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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我从伪满禁卫步兵团的岗位上又到日本千叶步兵学校去学习。那年我30岁。这时日本关东军开始为我挑选妻子，因为当时所谓清朝直系爱新觉罗皇族的正统继承人，一般认为只有溥仪和我两人。溥仪作为伪满洲国的皇帝，除了已有皇后婉容还有其他妃子，可是还没有太子可以作为皇位的后继者。因此，关东军便想为我在日本妇女中物色一位对象，以便将来如果因为溥仪无嗣需要我继任皇位的话，这种特定的婚姻关系便可以强化“日满一体”。那时我的正式身份是陆军中尉，虽没有封王，但是因为我是伪满洲国皇帝的御弟，同时按照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阴谋，这项秘密选择配偶的工作便成了他们的当务之急。最理想的方法是选一个日本皇族的王女和我结婚，但这是做不到的，因为要把皇族的王女嫁给我，必须首先修改日本皇室的法典，于是就只好在日本的公卿华族小姐中选择。主持这项工作的是关东军司令本庄大将。非常热心地奔波这件事的是吉冈安直中佐。他们从很多华族姑娘的照片中选中了当时日本侯爵嵯峨公胜的孙女嵯峨浩。嵯峨家族在公卿中是仅次于五摄家、九清华的名门豪族。浩的曾祖父正亲町三条对明治维新有功，被授予侯爵爵位。浩的祖母南加子是明治天皇生母中山一位局的同胞兄弟、宫内侍从中山忠光卿的独生女儿，所以浩的家庭和宫中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据说在当时浩的家里面对这桩突如其来的婚姻大事也曾感到惊慌失措。后来浩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在吉冈等人的筹划下和我见了面。没有想到我和浩一见钟情，我同意嵯峨浩作为我的妻子。本来这是一桩由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和一手包办的婚姻，却造就了我们这一对一生患难与共、休戚相关的恩爱夫妻。几十年来，我们两人常常嗟叹是谁使我们走到一起而永不分离呢？感到不可思议。总之，不管怎么样，我和浩的结合，不能否认，她为我带来了不少幸福，我也不能忘记，我这坎坷的前半生给她带来了一连串的痛苦。我和她的结合，在我现在回忆起来，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需要说明一点的就是溥仪知道日本关东军对我的这一阴谋后，感到非常不安，于是他就从满族中另选了一位姑娘要我娶她为妻，企图抵制关东军的阴谋。当然他是抗拒不过的。最后我们都顺从了日方。后来，我为了表明自己愿意和浩结婚，曾经向溥仪写信说明我们结婚以后的情况： 浩对于家中诸事，事无巨细，皆亲自操作。甚至蓬首敝衣，收拾一切。杰不在家里，自以简单食物果腹。杰归时，将撙节之余，丰馔为饷。诚杰有生以来初尝到此种家庭之幸福也。 以前说过，我已于17岁时和唐怡莹结了婚，我俩感情不好，是一对名不符实的夫妻。这件事也由吉冈中佐出面，替我和唐怡莹办了离婚手续。 我俩结合之前，第一步是双方先看照片。我从吉冈递给我的嵯峨浩的照片上，只觉得她温文尔雅、美丽娴静，外貌有点像当时我很崇拜的宝zhong戏场里最红的明星草笛美子。我便点了点头，表示满意。浩也看了我的照片，据她后来告诉我，她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去看我的照片的。第一个印象是觉得温和安详，虽然戴着军帽，但五官端正，眼镜后面的眼睛聪慧而明亮，与其说像个军人，不如说更像个学者或文人，她觉得放了心，也表示满意。 既然双方都看了照片，觉得满意，那么就要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即“相亲”，这是决定性的一步。在旧社会双方都不可能作深入了解的情况下，初次见面的印象，往往就是决定性的因素。 我俩“相亲”的日子定在昭和12年（1937年）1月18日，地点是在滨口浩的外祖父容所的家里。容所曾多次当选贵族院和众议院议员，担任过九州电力公司经理、丰国银行行长等职务，同时也是一名经营酱油的大实业家，又是当地的诗人、墨客和绘画收藏家。他家里收藏着很多宝贵的文物，因此我们“相亲”的地点可以说是相当豪华的。那天容所家请我们吃饭，让双方在饭桌上见面，气氛比较融洽。出席相亲仪式的男方有我、本庄大将夫妇、满洲国帝室御用挂吉冈中佐。“帝室御用挂”这个官衔即皇帝秘书或皇室顾问的意思，相当于清廷的“御前行走”官职，用现在的话来讲，即“联络员”。事后证明这个一直不离皇帝左右的人始终支配着溥仪的命运。女方有浩的父母、外祖母、舅父母、浩本人，还有个介绍人中由侯的母亲道代刀合，是她把浩的相片交给吉冈中佐的。那天我穿了一身笔挺的军服，来到容所家时突然发现大厅门口有一对大型的景泰蓝狮子，这是中国常见的摆设。我还认得出这是颐和园内的东西。怎么会在日本出现呢？后来我才知道，甲午战争中一个日本军官得到了这件战利品，把它运到日本，卖给了古董店，辗转流传又到了收藏文物出名的浩的外祖母家。我初次到浩的外祖母家，就看见了来自中国的古物，这也算是一桩奇遇吧！在这种场合，我有些拘谨，除了应酬一些必要的问话外，正襟危坐，没有什么话好说。我看看浩，见她穿一件绣着百合花的桃色衣裙，含羞地低头坐着，比我在照片上看到的更显得抚媚动人。席间最活跃的要算吉冈中佐，他喋喋不休地说着： “我在回到日本的时候，皇太后赐给我非常漂亮的点心。可是我在飞机上吃的时候，怎么咬也咬不动，仔细一看，原来是口香糖，你说可笑不可笑？” 他说着，乐得前仰后合，别人也随声附和地笑起来。显然这都是为了打发时光。本来这次会见，就是为了大家互相看一眼，没有很多好说的话。晚餐用过，我们到另外一间大房子去休息。在那里，本庄大将问我对浩的印象如何。我说了句心里话：“很好。”本庄大将当时就将我的看法传给浩的家里，浩的一家对我的看法也不错，认为我彬彬有礼，能体贴人。他们去问浩对我印象如何，浩羞得满脸通红地只说了句：“一切都拜托了。” 我俩的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相亲”双方同意之后，当然很快就要进入订婚阶段。 这是需要保守秘密的，因为男女双方都是有地位的人物，这种婚礼会成为社会上轰动一时的新闻。新闻记者鼻子真灵，不知怎的打听到了一点消息，就到处询问和采访。不少记者问到我将要和谁结婚，我总是讷讷地说不知道呀！不知道谁家姑娘要嫁给我呀！但是记者还是打听出来了。有一天宫内省宗秩察的一个记者打电话到嵯峨家用试探性的口吻问：“你家将要嫁到满洲去的女儿，名字中有个‘子’字吧？” 接电话的是浩家里一个老佣人，她一时没有想到后果，脱口回答：“没有‘子’字。” 浩家里四个姊妹，只有浩的名字没有“子”字。女佣人以为宫内省弄不清楚嫁出去的姑娘是“浩”还是“浩子”，打电话来核实一下，所以就答复了。浩家里觉得奇怪，马上打电话问宫内省，对方说没有给你家打电话。这才知道是新闻记者打听新闻来了。但是这个记者虽然很能干，他能想尽办法获得第一手材料。他的目的还是没有得逞，因为关东军部在没有正式发表婚事消息之前，严禁一切有关报道。 昭和12年（1937年）2月6日，满洲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表了我和嵯峨浩订婚的消息。很多亲戚朋友向我祝贺。3月6日在滨口家正式举行了我俩的订婚仪式，一大群摄影记者包围了浩，给她拍了各式各样的照片，登在当时的报刊杂志上。那天我面对着一大堆记者，发表了订婚讲话，大意是说爱新觉罗家、嵯峨家将永结友好，也讲了日满亲善的意思。据当时在场的人反映，我的日语讲得很流利，这是我来到日本以后苦学日语的结果。想起几年前我和润麒来到日本，为了学好日语，真是下了苦功，我们两人互背单词，背错了，还互相打手心呢！ 订婚以后，我和浩经常来往，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信任，我俩称得上情投意合。那时浩在跟冈田三郎助先生学习油画，我本来在故宫伴读时候就对中国古典书画发生了兴趣，在日本千叶步兵学校学习，也常有人来求我写字。我那时对日本画也发生了兴趣，正在向横山大观先生学习日本画。虽然西洋画、中国画、日本画画法不同，但画理相通。这使我们增多了共同的语言，在结婚之前浩还一心一意地想创作几幅好画作为姑娘时代的纪念品留在家里。 随着结婚的日子愈来愈迫近，浩必须按照礼节进宫去向皇太后辞行。因为嵯峨家与皇宫的关系非常密切。浩的曾祖父曾抚养过大正天皇陛下的姊姊滋宫韶子公主。父亲实胜小的时候就随着祖父进宫，皇太后对浩的祖父母和父亲都很熟悉。现在浩要出嫁了，自然要向皇太后辞行。为了晋谒皇太后，浩起早睡晚地学习进宫的礼仪和词句，心情紧张得睡不好觉。进宫那一天，她由中山侯夫人陪着去见皇太后。皇太后亲切地告诉她：“侍奉满洲国皇帝，与侍奉我国的天皇一样。侍奉溥杰，也要表现出日本妇女固有的美德。……”后来浩把这些话传达给我，我听了很受感动。那次晋见，皇太后送给浩一件明治天皇生母中山一位局在她年轻时给她的纯一色的嫩绿和服衣料，也送给我一件和服衣料以及其他东西。总之，这次晋见，给我俩都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我俩的婚礼定在昭和12年（1937年）4月3日，在九段军人会馆举行。伪满洲国派宫内府大臣熙洽作为特使参加婚礼。日本皇族竹田宫恒德王和王妃也出席了婚礼。当时的内阁总理林铣十郎陆军大将、日本宫内省的松平宫相、贵族院议长、众议院议长都来参加了婚礼。我和浩的婚礼在当时是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很多人都希望参加这次婚礼以示荣耀。但是决定这次婚礼的规模在陆军省，关东军藉口婚礼费用有限，把参加婚礼的人数限制在500人。这样我们双方参加的人数都受到了限制。我这方面的亲友只有有限的几人，浩的朋友参加婚礼的也只限5名，师长只限7名。亲友们对这种粗暴无礼的干涉都感到十分愤慨，但也无可奈何。婚礼那天，浩内穿白衣，上面套着红色的中国衣料做的云纹花鸟衬衣，外面是粉红色和服。头发结成垂发髻，两侧耸起，长发垂在后面，显得更加美丽。这个发式是请一位在宫中长年为女官梳头的七十多岁老人梳理的。我则穿了一身满洲国的大礼服。当我到滨口浩的外祖父家去看望浩时，我们两人看着彼此一身盛装，都不禁相视而笑，并且在房间前面拍下了纪念照片，这就是现在很多人都能看到的那张照片。浩是在外祖父家住了一宿，再回到嵯峨家的，然后由自己家坐车去军人会馆举行婚礼。一路上汽车是在小学生手执太阳旗列队欢迎的海洋中前进的。那情景，浩觉得真是难忘。婚礼是在下午3时举行的。由本庄大将夫妇主持。 婚礼后，我们就开始了一周的新婚旅行，然后回到东京。我在千叶的稻毛海岸租了一处新居，离步兵学校很近。这是一幢朝阳的日本式建筑，站在檐下可以展望袖浦一带大海，风景秀丽宜人。我每天早晨七点钟过后，骑上步兵学校派来接我的马，到学校去上课。浩则在家里接受妇女杂志记者的访问，或者接待一些来向我索字的人。我俩那时还养了一只可爱的小狗，小狗总是在我俩之间跑来跑去，逗人喜欢。我的父亲醇亲王，知道我结婚了，特地从北京送来了桌布、一套银质的烟具，还特意按照中国的风俗习惯送给浩两件大红旗袍。浩很高兴。我现在回忆那一时期的新婚生活，宁静、朴素而又甜蜜，就像我那时每天看到的细浪拍岸一样。海浪轻轻地拍打着，向海岸奔来，又静悄悄地退了回去，留下一些五光十色的贝壳，躺在沙滩上任人拣拾。这种淡泊的生活是我祈求的，也是浩祈求的。 我和洁的婚礼，当时在日本是轰动朝野的。很多报纸都作了详细的报道。 1937年4月4日的《读卖新闻》是这样报道的： 淡云蔽空，春光明媚，樱花待放的4月3日，在九段军人会馆，满洲国皇帝陛下的御弟溥杰氏与嵯峨公胜候爵的孙女浩小姐，在日满结缘更加牢固的两国朝野的欢庆声中，圆满地举行了结婚典礼。 特为显贵人士新婚准备的帝国饭店261室，夫妇两人度过了蜜月的第一夜。媒人本庄夫人是在夜里1点左右离开该室后就寝的，所以新婚夫妇是在第二天早晨10点左右才起床。这天早晨，透过春雨绵绵的饭店窗口，可以看到新夫妇食用面包、咖啡早点时的和睦身影。过了一会儿，溥杰氏换上晨礼服，由浩夫人工整地系上领带；浩夫人穿的是深绿色镶边的漂亮西装。只有侍从小原一人跟随。下午2点40分离开饭店，乘东京站发3点40分的火车去度蜜月旅行。在温泉呆四五天后，8日左右去千叶县稻毛的新居，筑起素朴的家庭。 3日的盛大典礼，定时在下午3点，在媒人本庄大将的引导下，身穿天蓝色华丽的满洲国中尉大礼服的溥杰氏进入会场，正襟危坐在席位上。接着，垂发、身穿洁白千层内衣、唐织勾云绣地花鸟花纹红色罩衣、绯红和服裤裙的恬静的浩小姐，在本庄夫人的伴同下步到神前。祭坛左右出席的有：新郎方面的亲属代表兼满洲国皇帝御使熙洽宫内府大臣、润麒氏、谢大使；新娘方面有嵯峨公胜侯爵夫妇、双亲实胜夫妇及弟弟和妹妹、牧野、七条两位子爵、滨口吉右衙门等。随后，在静穆中响起神官的奏乐声，新郎、新娘交换了将牢固连结日满两国千载之缘的三敬杯。这瞬间，溥杰氏凛凛风姿的脸上和浩小姐清纯的双眸都闪出美丽尊贵的光辉。这时，熙洽宫内府大臣捧读皇帝陛下的诏书。4点，圆满地结束了隆重的典礼。接着6点喜筵开始。出席在该馆二楼大宴会厅的有：林首相以下各阁僚夫妇，松平宫内府大臣，百武侍从长，近卫、富田贵众两院议长，梅津陆军次官，今村参谋次长，西尾、板垣、多田、冈村四位师团长，香川教育本部长，菱刈、荒木、川岛三位大将，驹井德三氏，熙洽宫内府大臣，谢大使夫妇，广田前首相，三条公爵，女市小路伯爵。此外，还有代表日满两国民的显官将星四百余人，如绮罗星似地落坐。以主桌上的溥杰氏和换成洋发身穿长袖和服的浩小姐为中心，大家举起香槟和红白葡萄酒杯后，首先是媒人光荣的本庄大将致词，还有与会人代表林首相、谢大使的祝词。最后，在来宾总代表佐藤外相的带领下，在“万岁”声响彻彩灯辉煌的大厅中，结束了将日满两国亲善向前推进百步的绚烂豪华的盛大宴会。此后，在荣光拥簇下的新郎新娘回到了新婚第一夜的帝国饭店。 这一隆重典礼，如前已报道。为了使在遥远的新京的皇帝陛下能看到御弟欢庆之日的情况，全部实况已拍成电影，已航空寄往新京。 1937年4月5日的《读卖新闻》是这样报道的： 春雨绵绵的4日，溥杰中尉和浩夫人在新婚的第二天，他们去度幸福的蜜月旅行。溥杰氏在浩夫人亲手换成早礼服之后，在下午2点45分，携身着黑大衣、高高竖起皮衣领、头戴洁白的蝴蝶结的浩夫人，出现在度过新婚第一夜的帝国饭店大厅。接着在雨中径直到了东京车站。 恰在这时，星期天游山的拥挤的群众，立即拥到二人的周围。摄影记者不断地闪着闪光灯拍照。每次闪亮，浩夫人就把上身躲进丈夫后背的左胳膊里，真是和睦的一对。开往米原的火车3点10分发车。在极为拥挤的人群中，好不容易挤到了二等车厢靠月台方面的座位。在仅有父亲实胜氏和弟弟妹妹等家里人的送行中，他们开始了蜜月旅行。 8日左右，将在千叶县稻毛的新居，开始筑起朴素的家庭。 我在新婚之际，特地向溥仪写信报告了我当时的甜蜜生活，因为我知道他对我俩的结合是非常怀疑和不满的。浩在我的授意下，也给大哥溥仪写了信，她表示等我毕业回国，她一同回来，“得早日瞻仰天颜，敬承圣训，实浩毕生之大幸也。”我们这样做的苦心，都是为了希望获得溥仪的谅解，我们能够和他和平相处地生活下去。 好景不长，稻毛海岸这种宁静的生活很快被破坏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的炮声不仅震动了中国，使中国爆发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这炮声也传到遥远的日本，使我俩小家庭的和平日子过不下去了。当时日本动员很多人对华作战，很多日本人客死他乡。我的一个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山本也应征入伍，在上海大场的一次战斗中，中弹身亡了。我想起我在军校学习时，他耐心地教我绑腿、擦枪，为我铺被褥，不禁黯然神伤。“山本，你到底是为谁去死的呢？”我默默地问着。对于这次侵华战争，浩虽然是个日本人，却明显地认为“日本不对”。我是满洲国皇帝的弟弟，又同日本华族闺秀结了婚，对于这场日本屠杀中国人的战争真是感到痛苦难言，也感到愧不可当。 8月末，我从千叶步兵学校毕业。9月，回到了伪满洲国的新京长春。润麒那时已同我的妹妹三格格（爱新觉罗·韫颖）结婚，他又与我同在千叶步兵学校学习，也一起回到新京。