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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德君 大钊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年了，可是我没有一时一刻忘记过他。而且，我永远也忘怀不了和他在一起受他亲身教诲的日子。 我认识他是在1921年春天。像每一个不满旧社会压迫的有志青年一样，我也是经过了一段崎岖的历程，才认识了我们亲爱的导师——大钊同志的。我从小就是一个无依无靠的流浪孤儿。十二岁的那年，我从偏僻的家乡步行一千八百多华里的崎岖蜀道，到成都去投考省立的一个中等女子技术学校。第二年，“五四”运动兴起。我接受了新思想，首先把辫子剪了。学校当局认为有伤风化，挂牌把我开除了。学生联合会给我十块洋钱，我就由望江楼乘小木船沿岷江到嘉定，再搭大帆船顺江东下，到了重庆。 当时，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像我这样一个穷途末路的女孩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想到革命的摇篮——苏联去。那时吴玉章同志在重庆搞联省自治，我去要求他帮助。他给了我一百块洋钱，恰好陈愚生同志有事和丧妻的原故，要去北京，3月间我就跟他一道出川。滚滚的江流把轮船推出了夔门，经过武昌、上海，又折回南京转津浦路到达北京。李大钊同志知道我们要来，他早已等候在车站上。 到了北京以后，陈愚生同志和李大钊同志形影不离。他们一同到陶然亭选择墓地，很快地把陈夫人安葬后，就积极筹备召开“少年中国学会”年会的事。不久，全国各地的会员都到齐了。李大钊同志需要留在北京主持这个会，临时选派另一个同志到上海去参加7月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的第一届年会在北京中央公园（现名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开幕。到会一百多人，大多数是教授，学者，外国归来的专家，这些知识分子中包括左翼、右翼，不左不右三个类型。大钊同志在主持这个会议时特别着重指出，“少年中国学会”的人才济济，应共同努力合作，使中国人民得到解放，建立一个新中国”。 年会结束后，他们决定在陶然亭租西厢房一间，表面上说是陈愚生同志住在那里给他夫人守墓，事实上是作为李大钊同志做革命活动秘密开会的地方。 到北京以后不久，就听到大钊同志谈及前一批去苏联的青年，还被扣押在哈尔滨，不能前进。我感到去苏联的计划已成泡影，只好脱去男装恢复原有的女学生打扮，准备进补习学校，然后再考大学。可是以后的经济来源呢？一想到这个问题便不由得眼泪直流。有一天，我手里只有一块洋钱了，心里更加彷徨起来，躲在那个荒凉的屋子里，把整个脑袋埋在浅蓝竹布的袖子上哭的时候，忽然有人轻轻地拍拍我的后脑。我那时又紧张，又羞涩，赶快擦干眼泪，揉搓着眼皮，装着刚从睡梦中被惊醒过来的神气，翻身坐起来一看，原来是大钊同志。他微微地掀动着那威严的两片大胡须，温和而又亲切地说：“好孩子，怎么啦，是没有钱吗？”我很不好意思地摇摇头，不肯承认。他又和蔼地问：“是想家吗？”想家这两个字，把我急得跳了起来：“我的家在那里呀？”大钊同志又摸摸我的头，笑眯眯地说：“好孩子，到上海去工作吧！”“工作”这个新鲜的名词，使我又惊又喜，惊的是我能够做什么呢？喜的是我要能够工作，便什么困难问题都没有了。大钊同志的伟大而慈祥的革命感情，把我从困苦的心情中解放出来了。 不久，李大钊同志和陈愚生同志就买好三张二等车票，把我带到上海去。到上海以后，大钊同志叫我到闸北虹口的袜厂去做学习女工，还给我三十块洋钱去交押金。等到我已经学习成了熟练女工以后，便要我去平民女校工作部工作。在这段时间里，大钊同志和其他同志三三两两地，经常到那个学校的第二层楼上亭子间里去商量革命的事情。那间光线不太好的小亭子间，就是我的宿舍。我每天在楼下工作室里一边工作，一边给他们守门。大钊同志大多是和陈愚生同志并肩地从我们工作室的窗户跟前走过。我一看见就出去和他们打招呼。有的时候邓中夏同志也和他们一齐进门来。有一次大钊同志独个儿比较来得早一些，他一进门便向我招招手，又点点头，意思是叫我跟他上楼去，他又把亭子间的门关好，轻言细语地问我：“好孩子，你在工作室里，能够注意到窗户以外的事，自己人来的时候，处理得很对。