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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通过在世界某些地区的直接竞争，中苏这两个共产党大国的分裂程度比以前更为严重了。这种分裂对亚洲的影响尤为强烈。从地缘战略角度考虑，中苏两国1979年都对自己的邻国采取了军事行动。中国人怀疑苏联企图包围中国。因为印度和越南都与苏联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导致了中国对印度采取了敌视态度（特别是在1971年至 1972年），继而在1978年以后又对越南采取了敌视态度。 1979年以后，苏联出兵阿富汗。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对此极为关注，而苏联则担心中日可能会形成联盟。在两国的国际竞争中，苏联担心中国会首先同日本发展关系。 此外，在战场上，中国向苏联提出的挑战比在政治上和外交上的影响更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形成了与世隔绝的状态。后来，中国发展了同亚洲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的关系。特别是在西欧，中国寻求帮助实现本国经济现代化的国家的合作，寻求同反苏势力的合作。70年代期间，中国对其他共产党国家也采取了更为实际的姿态。在同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的接触中，中国获得了有益的联系。中国和苏联在国际上的竞争不断地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产生影响。两国的分裂也进一步加深。 印度——巴基斯坦战争及其后果 （1971年～1972年7月） 1971年12月，东巴基斯坦（后来称为孟加拉国）的危机导致了印度与巴基斯坦的战争。在东巴基斯坦危机期间，苏联和中国采取了相互敌对的立场。这从苏联与印度、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长期的密切关系中可以得到证明。在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爆发以前，或自此以后，中国同印度的关系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中国人一直怀疑印度人在扶持潜藏在西藏的敌对势力。而对苏联来说，在南亚地区，印度是苏联的强有力的支持者。而与此同时，中国则通过与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保持其在南亚地区的影响。 1971年，东巴基斯坦人要求将该地区建成一个完全自治的省份，这件事发展成为东巴基斯坦的危机。东巴基斯坦的反抗者与巴基斯坦政府军之间的战斗持续了将近一年。这场战争造成了900多万难民涌进邻国印度。这给印度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东巴基斯坦的危机导致了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对抗。最后，在11月底，印度出兵东巴基斯坦并迅速控制了整个地区。12月17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双方实现了停火。在1971年东巴基斯坦危机发展期间，中国和苏联分别在许多场合发表声明，中国表示全力支持巴基斯坦，而苏联则表示全力支持印度。苏联谴责巴基斯坦政府放任危机局势的恶化，而与此同时，中国则谴责印度干涉巴基斯坦的内部事务。中国把东巴基斯坦事件与1959年的西藏叛乱事件作了比较，并断言，印度人是这些事件的煽动者。 起初，中国对印度出兵巴基斯坦的反应不是很强烈。但不久便表示支持巴基斯坦，谴责印度对巴基斯坦采取军事行动。1971年11月29日，李先念副总理发表声明指出：“最近几天来，印度政府在社会帝国主义的支持和鼓励下，对东巴基斯坦进行颠覆活动和军事挑衅。”他重申，中国政府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正义斗争。 1971年12月5日，塔斯社发表声明指出，苏联政府已把战争的责任归咎于巴基斯坦，因为巴基斯坦“用政治的手段解决东巴基斯坦问题”没有取得成功。声明呼吁“尽快结束流血战争，在尊重东巴基斯坦合法权利、尊重东巴基斯坦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基础上，用政治手段解决东巴基斯坦问题。” 1971年12月4日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指出，印度已经实行印苏和平友好合作条约第9条。根据该条文，在任何一方受到威胁或攻击时，印度应与苏联进行磋商。 1971年1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用最强硬的言辞一再强调，1959年西藏叛乱与印度人有着同谋的关系。文章在将“印度扩张主义者的强盗逻辑”与日本在30年代对中国实行的政策作了比较之后，在将孟加拉国与日本的“满洲国”傀儡政府作了比较之后指出：“印度反动派之所以这样猖狂，是因为它得到了社会帝国主义（指苏联）的支持。” 1971年12月9日，《真理报》在回敬中国对苏联的攻击时指出，中国是印巴战争的煽动者。《真理报》宣称，一方面，毛泽东主义分子千方百计地缓慢迂回地进入东巴基斯坦，在 他们的代理人的帮助下，他们在东巴基斯坦“实行人民战争”。另一方面，中国人又宣布支持巴基斯坦的军人政府。他们企图将巴基斯坦军人政权变成他们在亚洲推行大国沙文主义的工具。他们的做法与巴基斯坦人民的真正的民族利益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在国际舞台上，在他们演出的肮脏的把戏中，中国人只不过是把巴基斯坦当作玩偶而已…… 1971年12月4日至5日，联合国安理会就印度——巴基斯坦问题展开辩论。中国代表黄华呼吁安理会“谴责印度政府的侵略行为”。在对呼吁印度与巴基斯坦双方实行停火、双方军事人员立即撤回到自己本国边界一侧的提案进行表决时，苏联代表雅科夫·马立克投了反对票。他声明，应该把印度同巴基斯坦一样同等对待，不应该因东巴基斯坦的危机而指责印度。是由于巴基斯坦的做法而导致了印度、巴基斯坦战争的爆发。 1971年12月5日至6日，联合国安理会试图通过一项提案，但没有成功。因为苏联不准备承认这一没有涉及到东巴基斯坦政治局势的提案。同时，美国和中国也同样不会赞成这一提案。在安理会进行辩论时，中国代表和苏联代表交替地进行激烈的辩论。例如，黄华在12月6日宣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到处实行侵略、颠覆和扩张政策。”马立克对此进行了反驳：“中国代表用漏洞百出的、病态般的诽谤反对苏联，渴望着充当帝国主义大院里的小丑角色”。 1971年12月6日，联合国安理会最后作出决定，将辩论的问题提交给第二天召开的联合国大会讨论。