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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在美学习的几万中国留学生的去留问题曾在美国朝野引起了激烈辩论。国会中有人提出了“保护”中国留学生的议案，那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否决了国会的议案，但签署了一项特别行政命令，允许在美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合法居留到1994年1月1日。当时，一位著名美国汉学家曾私下表示，从美国长远利益考虑，美国政府应当促使、甚至强迫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回国。“他们留下来，”他语含轻蔑他说，“以后不过是开个中国餐馆什么的。” 后来事实证明，这位汉学家的话并没有完全说错。两年后，就是他自己所带的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研究生，撰写论文期间，在校园附近开了一家中餐馆。而且，开张以来，生意一直不错。 不过，这位汉学家显然低估了这一代中国留学生的野心和能量。尽管历史上早期华人移民在美国社会谋生的方式不外乎是开洗衣店和餐馆，但历史并不总在重复自己。 他35岁，来自北京，1986年到美国，在缅因州一所大学读了个硕士。毕业后，他几次换工作，最后终于辞职，搬到休斯敦，开始自己经商。几年后，他一人开了五个公司，年收入达到六位数字，在城里买了一栋大房子，在郊外买了一座小别墅。 尽管已经有了“绿卡”，但他总爱强调自己是“爱国”的。“爱国，这就要有资本。”这是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像香港李嘉诚或包玉刚那样，说爱国，一下子就能拿出几个亿来。要不，就是扯蛋！” 我很早就认识他了。那是“文革”后期，我们都在北京东城的一所中学里读高中。我和他同在一个年级，但不在一个班。在学校，我是属于比较听话的“好学生”一类，他呢，不算是“好学生”，但也不是“坏学生”——大概属于那种“不好的学生”一类。那时，每天放学后，我总是闷在家里，而他喜欢串门，常从一个同学家里出来跑到我家，从我家出来又跑到另一个同学家里。他不但精力旺盛，而且，兴趣广泛，除了每天做作业外，还作诗，作画，作曲，样样也不省略。 一晃许多年过去了。我和他都大学毕业。他被分到北京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那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每天代表国家谈谈生意，一点用不着为亏赚担心，时常还能蹭上几顿饭。优哉游哉地过了两年，他觉得没劲，在单位又感觉受压，于是，联系了个自费留学，到海外来闯荡。 在美国苦读了两年，混了个硕士。毕业时，还没来得及庆祝一下，他便发觉自己面临饿肚子的危险。 即使饿肚子，他也不去中国餐馆打工。他的理由是，如果一个人到了美国就钻进中国餐馆去打工，那他将来一定会依赖上这种最简单也是最廉价的谋生手段，以致陷在社会底层，永无出头的机会。这话听着挺“势利”的，但也不无一点道理。 他跑到了纽约，在一家中资公司里找了一份差事。 作为有美国文凭的大陆来的留学生，他本以为自己在中资公司里会受到重用，而且，像许多初涉商潮的中国留学生一样，他也曾天真地幻想过，借国内原单位旧日同事之援手，或许可以在这边做点“大陆生意”。 他完全想错了。 在纽约的中资公司里，尽管他工作热情很高，业务水平也不低，可他却一直被当作“二等公民”，备受歧视。他慢慢才明白过来，在别人眼里，他不过是一个没本事挣钱养活自己而跑到这儿来混饭的人。国内原单位则更令他寒心。不知当年无意中得罪了哪一位领导，上面传下禁令，单位里谁也不准和他做生意。 他后来承认，那一段时间，是他来美国后最艰难的时日。不过，他顶下来了。他说，他之所以能顶下来，是因为自信，他相信自己有一天会证实自己的价值。 他很快离开了纽约，来到休斯敦。在那里的一家美国公司里当起了推销员。 虽然，他几乎是被逼得走到了这一步，但这一步，对他日后的发展’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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