万一别的人来了呢？你怎么办？”原来，大钊同志机警细致，惟恐我年轻幼稚，当他们开秘密会议的时候，会让别的人也上楼去了。 平民女校工作部有十二部织袜铁机，六部织毛巾的木机，学校原来的计划是由工作部生产成品，向市场出售来维持。可是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有技术，其他的人是学生，不会做，所以人不敷出，工作人员经常领不到工资。这时，大钊同志又看到了我的困难，在那个学校未关门以前，他每月都给我十块洋钱，每个月除去四块洋钱的包伙食而外，其余的要我买点副食品和日常需用的东西。大钊同志对我的无微不至的关心，使我深深地感动，我只要看见他，或者听到他的声音，我便感觉到温暖，便会感觉到作什么都有了信心。 由于种种原因，平民女校不幸关门了。我又飘零无依，感到前途茫茫的时候，大钊同志等要到西湖去开第二届“少年中国学会”年会，我怀着不愉快的心情去送行。送上车厢，车快要开了，我正想跳下，李大钊同志等又把我拦住，由大钊同志亲手给我临时补了一张车票，把我带到西湖去。原来他们不放心我单独一个人留在上海。 他们到西湖以后，都住在湖滨旅馆，利用所有的游览风景区，作为临时会场，他们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地经常变更会址。大会由大钊同志主持开会。在开会的中间，大钊同志又和陈愚生、邓中夏、恽代英等同志秘密商量预备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需用的文件，如共产党代表大会宣言草案，共产党的纲领政策等草案，推定由恽代英同志起草，然后由他们共同修改。 他们由杭州开会回来以后，就积极筹备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为了工作方便起见，他们商量好了把我交给邓中夏同志，由他带我到南京去考大学。从这以后我就没有再见到过大钊同志了，但是我经常想念他。 1927年大革命失败了。在那个不幸之年的4月28日，我们由西安出潼关，去参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会师中原的战役。在这次战争中，我在洛阳前线伤了左腿，被护送到郑州医院里去医治。刚到医院不久，当时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同志就匆忙地，紧张地跑到了我的病床跟前，他急得满头大汗地对我说：“糟了，糟了，糟了，不好了，李大钊同志他们在北平给反动军阀张作霖用绞刑绞死了呀！”他一面语无伦次地说着，气得嘴唇直发抖，一面抖抖战战地从他的手里把一张报纸打开来指给我看：果然，在第一版上满载着李大钊等同志的照片和被迫害经过的消息。这个噩耗顿时像晴天霹雳一样地震动着我的心灵，我们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似乎喉头上塞满了什么东西似地说不出话来了。我因为过分紧张的缘故，连我的伤口也麻痹起来暂时不感觉到疼痛了。我们的滚滚热泪，像高山的清泉一样不断地奔流。我们的心情充满着悲愤，痛悼着被反革命的魔掌夺去了宝贵的生命的我们亲爱的导师——大钊同志。 三十年的日子过去了，在这漫长的日子里，党坚持了革命斗争，终于取得了今天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大钊同志的理想在中国实现了。在这样幸福的日子里，我们应该永远记住那些为祖国的解放事业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生命的先烈们。在大钊同志蒙难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青年一代应该更好地学习他为革命事业奋不顾身的精神，把他作为自己奋斗、学习的榜样，更好地来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 原载《中国青年报》1957年4月2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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