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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关一体，亲得像一个人”不假，“好得穿一套衣服”却不准确，有点误会。他们一个司令一个政委，不是穿一套衣服，而是穿一样的衣服。贺龙自己做件咖啡色皮夹克，同时也给关向应政委做一件；自己的军装加个斜插兜，关政委的衣服也必定有。一句话：吃的穿的铺的盖的，要有都有，要没都没；兄弟也不会那么整齐一致，夫妻也没那么亲密一体。 父亲贺龙与母亲薛明结婚后，薛明也常去看望关向应，她就喜欢听关政委聊天，不但能懂得许多道理，而且能从聊天中得知贺龙的许多往事，更多地了解这位“传奇式”的丈夫。 “老总是好人，难得的好人。有人说他就喜欢找背运，有人说他一辈子自找倒霉，其实这正说明了他人格的伟大和精神的高尚……”关向应斜靠在垫了枕头的床栏上，不紧不慢地给薛明讲贺龙的“自找背运”。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黄兴在两湖联络哥老会，扩大反清力量。孙中山闹革命几起几落，贺龙始终不渝站在孙中山一边，越是革命受挫，他态度越坚决： 陈炯明叛变革命，孙中山被迫转到上海，这是孙中山企图依靠军阀武装完成其民主革命的一次重大失败。远在川东的贺龙得知孙中山处境困窘，马上派人赴上海晋谒孙中山，表示坚决支持孙中山。孙中山非常感动，给贺龙写了封回信：“周参谋持来大札，备悉一是。边缴久戎，艰苦逾恒，而壮志不渝，忠诚自矢，真可谓干城之奇，当勉望于无穷者也……” 后来，孙中山与列宁通信，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 后来，孙中山委任贺龙为建国川军第一师师长，授中将衔。当时父亲贺龙还不满二十九岁。他接受委任令后一个月，孙中山便逝世。噩耗传来，贺龙万分悲痛，下令部队停操一月，降半旗三天以示哀悼。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人。”血雨腥风中，大批共产党员及革命者被屠杀，意志薄弱者纷纷叛党脱党。就在共产党处于最危难之际，贺龙又“自找背运”以一军之长的“尊贵身份”，脱下皮鞋换草鞋，不当国民党中央委员，不当江西省政府主席，不为三百万大洋所动，领导并直接指挥了“八一”南昌起义并且在革命的最低潮之际，毅然加入了共产党。 “对于贺龙的‘自找背运’，蒋介石十分不理解。”关向应笑着摇摇头，咳过一阵，又接着说，“抗战开始后，1938年，老总跟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去洛阳，参加蒋介石召集的第二战区师长以上军官会议。老总回来跟我说，蒋介石还找他单独谈了一次话……” 那是1938年1月17日，蒋介石在一间小客厅接待了贺龙。当贺龙在侍从引领下踏进门时，蒋介石立起身。他没有迈步迎上，立在那里两眼不眨地望着贺龙，有点出神的样子。国民党许多高级将领见过贺龙，也听过关于他的各种传说，这些传说当然也传入蒋介石耳中，蒋介石常常纳闷，为什么出类拔萃的将领都叫共产党拉去了？ 贺龙从容庄严地走过去，伸出右手：“委员长！” “哦，贺将军！”蒋介石仿佛刚回过神，忙伸手出去，并且勉强带出笑容，“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 “打交道可很久，从北伐时候开始。”贺龙的闪闪目光同蒋介石的目光相遇。蒋介石的目光颤了一下，转身做个手势：“坐吧。” 蒋介石自己也坐下，不得不提一句北伐：“你在湖北、河南打得都不错，那时我就很注意你……” 蒋介石突然停住嘴。