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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丘吉尔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商务印书馆版，第1卷《风云紧急》，上部，第2分册，第388页和400页。——译者注 事态在急速发展着。希特勒在4月27日的一次讲话中，宣布废除英德海军协定，废除德国同波兰的互不侵犯条约。 在斯大林发表了苏联不想为西方国家“火中取栗”的著名讲话以后不久，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于8月23日下午到达莫斯科。德苏之间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在一份“秘密附加议定书”中，德国人和苏联人在东欧划分了势力范围。在波兰，势力范围是以纳雷夫河、维斯瓦河和桑河为界的。但是，在条约签字八天之后，德军就向波兰发动了进攻。到9月中旬，德军已占领了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的大片地区。苏联领导人为保护本国利益，不得不比原来预料的更加仑卒地采取行动。所以，苏联军队于9月17日越过了波兰一苏联边界。 欧洲这些事件的发生，几乎正值朱可夫在蒙古边境大获全胜之时。哈勒欣河战役结束，朱可夫回来担任了乌克兰军区副司令员。苏联军队攻入波兰的十二天战役，“解放了”一千二百多万人民，占领了十九万平方英里土地。它是由集团军司令员（二级）M·Ⅱ·科瓦廖夫指挥的白俄罗斯方面军和由集团军司令员（一级）C·R·铁木辛哥指挥的乌克兰方面军进行的。看来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朱可夫未能按时去就任新职务，因而也就未能有效地参加这次短暂的战役。 朱可夫在远东取得的经验，无疑在红军领导人1939年底制订的新的野战条例中得到了反映。新条例是以下述前提为基础的，即各兵种协同作战，是取得作战胜利的首要条件。只有使用这种办法，才能在敌人的防御纵深内打败敌人。条例强调了部队再补给和后方勤务的重要性，就象强调缤密的作战计划、不间断地控制部队以及出其不意的必要性一样。既然许多指挥员对于恰当地使用预备队、对于梯次配置原则、对于作战编成问题似乎都很不熟悉，新的条例中自然就阐述了这些课题。师的进攻正面稍微作了变动。在进攻作战中，一个加强师的平均正面宽度减少到三千三百码。第一梯队步兵营进攻正面规定为四百五十到六百五十码，比“1936年条例”规定的大约六百五十码到一千一百码有所减少。研究小组研究了远东的作战之后，强调指出，每英里正面必须配备有效数量的火炮。不包括远程武器在内，火炮数量从三十门至三十五门增加到三十五至六十门。虽然人们为了制订“1939年条例”费了很多心血，但这个条例始终未能公诸于世。因为欧洲发生的军事事态已使它大大落后于形势，不得不彻底地重新加以研究。苏芬战争结束后，在布琼尼元帅的监督下，重又着手制订条例，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再次推迟了。 1938年4月，苏联开始向芬兰施加压力，要它允许苏联在芬兰的苏尔萨尔岛构筑工事。1939年10月，双方重新恢复谈判时，苏联代表说，鉴于欧洲的战争，不能允许敌人有机会进入芬兰湾。为了保护列宁格勒，边界的位置必须予以改变。芬兰拒绝了苏联的要求，于是谈判破裂。 莫洛托夫警告说：“我们文职官员无法再去解决这个问题了，现在该让宰方行使他们的发言权了。” 在苏联向芬兰发动了一场猛烈的宣传攻势，并指责芬兰人向苏军发射若干发炮弹以后，红军于1939年11月30日开进了芬兰。 战争最初几周，芬兰人使苏军遭受了重大伤亡，R·A·麦列茨科夫将军的攻势进展缓慢。红军在芬兰未能迅速赢得胜利，暴露了苏联军事机构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显而易见，坦克兵、炮兵、步兵之间缺乏在哈勒欣河战役中曾起过决定性作用的那种配合。但是，12月28日苏军重新编组了各集团军，下达了新指示。1940年2月初，俄国的攻势终于开始形成。2月11日，苏军粉碎了曼纳海姆防线的一些地段。芬兰的防御逐步瓦解。3月12日，精疲力尽的芬兰人认输了。在这场战争的最后阶段，朱可夫担任了很短一段时间的总参谋长，暂时代替生病的沙波什尼科夫。 在“冬季战争”（参加这次战争的红军部队达一百二十万人）结束以后，苏联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纠正这次战争中暴露出来的许多缺点。伏罗希洛夫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报告以后，中央决定在克里姆林宫召开总军事委员会会议。军队高级领导干部、以及参加过这次战争的师长和高级军官、各军区、各军事学院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于1940年4月14日到17日举行，作出了一系列结论。从步兵部队的表现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武器装备以及在严寒条件下如何恰当地使用它们了解甚少。需要更多的自动武器和迫击炮。需要更好的通讯设备，特别是无线电通信设备，是必不可少的。部队的编制也不能令人满意。步兵师机动性差，后方勤务的指挥很困难。开始时，步兵不会穿滑雪板打仗，只是在仗打起来以后，才组建了滑雪特别营、滑雪工兵部队和马拉雪橇医疗队、运输队。在芬兰作战的经验还表明，必须有更好的冬装、更好的车辆预热器和掩体用火炉。机动运输部队也被证明是组织得不好的，备件供应不上。筑路部队不能满足需要，交通指挥勤务也不足。 