一些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只有意大利直接与另一个超级大国结盟）提出了一个议案，呼吁印度、巴基斯坦应立即停火，将本国的军队撤到双方边界一侧。马立克又一次否决了这一提案。他提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武装部队只不过是实现停火而已，而实际上，巴基斯坦当局会继续采取报复和恐怖行动。”巴基斯坦政府必须“停止流血事件，立即无条件地承认东巴基斯坦人民的意愿。”中国代表乔冠华声明，“印度政府是彻头彻尾的侵略者”，“苏联政府是印度侵略者的后台老板。”他呼吁，“联合国必须强烈地谴责印度侵略巴基斯坦的行为，彻底揭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印度侵略者的厚颜无耻的支持。”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这一提案。苏联和它的盟国（罗马尼亚除外）投了反对票。 1971年12月12日至13日，安理会再次召开理事会。美国代表在会上提出了一个议案。该提案实际上与12月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提案完全相同。雅科夫·马立克反对这个提案。他一再声明，这个提案忽视了印度、巴基斯坦爆发战争的根本原因。在辩论过程中，马立克提出安理会应让孟加拉国（东巴基斯坦）的代表阿布·赛义德·乔杜里法官到会发言。马立克是在12月4日的安理会上第一次提出这个议案的，但是，当时安理会认为这个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磋商。在同一场合，黄华反对马立克的提案（黄华在12月4日提出，让孟加拉国代表到会发言，无异于干涉巴基斯坦的内政）。结果，乔杜里法官没能在安理会发言。 1971年12月16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猛烈抨击印度和苏联的政策。声明在谴责东巴基斯坦的印度军队的“最凶残的暴行”之后强调指出，印度“不仅要吞并东巴基斯坦，而且还要消灭整个巴基斯坦。”声明指出，苏联对印度实行政策的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对印度的控制，进而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霸整个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同时，又扶植印度成为 南亚次大陆的次超级大国，作为苏联侵略亚洲的助手和伙伴。” 1971年12月17日，周恩来对印度和苏联也进行了类似的抨击，谴责印度对东巴基斯坦人民实行大屠杀。12月22日，《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反驳文章，宣称中国已强烈要求美国派战舰进入印度洋，并且指责周恩来是中国实行反苏政策的主要煽动者。 东巴基斯坦实行停火以后，安理会于1971年12月22日再次举行会议。会上，有的代表提出了一个和解的议案。提案呼吁严格遵守停火协定，印巴双方的武装部队应尽快撤到各自国土上去。安理会以13票对零票通过了这个提案。苏联代表对这一提案表示弃权。中国代表投了赞成票，但又表示对该提案不甚满意。 1971年12月22日，孟加拉国流亡政府在达卡宣告成立（3月26日）孟加拉国。1972年1月24日，苏联承认了这个新独立的国家，并立即给孟加拉国提供经济援助。中国直到1975年8月31日才予以承认。 与日本的关系 （1972年～1983年） 中国和苏联对获得日本这个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日益强大的邻邦都很感兴趣。为了抗衡苏联在太平洋不断增长的势力，中国很想得到日本的支持；同时，苏联也需要防止中国和日本结成反苏联盟。由于边界争端，特别是苏联和日本的边界争端，使情况复杂化了。就日本方面来说，日本试图在与中国、苏联打交道时，在两者中间保持平衡。 苏联与日本的领土争端问题主要是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近结束时，苏联所占领的距离日本东北部海岸较远的几个岛屿。这些有争议的岛屿包括：国后、择捉、齿舞和色丹四岛。日本人认为，这些岛屿是日本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岛屿位于库页群岛的最南端，无论是从战略上考虑还是作为捕捞中心，都是十分重要的。尽管苏日两国在1956年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但由于双方对这些岛屿争论不休，从而使之成了双方缔结和平条约的障碍。 由于日本人声称北方诸岛为有争议的岛屿，为此苏联和日本断断续续举行了多次讨论“北方领土”问题的部长级会议。尽管会议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是，为了开发西伯利亚和苏联远东地区的自然资源，日苏两国在1974年6月至 1975年7月签订了一系列协定。自从1972年9月中国和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以来，日本一直与中国商谈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问题。据报道，1975年2月初，苏联驻日本大使奥莱格·特罗亚诺夫斯基提出，如果 日本与中国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日本应对苏日关系所“引起令人遗憾的反应”承担责任。据说，他反复强调，苏联早就建议日本推迟同中国签订和平条约，而与苏联签订“友好亲善条约”。这个建议是1975年1月中旬，日本外务大臣宫泽喜一访问莫斯科会见葛罗米柯时，由葛罗米柯提出来的。 1975年2月中旬，勃列日涅夫在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一封信中，再次提出了这一建议。但是，日本以签订友好亲善条 约将会在实际上中止日本要求归还有争议的岛屿条约为理由，拒绝接受这一建议。 日本政府坚持公开宣布与中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目标。为此，1975年6月18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警告日本不要“毫无限制地被拖进中国政策的轨道。”声明指出，从日本和苏联的共同利益考虑，日本和苏联都应挫败所有第三国试图阻止苏联和日本改善关系的企图。 1975年6月19日，日本外务省对苏联的声明作了答复，提出与中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并不是“直接反对第三国”。同一天，田中角荣首相也发表声明，指出：“当我们在北京举行谈判时，按照我们的观点，我们没有保持特殊关系的国家，例如苏联。关于反霸条款（与中国签订任何条约均有此款），只不过是普遍能接受的和平原则的一个词汇而已。”据报道，1975年9月中旬，葛罗米柯严重警告宫泽喜一，反对日本与中国签订包含有“反对霸权主义”条款的条约。日本外务大臣表示，要在条约中保留这样的条款。