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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的巷口新添一个小饭馆，我发现后告诉了父亲。没过两天，他问我：“你知道那个小饭馆是怎么来的吗？”我摇头：“不知道。”父亲笑着说：“是从上海迁来的。”我叫起来：“啊，你去吃过了？”父亲笑着点点头，带了一种感慨的神情：“人，不食人间烟火不行。进城了，官做大了，想食人间烟火就难多了……” 我理解父亲。他过去一刻也没离开过群众，整年整月整天生活在老百姓之中。现在难了，想出去散散步都不行，保卫人员要拦阻。而且，一到群众中就会被包围。他那两撒胡子又“目标显著”，一露面就受围观，这很使很苦恼。有次他要去街上走走，保卫人员要求他戴口罩，他不戴。保卫人贝说，“你戴上口罩还可以走越街，你不戴口罩，只怕一出大门就迈不开步了。” 事实正如保卫人员所言。于是，要上街就只好戴口罩。父亲曾忧虑：“越到外面活动少，越戴口罩，老百姓就越觉稀罕，我们就越无法正常地与群众在一起了。这怎么行呢？” 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别人发言谈的都是党和国家的大事，到贺龙发言时，却出乎人们意料地说：“该讲的大家都讲了，我没啥补充。我说总理啊，我们多吃点人间烟火怎么样”我那儿开了个小饭馆，卖的馄饨可真好吃。” 有人不明白贺龙怎么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起饭馆和吃馄饨来，周总理明白，望着贺龙忽然一笑：“这个提议好，我跟你去吃。” 陈毅忽有所悟地哈哈大笑：“算上我一个！” 晚上，贺龙和陈毅陪着周恩来总理到我家巷口的小饭馆吃了一顿饭。 从来也没见父亲回家来表现得那么高兴，眉眼嘴巴笑成弯弯的月牙，一下子年轻了几十岁，不停地说：“开了一个好头，开了一个好关。” 这以后，他们多次“溜”出去，在东单东西等热闹处，在街头巷尾的小馆子，食人间烟火，与群众随便聊天，了解到不少社会生活的真实情况。 有一次，父亲后半夜才回来。母亲问：“怎么回来这么晚？”父亲一脸粲然：“会散得晚。”母亲疑惑地打量他：“开会？开会能开出一身汗？”父亲哈哈大笑：“我跟总理去当了一回清道夫。” 原来，会议是晚上十点多钟结束。贺龙提议，出去走走小巷，周恩来说：“走小巷还走不出公仆，我们去扫马路吧。” “要得，”贺龙和陈毅同声响应，“今晚就当一夜清道夫。” 一个总理带两个副总理就这么“溜”出中南海，在长安街上扫了大半夜的马路，最后被工作人员“请”回中南海。 记得有年在昆明，晚上看花灯戏。台上的女演员一手拿扇，一手拎花蓝，纤腰束带，舞得美极了。正看得入神，女演员忽然袅袅地飘下舞台，一直舞到面前，真让人以为仙女下凡了。我还没有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周恩来已经立起身，原来是女演员在邀请他一同登台。 刹那间，全场沸腾，掌声欢呼声如大潮一般灌满每一个角落。周恩来从女演员手中接过扇，接过花监，模仿着女演员的动作，边舞边登上了台。我的母亲没有敢接扇子和花蓝，逃一样躲到后台。我的父亲贺龙还是有很大的勇气的，他竟接过扇子和花篮，跟着女演员舞上台去。 于是，全场掀起新的更大的欢呼浪潮。贺龙生得虎背熊腰，平生不曾舞蹈，现在和那些仙女一样的演员们舞在一起，那情景不难想象。礼堂沸腾了，人心也沸腾了，欢笑声掌声汇成震耳欲聋的雷鸣声…… 回来的路上，父亲热烈的情绪仍在极峰上明光闪烁。他两眼亮亮地望着我们说：“群众欢迎我们，说明我们的政策好，受到他们的拥护。