浩那时已怀孕，她在日本又住了一段时间，到10月12日，才到东北来。她是第一次来中国，我特地到沈阳去接她，再陪她到长春。车站上也有一些人欢迎她，有关东军的家属以及伪满内府的家属如张景惠总理夫人、东条英机夫人等。 我为我的新家安排了住所，就是西万寿寺大街117号。这里原来是一个蒙古王的牧场，周围杂草丛生，野兔、獐子出没。据说过去这一带还有土匪，谁也不愿意到这个危险的地方来，现在长春作为“新京”，需要开发，才在这里盖了房子。分给我的房子是一排五间平房，孤零零的，没有第二家人家。浩来时，房内墙壁还没有干，周围也没有砌围墙，房内没有电话。浩带来的女佣人直接找了关东军联系，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下了命令，才为我们围上了围墙，装上了电话。我住的是这样简陋的房子，可是报上登载的溥杰和嵯峨浩居住的新居照片却是一栋钢筋水泥的两层楼洋房，这真是开玩笑！拿伪满洲国外交部长谢介石的公馆摄下像来冒充我俩的新居，天下哪有这样拙劣的撒谎？我俩的家具运来时，日本宪兵完全不懂得轻拿轻放，随便磕碰，一些好端端的桐木家具都被砸坏了。浩已经看出来，住这样简陋的房子，对待我们这样粗暴无礼，难道这是对待满洲国皇帝御弟的待遇吗？我也觉得脸上无光，正式向关东军提出意见，希望为我扩建一下住宅，房屋实在狭窄，不够住。关东军的一位军官对我说： “中日战争巳蔓延到中国境内，日本军队正要准备攻打南京。日本国内正在进行总动员，满洲国也要为这神圣的战争作出贡献。你是个满洲军队的中尉，难道就可以提这样的问题吗？” 我听了一声不响，我知道不仅是我，连哥哥溥仪也是处于这样无权的地位，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浩来到新京，是不习惯的。不仅是东北气候寒冷，皇宫里那一套三跪九叩的礼节不适应，更主要的是溥仪对她存有戒心，那种冷漠的态度使她忐忑不安。康德四年（1938年）3月1日，即我俩结婚将近一年的时候，关东军强迫溥仪签字通过了《帝位继承法》。 （康德四年3月1日） 第一条满洲帝国帝位由康德皇帝男系子孙之男子永世继承之。 第二条帝位传帝长子。 第三条帝长子不在，传帝长孙，长子及其子孙皆不在，传帝次子及其子孙，以下皆仿此。 第四条帝子孙之继承帝位，先嫡出；帝庶子孙之继承帝位，以帝嫡子孙皆不在为限。 第五条帝子孙皆不在，传帝兄弟及其子孙。 …… 这是因为浩已怀孕，迫近分娩，如果生个男孩的话，在目前溥仪无嗣的情况下，就可以由一个含有日本血统的孩子来继承皇位，这是溥仪最惧怕也是最感痛苦的事情。对他来说，《帝位继承法》的颁布，有如末日之将临。对我来说，虽然明知这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的事，可也难免暗暗自喜。溥仪对这种政略性的婚姻心存警惕，甚至怀疑浩是日方派在我身边的密探，平时见面时总是坐得远远的。在桌吃饭时也不吃一口浩制作的饭菜，实在不得已时，只好在我下过筷的地方，勉强夹一口尝尝。倒是浩努力去适应这种陌生的生活，她以为她嫁到爱新觉罗家，就是个中国人了。她要做一个中国人家的好儿媳妇。不过真寂寞呀！在我们家周围有一块一千三百坪的空地，我把地买了下来，自己松土，种了五百棵杏树。这里原来有个杏树林，每到三月杏花盛开的季节，游人常来这里踏青赏花，后来军队把杏树都砍了，我想把它恢复起来，将来就做我和浩散步游玩的地方。 关东军愈来愈粗暴的干涉，也使浩在寂寞的生活中感到气愤。他们不欢迎浩到皇宫中去，认为一个中尉的妻子不应该肆无忌惮地到宫中来。他们强迫满洲国军队像关东军一样地信仰日本祖先天照大神，还修建了奉祭天照大神的庙，名之曰“建国神庙”，胡说这也是满洲国祖先的庙，这样颠倒是非地胡乱指定别人的祖先，硬把日本人的祖先错当作我们的祖先，是溥仪最感痛苦的事。溥仪是信佛的，经常打坐念经，尤其在精神苦闷的时候，他更依靠念佛来祈求平安。吉冈有一天意味深长地对溥仪说：“你是满洲国的皇帝，你信神。我们日本有现成的神道，你为什么不信呀！”意思是你信佛教是信歪门邪道，只有信天照大神才算正经。几天以后，新任的关东军司令官对溥仪说：“满洲国和日本亲密一体，你最近要到日本去，正是日本祭祖的时候，正好把日本的天照大神请过来，也显得日本和满洲一心一德呀！”在日本关东军的压力下，溥仪只好到日本把天照大神请了来。所谓天照大神只是一块镜子、一块玉、一把宝剑三样东西，象征性地代表一种神。请过来后要盖个庙祀奉他。 溥仪伤心的是“建国神庙”盖起来后，他就不能到自己祖先陵墓去敬天崇祖了。他最敬重祖先，常到东陵祭祖，但是现在只能去东陵游览一下，不能祭祀了。 由于强迫中国人信仰日本的祖先，引起了东北人民强烈的不满，我想我留学过日本，两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完全是不同的，不能强迫一个国家的人民去信仰另一个国家的宗教，服从他们的习惯，学不会，还要拳打脚踢。物极必反，这样搞下去，势必要导致“满洲国”的军队去反对日本关东军，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938年2月26日，浩在新京市立医院生下了我俩的第一个女儿。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呢？我想了想，给她起名“慧生”，取其“智慧高深”的意思。我还给孩子写了首诗： 卒步三十二，今兹儿始生。 马蹄身半老，蜗角愧浮名。 久薄贪嗔障，偏深父女情。 亲心何处在？呱尔夜啼声。 从诗里看，可以看出我过三十而立之年始获得这个盼望已久的婴儿。尽管我是御弟，但诗里也流露出自怜身世的意思。我爱我的孩子胜过一切。我那时在宫内的禁卫队上班，一下班我就守着我的女儿，我喜欢她。慧生出生时，很多人都来祝贺。“满洲国”帝室御用挂关东军吉冈大佐也到医院来祝贺，他送给孩子的礼品是一件白色的松鼠皮大衣，听说他给孩子准备了两种绸带，如果是男孩，就用水色绸带；如果是女孩子，就用粉红色的绸带。当他知道浩生的是一个女孩时，把系了粉红色的绸带的礼物扔下就走了。为什么吉冈对我们有一个女孩那样的不感兴趣呢？因为根据《帝位继承法》的规定，我俩有了男孩，就可以由我来继承帝位，以后再由我俩的孩子来继承帝位，以便实现日本帝国主义直接统治满洲的阴谋。现在我们有了一位女儿，这就使得当初一手操办我俩婚事的吉冈大佐大失所望拂袖而去了。我喜欢慧生，还有一个原因，因为这样做，溥仪就可以安于现状不用担心了。我的心情很矛盾，继承帝位似是喜事，但我不忍让溥仪伤心；不继承帝位，对我来说，仍维持现状，但溥仪可以放心了。 溥仪对于慧生的出生非常高兴。也许也是因为她是个女孩，不会让日本人的阴谋得逞而觉得高兴吧！他特别疼爱慧生，因此对浩的看法也有了一些改变。在吃饭的时候，他让慧生夹在他和我之间坐着吃饭，连我的妹妹的孩子们（三格格和五格格的孩子）进宫也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他们只能到另外一间大屋子去吃饭。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分给慧生的菜夹到慧生的盘子里，慧生不吃。溥仪问她为什么。慧生说她想把这些菜带回家给小姨吃。溥仪被孩子体贴别人的心肠感动了，就告诉孩子说：“你别担心，一会儿我把这些好吃的菜都装进盒子里带回家去。你放心好了，你多吃一点吧！”溥仪对我用一种充满羡慕的眼光说： “你真是个幸福的人呀！” 众所周知，溥仪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是不幸的。我从他这话里听出了他的痛苦，我的心里也隐隐作痛。 还有一次，慧生穿了件底襟很长的衣服进宫，自己踩着了衣服摔了一跤。溥仪急忙跑过来，抱起慧生，送到浩的身边，对浩说：“不要给孩子穿这么长的衣服，太危险了。”溥仪是多么喜欢慧生呀！ 溥仪喜欢音乐，会弹钢琴。慧生4岁时，溥仪就送给她一台钢琴，由当时唱满洲歌出名的岩田寿子先生教练。她学得很不错。后来慧生又学会了拉小提琴。她曾经进宫由溥仪钢琴伴奏，她拉了《闪闪的星星》等乐曲。慧生在宫中语言学得也很快，她和清朝皇族一样，称父亲为“阿玛”、母亲为“奶奶”，不像一般家庭中的称呼父亲、母亲为“爸爸”、“妈妈”。她最喜欢我，曾经自己编了支歌《阿玛和小慧生》或叫做《小慧生和阿玛》，和我一起即兴唱着。当我们父女俩边唱边玩沉醉在美妙的歌声中时，我真感觉到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昭和17年（1942年），慧生5岁，正值伪“满洲国”建国十周年，高松宫殿下作为天皇的代表，从日本来满洲参加庆典。为了纪念高松宫殿下访问满洲，慧生唱了《恭迎高松宫殿下歌》的歌曲，并且灌了唱片。这张唱片当时在伪满洲蓄音器株式会社的录音室里放过，听起来清脆悦耳。这张用中日两种唱词录制的唱片曾经复制了十来张，有的被带回日本。浩曾经留有一张，可惜后来在她的离乱生活中遗失了。如今浩和慧生都已经离我而去了。我手头保留着的慧生的遗物，只有她后来在日本学习绘画时绘制的《酒和鱼》静物写生油画，由浩从日本带回来挂在我的会客室的墙上。看到这张画，我还能想起慧生幼时活泼可爱的形象。 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我曾经两次去日本。一次是1939年春，我担任了伪满洲国驻日大使馆武官的职务。我们住在东京牛达若松町，每天早晨都到樱田町伪满洲国大使馆武官室去上班。每天晚上都要出席外交关系宴会或者接待客人，有时浩也参加。那次去日本，皇太后接见了浩，并且叫浩带上慧生去见她，还赠送了慧生礼物。 在当伪满洲国驻日大使馆武官的时候，发生过一件事情。大使馆秘书吴沆然被日本宪兵抓走了，下落不明，我也不敢过问这件事。1942年我已经调回伪满洲国了，有个自称是监狱看守所的人拿着一张便条到长春我的家里来，说这张条是吴沆然写的，托他亲自送到我的手里。条子上的意思是说他在监狱里已经关了很久了，要我设法营救；如果我救不了的话，也请想个办法让他速死，省得活受罪。我看了条之后，心里很害怕，当着看守的面，把条烧毁了。我还训斥他为什么这样大胆，我要那个看守转告吴沆然，今后不要再干这种冒险的事了。那个看守被我吓跑，从此不敢再来找我。后来我打听，听说吴沆然被处死了。这件事一直在我心头盘桓很久，夜里睡不着觉。我没有营救他，反而促成了他的遇难，我的罪孽有多深重呀！ 1939年10月，我调到奉天军官学校去上班。那时浩已怀着嫮生，我劝她分娩后再回国。1940年3月13日，浩在顺天堂医院生下了嫮生。1941年6月，浩带着慧生和嫮生回到新京，我那时住在奉天五格格的丈夫万嘉熙的家里，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才回到新京和家人团聚。1942年北京的醇亲王一定要我们带上慧生回家住几天，我利用暑假带领全家人去了北京。这次回家是我永远也不能忘记的。对浩来说，1941年在醇亲王六十大寿的时候，她已经去过一次北京，她对王府规模之大，生日庆典的隆重，感到非常惊奇。那一年，她亲自写了一张字祝寿，博得了醇亲王府的称赞，觉得日本女子也懂得书法，能写汉字，是很不容易的。这一次，醇亲王是想看看孙女慧生，于是我们就携带刚刚两岁半的慧生，还有刚从日本来中国的浩的妹妹，一起再回北府。见了醇亲王，慧生也学着我们的样子，向爷爷叩拜请安。醇亲王把慧生抱在怀里。这是他的第一个亲生孙女。我和溥仪都远在东北，一家人分隔两地，醇亲王难得看见自己的骨肉，如今看见慧生，倍觉亲切。慧生用日语和华语唱起了歌，醇亲王笑着说：“和三格格小时一样！”我每天早晨梳洗完毕，去参拜祠堂，然后给父亲醇亲王请安，又一起用餐，在花园里散步。当我陪着父亲在林间花径上悠闲地散步时，我不免想起从前我在北府经常过这种宁静的生活，只是这几年为了复兴清朝留学日本，才过那种疲于奔命的学校生活。后来又在伪满洲国任职，过着那种忍气吞声的生活。前后对比，我不知何时才能重过这样清静的生活呢！真是感慨万分。我与浩和慧生重游了一次紫禁城。慧生被辉煌巍峨的京城宫殿迷住了。她从未见过这么雄伟壮丽的建筑，她还被特许坐在慈禧太后坐过的椅子上照了张像。照像的人对她说：“这是你老祖母坐过的。”在紫禁城的一刹那，我想起了我和溥仪在故宫读书的那段生活，我俩共同策划外逃，以及偷运文物外出等情况。岁月无情，几年过去，我俩都离开了紫禁城。溥仪当上了皇帝，我也在伪满洲国当一名军官，只是我俩处在日本卵翼之下，复兴清朝的美梦何时能实现呢？一想起这一点，我的，心情又沉重起来了。我们也重游了颐和园。我的几个在王克敏汉奸政府工作的同学为了我能够平安地游览颐和园，特别加强了保卫工作，因为颐和园附近治安情况不好。在颐和园内长廊漫步，在昆明湖泛舟，我看到了万寿山顶上的日本哨兵，同样感到北京处在日本统治下的阴影，再也无心在北京遨游。 这里还可以说这样一件事。此次北京之行，当时设在通县的“冀东自治政府”的汉奸头目殷汝耕千方百计地拉我到他家去吃了一顿饭，热情地为我介绍“冀东自治政府”的情况。酒酣耳热之际，他向我提出： “你到北京来怎么样？希望你到我这儿来！” 我沉默不语。我明白了为什么关东军轻易不让我们到北京来，因为他们估计到会有这样的情况，谁都想利用我们哥儿俩作傀儡的。我赶紧离开这块是非之地吧！第二天我们就回到了长春，结束了这次短暂的北京之行。 回到新京不久，日本偷袭珍珠港，开始了对美国的全面战争。伪满洲国也在关东军的授意下向美、英宣战。 战争一打起来，日军势如破竹，接连占领了马尼拉、新加坡等地，显得所向无敌。然而好景不长，只过了半年，立刻战局逆转。战线过长这个致命的弱点给日本带来了难以克服的困难。日本国内节衣缩食支援战争，自然也把这个困难转嫁到伪满洲国身上，满洲生产的小麦、谷物都运到日本去，满洲人自己只能吃高粱，并且实行了配给制。“我们流血流汗种出来的小麦都给日本人吃，我们自己只能吃高粱，难道我们只配吃高梁吗？”东北人埋怨着。然而关东军却说：“在战争获得最后胜利之前，你们就要克制。”他们变本加厉地压榨我们，还要我们献出金银财宝。 1943年秋天，我被派到日本陆军大学学习。我们全家又到了日本，住在东京的麻布狸穴。为了能让慧生上学习院的幼儿园，浩在前一年就托浩的妹妹把慧生接回日本，住在慧生的姥姥家。这时嵯峨家已由滨口搬到东横绒日吉。嵯峨父母对慧生是疼爱的，但是战时衣着、烟草都实行了配给制，慧生的生活也是艰苦的。当我重到日本见到慧生时，她穿着粗糙的衣裙，但和从前一样的健康活泼。幼儿园的伙食好一些，有时还能吃到外边很难吃到的小油饼。慧生在幼儿园里，每周两次到住在世田谷用贺的铃木镇一先生家学拉小提琴。她的小伙伴中出了位名家，现在活跃在日本舞台上的小提琴家丰田耕儿先生（柏林艺术大学教授）就是当时慧生学习拉小提琴的同学。 1944年，战争更加吃紧，物资更加匮乏，我明显地感觉到生活不如以前了。吃饭只能吃些荞麦汤圆，或吃混合面。在吃不饱饭的情况下我还坚持学习。有时溥仪怕我吃不饱，特意从伪满为我捎来了肉松、干酪和点心。我真感谢他。在寒冷的冬夜里，生一只取暖的火盆，我披着中国式的毛皮外套，把脚跨在火盆上，一直学习到深夜。 到1945年，由于战争连绵，连陆军大学的教官也走上了战场，学校实在办不下去了。我们也决定回新京去。1945年2月，正当我们做好一切准备，整装待归时，东京发生了可怕的夜间空袭。炸弹爆炸的火光把东京照耀得如同白昼，狸穴附近变成了一片火海，街上炸死了很多人。那天我作为一个军人去参加防空演习，家里只剩下浩和两个孩子，她们吓得心惊胆战。我从街头看到的空袭情况想到中国，这生我养我的土地，此刻不也正经受着这些灾难么？而且已持续八年了。 1945年2月，我和浩带着嫮生乘军用飞机返回新京，慧生因为要上小学，留在日吉嵯峨的家里。清晨，慧生在羽田机场为我们送行。那天天气很好，我清楚地看到慧生在微笑着向我们挥手，我也挥手，但我觉得惆怅。可恶的不得人心的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渐渐地我看不见慧生了。她消失了。 天哪！谁知道这次别离，竟是我和慧生的永别呢？因为自那以后不久，我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战乱生活和接踵而来的战犯生活，而慧生后来也死于与爱情牵连的事故中。现在我要是回忆慧生的话，只能回忆起她那童年天真可爱的笑容，以及那次机场上模糊的送行时微笑的笑容。 我们乘坐的军用飞机，途中因为空袭，临时在大阪着陆，等到到达新京机场时，飞机误点，已经是夜晚8点钟了。久别了的新京，在夜里看来，更显得静谧和安宁，与不久前被空袭的东京来比，使人觉得和平是多么宝贵呀！