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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飞来横祸 1949年8月，我和郭春涛奉召由上海来北京，参加新中国人民政协的筹备会议。我住进了北京饭店，并与从解放区来的大女儿秋燕会面了。她已是共产党员，在高等院校讲授政治理论。 9月，新政协筹委开会的前夕，齐燕铭在饭店的六楼大厅里，在民革、民联成员面前宣布，说是上海方面检举，说我在上海被捕后，叛变自首，破坏了党的很多地下机关，使许多党员牺牲，因此，撤销我的新政协筹委，也即第一届政协代表的职务。我那一颗热烈的为新中国诞生而跳动的心，顿时如冰块一样冷凝起来，寒彻骨髓。真是奇冤大祸呀！再看看四周的政协筹委们，他们的脸上像罩着一层霜似的，对我不再笑脸相迎，仿佛在说：“哼，叛徒！可耻！” 我开始受审查。我原本伤痛未愈，这时病情又迅速恶化，住进了北京医院。 我心中愤懑不已，总想依靠组织把事实真相弄清楚，还我清白。恰好当时统战部长李维汉因病也住进了北京医院。我请求他将我的问题调查明白。他要我先安心养病，问题以后再说。 1950年3月，我的病好一些，中央统战部指示我到上海，找潘汉年解决问题。潘汉年当年是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解放后是上海市副市长。我即去了上海。5月中旬，潘汉年送我上火车回北京，说是我的结论材料已送北京了。6月30日，中央统战部送来了抄转华东局统战部的一份文件，我来不及拆看，把它放在荷包里，因为我是在北京医院郭春涛的身旁，他，已处于弥留之际了。 郭春涛在全国解放后，先是参加新政协的筹备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参事室主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由于他的才能和一贯的表现，备受重用。由于任务紧迫，常常深夜伏案工作。那时他已有尿血的症状，但自己却顾不得去看病。1950年的“五一”劳动节，春涛出席观礼，在天安门城楼上淋了雨而发了高烧，才住进北京医院。确诊为膀胱癌，已是晚期，回天无术了。 郭春涛临终的前夜，医生刚叫我回房休息，接着护士就来叫我，她说：“郭同志哭了，要我来叫你去。”我一去，郭春涛紧紧捏住我的手很沉痛地断断续续说：“不堪回首……我，悔不该当初没听你的话，没有加入共产党，我幻想做党外布尔什维克，还拖你的后腿，我对不起你……”说着放声大哭。 解放前夕在上海的三年艰苦岁月中，吴克坚找郭春涛几次谈话，说上面指示他启发郭春涛的觉悟，争取他入党。郭春涛从法国回国后，曾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也许由于他后来的清高吧，他回答说：“我要做党外布尔什维克，对于党的事业的贡献，不亚于党员，而且还有更胜于党员者。”上海解放前夕，斯大林来过电报，赞扬他协助苏联援助中国的工作，对于取得中国革命胜利贡献很大。郭春涛因而十分得意。 “现在我能说些什么呢？我只能劝慰他说： “过去的事情，别提了。你的病会好的，别着急，别太耗精神。多休息，多安静，复原得更快些。” 这以前，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曾往医院探望，并建议送苏联医院，郭春涛婉言谢绝。 30日下午3点，周总理，李维汉秘书长，齐燕铭副秘书长，还有廖承志等好多人都来看望，我一一告诉郭春涛： “总理来看你了，李秘书长来看你了……” 他舌头僵硬，说“朋友啊！……”接着溘然而逝，终年52岁。 周总理叫人找来摄影师，让我站在遗体旁边拍了照，并拉着我的手，沉痛地说：“他是累死的。” 总理走后，我想起统战部的抄件，原来是华东局统战部给我做的结论，否定了对我的诬陷。