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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仅仅是一位元帅的夫人，她还是全国妇联的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全国政协的副主席，她一生的经历让世人惊讶。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那篇文章中讲的：“万安县委一月间曾和我们在遂川开过一次联席会议，大半年被白色势力隔断，九月红军游击到万安，才又接一次头。有八十个革命农民跟随到井冈山，组织万安赤卫队。”她，就是那“八十个革命农民”中的一个，也就是童养媳出身而传奇般的女英雄——康克清。 康克清，1912年出生于江西万安县罗塘湾的一户农家，由于家庭生活拮据，清贫如洗，生下仅一个月，父母就将她送给一户没有儿女的农民罗奇圭抚养，做了人家的童养媳。罗奇圭夫妇终年劳累，将康克清慢慢养大。她刚长到十岁，便开始上山砍柴，看牛，打猪草了，以后田里的功夫她也慢慢开始学着会做了。 1926年，康克清才十四岁的时候，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次伟大的事件，这就是大革命运动，掀起了北伐战争。北伐军从南往北，声势浩大。当北伐军经过万安的罗塘时，有一位共产党的干部在万安、罗塘宣传革命的道理。很快，全县各区、乡、镇的工会、农会就像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了。年仅十四岁的康克清，也参加了罗塘乡妇女协会。由于没有文化，不会写字，就全靠口头宣传革命道理。她还参加县农会组织的巡视团，到全县各地去演讲，动员全县妇女踊跃参加反歧视、反虐待、反封建、反剥削、反包办婚姻的“五反”斗争。 第二年，康克清加入共青团，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共青团员了，她以更自觉的热情投入革命。不久，团组织又要她担任少年先锋队的队长。就在她干得正活跃、正起劲的时候，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大革命运动遭到了失败，国民党右派又在全国搞清洗共产党的运动，把枪口对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一时间，狂风四起，乌云遮天，中国大地上一片白色恐怖。 为了反抗国民党右派的屠杀政策，1927年冬至1928年初，在共产党人曾天宇、张世熙等人的领导下，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万安暴动。康克清，这位年轻而又十分勇敢的姑娘，和农友、工友们一起，占县城，惩豪绅，斗地主，分浮财，干得热火朝天。万安暴动，震惊了国民党右派，他们立即从其他地方集结正规军队来万安扑灭革命的烈火。到1928年初，由于敌军的反扑，暴动失败了，还乡团到处抓人，关的关，杀的杀，万安的上空，又出现乌云一片！ 康克清在家里已无法呆下去了，为躲避敌人的搜查，她被迫离家出走，逃到六十多里以外的外婆家去躲藏起来。她的养父罗奇圭，是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同时还是乡里的农会主席，也离家出走了。这时，敌人挨户团团长，成天手里拿着一份通缉人员的名单（当然，这名单自然少不了有康克清和她养父的名字），在乡村中摇旗呐喊：“这些人如不赶快回来，全村的房子都要烧成灰烬，回来了，如果有人担保他们不是共匪，就不抓不杀了，他们可以得到宽恕。” 这样，为了不连累全村人，许多人回来了，但一回来，有的就遭到敌人的杀害。当时村里好心的父母也捎口信给康克清，要她回家，并表示愿意担保她的安全。康克清心想，如果不回去，村里的父老乡亲将会遭到敌人更严厉的摧残，于是她从外婆家回来了。一回来，村民们都来出面保护他们非常喜爱的这位姑娘，甚至还联名签名画押，康克清才平安无事。可是，有一次，在由乡联保主任召开的民众大会上，有人想出卖康克清，要康克清当众自首悔过，她坚决拒绝了这无理的要求，有人就提出要将康克清往县里送。这时，乡亲们又站出来替康克清说话：“人家才一个十六岁的小女孩，能干多少事，你要再说，我们就把你家小女孩也送县里。”这样，康克清又被保护下来了。 建国后，康克清对这件事还记忆犹新，她说： “那一次好险呀，当时我毕竟只有十六岁哩，心里头也是怦怦地跳，但没有哭。那些叔叔伯伯们都催我离开会场，赶快回家。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当时那些挨户团捉到共产党员就杀，在我们罗塘湾就杀害了一百多人。打那以后，敌人的大屠杀，更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念。虽然区、乡的党组织被破坏了，但我当时就坚信，革命的那一天总是会到来的。我日盼，夜盼，希望盼到重见光明的一天。” 就在革命事业受到摧残的时候，康克清这时又经历了一次人生的艰难旅程。1928年夏，十六岁的她，由于当时农村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她的家人听信别人的话，决定将她许配给一个比她大得多而且又素不相识的店员，甚至还一直瞒着她，就要成亲的时候，她才知道。康克清理所当然地反对这门婚事，但她无法拗过这千年来的封建礼教。就在危急时刻，村里传来了消息，说共产党的红军开到万安来了，而且康克清的叔叔也要去参加红军，于是，康克清义无反顾，离家出走，和她的叔叔一起参加红军了。 原来，在1928年9月中旬，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主力从湘南回师井冈山途中，攻克遂川县城后，分兵到遂川和与遂川相邻的万安县去发动群众。