确实，那时他就高看贺龙，竭力想把贺龙拉过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为求贺龙，他先后派过三名代表，许以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西省政府主席，许以上海南京的小楼，许以三百万大洋……他还不曾花过这么大代价，结果呢？第一次派去的李仲公秘书长被贺龙抓起来送交了总指挥部，第二次派去的朱绍良又被抓起来，押往九江交军事法庭，第三次派去熊贡卿、梁素佛，不但被贺龙抓起来，而且进行了公审，最后居然予以枪毙…… 从此，蒋介石死了这条心。这些往事现在怎么好提呢？蒋介石缓缓呼口粗气，转了话题：“你的一二○师部署情况怎么样？” “配合忻口战役，我们攻占了雁门关、太和岭，截断了忻口之敌后方的主要交通道路。”贺龙介绍情况，“友军失守忻口，太原告急，我一二○师派兵至大同、雁门关、忻县及太原以西，在北起左云、右玉、清水河，南至汾离公路的广大地区分散地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 蒋介石缓缓点头，又问：“现在部队装备情况好吗？” 贺龙摇头：“装备很差啊，枪都是秃的。” “秃的？”蒋介石下意识地将手在剃过的光头上挠过。 “没有刺刀，秃的。”贺龙做个手势。 “懊。”蒋介石把头点一点。 “我们在塞外，天气很冷，军官士兵都没有皮大衣，没有皮帽，子弹也少得很。” “喔，困难不少……”蒋介石表示同情地点点头，却绝不提给一二○师补充装备，眼皮慢慢眨动两下，忽然把眉头一皱，望着贺龙问：“民国十六年，你为什么好端端的军长不当，跑去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 贺龙笑，爽直地将手一划，划出分道扬镳的那条线：“我和委员长政见不同嘛！” 蒋介石已经当惯了领袖，很久没人用这种语气手势同他讲话，最初一怔之后，脸沉下来，但马上又想起对方的身份，不便发作，可也无话好讲，彼此都沉默了。 这种尴尬对蒋介石讲还善于应付的，他喝过一口茶，便将手轻轻摆过：“过去的事算了。”他用了比较亲近的语气，“云卿，你家里可好？” 贺龙望一眼蒋介石，那目光令蒋介石心悸，刹那间便后悔不该问了。然而晚了，贺龙嘴角冷冷地牵动一下，硬梆梆掷来一句：“我家的房子被烧，家里的人被杀光了，八十多口子，剩下我贺龙一个拿枪的。” 蒋介石虽有点思想准备，贺龙的回答仍然出乎他所料。当年他下令“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人”，对苏区围剿，石头过刀，林木过火，何等的惨绝人寰，却并未料到对贺龙一家也是“房子被烧了，家里的人被杀光了。”如今面对这位“剩下”来的“拿枪的”贺龙，他那一时的尴尬是任何人都不难想象的。他嘴唇微笑，面对贺龙愣了片刻，终于将嘴巴一抿，鼓出一点说话的勇气。 “喔，我知道，你是老革命。” 他再不敢将目光转向别处，一眨不眨盯着贺龙，并且朝贺龙的腰间频触频瞄，匆匆讲几句“大敌当前，合力抗战”之类的话便草草结束了这次会面。 据说，蒋介石直到望着贺龙走出屋门，才松了一口气，朝靠背椅上一仰：“以后我不要见他了。” 蒋介石这一辈子，无数次地听到贺龙，无数次地说到贺龙，见面却只有这唯一的一次。以后虽然还有见面的机会，他都是把手一摆：“我不要见他。” 他是不是害怕贺龙？那就不得而知了。不过，三十年后林彪搞反革命时，似乎是和蒋介石一样的毛病。当贺龙按毛泽东的意见去同林彪谈话时，据林彪秘书讲，整个“林府”上下紧张，派专人在叶群指挥下监视贺龙的腰际，怕他是个“拿枪的”。 国民党蒋介石将贺龙的家里人“杀光了”，却杀不绝。用老同志们的玩笑话讲，薛明与贺龙结婚后，很快便怀了“龙种”。听到这个消息后最感高兴的，自然又是关向应。不幸的是关向应患了病是肺结核。那年月，那环境，肺结核无异于现在的肺癌，算得上是绝症。