不可宽恕的错误之一是，司令部未能查明卡累利阿—芬兰地区的地形和气候特点，未能查明芬兰军队的编制、武器、训练和装备情况。红军军官对于曼纳海姆防线的位置及其筑垒情况，只有很一般的了解。对于如何攻克钢筋混凝土工事缺乏经验。在哈桑湖和哈勒欣河，以及在波兰所取得的经验，没有传达给这些部队。步兵部队的教练搞得很差。没有教练步兵班和步兵排掌握在堑壕和在森林中作战的基本要领，没有教练它们掌握包围战术以及侦察和伪装的要点。 会议的结论说，在芬兰取得的胜利，使苏军付出了本来可以避免的过高的牺牲。苏军的武器、部队的编制、训练和教练工作，必须从根本上予以改进。斯大林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讲了话，激励与会者研究现代战争，要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 总军事委员会责成国防人民委员部各总部研制新武器和作战装备，以取代陈旧过时的武器装备。总军事委员会特别要求制造出更好的飞机、更好的坦克和更好的通信设备。会议还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要对部队的训练、管理和编制作重大的改革。制定了步兵、装甲兵、炮兵和特种部队的编制与装备表。 委员会的另一项决议恢复了原来实行过的将军军衔和元帅军衔。朱可夫、麦列茨科夫和N·B·丘列涅夫被任命为大将。铁木辛哥被任命为元帅，并接替伏罗希洛夫的国防人民委员职务，而伏罗希洛夫则被提升为人民委员会国防委员会主席。 朱可夫晋级以后，受命指挥兵多将广的基辅特别军区。当时担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后来评价说：“朱可夫接替铁木辛哥的职务是非常令人满意的。他是一个天才的组织者，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 劳特巴奇写道： 朱可夫在基辅任职期问，表现出引人注目的行政管理才能。他花费了很多精力，根据同日军作战和苏芬战争的经验，草拟了改革红军的各种计划。从这时起，他不仅作为一个军事负责人，同时也作为一个政治领导人而崭露头角。他的指示，是出自一个充满自信并深知自己已被上司授予全权的人的指示。乌克兰党的领导人希望他参与领导，而他也是这样做的。 朱可夫讲话变得放线了。他竟指扬起各军种中的政治委员制来了。他青告说，要打胜仗，不仅要靠红军政治工作人员的辛勤工作，也要靠红军指挥员的辛勤工作。朱可夫的地位提高了，他的能力也已表现出来，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朱可夫讲话为什么越来越大胆。如果他认为他的地位不那么稳固，他肯定是不敢指摘军队中的政治委员制的。无论如何，人们又重新谈论起“单一首长制”这个题目了①，而朱可夫则是最主要的和最直言不讳的支持者之一。 -------- ①苏军在1918年至1942年曾三次实行“政治委员制”，三次实行“单一首长制”。三次实行“政治委员制”的时间分别是1918年、1937年和1941年；三次实行“单一首长制”的时间是1925年、1940年和1942年。——原书注 朱可夫指责说，许多高级指挥人员未能很好地训练较年轻的军官。他要求人们更深入地研究军事史和俄国军队与人民的军事传统。他最后警告说，已经复杂化的国际局势随时可能发生变化，提醒人们要警惕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可能出现的“诡计”。他的听众知道他指的是德国人。朱可夫懂得苏联必须通过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来争取时间，但他私下总是预言苏德之间必定会发生战争。他主张使俄国西部的红军部队保持全面动员状态，以便使部队在敌人发动进攻时不致措手不及。 1940年6月28日，苏联军队在朱可夫指挥下分两个梯队开进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①。第一梯队是机动部队，由坦克部队和骑兵部队组成。第二梯队则是由一些步兵师组成的。虽然罗马尼亚军队接到命令，要他们有条不紊地后撤，但仍有许多士兵放下武器。6月30日，红军部队到达普鲁特河岸，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很快就被苏联控制了，朱可夫在切尔诺夫策建立了司令部。在夏季晚些时候，仍然指挥着基辅特别军区的朱可夫得到了他的奖赏；他作为军区的代表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 ①比萨拉比亚当时同于罗马尼亚。北布科维纳，当时除最北都一小部分属于波兰外，亦属罗马尼亚。——译者注 1940年12月到1941年1月初，最高指挥部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接着进行了图上军事演习。据叶廖缅科元帅说，这次会议“对于提高红军高级指挥人员在战术、战役学、战略、各兵种的进攻战和防御战方面的训练水平起了极重要的作用。”这次会议得到了斯大林和整个国防机构的关心。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审查1940年的全部军事和政治准备情况和本年度任务的组织安排。总参谋长R·A·麦列茨科夫大将在一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影响战斗训练的一系列问题的报告，特别指出了步兵的机动能力问题。他在谈到防御能力时，对于苏军指挥人员仍然未能表现出估量战局和组织战场情报工作的能力表示遗憾。他特别赞扬了朱可夫的基辅特别军区的炮兵部队。