其中写道：“秦德君在上海解放前夕被蒋匪帮逮捕后，虽受刑讯，对于她所知道的中共关系、民革关系及其民主人士的关系，并未向匪特吐露，这是很好的。因此，不能得出结论说，秦德君被捕后有政治叛变行为。” 终于得出了公正的结论，还我本来面目！我看了结论，热泪滚滚而下。 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何香凝、张澜、沈钧儒、郭沫若等47人组成了郭春涛的治丧委员会。追悼会上，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都送了花圈。周总理致悼词，肯定了他为革命作出的贡献。由国务院和民革安排，葬于“万安公墓”，碑的顶端刻了红五星，碑上刻着周总理写的“郭春涛先生之墓”。 过了几个月，我被安置在教育部参事室工作。 1954年我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一直到第七届。教育部参事室撤销后，1959年我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 1966年，十年动乱开始，1967年10月我再次沦为阶下囚。 二 秦城女囚 十月的黄昏是美丽的。斜阳把它金色的裙据轻轻撒开，温柔地披在窗棂上，凝绿的树影临窗摇摆，窗玻璃反射的柔和光晕攀着淡青色的墙壁闪动。最艳的是天空，一抹绚烂的云霞，把床铺、衣橱、沙发、桌椅镀上了一层玫瑰红。我疑惑，是希望的神灵姗姗降临，把温暖送到这1967年阴冷的世界我的房内了吗？我怎么没感觉到一丝温馨呢？ 我只觉得屋里仿佛弥漫着一团团亮晃晃的光雾，无数细细的光芒刺向我的眼睛。我昏沉沉迷糊糊，疲倦不堪。几天前，我趁着北京明媚美丽的秋日，在陶然亭湖畔缅怀先烈，重访革命遗迹，可能就在那儿吹了风受了寒，得了重感冒，发高烧，头痛咳嗽，已有两昼夜咽不下睡不宁了。 突然“嘭嘭”一阵响，乱脚踢开了门，闯进一群气势汹汹的人，被我从床上抱起，拉拉扯扯，塞进黑色小轿车，向西狂驶，左弯右拐风驰电掣。 “往哪儿去呀？”我问那押解我的两个便衣。 “公安部。” “去公安部干什么呀？” “你晓得。” 我心想：“晓得个啥呀！” 天渐渐昏暗了，东西南北分不清。道路两旁，树林成荫，一闪而过。黑轿车到了丛林深处停下来，我被拥进一座花岗石建筑物里的拐角露天大树下。由一个女的动手剥下我的衣服后，他们给我一件黑布单裤，裤腿长得拖在地下好几寸。没有裤带，不用双手提起裤腰就不能开步走。 我心里纳闷，这儿黑乎乎的是什么地方？ 忽然一声吆喝：“走！”我提裤腰，跟在引路的女人背后，在昏暗的路灯之下，左一弯，右一拐，不辨东西，不准抬头张望，但用眼角瞥见灰蒙蒙的三层楼房，一排排的，密密麻麻。 走得我晕头转向，脑胀得厉害，又进到一个黑洞洞的双扇大铁门里，楼梯四周围着粗铁丝网。一层，二层，上到第三层，向右转进一甬道，过了一个门，两个门，不知走过了几个门，便停留在一间敞开着的小房间门口，那个引路女人，瞪了我一眼，将我一把推进去。 “这是拘留所，”女人说，又手指门外走来走去的武装说：“那是解放军，要听解放军的话呀。” 长方形的小房间里，靠墙有个七八寸高的木板床，板上一条薄褥子和一条薄被子，没有枕头。我困倦极了，随身躺下去，没有思想，也没有梦。等到苏醒过来，又是大白天了。 在这间宽两米有零，长五米左右的囚笼的屋角边，套一间更小的房间，仅容得一只水泥坐桶，没有水箱，没有盖子，紧挨着坐桶还有个水泥脸盆。坐桶背后墙壁上有个洞，墙约有两尺多厚。洞的里面有个一尺大圆洞口子，外边是茶杯大小的小口子，盖上玻璃片，又在玻璃片上加个铁板圆盖，一有什么响动，外面的便衣看守就“咣啷”一声把铁盖打开往里扫视。 我拖着发烧的身子站起来，在这所谓“拘留所”的斗室里走个来回，又坐下来，低声哼唱：“我好比笼中鸟……” 我犯了什么罪啊？万想不到新中国建立了18年之后竟做了阶下女囚！