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那些一大早就挤在公安局签证科门外、然后在狭小憋闷的接待室里苦苦等候、最后终于小心翼翼地领到或交上护照申请表的人，不管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他们都是历史的幸运儿。 80年代初，中国的国门，虽然狭小，但毕竟是为这一代人打开了。要知道，那时，中国和西方已完全隔绝了三十年，和苏联、东欧也断绝来往二十多年了。在这几十年中，中国人没有谁敢梦想今生今世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更不要说去海外留学。 这国门的打开，是中国在7O年代后期发生的许多影响深远的历史性变化之一。 1978年7月7日，北京正在召开全国财贸“双学”大会——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全体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 就在这同一天，当时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方毅正在同来访的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弗蓝克·普雷斯(FrankPress)博士率领的美国科技代表团举行会谈。 当时中美双方会谈的重点是科技交流问题。… 会谈一连进行了三天。普雷斯形容会谈是“建设性的”；方毅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期间，美国客人参观了农业学大寨展览、科研单位和医院，当然，也游览了长城。 就在这三天的会谈中，中美双方取得了一项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后来的事实证明，它不仅改变了许多中国青年的命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这就是中国政府同意向美国派遣留学生。 当时谈判的过程颇具戏剧性。 美国第一任驻中国大使伍德科克先生(Leonard Woodcock)当年作为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参加了那次中美会谈。1991年冬天，这位80多岁的老人曾向我清晰地回忆起当时双方谈判的情景。 他说，中国同意向美国派遣留学生对美方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事前，美方是准备在会谈中向中方要求将互派留学生作为双方科技合作的一部分，但在这一点上，他们不抱太大的希望，原来只是作为谈判的“筹码”之一。美方没有料到中方会如此积极迅速地作出反应。在一天上午的会谈中，美方代表先发言，提出双方可以互派留学生。下午，中方代表发言，说，可以。并马上反过来问，你们能接纳多少人？ “这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伍德科克先生回忆说，“大家都很兴奋。可那时，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只有一个设想，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案。 美方代表立即在场下举行“紧急磋商”。来自美国航空、教育、农业、商业、卫生各界的代表团成员开始估计在各自领域里能够接纳多少中国学生。“紧急磋商”之后，美方代表又把问题提了回去：你们计划派出多少？ 中方立即答复：500人怎么样？ 原密歇根大学教授奥克森伯格教授(Michael Oksenberg)也从另一方面证实了伍德科克先生关于当时美国代表团对中国愿意向美国派遣留学生颇感意外的说法。他当年作为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顾问，也是美国科技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他还在密歇根大学任教时，有一次对我说起，在那次正式会谈前，他在宴会上和一位中国官员用中文交谈，曾试探性地询问有关互派留学生之事。那位中国官员明快他说：“我们同意。”他听懂了。当他把这一消息告诉自己的同事时，其他美国人却都表示不相信，让他再去问。于是，他又找到那位中国官员，问：“您刚才是不是说…”对方回答：“是呀！” 美国方面显然将中国方面同意向美国派遣留学生视为此次访问的最大突破。美国人历来相信文化交流是扩大美国影响的最有力的手段，而“哪个国家能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文明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②他们不希望看到将来北京王府井街头那些摩肩接踵的人群都充满了反美情绪。 本文为钱宁《留学美国》的部分节选，并非全文。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