在随后进行的讨论中，人们就提高红军训练水平问题，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其中一共有二十八名将军提出了建议。 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探讨军事艺术的理论问题。会上作了五个非常适时的报告，其中包括朱可夫所作的《现代进攻战役的特点》的报告。 朱可夫的报告，特别是他对于大规模使用机动部队的论述，引起了与会者很多有益的讨论。最高指挥部的人员，对朱可夫所做的结论没有什么重大的不同意见，他们关注的是这种作战的细节，例如用于扩大突破的集群的编成、战斗序列的结构、地域宽度、摩托化部队投入突破口的时间、摩托化部队同空军的协调，以及机械化部队在敌军防御的战役纵深独立作战时对部队的控制和后勤支援问题等等。这样，会议接受了朱可夫关于机动部队作战问题的广泛的理论，并且用了很多精力来制定此种作战的细节。 这次会议于1941年1月11日结束。会议结束后，在国防人民委员C·R·铁木辛哥领导下，又进行了一次战略性的对抗军事演习。朱可夫应邀参加了这次演习。演习的基本目的，是要帮助参加者掌握战略性作战行动的原则；确定可能发生军事行动的战场；教练高级指挥人员在复杂的条件下，对各种情况进行估量并作出决定；就大规模使用炮兵部队、坦克大部队和空中力量的现代进攻战役如何实施，统一人们的认识。① -------- ①A·N·叶廖缅科著《战争初期》，第34页—第35页。——原书注 演习的参加者之一M·N·卡扎科夫在他回忆录①中写道，实际上进行了两次演习，一次是在西方方向，另一次是在西南方向。一方（东方）是由西部特别军区司令员Ⅱ·r·帕夫洛夫和B·E·克利莫夫斯基指挥的。对立一方的军队由朱可夫和波罗的海特别军区司令员。·H·库兹涅佐夫上将指挥。双方都煞费苦心企图用突击部队实施深远突破，以便击败敌方重兵集团。在演习过程中，暴露了一些问题，其中包括双方都未能为自己的第二梯队和预备队提供足够的兵力。依靠削弱战线上战斗不激烈的地段的部队，才使主攻方向上的兵力占有优势。 -------- ①M·N·卡扎科夫回忆录《昔日会战图》。第60页—第61页。以下引语亦引自该书。——原书注 演习结束后，出现了“某种不正常的”情况：“由于某种原因，演习结果不是由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或者总参谋部来讲评，而是由参加者本人，即T·R·朱可夫和Ⅱ·T·帕夫洛夫来讲评。讲评结束，军区司令员们准备立即离开莫斯科，可是所有的人突然于五月13日被召到克里姆林宫，”在那里进行了第二次讲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和苏联政府委员都出席了。其中，军方的代表有国防人民委员、总参谋长，副国防人民委员、各军种司令员和一些军区的司令员。麦列茨科夫作了报告。 这次会议特别受到重视，开会地点就是一个证明，而且所有与会者对作为这次军事演习的结果而将采取的防御措施极为关心。卡扎科夫说，可惜的是，麦列茨科夫的报告缺乏条理，前后不连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斯大林突然改变了开会的时间和地点，各种材料未能完全准备妥当。麦列茨科夫试图凭记忆来作报告，所以有好几次他的结论和建议脱离了实际情况。他对野战条例草案的解释也招致批评。譬如，他说： 在起草野战条例时，我们是从这样的事实出发的，即我们一个师同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一个师相比，要强大得多，因此在发生遭遇战时，它毫无疑问能够打败德军一个师。在防御时也一样，我们一个师将能够打退敌军两三个师的冲击。在进攻时，我们一个半师将攻克敌军一个师的防御阵地。 当表列茨科夫开始叙述刚刚结束的两次演习中的第一次演习时，特别是当他说到拥有六十到六十五个师的东方（红方）成功地突破了西方（蓝方）及其五十五个师的防御时，在座的人都不安起来①。斯大林问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兵力优势这么小，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 ①此处似有误。据朱可夫回忆录说，他当时被指定为演习中的“蓝方”（西方），假定是发动进攻的德军一方。帕夫洛夫被指定为演习中的“红方”（东方），假定是进行防御的红军一方。双方兵力是：西方六十多个师，东方五寸多个师。演习结果是红方失利。朱可夫还指出，这次演习的情节，与1941年6月22日苏联遭到法西斯德国进攻后所发生的一些情况，在很多方面非常相象。——译者注 麦列茨科夫的回答不是斯大林想要听到的回答。他说：东方部队从战线上“战事较少的”地段抽调部队，使它获得了“局部”兵力优势。 斯大林立即反驳道：“在我们这个使用机械化和摩托化部队的时代，‘局部’兵力优势不能保证进攻一方获胜；实施防御的敌军，拥有同样的机动手段可供使用，能够在短时间内变更部署，加强遭到威胁的地段的兵力，这样也就抵消了进攻者建立的‘局部’优势。” 当麦列茨科夫开始叙述第二次演习时，斯大林用挖苦的语调问他道：“唔，这一次谁胜了呢？可能‘红方’又胜了吧？” 表列茨科夫企图避免直接回答问题，毫无说服力地说什么在军事演习中不会出现明确的胜负，讲评人只是估量一下双方的行动是否正确。卡扎科夫回忆说：“这一招未能奏效。”麦列茨科夫被告知说：“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们还是想知道参加演习的哪一方是胜利者。”表列茨科夫未能作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 报告完毕以后，斯大林讲了话。他的话直截了当，切中要害： 可能，在条例的宣传材料中应该写上我们一个师在遭遇战中能打败德国法西斯军队一个师。而在进攻时，一个半师能突破他们一个整师的防御。