然而他又说，中国政府坚持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必须有这个条款。在以后进行的两年多的中日谈判中，“反霸条款”一直是谈判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1978年4月至6月，中日之间出现了两个有争议的问题。一个是日本对琉球群岛的拥有权问题。中国大陆和台湾都对琉球群岛的一部分有领土要求。另一个问题是日本和南朝鲜互相交换了共同开发日本、南朝鲜之间的大陆架的文件。而这两个问题成了中国和日本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障碍。 1978年4月12日，中国捕鱼船队在琉球群岛水域进行捕鱼作业。后来，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北京的官员也强调，这起事件是“偶然发生的”。同时表示中国将避免在那些岛屿与日本再次发生冲突。1978年8月中旬有人提出，中国实际上已经承认了日本对琉球群岛的控制权。对于日本、南朝鲜共同开发日本、南朝鲜大陆架的协定。 1978年5月10日，中国政府重申，1977年6月22日，日本和南朝鲜交换了共同开发日本、南朝鲜大陆架的文件。对此，中国政府表示强烈的抗议。日本和南朝鲜共同开发日本、南朝鲜大陆架的问题，成了中日有争议的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在以后两个月内，中国和日本缔结和平友好条约。 1978年8月12日，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和日本外务大臣园田在北京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条约的第二条规定：“缔约双方表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第四条规定：“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中国反对条约中“反霸条款”所包含的意思是直接指任何特定的第三国的那些说明词句。苏联对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反应强烈。1978年8月13日，塔斯社发表评论指出：日本对北京“强加于日本的单方面的苛刻条件”已作出让步。日本正冒险卷入中国霸权主义政策的旋涡之中。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前，苏联曾警告日本，日本同中国签订这样的条约，要考虑由此而引起的苏日关系不良后果的可能性。 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后，中日关系在1978年至1980年间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结果，1978年2月16日，两国签订了8年贸易协定。同时，又签订了许多经济合作协定。这些协定包括发展中国工业规划以及在中国海域开采石油等等。中国用石油和煤炭偿还日本的设备款项和贷款。 中日在加强经济联系的同时，两国之间部长级领导人的接触也在增多。而象部长级领导人这样高水平的接触是空前的。在中日领导人互访期间，他们除了商谈双边经济关系以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发展问题交换了意见。他们特别谈到苏联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增长问题；苏联在1979年12月入侵阿富汗的问题以及印度支那局势的发展问题等等。尽管两国对太平洋和阿富汗事态的发展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1978年12月以后，日本并没有谴责越南侵略柬埔寨。而与此同时，当1979年3月中国对越南采取军事行动时，日本对此却提出了抗议。 1978年至1979年期间，苏联和日本就签订和平条约和解决“北方领土”争端的问题，举行了多次谈判，但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日本政府声称，苏联正在不断加强太平洋舰队的作战能力，正在增大与日本有争议的岛屿上的军事力量。苏联对日本人的发牢骚式的舆论表示不满。1980年9月2日，苏联新闻机构Novosti提出：最近“日本在民族主义和反苏主义的基础上，与美国和中国的霸权主义者结成了危险的同盟。” 尽管苏联和日本的关系面临着许多困难，但是，在这个时期，苏日两国同意在库页岛和西伯利亚地区共同实施开发煤矿资源的计划。1980年，苏日双方贸易有所增长，但是，由于日本对苏联入侵阿富汗实行制裁，两国的贸易量减少了。由于中国政府再次调整了发展计划，1980年，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合作也受到了影响。1980年5月27日至6月1日，在华国锋访问日本期间，谷牧（副总理）表示，中国可能会不得不砍掉一些与日本合作的项目，同时减少原来商定的对日本的石油输出。日本对中国取消部分合同大失所望。但是，1981年2月23日，谷牧对由中国方面的决定而造成的“难题”，向日本政府表示歉意。他表示，日本将得到由此而引起的损失赔偿。 1981年12月13日，波兰强制实行戒严令。1982年2月，日本政府参加了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国对苏联实行的某些制裁。1983年8月31日至9月1日夜，苏联战斗机在库页岛地区上空击落了一架南朝鲜航空班机。日本同西方国家一道，对苏联的做法表示强烈抗议。1982年中期，由于日本文部省正式修订日本历史教科书，导致了中国和日本的争论，中日关系一度受到了影响。日本历史教科书把日本在30年代至40年代在亚洲大陆的暴行描写到最轻的程度。中国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后来，日本同意再修改教科书。 印度支那的冲突 （1975年～1984年） 七十年代后期，由于中国和越南处于敌对状态，其结果使印度支那成了中国和苏联进行对抗的最前沿的地区。越南在它的邻国柬埔寨和老挝驻扎武装部队，这一作法得到了苏联的支持。中国人怀疑越南的目标是要统治整个印度支那，而且怀疑越南的做法得到了苏联的鼓励。鉴于苏联的扩张主义和苏联对中国安全威胁的证据，中国人完全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苏联指责中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故意延长印度支那的冲突，中国的行动加剧了国际的紧张局势。 1975年4月，在越南和柬埔寨的共产主义赢得胜利之后，越南和中国的关系很快便开始恶化起来了。越南逐步倒向了苏联，与此同时，在中苏的相互攻击中，柬埔寨显示出了对中国的同情。中越关系由于悬而未决的、有争议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这些群岛位于南中国海）问题，也变得更加复杂化了。与此同时，自1975年以后，越南同柬埔寨的关系日益恶化，边界冲突事件时有发生。