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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苦娃子 “生在富人家一世享福，长在穷苦窝永世命薄。”这句老话难道真应验了吗？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人们谁相信这种宿命论呢？可是此时我仿佛看到慈祥的母亲那愁苦的脸容，嘴唇翕动着。 “唉，孩子，你一出生就尝够了黄连苦啦！” 四川省下川东扬子江畔忠州城内，三牌坊进士第秦府门外的古井旁，那高高挺立的千年大黄确树忽然景象清晰了。我就是1905年8月中秋之夜出生在这树下荒草地里的呀！ 我的远祖是彝民，和明末抗清英雄秦良玉同族，秦良玉保明反清到底，老死家园，清皇室却“不咎既往”，予以表彰奖励，企望秦氏后代为其效劳。 我的父亲薄有田产，却经营无方，到我出生时，家庭已开始破落。我的母亲是一个贫苦农家的女儿，面容姣好，被祖母倚仗权势胁迫到秦家为儿媳，实际作为她的仆役使唤。母亲勤勤恳恳，侍奉祖母，丝毫不敢懈怠。祖母死后，两个姑母和婶娘立即现出凶相。辱骂母亲出身微贱，唆使我的父亲在中秋之夜把我母亲打出家门。当时母亲已怀胎足月，可怜我就这样生在了秦公馆门前的荒草地里。 幸亏我伯母叫她家的女长工索大娘把我抱回秦公馆，并差她对我父亲说：“这是你秦家的女将，又是你的亲生骨肉嘛，你不要谁要呀！”父亲发脾气要摔死我，还是索大娘一把抢过来，将我送到深山老林外婆家，靠喂米糊才长大的。 我外婆、舅妈、表嫂三代寡妇，相依为命种庄稼。外公。舅舅、表哥都是被官兵杀害了的，舅妈老是清晨扛着锄头下地去，在那老虎、豹子、蟒蛇出没的原始森林里劳动。她什么凶狠的东西都不怕，常说：“老虎敢来咬我，我一锄头能挖掉它半个脑袋！”人们把我舅妈叫做“女武松”。 外婆一家待我很好，我也很爱她们，尽量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七八岁时，我已能在树林拾松蛋捞松针回家做柴烧了。不幸，外婆、舅妈相继去世。表嫂跟母亲一起到离城十里地的玉溪给我的姨妈家种地，还给别的人家打零工。母亲把我寄养在忠县的伯母家上小学，索大娘把我当成亲闺女看待。伯母是我父亲的亲嫂子。我的伯父不在家，他带着宠妾去浙江当知县去了，留下伯母过着孤寂的生活，就住在我父亲家对面的一个院落里。她每日上午九十点钟早餐，下午三四点钟午餐，夜里九十点钟晚餐。若按她这个时间吃饭，我就没法上学了，全靠索大娘把伯母的残羹剩饭拿来安排我的三餐，才没有耽误我读书。 旧社会的仆人不算人，水井旁黄桷材下的一大片土地都归索大娘耕种、收割，家庭粗活如挑水、劈柴、做饭、洗衣。洒扫，也统统归索大娘一人承担，由于操劳过度，她得了吐血病，主人也就不要她了。没有了索大娘，我的日子也就更惨了，但还是克服一切困难勤奋读书。 小学毕业后，本地当时没有女子中学，我便跟母亲下乡给姨妈家放牛。从此不复听到外婆家那深山老林里阵阵松涛的吼声了，桃子、李子、桔子、袖子、核桃、板栗、石榴、花红等果实成熟时期我也不能爬上树去摘吃了。到第二年，即1918年，我13岁时，正在万县警备队任职的二哥秦仲文把我带到万县上了半年女子初级师范。暑假考取官费（那时四川每县招两名官费生），我便独个儿千里跋涉，去成都四川省立女子实业学校上学。当时的时代思潮是实业救国啊！ 二 五四火炬照亮我 1919年，五四的熊熊火焰燃遍全国，学生爱国运动风起云涌。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刘砚僧、王维彻、袁诗尧。张秀熟、杨丽坚，还有附中学生刘先亮、吴先优等，团结全市学生掀起了爱国运动的热潮，声势浩大，他们拍发电报，声援北平爱国学生，声讨北平卖国政府，呼吁各界一致反对北洋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一天，在旧皇城坝即高等师范致公堂前的广场上，聚集了各校学生万人以上，人们发表演讲，游行示威。走在游行队伍前面的是四个女学生代表：杜芰裳、刘廉冰、万郁文和我，我们扛着四面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雄赳赳地率队前进，打破了“内言不出，外言不人”的女学生不能抛头露面的旧习俗。一路上，学生们高呼“反对卖国政府！”“打倒卖国贼！”“反对二十一条！”“还我青岛！”“打倒奸商！抵制仇货！”并向督军署督军熊克武、省长请愿，还通电全国各省市各县，号召反日救国，开展反对仇货（即日货）运动。记得益州女校代表盛绍尧在少城公园演讲，她高呼：“头可断，志不可夺，身可杀，名不可污！”激昂慷慨，十分感人。 后来，学生们纷纷到有仇货的商店，把仇货放火烧掉。奸商气急败坏，便收买流氓打我们。一次我们在名远楼开会，忽然冲进来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见学生就打。在对仗中，我被打缺了一只牙齿。最终我们还是把歹徒打跑了。 女学生们十分活跃，她们在大街上三五成群散发传单，不管那前呼后拥、四人抬大轿里坐着什么大官大军头，都把传单从那轿帘上半截透气观风的四方窟窿眼塞进去。 