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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许多人向往理念中的西方思想和文化，可一到国外，却马上会感受到，比思想文化更具震撼力和吸引力的，是作为那种思想和文化基础的西方的物质世界。 但说实话，许多中国留学生最终留在海外生活，显然不仅仅是因为西方国家“民主自由”的吸引，更主要的是因为发达社会里的“物质的诱惑”。 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显然不应该是一种罪过。 中国传统文化一向将物质的诱惑视为对人的精神的一种腐蚀。自孔夫子树立了颜回“安贫乐道”的榜样和发出“富贵于我如浮云”的宣言之后，中国人便一直奉“清贫自守”为一种难得的道德境界。 实际上，物质生活对人的精神世界自有另一种影响。 出国前，我曾采访过一位老经济学家，他曾是翻译马克思《资本论》的王亚南先生的弟子。在抨击了一阵中国的官僚主义以后，老人对我说，在社会主义短缺经济的状况下，人是很难具有什么民主自由的意识。上街买个东西，要有票证，要央求售货员，要走后门。这种每天进行的商品交易活动在无形中不断强化着个人对政府和社会的依赖，塑造着人的奴性。 到了美国后，我发觉这位老经济学家的论点可以从另一方面得到印证。西方物质的丰富，使人从小就具有一种强烈的选择意识，从日常商品到日后的职业，从生活方式到政党政客，个人的选择权利往往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个人的选择权利实质上就是自由民主最基本的涵义。 就拿人们常常谈论的“美国梦”来说。“美国梦”首先是一种很物质化的梦：一幢房子——房子意味着家庭、孩子、汽车、狗和稳定的工作。但也有美国学者强调，这种物质化的“美国梦”包含着一种美国精神：每个人都有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并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生活中的梦想。 因此，面对西方社会的物质世界，中国留学生受到的倒也不仅仅只是物质的诱惑，这中间自有一种精神的熏染。 中国留学生“金钱意识”的建立，首先基于出国后对“穷”的体验。正是在“穷”的感觉的无情挤压下，金钱的重要性很快凸现出来。道理很简单，在西方社会，要是没有钱，即使充满自由，你也没有多少自由可享用；即使人人平等，你也得不到多少尊重。小时候学到的道德箴言：“有钱不一定幸福”，到国外后可以从反面体会得更深：“没钱一定不会幸福”。 中国是个穷国，但1949年以后，生活在其中的中国人对穷的感受并不那么深切强烈。当年举国上下的一律清贫，使人徒增了不少悠然自得的“平等感”。可一到海外，中国人才真正感到自己是多么的穷，我们的国家又是多么的穷。中华民族在“勤劳”、“勇敢”之外似乎可以再加上一个“贫穷”。 许多自费留学生化了多年积蓄只够买一张从中国飞到美国的单程机票，下飞机时兜里往往只剩“分文”了。无论学的是天体物理还是文艺美学，在上课堂装模作样地探讨学术问题前，都得先钻进中国餐馆去洗碗。一些在国内颇有地位名望的教授到国外作访问学者的时候，因为钱的问题，常常不得不委屈地住在人家的客厅或到跳蚤市场买些旧衣物，一点讲不得正教授的级别待遇。 一个在纽约某大学进修的48岁的女访问学者，来美不久，开始牙疼，想去拔牙。可她的医疗保险里不包括牙医，大家便劝她忍一忍，因为在美国看牙医贵得出奇。忍了两天，这位女访问学者疼得实在受不了了，发誓说：“不管化多少钱，这牙也要拔了。”于是，大家开车把她送去。一路上，她一直捂着牙，哼哼唧唧，车一颠，便叫疼。到了医院，医生还未见到，一听挂号费，这位女访问学者便立即要求打道回府。回去的路上，说也奇怪，竟没有再喊一次牙疼。 对穷的滋味体会得越深，对金钱重要性的感受也就越强。但从更深的意义上来说，中国留学生“金钱意识”的真正建立，实际上是另一种“文化冲击”的结果。 90年代以前的中国社会，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权力社会。决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是一个人在其社会中或家庭里所具有的地位和所拥有的权力，而整个社会也是围绕着权力的轴心在运转。在这种社会环境里，有钱固然可以使小鬼推磨，却并不一定总能通神。 美国则是一个真正的金钱社会。在那里，金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着社会转动。这是一个“流动”的社会：它没有什么贵族和平民，没有什么上层和下层，有的只是有钱的人和没钱的人。但是，有钱的人可能会渐渐没钱，而没钱的人可能会慢慢有钱。 1990年夏，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研究学院的组织下，我曾随着“美国政治与政策”暑期研究班去华盛顿进行“实地考察”。在那里，我们参观了一家专门从事国会游说的律师事务所。接待我们的是该事务所的主要合伙人之一库兹威尔律师。座谈时，这位正值盛年、西装笔挺、一点不愿掩饰自己有多么精明的职业游说家一上来就开门见山地告诉大家：“美国的一切问题说到底都是一个Dollar（美元）问题。任何变化，无论是一项法令的通过、一位议员的当选或是一个案例的判决，最终都意味着美元从一些人的口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口袋里。” 的确，在美国，金钱不但能够左右政治，影响经济，而且，成为了一种价值判断的标准，甚至渐渐渗入了人的思维方式。 90年代初，美国前总统布什曾在电视上正式宣布开展一个全国性的反毒品运动。没有标语，没有口号，也没有什么动员大会，布什所采取的主要行动就是要求国会通过一项几千万美元的反毒品专款的预算案。这个情景颇似NBC电视台“周末夜生活”节目里对1992年总统候选人佩罗的讽刺：这位德州的亿万富翁解决洛杉矶种族暴乱的办法就是给洛杉矶寄去一张支票，然后宣布，洛杉矶的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 美国社会就像一个不断制造金钱又不断吞食金钱的不停转动的大机器。所有的人，无论是商人还是学者，无论是政客还是百姓，只要在这个社会生活一久，就会身不由己地被卷进去跟着一起转，停不下来。 一个35岁的访问学者，到了美国后，什么也不干，不访不问也不学，每天就是打工挣钱。他说，他开始的目标是攒够一万。可挣够了一万，又想攒两万、三万。结果，欲罢不能，就这样一直打了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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