到了1977年，越南和柬埔寨还发生了激战。同年12月31日，柬埔寨同越南断绝了外交关系。中国支持柬埔寨，苏联和它的盟国则支持越南；中苏两个大国互相指责对方在该地区有霸权主义野心。 1978年初，中越关系迅速恶化。在越南的大多数华侨，对越南的经济政策和该地区的形势非常不安。当时，在越南的华侨人数达150万人。1978年中期，由于越南当局的驱赶，使16万多名华侨逃回中国。中国对越南驱赶华侨的做法表示强烈抗议。据报道，1978年4月间，中越两国在边界地区发生了武装冲突。8月以后，中越边界事件更加频繁发生。1978年7月3日，即越南被吸收为经互会成员国后的第4天，中国停止了对越南的经济援助。1978年11月3日，苏联和越南签订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此外，还签订了6个经济协定。在1978年整整一年里，由于苏联、越南之间关系的发展，由于柬浦寨边界武装冲突事件的发生，使得中国和苏联之间出现了紧张局势。 1978年期间，越南、柬埔寨边界的战斗一直没有停止过。最后，12月25日，越南军队侵入了柬埔寨。1979年1月7日，柬埔寨首都金边失陷第二天，柬埔寨流亡者成立了以韩桑林为总理的“人民革命议会”。自1975年以来，柬埔寨流亡者一直领导着反对红色高棉政权的武装斗争。越南和苏联集团承认了这个新政权；与此同时，中国谴责越南侵略柬埔寨，谴责韩桑林政权。1979年1月14日，中国宣称：“越南侵略者”“得到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支持。”据不确切的消息透露，1979年2月，中国通过泰国向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政权提供援助。 1979年1月11日至15日，联合国安理会对印度支那的危机进行了辩论。苏联对呼吁外国军队撤出柬埔寨的提案投了反对票。在辩论期间，中国代表陈楚指出，苏联把越南当作“亚洲的古巴”，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其霸权主义政策。苏联代表奥莱格·特罗亚诺夫斯基谴责红色高棉政权在波尔布特的领导下，在进行毛泽东主义社会的建设中，实行“公开的种族灭绝”政策，侵略越南和泰国。 1979年初，中越边界的武装冲突接连不断。2月17日，中国教训了越南。中国声称：这是在越南对中国进行了多次武装挑衅之后，中国对越南进行的有限度的自卫还击。中国军队占领了越南边境地区的许多城镇，在遭受严重伤亡以后，中国军队于3月5日开始撤退。1979年3月16日，中国军队全部撤离越南。后来，即1979年春季，中越两国举行了边界谈判，但毫无结果。 尽管苏联表示，只要战争限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苏联 将不卷入这场战争，但是，苏联仍然严厉地抨击了中国的“入侵”。1979年2月28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谴责中国把东南亚当作自己的势力范围。文章宣称，在越南同美国发生战争期间，中国曾出兵北越，但同时中国又阻止苏联向越南运送军事物资。中国扶植波尔布特政权在柬埔寨执政；中国“已经详细制订了大规模消灭柬埔寨人民的计划”，并以此作为“使柬埔寨……与中国同化”的步骤，“将柬埔寨改造成为一个对‘不顺从的’越南形成包围的重要的桥头堡，并使柬埔寨成为中国直接向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进军的通道”。为了“使越南同时在两条战线作战”，中国曾命令波尔布特政权进攻越南。 文章还指出，美国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中国。文章接着指出，“北京并不否认侵略越南的时间选择与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美关系‘正常化’有联系……”。1979年3月2日，勃列日涅夫在一次讲话中，谴责中国的政策“是对世界和平的最严重的威胁，”并指出“纵容中国政策的实行会产生任何形式的危险。”但在整篇讲话中，勃列日涅夫没有直接提到美国。 1979年2月23日，联合国安理会就东南亚的局势开始进行辩论。由于苏联坚持投票反对任何不特别谴责中国的提案，于是，辩论陷入了僵局。陈楚威胁道，中国投票反对任何在辩论中提出的没有越南侵略柬埔寨内容的提案。经过进一步磋商后，3月16日，安理会对越南侵略柬埔寨“深表遗憾”的提案进行了辩论。安理会呼吁，任何在越南和柬埔寨的外国军队都应撤走。奥莱格·特罗亚诺夫斯基对这一提案投了反对票，因为他认为该提案没有包含“明确谴责中国的侵略”的内容，而且该提案把“侵略者与他的受害者摆到了同样的位置上。”尽管陈楚批评该提案没有充分地谴责越南，并对提案批评中国的“正义行动”表示遗憾（而当时，中国已完全从越南撤走了它的全部军队。）但陈楚还是投票赞成这一提案。 1978年和1979年初发生的事件，对中国和老挝的关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1975年，共产党在老挝执掌了政权。直到1978年，在边界地区发生冲突和中苏相互攻击的问题上，老挝希望保持中立。但是，老挝政府不能坚持自己的立场。老挝承认柬埔寨韩桑林政权，同时，在中国对越南采取军事行动后，老挝则呼吁中国从越南撤走军队。自从1979年3月以来，中国同老挝的关系日趋紧张，这导致了中老边界发生了一系列事件。 1979年4月底，越南官方第一次承认在老挝驻扎有军队。4月29日，越南外长阮基石说，根据1977年7月越南同老挝签订的越老友好合作条约，同时，也应老挝政府的要求，越南在老挝驻扎了军队。1981年，在中国、老挝边界上发生了更多的事件。有报告证实，中国正在援助一些老挝组织，反对老挝政府。 从1979年起，越南继续在柬埔寨驻扎部队，企图镇压红色高棉政权和其他组织对韩桑林政权的反抗。中国坚持把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作为改善中越关系的一个条件。苏联不断增加对越南的经济援助。中国和越南在边界地区的冲突仍时有发生。中国炮击越南的高峰期往往与越南在柬埔寨发动攻势的时期相一致。 越南在柬埔寨驻扎军队成了中苏分岐的中心问题之一。中国要求苏联撤销对越南的支持与援助，并把它作为改善中苏关系的三大条件之一。对于苏联海军可能会使用越南港口，中国领导人表明了反对的立场。苏联拒绝讨论柬埔寨问题。坚持认为讨论这个问题会对第三国有影响，而苏联对越南的援助则是根据1978年签订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进行的。 苏联在阿富汗的介入 （1978年～1984年） 1978年4月，阿富汗发生了政变。这个政变产生了统治阿富汗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府。该政府与苏联发展有密切的关系。1978年12月，该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苏联向阿富汗运送军事物资，给阿富汗派谴顾问，以帮助新政府镇压穆斯林抵抗组织，因为穆斯林抵抗组织动员阿富汗的大多数人反对阿富汗当局。此外，苏联给阿富汗提供了更大范围的经济援助。苏联在阿富汗势力的不断增加引起了中国的关注。中国人担心，中国西部边界的安全将会受到威胁。 