但我忧心忡忡，因的我知道伪满洲国已被绑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车上，这种虚假的和平是很容易在一个早晨被破坏的。 我和溥仪经常议论未来的局势，愁眉不展。我们梦想复辟清明，一直没有死心，但当前如何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束缚，不当殖民地的奴才，更是直接面临的议题，而我们对此毫无办法。 我们这种狼狈的处境和内心的苦闷，大约也被别人察觉了，这表现在我回到新京不久，蒙古德王的一次来访中。德王是伪蒙疆自治区的头子，他来访问伪满洲国，等于是两“国”首脑的会晤。德王穿着传统的蒙古服装，梳着长长的辫子，脸膛通红，是个身体强壮的蒙古汉子。他见了溥仪，寒暄几句话后就说：“我们蒙族虽然表面上自治，但实际上一点权力也没有。您们是大清皇室之后，怎么也是这样的软弱？我们蒙族一直将溥仪皇帝作为我们的王来尊敬，因为您是清朝的直系。可您们将日本的天照大神都请来作为自己的祖先。这使我们该如可理解呢？现在满洲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皇帝只是袖手旁观，这不是当了日本的傀儡吗？你们今后亥怎么办呢？” 溥仪听了德王的话，一言不发。 我听了德王的话，脸上直发热，胸膛中燃烧起满腔怒火。我不由得正颜厉色地对德王说：“请您放心。我相信我们不辜负德王之言的日子，不久即将到来。” 我这句话的意思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只能说我们是不甘心当奴才的。我和溥仪都读过圣贤书。陈宝琛老师教我们读过四书五经，传统的中国文化告诉我们：“哀莫大于心死”，“宁为玉碎，毋为瓦全”。所以我们对于处在关东军统治下的屈辱生活实难容忍，于是就迸发出了刚才我对德王说的两句话。其实我们如何图反抗？实在也是毫无良策。 德王听了我那耐人寻味的两句话，不知道他悟出了什么，竟恭恭敬敬地说：“我懂了。我们会永远尊敬皇帝陛下。” 第二天，吉冈找溥仪问：“昨天德王和你们都讲些什么？” 溥仪说：“我们只说些家常话。” 吉冈说：“不见得吧！恐怕讲了些对日本不利的话吧！” 可恨的吉冈，他一定布置了密探，侦察我们的活动。溥仪身边一定有他安排的人，可以随时掌握我们的情况。在伪皇宫内部有日本宪兵队，住在内外宫之间，表面上这是保卫溥仪皇帝的安全的，实际上是监视我们的。他们身穿便衣，别人不易察觉他们。他们每天注视着哪些人来见溥仪。另外，一定还有吉冈直接安排的人，不然，为什么德王和溥仪说什么话他们都知道呢？ 由于战局的恶化，我们在伪满的日子也愈来愈难过，事实无情地讽刺了我们，我们只能做关东军的奴隶。其中最不能令人容忍的是关东军御用挂吉冈中佐飞扬跋扈的气焰。 谭玉龄贵人死后，溥仪心情十分苦闷。吉冈张罗着为溥仪再娶一位贵人。溥仪怕吉冈在他身边安插一名密探，自己选了位15岁的小女孩子，叫福贵人，即李玉琴。吉冈不征得溥仪的同意，即把福贵人的照片寄给了日本皇太后。溥仪十分气愤，那张苍白的脸上青筋直跳，显得更加苍白。吉冈甚至肆无忌惮地当着很多人公开说：“皇帝算什么，他连个后代都没有。我要是不管他，他什么也干不成。直截了当地说，他就是我的孩子。”我听了这些话，明白了溥仪的处境。现在关东军不过是在利用溥仪，如果到了一点利用价值都没有的时候，他们就会毫不怜悯地杀掉溥仪。 至于我呢？我的地位不如溥仪，当时我已经升为伪满洲国军的上尉，我要出去乘用自己家的汽车也不准。理由是：“一个满洲国军上尉不能乘自己家的私用车。”在日本，皇族也能享受特殊待遇，为什么我这个满洲国皇帝的御弟竟连坐汽车的权利都没有呢？张景惠总理也觉得太说不过去，亲自去向关东军交涉，他愿意自己掏钱为我买一辆汽车，最后也是不准。冬天到了，我家的煤不够用，浩都冻得患了感冒，水管也有冻裂的危险，我们实在无奈，知道向宫内府申请是无用的，只好向关东军求援，这才分给了我们一点煤。 就在这样紧张的日子里，由于战争吃紧，日本国内也是人心惶惶，一片混乱。这时学习院已封闭了。慧生和浩的母亲、妹妹一起疏散到日光附近的山里——枥木县的船生。昭和20年（1945年）暮春，浩的妹妹来了封信： ……在日光的深山里，也传来了要拥戴天皇，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的风声。甚至命令任铫子酱油社社长的舅父提供酱油瓶子。这是用来装上炸药，对付从铫子海岸登陆的美军的。总之，武器相当欠缺，战局十分危急，粮食匮乏。也许这是我给你们的最后一封信了。我祈祷运送这封信的轮船别被击沉…… 看了这封信，我十分着急。我想念寄居在外婆家的慧生。在战局混乱的年代，一家人应该在一起，是不是打个电报让慧生赶紧回国呢？我想。 但是，来不及了。当时海上交通已经中断。我们一家已经被日本海分隔在两岸，飞机也已不通航。慧生只能一个人依附外婆住在日本。 果然伪满洲国表面宁静的生活是短暂的，很快，战火蔓延到了这里，摧枯拉朽，这个本来就是空有虚名的帝国，不堪一击，转眼就崩溃了。 我自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回到伪满，先任伪军事部参谋司第四科中校科员。有一天，伪军中一个姓姜的上校对我说：“真川次长想调你当参谋司第二科科长，你看怎么样？”我知道第二科专司谍报，自知伪满洲国的寿命长不了，犯不上蹚这个浑水，就以资才不够坚辞。姜又问我：“兵器科怎么样？”我怕一再坚辞容易引起姜的怀疑，就表示兵器科可以应承。但心里想：到了伪满洲国垮台的那一天，干兵器总比干谍报要少判几年罪。我已经预感到末日即将到来。1945年3月，我回到北京参加六妹的婚礼时，我的族兄溥雪斋劝告我：“现在日本大势已去，你要早自为计。”我出于那种顽固的本性，虽感到前面是条死路，也只好硬着头皮走下去。我对雪斋说“事已至此，有死而已。”那时前清豫亲王府的端镇就是从伪满军队中辞职回家到银行去工作的，他也在深夜来探访我，劝我当机立断，离开伪满，回到北京暂避。我以一种“飞蛾扑火”的心情对他说：“日本要垮台，这已是事实了，我哪会不知？但是我一走，丢下哥哥怎么办？这种事我干不了。反正豁出这条命算了。”到了6月底，真川鹤吉让他的心腹冯志远少校来问我：愿意不愿意当禁卫团步兵团长？我想到了这般紧急时候，我要能把禁卫步兵团抓到手里，就能保卫皇帝，这是再好也没有的了。我就立刻表示请他转告真川次长，我无条件地愿意调往禁卫团。但到了7月初伪军宣布人事调动时，我却被发表伪军官学校的预科生徒队队长。虽然并不如意，但是出于军人服从的天职。我第二天就走马上任。这时伪预科生徒队和本科生正在长春近郊水源地一带作联合演习，我还未和即将离任的队长办好接替手续，就迫不及待地赶到演习地参加演习，演习完后我还发表演说：“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正是我们效忠皇帝，实行日满共存共亡的时候，希望大家同抱此心，同心协力干下去。……”我那时的心情是已把自己绑在日满合作这辆战车上，身不由己，明知前面是条死路，也只好照直走下去了。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首先是空袭。新京也遭受了轰炸。1945年8月9日夜里，尖锐刺耳的空袭警报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了。也许是我早有预感吧，我又当过几年军人，很快我就穿衣而起。警觉地要辨明发生了什么问题。这时“轰”地一声，剧烈的爆炸声震耳欲聋，窗外一片火光，宫内府南边升起了窜天的火柱，有的建筑物着火了。我赶紧拧开收音机。播音员还是用她那一贯镇静的声音在说话：“清晨两点，从哈尔滨方面飞来的敌机开始向吉林进攻。在帝京附近扔下了炸弹……” 我立刻明白了，这是苏联的飞机来轰炸。局势变得严重了。这时浩也已经起来了。我嘱咐她要小心，要她携带嫮生到防空壕去避一避。我是军人，这正是我赴汤蹈火的时候。我飞跑出去，到警卫处坐车赶到宫内府。一路上街上已经挤满了惊慌失措的人群。因为这是第一次空袭，人们不知道随之而来的将是些什么样的灾难呢！我来到伪军官学校，召集伪连长区队长讲了话。我说：“现在苏联背信弃义，突然向我们发动进攻。我们要效忠皇帝陛下，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我们背后有百万英勇的关东军，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当天夜里，我又来到皇宫去看望溥仪。他对我冒着危险来看他，也有些感动，又增强了他的“同族必亲”的观念。我们一起厮守着，我发觉他当时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果然有一种悲哀冷漠的感觉，同时也有一种复仇的快感，因为14年来日本帝国主义挟持他的傀儡生活即将结束，但随之而来的将是一种什么生活呢？他又不能不感到茫然了。慢慢地走散的人又回到宫内，我想念浩和嫮生，上午特地回家看望了下。她们也已经自防空洞回到家里。我又一次嘱咐她们要小心。吃了些饭，我不放心溥仪，又到宫内去。当时由于时局紧张，有的日本官员留在新京的家属要撤回东京，她们约浩同回日本。看来日本是打败了，不然不至于这样消极沮丧。可怜的浩，谁让她嫁给一个中国人做妻子呢！此刻，她是该和命运多蹇的丈夫共患难呢，还是贪图安全回到日本呢？当然回到日本也是处在战争环境中。浩选择了前者。她告诉日本官员的家属： “谢谢您的关心。我要留在这里，请不必担心。” 当然，留在这里，她也是想念着现在正在日本的慧生，放心不下。可恶的战争，把我们一家人两下分离，弄得牵肠挂肚，心悬两地。 8月10日下午2时，吉冈来电话叫我和浩到他那里去。到了那里，吉冈一反往日盛气凌人的常态，非常消沉地对我们说：“苏联已向我们宣战。” 他告诉我们，苏联的几千辆坦克已经越过国境，正在向我们这里挺进，估计明天将到达新京附近。时间很紧迫，我们要做好撤退的准备。关东军打算带着皇帝据守通化，但估计也只能守两个月左右。因此要我们和关东军一起退守通化，并且要做好战败自杀的准备。 我感到愕然。怎么回事？平日号称“拥有数十万精兵。”扬言可以坚守满洲的关东军竟这样不堪一击，不做任何抵抗，拱手要把新京让给苏军，太让人失望了。溥仪经常用短波收音机收听外国新闻节目，并且经常把他听到的消息告诉我，所以我已经知道日本惨败以及美军在广岛扔原子弹的消息。我以为日军总还能支撑一阵子，没有想到日军竟这样脆弱地不战而退。想起关东军平时趾高气扬地骑在我们头上欺侮我们的样子，令人气愤，更气愤的是如今兵败如山倒，到了末日还要让我们自杀，怕我们落到苏军手里会泄露关东军欺侮中国人的真相。想到这里，我实在觉得不能容忍，与其让日本人逼着我们在远离新京的通化自杀，还不如就在这里结束我的一生吧！想到这里，我不禁把手伸进了我的枪套。 这时，突然浩疯狂似地扑向我，夺住了我的手。 “住手，死还不容易？可你们兄弟俩好不容易熬到今天，怎么轻易想去死呢？你怎么能丢下皇上自己先去死呢？是不是非要死呢？我们还不到这个时候，我们还有办法。” 浩的话使我感动。是的，我还不到死的时候，应该想办法生存下去。而且浩那种亲切的关怀增加了我的力量，使我能够在艰难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我终于向吉冈表示： “事已如此，我一切听从你的安排吧！” 8月11日，关东军和宫内府紧张地准备转移。 我也要准备逃亡了。 因为此去凶多吉少，要作好覆灭前的决斗，行李是不能多带的，要轻装前进。房子呢？让仆人们住吧！我叫仆人们搬进来住。他们流着泪说他们只是看守，什么时候我回来还把房子还给我。我把一些日用品分给了他们。一些重要的珍宝，我选了个秘密的地方挖坑埋了起来。眼看全家要踏上前途渺茫的征途，多年来在陆军士官学校培养起来的那股军人精神在我血液中奔流着，我愿在这里为保卫作为满洲国首都的新京而牺牲。我去看看溥仪作好了离京前的准备没有。他木然地站在那里，底下侍从忙乱地搬着东西。我向溥仪说： “皇上请善自珍重。我愿留在这里战斗到底。” 溥仪一摆手说： “你切不可贸然从事。等我死了，你再打仗也不晚。你跟我一起撤退吧！” 这时我已当了宫内府侍从武官，就是在溥仪左右，为了保卫他的安全而尽力。他也似乎只能信任我们这样的亲属。我和浩等告别，要她和三格格、五格格等随着宫内府的家属一起撤退。我和溥仪、润麒等在一起，由关东军护卫着单组成一个队伍撤退。这时苏联宣布参战已经三天，新京的市民们正在街头挖掘壕沟准备巷战。一个个临时防寨已经修筑起来。关东军忙着转移司令部和他们的家属。在街上可以看到有的日本军人腰挎军刀，胫缠裹腿，喝醉了酒，高唱着法西斯军歌行走着。日本妇女则如丧家之犬，携儿背女，仓皇地走着。那些被关东军抛弃的下级职员的家属以及一般日本人的家属都身背大包裹，手提行李箱，冒着酷暑，一群一群地拥向新京车站。这时列车因为被军队征用，车站里已经没有列车了。人群中哭喊着、怒骂着，都希望能得到一张撤退的车票。有的日本人开始出售高价货车车票，这些高价车票也被绝望了的人群一抢而空，他们希望赶紧离开这死神包围的新京，逃到新的地方去。 在一片慌乱中，所谓“迁都”也开始了。溥仪和我们这些随身官员以及家属们由关东军警卫军和宫里的警卫军护送着乘坐宫廷列车南逃。临出发前，溥仪率领我们，携带清朝历代祖先牌位到新京神社前集合，向神灵祈祷，愿神灵保佑我们一路平安。神社的神职人员正磨刀霍霍，准备苏军来到时集体自杀。然后队伍向新京车站出发。这时下起了滂沱大雨，我们沉默地在雨中行走。我想号称“镇守东北稳如泰山”拥有百万雄师的关东军，你们都到哪里去了呢？让我们如今这样si惶地逃难。两旁的群众看见我们这一行失魂落魄地逃走，都破口大骂。飘泼般的大雨声加上群众的咒骂声使我们的心情更加沉重。来到车站，见车站里挤满了黑压压的候车的人群，挤得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人们哭喊着，婴儿尖叫的哭声，母亲的安抚声和训斥声，各种音响交织，嘈杂而又混乱。这里变成了人间的活地狱。我们这一行由警卫军保卫着，硬是分开挤在站上的人群坐进了专车。车站上的人们用羡慕而又怨恨的眼光看着我们。有人哀求着： “已经等了两天了，求求你们，让我上车吧！” “把这个孩子带走吧！我们已经老了,死了算了。孩子还年轻，给他条活路吧！” 宪兵怒斥着他们，用力把那些紧抓住列车车把的人们推开。列车开动了。这是子夜一点钟，随着列车的开动，车厢的电灯熄灭了，黑暗的列车在漆黑的夜里蠕动着，渐渐地，离新京愈来愈远了。伪满洲国的首都已经被我们抛在后面，好像宣布了它的灭亡。火车的气笛时而发出凄厉的哀鸣，又像在为已经死亡了的满洲国唱哀歌。伪满洲国是死亡了，至于我们呢？我不知道列车要开到哪里？也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们。 在专车上，由于战局突变，匆忙逃亡，方寸已乱，御膳房不可能为溥仪准备丰盛的伙食。慌乱之间，只给溥仪做了碗盐水煮面条，家属们只能啃干面包。8月13日早晨，列车到达伪满的临时首都临江。车已过通化，在通化时，列车曾略停了一下，关东军的人上车和溥仪商量了一下作战的事情，向他汇报了一通捏造的“捷报”。因为临江没有可以作临时皇宫的地方，列车又往前开，一直开到了东边的大栗子沟。 大栗子沟位于长白山与鸭绿江之间，是一个靠近中朝边境的小山村。这里本来是个不为人知的小地方，就是因为战乱之际溥仪和我们这一行到过这里，现在这个地名很多人都知道了。这里没有什么像样的房子，有个大栗子沟矿业所，溥仪的临时皇宫暂设在矿长家里。我和浩、嫮生住在一所木造的二层小楼楼下的房间里，五格格和万嘉熙住在我们前面的房间里，吉冈住在我们的楼上。二格格、三格格则住在另一栋楼的楼下。这里风光明媚，长白山层峦叠嶂，早晚随着阳光的浓淡，不断变换它的新装，可是我们无心欣赏，再美丽的风景也徒然让我们黯然神伤。 在那些日子里，溥仪领着我们向祖宗的遗位叩头，他也不断地用金钱占卦，以卜吉凶。我以为我们可能要在大栗子沟这个僻静的小村住一些日子。幻想它能成为世外桃源。可是这个幻想很快破灭了。8月15日,溥仪通知我到他房里去听广播，我立刻过去。一进他的屋子，只见他正襟危坐，态度严肃而又悲哀。收音机里正在播放日本天皇的一个讲话，声音夹杂杂音，听不清楚，可是断断续续地能够听出来他在宣读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实行无条件投降的昭书： “……夫谋帝国臣民之康宁，偕万邦共荣之乐，此为皇祀皇宗之遗范，为朕之拳拳之措者……” 听到这里，溥仪哭了。我想安慰他，可是实在说不出话来。