是做梦吗？ “牢门”哗啦啦又打开了，外面传来一声：“走！”我就提起裤腰迈出牢门，左一弯，右一拐，进了一间房。房正中摆着审讯人的长条桌，桌前有一个给囚犯坐的圆凳，又叫做股凳。 审讯台上五个人，正中间是个年老的，身穿深蓝色呢制服，两旁四个穿黄绿色军装的。 “老实交待，解放战争三年在上海搞了哪些投敌活动？” “抗战八年在重庆的反革命罪行！” “在日本干的什么？1930年8月回到四川的反革命活动！” “1927年‘四一二’以后跟沈雁冰在牯岭干了什么？说！” “北伐战争中的反动勾当！” “在五四时期的反革命活动！十四五岁就干反革命，哼！” “淳化阁是什么特务组织？交待！” “老实点！”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全国政协党委紫鲜同志是中央统战部长童小鹏的夫人。他们追逼我关于紫绊的什么“材料”，想通过这条线把矛头指向谁呢？ 三年解放战争，在上海为了配合解放军的进展而策反蒋帮的海陆空三军的地下工作，是周恩来同志领导的。 全国人民都知道，抗战八年里，也是周恩来同志在蒋管区领导抗日工作。 他们是企图从我身上弄“材料”，作炮弹去“轰击”周总理呀，我怎么能听从他们的摆布？ 另外还有一个怪事，他们为着证实所谓“淳化阁”反革命组织，开了好多次庭，逼着我交代罪行，与哪些成员往来。他们审问一次，我回答一次：《淳化阁》是一部书，是练习毛笔字用的碑帖，是从荣宝斋买来的。这问题只要了解一下立即可以解决的。但是他们从1967年审到1971年，还是一再抛出“淳化阁组织”来，真使我哭笑不得。 关在囚房里的人，什么也看不到，只有冰冷的铁栅栏。这儿日日夜夜，暮暮朝朝，楼上楼下，一片轰隆隆的砸门声。反锁着的双重门走道上，皮鞋声“咯咯”响个不绝，不堪人耳的粗骂掷过来扔过去，没有停息的时候。我感到牢房似乎越来越窄，四面墙壁像要一下箍拢来，把我的身子夹成齑粉。 但是我的思想是因不住的。想我自幼离开家乡而投身革命浪潮，没有什么业绩，只是从1919年开始在各个历史时期充当一名“龙套”。在革命历程中，那些教育我、培养我认识人生的先烈，时刻索系在我的胸怀。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是我的良师，刘伯坚是我的益友，由于对他们的深切怀念，我抑制不住一股激情，回忆与他们相处的日子。啊，敬爱的老师，你们可知道，我这个当年的“小弟弟”、“强盗婆”，一个在历史舞台上的小卒，今日正被无端地拘于铁窗之中？ 我所在的三层楼房，每层十个号头，很像一排牲畜栏，听声音，里面关的都是女的。我右手隔壁是个重病号，可能是不堪辱骂，愤怒地在作演讲，听不清楚说些什么，只能分辨出是湖南口音。在我左边的一个女的干脆和那些自称正确路线的执行者的管理人员对骂。 囚笼是每人两个陶瓷碗，一个陶瓷调羹，没有筷子。第一次，牢饭是递进来的，以后就是送饭的把小方门打开，由吃饭人自己蹲下去，把碗从小方门口伸出去接。有的送饭人太懒，不肯弯腰，把窝头往下一丢，我的碗因此被打掉，摔成两瓣，只好饿一顿，算是活该。和我一层楼的邻居女青年，吃过饭以后，就把两个碗往湿水泥地上一砸，吧地一声也碎了。 送饭时也给一杯水。遇到送水的懒人不肯弯腰，尽管囚笼里的人拿着搪瓷杯伸出去接，可是水进到杯里呆不住又跳到门外地上去了。送过一顿饭，牢门一带就遭水灾。有时送饭不给水，莱里盐太多，口渴不过，只好喝洗脸盆里的冷水。 从饭食里可以推测他们不养猪，例如蒜苔、桐蒿之类，已经老得成了树根，才加盐水煮的。不吃么，心里发烧，想嚼一点咸味，牙又经不起折磨，辣椒周围的肉剥光，剩下辣椒的籽和蒂用盐水煮，我这个四川人也吃不下啊。太辣了！北京的冬天，家家吃大白菜。这儿把腐烂的大白菜帮连泥带沙，也不用刀切断，就搁盐水煮。到了春末，菜汤的面上浮一层蜷曲的肉虫子，不吃么，肚里饥饿，口中无味，管它的，大虫吃小虫，且把小肉虫来打牙祭吧！ 