在运动中成立了“四川学生联合会”，创办了四开大张的《学生潮》报。接着《星期日》、《新空气》、《直觉》、《半月刊》等小刊物相继出版。文化宣传盛况空前。 那时，我也拿起笔，奋力批判旧社会，呼吁男女平等。在《学生潮》上，我写过一篇《我的黑暗家庭》，《国民公报》和《川报》上登载过我以“秦文骏”为笔名写的《要求女子参政》。 封建保守势力把爱国学生视为洪水猛兽，对于李大钊在报刊上公开介绍十月革命，宣传马列主义，在学生中产生的广泛影响既恨又怕。他们在高师校内大肆挞伐青年学生，驱逐进步教师，但是青年人的斗志丝毫不减，照样上街宣传、活动，还演话剧。 我们女同学也积极参加活动。但是人们每天天蒙蒙亮就要起床，点起油灯梳长辫子，又做早操，又上自习，再吃早饭，那太匆忙了。为了节省时间，我索性就把长辫子剪掉了。同班同寝室的杜芰裳，看见我剪掉长发以后清爽利落，十分羡慕，叫我帮她也剪掉了。没想到她的妈妈跑来又哭又闹，找我拼命。 “我的女儿不做尼姑，我的女儿要戴凤冠。” 她撒泼打滚地要我一根一根把她女儿的头发接好。后来又把杜芰裳抓回去锁在屋里不许出门。 抵制剪发的恶势力很大，借口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家长们吵的闹的，纷纷把女儿关起来，斗争很是激烈。可是剪长辫子的女学生仍然是一天多似一天，形成了女子剪发运动。 有一回，我到学校附近理发店把头发理得整齐些，被认为“有伤风化”，市政当局居然把理发店封闭了，把为我理发的工友抓进了监牢。还有无聊的文人在《国民公报》上造谣，说我写家庭是个动物园，惹得我伯父秦少伯竟跑到学校来找校长，炫耀他在浙江省，声明我不是他的嫡亲骨肉，要求学校挂牌开除我这个“害群之马”。 想当年，我的同胞大哥秦希文烈士，他是孙中山时代同盟会领导下的一员，在北京被卖国贼袁世凯枪杀于菜市口。噩耗传来，我和妈妈悲痛欲绝，我的二哥哭得昏死过去。而保皇的伯父秦少伯却幸灾乐祸地说：“哼！我秦家八世皇恩，出他这个道种，该杀！该杀！”后来熊克武当了四川省督军，他原是讨伐袁世凯的川军总司令，知道秦希文是因反袁世凯而牺牲的，便寻找秦希文的父亲去做官。可我父亲庸碌无为，便由秦少伯冒充是秦希文的亲生父，还对外扬言我是他的亲生女儿。这样，他骗取了熊克武顾问官的头衔，领取高薪，在成都少城黄瓦街租了公馆，和一伙封建余孽吃吃喝喝。熊克武下台以后，秦少伯也当不成顾问官了。如今，他又一反先前，欲置我于死地。 当时正是北京大学开女禁，招收女学生的时候，我写信给北大校长蔡元培，要求进北京大学。蔡元培回信说：“女子实业学校学生，恐怕未必合格。”不料这封信被学校当局查获，他们借机将我开除。 学生联合会介绍我到重庆找搞联省自治和妇女运动的著名人物吴玉章，想求他帮助我到俄国去学习。吴玉章当时是反对北洋军阀统治，搞联省自治和妇女运动的著名人物，他主张建设平民政治，改造社会经济，强调民主平权，提倡民众武装和妇女参政。 我在离开学校的时候，跑到校长办公室，准备把顽固保守的校长周烈痛打一顿，向他“辞行”，但他不开门，我气得举起拳头，“哗啦”一声，砸破一块窗玻璃，才悻悻离去。 我和同班同学李倩云，还有益州女校学生陈玉轩（竹影）三人女扮男装，从成都东门外望江楼搭小木船东下。 1920年初，岷江水浅，小小木船老是搁浅在沙滩边，需要背纤，一天只能走几十里地。好不容易到了嘉定（乐山），改换帆船，顺江东流，到了重庆，由吴玉章安排，我们三人住在重庆城内小井巷七号川东道尹公署秘书长、《新蜀报》创始人陈愚生家中。 吴玉章当时在重庆领导成立了“全川自治联合会”，全川100多个县，都有代表来参加，宣传、组织工作，很是忙碌。 重庆总商会大礼堂有1000多个座位，自治会举办的每次演讲都是挤得满满的，门窗外也拥挤着伫立听讲的人。吴玉章叫我们女学生也上台演讲，宣传妇女解放。我讲的是：男女平等，女子参政，女子放脚，女子剪发运动等等。 与我同来的两个同学后因有事回家去了，剩下了我一个人。吴玉章给了我100元现洋，让我趁陈愚生为奔走“少年中国学会”会务之便，跟他去北京，找李大钊，请他帮助联系我去俄国。 临行前晚上，在吴玉章和川东道尹叶秉成给陈愚生饯行的酒席上，我因不胜酒力醉倒了，同席的《新蜀报》编辑穆济波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趁我一人醉卧室中，悄悄进去将我奸污了。深更半夜醒来，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顿时犹如五雷轰顶，痛不欲生。我狂奔到陈愚生家门外，一头扎进水井里。这惊动了街坊邻居，他们把我救起。从此，我决定这一辈子不端酒杯。但穆济波有如一个魔鬼的影子，紧紧跟随我，纠缠我，使我大半生不得安宁。 初春，川江滚滚的波涛载着我和陈愚生乘坐的隆茂轮船，经过迂回曲折的险滩恶水，于一望无涯的巫山高峡之下，驶出了夔门，从重庆到了宜昌。我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和饱受创伤的心，默默无言。在宜昌需要改换长江大轮船继续航行。到武汉登岸，陈愚生上岸去找当地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人又是青年学生的领导者的恽代英同志。 恽代英脸色苍白，但精神很饱满。