我俩手拉着手，相对流泪。完了，这下子彻底证明“满洲国”是完了，因为连日本都投降了，哪还有我们的生路呢？8月16日，张景惠为了证明这个消息是否真实，特地到通化关东军司令部去了一趟。第二天，他带回来一个确凿无误的消息，日本是投降了。于是我们就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即要不要解散“满洲国”和皇帝要不要退位的问题。 那天晚上，在矿业所简陋的食堂里召开了紧急的参议府会议。我们随便搬来几把椅子。张景惠坐在议长席上，臧式毅参议府议长、熙洽宫内府大臣等随便坐下。在昏暗的灯光下，大家无法掩饰那种悲哀的心情。会议持续开了一整夜，到8月18日凌晨1点，才通过了决议，决定“满洲国”解体和皇帝宣布退位。 退位仪式简单而严肃，皇帝溥仪宣读完退位诏书之后，和与会者依次静静握手，悄然退出会场，他成为平民了。溥仪很会做戏，在宣布退位时，自己跪下说，由于他的无能，给日本天皇添了很多麻烦，请求天皇原谅。他在退出会场时，还和站立在旁的日本兵拥抱告别，日本兵感动得掉了泪。我忽然对溥仪产生了反感，到了此时，还有什么心思作这种丑态呢！短命的伪满洲国一共经历了十三年零五个月。就在大栗子沟这个偏僻的地方土崩瓦解，结束了它的生命。我们从新京捧来的清朝历代祖先的牌位，也在这里烧毁。随着烟消灰尽，说明清朝确实是灭亡了，它不可能再复兴了，关于它的任何幻想都破灭了。退位仪式一结束，伪满洲国的要人借口这里有土匪，他们要撤回新京了。随后的关东军警备队、伪满禁卫队的士兵也都撤退。只剩下以博仪为首的爱新觉罗家族成员和一些内廷职员以及吉冈御用挂等日籍职员。我们这些人向何处去呢？溥仪虽想回北京，但这是做不到的。眼下，唯一的出路是逃亡日本。当关东军和大本营联系时，得到的答复是不予接受。这使我们气愤到了极顶。当初为了利用我们，一再督促着我们建立“满洲国”，现在战争失败了，又把我们扔下不管，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呢？经过我们一再的催促，日本终于同意溥仪一行到日本京都都立饭店暂时避难。溥仪到了这时，由于实在害怕，竟向吉冈提了个问题： “今后生命能不能保险？” 吉冈露出了从未见过的凶相，手拍胸口厉声说： “谁能保险？拿出胆子来！” 溥仪乘坐8月22日从通化起飞的飞机去日本。第一批出发的除了他以外，还有我、润麒、万嘉熙、毓赡、毓yan、毓dang三个侄子，医生黄子正、仆人李国雄。皇后婉容以及浩、二格格、三格格、五格格等以后再去。博仪去和婉容等告别，说： “我们先走一步，你们可以坐第二批飞机，或从陆路经朝鲜到日本来。只要到了日本，就没有问题了。至于今后的生活，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我已经把钱提前汇到日本去了。” 我也和浩告别，说句实话，我很高兴，因为回到日本我又可以见到我那心爱的慧生了。所以当浩为我准备好洗脸用具和准备换洗的衣服时，我都不想带，我以为几个小时就到日本，用不着带那些东西了。我有些过度兴奋，我对浩说： “你和嫮生随后就来吧！今后，我再也不当这皇宫内的差使了。我们一家四口子好好过日子吧！” 浩也轻松地对我说： “是啊！我随后就来。” 出发的时候到了，溥仪已经脱去皇帝服，换上褐色的西服，穿开襟衬衫。他和正在哭泣的婉容和福贵人李玉琴说： “我等着你们到日本来。” 接着，他又向一般职员致谢，说： “长期以来多蒙关照，祝大家健康幸福。” 说着，说着，他哭了。 我也和浩再次告别，我比较冷静，多年严酷的军校生活毕竟对我有所锻炼。 飞机起飞了，我再次看了看为我送行的浩，她正微笑。我向她挥手。我原以为真的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重逢的。哪知道这一别就达十六年呢？因为飞机到达奉天机场时，苏联红军几乎同时到达。飞机一着陆，我们就被逮捕，成了阶下囚。我们经过新京被送到苏联，从此开始了囚徒的生活，至于浩呢？她和嫮生开始了她俩颠沛流离、扣人心弦的流浪生活。关于她的这一段经历，浩后来写成《流浪的王妃》一书，在日本和中国都已出版发行。我就不在这里叙说了。 到了伯力市内，苏联当局就把第45收容所“一宅分两院”，划为两个区域：一个是溥仪和我们这一小集团；一个是日本高级军官和伪满大臣以及伪满将级以上军官。我和我的妹夫、侄子、荣源、黄子正可以在两个“禁区”内随便来往；溥仪和那些敌伪战犯则是不准私越雷池一步，散步时，彼此也不得越过一条白线。我最初是介乎溥仪和万、润之间的一个特殊存在，受到“准溥仪”的待遇，一时也不能到敌伪大堆的那边去，也不参加一切劳动，到了后来，才逐渐一般化，随便出入于两个“禁区”之间了。 这个特别收容所内的俘虏，既有日本帝国主义的高级军官、高级文官，也有汉奸组织中的伪满皇帝和伪满大臣，伪满的将级军官，真是洋洋大观，集敌伪于一堂。 每天一起床，屋内、院中就看到做种种奇形怪状的体操的人群：有的全裸做冷水摩擦，有的做日本式早操，有的做“西式健康法”——我们叫它是“鹰抓兔子”，有的练太极拳，有的做八段锦，有的在地下打滚和翻筋斗。接着就可听到楼上、楼下、室内、廊间发出种种奇声怪韵：有的高呼佛号念经，有的高唱日本的“谣曲”，有的哼二簧或唱昆曲。开饭时，因人多地窄，向例分三次开。当时在厨房工作的是日本的军士和兵。在民主运动还未展开时，日本军人中的法西斯空气还非常浓厚，殖民地主人公的思想仍普遍存在。开饭的次序，是“日先伪后”，大官据首座，小官列次席。后来这些文官武将的本质逐渐暴露出来，如：关东军经理部（军需部）的中将偷白糖，致使日本俘虏兵叹为“世界的末日已到”；敌伪大官为争一块面包而大吵大骂；伪满少将偷窃日本中将的毛衣。借一个日本兵的话来说：“过去看到这些高级将领，真像金泥彩饰的庄严佛像一般，现在看起来，就像金彩剥落露出黄泥的破佛像一样。” 在伯力特别收容所的五年间，除了每日三餐之外，其余差不多全是“娱乐”的时间。散步，下棋，打麻将，开宝，成为消磨时光的“日课”。 汉奸集团的文武大官中，当时对于日本战俘的态度，大约可分为三种： 一种是深恶痛绝，大有不共戴天之势，即不得已见了面，也想借机大骂他们一顿。代表这类的典型人物就是溥仪。但这样的是极少数。 一种是无恩无怨，不即不离。这类人占绝大部分。过去的老军阀、“大人物”多属于这一类。 一种是甘心继续过去的关系，不但不仇视这帮既害了祖国，也害了自己的法西斯恶魔，反在“不打死老虎”的遮羞布下，把殖民地的主从关系延长到伯力的俘虏收容所内。这种类型的人也居少数，是一些从殖民地出身，确实得过日本“好处”的忠实汉奸们。 我当时的心情是：仇恨苏联，怀恋日本。对国民党是又恨又怕，对共产党根本没有认识。认为苏联是把自己的“半生基业”连根拔掉的“仇人”，国民党是历史上的死对头，共产党和自己是水火不相容的存在。特别是看到苏联在卫国大战之后，又遇到1946年的大旱灾，面包、乳、肉，无一不缺，想想还是过去那种社会的生活好。更因为自己的妻子是日本籍，长女又在日本，将来后半生的寄托，除了日本更无别路。我受日本法西斯教育多年，看日本的一切都觉得顺眼，尤其是认为以日本军队的“忠勇精强”，总会有卷土重来的一天。 我不但对以山田乙三为首的前关东军司令官以下的战犯，见面必先行礼，说话必敬呼“阁下”，即对于次级的人物，也是无话不谈。那时日本战犯中已经有人获准释放回国，我认准哪些日本战犯有可能被遣返回国的，我就找机会接近他们，告诉他们浩住在那里，希望他们回国后能为我捎个口信，告诉浩，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一定要插翅飞到她的身旁，要她耐心等着。两个孩子请她抚养好，等着我平安归来。我甚至还打听怎样才能加入日本国籍，我以为我不可能回中国，回国后等着我的是死路一条，我只有偷逃到日本去，加入日本籍。 在伯力收容所，有一个苏联翻译叫别尔面阔夫，他在研究中国的历史，要我为他写些材料，如中国的婚丧嫁娶、儒教、佛教的情况等。我都给他写了。他送给我一些纸烟糖果等日用品作为酬谢。我说： “你需要什么材料，我都可以给你写，但你要帮我办一件事。” 他说：“什么事？” 我说：“我的妻子在日本，你要帮我和她取得联系，让我找到她。” 果然过了些日子，他告诉我，他有一个朋友要到日本东京去，要我给浩写封信交给他，他那朋友一到东京，往邮筒一扔就行了。我真是感激涕零，连忙写好了那封信交给了他。不久，他告诉我，他的朋友已动身，此事已办妥了。 不久，我又找别尔面阔夫。我说： “你想个办法把我送日本去好了，乘日本战犯遣返回国时，把我也夹在中间。我回到日本，夫妻儿女一家团聚，大恩大德，我忘不了你。” 别尔面阔夫大吃一惊，说：“你好大胆子！这事我办不了。这件事你以后也别再对人讲，别人知道了，将来你回到中国，共产党决饶不了你。” 我听了，也大吃一惊，从此不敢再提。 1950年7月28日，我和溥仪等一行，从伯力第45特别收容所出发，乘三等旅客列车南下回国。后来我知道解放以后中国政府经过与苏联政府的交涉，才答应将我们这一批战犯引渡回国的。 火车从绥芬河出发，经过牡丹江到哈尔滨时，已是晚上，深夜到达了长春。黑暗中听到列车员报“长春”站名时，我不由得陷入对故土的沉思，只是火车风驰电掣般地向前驶去，我的思路也随着向前发展。8月3日中午到达沈阳，火车停了下来。上来一些穿军装的人员，叫了溥仪、张景惠等人下车，坐进一辆轿车拉走，没有叫我。被叫下车的人不知此去还能不能回来，吓得面孔煞白，溥仪尤其表现得紧张。他下车后拉着毓嵣直往前走，说：“走！我领着你去见老祖宗！”我们这些没有叫走的人，也是嘀嘀咕咕，很怕要分别处理我们这些人，也许我们是第二批处决吧？一个多小时以后，叫走的人又都回来了，一看他们的神色，我们就放心了。他们神色坦然，说东北人民政府高岗主席接见了他们，劝他们要安心改造，明确地说了不杀他们，中国有强大的政权，政权稳定，多杀一个人没好处，少杀一个没有坏处，并告诉他们将要送他们去抚顺学习改造。招待会还预备了水果、茶点。车厢里突然活跃了起来，大家感到吃了颗定心丸，神情确实稳定下来。有的伪满大臣居然猜测可能要被送到抚顺去疗养，从前他们曾去那儿疗养过。明明是阶下囚，怎能出此妄想呢？我可笑这些同僚们平日啖食鱼肉惯了，连分析问题的起码能力都丧失了。 火车离开沈阳，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抚顺车站。一下车，就使我们这些战犯的头脑猛地清醒过来，明白地知道我们的身份仍是战犯。站台上整整围了大半圈战士，手持上着刺刀的枪，圈外边还放着一挺机枪，有机枪手看守着。我们每七、八个人被押上一辆卡车，卡车上有四名持枪的士兵站在四角拿枪顶着我们。有的人不识相，还想伸出脖子四下观望，马上被战士喝令低头。当这一连串有武装押送战犯的卡车在抚顺市内驶过时，市民莫不驻足观望。我们都灰溜溜地低下了头，这时才觉得自己是多么见不得人啊！ 卡车把我们送到一个大院里停了下来。大院周围高墙耸立，上面围着电网。我明白了，这是监狱。 伪满大臣中有人认识我们在押的监狱，说这就是日伪时期日本人盖的抚顺大狱，专为关押革命志士用的，没想到现在用来关押我们自己了。正是用上了“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这句成语。不过解放以后，监狱里已有了暖气设备，比以前改善多了。 管理所的战犯都编了号码，身上别上号码，代替原来的名字。溥仪的号码是981号，我是1000号。我们彼此也用这些号码相互称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我生活了11年。 每当我百无聊赖，或夜深人静睡不着觉的时候，一个潜伏的念头总是像幽灵似的偷偷地爬上我的心头。那就是我想念我的妻子和女儿。失去了他们，我变得孤独。我常常怀念我们在万寿西街寓所的那一段生活，“相依为命”真是再准确不过地说明了我们两人的情况。也想到在大栗子沟临上飞机时她满怀深情注视着我的情景。谁会想到我们从此竟音信断绝了呢？浩肯定也在想念我，只是她不知道我现在关在东三省的铁笼子里。我们真像苏轼词中所说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我这种思家的痛苦难免要流露出来，有时我和住在一个铁笼子里的三个侄儿闲聊时表示了想念的心情。那时管理所为了教育我们，常常搜集我们的思想情况，了解到我这种思家的情绪。1951年11月，有一次李渤涛科长召集犯人讲话时，突然讲了下面一段话： “有人到了现在，还念念不忘地惦记着他的日本人老婆。你不想想，日寇是想利用你，所以才让日本女人来同你结婚，为什么你对利用了你的日本女人还这样念念不忘呢？” 我听了犹如晴天霹雳，五雷轰顶，因为当时正是抗美援朝形势紧张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站稳立场，划清界限，跟帝国主义作斗争，当时我这种情况不是正好说明我没有跟帝国主义划清界限吗？而且我娶了日本老婆，日本帝国主义通过我的老婆利用我为他们侵略中国服务，浩会不会是特务呢？管理所领导在阶级斗争形势紧张的情况下对我提出警告是应该的。但我相信浩决不会是特务，浩同情中国，她自己就不满关东军趾高气扬的骄横作风。我们虽由日本军方包办而结合，但我们有纯真的感情，我们都是痛恨日本军国主义的。正是由于她愿意当一名中国人，才不断唤醒我头脑中残存的民族意识，而共同痛恨日本军国主义。我当时很难表白自己这种心情，感到十分痛苦。这时李渤涛科长找我来了，这个比我大约年轻二十岁的人竟说出了十分老练而婉转的话： “你想日本妻子和孩子是可以的，也是很自然的，但这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战争侵略我国是两回事。你要经常想一想，这些年来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使多少中国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现在朝鲜人民也正因为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战争而陷入妻儿分散的局面。你为什么老陷入自己小家庭的分离而不能自拔呢？这里有一个站在什么立场的问题。国难大于家仇，我们要仇恨帝国主义，把注意力集中到反帝这一方面来。你不要因为想念老婆孩子影响学习，影响改造旧观念，这样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好处呀！” 我一时语塞，竟流下了泪。谁说这里没有仁慈呢？这种既严肃又温暖的语言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改造政策。我虽然想念浩，可是当时的形势我必须把反帝放在首位，我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学习形势、政策、时事方面。这就是站在人民立场上观察问题。 在大坦白大检举的滚滚浪潮中，我倾吐了过去的罪恶历史，犹如洗了一个澡。洗去了污泥浊迹，感到轻松愉快了。在这时候，更使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与久别的浩、慧儿、嫮儿又恢复了联系。 那是1954年8月与11月之间。一天，孙所长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他让我坐下，笑着问我：“想念妻子和女儿吗？” “不想。”我违心地回答着，因为1951年我已经因为想念妻儿受过批判。其实这几年来何尝不想念浩和慧儿、嫮儿呢？只是因为我们是战犯，不准和家属通信，所以我只能把对妻女的怀念深深地埋藏在心坎里。我幻想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来割断我俩之间这种缠绵不断的相思。我希望我快点被判刑，我的罪恶已经坦白了，判了刑，我成了正式罪犯，浩就可以和我离婚，结束我们之间关系。其实不判刑浩也可以和别人结婚，我这个人不值得爱，她索性和别人另建立家庭，我也就死了这颗心了。当然还有一个更好的设想，那就是浩等着我，等我服满刑，她携着孩子翩然归来，那我就是最幸福的人了。要是这几年内日本也变成中国那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那就更好了，浩也像我现在那样地受着民主教育，她能够改变她那种贵族小姐式的生活方式，那我们生活在一起就更没有隔阂了。瞎！我真是胡思乱想，我想到哪里去了？这几年来我就是这样神魂颠倒地生活着。 