夜来大汽车、小轿车进进出出，通宵不停。“犯人”越来越多，囚房里越来越挤。可日子久了，抓人的车也不那么密集了。然而夜阑人静时，那种拖长的凄厉的怪叫声，却搅乱人的心情，使人难以入睡。 我在这斗室里，过了一天又一天，无休止的鞫问，亦令人心烦。气候日益冷起来，一身单薄衣裤，冻得遍体哆嗦。抚摩自己的腿，觉已皮包骨头。三年没梳头，又没有镜子，脸上一持没半两皮。关到何年何月为止呢？在这周围有电网的地方，插翅也难飞呢。寻死可不上算，还要被安上一个不清不楚的帽子——自绝于人民，活着却得莫名其妙地受罪，唉… 这儿不准咳嗽，咳嗽被认为是串供的信号、密码。遇到那手执钢丝爪的看守，说不定哪一回头上会被敲一记。有的看守对犯人态度较好，看不多久便会被调离，所以穿便衣和穿军装的看守都变成凶神恶煞，把人一摔几丈远。 我的一条腿就是被这样折断的。因为身子虚弱，赤脚过冬，站起来腿底像弹簧，膝盖以下完全麻木，行走不便。管狱的骂我假装，推我掀我，两个人夹着我的左右两臂，从楼上掀到楼下，平地则一掀甩出一丈远，竟折断我的一只腿骨。当时对我这等“囚犯”医疗不认真，以致成为残废。 有个新关进来的邻居青年，从夜里喊口号，一直喊到黎明后9点光景，声音响亮而有节奏。当刺耳的开牢门的一串串钥匙声沙沙响，杂沓的皮鞋声到了那喊口号的难友门前时，声音止住了，“轰隆”，厚实的木门被打开，又是震耳鼓的铁门“锵”的一声响，然后，就无声息了。到了下午，又听见那个难友远远地又喊起来了。到了深夜，喊声更远了。从此以后，凡是喊口号、唱歌曲的都遭到同样的命运。男人嗓门高，可是常夹着挨打的惨叫声，之后也立即无声无息了。 天寒地冻，似乎牢房紧硬的墙壁也不断喷出丝丝冷气来，我便蜷缩着颤抖的身子。终于监狱里发给我打了补钉的旧蓝布棉衣棉裤，虽是空心，也比只一件单衣单裤暖和得多，腰也挺得起来了，脖子也伸得直了。只是裤腰的腰围将近两米，没有裤带，把裤腰挪到齐脖领，脚下还绊着裤管哩。 还发给半截毛巾，洗脸、洗脚、擦碗、擦地都是它。其实冷天不用洗脸。气候太冷，冰冷的水冻得皮肤皲裂。年年冬末，耳朵、鼻尖都生冻疮。碗么，甭擦了，脚也甭洗了，擦地，很快就把半截毛巾磨成蛛丝网那样的了。 大概是时兴造反吧，造成了缺煤之年，没有暖气，亦不生火，我的赤脚冻成冰棍了，站不稳，走不得，好在不放风也不洗澡，只有提审才出牢笼。 我腿站不稳，脚自然走不得，那般恶煞就又打又推又骂，甚至扳住我的头发把头往墙上乱碰。后来发给了一双布底棉鞋，是大男人的大脚板才能穿的，没有袜子，走路照旧艰难。 由于我长期感冒，气管炎发作，有时忍不住要咳嗽几声。于是招来了吆喝：“不准咳嗽！跟谁串供？”见到对方凶恶的样子要打人，我就拼命忍住咳嗽，而喉头却痒得不行。 放风、洗澡是1968年开始的。先是三个月一次，逐渐缩短到每周一次。浴室设在楼房的两边，每次有三个淋浴木格，每格容一个人，人与人不许面对面，洗澡人脱下的衣服、鞋子都放在进门的地面上。我这才发现有的人家里送来寒衣，加崭新的手织毛衣、毛裤、毛背心，合腿的布鞋、袜子等。在开饭时，从小方孔取饭时，看见饭车上除了一桶饭、一桶菜、一桶水而外，推车板上的周围，围绕着有三格新式饭盒，那就是有的人家里送来的营养食品。我的家人呢？大女儿秋燕已经因莫须有的罪名受审查，小女儿秋桓怕也已流落在外。她们自顾不暇，哪有力量照顾我？ 放风的场所，是一排排砖墙隔开的四方格，墙背脊上有座桥，桥上有巡逻着的看守，有的耀武扬威，从桥上甩石子下来砸人头取乐。墙很高，朝天上望也只能见斗筐大的天。 这儿冬天好似关进冰箱，冻得要命。烈日炎炎的夏天，又等于进了烤鸭炉，密不通风，热煞人。 有个短腿女看守，拖根长尾巴辫子，腿短人就矮，要跑得快，步伐就小，双手助势往前划，样子很滑稽，我忍不住笑，她就伸手来打，她矮我高，打我的脸又够不着，手在空中晃了一下又放下了。等我回头，她蹲在门前石栏杆旁，蜷成一团，不理睬我。我站不稳，走不得，就把双手举起，稳住身子重心，避免摔跤，一步步挪，她却说我是在向她投降。 