有幸的是，薛明有孕，亲密一体的老战友又要多个接班人。关向应一次又一次叫薛明来聊天。 “老总和我两个人无话不谈，彼此了解得像一个人。他爱兵如子，比我会关心人。我们两个人看了好多书……”关向应声音悠缓的讲述着，像是在讲一个古老而亲切的故事。“他这个人聪明，知识面非常广……” “你别乱夸奖。说他打仗行，我相信；说他有文化，知识面广，我不信。”薛明摇头，“他这个人厚重少文。” “你了解我了解，你跟他结婚才多久，我他去一起打仗，回来睡一个屋子吃一锅饭，又有多少年？”关向应咳一阵。薛明帮他轻轻擦去额上的汗。关向应喘口气：“你说，老总和周逸群哪个文多？比文谁能比赢？” “还用问？他们俩一文一武配合那么久，当然周逸群是文胜，他是武强了。” “你片面了不是？”关向应笑道：“给你讲个事儿。周逸群和老总比文，拿来一本小册子，两个人先比赛阅读。贺龙读完一遍，周逸群已经读完一遍喝了一杯茶还帮贺龙纠正三个错别字。结果是周逸群赢了。接着比赛背诵，同样一段文字，贺龙读二遍就背出来了，周逸群没背下来。结果是老总赢了第二局。第三局比赛理解，周逸群联系古今中外多，贺龙联系社会现实和民族历史多，比了个平手。最后结果是平手。你说我是不是乱夸奖？” 薛明脸红红地喃一声：“算我没说还不成？” “老总懂历史，懂社会，经验非常丰富，一般的领导同志都比不了他。他讲理论话不多，可是言简意赅，一说就是本质。老兵常说：‘贺龙三句话，胜过一堂课。’你有这个本事吗？你当组织部长的没有，我当政委的也没有。”关向应半靠枕头，仰面望着天花板，情思悠悠地继续说，“多少年我们睡一个屋子，夜夜聊天，聊历史人物，天南地北。有人把他比作夏伯阳，我非常不同意。夏伯阳怎么能同贺龙比？他不是师长团长的角色，老总么，他是统帅人物，运筹帷幄，指挥千军万马。我们聊天，都对岳飞这个人物有好感，常常谈起岳飞……” 薛明点点头，她听许多老同志讲过，岳飞在贺龙心目中是占有很高的地位的。北伐时，贺龙首战鄂西，以装备简陋的一个师，击溃吴佩孚数倍于己的兵力，攻克宜昌，俘敌两个整师，缴获了其全部武器装备，一时间，贺龙的名字如隆隆雷声滚过湖北。大军向北，保卫京汉路，穿越上蔡，强渡瀑河，将张学良集结于小商桥、逍遥镇一线的奉军主力彻底击溃。接着克临颖，一路歼灭朝阳寨、石佛寺、朱仙镇，最后攻占开封府。 贺龙在下达命令时，曾鞭指地图慨然道：“开封，就是宋朝时候的汴京。我们现在走的恰好就是当年岳飞北伐的路线。收复汴京，直捣黄龙！我们北代的‘黄龙’在哪里？就是北上幽燕，直捣奉京！”贺龙所言奉京就是指奉系军阀张作霖的老巢沈阳，他将鞭一挥，指向各团指挥官：“不过你们要注意啊，小商桥是大将杨再兴落马的地方，当心落马哟！” 北伐军攻克开封，士气高昂，声威大震，本可以一鼓作气，“北上幽燕，直捣奉京”。可是，宁汉分裂，蒋介石背叛革命，准备西征武汉，贺龙一天接几道命令，严令他率所部回师武汉。 “又是十二道金牌啊！”贺龙痛心顿足，“我们比岳飞，只多走了几步路，可惜可叹！” 同贺龙参加北伐的老兵都知道这段史实，当时贺龙麾下的团长刘达五对此也有详细的回忆。由此也就不难明白贺龙为什么对岳飞的感情特别深。 关向应回忆他与贺龙谈论岳飞的情景，将目光转向薛明，换了深沉的口吻，缓缓道：“人无完人。岳飞不错。老贺也不错。他需要有个家庭，家庭要有个孩子。我现在是病人了，都说贺关一体，我只希望贺龙有个好家庭，好妻子，养个好儿子。共产党人不是不讲感情，也希望有天伦之乐。我们共事十多年了，我对他佩服，我就希望他有个孩子。我整天躺床上起不来，没事情。我连这个孩子的名字都起好了……” “关政委，你想那么远……”薛明脸红上来。 “不远，快了。”关向应的脸更红，那是肺病人所特有的红色。“我躺床上没事，就想老贺。我看到他有了家庭，有了妻子，我还要看到他有孩子。我起个名字不知你们愿意不愿意？” “关政委，”薛明羞涩地喃喃着，“你休息，以后再谈这事。” 