可是在在座的这些人的圈子里，在未来的方面军司令员们和集团军司令员们面前，就必须讲讲实际的能力是怎样的。 接着又发生了一个令人十分难堪的插曲。副国防人民委员T·N·库利克在会上发言，要求把一个师的编制人数增加到一万八千人，要求用马匹牵引（炮车）。在一问一答中，暴露出他对现代战争的武器装备的无知。斯大林尖锐地批评了他，并对铁木辛哥说。“只要对于摩托化和机械化存在着如此混乱的看法，你们就不会有摩托化和机械化。现代战争是一场摩托化的还争——在陆地、在空中、在水上和水下都是如此。” 卡扎科夫写道，斯大林对国防人民委员部的批评是令人信服的，但是“这批评就象一只飞去来器，击中别人，又飞回来击中了他自己”，因为1939年11月21日作出解散坦克军的决定时，斯大林也参与了决策。 在朱可夫、帕夫洛夫等人发言以后，会议宣告结束。会议参加者的心情可说是苦乐参半——他们对于红军进一步机械化的前景感到满意，为总参谋部的报告感到难堪。 就在会议结束的那天傍晚，苏联领导人作出了一系列新的任命，朱可夫担任了总参谋长，而M·Ⅱ·基尔波诺斯上将接替他担任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麦列茨科夫被调到作战训练部，显然是对他在斯大林和政治局面前表现糟糕的惩罚。朱可夫被任命为总参谋长以后，再一次得到了荣誉——1941年2月，他当选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与此同时，国际局势更加恶化了。朱可夫立即着手加速实施由斯大林和铁木辛哥发起的对军事机构的改组，清除不称职的军官，谴责他所看到的官僚主义作风，因而普遍地提高了全军的状况。 1941年3月8日，中央委员会作出一项决定，更明确地规定了国防人民委员都的内部分工。对苏联红军的领导，由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通过总参谋部（朱可夫）和若干个总部来实施。朱可夫被任命为副国防人民委员，因而他不仅领导总参谋部，而且负责监督通讯部、燃料供应部、空防部以及总参谋学院。此外，准许两名副人民委员——一朱可夫和布琼尼直接去见政府领导人，洽谈有关国防机构的种种问题。 这年2月23日，恰逢红军建军二十三周年，朱可夫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论述了红军取得的进步。他写道：“人员、武器、军事思想——这是一支军队的三个基本要素。”他还指出红军现在正迅速充实这些要素。关于哈勒欣河战役，朱可夫说，苏联军队在那里经受了“严峻的长时间的考验”。他说，芬兰战役，是一次严重考验，而粉碎曼纳海姆防线，“是迄今为止通过大规模强攻，”突破现代化永久筑垒地域的唯一战例。”然而，朱可夫并未一味赞扬，他也提到一些缺点，他说： 可是，我们如果让胜利迷住了眼睛，对于我们在士兵训练方面已经暴露出来的缺点视而不见，那我们就不是布尔什维克了。这些缺点是由于训练方法中普遍存在的因循守旧和墨守陈规造成的。在战争的初始阶段，这些缺点显露出来，自然就对作战产生了有害影响。① -------- ①劳特巴奇箸《这些人是俄国人》，第127页—第129页。——原书注 朱可夫在指出1940年8月恢复了军官“单一首长制”之后，进一步强调了单一指挥的必要性。他想方设法扩大指挥员的权限，提高他们的权威，进一步加强军纪。他极其重视官兵之间的良好关系，强调指出互相信任和尊重的极端重要性。而且他警告说：“一场帝国主义战争正在我们周围激烈地进行着。由于我们重建了军事训练制度，我们取得一些不容置疑的成绩。训练是在接近实战的条件下进行的，因而我们提高了我军的战术水平。可是，我们如果因此而沾沾自喜。自满自足起来，那就大错特错了，还有许多事情要做。”① -------- ①同上。——原书注 在此期间，希特勒对斯大林越来越绝望了。虽然莫洛托夫在1939年8月会见里宾特洛甫时，提到了苏联打算占领比萨拉比亚，但他没有提到苏联也打算占领布科维纳。希特勒对事态演变很不满，因而德苏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了。 1940年11月，莫洛托夫率代表团到达柏林，这是一位苏联政治家首次访问纳粹德国。莫洛托夫说，俄国希望德国停止在芬兰的一切军事行动，承认苏联在巴尔干的利益以及在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的基地……① -------- ①乔治·凯南著《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俄国与西方》，第339页—第343页。——原书注 陪同苏联代表团前往柏林的两名翻译之一瓦连金·别列日科夫在《新世界》杂志上著文描述了这次访问。他写道：莫洛托夫问希特勒为什么向罗马尼亚派遣一个德国军事代表团，为什么不同苏联政府商量（1939年条约规定，在涉及双方利益的重要问题上要进行磋商）。而且，为什么德军开进了芬兰？别列日科夫说，这些话就象给这位“元首”“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他甚至看上去有些不知所措。好一阵子，可以看见他脸上露出一副窘态”。希特勒镇静下来以后才说，派代表团去罗马尼亚是应安东奈斯库政府的邀请去训练罗马尼亚军队的。至于芬兰，德军不打算留在那里，而是假道芬兰去挪威。莫洛托夫反驳说，作为那种代表团来说，在罗马尼亚的德国部队太多了，而在芬兰，德军并未继续前进，显然是准备长期留驻的。 第二天，莫洛托夫继续追问芬兰问题，因而会谈越来越激烈了。莫洛托夫坚持要讨论希特勒认为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使这位“元首”恼怒了。所以当他提出要德意两国作出保证的时候，希特勒终于忍不住大喊大叫起来。后来会谈重新开始时（会谈是在里宾特洛甫的安全可靠的掩蔽部里举行的，因为当时正发生一次空袭），这位苏联代表又追问，关于德国在罗马尼亚和芬兰驻军背后的目的，什么时候能够作出解释。