1968年“五一”节前，我被叫到一个屋角里，接着被一把修理树枝的大铁剪子剪成个“阴阳头”，即半边剃光，半边贸发。掉落在肩上和背上的长短发，顺着脚落在过道上。其他被囚禁的人，也遭到同样的侮辱。 一年来听不到消息，看不到阳光，又不准自由说话，真是又聋、又瞎、又哑。直到1968年国庆节才开始松些了，有《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毛选》看了。 但是审讯却加紧了。在审讯台上的“法官”都身穿蓝色制服或草绿色军装，均是高级毛料制成的。其余的人身上穿的都用布料制成。有次他们着重问我三年解放战争中的事，不断“疲劳轰炸”，诬赖我是特务、反革命，气得我几乎炸开了肺。 现在我知道我是被拘在秦城监狱里，这里虽没有电刑。水刑、老虎凳，但“肉刑”还是有的，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武斗亦为稀松平常的事。1969年的一天，我被推进汽车，双手铐在胸前。司机台前有个女军宣队员，给我戴上墨镜，套上大口罩，这是把我送到复兴医院三层楼一间房，丢在地板上。到第三天，来一位护士把我带到手术台上，原来是为我右腰背开刀割取肉瘤的，真谢天谢地了。然后仍然戴墨镜、口罩，铐了双手，押回秦城蓝狱。照旧提审、放风、洗澡三部曲。一次，轰隆一声木门打开了，又一声吆喝：“过来！”看守叫我从木门外层的铁门三寸宽的柳条缝里把手伸出去。他们拼命抓着我的右手，使劲往外拽，膀子快要拽断了，我就大声喊叫：“反革命打人哪！”他们才放手了。我这只右手臂和右边胸膛就成了紫黑色，半年以后才逐渐消褪，从此得了后遗症，手臂、胸膛经常疼痛，写字也不灵便。1972年，传达了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不准辱骂，不准殴打，不准虐待。”军宣队、工宣队才对我们改善了一些态度。 这一年开始，提审也少了，可是我却不得自由，仍在囚房里蹉跎岁月。 三 “波浪不能摧” 身在牢房，思绪总像野马一般奔驰，感到自己真是命途多舛。 从1919年到1949年30年动乱，颠沛流离，涉尽凶滩恶水，鬼门关几进几出，终于熬到全国解放。1949年5月，邓小平同志在一次欢迎会还谈起我当年洛阳坠马的事。陈毅同志在上海一次群众会议上也谈到我做地下工作所冒的风险，表示敬意。不想，在欢欣鼓舞庆祝新中国的胜利之际，在各路英杰齐集北京饭店筹备建立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前夕（1949年初），我被诬陷为“叛党自首”的“叛徒”，撤消政协筹委及第一届政协代表之职。 在十年浩劫中，我仍躲不了灾祸，在秦城监狱从1967年10月5日到1975年4月5日被囚禁了八年。八年的牢狱生活换来了一纸结论： 1．秦德君和“5·16”没有关系。 2．秦德君在上海解放前夕被蒋匪帮逮捕后没有叛变自首。 3．1931年在成都登反共启事的是王梅隐，不是秦德君。 1975年4月5日出狱那天，管狱的高大个子说：“你回去后，要是有人问起你这断了的一只腿，你就说是在大街上给公共汽车轧断了的。不准说是在监狱里断了的！” 瞎话，我能栽赃于大街上的任何汽车司机吗？我的腿明明就是在这儿被折断的！ 我在这儿监狱里混时光时，后期允许看些书报了。有些诗歌、戏曲唱词都能背熟。如《竹枝词》，这是古代富有色彩的诗，在四川非常盛行，人们边舞边唱，以鼓和短笛来伴奏，真有家乡的亲切感。我主要是欣赏它的内容，有一首刘禹锡的《竹枝词》： 城西门前滟氵预堆， 年年波浪不能摧。 再一首是： 瞿塘嘈嘈十二滩， 人言道路古来难。 长恨人心不如水， 等闲平地起波澜。 前一首描述了江中巨礁，赞颂意志的坚定。后一首讽刺惯会兴风作浪、制造事端的小人。刘禹锡是德宗的进士，后来被人排挤诬陷，长期贬滴，用这两首诗来讽世。 诗中所表现的思想深深引起我感情上的共鸣。