访麦克阿瑟的少数记者之一，他是个忠实的自由主义者和强硬的反共产主义者。麦克阿瑟用他那滔滔不绝的陈词滥调（“自由是一杯美酒”，“日本人已经掌握了《山上宝训》精神”）把马格里奇着实“招待”了将近1个小时，但马格里奇一句话也插不上，更谈不上陈述见解了。麦克阿瑟拿腔拿调地说，民主和基督教给日本带来了一场革命。马格里奇感到很无聊，还有点难堪。他在日记中写到，“在我看来，他就像一个英国地铁站或小旅店里随处可见的蹩脚演员。”第二天，马格里奇和国务院官员吃饭时，以嘲笑的口吻描述了他同麦克阿瑟的会晤。他们的谈话被坐在附近的盟军最高司令部军官偶尔听到了，这些话传入了麦克阿瑟将军的耳朵。由于马格里奇很快就要动身去香港，驱逐他似乎没有多大意义，但为了对他的大逆不道进行报复，麦克阿瑟亲自下令把他的名字从自己的宴请名单中取 由于有这类先例，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公关官员对待记者的方式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威胁记者们对实施占领的方式和麦克阿瑟将军的所作所为只能写好，不能写坏。在头三四年中，记者们的房子、旅行费用和口粮都要仰仗盟军最高司令提供。麦克阿瑟的手下想用这种小恩小惠加铁腕的手段来实现他们的目的，结果事与愿违，假如他们仅仅把这些耍笔杆子的当作这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业中的小伙伴而不是把他们看作对企图制造麻烦的左翼渣滓，那在公众中的影响可能还没这么坏呢。 一次麦克阿瑟对他战时的助手拉里·莱尔巴斯上校说；“不要和报界发生争论……如果你为自己辩解，他们就会不停地争辩下去，而且他们总是要把你搞得哑口无言。如果你对他们的言论置之不理，他们反而会束手无策，只好让这件事不了了之，说你不合作罢了。”因后来莱尔巴斯卸甲归田，弗雷恩·贝克准将接替了这一职位。贝克这个人崇尚正面攻击这种最冒险的战术思想。有一次，一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威廉·科斯特洛为《新共和》写了一篇报道说，占领未能实现其几大目标，贝克看到后，给爱德华·R·默罗写了一封密密麻麻的信，逐字驳斥了科斯特洛的文章。默罗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的著名负责人，他回信说，“你的来信大大增强了我们对科斯特洛先生工作的信心。” 麦克阿瑟通常会遵循他曾给莱尔巴斯提出的建议，但他好斗的个性偶尔也会成为拦路虎。正像麦克阿瑟的政治顾问威廉·西博尔德所说的那样，“他对报界的攻击性言论的反应让人看了痛心。”由麦克阿瑟亲自动笔写文章给各种杂志，针对那些批评文章进行义愤填膺的反驳，他谴责其中某些批评文章是“共产主义者鼓动起来的诽谤性运动”。他几次设法让五角大楼禁止发表那些抨击他实施占领的方式的文章，但从未成功户每个认真参加竞选的人要想赢得该党派的总统提名首先就应该争取媒体的支持。但麦克阿瑟非但不这样，在1945一1950年，他与记者、编辑和出版界之间的不和反而有增无减。 虽然1946年他让胡佛很失望，但1947年秋，麦克阿瑟重新考虑人主白宫的问题了。原因之一就是杜鲁门非常地不受欢迎，几乎每一次民意测验都表明杜鲁门在面对共和党强有力的挑战时显得多么脆弱。另外，作为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已经证明了他也能治理国家。现在的麦克阿瑟已不仅仅是一位将军了。1947年10月，他给西点军校同学，他的老友罗伯特·伍德写信说：“我当然没有痴心妄想，也不觊觎别人的位置，但如果这么做能更好地体现良好的愿望、报答忠诚的友人又顺应民意的话，那我也别无选择，只能把它当成一道命令，如果我还有良知就不会等闲视之。”国换句话说，就是我并不是非要参加竞选，但若要让我当总统，我也不介意。 