这时里宾特洛南毫不掩饰他的愤怒，回答说，如果苏联继续关心这些“无关紧要的问题”，那么应当通过通常的外交途径来讨论它们。第二天俄国人离开了柏林。里宾特洛甫是到车站为他们送行的唯一高级官员。 两周以后，即1940年11月26日，苏联政府在给柏林的一项外交照会中重申了它的要求。对于这项照会，德国未予答复，相反，在几周以后，即在1940年12月18日，怒不可遏的希特勒下达了一项代号为“巴巴罗萨行动”的命令。命令开头是这样的：“德国武装部队必须作好准备……在一次迅猛的战役中摧毁苏维埃俄国。” 实际上，希特勒在几个月以前就已作出了关于进攻苏联的决定，而苏联在1940年秋天的顽固态度，只是使他确信他必须着手实行他的计划而已。据里宾特洛甫说。自从1938年以来，希特勒就担心英美对德国开战，而一旦俄国同它们联合起来结成一个联盟，德国将面临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困境。因此，这位“元首”决意向苏联发动进攻，坚信他能够在几个月之内处理掉俄国这个威胁。可是，希特勒仍然忧心忡忡，他的外长里宾特洛南记载了他的忐忑不安的心情：“我们不晓得，一旦我们真的不得不推开通向东方的大门时，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力量。”① -------- ①里宾特洛甫著《伦敦和莫斯科之间》，第240页。——原书注 从1939年8月14日到1942年9月24日，担任德国陆军参谋长的弗朗茨·哈尔德，曾一直记私人战时日记，在他的日记中，可以找到关于希特勒作出跟俄国交战决定的情形的明确记载：1939年10月18日，“元首”向他的陆军下达指示说，已被征服的波兰领土应该看作是“德军未来的军事行动的集结地域”。过了若干星期以后，希特勒又鼓动他的一些迟疑不决的将军们向西进攻，说只有德军在那里（即在西欧）获得了自由，他才能够去攻打俄国。1940年7月、哈尔德写道：希特勒认为，如果德军不进攻英国的话，这年秋天就可以进攻苏俄。这位“元首”指示陆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布劳希奇为入侵苏联作好准备。 7月31日，在贝格霍夫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希特勒向他的陆军首脑们首次宣布了他的关于进攻俄国的决定。几乎是逐字逐句地记录了这位“元首”讲话的哈尔德的日记表明，随着入侵英国的前景正在消失，希特勒不仅作出了在1941年春进攻苏联的明确决定，而且还制定出他的主要战略目标：“英国的希望寄托在俄国和美国身上。如果使寄托在俄国身上的这种希望破灭，那么寄托在美国身上的希望也就破灭了，因为俄国被消灭就会大大增强日本在远东的实力。”希特勒确信，英国继续作战的顽强决定是以苏联最终将参战为依据的。希特勒接着说道： 英国出现了某种怪事！英国人眼看就要完全倒下去了。可现在他们又重新站立起来。我们截听到他们的谈话。俄国对西欧迅速发生的事态感到烦恼和不安。 俄国只需向英国暗示一下，它不希望看到德国过份强大，那么英国就象一个溺水的人。将重新燃起这样的希望，即整个战局在六个月至八个月内一定会完全改观。 可是，倘若俄国被摧毁，英国最后的希望也就破灭了。那时德国将成为欧洲和巴尔干各国的主人。 决定：鉴于上述种种考虑，必须在1941年春消灭俄国。 越早摧毁俄国越好。① -------- ①弗朗茨·哈尔德著《德国陆军最高司令部总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上将私人战时日记》。——原书注 双方开始为在军事上摊牌而进行秘密准备。德国借报部门在边境一带积极活动。苏联人士说，从1939年10月到1941年6月，德国侦察机在整个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地区上空飞行达五百多次。苏联最高指挥部严禁边防部队向入侵的飞机开火，显然是由于担心酿成爆炸性的边界事件而被德国指责为挑衅。 苏联的计划执行得太小心、太缓慢了，因而苏联的军事机构未能作好应付战争的准备。这是谁的疏忽呢？苏联的说法是，斯大林认为希特勒“在近期内”不会撕毁同苏联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他把德国为发动进攻而进行的种种准备仅仅看作是一种挑衅。他觉得，苏联人如果对德国人在边界上的活动作出反应，那么希特勒就有了借口来撕毁条约并向俄国发动进攻。据《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一书说，斯大林心里非常担心刺激希特勒，以致“当边境地区的一些军区的司令员们要求授权他们把部队部署到边界一带的防御阵地，提高部队的战斗准备时，他们的要求都被他拒绝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还斥责铁木辛哥和朱可夫，说他们“不大明了正在发展变化的军事—战略形势，未能得出应当得出的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使武装部队进入战备状态的结论。” 然而，在确定责任的时候，人们必须记住斯大林是不肯相信希特勒会很快撕毁互不侵犯条约的。1941年4月，丘吉尔省警告莫斯科说，德国将发动进攻，但这个警告未能奏效。①可以肯定的是，斯大林在战争爆发前的最后几个月的表现是前后一贯的。他显然希望，只要他坚持要求德国人讲信用，他就能够使苏联在1941年免遭战祸。 -------- ①还有一些人曾对负责的苏联官员发出过警告。在那些紧张的月份里，在苏联驻柏林大使馆担任一等秘书的瓦连金·别列日科夫回忆说，4月底他应邀出席美国驻柏林大使馆一等秘书杰斐逊·帕特森的一次鸡尾酒会。