1979年底，苏联出兵阿富汗，使这个问题成了中苏互相攻击的焦点之一。 1978年到1979年间，阿富汗和苏联当局多次谴责中国援助穆斯林反抗组织。1979年6月21日，中国向在北京的阿富汗临时代办递交了抗议照会，对上述指责进行了驳斥。后来，中国政府谴责苏联政府，说苏联政府企图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扩大它的势力范围。 1979年9月，哈菲苏拉·阿明领导的反对派，推翻了阿富汗领导人——努尔·穆罕默得·塔拉奇总统的统治。在阿明的控制下，阿富汗的国内形势，阿富汗同苏联的关系恶化起来了。12月底，阿明下台并被处死，并由巴布拉克·卡尔迈勒接替阿明的职务。政府更换以后，1979年12月25日至26日，大约有4000至5000名苏联士兵进驻阿富汗。苏联政府坚持说，面对阿富汗外部敌人的武装挑衅，根据苏联和阿富汗的友好合作条约，阿富汗政府要求苏联出兵阿富汗。从这些显而易见的原因考虑，苏联采取行动，向阿富汗的武装部队提供军事援助，以镇压穆斯林抵抗战士。据估计，至1980年底，苏联军队在阿富汗的人数已增到85，000人，此外，在阿富汗全国范围内，苏联还部署了数百辆坦克。 1979年12月29日，中国把苏联的侵略行为称为“1968年苏联武装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以来的又一次十分严重的国际事件。”这是苏联第一次对一个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入侵，这一事件“严重威胁着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这次苏联武装干涉阿富汗，暴露了它“对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粗暴践踏”。苏联已不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天使”了。 1979年12月31日，中国政府向苏联驻华大使递交了抗议照会。 1980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谴责苏联不仅想在阿富汗获得“永久的居住地”，而且“企图把这一计划作为向南插入巴基斯坦和亚洲次大陆的步骤。”文章接着指出，“苏军在战略要地阿富汗驻军45，000人，从南亚到非洲之角这一广大弧形地区将无宁日。” 1980年，1月18日至23日，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对巴基斯坦进行了正式访问。在抵达伊斯兰堡时，黄发表讲话指出，阿富汗事态的发展为他的这次访问增添了新的重大意义。在结束访问时，黄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同巴基斯坦政府会谈的内容主要与阿富汗问题有关。他向全世界呼吁：“包括美国、西欧和日本应该给阿富汗的邻国以真正的支持，以反对苏联超级大国。” 黄说，中国认为，苏联入侵阿富汗是企图掠夺海湾石油、割断美国与西方联系的另一个步骤。工业国家和其他热爱和平的国家应该在阿富汗问题上形成战略联合，通过对苏联扩张主义的认识，一定要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根据巴基斯坦拉合尔乌尔都语日报《时代之声》报道，面对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中国愿意向巴基斯坦提供充足的军事和经济援助。1980年1月9日，《真理报》指出，中国正在通过喀喇昆仑山公路（连结中巴两国的要道）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装备。但是，1月22日，巴基斯坦当局发表声明指出，巴基斯坦没有同中国缔结任何军事援助条约。 1980年1月19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由于苏联武装干涉阿富汗，中苏关系正常化被迫中止（“中苏关系正常化”一词在1979年秋天出现在中苏报刊上，见第十一章）。从这一点来说，苏联在阿富汗驻扎军队又成了恢复中苏边界谈判和全面改善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 1981年6月16日，苏联、阿富汗签订了边界走向条约。这引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响。该条约涉及到萨雷阔勒岭地区。该地区人口稀少，但却是阿富汗的咽喉地区，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萨雷阔勒岭向东北延伸与中国边界相接，是苏联、阿富汗国土的南北分界线。 边界走向条约没有更准确地透露细节，但是，1981年6月17日喀布尔广播电台广播说，条约对阿富汗与苏联之间的边界进行了调整。在条约签订以后的两个月里，苏联军队大规模地开往萨雷阔勒岭地区并占领了该地区。据报道，8月中旬，苏联军队驱赶了2000——3000名阿富汗居民。苏联军队已接近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接壤的边界，并在这一地区派了官员。此外苏联还在这一地区建立一大块军事基地。 1981年7月22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特别重申，苏联无权与第三国（指阿富汗）签订涉及到中阿两国边界地区的边界走向条约。因为中阿边界紧密接邻的以北地区不是苏联的合法领土，而实际上，先是中国与俄国，后是中国与苏联政府，对这一边界地区问题的争论已进行了几乎90年。因此， 声明指出，苏联、阿富汗边界走向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声明还强调，中国和阿富汗之间已于1963年11月22日签订了边界条约，中阿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根据中阿边界条约规定，中阿勘定了沿萨雷阔勒岭以东最边缘地区的43英里的边界线。 中国反对苏联的实例依据是1884年签订的关于《中俄喀什地区边界草约》（或者如新华通讯社在1981年8月31日所称之为的《中俄喀什边界条约》）。这一条约是俄国入侵和侵占了中亚地区传统的中国领土一个很长时期之后签订的。该条约明确说明：从乌孜别里山口起，“俄国边界转往西南，中国边界一直伸向正南”。根据中国人的说法，俄国人在1892年非法占领了大约20000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而且随后又企图通过把1894年中俄两国就边界问题的互换照会，说成是签订了边界条约，从而使上述非法占领的领土合法化。 1981年8月11日，塔斯社对上述观点进行了答复，声称：阿富汗和苏联之间新签订的边界条约纯属两国之间的事情。与第三国无关。塔斯社还谴责中国通过“篡改历史”，“捏造”了一个有争议的领土问题。而这个所谓有争议的问题早在1894年通过沙俄和中国清朝政府互相交换文件而得到了最终的解决。“1894年所划的边界线仍然有效”，“除此之外，绝无其他任何边界线”。 1981年8月24日，新华通讯社发表声明说，苏联军队已在萨雷阔勒岭地区布署了弹道导弹。