当时也有人极力让艾森豪威尔参加竞选，但他的回答却完全不同。1948年，当竞选活动刚刚开始时，艾克给《新汉普什尔报》写信表示他要退出角逐。他宣称：“我没准备也不想接受高层政治领导的提名。”但他没有就此搁笔，接下来又写道：“我相信必要而英明的军事机构是对民事政权的最大支持……我当了一辈子职业军人，除非有某种显而易见并压倒一切的理由，我是木会去谋求更高的政治地位的。”这番话活脱脱地就像一枚24英寸的鱼雷，旨在击碎麦克阿瑟的希望。 麦克阿瑟被激怒了。如果艾克只想自己撤出，那是一回事，可他占着茅坑木拉屎，这简直是挑衅，决不能就这样算了。麦克阿瑟对美国大使说，艾克的话，既“辱蔑了美国陆军”，也“使我觉得应该参加竞选”。这些话他过去只对伍德等少数人私下说起过，但现在他把它公开了。他在报上发表声明，说尽管他不是要迫不及待的当选，但是，“如果我在美国人民要我接受任何公职时畏缩不前的话，那我就违背了自己对好公民这一概念的全部理解”。 共和党的第一轮候选人选拔会定于4月在威斯康星州举行，有消息说那个州10多万人联名请愿，要求麦克阿瑟当总统，这让他希望倍增。杜威暗下决心把威斯康星州拱手让给麦克阿瑟，自己几乎不在这里投入时间和金钱。有人问露易丝对麦克阿瑟“成为竞选中的一匹黑马”的看法如何，此时的露易丝丝未减她20多年前与麦克阿瑟离婚以来的尖刻，她说：“如果他是黑马，那就只能在最后一轮结束后出现。” 选举当天，在共和党集会会场，与威斯康星州相邻的明尼苏达州的哈罗德·史塔生赢得了威斯康星27张选票中的19票，麦克阿瑟赢得了另外8票，而杜威一票也没有。这个与第一名相差悬殊的第二名没有给麦克阿瑟带来任何慰藉。选举结果公布的那天早上，西博尔德到第一大厦来开例会，参谋长保罗·J·米勒少将像交通警察那样伸出手臂。不得入内。米勒说，“麦克阿瑟将军情绪十分低落，非常失望。” 一周后内布拉斯加州选举开始了，麦克阿瑟的情况看上去似乎比在威斯康星州时更加不妙。他让他的支持者们把他的名字从初选名单中划掉。罗伯特·伍德等老朋友设法劝说他回国，挽救将要流产的候选资格，但他拒绝考虑这个建议。他坚持自己3月9日说过的话，并且一定要那么做。 6月末，杜威在共和党集会中获得正式提名。麦克阿瑟仅获得了近1100名代表中的11张选票。杜威获得提名后，有人试探过麦克阿瑟，说如果杜威赢得大选，让他出任国防部长意下如何，但麦克阿瑟连杜鲁门的命令都不想服从，更不要说杜威了。 有报道说麦克阿瑟到达日本时说过，“如果军事占领期持续两年，那就会非常成功的；如果是持续3年，仍然有成功的机会，但如果超过3年，能否成功就值得怀疑了。”根据他自己的这种说法，他在日本的时间已经结束了。他做得仁至义尽了。 1948年11月大选开始前不久，杜鲁门也得出了一个相似的结论。他希望获胜，不管民意测验的结果如何，一旦他总统大权在握，他就能最终迫使那位高级将领先生，五星上将麦克阿瑟按照他——美国总统——的意愿去做。他会让麦克阿瑟告老还乡。 印刷和发放选票的时候，五角大楼让西德军事总督卢修斯·D·克莱将军到东京，接替麦克阿瑟的工作。当年麦克阿瑟任西点校长时，克莱是西点军校的学员，但比麦克阿瑟晚几届，30年代末期在菲律宾，又在麦克阿瑟麾下干过。他是陆军中最年青有为的军官之一，在德国获得的成功与麦克阿瑟在日本的成功不相上下。 取得这样的成功是相当不易的。克莱承受了来自苏联的巨大压力。苏联决心把西方盟国军队赶出柏林，斯大林企图用寒冷和饥饿迫使西德军队屈服，克莱组织实施了对柏林的空中补给。克莱51岁时达到了一生的鼎盛时期，离陆军规定的退休年龄还差10多岁，但工作的压力已经让他精疲力尽。现在克莱惟一想做的就是离开军队。所以他拒绝了让他接替麦克阿瑟的任命，并呈上退休申请书。这样一来，杜鲁门要除掉麦克阿瑟的希望破灭了。正像他们俩都能看出的那样，从此后两人就上了劲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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