帕特森在打过招呼之后，表示希望别列日科夫会见出席酒会的一位客人。接着把一位德国空军少校介绍给别列日科夫。 接近傍晚时分，当少校同别列日科夫两人单独呆在一起，离其他宾客有一段距离的时候，这位德国军官对他说：“有件事帕特森希望我告诉你。实标上，我不是到这里来休假的。我的中队被从北非召回来，昨天我们接到命令要调到东线，到罗兹地区去。也许这件事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过我知道还有许多别的部队最近也被调到贵国边界地区。我不知道这可能意味着什么，但我个人不希望我们两国之间出什么事。当然，我对你说的这些话都是机密。”别列日科夫大吃一惊，但他首先表示感谢他提供这个情报，然后说他认为德国将会遵守在不侵犯条约。别列日科先写道：“当时我们最担心的是挑拨”不过，他到底还是在苏联大使用的例行通报中向国内报告了这次谈话。见瓦连金·别列日科夫著《希特勒入侵前夕》。——原书注 在这种情况下，朱可夫和他在军事机构中的同事们不愿就希特勒的意图问题，去同斯大林争辩是并不奇怪的。 二十五年以后，朱可夫在回顾当时的情形时承认他本来应该尽一切力量来说服斯大林，使他相信眼看就要发生的事态。①他对为他写传记的作家H·斯维特利申上校说：“也许我没有用足以使人信服的方式向斯大林证明使我军进入战斗准备的必要性，对于这一点，我并不推卸我的责任。”但他知道。即使他那样做，也是徒劳的，所以赶忙补充一句：“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我对他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朱可夫只能设法说服，但最后决定当然还是由斯大林来作的。 -------- ①对于这段时期的历史进行了缜密研究的亚历山大·沃思说，斯大林确信同纳粹德国的战争不可避免地要在1942年爆发，苏联政府必须采取一切手段，使德国不在1941年秋季以前发动进攻，到了秋季，德国就是想要在这一年入侵也来不及了。见亚历山大·沃思著《俄国在战争中，1941—1945》，第122页—第123页。——原书注 事实上，红军在1941年春夏所进行的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准备工作，正是在朱可夫当了总参谋长以后一在他的指导下进行的。如果说，对总参谋部的批评有哪一条是有根有据的，那就是总参谋部的成员们只是埋头研究不久前才结束的芬兰战役的经验，而对于1939年和1940年欧洲战事的进程没有给予足够密切的注意。实际上，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前的六个月期间，在军队领导人的看法中普遍存在着两种倾向。苏联元帅N·X·巴格拉米扬写道： 一派人，一味地试图用国内战争和西班牙事件的有色眼镜来观察未来的战争……另一派人，虽然从西欧发生的战争中得出了正确结论，显然希望预先采取措施阻止事变的发生……这些人试图接照红军最早能在1942年才会拥有的兵力和装备来制订作战计划。试问倘若战争马上就打响，那该怎么办呢？ 与此同时，巴格拉米扬①写道。T·R·朱可夫一直专心致志地对德国的威胁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抱着一种紧迫感来采取行动。有一次，朱可夫对巴格拉米扬说：“我们现在非常需要一些不仅在指挥诸兵种合成部队方面。而且在战役问题上训练有素的指挥员。” -------- ①那是1940年9月，巴格拉米扬被朱可夫召到基辅验别军区。从一他俩一起在列宁格勒高级骑兵学校受训算起，已经过去十五个年头了。巴格拉米扬描写了他与朱可夫的重逢，准确地勾划了这位已经肩负起如此重任的人的一些特点。他写道： “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的样子没怎么变。他确实仍旧非常壮实，他的头发略微稀疏了些，脸上的皱纹更深了，于是乎他面部的表情也显得更严肃了。然而，在这十五年中。他的成就比他的同班同学都大得多。但他的成就并不使我感到意外。在战前岁月里扶摇直上的所有杰出军事指挥员当中，他无疑是最有才干和最有天赋的。我们一起在列宁格勒受训期间，在所有同学当中，他是出类拔萃的，这不仅是因为他具有达到确定目标的钢铁般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而且具有独到的见解。在我们进行演练的时候，他常常是出一些我们料想不到的问题而使大家感到惊异。他的决定总是引起很大争议，而他通常总是能够用新奇的逻辑来论证他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我很了解他的才能，所以我对他在军事上的业绩并不感到目外，而他的业绩即使在当年来说也是引人注目的。与战前时期的一些军事领导人不同，T·R·朱可夫不仅具有在经受军事上严峻考验的岁月里一个军事指挥员不可缺少的军事才能，而且具有坚定的性格，他对那些敷衍塞责的人是决不留情的。可是，由于他的杰出的思想和高度的智慧，他对部下的要求虽严，但极少象当时很多军事首长和样动辄采取怒气冲冲的粗暴态度。只是对于那些无所事事之辈来说。他才是个可怕的人。”见N·x·巴格拉米扬著《作战部长的笔记》，苏联《军事史杂志》，1967年1月号，第55页—第56页。——原书注 另一个问题，是保卫1939年和1940年取得的领土问题。这也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有关军事当局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在新的边界沿线修建筑垒地域和野战阵地的工程。直到1941年夏，还远远没有竣工。埃里克森写道： 关于苏联防御不充分的状况，有人把一部分责任归咎于朱可夫。