他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光头，粗布长衫——袖口小小的，下摆窄窄的，粗布袜黑布鞋。陈愚生和恽代英并肩缓步，边走边谈，登了龟山，又上了黄鹤楼。他们计划先到上海去找正在领导和组织工人运动的邓中夏，再到南京去找一些同志联系，然后大伙儿一起到北平和李大钊商量如何开好“少年中国学会”第一个年会，开展中国的革命运动。 五四运动的火炬照耀着我前进的道路，我暗自庆幸以后能在革命前辈的身边受教育而逐渐成长起来。 三 “少年中国学会”的小勤务 “少年中国学会”是在五四时期，李大钊、王光祈等发起和组织的，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全国性的进步社团。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后来会员从思想上分为三路：一路倾向共产主义，以李大钊为领导；一路是国家主义，以曾琦、李玫为首；一路是既不赞成共产主义，也不同意国家主义的中间派。到了1925年，这个组织即停止活动。 一天，在滂沱大雨中，我跟陈愚生离开武汉，乘轮船往上海。我仍穿着男孩子的衣服，路上很多不便，不敢进女厕所，上男厕所又心虚。就这样熬到了目的地。 轮船刚一靠岸，有个穿西装的青年上船来。陈愚生老远就笑眯眯地向他招手直叫： “中夏，中夏，这里，在这里！” 邓中夏一口湖南话。因为我穿的是男装，头发也剪短了，他见到我，以为我是男孩子，就摸摸我的头叫我“小弟弟”，把我们带到远东饭店休息。 他们俩忙得很，经常去先施公司和永安公司的屋顶花园，还有半淞园、大世界、虹口公园、兆丰公园等地秘密商谈，并带着我。过了一个星期以后，他们又带着我一同到南京，约了好些同志在玄武湖、莫愁湖、明孝陵、清凉山、鸡鸣寺、燕子矾等地密谈，并商量决定大伙怎样到北平去开会。陈愚生需要先到北平去布置一切，我便跟他乘津浦路火车于1920年5月间赶到北平。 一到北平，李大钊早已等候在火车站上。李大钊穿灰布长衫，两撇刀片胡子，陈愚生穿蓝布长衫，他们都推的平头，都是白袜黑鞋，他们当年都是留日学生，故友重逢，亲热得很。 我们走出车站，到了沙淮回回营陈愚生的住宅。一进门，看见屋中间停放着陈愚生夫人金绮的灵柩。陈愚生扑上去抚摸着棺材，泣不成声。 李大钊沉默了很久，才安慰他说： “愚生，你为了革命事业，耽误了陈夫人的病，自然是……但还有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做，你要保重。” 陈夫人去世后，丢下不满两周岁的小女儿陈白颀，由奶娘看护着她，住在邻居雷孝实、唐婉民夫妇家中。雷孝实也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开滦煤矿工程师。陈愚生和我也暂住雷家，和李大钊是邻居。 在北平，李大钊和陈愚生形影不离，他们一同到陶然亭选购墓地，很快把陈大人安葬了。 陶然亭原来是一片坟地，客居北平的一些名人亡后就葬于此。这里有一个大水塘，长满芦苇，塘畔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坟冢。有一座破古庙，庙门挂着“陶然亭”三个大字的横匾。旁边还有一座花神庙，门前一棵大槐树，坡下左边有座合墓，立着两块碑，一叫“香妃家”，一叫“鹦鹉冢”。香妃冢碑刻有“飘零风雨可怜生，香梦迷离绿满汀，落尽夭桃又浓李，不堪重谈夜花铭。”诗句是哀叹女子薄命的。鹦鹉家碑的《墓志铭》是：“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烟痕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这是以前某落第文人撰刻的。文意不外叹息命运多舛。每年清明节，前门八大胡同的妓女都到这花神庙上香，痛哭流涕，感伤身世，祷告花神保佑，早早脱离苦海。在陶然亭进门地方，垃圾堆成山，穷人和一些猪、狗都在这儿刨东西，求生存。 李大钊觉得这儿既偏僻又荒凉，不易为人注意，是秘密开会的好地方。陈愚生便在这里租了两间厢房为夫人守墓，实际是掩护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的革命活动。 我就跟着陈愚生住在这儿守墓，做些打杂的事。 一天，李大钊叫我到琉璃厂去买书籍、文具等。我雇了一辆人力车去。听房主人说，车钱顶多十个铜板就够了。可人力车夫见我是个年轻“男学生”，一下子把我拉到八大胡同（北平妓女荟集的地方），问我要一百个铜板，并指着有红绿玻璃门的房子说：“就是那儿。”胡同口站个警察，问他他也说就是那儿。我推门进去，二门上挂着许多牌子，上面写着香里香气的人名，最后我才弄清楚是个妓院，原来外地学生到这儿，有的去妓院游逛，车夫碰上不问什么，习惯地把他们拉到这儿来。我竟然被误认为外地来的风流学生了。回来讲给大家听，他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李大钊、陈愚生紧张地为召开少年中国学会第一次年会的事忙碌着。不久从国内国外来的少年中国学会的100多会员陆续到齐了。