关向应咳一阵，深深喘口气，坚持说下去：“贺龙的孩子应该是学字辈。学什么呢？我们俩都喜欢一个人。” “谁？” “讲过了。夏伯阳乱闯，差点事儿，我们还是喜欢岳飞。岳飞北伐打到朱仙镇，贺龙北伐多走几步打到开封府。岳飞字鹏举。学飞不好，叫学举也不好。名字么，有名有字。把岳飞的名和字各取一字，我看就叫鹏飞吗。好不好？” 这名字确实不错，可是…… 薛明说：“关政委，您是有学问的人，当然起的名字好。只是这事还早些。” “不早。”关向应擦去额上的虚汗，胸脯微微起伏，“你愿意就是这个名字吧，我不定哪天就会死呢……” “关政委！”薛明连忙握住关向应的手，“不，不许你瞎说。你会好的，你的病一定会养好的！” 关向应平静地笑笑，平静地闭上眼，平静地关照一句：“叫贺鹏飞。” 1944年9月28日，大雨倾盆。薛明一边忍受着剧烈的腹痛，一边喃喃：“又是下雨。” 仿佛要证明那个迷信的传说：贺龙就是活龙，如今他的后代要出生，素以干旱闻名全国的陕北，居然整日大雨不停。当那雨线扯天扯地，看不清一条条，只剩了一片片，一阵阵，在地上射起无数箭头，在屋檐落下万千瀑布之际，蓦地一声婴啼，接着便是医生护士的欢喜声：“男孩，是个男孩！” 这个男孩就是我的大哥。 消息随着风随着雨，迅速传向四方，传到贺龙耳朵里。当时贺龙正在参加“七大”准备会议，听到得了消息，没有马上回家，只是笑，笑得眉、眼、嘴都成了月牙形，两个拇指轮番去擦眼角笑出的泪水。 工夫不大，毛泽东的电话来了：“贺龙同志啊，恭喜你半百得子。” 接着，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领导人纷纷打来祝贺的电话。 第二天，贺龙才打马赶回家，进门便抓个小板凳朝地上一摆，笑着喊：“来，咱们给孩子洗个澡吧！” “白天不要洗，晚上再洗吧。”薛明在床上望着丈夫说。 “不，就现在洗。”贺龙当年七岁就被他的父亲扔进河里，学会游泳。现在他可舍不得把刚出世一天的儿子扔河里，抱着儿子不撒手地说：“让儿子早得水。” “那你就洗呀。”薛明在床上说。 贺龙的眉毛、眼睛和嘴巴又笑成五个月牙，手脚不知往哪里放好：“我不会洗这么个小玩意儿，你来帮帮。我就这点时间，马上要走，马上洗。” 薛明只好下床，帮忙弄来一盆水。贺龙将儿子放入水盆，抓着儿子的小手拍水，嘴里念念有词：“打打水，打打水……” 妻子嗔怪一声：“你别玩孩子。” 贺龙一把推开妻子伸过来的手：“不教就会游水了？他才一天。你给孩子吃什么呀？” “奶粉。”薛明没有奶。 “喝那清水怎么行？”贺龙皱眉毛，“两天我出去给他打牙祭。” “他不会吃！” “我教。”贺龙信心十足，“打只豹子给他吃！” 话音才落，贺炳炎身后跟着一群将军，一阵风地闯进来，高门大嗓地问：“老总，给儿子起名了吗？” “关政委说叫鹏飞好。” “嗨，叫什么飞呀。我的儿子是打雷生的，叫贺雷生，老总的儿子是下雨生的，顺着干，叫雨生吧！” 随贺炳炎来的将军们七嘴八舌乱参谋：“贺龙的儿子要有龙字才好。就叫小龙吧！” 乱过一阵，贺龙的儿子便叫了贺雨生。为有龙字，小名就叫了贺小龙。 贺雨生也罢，贺小龙也罢，关向应政委都不予以承认。他坚持自己想出的名字：贺鹏飞。 从听到贺龙得子的消息，关向应当天便拒绝再吃奶粉。当时延安生活艰苦，关向应重病在身，为保证他的营养，毛泽东和党中央特别决定供给他一定数量的奶粉。可是现在他不肯吃了，无论护士怎样劝也不肯再喝一口奶。 “我不行了，我要养后代。”关向应在病床上咳着，喘着，断断续续说，“我没有儿子。贺关一体，鹏飞就是我的儿子，我要养薛明，养鹏飞……把奶粉给薛明送去，给鹏飞送去，给鹏飞吃……” 关向应始终坚持把贺龙的儿子叫贺鹏飞。 1946年7月21日，关向应在延安病逝。噩耗传开，延安一片悲声。延安和晋绥都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 贺龙为这位最亲密的战友英年早逝而悲痛欲绝。