人们怀疑这样做是否公正，认为这可能是一种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为一些军事问题确定正确的解决办法，总要遇到一些严重的、令人生畏的障碍，况且朱可夫到底有多少自由行动的余地，也难以估计。清楚的是，苏军指挥部已着手重新组织西部边境的防御——这个边境如今是从巴伦支海到黑海，共有五个军区，即列宁格勒军区、波罗的海特别军区、西部特别军区、基辅特别军区和敖德萨军区。三个特别军区的司令部所在地分别是里加、明斯克和基辅。 其他一些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本应修建更多的前沿机场，在整个地区本应建立更多的通讯枢纽都。自从边界有了调整以来；宽轨铁路虽已延长到新边界，但运输能力仍然很低。另外，有些地段，只是到1941年春，才开始修建钢筋混凝土永备发射点。 到1941年4月底，苏联人意识到，德军已开始在俄国边界集结军队。5月，朱可夫的报告向苏军各部门和各集团军发出警告：“整个3月和4月，德军统帅部一直紧张地把部队从西线和德国中部地区调到邻接苏联边界的地区。”他的这番话的含义是很明显的。 朱可夫和总参谋部制订出一项苏联酉部边界详尽的防御计划。这项计划划分了每个集团军的防区，而且划出了第一梯队每个师的防线。除了苏芬边界的最北段，部队仅仅掩护一些孤立的地段以外，沿整个边境组成了一个统一的防御体系。每个集团军的所有步兵师都部署在边界附近，通常是部署成一条线，担负打退敌人进攻的任务。每个集团军的第二梯队的编戌内，有一个机械化军，其任务是消灭突破边界阵地的任何敌军。 5月，朱可夫命令一部分红军集中到比较靠近边境的地区。但是由于运输工具不足，部队调动缓慢。各条铁路按照和平时期的时刻表运行，有些指挥员似乎缺乏必要的紧迫感。 朱可夫和总参谋部5月制订的计划，要求在发布动员令后几天之内迅速增援边境各军区。计划曾设想，在开始动员到战争爆发之前将会有一段时间。 5月计划规定，边境军区部队中的—部分，将作为边境地区的掩护部队。这些部队，由每个军区的第一梯队的诸兵种合成部队编成，规定它们要进行顽强抵抗，以掩护全国动员的实施和国家主力部队的战略集中。部署主力部队的防线，离开边界一定距离。敌人如果突破了防御，一防守部队将转而采取阻滞行动或实行机动防御。这种作战行动的目的在于在每道防线上尽可能长久地阻滞敌人。在两条防线之间，将采取设置障碍、破坏桥梁，以及小股部队的伏击等办法来减慢敌人的推进。到战争爆发前夕，各军区已有多达三分之二的兵力被编人担任掩护的集团军中，而这些集团军，将沿整个边界大体均匀地部署在六十到九十五英里的纵深。其余部队则部署在离边界大约三百一十英里的地方。 按照朱可夫的计划，从帕兰加到多瑙河口一千二百四十英里的边界，将用九个掩护集团军来防守，由四十个步兵师和两个骑兵师构成第一线。每个师负责大约三十英里的正面。在有天然屏障（森林茂密的喀尔巴阡山脉、普鲁特河和多瑙河）的那些地段，步兵师的防御正面宽度达六十到七十五英里（应当强调指出，当时苏联军事研究部门已经确定，一个师的防御宽度应为五到七点五英里，而上述加宽了的正面宽度，却是在这之后决定的）。总参计划中的一个重要都分是，事先构筑边界防御阵地，在敌人一旦造成威胁时就可以进入阵地。在这之前，用作掩护的部队将驻扎在离边界距离不等的兵营里。 时间一天天过去，斯大林继续无视关于德军将发动进攻的警告。 从1939年起担任海军人民委员的H·T·库兹涅佐夫海军元帅，生动地描述了战争就要爆发之前的那些关键性的日子。他写道：“关于希特勒发动战争的意图，到1941年初就开始不断有情报泄漏给我们了。这个情报，起初是十分含糊的，可是后来就肯定得多了，而且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尽管德军统帅部煞费苦心，但它要掩藏它从巴伦支海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漫长正面上发动大规模进攻所作的种种准备，是掩藏不住的。”① -------- ①H·T·库兹涅佐夫著《战争爆发之前》，载苏联《国际事务》杂志，1967年1月号，第99页—第100页。以了引语亦引自该文。——原书注 库兹涅佐夫说，1941年2月他向政府报告说，对于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以后。德国卖给俄国的、已部分装配完毕的“吕佐夫号”巡洋舰。德国人推迟了供应部件的日期。斯大林细心地听完库兹涅佐夫的汇报后，要他随时把情况报告克里姆林宫，还说苏联驻德国代表的行动已经受到限制。 6月月中，即在战争爆发前夕，库兹涅佐夫在斯大林的办公室向他报告说，在俄国各港口的德国商船数目正在迅速减少，这是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进一步证据。 库兹涅佐夫写道：“可是仍然没有下达指示。”他描述了斯大林在和平时期最后几小时所采取的行动，同时说明朱可夫和总参谋部也不是无所事事。他写道： 备战不是单纯地储存装备。要想打退可能遭到的进攻，必须事先制订出作战计划，并把这些计划告诉那些将要执行计划的人……斯大林考虑过这个问题吗？……我相信他考虑过。我认为他坚信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他肯定战争要么在西面，要么在东面爆发。也可能在东西两面同时爆发。我们把军队同时集中在西面和东面，不是无缘无故的。在东西两面的边界都构筑了工事。1940年底和1941年初，高级指挥官的调动也表明正在进行战争准备。从整体来说，为应付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早就开始进行准备了，而且一贯地、有针对性地进行着。 当时斯大林已经有了疑心别人的毛病，对于即将发生的战争应该怎样打，他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那些将要参加作战的人。