李大钊需要留在北京主持会议，不能脱身，于是就选派了刘仁静、张国杰到上海参加创党初期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0年7月1日，在北京召开了少年中国学会第一次年会。接下来几日又继续开会。我记得曾在北京中央公园（今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青绿树木掩映着的一排平房，里面房间相通，摆着椅子、长凳、方凳、圆凳。人们陆续到来，我在会场内外奔忙，为他们带路，沏茶。到会的人大多是教授、学者、外国留学归来的各行各业的专家，李大钊主持会议，特别着重指出，少年中国的人才济济，应共同努力合作，使人民得到解放，中国得到新生。 会后，李大钊和陈愚生照例回到回回营或陶然亭继续商议工作。 听李大钊谈起，前一批到苏联去的青年骆宾基等，还被反动军阀扣押在哈尔滨，不能出国。我想，我去苏联的计划化成泡影了。看样子，在北平还得呆下去。陈愚生鉴于我买书籍时闹的笑话，就买了一卷浅蓝色竹布，六尺长短，正好做一件女短衫，还买了六尺黑色大绸，叫我做裙子，恢复原有的女学生打扮。吩咐我在女高师附设补习学校先学习一段时间再说。我想以后再去考大学，但是经济来源呢？现在我手里只有一块洋钱，心绪更不安宁。 有一天，我正在雷孝实、唐婉民家客厅的躺椅上流泪的时候，忽然有人轻轻地拍拍我的后脑，我又紧张，又羞涩，擦干眼泪，揉搓着眼皮，装作睡梦初醒，翻身坐起一看，原来是李大钊同志。他微微掀动着那威严的两片大胡须，温和而又亲切地说： “好孩子，怎么啦？没有钱吗？” 我很不好意思地摇摇头。 他又和蔼地问：“是想家吗？” “想家”这两个字把我急得跳起来了，“我的家在哪里呀？” 李大钊又摸摸我的头，笑眯眯地说：“好孩子，到上海去工作吧。” “工作”这个新鲜名词，使我又惊又喜，惊的是我能做什么呢？喜的是我能够工作，那就什么困难都没有了。李大钊的亲切关怀把我从窘困中解救出来了。 谁知道世事难料，一波未平一波起。穆济波居然从四川追到北京来了。他在雷孝实、唐婉民的家中找到了我，那方形的瘦长脸挤出几丝笑意，转动着那双单眼皮下充满红丝的眼珠子，说：“德君，我来接你了。” “什么？来接我？”我怎能跟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生活在一起！我哭，我骂，我闹，周围的人虽然都同情我，但是都没法支持我。在那个时代，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糟糕的是，我已身怀有孕了。一个单身女子，生下来路不明的孩子，人们会嘲笑她，辱骂她，使她难以自强自立。再者，那些培育我参加革命和进步运动的前辈，他们自己的经济境况就不佳，哪里还有能力接济我和未来的孩子呢？如果孩子有了爸爸，一切便好说了，他便有义务养家糊口，而一些流言蜚语也就自行消散了。何况，穆济波本人就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帮助他在北京安家，对我的前途未尝没有好处。在人们的劝说下，我万般无奈，终于跟他走了。他到北京的一个中学教书，我租住了景山附近的房子。但是我们在一起，没有片刻欢乐，时常吵得昏天黑地，甚至厮打起来。我鄙视他，厌恶他，寻机脱离他。 四 黄毛丫头工作啦 列车在广阔的原野上隆隆奔驰，李大钊和陈愚生趁赴沪工作之便，把我带往上海。我离开景山时，并没有告诉穆济波，但后来他又跟踪而至。我望着慈祥的李大钊，又看看和霭的陈愚生，很兴奋，巴不得赶快到达目的地。但不知给我的是什么工作。 火车过了徐州以后，列车长报告说，前面铁路坏了一段，要大家换车。于是旅客们纷纷扛起简单的行李，走过一段崎岖的道路，挤上另一列车，因为两列火车的人并在了一列火车上，所以特别挤，不管二等三等车票的旅客，都得不到座位了。那些从窗户外翻进来的，连落脚地都没有，就跨在人们肩膀上，争吵声此起彼伏。 李大钊和陈愚生保护着我，唯恐我被挤坏了。恰好在一个角落里有个大个子，架起他的双腿带着一个包袱，盘踞两个座位，李大钊和气地叫他把包袱拿开让我坐，不料那个大个子男人很凶恶地回答： “你知道吗？她是女人呀！男子汉出门，岂能跟女人坐在一排呀！你要知道，让了女人就要倒霉的呀！” 李大钊平心静气地向他讲了一番道理后，那个大个子才把座位让出来了。 到了上海以后，李大钊叫我先到闸北、虹口交界处的健华铁工厂内的袜厂做学习女工。还给我三十元洋钱去交押金，说是等到我学成熟练女工以后，再买十二部织袜机器，以便在上海平民女学校组织学生劳动。这平民女校是李达同志遵照共产党的指示正在筹办的，为的是利用这种办学形式作为培养革命青年和秘密进行革命活动的地点。我们在上海英租界铭德里租到一幢两楼两底的房子作校舍，宿舍在法租界的辅德里，平民女学校内暂设文学部和工作部，经费呢，准备开学以后由半工半读学生的劳动所得自给自足。这时，穆济波又跟踪而至，我也无可奈何。 在学校筹办期间，陈愚生又邀约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邓中夏、黄日葵、恽代英、曹刍、倪文盲、杨效春、肖楚女、王德熙等，浩浩荡荡开到重庆，宣传新思想。这时，川南军事头目杨森也标榜新潮流，聘请王德熙到泸县川南师范学校当校长，请恽代英当教务长。我也随他们到川南师范学校当了三个月的附属小学教员。穆济波则在川师教书。