1981年11月18日，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珍妮·柯克苇文顿女士声称：苏联已经执行了一个吞并“Defacto”突出部的计划；并且还声称，6月16日，苏联、阿富汗签订的条约包括了阿富汗同意苏联正式吞并该地区这一内容。 对于阿富汗危机，中国政府继续对苏联坚持强硬的敌对立场。苏联从阿富汗撤军，成了中国在两国解决分歧问题的谈判中提出的三大条件之一。但是，苏联坚持说，苏联在阿富汗驻军，是一个只影响该国国内安全的问题，因此，苏联没有必要同中国讨论这个问题。 与东欧国家的关系 （1968年～1984年） 1969年以后，中国企图利用东欧国家对苏联施加压力。 中国同南斯拉夫政权以前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敌对状态减弱了，同时，还同南斯拉夫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中国领导人与罗马尼亚共和国总统齐奥塞斯库为保护中罗的友好关系而辛勤地耕耘着。中、罗、南三国能够联结在一起的根本原因是，它们对1968年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都持共同的反对立场（见第八章）。1968年至1971年，中国在与南斯拉夫的接触中改善了相互间的友好关系。1970年8月17日，中南两国的外交关系恢复到大使级的水平（自1958年以来，两国仅在对方的首都设立临时代办机构）。与此同时，中国同罗马尼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些迹象进一步表明，中国实行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公开反对苏联。 从60年代末起，中国报刊停止了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攻击。中国此时的报刊只限于对忠实地支持苏联的国家的批评。1970年12月中旬，波兰的波罗的海附近的城市工人举行罢工。1970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备加称赞。而《真理报》却谴责中国说，波兰的内政遭到了中国的“不可宽恕的干涉”。 据报道，1970年10月，齐奥塞斯库访问了美国。1971年4月26日以来，罗马尼亚成了疏通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外交渠道。1971年6月1日至9日，在罗马尼亚共和国总理扬·格奥尔基·莫里的陪同下，齐奥塞斯库对北京进行了正式访问，并同毛主席和周恩来举行了会谈。 1971年6月1日，在一次宴会上，周恩来赞扬罗马尼亚抵制了“外来压力”和“大国沙文主义”。周在含蓄地回答齐奥塞斯库要求结束中苏争端的问题时说，“罗马尼亚正在克服重重困难，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中间求生存。”访问结束后，中罗发表了联合公报。公报再次肯定了罗马尼亚的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同时，罗马尼亚发表声明指出，“没有中国就不可能完全彻底地解决重大的国际问题”。声明对中国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正常化关系表示赞赏。 1971年6月9日至15日，南斯拉夫外交部长米尔科·特帕瓦茨率领代表团访问北京。在访问开始时，李先念（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称赞南斯拉夫的独立自主精神，称赞南斯拉夫反对超级大国的干涉、颠覆、侵略和威胁的斗争”。 特帕瓦茨访华期间，正是南斯拉夫同苏联集团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的时期。据报道，1971年6月初，南斯拉夫政府向苏联驻南大使提出书面抗议，指出：1948年南斯拉夫同苏联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关系破裂后，南斯拉夫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工作人员”在莫斯科避难。这些工作人员仍在莫斯科进行了一系列活动。对此，南斯拉夫政府表示反对。据南斯拉夫的消息透露，苏联政府支持在西欧的极右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分子的活动。 1971年8月，继齐奥塞斯库访问中国和7月15日宣布尼克松总统即将访华的消息后，罗马尼亚同苏联集团其他国家的关系变得极度紧张起来。莫斯科深疑这是对苏联施加压力的一种企图。1971年8月2日，苏联集团的共产党领导人（包括罗马尼亚）在苏联的克里米亚召开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一项谴责“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公报。“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是苏联分别指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中国的政策的常用语。克里米亚会议结束后，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报纸掀起了一个猛烈地反对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运动。 上述国家指责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发展同中国的关系，表明它们要充当中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反苏轴心国”。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对此表示反对。1971年8月18日，苏联驻罗马尼亚大使V．I．德罗兹坚科会见了齐奥塞斯库。据非官方消息报道，苏联大使向齐奥塞斯库递交了一份照会，谴责罗马尼亚在中国和美国的支持下，在巴尔干半岛组织反苏集团，并要求罗马尼亚结束这样的活动。但是，齐奥塞斯库一再声明，罗马尼亚实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齐奥塞斯库拒绝了实行统一控制世界共产主义的计划。1978年8月22日至31日，由李德生将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对罗马尼亚进行了访问。访问期间，李将军再次声明，中国政府支持罗马尼亚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苏联对南斯拉夫施加压力一直持续到1971年夏。据报道，8月18日，铁托总统收到勃列日涅夫的一封信（同一天，苏联向罗马尼亚递交了照会）。信中说，苏联对南斯拉夫同中国保持日益增长的友好关系深感不安。