他对于可能发生冲突的日期，也估计错了。他以为还有时间。所以当事态急转直下的时候，他已经来不及把他的主张变成明确的战略计划和具体行动计划了。而且，从1939年到1941年这段期间，这种计划恰恰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倘若能够准确而详尽地制订出计划，本来是可以利用这些计划对部队和舰队进行训练和准备的。 库兹涅佐夫说，斯大林在军事事务方面的权成有着双重的影响： 一方面，人人都坚信斯大林最明了情况，需要的时候，他将作出必要的决定。另一方面，这种状况又妨碍了他周围的人自己去思索；并坦率而果断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在海军中。大家都确信，既然没有下达指示，那就是说眼下战争不大可能爆发。 库兹涅佐夫批评了国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员，抱怨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总是忙得不亦乐乎，连出席舰队关于作战问题的会议都没有时间。他对朱可夫特别有意见，他说： 从朱可夫当了总参谋长以后，我们同总参的关系不能说是融洽的。我认为同总参谋部保持联系特别重要，这也是由于斯大林依靠总参机构来处理军事问题的缘故，而这就意味着斯大林有关海军的指示和指令也下达给总参……我去了好几次要见朱可夫，可是都没见着。他的举止相当傲慢，而且根本不肯下功夫去研究海军的问题。 虽说这位海军元帅很尊敬担任野战司令员时的朱可夫，但对他担任总参谋长时的表现却印象不佳。他说。“本来应该早得多地发现朱可夫从性格上说不适合作参谋工作。”库兹涅佐夫的批评也许太过分了。朱可夫情绪急躁、容易发火，很可能是由于他常常不如意和他在工作上的几乎无法忍受的紧张造成的。还必须记住，斯大林对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控制极严，象朱可夫那样精力充沛、性格倔强的指挥员，对此一定会感到恼火的。库兹涅佐夫也说：“对予各军事机关和国家高级领导人的职权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而且“斯大林拥有无限权力，整个军事事务完全控制在他手里。”这种说法无意中为朱可夫的举止找到了解释。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工作，无论哪一位红军领导人，看来都不大可能充分发挥他的才干。 正在迅速发展的事态的其他几个方面的情况。也值得提一提。驻在塔什干的M·N·卡扎科夫将军6月11日被召到克里姆林宫。他在飞往莫斯科途中，看见下面满载着军队的火车一列接着一列，全都向西北方向开行。他知道他指挥的军区没有向苏联其他地区调动部队，所以他猜测这些部队是从东西伯利亚军区和外贝加尔军区调来的。 到达总参谋部大楼以后，卡扎科夫从外贝加尔军区的一位集团军司令员M·R·卢金那里得知，卢金的集团军正沿铁路调到西部去。此后几天，卡扎科夫看见身穿野战制服的其他几位集团军司令员。他可以肯定这些部队不是去参加演习的，因为如果举行演习的话，他一定会知情。卡扎科夫被要求再呆几天时间。以便解决同他的军区的作战计划有关的一些问题。 “当时，”他回忆说：“我不能不注意到总参谋部越来越繁忙。那时担任伏尔加军区司令员的格拉西缅科中将同他的参谋长一起来到总参。接着乌拉尔军区司令员R·A·叶尔沙科夫中将也来了。卡扎科夫找到A·M·华西列夫斯基上将，后者告诉他，芬兰军队已经在实行动员，德军已经沿着苏联边境集结。卡扎科夫直截了当地问他道：“同德国法西斯打仗，什么时候会打起来呢？”华西列夫斯基回答说：“今后十五天到二十天当中，要是不打起来就算不错啦。” 从这些情况可以得出结论，斯大林和苏军最高指挥部知道同德国打仗只是时间问题，但是没有把情况充分通报给西部边界一线的各部队，甚至放任它们产生一种心安理得的情绪。对苏联人来说，这场战争可能不具有战略突然性，但是在战术上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一些俄国人叙述了他们在战争前夕在西部边界上的经历，其中就有当时在边境部队中任上校的N·N·费久宁斯基将军。他回忆说，6月18日，边防分队的一名指挥官打电话向他报告说：“上校同志。一名德国士兵刚刚投奔到我们这边来了。他报告了非常重要的情报。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相信他。可是他谈的情况非常非常重要。”“你们等着，我马上就去。”费久宁斯基下了这道命令以后立即动身前往边境。 到达分队司令部后。费久宁斯基看见一个高个子的年轻德国士兵。这个德国兵对翻译说，他因为喝醉了酒，揍了一名军官，他害怕被枪毙，所以逃到苏联人这边来。他说：“战争不久就要开始了。”他告诉他们说，6月22日凌晨之时，”德军将在德苏边界全线发动进攻。 这位年轻的德国兵发现人们露出怀疑的神情，便千方百计要使苏联军官们相信他说的是实话。“上校，”他说，“到了6月22日早晨5点钟，你们如果觉得到欺骗了你们，你们枪毙到好了。”当费久宁斯基把这个情报报告给第5集团军司令员时，这位将军懒洋洋地答道，“不必相信挑拨。”而且没有必要向部队发警报，因为“这种警报将是一场虚惊。”① -------- ①N·N·费久宁斯基箸《闻警而奋起》，第10页—第14页。——原书法 卡扎科夫将军于6月21日夜间到达设在塔什干的司令部。接着他用了几小时时间报告他此行的情况。当他准备休息的时候，值日军官派人来找他。莫斯科的总参谋部打来了一个重要电话。信息是简短的：“开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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