可是，有没有另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呢？” 父亲明光闪烁的两眼渐渐换上了沉思的神色，片刻，他似问似答地自言自语：“群众越来越不易见到我们，见到了就会兴奋。有没有这个问题？我们都是希望生活在群众中，有时却想做面做不出；不是不想，是不让。这是哪里的问题？……我讨厌那些个保卫制度。” 除了“食人间烟火”，贺龙休息时还喜欢“吃球饭”。 部队里的老人知道，贺龙三件宝：球队、报社、文工团。他常说，文体活动开展得好不好，能看出这支部队的作风和战斗力。所以，直到现在，各地驻军都很重视球队建设，哪个部队的球队好，哪个部队在当地就影响大。用现代的观点看，那是活广告。 贺龙率部队进军西南时，抓球队就抓出了名。他通过打比赛，挑选优秀球员组成篮球队、足球队。有的球员是文化人，打球只是作为业余消遣。现在一下子调入代表队，都不愿意。 “为什么不愿意？”贺龙问有关负责人。 “主要是一些有文化的同志，觉得打球下贱，和戏子一样，丢人。” “你问问他们，什么叫文化？打球唱戏就不叫文化？” “写文章作诗是文化，打球唱戏也能算文化？”体工队的负责人也糊涂了。 “那是孔老二的文化，唯有读书高。这个观念要改一改，吃球饭一样有文化，而且是新文化。” “我看不容易想通。有些球员进了代表队，发军装不愿穿，发薪金不愿领……” “你不要讲了，我去跟他们讲。”贺龙来到体育代表队，往前面一站，开拳就打：“听说你们有人不愿干，以为吃球饭没文化。谁说没文化？就那个四书五经叫文化？这个观念要破一破，我们祖宗创造的一切物质、精神财富都叫文化！如果说吃球饭，我贺龙是新中国第一个吃球饭的人；哪个说我没文化，下贱，我就和他比一比，看看谁高贵谁下贱？你们出去就挺起胸脯子讲：没文化的人吃不了球饭，就说我贺龙讲的，不服气我跟他辩！” 不多几句话，全都服气了。贺龙组织这些球队下部队，下乡，与地方比赛。所到之处，战无不胜。人们都说：贺老总的球队来了。每到一地都揪起一阵体育热潮。 贺龙“吃球饭”，敢用人，为了寻求好教练，贺龙让大家荐贤。有人推荐说：“上海有个人才，怕你不敢用。” 贺龙说：“什么人？” “国民党里有一个有军衔的人，真有才真有本事，但本人的出身和经历也有些问题，没人敢用，还闲在家里呢。” “杀过人，投过毒，放过火吗？” “那没有，是一般政治历史问题。” “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不敢用？我用！我派专人去请！。” 贺龙果然派了专人去上海找这位教练。这位教练一听是四川来的，就摇头：“我拖家带口的，从上海去四川？不行，谢谢你们的好意了。” “是贺龙同志专门派我来请你的。”来人只解释一句。那位教练任了一瞬，激动地跳起身：“我现在就跟你走！” 教练一见贺龙就说：“还有个能人比我不弱，老总敢用不敢用？” “没有我贺龙不敢的。” “你敢，可我怕你请不来。” “为什么？” “他在香港。” “香港有什么了不得？只要他爱国，愿意回国，我就能请他来！” 就这样，著名运动员、教练员傅其芳等人，被父亲贺龙从香港那边请回来了。当时贺龙还不曾担任国家体委主任，他就已经先行了一步。 贺龙担任国家体委主任后，“吃球饭”更吃出了水平。曾经轰动全国的徐寅生的演讲，还有震动全世界的“小球转动大球”，无不凝聚了父亲贺龙的心血。 从某种意义上讲，世界对中国体育的重视，是从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始的。记得赛前，是父亲工作最紧张的一段时间，荣高棠每天都要到我家里来，多是吃饭前来，饭桌上也不停讨论，具体战术和团体赛出场名单顺序都是由父亲贺龙亲自拍板决定。 