他是从北京赶到上海，又从上海随我们去川南的。在沪州教书期间，我生下了穆济波的孩子，是个女儿。为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我把孩子送回穆济波的老家——合江，交由他的父母抚养。 在泸县我们积极提倡新潮流，宣传妇女解放，剪发放足。有一回，我为杨森的夫人田恒秋剪发，不小心把她的耳垂剪了个缺口，我心中一惊，她却显得兴奋的样子，笑了笑说，“为了新潮流，流血了。” 当教务长的恽代英一直过着繁忙而又刻苦的生活，不管春夏秋冬，都穿他那件粗灰布长衫，他兼教了很多的课，还时常出去作通俗演讲，进行各种社会活动，把革命的种子，撒播到青年们心中去。他的劳动所得，大多用来帮助贫穷学生。川南师范有一部分学生，就是在他的教育培养之下光荣地参加了共产党。记得有位衣冠楚楚的童子军教员谢树平，原先对恽代英不讲究服饰，很不以为然，认为他到了冬天就在灰布长衫里塞进棉袄，多邋遢，多不雅观。他根本不知道恽代英整天忙于革命事业，哪有工夫去注意衣着外表。但后来那位童子军教员在恽代英的熏陶下，不但转变了看法，还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在武昌城下，他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恽代英由于劳瘁，他的脸色总是苍白的，而他还抽出时间帮助我学习。他利用每天清早5点起床盥洗的一点间隙教我读英文，在洗脸漱口时，听我朗读旧课，检查我是否学懂了。到他洗漱完毕，吃“鸭儿粑”的时候，边吃边教我新课。鸭儿粑是椭圆形的黄色米糕，乃川南特产小吃，因形同初生的鸭儿得名，一个铜子一个。他每天早餐都只是吃三个鸭儿粑，外加一杯开水。 泸县的市民、学生、中小学教员等，每逢周末，都喜欢到白塔寺“通俗教育馆”的大会场听恽代英演讲。他讲的每个问题都分析得很清楚。他一口湖北话，口齿清晰，言辞通俗易懂，态度和蔼可亲，吸引力极大。听讲的人愈来愈多，会场容纳不下，他们情愿站在会场外面隔窗倾听。那时没有扩音设备，好在恽代英嗓音宏亮，谈吐从容，即使隔窗很远的人也听得清楚。 每逢星期或假日，恽代英还带领教员和学生一同去郊外远足，泸县郊区是有名的花果山，桃子、李子、柑子、袖子。橙子、荔枝、桂圆等等，满山遍野，鹅黄、嫩绿、绛紫、胭红，色彩格外鲜艳。这儿还是蜂蜜的特产区哩，那醇香的味儿，闻着也够人陶醉的了。游览的路上，恽代英不放松我的英文，指着各种水果一味地问我。我们心情愉快地登上钟山顶峰，席地野餐，眺望沪州全景。每次都是尽兴而归。我们打破以往先生对学生摆架子，学生见先生就畏首畏尾的坏习惯，师生关系极其融洽，大家特别乐意与恽代英接近，感到只要和他接近，思想就会开朗，精神就会勃然奋发。 附属小学的女教员们，每逢周末也都去听恽代英演讲。会场座位不够，我们就挤在演讲台上，坐在恽代英背后听讲。有一次，散会后人都走光了，我们三个女教员手挽手，我夹在中间并排走回学校，中途，忽然有人从背后猛力把我的左右两个同伴推开，使劲地抱住我，不由分说在我的脸上猛吻一下，就回头飞跑。我们连忙追赶狂徒，高喊：“捉强盗啊！”眼望着这坏蛋从十字路口岗警前面跑过，一拐弯就不见了。我们气极了，只好从那稀疏暗淡的路灯（四方形玻璃盒内放着的油灯）下，默默地走回去。我的心里完全明白，这是一支破坏我们活动的冷箭。反动势力已经伸出它的魔爪对准我们了。 回到学校，大家看到我们乌天黑夜回来，面有惊慌神色，不知为的什么。和我们同行的胡兰畦（四川著名的进步女性，当时也是小学教员）顾虑人们在思想上对于女教员的轻侮，就撒了个谎说：“德君的金质胸章给强盗抢走了。” 我心里很憋气，倒在床上，翻来覆去，彻夜不曾合眼。等天刚亮，英文书也忘记了带，就跑到恽代英那里哭了一场。 “小学教员不干了！”我说：“我要离开这里，到革命的最前线去，我要一脚踢翻这个鬼世界，哪怕牺牲生命在所不惜。” 恽代英慈祥地笑了笑，露出一口整齐但不太洁白的牙齿，沉重而略带讽刺地说：“这个社会，怎么能容得下你这样的女孩子呢？在妇女剪发运动中，你做‘剪发匠’，剪掉了那么多妇女的头发，你还同男人一起宣传新思想，用旧眼光看起来，当然都是大逆不道，不守清规的了。这些豺狼，自然要对你下毒手。” 恽代英沉思了一会儿，接着又抬起头来说：“别着急，出路总是有的，我有办法帮助你先离开此地。” 什么办法呢？以前，我曾向杨森建议，保送100名青年男女赴欧美留学。于是他就向杨森说，提前拨100元给我做路费去法国。杨森同意了，我便带上这笔钱离开沪州，先到上海，再作打算。 恰好，上海平民女学校，极需要人参加筹备开学，工作部的事情正等着人干。我就这样做了平民学校的工作部部长。朋友们取笑我：“啊呀，黄毛丫头当部长啦。”平民女学校于1922年春开学了，我人在上海，可心在法国，但工作又确实要我留下，有什么办法呢！我只好先服从大局。 平民女校开创之初，阵容确实可观。陈望道、施存统。沈雁冰等是文学部教师，柯庆施、沈泽民和我在工作部工作。工作部的车间有12部织袜机器，4部织毛巾的机器，再加我原来在四川省立女子实业学校时学会的手艺，便可制造些轻工业日用品。可是开学后的劳动实践很不理想，能够经常在车间生产的人只有我和技术员阿金，我织袜子，她织毛巾。由于生产的人少，收入自然少了。这样，只能依靠文学部学生半工半读的劳动来支持学校起码的开支。 