正是那班兴风作浪者和野心家，无端将我投入秦城监狱。它们不会料到，我这个弱女子，身心可受戕害，精神却是“滟氵预堆”，狂波猛浪不能摧，保持坚定的气节，决不背离革命的道路和原则。 但究竟是谁对我这年老体衰，无权无势的老姬感兴趣，硬要把我投入囚牢的呢？直到“四人帮”彻底垮台后的某一天，一位经手康生一案的同志对我说：“我们在康生的笔记本中，发现了一长串‘特嫌’的名单，上面就有你的名字。” 原来如此！康生的魔爪伸向四面八方，惟恐天下不乱，看来我是在劫难逃，又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这时我已是年届古稀的老人了。 四 “秦德君？咦，我认识。”邓小平说 出狱以后，我被暂时安置在永定门内东街国民党特赦人员居住的处所，小女儿秋桓一家与我同住。总共两间房，一大一小，四五口人，实在拥挤不堪。大女儿秋燕这时也已平反，时常前来看我。 事有凑巧，秋桓的丈夫何维凌与邓朴方在北京大学是同班同学，又是同一宿舍的上下铺，文革中同时遭难，彼此熟悉。有一次何维凌无意中告诉他，岳母是秦德君，从秦城监狱出来后，同住一起。邓朴方将此事告诉了邓小平。邓小平点点头，说：“秦德君？噢，我认识，我们是老战友，她工作有办法，肯干。”接着很关心地问道：“她现在哪里？有什么要我帮助的没有？”不久，邓朴方坐着轮椅来看望我了。小平同志日理万机，还关注我这么个老妇人，令我深深感动。邓朴方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别的没什么，只是我现在住房紧张，夏天连洗澡都困难。” “不要着急。我知道木樨地22楼（供高级干部住的）正在修建，条件比较好，问题会解决的。” 1979年，我终于搬进22号楼的新居。房屋宽敞明亮，设施齐全，很合我的心意。不久，为了照顾我，大女儿秋燕一家搬来与我同住了。秋桓则赴美国学习工作去了。 眼见得儿孙辈一个个长大成人，各自有了自己的事业，我自己领着国家发的离休工资，享受着公费医疗，吃穿不愁，病了也有人照顾，如今我已93高龄了，按说我应该心满意足了，但是，在我上天去见马克思之前，仍有一桩心事未了，那便是我的党籍问题。 我19岁在南京，邓中夏主持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党工作，出生人死。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中，我到处找组织关系，却接不上。后与茅盾东渡日本，从此与党失去了联系。虽然历经坎坷，道路曲折，但我内心深处时时渴望回到党的怀抱。抗日战争时期，我决心带着小女儿投奔延安。在上海做地下交通员的时候，也曾向代表党组织的吴克坚提出恢复党籍的问题。他叫我别急，说“这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解放后在教育部工作时，我又向党委提出此问题。1954年，教育部参事室撤销后，我的关系转到政协，我又向政协党组提出申请。“四人帮”粉碎后，胡耀邦任组织部长，我向他重提此事，胡指示组织部与全国政协协商解决。拖到1981年，统战部副部长与我谈话，他说：“你重新入党，好吗？”我说：“不好，按道理，我是恢复党籍，茅盾都恢复党籍了嘛。”1984年，我再次提出。十几年已过，仍无结果。 如今我已九十有三，垂垂老矣。身体日渐衰弱，行动诸多不便，记忆力也大为减退，只有我胸膛里那颗向着党的红心，仍在砰砰跳动。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恢复党籍。这是我惟一的，也是最后的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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