在晋绥召开的追悼会上，他念悼词，泣不成声，终于没有念完，掩面放声大哭，悼词只好由别人代替念完。 多少年来，“贺关”一体，名字总是写在一个文件一个命令一个决议上；紧密不可分。如今“贺存关去”，贺龙悲不自胜，痛定思痛，对妻子薛明说：“儿子不要再叫雨生了，就叫鹏飞吧，这是向应同志起的名……” 于是，这个寄托了无限情谊无穷忆念的“鹏飞”，便永远不可改变地做了贺龙之子的名字。 哥哥之后，母亲薛明又生了我和妹妹。巧了，都是旭日东升，朝霞满天之际生下来，分别取名贺晓明和贺黎明。这个“明”，不仅是天明，也是继承了母亲薛明的“明”。于是，毛泽东由陕北渡黄河赴西柏坡的路上，住晋绥司令部时，见到父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三人，便幽默地将大手在我们一家人中间划过，说。“老总啊，你家里是一排龙，一排明，”他换成京剧的腔调，摇晃着肩膀和身躯，做着得意的样子迈开京剧台步，“一排龙，一排明，老龙老明坐当中，你们好得意啊，哈哈哈……” 由于父亲有许多传奇式经历，他的四岁学掌，七岁打“保董”，八岁打堂勇，十二岁打翻武秀才，十七岁杀死一名催租伤人的豪绅家的枪丁，十九岁便开始靠菜刀起家，连续三次举义，独立创建了一个军的队伍，并成为“八一”南昌起义的主力；他一生骁勇善战，杀敌无数，这一切都容易使人把他想象成粗犷、剽悍、豪猛的人物，类似京剧舞台上哇呀呀吼声震天的花脸儿将军。 这其实是误会。天大的误会。恰恰是那些长期共事的老人们没有这种印象，说他勇毅而不粗鲁，强硬而不蛮横，生得来一副豁亮肚肠，待人热情、诚恳、大度。他发脾气的时候很少，眉眼常是笑眯眯地呈现出弯弯的月牙形，登高一呼可以山摇地动，乎日里说话却是柔和缓慢。他的衣食住行要比一般人“讲究”，那是一种文明和进步。他喜欢练字，偶尔也作首诗。一位研究军史的同志说：“他其实是儒将之风。”他就像一张反差强烈的黑白照片，对旧社会的叛逆与对共产党的驯服，对敌人的狠辣与对人民的热恋都是同样的强烈。 在我们子女面前，他的慈爱多于严厉。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来不打孩子，全家只有我挨过唯一的一次打。 那天，母亲正在织毛衣，我们在旁边玩。父亲叫我们别给妈妈捣乱，我们并不在乎父亲说什么，只觉玩得高兴。当我从母亲面前跑过时，恰好毛线团滚落下来，滚到我脚边。父亲错以为是我捣乱，一手抓住我的胳膊，一手抓起把尺子，就朝我的屁股上打，打第一下我就委屈地尖叫起来：“不是我！”打第二下，祖先遗传下来的那种反抗的血液便在全身沸腾了。我扭头在父亲的手腕上用力咬了一口。父亲淬不及防，哎哟一声，松开手。我扑向母亲，母亲抱起我就走，走到另一间屋里不再出来。 片刻，父亲推门进来，他的神气已经显出希望和好。 “你看把孩子打的！”母亲脱下我的裤子，屁股蛋上赫然几条红印，“你不知道你的手重吗？” “行了行了，她也不吃亏。”父亲息事宁人地赔上笑脸，把手腕一亮，“你看，把我咬的，一圈牙印。” 大约是为了“赔偿”打孩子的损失吧？父亲正式宣布：“这次我带晓明去北京。” 这是1953年。父亲过去到北京开会，从不带孩子。他破例打了我，所以也破例地决定带我去北京。哥哥妹妹嫉妒地盯着我，这使我便觉得光荣骄傲，真有点飘飘然呢。 “晓明，”父亲抱起我，胡子在我脸上扎一下，“你到北京有什么要求？” 过去我很怕父亲的胡子扎，这次为了感谢父亲给我的荣耀，我高高兴兴接受了这一扎，翻着眼珠边想边说：“嗯，要看毛主席，要看天安门！嗯……还要着雪！” 父亲笑了，说：“前两个要求么，给你办到。第三个要求，这次可办不到了，北京已经是花红柳绿，看不见雪喽。” “能看见。”我坚信不移地望住父亲，“叔叔都说你会、会、会叫风来会叫雨来！” “呼风唤雨？哈哈哈！”