孙所长见我神思恍惚，就提醒我给浩和女儿写封信，他给寄去。管理所允许战犯和家属通信了。这真是喜出望外的大喜讯，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出乎意外的是，孙所长还告诉我是慧生曾给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写了信，要求她能够与她失去多年联系的父亲通信。周总理同意她的请求，并且把慧生的信批转给了我。我用颤抖的手接过那封远隔重洋寄来的信，目光落在信上： 我的中文虽然很拙劣，但请允许我用在日本学习的中文写这封信……我的父亲溥杰久无音讯，母亲和我们都很担心。我们不知给日夜思念的父亲写过多少次信，寄过多少张照片，但是从来没有收到过一封回信，只好望洋兴叹。 虽然人的思想各不相同，然而骨肉之情却是同样的。我想，如果周恩来总理有孩子，一定能够理解我们对父亲的思念。一定能够理解盼望与丈夫团聚，同时含辛茹苦地将我们抚育成人的母亲的心情。 现在，中国与日本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是，我们的家庭是由中国的父亲和日本的母亲组成的，我们全家人都真心实意地期望中日友好。这一心愿是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拦的。母亲盼望早日回到父亲的身边。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中日友好的桥梁，所以才这样拼命她学习中文。 谢谢，拜托了。请将这封信连同照片转交给我的父亲…… 我读着读着，不禁哭出了声！浩！你教育出了这么好的女儿，能写出这样通情达理、善解人意的信件，而且从信中可以看出慧生像你一样的热爱中国，她要做个像样的中国人，她还要从事中日友好的工作，这完全是你的意愿呀！想不到我身陷囹圄九年，女儿们在你的哺育下已经成长起来了，我怎么向你表达我的感激心情呀！我向孙所长表示了感谢，我很快给浩写了信。信写得很简短，信里说：“我现在在抚顺。托慧生的福，我能给你去信。……” 我告诉她，是周总理转给我慧生的信的；我还告诉她，周总理欣赏这封信。真的，捧着这封信，我觉得沉甸甸的，这里面不仅寄托着浩、慧生、嫮生三颗赤热的心，它还经过一个伟人的手，传递着伟人的温暖。我捧着这封信，真是觉得手心灼热，因而如醉如痴了。 我写的信经过日本赤十字社，到了浩的手里。母女三人反复地贪婪地读着我的信。如今千山万水隔不断我们夫妻父女的感情，我们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不久，我也收到她们三人的来信。我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她们的情况了。慧生的中文信写得很好，中国话也说得好，她正在读中国文学和中国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她说如今中国是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不能不读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听说她还起了个中国名字，我想如果我将来释放以后可以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话，慧生可以当我的助手。自从浩和我恢复通信以后，我在抚顺管理所的生活似乎变得充实了。为了表达我喜爱两个女儿的心情，我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 寄慧、嫮二女 今生自分永沉沦，却庆昭苏大地春。 眼底光阴诚过客，瀛寰儿女已成人！ 桑榆欲养阿爷志，朝夕无违乃母心。 时至会当回祖国，向东计日乐天伦。 1957年春日作 诗既表达了我对浩的感激之情，也流露了我盼望她们回来，我们全家团聚的愿望。 由于我可以和家属通信，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全部战犯也都可以和家属通信。感谢管理所给了我们这种方便。由于家属来信作了些思想工作，也推动了当时正在开展的坦白、检举工作。我觉得也要感谢慧生的努力，使我们获得了这种幸福。我也和北京的弟弟、妹妹们通了信。四弟溥任，现在的名字叫金友之，他当了小学校长。四妹韫娴和七妹韫欢当了小学教师。五妹韫馨是个缝纫工人，生活很好。她的子女都上了中学，她还学会了骑自行车。六妹韫娱是个画家。三妹韫颖还当了街道治安保卫委员，她还是个社会活动家，经常到邻里串门，宣传新婚姻法。想不到当初我们这些娇慵懒散的“金枝玉叶”，都在新社会中有了她们相应的地位。这使我感到高兴和放心。我想到自己，也觉得放心。我相信共产党，只要我老实交代自己的问题，我想党一定会宽大处理我们，给自己以重新做人的机会。 我这个想法，进一步得到了证实。 1955年3月间，有一天我和溥仪忽然被叫到所长办公室去。一进门看见屋里坐满了一些戴着金光闪闪肩章的人。孙所长说将军们非常关心你们的学习和改造，你们随便谈谈吧！将军们问了问我们的童年生活和伪满时期的生活，特别问了问现在的情况，问我们对管理所的学习和生活有什么意见。我和溥仪都如实作了汇报，一再感谢共产党的教育和帮助，表示认罪，愿意接受改造。有一位带胡子手中握着烟斗的人，我经常看新闻记录片，认得他是贺龙元帅。他问溥仪：“你在这里，与以前当皇帝时候相比，吃的东西哪个好吃？”溥仪回答说：“这儿好吃，我过去在皇宫里虽然吃山珍海味，但都不知道味道。现在在这里，二两的包子一顿能吃六个。”贺龙又问我家中还有什么人，还向我问起嵯峨浩的情况。我告诉他，我们已经通信。贺龙问起以后的发展趋势。我小声说：“她在日本生活惯了，以后不一定会回来了。”贺龙笑着说：“人是可以改变的，我想她总有一天会回来的。”贺龙的话使我吃惊，但也看到了希望。我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海洋般的宽阔胸怀，因而感到新生在望。贺龙最后敲着烟斗说：“不要光是认罪，你们要好好学习、改造。你们将来还能亲自看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实况呢！”后来，我知道那天还有聂荣臻元帅在座。在回去的路上，溥仪问我：“‘能看到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 我不敢说出我心中真正的想法，我觉得这里隐含着我们还有被释放出去的可能。回顾当初我们以为来到抚顺一定要被枪毙的想法，未免觉得太可笑了。我说：“那是鼓励我们要认真学习改造。” “是的。” 当我们回到监舍，把元帅接见的情况告诉大家以后，在同屋的伙伴中引起了一阵轰动：“恭喜你们，老溥、二溥。”我们那时已经被大家简化地称作：“老溥”、“二溥”，有时叫“大老溥”、“二老溥”，说明原来的帝王之尊已经被推翻了。大家都从元帅这些简短的鼓励的话语中看到了光明的前途。 1956年3月10日，即第一次参观后的第三天，我和溥仪、润麒、万嘉熙以及三个侄子毓yan、毓dang、毓赡都被通知到所长那里去。我们都纳闷：有什么事要找我们呢？一到所长的接待室，发现原来阔别了十几年的载涛叔叔和两个妹妹来看望我们了。亲人意外相见，真是喜出望外。七叔多年不见，虽已69岁，但脸色红润，健壮如旧。他首先告诉我们不久前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他看见了毛主席，当时周恩来总理把他介绍给毛主席，告诉毛主席这是载涛先生，是溥仪的叔叔。毛主席和他握手后说，听说溥仪学习得还不错呀，你可以去看看他们嘛！说到这里，涛七叔的声音哽咽起来，我们全家都感动得流了泪，毓yan甚至痛哭出声。七叔又说，第二天彭真市长又找到他，告诉他可以带弟妹去抚顺，并发给了旅费。三妹和五妹又抢着说，东北天气冷，政府特地为他们发了棉衣。说着说着，她们又激动得哭了起来，这时在旁的孙明斋所长知趣地说：“你们慢慢地谈吧！”带着管理所的其他干部退出了接待室，让我们更方便地畅谈。 家人聚会，我们尽情地谈了起来。七叔说到父亲载沣在解放以后，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建议，曾被中央文史馆聘为馆员。他于1951年逝世，临终时除了我和溥仪外，其他子女都在场，妥善地办了丧事。他本人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也是全国政协委员，古稀之年，还参加了他最喜爱的解放军系统的养马工作，在西北高原上工作了一段时间。他说话时那种愉快的心情溢于言表，连我们也觉得高兴。七叔还告诉我如今满族的人口已由解放前登记的八万人增为二百四十万人。这是由于辛亥革命以后，清廷崩溃，满族处境困难，求职无门，一般的冒称汉族，爱新觉罗的子孙也改姓金、肇、罗等，满族凋零，生活也日趋困难。只有到了解放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平等友爱的大家庭，满族人才敢于公开自己的身分。宪法公布之后，根据人口登记的统计数字，满族人口一跃为二百四十万，这里蕴藏着少数民族的一把辛酸血泪。我自己是体会很深的。清廷覆灭，我成为末路王孙，不自量地妄图复辟清朝，鉴于自己没有力量，只有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现在日本战败，国民党政府也已崩溃，我成了阶下闪。我固有自己应负的罪责，但我又是个没落的满族，更没有好下场了。七叔的讲话却给了我信心，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使我认识到只要我认罪改造，我是有出路的。七叔还郑重地告诉我祖宗的陵墓都保护得好好的。我放心了。我想起已故的父亲载沣，不由得从心里说：“阿玛！不孝男溥仪、溥杰对不起您，连累您晚年牵肠挂肚地想着我们，临终时我们也不能前来送别。现今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社会，我们兄弟俩要认真改造自己，您老人家放心吧！” 七叔和三妹、五妹整整和我们谈了一天半。他们住在抚顺市东公园专家招待所，溥仪也被管理所用专车送去同他们叙谈。他们参观了管理所的伙房、浴室和监舍，觉得这里的条件很好，和学校差不多，他们也放了心。 自从和浩、慧生、hu生以及北京的弟妹恢复通信以后，我觉得生活变得充实了。管理所大墙内的天空似乎也变得宽阔了。我天天盼望海外来信。我通过信和妻女们交谈着，觉得生活有了盼头，我等待着有朝一日走出大门与家人团聚。慧生的中文信写得很好。她攻读中国文学，已经读了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中文版鲁迅的《彷徨》，甚至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这使我想起她周岁的时候，为了占卜孩子的未来，让孩子在一个摆着各种各样东西的盘子里随意抓东西，抓到什么就意味着她将来有什么样的前程。慧生居然抓着离她最远的笔。这使我觉得很高兴，孩子与笔墨有缘，这就能继承我将来的事业了。现在她真的喜欢中国文学，而且已经知道爱新觉罗家的门第，她要使她自己能够有足够的文学素养可以继承起书香门第的传统。我的慧儿！你让我得到多大安慰呀！你给了我多大的信心呀！如果我要是改造不好，怎么对得起你们呀！慧生要考大学了，她想报考东京大学哲学专业。她来信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尊重你本人的意见。”亲友们不同意，说读哲学容易被赤化的；有人说报考东京大学哲学系的女生只有慧生一个，混在男生中间，耳鬃厮磨，又谈论哲学，时间长了，弄不好姑娘的性情发生变化，万一变成个独身主义者怎么办？于是慧生动摇了，她决定参加学习院的考试，报考国文专业。我想这也不错，将来她可以把日本的古典文学介绍到中国来。我和浩、还有慧生，不是都愿意作中日友好的桥梁吗？ 浩可是很久没有来信了。1954年11月26日她来信说，为了鼓励我和溥仪学习和写作，她要送给我们两人各一支自来水笔，她将托正在日本访问的李德全部长带回来。现在已是1958年1月了。李德全部长早已于1957年底回国，怎么还没有把笔送来呢？浩本人也迟迟不来信，出了什么问题吗？真使我不放心。1月26日，管理所收到李德全部长带回来的已回到日本的前日本战犯写给目前仍留在管理所内日本战犯的信，因此我觉得我的笔也快捎来了。 但是浩的信仍没有来。 望穿秋水。1月28日，浩的信终于来了。同时到达的还有浩的妹妹启子的信。拆开一看，真是晴天霹雳，我的慧儿她自杀了。难怪浩没有给我来信，她正陷在难以自拔的悲痛之中。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弄清楚事情的原委。慧生在学习院认识了男同学大久保武道，两人相爱。浩的心思是她既嫁给了中国人，她就是中国人，女儿也是中国人，应当嫁给个中国人，而且应该是满族。浩这种热爱中国的想法，始终让我感动。当我长期以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复辟清朝，同时又因受日本欺侮深感屈辱内心陷于极端矛盾的时候，常因浩的反抗日寇横行霸道的情绪而增强了自己的民族意识。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不如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女人呀！我要保持中国人的尊严。但是在儿女婚姻问题上，应该是尊重本人意愿的，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阻碍女儿和一个日本人结婚。我想起慧生在最后一封信中就告诉我她有个男朋友，她很喜欢他，但没有提到结婚，也没有说明她的母亲持反对态度，只是问我她该如何办？我想我是有罪之身，长期不和女儿在一起，也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实在没有资格来答复她这种问题，因此回信中只说我不了解情况，希望她照母亲的意见办。这使得慧生非常失望，她本来希望得到我的支持，结果得不到我的支持，只好走上了绝路。她和大久保两人，1957年12月4日下午7时相约在日本静岗县天城山隧道到八丁池之间开枪自尽。五天之后遗体才被人从一棵百日红树下发现。两人依偎着，手枪已经射穿了太阳穴。慧生实由我而死，要是我能给她些支持的话，或我再劝劝浩，她是不至于走上这条绝路的，我又增加了罪孽。 慧生殉情的消息很快传遍了管理所。当天管教科金源科长找我谈话。 金科长安慰我说：“人总是要有一死的，不过你的女儿正在求学，不到死的年龄，正是奋发有为，力求上进的时候，她的死令人可惜。你不要难过，要化悲痛为力量，更好地学习改造。你要认识到这件事你也是有责任的，因为你不在家里，不和老伴在一起，你不能对女儿进行工作。假如你要是和老伴在一起，你直接做一点工作，这件事也会处理得好一些，你女儿也不至于自寻短见。你要从这件事上看到自己的罪过，因而增强改造的勇气。女儿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你已经失去了女儿，再悲痛也没有用。你要更加爱护剩下的这个女儿，让她健康地生长。不要过于悲伤了。” 天哪！这比父母还亲切的安慰，我哪能不感动呢？我又一次掉下了泪。是的，为了浩，为了唯一的hu生女儿，我要擦干眼泪，坚强地生活下去。第二天，我就给浩发了信，我写信时仿佛慧生还活着，难以相信她已经去世了，我向浩忏悔了我的罪过。我写道： 我把将来的一切全部寄托在慧生和hu生身上了。我之所以能经受种种磨难，活到今天，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和两个女儿和浩团聚……这是为什么啊！？天各一方，身为父亲不能为女儿做任何事情，这是我终生的遗恨。如果说谁有罪的话，那就是我，是身为父亲的我…… 我纵使一千遍一万遍检讨我的罪过，也已经晚了，因为慧生毕竟已经离开我了。1月30日，就在我最悲痛的时刻，浩和女儿托李德全部长捎给我的金笔寄来了。握着金笔，想到寄笔给我的慧儿已经不在人世了，不觉潸然泪下。我夜不能寐，神魂颠倒，在夜深人静之际写下了三首怀念慧生的诗。 