对铁托来说，苏联等国在匈牙利举行的军事演习以及计划在保加利亚举行的军事演习，都被看作是直接反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表示。然而，1971年9月22日至25日，勃列日涅夫访问了南斯拉夫。 70年代中期，南斯拉夫领导人在保持同苏联领导人正常的接触的同时，也继续加强同中国领导人的联系。1978年3月，中国共产党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恢复了两党关系。中国和南斯拉夫的贸易量也随之增加了。 1978年8月，华国锋访问了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这是继毛泽东1957年访问莫斯科后，中国共产党的主席第一次出访欧洲。1978年8月16日至21日，华国锋访问了罗马尼亚。这段时间恰好是苏联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十周年纪念日。8月16日，华国锋在讲话中声称：“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到处伸手，不断对一些国家进行渗透、颠覆、侵略和扩张。”他在讲话中用的是比较温和的腔调。据报道，罗马尼亚政府曾请求中国客人避开谈及苏联，以免遭到苏联的攻击。8月18日，罗马尼亚政府发布新闻公报。公报涉及到华的讲话内容（据报道，双方对公报的某些提法有不同的看法）。公报谴责了“任何统治形式和单方面的苛刻条件”，但没有使用“霸权主义”这一容易引起争论的词语。然而，苏联报刊谴责了华的这次访问。8月24日，《真理报》发表文章抨击“北京的侵略行径”，并指出：“只有那些将马眼罩蒙住自己的眼睛的人才看不到这一点。” 在访问南斯拉夫第一天所作的讲话中，华国锋反复地强调，苏美两国正在互相争夺，企图称霸世界。在讲话中，华赞扬了南斯拉夫的自治和不结盟政策。他指出，“不结盟运动 已经成为世界人民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的一支十分重要力量。”他谴责有人“力图破坏不结盟运动的团结，改变它的方向，使不结盟运动从属于他们自己的霸权主义目的。”《真理报》含蓄地批评了南斯拉夫人不把自己同华的讲话分离开来的做法。 1978年，在越南和柬埔寨发生武装冲突期间，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都保持了中立。然而到了12月，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都攻击越南侵略柬埔寨。后来，又反对越南在柬埔寨驻扎军队。1978年11月22日至23日，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在莫斯科召开最高级会议，罗马尼亚在会上又与各成员国产生了意见分歧。齐奥塞斯库拒绝将罗马尼亚的军费提高到3％，并拒绝将罗马尼亚军队交由华沙条约组织指挥。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都强烈地批评了1979年12月苏联武装干涉阿富汗。 1978年至1984年，中国同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多次进行互访。1983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访问了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虽然他称赞了南斯拉夫的不结盟运动，但他没有直接谈到苏联，也没有攻击霸权主义。一些观察家认为，胡的温和式的调子与当时中苏谈判取得的某些进展有关。 胡耀邦于1983年5月15日离开南斯拉夫后，钱其琛（外交部副部长、中苏谈判的首席代表、一直陪同胡的出访）继续对匈牙利、波兰、民主德国进行访问。人们认为，这是中国希望同东欧国家改善关系的迹象。1982年初，中国没有谴责波兰在1981年12月13日颁布的制裁。1982年2月初，中国同波兰签订了贸易协定。 1984年3月28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吴学谦在南斯拉夫访问时指出：“两国领导人在许多问题上有着完全一致的看法”，双方认为，“两国在国内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中有许多相似之处。” 整个七十年代期间，中国与南斯拉夫恢复了友好关系，同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改善了关系，但是，中国失去了阿尔巴尼亚的支持。阿尔巴尼亚是自六十年代初以来中国在欧洲的唯一盟友。1977年中期，阿尔巴尼亚开始批评中国的“三个世界”理论，至1978年7月11日，阿尔巴尼亚逐渐发展到尖锐地攻击中国政策的地步。这时，中国宣布中止对阿尔巴尼亚的所有经济援助。后来，阿尔巴尼亚继续谴责中国。尽管中阿两国在1983年恢复了贸易关系，但是，阿尔巴尼亚没有改变对中国的政治批评。 与西欧国家的关系 （1969年～1984年） 1969年以后，在中苏关系问题上，中国用类似处理同美国关系的方式，来处理与西欧国家的关系。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西方采取敌视态度之后，决定把西欧国家作为一种反苏力量和经济、技术合作的伙伴，来发展同西欧国家之间的关系。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苏联追求促进欧洲的缓和，而且苏联也真心希望缓和欧洲的紧张局势。从某种意义上讲，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近期目的是为了继续同中国抗衡。在两条战线上保持强大的防御力量，这给苏联的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而且苏联领导人也为苏联可能会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敌对势力的进攻而担扰。 六十年代期间，苏联和法国是缓和的积极倡导者。当时，查理士·戴高乐出任法国总统。苏法两国多次举行最高级别的会谈，发展两国的贸易和经济合作关系，并在各个领域签订了一系列协定。1969年10月，西德社会民主党的政府举行大选，威利·布兰特当选为政府总理。尔后，西德也开始了类似上述的进程。七十年代期间，苏联进一步改善并保持了同西欧国家的关系，这导致了苏联普遍同这些国家扩大了贸易和技术交流。同时，西欧的紧张局势也有所降温。 中国同西欧的接触在开始时是十分有限的。例如，中国放松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欧洲国家的限制，并恢复了同西欧的直通电话联系。1972年3月13日，中英两国的外交关系在中断了22年之后（在这期间，两国只是在对方的首都设立临时代办机构），中国同英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英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份，并立即从台湾撤走了总领事馆。