有几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 赛前获得请报，日本发明了弧圈球。贺龙问：“这是什么球？”大家弄不清。贺龙下令要搞清，说：“这就和打仗一样，必须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后来搞到了情报，专门为“弧圆球”开了个会。有关人员介绍说：“这种球有很强的前冲力，要是再带上侧旋就更厉害了。” 贺龙说：“有矛就有盾，别叫他们吓住，我就不信治不住它！怎么治？你要治住人家就先要打人家的球，会打入家的球了，才能设法治住它……” 于是，专门挑选出一名乒乓球运动员，记得是广东人，瘦长脸，长得结实精壮，我印象是叫胡炳权？我曾随父亲一道去看他们练球。父亲拉住他的手，捋起袖子，很动感情地对我们说：“他叫无名英雄。你们看他的胳膊，提拉弧圈球都肿了。他练球不是为了打别人，是为了挨打。他挨同伴的打，叫同伴练出硬功去打真正的对手，这是什么精神？你们都要学习他的这种自我牺牲精神。” 一方面要搞别人的情报，另一方面还要做好自己的保密工作，真像打仗一样。 当时，张燮林是我们的一件秘密武器。他打出的球像施过魔法一样，飘忽不定，用外国人的话讲，球像一团火，闪烁不定，捕捉不住，明明看见落点，一拍过去却扑个空。为了这件“秘密武器”，父亲多次召开专门会议。 “眼光要放长远，保密时间越长越好。”贺龙想得很远很细，“二十六届一亮相，保密工作更难也更重要。要想到二十七届、二十八届。大家动动脑子，怎么搞好保密？” 有人提议，模仿张燮林的球拍，再做两三个球拍，上场的真球拍有一面长胶粒，给别人看的变成短胶粒。 贺龙点头夸赞：“这个主意好。假拍子要做到以假乱真，不但颜色外形要一样，新旧要一样，留在拍子上的手形、印痕也要一模一样。外国人要看时，就给他们变戏法，这叫兵不厌诈。” 果然，张燮林这件“秘密武器”一拿出，震动了世界乒坛，尽管各国都研究他的球拍，甚至将他的全部动作都用高速摄影拍摄下来，场场不丢，却仍然研究不透其中的奥秘。这项保密工作一直延续到第二十八届，始终是令外国人“谈虎色变”，没等上场已经先失去了勇气和信心。 庄则栋是早于中国女排为我国赢回三连冠的优秀乒乓球运动员。当时人称“小老虎”，是家喻户晓的“小老虎”。有次父亲带我们去看他打比赛。庄则栋先失一局，可以看见教练正在紧张地向庄则栋“面授机宜”。父亲鼻子里哼一声说：“我一句话就能叫他赢。” 父亲叫来荣高棠，用手一指庄则栋：“你去对他说，什么小老虎，是纸老虎。就说是我贺龙讲的。” 荣高棠去了，传达了贺龙这句话。庄则栋脸孔一下子涨红起来，朝贺龙坐着的方向望一眼，举管用短袖衫用力擦一下汗，什么也没说就上了球场。再开局，他龙腾虎跃，大砍大杀，真有股暴风骤雨、摧枯拉朽的凌人之势，打得对方毫无还手之力，接着连招架之功也没有了，见了那狼狈相你就可以理解什么叫落花流水，一败涂地了。 父亲笑着对我们说：“看见了吗？他有第一流的技术。对这样的人请将不如激将。” 父亲“吃球饭”真是全身心地投入，影响得我们全家无一例外地全身心投入。二十六届世乒赛是在北京举行，我们全家人天天看，场场看，比现在人们看亚运会、奥运会的热情还要高几倍。每胜一球、胜一局，我们都跟着全场观众轰地“爆炸”一声，就这么从早到晚地“爆炸”，那种民族自豪感决非语言所能形容出来。 问题也跟着发生了。先是母亲垮了。她看球太投入，也太紧张太激动，一紧张激动就肠功能紊乱，没完没了拉肚子，上厕所。开始不知道原因，以为是饮食出了问题，可是吃了一样饭，别人并不拉。而且吃什么药也止不住拉肚子。只好请医生诊断。 