哭慧女三首并序 呜呼慧儿！吾三十有二生汝，五十之年丧汝，在此驹隙十八年中，因我之故，曾使汝茕孑东篱寄食，复使汝焦侧北京上书；还使汝莹雪成恨，祸发天城荒麓；终使汝弃乐习文，反致沟通中日文化大志成空。还使……罪咸在我而祸偏及汝。 （一） 呜呼慧儿！吾为汝父， 负汝实深。死者已矣， 生者何堪？有母飘零； 有妹无告，罪咸在我， 苦汝深矣！负汝深矣！！ 呜呼慧儿，偏有此父。 已矣已矣，恨何有极！！！ （二） 呜呼慧儿，吾为汝父， 而悼汝哭汝，悼也无及， 哭亦奚益！生睽万里， 死亦殊途，清夜扪心， 徒溅空泪。呜呼慧儿， 嗟何及矣。 （三） 呜呼慧儿！吾伏枕哀吟， 汝不可闻。我忏我恸， 汝岂或知？呜呼慧生！ 汝其瞑目于地下， 乃父将迎尔骨还吾故土。 呜呼哀哉！ 慧生死后，浩为了纪念她以及自己这颠沛流离的一生，写了《流浪的王妃》一书在日本出版，来信叫我写序。未见过书的内容而写序的可能就是我一人，但为了怀念慧儿并忏悔自己，我还是写了序并附上这三首诗，诗后还加上了三首律诗： 情到难堪愈见情，曾夸吾女有shi萦。 萤窗识我哀成错，鲋辙呼谁渴望营。 永世别来长恨处，廿年夭折可怜生。 瞑怀前后空余泪，咄咄书空慧字名。 误尽生平愧掌珠，累她龆稚寄人庐。 十年梦里犹呼父，万里瀛寰更上书。 骨血自连心臆痛，恩情宁为死生殊。 无边悔恨无穷泪，清夜扪心暗悼初。 噩耗遥传尚半疑，分明笑貌忆平时。 空垂老泪瞻尔母，自作余殃祸我儿。 岂计幼聪偏命薄，备尝死别复生离。 冬窗暗焰寒灯下，伏枕低吟悼女诗。 序寄走后又过了一月，到12月4日，是慧儿遇难的周年忌日了，我不觉悲从中来，又吟一律： 两眼未干哀儿泪，去年今日又并年。 荒山碧血真吾恨，遗牍与我倍汝怜。 无用心情伤事后，那堪言笑忆生前。 老妻弱女天涯外，一度思量一黯然。 1960年12月6日，我和其他几个获得特赦的人员登上了驶往北京的火车。火车在原野上奔驰着，我的心也奔驰着，恨不得一步就到北京。沿路美丽的风景，看得我心花怒放。12月7日下午，火车到达北京。一出北京车站，宽阔的马路，清洁的街道，两旁的高楼大厦都让我眼花缭乱。路上穿着深蓝色中山装的行人个个显得精神饱满。我禁不住想冲着人们喊一声：“北京，我回来了！”那天，车站上没有来接我的人，因我这事先没有写信告知五妹具体回来的日期，他们只是笼统知道我将于最近回来。抚顺战犯管理所也没有派人护送我回北京。我一出车站，就陷入了汪洋大海般的人群中。屈指算来，我离开北京十六年了，北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确使我难以相认了。我只知道五妹住在西城前井胡同8号，自己坐车到西四，在西四附近转悠了半天，夜里8点多才来到五妹家里，让五妹和老万吃了一惊。但我还是高兴的，我原是北京人，后海一带是我诞生之地。我在这童年经过的地方踯躅徘徊，寻觅旧踪，以一个真正自由人的身分回到了家，该有多高兴呀！老万对我说：“听民政局的同志说，你要回来了，可不知道你今天就来了呀！”我说我心里着急，恨不得一步就赶到家呀！五妹那时在一家小饭铺当出纳，老万自回家后在编译社工作，外甥儿女也都在上学和工作。那一夜我们一家共话家常，畅谈别后情况，一晚上都在欢乐中度过。 第二天，老万陪我到派出所报了户口。我们先到载涛七叔家，又去看望了四弟溥任、二妹、三妹、六妹、七妹等。大家见面，都是惊喜交集，爱新觉罗这一家毕竟欢喜地团聚了。看到大哥溥仪则是在稍隔几天之后，那时他在北京植物园工作，离得较远。民政局的干部通知他到五妹家来看我。他见了我，上来叫了我一声：“二弟！”紧紧地拥抱我，就哭了。我也哭着叫他“大哥！”我俩分别一年，欢庆自己的新生，情不自禁地流了热泪。 12月12日，市民政局通知我搬到崇内旅馆去居住。去年大哥特赦以后也在这里居住过个时期。我和其他被特赦的人员组织起来参加学习和参观。我们每天有一定时间学习，民政局组织我们参观解放以后的工农业发展情况、名胜古迹和重要建筑物，让我们看到北京市的飞跃发展，了解北京，熟悉生活。 就在回到北京后的不久，1960年年底以前，市委统战部通知我：周恩来总理要接见溥仪和我兄弟俩。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又高兴又紧张。敬爱的周总理！我虽然没有见过您，但我早就仰慕您。您对慧生上书的指示，您准许我和浩、慧生等通信，已使我感到您是一位杰出的通情达理的完全了解群众心理的国家领导人，我极愿一睹丰采，当面表达我的谢忱以及我今后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心愿，可是我长期在战犯管理所拘禁，没有机会会见国家领导人，真不知见了您该如何说话，我的心有些紧张。 那天晚上，汽车把我们兄弟俩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我第一次见到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总理确实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在和他接近时不知不觉就解除了紧张的感觉，轻松起来。他先问我在抚顺管理所十一年的生活、学习情况，回到北京后的观感，向我谈到政府实行特赦，是赦人不赦罪。他对薄仪说：“你在清末当过皇帝，这不能归你负责。可是在伪满那一段，那就完全是你的责任了。”然后直截了当地向我提出：“你希望做些什么工作合适？” 其实这也是长期盘桓在我心头的一个问题，我今后做些什么工作好呢？我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呢？抚顺战犯管理所的11年生活使我已经树立了一个牢固的念头：我要做一个劳动者。于是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愿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无论工厂或农村，我都愿意去。” 总理听了我的话，不觉笑了起来，冲我微笑着说： “你的意见我是理解的，你说说心里话，你到底希望做些什么工作呢？” 总理的话似一股暖流传遍了我的全身，我解除了任何顾虑，愿意向这位伟人倾吐我内心的想法。我想我从小熟读古书，喜欢做诗；我还爱好书法，喜欢京剧、相声等文艺。我说：“我想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做些文学和历史研究，或者艺术方面的工作。” 总理点了点头说：“还是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好。”他把身子转向溥仪说：“根据你的体会，你说是不是先从事一点轻微的体力劳动，熟悉一些情况好呢？” 溥仪说：“是的。我在植物园劳动，深感缩短了我和当前社会的距离。我通过劳动实践，接触到本部门以及社会上的事和人，我就了解了社会，感到祖国的可爱，增强了我作为新中国公民的责任感。” 总理表扬溥仪说：“你说得很好。说明你这一时期参加工作，参加劳动，收获是很大的呀！” 那天晚上的谈话基本上确定了我的就业方向，我也同意大哥溥仪的意见，参加劳动实践对我来说确也是必要的。几天以后，我就被通知到景山公园管理处工作。开始了我特赦以后的新生活。 就在我回到北京参加工作以后，我的家属就在为我酝酿重建家庭。我回来了，浩回来不回来呢？我们夫妻俩该不该团聚呢？大家都认为破镜应该重圆，当年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的政略婚姻现在已经完全有了崭新的内容。事实已证明我们夫妻俩的感情是深厚的纯洁的，在热爱中国和中日友好这个大目标下，我们夫妻俩的感情更加巩固，没有理由再让我们天各一方了。 使我难忘的是我最敬爱的周总理也在为我的生活问题操心。溥仪特赦以后，周总理就和他提过物色对象重建家庭。现在他老人家也考虑到我和浩的团聚问题。1961年2月3日，北京市委统战部廖沫沙部长召集我的家属进行座谈，商讨我和浩的团聚问题。座谈会上我的弟妹都主张兄嫂应该团聚。会后润麒和三妹、老万和五妹就来到崇内旅馆我的住地。商量用他们几个人的名义向浩发出一封邀请信，告诉她我已特赦回京，欢迎她回国与我团聚。他们也敦促我向浩写信，诚恳地请她回国。请浩回来，这本来是我心头酝酿已久的宿愿，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朝思暮想的就是我能获释，她能回来，重建家庭，像一个普通老百姓那样地平静地过日子。历史上东汉梁鸿孟光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的故事，多么让我向往呀！我很想重建家庭，但我没有给浩写信，因为在亲属酝酿我俩团聚的问题上，极力持反对意见的是大哥溥仪。他因为仇恨日本帝国主义，对作为日本人的浩极端不信任，总觉得这是日本派来监视他的特务，一直对浩有戒心。我娶了个日本妻子，他认为就是我犯下的天大错误。我理解他这种固执的偏见，但又埋怨他不理解我和浩之间纯正的爱情。他是我的长兄，弟妹们对他都无可奈何，我也惴惴不安，深恐我写信邀请浩回来的事会惹怒大哥。因而不敢轻易写这封邀请信。 在这关键时刻，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出头来调解我们之间的矛盾了。1961年2月12日下午，总理请我们爱新觉罗家族到他家中共进晚餐。接到请柬的除我以外还有七叔载涛、大哥溥仪、四弟溥任、二妹妹和二妹夫郑广元、三妹韫颖和三妹夫郭布罗·润麒、四妹锡娴、五妹韫馨和五妹夫万嘉熙、六妹韫娱和六妹夫王力民、七妹韫欢等人。同时在座的还有中央统战部徐冰副部长、北京市委统战部的廖沫沙部长，还有北京市民政局的干部等。那天是旧历十二月二十七日，快到除夕了，天气晴朗，西花厅里喜气洋洋，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总理和邓颖超大姐一直张罗着招待我们，为我们沏上了芳香四溢的碧螺春茶。总理直截了当地说： “今天请你们来一起过年。另外和你们商量一下溥杰的家庭问题。他出来了，他的夫人还在日本，要不要邀请他的夫人回来一家团聚呢？” 大家思想没有准备，一时出现了冷场的情况。我也没有想到总理为这件事把我的家属全都请了来。我望着总理那亲切慈祥的面容，心里直翻腾。我想：总理呀！您对我一个有罪之人如此关怀，叫我怎样报答您呢？ 总理看见大家不说话，就说：“怎么样？找个年纪大的先说怎样？” 他点名要溥仪先说。大哥溥仪果然发表了他不同意浩回来的意见，理由是他痛恨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日本侵略者对他的迫害使他心有余悸，一提起日本人他就害怕。我和浩这桩由日本军国主义者包办的政略婚姻随着日本的战败理所当然应该解体，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 “其他人说说吧！” 这时四弟溥任说了话：“我欢迎嫂子回来和二哥团聚，他们夫妻俩是有感情的。我们不应该拆散这一对有感情的夫妻。至于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我们大家可以帮助嫂子思想进步。” 紧跟着发言的是七妹。她不慌不忙地说：“我觉得让嫂子回来没有关系。二哥回来了，应该让嫂子回来和他团聚。夫妻团圆，人之常情嘛！再说日本女子讲究‘从一而终’，我们没有理由不让嫂子回来。至于嫂子是个日本人，对中国的社会生活不适应，我们大家帮助她，她会慢慢适应的。她的思想状况，经过大家帮助，也会进步的。” 随着老万、五妹、润麒、三妹、四妹等都发表了赞成浩回来团聚的意见，连年迈的七叔也同意浩回来。 这时在一旁听着大家讨论的邓颖超大姐说话了：“肚子饿了吧？吃了饭再说吧！” 我们这次集会是下午4：30开始的，现在已经6：00多了。说句实话，肚子确实也饥肠辘辘了。总理也忙着说：“咱们不说了，先吃饭吧！快到除夕了，咱们吃顿饺子过年吧！” 我们在一个小饭厅里吃年夜饭。一共摆两桌；总理和邓大姐、载涛叔叔以及我们兄弟们坐一桌；另一桌是徐冰同志、廖沫沙同志以及润麒等人。桌上端上了热气腾腾的饺子，还有很多菜。我记得有一盘蒸得很烂的鸭子。总理和邓大姐不断地为我们夹菜夹饺子。我们还饮酒，饮的是茅台酒。我的弟妹中很多人还是第一次饮茅台酒呢！最后端上的是一锅紫糯米甜粥，这是别人送给总理的好米，总理用来招待我们了。吃饭中间，邓大姐看见润麒那一桌男人多，就说：“你们这桌年轻人多，吃得多，我们这桌来支援你们吧！”说罢就把我们这桌多余的饺子和菜往那桌上端。大家觉得在总理身边吃的这顿年夜饭吃得舒适温暖，真是一生难忘。 吃完饭稍事休息，总理又组织我们继续讨论刚才的话题。大家的意见也都是希望浩回来，就连最初不同意浩回国的大哥溥仪，最后也不坚持他的意见了。 这时总理说：“请浩回来还是可以的。这么大的一个中国怎么会容不下一个日本女子呢？人是可以转变的嘛！我们把嵯峨浩接回来，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她和溥杰生活得很和谐，建立起一个美好的家庭，这是好事；一个是可能彼此失望，那就让她再回去。她想回日本也可以回去，来去自由嘛！嵯峨浩要是来了，大家要帮助她进步。她是由一个不同的社会制度国家来的，对于我们的社会，不会一下子就理解。大家要耐心地帮助她，不要操之过急，不要有什么顾虑，要多和她接触。” 在座的人都一一答应了。总理也觉得很高兴。这次接见一直到晚上8：30才结束。大家从西花厅出来，被分头送回自己的家中。我在整个接见过程中，一直没有说话，但心情激动。总理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事务中为我们夫妇俩的团聚而操劳。总理对我的恩德真是比天还高，比海还深。总理对我的恩情我没齿不忘。就在那天晚上，总理亲口嘱咐我写信邀请嵯峨浩回来。我回家后含泪给浩写了封信，我写道：“我们现在有了伟大的共产党，有了恩人周总理，我们可以团聚了。您回来吧！弟妹们在盼着兄嫂团聚，我也在盼我们夫妻重逢。我已经等了十六年，即使等白了头，我也要等你回来，把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重建成一个幸福美满的新家庭。等着您的答复。” 我的这封信以及亲属的邀请信，总理都请人带往日本，亲自交给了浩，并征求了浩的意见。实际上，在这以前总理已经派人和浩取得了联系，浩已有充分的归国准备。因此当这两封信到达浩手里以后，浩就整装待发了。 浩是在1961年5月回到中国的。在动身前，我与她通过几次信，告诉她我已做好了一切准备。她回来时，有哪些人要和她一起来，都可以来。浩告诉我除了她和女儿hu生外，还有岳母嵯峨尚子、她的妹妹町田干子、我当年的同事、日本投降时曾任清东陵守备队的守备人员宫下明治同来。当时中、日还没有建交，从日本到中国来要绕道香港。事后听说，日本人回中国，浩还是第一个。所以他们要办理入境签证，比较费事。他们这一行在香港滞留了一些日子。 我和五妹夫万嘉熙在1961年4月26日晚20：30坐火车去广州迎接浩回来。4月28日晚23：00到达广州，住进了爱群大厦。因为浩一时不能回来，在大约半个月的时间里我和老万就在广州等待着，每天有人陪我们参观名胜古迹，看电影。但实在没有心思看下去。我们度日如年似地度过了这十来天。 我终于接到通知，浩一行将于5月12日到达广州。我和老万在指定的时间内到车站去接他们。这是从深圳开往广州的列车。我和老万进月台去迎接，眼看列车到站，慢慢地停下来了，旅客们从车厢下来涌向站台的出口。这时我看见几个妇女正从车厢的梯阶走下来，凭我的直觉，那是浩！没有错，长时期苦难岁月的煎熬，她的额顶也平添了皱纹，她也老了。但我仍然清楚地认出来，这是浩。她身穿黑织锦的旗袍，这是为了表示她要回国做一个中国女人，因而穿了中国旗袍。她手里捧着一只方盒，那一定是慧生的骨灰盒，我感到心里一阵痛楚。我的慧儿，你回来了，可惜我只能见到你的骨灰，再也见不到你那美丽活泼的倩影了。我的心怦怦跳动着，和老万默默地迎上去。浩已经看见我了，她也向我走过来。我俩凝视着，长时期别离后的重逢，本来有千言万语要倾诉，这时却反而说不出话来。 还是浩先开口，她欠了欠身，喃喃地说：“我对不起你……”她的喉头像堵住了似的。 “你什么也不要说了……”我走上前轻轻地接过那只骨灰盒，把它抱在怀里，就像我当初搂着我那五、六岁的慧儿一样。这时hu生上来叫了我一声“爸爸！”她已是个21岁的姑娘。我从她那亭亭玉立的身影上依稀看到了当初那个稚气十足的孩子。