父亲摇头，“我可没有那么大的神通。” “有！好多叔叔都说你会。” “会也不行啊，”父亲改变了办法，“叫来一场雪，不就把树把花都冻死了吗？那怎么行啊？” 于是，我放弃了第三个要求。那时进京真不得了，是大事。母亲特意带我去一趟拍卖市场，买了条紫色的旧裙子，回来改一改，前面缀个小和平鸽，就成了我的进京礼服。 母亲还特意训练我一番：“见了毛主席要有礼貌，不许淘气。”我问：“妈妈，见了毛主席我说什么好呀？”母亲笑着说：“你不是早就唱过吗？‘小鸽子，真美丽，红嘴巴，白肚皮……’”我就跟着往下唱：“飞到东来飞到西，快快飞到北京去。见了毛主席，就说我们谢谢你。因为有了你的领导，我们才能得胜利。” “对了，”母亲满意地点点头，“见了毛主席，你就说，毛主席你好。懂了吗？” 就这样，我随父亲第一次来到北京。当天就坐三轮车去看了天安门。然而，见毛主席就没那么快了。父亲或者叫我去坐有轨电车，或者叫我去东安市场买小金鱼，就是不提带我去看毛主席的事。 其实，这件事一直搁的父亲的心上，他是在寻找机会。当他感到有个机会时，便对我说：“走吧，今天带你进中南海。” 那时我并不知道毛主席住在中南海。父亲将我放在杨尚昆家中，他便独个儿走了。杨尚昆的爱人和孩子都在，陪我聊天。 “你在重庆看过电影吗？”杨尚昆问。 “看过。”我像个小大人似地点点头。 “看过什么电影？”李阿姨问。 “苏联的。” “看过《三个坦克手》吗？” “看过。” “《拖拉机手》？” “看过。” “《勇敢的人》？” “看过。” “幄，你看过的电影真不少哪。” 我自豪地笑，眼睛得意的膘来膘去，一下子膘见父亲返回来了，忙喊：“爸爸！” “走吧。”父亲拉住我的手。 “干什么？”我边走边问。 “带你去看毛主席。” “真的？”我又跳又欢呼：“噢——”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为了叫我见到毛主席，费了不少心思。他得知今天在毛主席住的丰泽园里谈事，便把我带入中南海，放在杨尚昆家。他先去谈事情，看场合是否适合，然后再做打算。大概这次气氛比较轻松随便，不是那种开会或正式汇报的气氛，父亲便不失时机地向毛泽东说：“主席，我女儿一直想见见你……” “来了吗？”毛泽东问。 “带来了。放在尚昆同志家里。” “带来么，带来我看看。” 父亲带我走进菊香书屋的客厅里时，毛主席正坐在沙发上跟人聊天。我拉着父亲的手不放，眼睛盯着毛主席，小声说：“毛主席，你好。” “喔，这不是一排明吗？”毛主席笑着立起身，过来抱起我，“长这么大了。” “我叫贺晓明。” “你妈妈叫薛明，你妹妹也叫明，叫……” “贺黎明。”父亲在旁边说。 “对，你妈明，你也明，你妹妹又明，这不是一排明吗？”毛泽东的话引得大家都笑起来。我的妹妹贺黎明便有了另一个名字，叫贺又明。 毛主席把我抱到屋中间，那里摆个桌子，他打开小罐，从里面抓几块糖放在我手里，说：“吃糖。” 我眼睛一眨不眨望着毛主席，忘了说话。父亲过来抱我，一边说：“晓明，毛主席还要谈工作，爸爸送你回去。” “好，跟我们的晓明再见。”毛主席跟我握手。 “毛主席再见。”我一步三回头地随父亲走出了会客厅。 “晓明，爸爸好不好？”父亲在院子里问。 “爸爸好。”我亲了父亲一口。父亲甜甜地笑了，那是满足了女儿心愿之后的愉快的笑。 1954年11月，父亲调北京，催母亲带我们尽快到京。到京那天，正是晚上。父亲站在灯光下迎候我们，他的头上飘舞着雪花，老远就喊：“晓明，爸爸已经满足了你的第三个愿望，你看看这漫天飞舞的雪，看哪。” 我没有仰头看天，我只看我的父亲，张扬起两只手臂向他冲去，边跑边兴奋极了地喊：“爸爸！我的好爸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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