医生检查之后，问：“这些天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大事了？” “没有呀。”母亲皱着眉头回想，“除了看球，没干什么大事。” “每天看球吗？” “二十六届，我当然天天看呀。” “这就对了，你一定很紧张很激动？” “谁不紧张激动？看你问的。” “你太紧张太激动了，造成肠功能紊乱。这种拉肚子靠药物不解决问题，只有不去看才能止住。” 于是，我们留母亲在家，不许她去，因为她拉得太厉害，没完没了上厕所，身体吃不消。 可是，不去看也不行，更着急，想知道输赢，那就打开收音机听宋世雄现场播音，听着听着肠功能就又乱套了，又得上厕所。 就这样，直到比赛全部结束，母亲的拉肚子才不治而愈。 我和哥哥、妹妹也都迷上乒乓球，看完比赛就自己打起来。那段时间，不是看乒乓球比赛，就是自己打比赛。二十六届乒乓球赛结束后，父亲等候运动员洗澡，然后直接把他们拉到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近百张宴会桌，坐满了贵宾和各界代表。父亲讲了话，嗓门大得吓我一跳，跟在家讲话完全不同了。我忽然想到，过去战争年代，父亲打了大胜仗一定也是这样讲话吧？ 当晚回到家里，父亲组织全家讨论，怎样给乒乓球队祝贺一下？后来一致推选我为代表，代表全家给荣高棠打电话，献上了最热烈的祝辞。 第二天早晨一起床，工作人员请我们到客厅，只见一个大蛋糕，像宝塔一样矗立在桌上，有很多层。原来是荣主任把我代表全家献给乒乓球队的祝词，连夜传达到运动员那里。运动员们一商量，就把华侨大厦送给他们的大蛋糕转送了父亲贺龙。 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的一副球桌被送到我们家，这张球桌是男子单打庄则栋夺冠的球桌。“小老虎”的威风深深留在了父亲脑中，他也拿起了球拍，要跟我比赛。他很想像庄则栋那样虎威虎势地打，可是没有那个技术，便心急地把球在台上一拍，然后拼尽全力一板扇去。这一板确实打出了威风，小小银球疾如流星，在球台上一触，便直跳上房去。 “爸爸耍赖！”我叫起来。 “哈哈哈，”父亲笑出声，笑得两眼生泪，用拇指一边抹去眼里的泪，一边说：“像不像老虎？” 印尼体育部长的女儿和我年龄差不多，是印度尼西亚代表队的队员，刚参加过二十六届世乒赛，有胜绩，也算是国手了。部长带着女儿来拜访我的父亲，在我家吃的饭，饭后出来，一眼看到乒乓球桌，兴致极高地问：“唔，你家里谁会打球？” 贺龙说：“孩子们都打着玩玩。” 部长的女儿望着我问：“你会打吗？” 我说：“我们是自己瞎打着玩。” 她说：“我跟你打。” 翻译是一名华侨，给我鼓劲说：“跟她打。” 我从未打过正式比赛，更不要说同国手比。但也有过同国手较量的纪录，是同庄则栋。那水平相差不异天上地下。庄则栋用左手，不用他那只令人生畏的右手，而且让我二十个球。就是说，我只要能赢他左手一个球，就可以赢得全局。可是，记不得比过多少次了，我从来不曾赢过一局，也就是从来没有赢过庄则栋左手一个球。 但是，我从不认为我的球艺太差，我只承认庄则栋球艺太高。因为我和同学打球，基本上都是赢球。 比赛开始了。几个回合下来，我信心更足。翻译用中国话对我说：“你要赢她！”我说：“能赢。” 三局下来，我很轻松地赢了这位印尼国手。三比零。 印尼的体育部长竖起拇指夸我。翻译告诉我，部长讲的意思是，类似中国那句成语：“将门虎女。” 贺龙不但影响了一家人“吃球饭”，更注意发动“群众”去吃球饭，他说的群众都是大群众，是指领袖群。动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去看球，看体育表演。