看到hu生，想着慧生，我的心碎了。我招呼了我的岳母、干子夫人和宫下先生，随着人群走出站台。在走向旅馆的马路上，我用一只手抱着慧生的遗骨，另一只手习惯地挽住了浩的臂膀。在日本，当初我和浩结婚时，我们就是这样挽着臂膀走路的，hu生又紧紧依偎着我们。16年的岁月是漫长的，但现在当我和浩挽着臂膀一道走路时，我觉得这个漫长的岁月结束了，我们的新生活开始了。我想起了宋人吴文英的《忆旧游》词： 葵梦迷烟处，问离巢孤燕，飞过谁家？故人为写深怨，空壁扫秋蛇。 我写字时笔锋柔婉飘逸，那实在是在流洒着我那难以摆脱的一腔离愁。现在旧时燕子归来了，我的心里充满了希望，让我们重筑新巢营建新生吧！ 在广州的第一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纵谈往昔的生活，以往的回忆是辛酸的，我和浩都觉得不堪回首，尤其我想起伪满那一段黑暗的日子，更觉得羞愧难当。我们更多谈的是今后如何从头做起。最高兴的是hu生，她用年轻姑娘特有的银铃般的声音向我们讲述着她的过去，以及她初到中国时难忘的印象。这声音总使我想起我从前常听到她那清脆的童音。 我们在广州住了三天。5月15日早晨6:30我们坐火车回来。5月17日早晨8：05到达了北京。 一出北京车站，我的弟妹几乎全部都来接我们了。浩一眼认出了三妹，高兴地上前握手。她俩在日本时就熟悉得像亲姊妹一样。汽车把我们送往新居，一路上浩注意着金碧辉煌的故都建筑以及大量新盖的高层建筑。她注意到我们这个新国家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汽车在护国寺街52号门前停下。这是我们的新居。这所房子原本是父亲醇亲王的产业，他买了一些小房子分给我们兄弟几人居住。这所房原来就打算分给我的，但我一直没有住过。在我搬进来住之前，是一所工厂使用着。当我们从广州回到北京，很短的时间内，工厂已经迁出，小四合院被油漆一新，安置着沙发、软床等新式家具。当时家庭私用电话还很少，但是我们家装上了电话，连锅碗瓢勺都准备好了。还有一名保姆照顾我们的生活。这一切都使浩惊喜若狂。她问我：“谁为我们安排了这样好的居住条件？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告诉了她一个人的名字：“周恩来。” “他那么忙，还能照顾到我们的生活？” “因为我已经获得特赦，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了。” “我们在庭院里种些花和树吧！”浩说。 我马上表示同意。我还告诉她，我正在景山公园劳动，种树还算是本行呢？我俩后来确实在小院子里种花植树，把它打扮得像花园一样。浩很满意。 我带浩到景山公园去，把她介绍给王师傅。浩对王师傅深深地鞠了个躬，连说“谢谢”。 我和浩有时还上街到西四一带购物。有人从浩的举止上发现她像个日本人，注意地看着她。浩总是友好地微笑，甚至不管对方是不是认识她，主动地告诉他们：“我是中国人。” 浩会见敬爱的周总理的时候终于到来了。1961年6月10日上午11：30到下午4：30之间，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举行招待会招待刚从日本来华的嵯峨尚子、嵯峨浩、町田干子、宫下明治以及我们爱新觉罗家族成员。在座的还有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戏剧家程砚秋的夫人、日本在华人士西园寺公一以及徐冰、廖承志、廖沫沙、童小鹏、罗青长等。 我们一家和我的弟妹都在护国寺我的家里等着，大约11时左右，廖沫沙派车来接我们到西花厅去。那天总理很高兴，谈笑风生，谈了好几个问题。我们倾听着总理的谈话，都沉醉在和煦的春风中。 总理先从到会的成员谈起，他说：“今天在座的有过去的皇帝、皇族。比如西园寺就是公爵的后代，但他不愿意要这个爵位了。尚子夫人、浩夫人、干子夫人都是侯爵的后代。载涛是贝勒，他是光绪的弟弟、宣统的叔叔。溥仪先生是皇帝，‘满洲国’我们不承认，但宣统我们是承认的。溥杰是皇帝的弟弟，嫮生是日本贵族的外甥女，又是中国皇族的女儿。溥仪、溥杰的弟弟妹妹过去也都是皇族，现在变化了。溥仪先生研究热带植物，还能劳动，自愿参加劳动，对劳动有兴趣。溥杰先生在景山公园研究园艺，半天工作，你还要照顾一下你的家庭。弟弟妹妹的情况，那是你们都知道的了。三妹是东城区的政协委员，我是全国政协的主席，从这一点说，我们还是同事。五妹曾做过服务员，现在做会计，她完全是自我奋斗。四弟溥任在学校教书。六妹是画家，字写得很好，现在是艺术家了。七妹是小学校的教导主任、模范工作者。你们在街上走，谁能认出来是过去的皇族呢？妹夫们也都有了变化。过去这些皇族、官僚、贵族，今天都变化了，当了工人、职员或教员。” 总理这么一讲，我们都觉得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发生的变化是多么光荣呀！ 总理接着又向我们介绍在座的满族知名人士，像老舍先生、程砚秋夫人。总理说程砚秋是中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1957年由他和贺龙元帅介绍他入党，第二年不幸去世。他问浩：“你有听唱片的爱好吗？” 浩说：“很喜欢。” 总理说：“我可以送几张程砚秋的唱片给你，我很喜欢听他的唱片，睡不好觉时，就听一听。” 由这里总理讲起了满族的问题。总理说：“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它做了许多坏事，所以灭亡了。但也做了许多好事：第一件，把中国许多兄弟民族联在一起，把中国的版图确定下来了，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第二件，清朝为了要长期统治，减低了田赋，使农民能够休养生息，增加了人口，发展到四万万人，给现在的六亿五千万人口打下了基础。第三件，清朝同时采用满文和汉文，使两种文化逐渐融合接近，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清朝虽然曾使中国一度强盛，但最终还是衰败了，这应由清朝的皇帝和少数贵族负责，满族人民是不用负责的，他们也同样受到灾难。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是对的。溥仪先生当时才几岁，他也不能负责。载涛先生当时是大臣，要负一部分责任。至于满洲国时代，溥仪、溥杰都应该负责，当然更大的责任应由日本军国主义来负。” 说到这里，我和溥仪都不停点头，我们哪能忘记我们自己应负的罪责呢？ 总理又往下说：“现在的问题，是要恢复满族应有的地位。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府歧视满族，满人不敢承认自己是满族，几乎完全和汉人同化了，也分不清了。民族将来是要互相同化的，这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但不能歧视，不能强制。因此现在还要把满族恢复起来，事实上1949年以后已开始这样做了。” 因为我和浩在座，浩又是刚从日本回国，在这之前曾经有过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总理专门就此谈了谈：“战争结束，伪满洲国崩溃之际，我们曾下过命令，找到在东北的爱新觉罗家族，要加以妥善保护。但命令好像没有贯彻到基层，让你们受苦了。现在溥杰和浩夫人已经团聚了。当初王宝钏等薛平贵等了十八年，浩夫人也含辛如苦地苦守寒窑十六年，你们比他们还差两年呢！不过王宝钏等薛平贵是为了让薛平贵做皇帝，现在浩夫人等溥杰，是为了让溥杰做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荣公民。浩夫人是日本人，同中国人结了婚，现在已经是中国人了。我欢迎你做中国人，参加中国的社会活动。我讲的这样多，浩夫人还要再看一看，看一年、三年、五年、十年，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哪一年觉得不适宜了，什么时候都可以回去。如果回到日本，比较一下，觉得中国好，还可以再来。来去自由，我可以保证，我可以签字，我相信你不会要我签字的。” 总理愈说愈高兴，还和我们谈起了我们的两个女儿。他见过慧生写给他的信，他说他喜欢慧生那样勇敢的孩子，年轻人是需要勇气的，他希望我们能送给他一张慧生的照片。至于嫮生，看来他已经知道嫮生并不想留在北京，因为她从小是在姥姥家长大的，浩希望嫮生留在北京，嫮生不愿意。我们家庭内部正在发生矛盾。于是总理说：“嫮生愿意回去，可以让她回去，不要勉强她留下。青年人变化多，以后想来，随时都可以申请护照。如果不来中国，同日本人结婚，又有什么不好？唐太宗把公主嫁给西藏王，汉藏通婚。嵯峨家把女儿嫁给爱新觉罗家。爱新觉罗家的女儿又嫁给日本人，有什么不好呢？” 总理的一席话使正在踌躇的嫮生十分感动。总理已经讲了很长时间的话，我们也该吃饭了。那天摆了三桌，总理谈笑风生，席间愉快地和来宾一一交谈着。我记得丰盛的午餐中有一碟清蒸鲥鱼，我特别告诉浩，这是中国一道名菜，它的鱼鳞可以食用，味道有如日本的鲷鱼。使我难忘的是以总理为首的首长都来为我们的新生活祝福。我和浩一一感谢首长的关怀。 饭后总理又向浩表示了她和中国人结婚，今天又到中国来，这就是中日友好的象征。中日两国有近两千年的来往，我们应该努力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恢复邦交，发展中日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总理特别担心浩不习惯于中国的生活。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处于困难时期，生活水平比较低。浩对总理对她的爱护关怀，都铭记在心，表示终身要为中日友好事业努力。我们临告别时，总理亲切地对嫮生说：“我刚才对你说的话，你有什么意见？” 嫮生满含着泪水，对总理鞠了个躬说：“我从心里尊敬你” 过了两天，总理又请浩和尚子夫人等日本朋友一起观赏了京剧《杨门女将》。总理意味深长地对我岳母说： “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两国人民要将五十年来的不愉快的事情消除掉。” 几天后，尚子夫人、干子夫人等到外地参观游览。回日本前，嫮生特地买了幅周总理的丝绣像，带回去留作珍贵的纪念。 从此以后，我和浩过着美满的家庭生活。我下班后就和浩种花莳竹，听收音机，读报议政，品茶尝菜。对我们这样过尽离乱生活的人来说，这重建的家庭是多么温馨可爱呀！常到我家来的是大哥溥仪。我们都尊敬大哥。他爱吃用鸡蛋面粉裹着炸的紫苏叶子。浩特地在院里种上一小块紫苏，长好后做成菜给大哥吃。大哥也觉得浩体贴人，逐渐改变了过去的看法。 正当我和浩安居乐业，我在文史专员的岗位上努力工作的时候，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降临了。像疾风骤雨一样，我们被停止办公，所有稿件都被查封了。我们必须每天参加揭发批判的活动，而这些揭发批判又往往都是要接触到自己的。第一个批判的对象是“三家村”成员廖沫沙。他的罪名之一就是包庇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我们是他手下的残兵败将，必须揭发廖沫沙是如何纵容牛鬼蛇神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我们不过是特赦之后才认识廖沫沙的，廖沫沙以统战部长身分来指导我们学习时，也不过开头讲几句话，此外再也没有什么个别接触，叫我们揭发什么呢？第二个批判的对象是政协副秘书长申伯纯。他的罪行之一也是利用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在《文史资料选辑》上撰写大量大毒草，企图推翻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对这一点我们更是无话可说，不知道我们秉笔直书而且无情地揭露旧社会的史料怎么会是“大毒草”呢？所以一开头，我们揭发不出什么有分量的材料，我们只能套着文件说空话，应付差使。当时，最不能适应这种环境的是溥仪。有一次，我们正在阅读新发下来揭发和批判《三家村》的文件，他迟到了，一进专员室的门就哭着说：“我在路上看到廖部长被人捆绑在卡车上游行。他是个好人，我真想把他从车上扶下来，替他解开绑。但车开得快，我跟不上，我只能叫几声……”他哭得说不下去了。我们都被他那真诚的态度所感动，也为他那直率的态度而担忧。掌握会的王耀武很勉强地劝他不要太激动，要相信党和政府。溥仪表示他相信廖沫沙是没有罪的，因为他接触过廖沫沙，他相信廖沫沙是个好人。到8月底，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被勒令解散。我们这些被周总理任命为文史专员的人一律免职，停止学习，不管老、弱、病、残都去参加体力劳动。工资也减发，我每月由100元减为70元。天晓得造反派居然也知道对我们“区别对待”，在劳动时，溥仪和我、杜聿明、宋希濂四人可以干些轻活；对有些人则存心要他们干累活，像康泽就得干他力所不能及的活儿，因为他是“特务头子”。我还很荣幸被造反派挑中，除了打扫厕所外，还用毛笔给厕所重新书写牌子。这种情况很快被周总理知道了。听说他很生气，下令不许扣发我们的工资，于是我们很快就恢复了原来的工资。在我参加劳动的期间，我们护国寺街的家也受到了这场暴风雨的冲击。一天，一群“红卫兵”学生冲进我们的家，那天正好我也在家。这群学生冲我们高呼口号： “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站出来！” “伪满皇帝的弟弟，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赶快低头认罪！” 我懵然了。按过去说法，这几顶帽子扣在我的头上也可以，可我的特赦证书上明明写明“确实改恶从善”，我是改邪归正的呀！而且我正在努力工作，将功补过，怎么老算旧帐，抓住辫子不放呢？我个人受攻击无所谓，但是党的改造政策不能否定呀！我想着想着，这帮学生动手了。他们冲进厨房，看到厨房里摆着贴着日本商标的酱油瓶子、醋瓶子，就立刻砸个稀巴烂。在这种情况下，浩吓得缩成一团，不敢动弹。我知道这决不是中央的政策，我忽然上来一股勇气，冲着这伙学生，大喝一声：“谁在耍野蛮！你们有什么理由，得到谁的允许，跑到这里来胡闹？” 我看不见自己的样子，也许当时也是气势汹汹的。我这副样子，居然把学生镇住了。他们在刹那间不知所措，停下手来，互相顾盼起来。为首的那个学生说：“你是汉奸，你罪大恶极，……”但已经没有刚才那股气焰了。 另一人说：“你不认罪，我们誓不罢休！” 他们互相商量了一下，决定撤走。临走时虚张声势地对我们说：“明天我们再来，我们跟你没有完！” 学生走后，我们看着满地的玻璃碎片和酱油汤，真是感到迷惘。这就是造反！在那满天乌云的日子里，我们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该怎样过。我们只有插上大门，关上灯，在黑暗中躲藏着，等待着厄运的到来。第二天，果然这帮学生又来了，在门外叫嚣了一阵：“汉奸特务滚出来！” 他们砸了一通门，没砸开，走了。 就在这时，周恩来总理不知从什么地方得到了消息，派人保护了我们，学生再也不来骚扰我们家了。在关键时刻，总是周总理拯救我们。 “文化大革命”临结束前两年，对外活动有些放松，加以当时中日已经复交，1975年我被周恩来总理批准，和浩一道访问了日本。 这几年内，我的岳父嵯峨实胜、岳母尚子夫人都已病故。我想念当年待我如亲子女的老人，我的女儿嫮生住在日本，我也怀念同窗旧友，所以很愿意旧地重游。1980年，我又赴日本访问。1981年我参加中日友好第二次访问团赴日本访问。此后，1988年、1990年、1992年我都访问过日本。 第一次访日的时候，我虽然很高兴，但是远离日本很久，旧地重游，碰到很多亲友，我该如何说话呢？感到心中没有底。我向全国政协的领导请示，希望他们为我作些指示。领导说没有什么好说的，相信你会处理好这些问题的！于是我就为自己归纳了两条主意：1、我此次来日本，只是个人探亲，没有别的政治任务。