女作家丁玲，那时叫蒋冰之，女教育家王一知，原来叫做杨代诚，瞿秋白的第一个妻子王剑虹，都是平民女校文学部的学生。 李大钊、陈愚生等经常三。两两，到平民女校二楼亭子间商量事情。有一次，李大钊来得比较早一点，他叫我上楼去，又把亭子间的门关好，轻声细语地问我； “你在工作室里，能注意到窗外的事，自己人来的时候，你处理得很对，万一有别的人来，你怎么办？” 原来，李大钊担心我年轻幼稚，当他们正在开秘密会议的时候，会把别的人也放上楼来，他便教我怎样对付陌生人。 上海平民女学校，因没有经济来源，到暑假以后愈加窘困，竟至无力再开学了。1923年，邓中夏担任上海大学的教务长以后，原来平民女学校的教师学生一并转到这个培养革命干部的大学里，许多学生后来成为革命的种子，遍布中国。 1922年7月，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陈愚生、杨贤江等在上海聚齐，到杭州西湖去召开少年中国学会年会，把我也带到西湖去了。他们不放心我单独一个人留在上海。 在杭州召开了少年中国学会杭州大会。开会那天，正下大雨。我们走出湖滨旅馆，乘船摆渡到了湖心亭桥边。这时水涨上来淹没了桥上的通道。怎么办？我毫不犹豫地脱了鞋袜，赤脚趟水过去。 “哈，还是强盗婆有办法！”有人嚷了一句，接着一阵爽朗的笑声，大家也脱了鞋，纷纷趟水而过。 这次大会通过了表示反帝反封建立场，求中华民族独立的有关决议。宣言是恽代英起草的。 在湖心亭讨论修改宣言时，有些人不完全同意，大吵大闹。我当时只顾给大家提茶壶，端藕粉，好多内容我都搞不清楚。 会议以后，邓中夏因为工作需要，把我带到南京去考大学。我简直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 五 “永不叛党！” 在火车上我忽然想到，像我这样一个没有上过正规中学的娃娃，能踏进堂堂大学府的门槛吗？虽然曾经补习过英文、代数、三角、几何等，但已经荒疏了很多日子，又这样地匆忙，如何能够考得上大学呢？心里一急，就吃不下，睡不宁，闹起病来了。车厢仿佛挂在空中打转转，我头冒冷汗。邓中夏来到我跟前，像医生一样，用手摸摸我的额头，拿手巾擦干我额头上的汗水。他把自己正抽着的香烟往窗外一扔，坐下来。安慰我说：“小弟弟，别担心，我有办法帮你考上大学。” 他这一说，我很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心里想：你是个工人运动的领导者，还会当医生，又像个心理学家，还能帮助我考上大学，难道是个万能博士吗？我疑惑而好奇地抬起头来，打量他。他身材健壮，衬衣还是雪白雪白的，领结还是那个酱红色的，笔挺的西装已不是咖啡色的而是浅灰的了，光亮的皮鞋也不是黑的而是黄色的了。啊！这才使我想到，夏天来啦！ 邓中夏是打算先把我送到法国，然后再托人把我带到苏联。这个计划没能实现。现在准备在学校里开展学生运动，需要在各大学培养骨干。邓中夏叫我把头发蓄长，成为道地的女性。他帮助我进了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我原来报考的是文学系，经过入学体格检查，体育主任美国人麦克洛见我动作敏捷，身材修长，提出要我转到教育系体育科，邓中夏表示同意，他说，学体育锻炼身体，有充裕的时间参加社会活动。 在读书的同时，我们这些经济拮据的女生就为别人织毛衣，每织两磅绒线给六元，介绍所抽十分之一。我每月的伙食费是四元，这样也就够了。 邓中夏为革命事业奔忙于东西南北各地，他每次到南京来，都找我到台城、鸡鸣寺或那清静幽雅的梅庵去谈话。梅庵坐落在原来东南大学后门角上的花园里，是一座带走廊的建筑物，三间草顶平房，很精致。这里平常不大有人来，所以谈话大多在这里进行。他也常在这里同别人谈工作，开小会。此外，他常检查我的学习，指导我读哪些书报杂志，训练我如何工作。 1923年春天，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就在梅庵进行，邓中夏主持入党仪式。介绍人是陈阵和黄树萱，她们是女师的学生。邓中夏把誓词写在一张纸条上：“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也许是情势紧迫，怕被人听见，他只叫我读誓词的最后一句话“永不叛党”，这场景、这句话毕生铭刻在我心坎上。 正是由于革命前辈的培育，特别是邓中夏的亲切教诲，我这样一个无知的娃娃，才懂得什么叫做革命，才懂得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社会最壮丽的伟大事业，是我所向往的事业。从此，我踏上了新的征程，我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不惜牺牲一切。 邓中夏稳重而安祥，经常面带微笑。因为他要领导各地的工人、学生运动，更忙碌了，不像从前那样打着漂亮领结，穿着笔挺的西装，而是一身不太整齐的普通学生服或是工人服了，头发也总是有些乱蓬蓬的。 通常他来找我，时间是在清早上课以前，或者下课以后的黄昏，有时径直到教室门口，向我打招呼。有一次，他一反平时的安详，紧张地叮嘱我说：“为了工作的需要，你必须多预备几套衣服和化妆品，随时准备送紧急要件。” 