不久前王震副主席忆当年，还曾对我说：“你爸最会干这种事，会议一完就磨着主席、总理去看球，看体育表演。还不叫白看，看完了就磨总理，要钱，要总理批地皮……” 其实，父亲这样做是一举两得。一方面让党和国家领导人更多地了解、关心和支持发展体育运动，另一方面，对运动员也是一种鼓舞。记得有次父亲动员毛泽东、周恩来来看望运动员，先看陈镜开举重。陈镜开刚创造过世界纪录，但那天试举，第一次没成功，贺龙马上拦阻说：“不要再举了，今天主席和总理来了，运动员太激动，容易发生事故。以后再举吧。” 主席和总理都笑着表示赞同。主席还风趣地说：“老总真是爱兵如子啊。” 父亲贺龙，业余生活丰富，爱好十分广泛。游泳打球之类即兴活动不算，经常性的活动我们给总结了六项三句话：读书看戏、钓鱼打猎、下棋玩牌。 贺龙读书有瘾，半张床放书，半张床睡觉，决非摆样子，睡前若不看会儿书，那是睡不着的。他喜欢一个人坐在办公室桌前，点燃一支雪茄烟，放一杯热茶，备一支红笔，静悄悄一个人读书。这种时候往往读的是政治理论书籍。我曾观察过他读书，也看他读过的过。他读过《资本论》、《反杜林论》等马列经典著作，上面标过各种红的蓝的重点线和一些感想。但读得最多，真正读出兴趣的还是《毛选》，也不知读过多少遍了，每次读都要划几条线，写几个字，久而久之便把全书都画成重点线，写满了感想。 我曾问：“爸爸，你全画满了，那还叫什么重点啊？” 父亲摘下眼镜，笑呵呵说：“每次读都有新体会，读到最后就发现句句好，句句重要，毛主席写东西没废话。” 我问：“是不是毛主席的书浅显易懂？” 父亲将书一折，端起茶杯，一边喝一边摇头：“你不懂哪。练功、练字、写文章，天下事都出一理：功夫到家，自然返朴归真；练字、写文章，天下事都出一理：功夫到家，自然返朴归真；练字练成气候，必然返老还童；文章写到极处，只是一个淡字。高楼万丈平地起，故弄玄虚，标新立异很容易；而淡中知真味，非大家伟人做不到。” “爸爸最喜欢主席哪篇文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父亲说这个话的神情给我留下极深印象，我仿佛从他眼里看到了许多没有说出的想法，“越往后，社会越发展，人们越会认识到这篇文章的意义……” 还有一次父亲给我留下印象极深。他读书沉静，忽然卟哧笑出声，将书一折一合，摘下眼镜，像秀才吟诗一样仰起头来，独个儿念念有词：“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文不在奇而在用，用好就是奇！” 一旦躺上床，父亲便极少看政治理论书，怕用脑造成失眠。这种时候他多是读些消遣书。他喜欢看《杨家将》、《说岳全传》、《说唐》、《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以及《三侠五义》这些斗智斗勇、英雄侠义的书。他天资聪颖，读这类书尤其过目不忘。读一本《罗成》，看一遍就能讲，给我们从头讲起，可以一章不丢。 至于上厕所，他更多是拿本小人书，书看完了，解手也完了。有时吃饭也不释卷，或拿一张报，或翻一本书，边吃边读，乐在其中。偶尔也抓狼毫写写大字。大凡文人写字怕落个匠气，匠气便是俗气，只宜民间流传；文人写字追求书卷诗文气，书卷气就是雅气，诗文气就是洒脱之气。我曾问过一些文人出身的高级领导干部和将军，贺龙的字是什么气？他们说：“非匠非书，绝对是英豪之气。古人云，文若其人。非英雄豪杰，一代风流，写不出这种虎骨龙筋，敢放敢收，自由自在的大字来。” 父亲贺龙，看戏和看书一样容易进入角色。常言道，英雄气，儿女情。贺龙戎马一生，大小战役战斗，何止经历万千次？越是吃枪药多，越是感情细腻充沛。那种种表现，有时决非常人所能理解。 父亲爱听《走西口》，百听不厌，他对我说：“你妈唱走西口唱得最好。” 