2、我来日本，是为了增加中日两国的友好亲善，不作任何批评，不发表任何议论。我想这样说话总比较圆满吧！ 一下飞机，我首先看到伪满洲国的旧军人组织“兰星会”打着大旗来欢迎我。这些都是我从前在伪满洲国的伙伴，我很高兴地会见他们。我和他们一一握手。记者拥上来问我：“请您谈谈您此次访日的感想吧！”很多话筒一直伸到我的嘴边。 我想这好说，我就模仿溥仪的说法。溥仪特赦以后，常常对采访他的记者说：“过去的溥仪已经死了，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个新生的溥仪。”我也说：“过去的溥杰已经死掉了，现在的溥杰是获得了真正生命的新溥杰。我此次来日本访问。是为了看望我的亲人和朋友，谢谢诸位的盛情美意！” 大家觉得我的回答既得体又新颖。 我在东京安排好时间看望我们的亲戚和朋友，一般不认识的人就没有什么来往。西园寺公一先生专门替我安排了看望日本天皇的时间。记者知道了这个消息，就来采访我。记者问： “您这次拜访天皇，有什么任务？” 我说：“我什么任务也没有，就是看望一下，表示敬意。” “是不是所有华族，您都要去拜访？” “不是的。我只拜访我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就不去了。” 聪明的记者真是步步进逼，他们总以为我此来必定有某种政治任务，总想套出些材料来，其实我确是私人访问，没有政治任务，而且我事先已经有了应付记者的思想准备，他们没有从我嘴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有一次，一个旅日华侨的组织请我吃饭，席间他们要我讲几句话。我望着眼前那些熟悉的祖国同胞的面孔，不禁激动起来。我说： “我对日本并不陌生，三十多年前我来过这里。那时我是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弟弟，又是日本嵯峨实胜前侯爵家的长婿。我到这里来人家对我很客气。可是当时伪满洲国是日本一手制造的殖民地，我也不过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多年培养的傀儡，所以我见了日本人总觉得自己比人低一头，总觉得是殖民地奴才来朝拜宗主国。这次我重访日本，就觉得不是这样，我是新中国的主人翁，尽管我以个人资格探亲访友，在日本朝野人士的眼中，我仍是十亿人民泱泱大国的代表，所以对我刮目相看。我自己也觉得走起路来挺胸凸肚，往日那种自卑感一扫而光了。” 我的话讲完后，旅日华侨中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他们完全同意我的讲话。有的侨胞还流下了热泪。 战后日本经过几年奋斗，经济获得了很大发展，到处高楼林立，汽车成龙。有人问起我访日观感，我总说： “日本变得很可爱，但我的祖国更可爱！” 记得1975年初访日本，有些日本朋友出于好意地对我说： “像您这样的人在那里恐怕没有个人自由可言吧？您今后还是在日本长住吧！我们可以帮您的忙。” 我听了总是微微一笑，说： “谢谢您的好意。请你们想一想，像我这样的人，今天能在这里见到您，没有自由能行吗？我也希望你们能到中国去看一看，我在那里等着你们。” 他们听了，都说：“我明白了。” 有一个时期，日本还流传着“溥杰在中国生活潦倒”的谣言，于是先后有三个人赠给我巨额日元，有的人甚至不留姓名，把钱放在我的寓所，我都打听清楚后把钱还给他们，并且说明我生活很好，欢迎他们到中国作客。 我的亲身经历使我觉得中日两国人民一衣带水，有着深厚的骨肉之情，我们要珍惜中日两国人民这种世世代代一脉相传的友情，决不允许军国主义者破坏这种永恒的友谊。 1988年日本的伪满洲国旧军人组织“兰星会”招待了我。我说伪满洲国已经结束了，现在新中国如旭日东升，光芒万丈，欢迎你们到新中国去看看。1988年2月7日我在日本竹内旅馆会见了日本国会议员山口淑子。50年前她在中国的名字叫李香兰，是伪满洲国颇有名气的电影演员和歌星，我们那时常有来往。如今相见，都已白发苍苍。我说：“以往的中日战争，对中日两国都带来了灾难。”山口淑子也说战争对两国都带来了不幸，但她在战后曾三次访华，高兴地看到新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祝福中日两国在和平环境中和睦相处，永远友好下去。 1975年我们访问日本时，嫮生已经与福永健治结婚。福永是个健壮的小伙子，正在经营一家工厂。他们现在已经有了五个孩子。那一年访日时正好第四个外孙出生，我为孩子起名“浩伸”，就是中日联谊之意。我还高兴地写了一首诗： 七绝 一九七五年仲春重访扶桑，yuan录喜闻浩伸外孙生诗，以示健治吾婿、嫮生吾女。 一姐二兄宜父母， 更欣回索庆男生。 谊联中日宜名浩， 喜志吾心此日情。 1975年我们第一次重访日本回国时，浩向我说，为了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表示敬意，她和嫮生商量，一定要送给周总理一点礼物。我们知道总理不会收受贵重的礼物，只置了一扇日本小屏风和一束新鲜的玉兰花。回到北京，总理正因病重住院，我们立刻把礼物送到医院。总理办公室的同志告诉我，他只收下玉兰花，以表心意，屏风退回，请我们自用。总理廉洁之风，于此可见。但不幸第二年春（1976年）总理终因操劳过度，病重逝世。我和浩从新闻广播中听到噩耗后痛哭失声，全家都处在极度悲痛的气氛中。总理不但赢得了我这个曾当过战犯的人的心，而且使浩这样出身异国的女子也把总理视作再生父母。从此我们家中一直挂着总理的遗像。我在遗像下面写了“音容宛在”四个字。面对着总理慈祥的遗像，我们相约，中日友好是总理一再要求我们做好的工作，我们一定要努力从事这项事业，以告慰总理在天之灵。 在这几年出访日本以及在家接待大量外国通讯社记者采访的过程中，常有记者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你是怎样接受共产党洗脑筋的？” 我听了总是要笑，我说没有洗脑筋的事，准确地说，只能说“感化”。我在战犯管理所中，从没有人打骂过我，连大声呵斥都没有。我的头脑已经顽固得像一块冰坨，共产党的谆谆教导像温暖的阳光，终于把我这冰坨融化了。一次在日本，有一位记者和我谈起天皇制度，问我： “你见过新天皇吗？” 我说：“见过，他是个很开明的人，与过去的天皇不太一样。” 又谈到皇太子浩宫刚从英国留学回来，我说：“从昭和、明仁以及浩宫三人的关系来看，日本皇室正在发生变化，与民众的距离愈来愈缩短了。天皇是个象征，民众对天皇的看法正在不断地改进。” 记者就问到我对日本天皇制的看法，我说这是日本国自己的问题，我不好说什么。记者却由此问到我对清朝的看法。我说： “历史是在前进，清王朝已经完结了。我们只能迎着历史的潮流前进，绝不能开倒车。如果我想要恢复清朝的话，一定要受到群众的反对。我绝没有这个想法。我和溥仪都是一点污水，本来早就应被晒干了，但是我们却溶入十亿人民的汪洋大海，成为它的一部分。” 我说这话时按捺不住新生后的兴奋心情。那位记者赶紧把我的话记在采访本上。后来我在接待国内很多报纸刊物记者采访时，也常常说这句话。我自己觉得我虽是皇室贵胃，却也是个废弃的旧物，不过是一滴污水，共产党把我改造好了，使我成为人民群众的一分子，而且尽量发挥我的作用，虽然只是大海洋中一滴水珠，渺小不足道，但已是一滴新鲜活泼有用的水，这是我应该引为自豪的。 “我的浩！我的浩！……” 浩回来以后，我们一起相伴着，过着宁静的生活。常有记者问起我和浩怎样在一起生活的。我踌躇了一会儿，就告诉他“相依为命”这句常用的成语。的确，晋代李密《陈情表》中形容他和祖母的生活状况也很能说明我们夫妻俩今日的状况。不久，疾病终于破坏了我和浩的平稳生活。 浩得了肾病，并且逐渐恶化。1980年春，我和浩第二次访日时，她在飞机上就感到不适，一下飞机，我把她送到东大医院。医院检查后认为需要紧急治疗，不然肾脏病引起心脏病并发，会有危险的。要做透析，一周透析三次，对浩来说，这就是沉重的负担了。感谢皇太子（现明仁天皇）夫妇亲自持花来医院慰问。浩得到安慰，病也好得快一些，到4月中旬就逐渐稳定了。浩回到中国后，在北京友谊医院治病，大约每隔一天就要透析一次。浩有时还要回到日本，那时北京和成田之间有直航班机往返，两国医院可以互调病历和检查资料，密切配合为浩治病。浩无论在日本或中国，都可以安心治病，当然在友谊医院治疗的时间要多些。到1987年，浩的病愈来愈重了。她两肾功能亏损，长期住在医院里，医院甚至为她配备了人工肾。我几乎每天都在医院陪着她，我不能离开她。夜阑人静的时候，浩拉着我的手说：“我有一句话和你说：我死以后，我的骨灰一半留在婆家——中国，一半送回娘家——日本，让我和我的慧儿在一起吧！”我不等她说完已经泪如雨下，我说：“浩，你会好的，我要想尽一切办法治好你的病。”但我已经预感到她好像要离我而去了。1980年我和浩回到日本曾经到京都二尊院——慧生长眠的地方去看望过我们的女儿。本来1961年浩回到中国时已经把慧生的遗骨带回来，慧生生前曾经以自己是醇亲王家的后代而自豪，我想把她的骨灰安葬在我家的墓地里。但是十年动乱的教训使我提心吊胆，我不能让慧儿再经受可怕的折磨，她的遗骨必须安放在一个宁静、安全的地方。于是我们又把慧儿遗骨的一部分带回日本葬在二尊院。外祖父、外祖母非常疼爱慧儿这第一个外孙女，慧儿也喜欢疼爱她的外祖父、外祖母，还是让他们在一起作伴吧！当我扶着当时已经有了肾病的浩走上墓地的台阶时，我发觉她在颤抖。当我们走到慧儿的墓前，我俩双手合掌，闭上双目，我流泪了，我发现浩已经泣不成声。她想念的慧儿当是个19岁的苗条的带有忧郁感的少女，而我印象中的慧儿还是那个拉着小提琴，年方6岁的天真烂漫的小女孩，然而她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三年了。如果她要活到今天，也已是40多岁的妇女了。这几年来我的内弟嵯峨公元在大阪市下关修建了中山神社，把中山宗光家的祖先遗骨移到这里，在中山神社里又修建了爱新觉罗社，宽有2米，深1．6米，慧儿的遗骨也从二尊院移到这里。中山神社面向着京都天皇所在地，中山家本来就是捍卫天皇的勇士；爱新觉罗社又面向着北京，那里也是离北京最近的地方。因为爱新觉罗·慧生是中国人啊！她的父母还在中国啊！ 浩毕竟离开我走了，那是个宁静的清晨。1987年6月20日上午7：50，她走完了人生的道路，终年73岁。我在8：00就打长途电话告诉嫮生，我只哭着说了一句：“母亲今天上午走了，马上来！”就说不下去了。嫮生和福永是在21日来到北京的。浩病故后，国外报纸都刊登了“流浪王妃病逝北京”的消息。按照我们这里的安排，6月29日上午9：00举行了向浩的遗体告别的仪式。感谢我们亲爱的党，那天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杨静仁、杨成武以及首都各界人士数百人都来向浩告别，邓颖超大姐等领导同志敬献了花圈。我不免又想到敬爱的周总理，我想告诉周总理：您关心过的那个华籍日本女人也追随您去了，她在临闭目前也是想着如何做好一个中国人，如何推动中日友好这一伟大的事业。 眼看着和浩诀别的时刻到了，我留恋地俯下身去，在她耳边像往常一样地低声呼唤着：“我的浩！我的浩！”然而她听不见了。我老泪纵横，嫮生扶我离开了浩。 那一天，我回到护国寺的家里。嫮生、福永都来安慰我。我轻轻地闭上眼，仿佛我俩又在30年代日本稻毛的海滨漫步，迎着那惊涛拍岸的海浪，交谈一天的生活；我俩又仿佛在北京护国寺大街溜达，边走边和沿街摊贩打着招呼。这些善良的人们都认得我们这一对由中国人、日本人组成的夫妇，都乐意和我们说几句话。可是一睁开眼，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的浩，我的浩……”我又呼唤起来，“失去了你，我将怎样生活呢？” 正当我痛不欲生，整天痴痴呆呆、百无聊赖的时候，我的老朋友沈醉来看我了。我俩在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当专员，已经共事25年了。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总是关心着我，勉励着我。他向我说出了一句使我惊心的话：“溥二哥！周总理交给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 我清醒了。是的，交给我们整理核实的史料还有很多没有整理呢！我的《自传》还没有写呢！我当了全国人大代表，我还要为人民尤其为我们满族服务呢！我没有理由自暴自弃，我要振作起精神，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自那以后，跟我一起生活的秘书金子忠（我的侄儿）和保姆步阿姨帮我料理生活，我又打起精神每天去从事繁忙的工作，在工作中摆脱哀愁，寻找新的欢乐。 1983年5月，我当选为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六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我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同时分工担任了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的副主任。我对于人大召开的各种会议都准时参加，并积极发言。我很感谢政府采纳了我在人大提出的关于教育青少年、加强法制建设等建议。1984年8月31日，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成立，赵朴初任会长，孙尚清、韩树英、沙里、赵安博和我任副会长。成立这个会的目的是为了对中日关系史作深入的研究，总结历史经验，加强中日两国人民的长期友好合作。我作为和日本有着密切关系的人员自然非常重视这个组织的建立。我在成立会上发言说，中日两国有着两千年的友好历史，尽管在后来的一个时期里发生过一些令人遗憾的事情，但是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是主要的。所以我们提出中日友好不是权宜之计，不是一种口号，而是为了两国人民的永世友好而必须做的一件大事。尤其我们和日本的社会制度不同，风俗、历史也不同，为了东亚的和平、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幸福，研究中日两国间的关系，确是非常必要的。 事实上，自从周总理向我提出要做好中日两国友好的工作后，我和浩就努力从事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每次访日，总是和各界人士接触，宣传中日友好。有一次一位日本记者问我：“为什么你要做中日友好的工作呢？”我对他说：“中日两国之间的小摩擦会有的，但是中日两国携起手来，子子孙孙，永久睦邻，和平相处，难道这不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想法吗？”1981年春节时，我和浩向日本朋友印发了如下的贺年卡： 恭祝 辛酉新春康疆百宜，曩岁重访蓬瀛，备承热情款待，无任铭刻衷怀，谨肃寸笺，聊志衷心感戴微忱。 更望今后在昔般基础上愈益协力同心为中日两国人民子孙永世友睦而共同奋励前进。 一九八一年新正元日 爱新觉罗·溥杰顿首 浩 我们的护国寺家院内有棵枣树，高约六米，每年树梢结满了红色的枣儿，这是从旅顺郊外水师营的枣树嫁接过来的。1904年2月8日，日本军队向占领东北旅顺口的俄国军队发动突然袭击，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爆发了那场臭名昭著的日俄战争，结果是日本取代了俄国在中国的利益。日俄战争以美国斡旋订立了朴次茅斯条约而告终。订立条约后日本乃木大将得意扬扬地在水师营枣树下照像，那里的枣树就成了中国的耻辱、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的象征。现在我和浩的结合是中日友好的象征，我就把那里的枣树嫁接到我们家院内的枣树上，让它变腐朽为神奇，让屈辱一去不复返，友好之树永远长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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