他给了我十块银元。为了节省，我到旧货摊先选了一身流行的衣裙，一双高跟皮鞋，一个漂亮的提包，一共花了三块钱。 邓中夏看了皱着眉头说：“莫非是害肺痨病死了的姑娘的东西？”他很不放心。 有一天，他向我演示如何对付反动当局的恶狗宪兵的检查。我们就在黄昏的时候，到梅花庵的大花厅里，把门关起来。他假装神气十足的宪兵要检查我，我也装作旅客大大方方，满不在乎地让他检查。 直到把我教得他认为能够使宪兵自发地以为不必检查的时候为止，这样他才放心叫我去执行任务。 一回，他叫我到苏州去。我穿一身白衣白裙白袜子，找到阎门临河的一家旅馆。 晚间的阊门仍然很热闹，人来人往，河畔仁立着不少穿宽条纺绸衫裤的女子，长辫子垂在背后，脚上平底绣花鞋，特别俏丽，有的还来回走动着，左顾右盼，不知在干什么。 我按约定地方登上二楼，走进一间房，在一张桌子后面坐下等候接头人。 一会儿，进来一个老头，身后带了一大一小两个姑娘。进屋一坐就拉起胡琴，那大的姑娘一下子坐到了我的身旁，唱起小调来。很明显，她把我认作风流少年了。接着她就要我出300元钱把她买去。正在我莫明其妙的时候，一会儿，进来一个穿对襟褂的男的，我看着像是接头人，便站起来，那老头和姑娘一见我这个剪短发的人下面穿的是裙子才一溜烟地跑了。我同来人对了暗号，对头，便按规矩交换了东西。 在我离开时，他笑着说：“你这个假小伙子，你懂吗？老头带的是妓女，如果你听完了小调后给1元钱，他们就会走的，不然就是表示要她了。不过，即便你答应了给300元钱，那女的也不见得会跟你走哩。” 又有一次，邓中夏找我送紧急要件到上海去，他告诉我，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目前分化得厉害，除了走向中国共产党的以外，有的走向了国家主义派，有的是风吹两边倒。他要我小心些，不能以为只要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人都是可靠的。 我立即打扮成一个阔小姐的样子，乘火车出发。 我把重要的文件放在包底下，把胭脂、口红、扑粉放在中间，上面就是邓中夏给我预备的精装本《圣经》、《赞美诗》。依照他的指示，我在火车上困倦的时候，就把《赞美诗》取出来作枕头，手里拿着《圣经》看，把书包压在身子底下。火车到达上海后，我直趋接头地点“一品香”酒楼，登上楼，停在一扇门前，照预定暗号先敲敲门，进去以后，看见天窗上角落边有一张白纸条时，我才把东西送给房子的主人。 “这是陈先生给你的，他还叫我来取东西。”我说。 那个人把东西接过去了，又给我一只小手提皮箱。他很不放心地用湖南话说： “最好不要让人检查。” 我把小手提皮箱锁起来，演习开关纯熟之后，就把胭脂、口红等放在上面，然后告辞，搭早车到南京下关车站。 经过有宪兵检查的地方，我依照邓中夏所教的，大大方方走过去。宪兵要查一查，我从容地把箱盖打开，宪兵看见的只是些胭脂、口红、扑粉、《圣经》、《赞美诗》，又看到我很像个阔小姐，便在箱盖上贴一张“检查证”纸条，把手一挥，我就轻易地过关了。 邓中夏还给了我一项任务，叫我和张济帆、于泽洪一起到杨杏佛主持创办的《人权日报》工作，要我们半工半读。张、于两人是四川泸泸县川南师范学校的学生，恽代英培养的革命青年，现在东南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学习。《人权日报》的社址在南京北门桥附近洪武衡25号。我管总务，他们俩负责编辑与发行。 暑假期间，陈愚生从重庆寄给我200元作学费用。不久，四川来的学生说，他在宽仁医院治盲肠炎，因开刀后不肯休息，终至劳瘁而亡。我这才想到他寄钱来是觉得以后不能再顾着我了。我为此伤心了好多日子。 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北洋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变本加厉地摧残革命力量，张济帆、于泽洪被捕了，《人权日报》也被迫停办，我也开始被人注意了。邓中夏把我叫到玄武湖边作了一次谈话： “小弟弟，在这样的环境里，你已经不能够再活动下去了。调你到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工作，好吧？” 我回答说：“怕什么！一个人总要死一回。”我又反问他：“难道你就不怕危险吗？” 邓中夏凝视着那碧绿清澈的湖水，很久都没有言语。停一会儿，他用手来把我蓬松的头发往后一持，仰天吐了一口长气，我见他那双大眼里涌出了泪水。在这短短的一瞬间，我深深地感到邓中夏同志不仅有着一颗对同志慈爱的心，而且有着为革命不惜牺牲自己的伟大的心。 组织决定我到西安去，以教书为掩护，继续做党的秘密工作。 在一个寒风凛冽，大雪纷飞的清晨，邓中夏约我到台城了望南京全景，向那气魄雄伟的历史名城告别。他慈爱地对我说：“到了新的工作环境，有的同志提到KMT这个外文字，表示国共合作，就是说明他是个跨党的同志；‘CP’是共产党员，‘CY’、‘SY’就是共青团员。还有‘大学’是党，‘中学’是团，‘小学’是少先队。这些词代表的意思要搞清楚。目前党的政策是要和国民党合作，打倒卖国军阀。要团结群众，启发被压迫的劳苦大众自觉地起来革命。