我问：“怎么好？” 他说：“土腔越浓越好，你妈唱得土味足。” 我问：“为什么土腔越浓越好？” 他说：“没有土就没有人，没有我们民族。” 父亲作报告都是直来直去，出口明意。但是聊天时，常能出人意外地说几句极富哲理的话，令你回味无穷。 他喜欢看电影，尤其喜欢《五朵金花》。我家住的是座长条楼，实际分成四个独立体，是四家合住。每次放电影，轮流由四家首长选，一轮到贺龙选，他必然说一声：“看《五朵金花》。”第一遍他选《五朵金花》，第二遍还是，第三遍仍不改，其他三家就有反映了。有反映他也不改口，轮到他仍然是《五朵金花》。看到后来，再请他选片子，他索性只笑不言，放映员便明白他的心思，不再问，到时候就放《五朵金花》。这部电影他看了十几遍，有时其他首长向他打趣，他就笑：“可不是我点的啊，我没吱声。”放映员明白，他不吱声就是想看《五朵金花》。 类似的电影他都喜欢看。比如《刘三姐》，比如《阿诗玛》，都曾看了又看。他去云南视察，张冲副省长陪他参观石林，向他介绍：“阿诗玛的传说就来自小石林，现在小石林还有阿诗玛的头像。” 父亲贺龙立住脚，望着石林神思悠悠，半晌，忽然叹口气，发出议论：“可惜我当时不在啊！如果我给阿诗玛一辆水陆两用坦克，她就死不了啦！” 父亲爱看电影看戏，也爱与写剧演剧的人交朋友。他常去看望一些老作家。有次他晚上出门，我和母亲问他干什么去”他说：“看老舍去。”他和程砚秋是朋友，多次去看望程砚秋，程砚秋也多次来我家看望父亲贺龙。 交往多了，谈话也深了。有次，父亲推心置腹地问：“程先生，你说真心话，共产党怎么样？” 程砚秋说：“讲心里话，我这一生最服那句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 “那你为什么不加入共产党？”贺龙率直地问。 “我怎么不想加入啊？”程砚秋说着，又摇摇头，“我不过是有自知之明。我这人一生经历复杂，参加共产党我不够格，也没那个条件啊。” “听你说的，讲复杂你还能复杂过我贺龙啊？只要真正站到人民一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你就可以参加共产党。” 程砚秋望着贺龙，眼圈湿了，大约是受贺龙坦诚性格的影响，他说话也变得十分坦诚：“老总啊，没见过你的时候，我以为你是李逵式的人物，见了面才感到误会了，你应该属靠背武生，相交久了，才发现你还不全是靠背武生，你其实是统帅人物。你把话讲到我心里了，我一定百倍努力，争取早日加入共产党。” 程砚秋经过努力，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就是周恩来与贺龙。 在父亲贺龙英武豪侠的性格中，确实还同时存在着一种感人至深的柔情。他喜欢白玉兰，每当玉兰花开，必要弄个碟子，放上水，转圈摆满玉兰花，一边观赏一边深深地嗅。走路也要带几朵在身上。他说：“我喜欢这种清香。” 贺龙还喜欢夜来香、桂花、茶花。喜欢果树。我家的院子里，栽满了苹果和桃、梨。 我至今鲜明地记得那一幕：父亲在院子里散步，正好桃花开了。他拿个拐棍，双手拄拐仰面桃花，久久地一动不动，看得那么入神入情，仿佛要领悟这天地造化、日月精华，完全将自己融入了这大自然的结晶中…… 除了读书看戏的户内活动，父亲还喜爱钓鱼打猎的户外活动。 说起钓鱼，父亲贺龙还真算得上历史悠久。少年时他就喜爱钓鱼，投身革命，参加北伐，战事繁忙，便放弃了这项爱好。他曾说：“钓鱼浪费时间，对革命无益，以后军人不许钓鱼。” 然而，红军战争时候，他又拾起了钓竿。那是在洪湖斗争中，由于“左”倾路线占了统治地位，仗打得不顺，贺龙心情烦躁，休息时，跑湖边看一位老渔民垂钓。