1972年10月11日，即西德外交部长瓦尔特·谢尔在访问北京期间，中国同西德建立了外交关系。七十年代中期，中苏都发展了同欧洲共同体的关系——苏联是通过经互会发展同欧洲共同体的关系的。从1974年至 1976年初，经互会同欧洲经济共同体举行了多次谈判，并同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1975年9月15日，中国驻比利时大使李连璧被任命为中国驻欧洲共同体大使。因而，中国成了向欧洲共同体委派官员的第二个共产党国家（另一个国家是南斯拉夫）。 《欧洲共同体》（由欧洲委员会伦敦办事处正式出版）评论道：“1969年，北京仍然生动地描绘欧洲经济共同体是‘帝国主义矛盾的中心’和‘美国的阴谋’，但到了1971年，欧洲共同体在其扩大的边缘上，已经成了两个超级大国的平衡因素。而对中国来说，中国最基本的战略原则是——维护或抛弃两极世界（即由苏联和美国统治的两极世界）。” 1978年4月3日，中国同欧洲经济共同体签定了5年非特惠贸易协定。1977年至1978年，经互会同欧洲经济共同体进一步举行谈判，尽管严重的障碍阻止这些联系会带来任何实质性的结果。 1979年1月16日，英国首相詹姆斯·卡拉汉发表声明指出，在不损害苏联提倡的缓和局势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希望同中国发展更为密切的关系。实际上，苏联和西方国家互相猜疑，从这一点来说，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恶化了。卡拉汉还提到英国向中国出售80架哈里喷气式战斗机的计划。与此同时，中国为购买重要的军事装备还同法国进行了磋商。1978年12月4日，中国同法国签订了一项比较重要的贸易协定。 1979年1月24日，苏联新闻机构塔斯社证实，据早些时候报道，勃列日涅夫几次向卡拉汉提出个人警告，说英国向中国出售哈里喷气式战斗机将会严重地损害苏英关系。根据塔斯社的消息透露，苏联领导人指出，除了别的不说，“提供军事装备决非普通的贸易机构所能为之”。这样的贸易“不能不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出售军事装备使解决国际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了。这样做会逐渐破坏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信任的基础。”据了解，法国和意大利也受到了同样的警告（这两个国家也有向中国出售武器的可能性）。 1979年10月15日至11月16日，华国锋访问了西欧四国，它们是：法国、西德、英国和意大利。在访问期间，华国锋多次尖锐地攻击苏联。10月6日，在他动身前往西欧四国之前，华国锋为西欧记者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首先强调，中国并不反对缓和，但是却要反对“霸权主义”和“侵略政策与扩张主义政策”。并说：“问题是霸权主义在向外扩张侵略，你想缓和也缓和不了。过去一年来，世界上，特别是中东、非洲、红海、海湾、南亚地区、印度支那的局势……我们一个是反对霸权主义，一个是提醒人们不要搞绥靖政策。” 在开始进行对法国的访问时，华国锋同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举行了会谈（陪同华出访的有：外交部长黄华、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10月18日，华举行记者招待会，会上他谈了对苏关系的看法。 他说，尽管西方同苏联签订了一些有关文件，“也许这些协议、条约有某种作用”，但是，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采取扎扎实实的行动，对那些扩张侵略行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苏联在常规武器和核武器方面比西欧更占有优势。中国希望欧洲应该加强相互间的合作和增强防御能力。因为一个团结强大的欧洲将有助于世界的和平。他坚持说，苏联一直把推动越南实现“大印支联邦”作为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以便把它在东南亚的军事部署同红海、波斯湾和印度洋的军事部署联在一起，从而造成战略上的优势。 1979年10月21日至28日，在访问西德时，华表示支持德国的统一。他重申：“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霸权主义者的侵略和扩张。”在英国（华在那里停留至11月3日），华在讲话中攻击苏联的地方要比在访问的初期多。华称赞了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说她“清楚地认识到战争危险的根源，并采取了有效的反对措施。”10月31日，他评论说，发展中英合作“会成为某些人不舒服的原因。”1979年11月1日，在英格兰银行总裁举行的午宴上，华再度指出：“某些人想谋求世界霸权”。 11月3日至6日，华国锋访问了意大利。访问期间，华会见了意大利共产党（该党经常与苏联党发生争执）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会见了意大利总理弗朗西斯科·科斯哥。在访问意大利期间，或在西欧之行的各站，中国代表团同西欧四国签订了许多经济或其他协定。在多个场合，华清楚地表明，中国希望扩大同西欧国家的贸易和经济合作。据11月2日华在英国作的评论认为：从政治上说，欧洲之行的目的并不是同西欧结成同盟，而是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1979年12月以后，东西方关系的气候恶化了（1979年12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决定在西欧部署美国中程核导弹，苏联出兵阿富汗）。这种恶化的气候为中国增加同西欧的对话提供了有利的场所。与此同时，出于政治原因或者为了促进西欧国家或公司同中国发展贸易而进行竞争，中国对平衡它同美国和日本的联系也极感兴趣。 1984年5月30日至6月16日，中国政府总理赵紫阳对西欧进行了访问。他访问了法国、比利时、瑞典、丹麦、挪威和意大利。在他动身前往西欧前夕，赵发表讲话指出：中国将始终“支持西欧为使西欧本身的强大而作的努力”。5月30日，在法国议会大厅发表演讲时，赵极力主张两个超级大国“都采取克制的态度，停止部署新的核武器，并进行认真谈判，为实现大幅度削减核武器作出各自应有的努力。”他还说，“一个奉行独立自主政策的中国同一个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欧洲之间进一步加强各方面的合作，肯定将对缓和国际局势，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崇高事业做出重大的贡献。”在赵的整个西欧之行期间，中国与欧洲国家又签订了一系列经济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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