夺取政权以后，才能够建设我们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革命事业的奋斗历程，很辛苦而又很艰巨，聪明的孩子，小弟弟，我信任你，你是很坚强的。” 我当时激动得掉下泪来。我回答他：“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去做。我一定坚强地奋斗到底！” 六 西出潼关 离开南京而要去的新地方就是陕西省立女子模范中学和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在两校担任体育教员，这是掩护我做秘密工作的岗位。为了赶上开学的日子，我于1925年的年底，在北风凛冽、大雪纷飞中启程，经过浦口转陇海路往西北进发。同路人有三，一对西北大学的教授夫妇，一个《人权日报》的报了。 那时的交通运输乱糟糟的，有限的座位，无限度地卖票，买得车票的人，简直不得其门上车，有的只好从窗口爬进去。车厢里的人们，挨挤得比装进罐头里的沙丁鱼还要紧密，不容两脚落到车厢底板，夹在人缝中双足悬空，憋得人透不过气来。有一些买不起车票的穷人，只好爬到车顶篷上。车顶篷上再容不了的穷人，就钻到车底下，把身子吊挂在车轮中间横着的铁杆上，火车开行，车轮轰隆隆地转动，很可能把他们掉在铁轨上轧成肉酱。机头怒吼着吐出浓烟和煤屑，落在车顶上。在那样冒着风雪奔驰的当儿，蹲在车顶篷上的人们，偶一不当心，就很可能和夹在浓烟里飘下来的雪片一起落下地来。我挤在车厢里，心似乎吊在那些劳苦人的身上，忐忑不安。 到了陕州，火车不通了。交通线上找不着旅店，只能在小市镇旁借宿骡马店。只见遍地马粪，马房里仅有门框而无门扇。我们买一些夹杂泥沙的黑面条汤来勉强充饥。寒气砭骨，我们又买些木炭、木柴加上骡马粪烧着取暧，熊熊的火堆升腾起浓烟，熏得人双泪长流。前胸几乎烤焦了，背后却给门框外面冲进来的西北风吹得冰凉，好不容易熬到天明，同行的西北大学教授夫妇和报了，我们雇四辆骡车继续前行。骡车有两个大铁轮，中间轴心上平铺着木板，三面有木格子富的车篷，车中部只有席板供盘脚坐一个人，行李捆在坐客背后的窗外露天处，车两旁有两根粗木棍夹着骡马。大铁轮转动在高低不平的道路上，一颠一簸的，把教授夫人的头碰了几个包，她哭起来了，懊悔不该来。我是个搞体育的，把双手抓紧木窗格，掌握重心，身体随着颠簸上下跳动，等于在做体育活动，出发时不觉辛苦，到后来时间久了，两腿也有些麻木。我们就这样颠颠簸簸地到了潼关。 在关口上，有人拿起两米长的铁棍，尖端颇犀利，拦住一口刚进关的白木棺材，猛力地从那棺材头顶打进去，又抽出来，然后立刻就把那披麻带孝手打引魂幡的孝子逮捕了。原来那棺材里并非死人，而是走私的鸦片烟。 这时，来了四个英武的带枪的青年，看年纪十八九岁，他们要求搭我们的车，顺道回西安，我们都同意。四个青年很高兴地分别和几个赶车的并肩坐上车头，并且协助赶车的驱车前进。从外表看起来，等于是我们的四个武装卫士，这片地方乱得很，大兵土匪作害，有几个“保镖”未尝不好。 一出潼关，左右两壁高峰积雪，陡峭峻拔，山沟夹道弯弯曲曲，只能容一车一马，愈前进道路愈崎岖，都是三四尺高的石坎，幸亏那强劲的骡马，使力往前拖，大铁轮跟着撞滚下去，那位曾经碰肿了头的教授夫人，大嚷大叫：“头碰破了，出血了！”坐在我前面的青年战士，从他的灰布棉军衣口袋里掏出一大把花生，回过头来叫“大姐”，顺手把花生递给我，他又送一把给赶车人。他剥着花生，边吃边说：“那个护送鸦片烟的‘孝子’，只顾赚大钱，不肯花小钱请武装护送，赔了本还要吃官司，活该！”又说：“咱们也是护送鸦片烟进关的，什么事情也没有。” 我问他：“小弟，你们护送队能得多少奖赏啊？” 他眨眨眼睛回答我：“狗屁的奖赏！奉上级的命令，叫你走东，不敢走西，还不是原粮原饷，要是大姐不让搭车，还得乖乖儿跑回西安去，跑得快也得五天路程哪！大姐，你们南方多么好啊！到咱们这穷苦的陕西来教书，多么难得呀！咱佩服你，尊敬你。” 我又问他：“小弟，像你这么聪明，年纪轻轻的，为什么不念书？” 他气哼哼地说：“哼，要吃饭啊！咱们穷小子，要念书谁给饭吃？” 忽然前面枪声响，我猛往前扒住窗格，想看看怎么叵事。青年朋友赶快伸手拦住我，叫道：“大姐，别动！”他飞快跳下车，他们四个都一齐把黑亮亮的手枪举起向空中挥舞着。 “前面有土匪劫车。”赶车人说。他停下骡车，用力把我往车篷里推。 不多时，勇敢的青年朋友们笑眯眯地回来，各人跳上各人的车位，继续前进。 “他们是土枪，咱们是洋枪。”青年朋友骄傲地说：“所以他们跑了，只劫了最前面一辆车，是法国神父的车。与咱们无关，随他去，别管他。” 出了山沟，道路就平坦多了。骡车辚辚，五天路程，平安地到达西安东郊霸桥，四个青年下车道别而去。临别时，我向他们致谢，问他们是那个部队的，他们回答是国民三军杨虎城的队伍。目送他们身影消逝，我倒有点伤感起来，他们都是劳苦娃子出身，能否做他们的工作，把他们引上正道呢？也没有问个名姓，唉！ 到了西安，正赶上陕西省立女子中学校开学。跟党的负责人王寿金、刘含初联系接头后，我即担负起秘密的妇女工作任务。 生活的新的一页开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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