浮标开始沉落，贺龙脱口一声：“上钩了！” 话声才落，那浮标又漂起来不动了。 “谁这么没静气？”老渔民头也不回地问。 “对不起，我多嘴了。”贺龙道歉。 老渔民朝后瞟一眼，继续望住浮标问：“看你的胡子，是贺老总吧？” “是我。”贺龙点点头。 “钓鱼和你打仗一样，要有静气。”老渔民慢条斯理地说，“最忌浮躁。浮则错，躁则昏，又错又昏，哪有不败之理？” 贺龙心动，连称：“有学问，有学问！”不由得俯下身去虚声请教。老渔民指指筐里的不同鱼饵，讲了一番垂钓的道理，然后说：“鱼儿百种，钓法不同；千篇一律，两手空空。你们打仗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从此，贺龙便又拿起了钓竿。他钓鱼钓出了大名，长征快结束时，胡宗南给部队发下材料，说贺龙有三个特点：一是八字胡，二是爱钓鱼，三是骑枣红马。命令骑兵在草地边缘巡弋，说贺龙正率部走出草地，悬重赏让骑兵根据这三个特点设法捕杀贺龙。 这个情报被贺龙得到了，是部队抓来的一名俘虏供出的。贺龙将计就计，把枣红马拴在水边，只带警卫唐云清一道坐在石头上钓鱼。一下午钓了满满一桶大青鱼，傍晚果然“钓”来了胡宗南的骑兵，预先埋伏在附近的大军立刻将敌人围住，干净利落地全部歼灭。 建国后，父亲几乎每月都要去钓鱼。钓鱼处有记录，每月父亲去结一次帐，按市价付款。他带回家的都是小鱼，我们笑他钓不到大鱼，他笑眯眯说：“大鱼都送人了，不信你们问聂帅，问陈帅，问罗帅。” 我们没有问，都笑着喊：“爸爸就会吹牛。” 父亲只是笑，并不解释。后来父亲钓鱼的本事有口皆碑，中央领导们聊天总要提起父亲钓鱼一钓就是大鱼，我们才知道父亲讲的都是实话。 有一次父亲去山东济南，和罗瑞卿大将一起垂钓大明湖。两人坐的位置不远，就那么怪，父亲贺龙一会儿钓一条，一会儿钓一条，罗瑞卿那边却没有鱼咬钩。罗瑞卿气得一个劲骂。他腮部负过重伤，说话时，人们常以为他是咬着牙说。越骂鱼越不上钓。 终于，贺龙笑眯眯地说了一句：“钓鱼和打仗一样，要有静气。” 父亲打猎可不像钓鱼那么有本事。他教会我们兄妹瞄准射击，我们兄妹都练出一手好枪法。手枪、步枪、冲锋枪，打得都很准。前几年我去一军采访，碰上他们打靶，我也参加进去，出手便打个优秀。军长笑道：“想不到你还能打优秀。”我说：“哎，我可是十三年不打枪了，过去我打得要更准呢。” 父亲教会我们打枪，他自己从不打枪，我们兄妹谁也没见他打过枪。他打猎，与其说是打猎，不如说是看猎，因为他自己从不开枪。 那时，我还没有小口径步枪高，射击时，枪不能顶在肩窝，顶肩窝手就够不到板机了，只能将枪托扛在肩上打。父亲将一块土圪垃放树权上，教我三点一线瞄准，教我轻而柔地勾动扳机。叭！土圪垃应声碎落。我笑，父亲也笑。我说：“爸爸，你也打枪。”父亲一手抓起枪，掂一掂，又放下了。说：“不行，我老了，眼花。”我说：“没事，又没外人，打不准也没人看见。”他笑了笑，悠悠地说：“爸爸英雄一世，名声在外，该退就退，不能放空枪。” 可是，苏联专家团的专家都喜欢郊游打猎。他们久闻贺龙神枪，一定拉他同去行猎，要一赌胜负。带了酒水干粮，在河滩上野餐，举杯祝贺龙打猎成功。 一行人各自埋坑隐蔽，准备猎雁。哥哥鹏飞与副官埋伏在一个坑里，寒气袭人，工夫大了，鹏飞不无忧虑：“哎呀，这么等下去不行，非把老父冻坏了不成。” 副官点头，爬到另一个坑，只见贺龙抱了枪已然睡着了。他忙摇醒贺龙，劝说：“老总，你年岁大了，这样非冻病不可。你回去吧，我给你找个借口打发那些专家。” “行，你去办吧，我先走一步。”父亲便先行一步回去了。副官向专家们解释：“中央有会，老总回去参加会议，下次再跟你赌胜。” 这一天，专家们在坑里冻一天也没打着一只雁。 父亲好胜心强，心里放不下这场赌猎，二次再来，他带了一名优秀射击运动员。 “元帅谋略，将军动武。”父亲观察一番地形，小声说，“不能这么打，这个位置不行，到那边去，那边准定有雁，而且好打。” 贺龙选的地点果然好，工夫不大就有雁飞起，从头上掠过。贺龙小声下令，射击运动员应声瞄准射击，一枪打落一只。远处的苏联专家紧跟着乱枪齐放，却雁毛也不曾打落一根。 拾回那只落雁，苏联专家都惊得目瞪口呆。子弹准准地打在头上。便惊诧地叫起来：“怎么能打住头？” 父亲笑眯眯地吸燃雪茄，慢条斯理地说：“不打头还打身子呀？打身子怎么吃？” 苏联专家还想看贺龙打雁，但是父亲笑着摆摆手：“对不起，今天不行了，我得赶紧走，中央还要开会。” 赌猎便以贺龙获胜而告终。 父亲贺龙还喜欢下棋打牌。他这一生，大胜吴佩孚，大胜张作霖，大胜国民党蒋介石，大胜日本侵略军。战场上赢惯了，下棋打牌也从不愿输。 贺龙下棋也是“渊远流长”。大凡习文练武之人，没有几个不喜棋。贺龙先人喜棋，贺龙也喜棋；在家下，赶马帮下，北伐下，就是红军长征那样大险大难之中仍然不丢棋子，有点空儿还要下。 中美建交后，对外友协来人，对母亲薛明说：美国访华团里有名成员叫史密斯，再三要求见见贺龙的亲属，见见薛明。因他父亲老史密斯曾在中国当传教士，被红军抓住，随红军长征，与贺龙有过一段时间交往。小史密斯来中国访问，老史密斯反复叮嘱儿子：一定要设法见到贺龙亲属，并致问候。 母亲同意了，在北京饭店见面。小史密斯很高兴，说他就生在庐山妇产医院，对中国感情深。他拿出一份美国报纸，30年代的，上面报道老史密斯被贺龙领导的红军抓走，可能没命了。他又拿出一张贺龙当澧州镇专使时的照片，说：“老史密斯没命的报导出来后，马上有另一位医生给我家送来这张照片，说他曾经被土匪绑架，后被贺龙救出来。说贺龙完全懂得西方文明对中国进步有积极意义的一面，他反帝反封，但决不盲目排外，是会分清‘洋人’里的敌友。老史密斯肯定不会死。”不久，老史密斯果然回来了。 小史密斯在这次见面，特别讲了一段下棋的故事。 老史密斯是个中国通，喜爱中国文化，对中国象棋有研究，下得很好，号称没有失败纪录。贺龙听说后，便向老史密斯发出挑战，要在棋盘上决胜负。 老史密斯一边走棋，心里一边犯嘀咕：这棋怎么下？如果我赢了，贺龙会不会发火杀了我？如果我输了，贺龙会不会因此瞧不起我，连命也一起输掉？ 这一嘀咕不要紧，棋盘上的形势已经全变，老史密斯即便想不输也回天乏力了。 贺龙立起身，老史密斯的心也跟着提起，不知输棋会不会输命？贺龙抓起一个棋子，望着老史密斯：“你懂这是什么意思？” 老史密斯小心翼翼瞟一眼举棋望着他的贺龙，没应声。 “这叫举棋不定。”贺龙忽然笑了，“你本可以不输，举棋不定就非输不可。” 于是，老史密斯也笑了。他从贺龙的眼里找到了理解宽容，也找到了友好的表示。 建国后，贺龙一直喜爱下棋打牌，特别是年岁大以后。建国初，他更多的是游泳、骑马、打网球。人老都是从腿脚开始老，到60年代中期，有轻微的眼底出血，我们常陪他散步聊天，尽力把他从繁忙的工作中拖出来，多休息一点是一点，支持他下棋、打牌。老警卫员说：“我跟老总十几年，下棋打牌没赢过一次。” 当然，这里有相让的成份。所以，下棋打牌不叫贺龙与朱德对手，他们都属于一心想赢，怕他俩争起来。下棋不当对手，打麻将、打扑克，就让这两位老总打对家，两个人可以公开换牌，我们一边说他俩赖、一边笑得开心。只要两位老帅得到休息和愉快，我们还有什么不开心的？ 使我宽慰的是，父亲在战场上一直是赢家，在棋盘和牌桌上，也从来没有输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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