由陈毅率领的红二十八团一个营来到了万安的罗塘乡，罗塘的群众终于盼来了自己的亲人。他们奔走相告，热烈欢迎和拥护红军的到来。康克清喜出望外，就在这时，她和她的叔叔一同投奔了红军。她立即组织本村的女友们给红军筹集粮食、蔬菜，带领红军去打土豪，她还组织妇女们把地主家的大肥猪也捉来杀了，慰劳所有的红军战士。 在陈毅和红军战士们的帮助下，万安赤卫队很快就成立了，康克清成了万安赤卫队的一名女战士。这时，红军要离开万安，返回井冈山了，于是，康克清和另外七个与她一样年龄的农家女子，随赤卫队的八十多人一起，连夜跟随陈毅率领的红军，离开了万安，开赴井冈山。她们经过遂川县城，尔后经草林、堆子前、黄坳、朱砂冲上了井冈山。 上井冈山后，根据红四军军部的决定，康克清和万安赤卫大队的战友们一起驻扎在小井村。 万安赤卫大队上井冈山时，正值毛泽东发出“修筑完备的工事，建设较好的医院，筹备充足的粮食”以巩固井冈山军事根据地的号召，康克清和万安赤卫队便开始在井冈山为从宁冈挑运粮食，修筑黄洋界哨口，修建小井红军医院而整整忙了四个多月，为建设和巩固红军的大后方，作出了他们的贡献。 从1928年冬开始，湘赣两省敌军准备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反革命的联合“会剿”。1929年初，红四军为了调动敌人，采取围魏救赵的战略方针，以打破敌人的这次“会剿”。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作为红四军主力南下的向导队的万安赤卫队，也随军下山了。 康克清，这位十七岁的农村姑娘，头一回踏上远征的旅途。她身穿打满补丁的衣裳，脚穿破旧的草鞋，在行军路上，她扛着一枝枪筒粗、枪杆长的九响枪，背着挎包、米袋和子弹袋，攀沿着崎岖的山道，可她从不掉队。到了宿营地，康克清像在万安、在井冈山一样，拿着话筒，提着一捆捆的宣传标语，走村串户，东奔西跑地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从不叫苦叫累。那时，正值大雪纷飞、天寒地冻的隆冬季节，这位出身穷苦、心地朴实的农家女子，却浑身热气腾腾，一点也不感觉到有什么后悔。因为她心里明白，只有跟着共产党，跟着红军，才是她唯一的出路啊！ 1929年2月2日，红四军军部驻扎在赣南寻乌县的圳下村，遭到赣敌刘士毅部的突然袭击，朱德的妻子伍若兰在这次战斗中不幸身负重伤而被捕。在敌人的利诱和酷刑面前，她坚贞不屈，2月12日在赣州城英勇就义。 3月间，红军攻下福建的重镇河州市，击毙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歼灭和俘虏敌军三千余人，缴获了两千多挺崭新的步枪和机枪。这是红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中的一次鼓舞士气的战斗，全军上下，士气大振，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江州，自古以来，就是闽、赣、粤三省交通的枢纽，历来工商业繁荣，各种生活物品应有尽有。就在这个时候，得胜的红军，脱下了那些从井冈山穿下来的五颜六色的破旧的衣衫，个个都穿上那灰蓝色的军装，戴上了红艳艳五角星的军帽，整个军容军貌也焕然一新了。 后来，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一直随军转战的康克清与军长朱德结成了终身的伴侣。 提到毕占云，人们对这个人的名字，或许有些陌生。这位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将，早在1955年就已被授予中将军衔。他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叫他终生难忘的是在井冈山斗争期间，受共产党和朱德、毛泽东的影响，他毅然率其国民党的部队在湖南桂东弃暗投明，起义上山投奔红军。在井冈山那艰苦的斗争中，他和他的部下、他的战友，经历了战争的严峻考验和血与火的洗礼，尔后又跟随朱德、毛泽东，南征北战，为解放全中国作出了他毕生的贡献。 在井冈山时，毕占云投诚起义参加井冈山红军的这段经历，可谓曲折神奇、鲜为人知。 当他还在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南省军区司令员的时候，特意向我们井冈山的同志讲述了这段往事： “我是阎仲儒部下八团的一个营长，下有三个连，其中有两个连长是武汉政治学校毕业的共产党员。这两个连长在士兵中教唱（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队歌，后被上司发现了，进行追究，我就要他们离开部队，并给了他们点路费。这件事发生后，我营被改编为连，部队开往礼陵、茶陵、安仁一带。1928年8月，朱德部与我部在距桂东六十里路的地方相遇，两军只距一百多米，进行交锋，我连没有下决心打，结果朱德部安全走了。以后又在桂东和酃县交界处，与红军打仗。这时，我就召开会议，决定投奔红军，参加革命，在火线上派出人员与红军部队联系。结果，在遂川大汾附近，陈毅同志来找我们部队，后来派党代表陈毅安到我部进行政治工作。10月，我们到达宁冈，后又被编为红四军特务营，直属于红四军军部领导。毛泽东同志常来特务营了解情况，关心干部和战士，进行政治教育，给我们很大鼓舞。” 毕占云将军，于1903年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早年投身绿林，打着“劫富济贫”的旗帜。由于他略通军事，所带领的这支绿林队伍颇有些战斗力。大革命时期，川军对毕占云实行招抚，将毕部收编为阎仲儒师王湘鲁团的一个营，毕占云任营长。 1926年以后，毕占云目睹了北伐战争和大革命运动的风云变幻，他的心情非常沉重。1928年5月，毕占云所部在血雨腥风中开进了湖南的平江城。因他不满蒋介石的统治，便以推牌九、摸麻将来消遣时光。毕部一营人马分三个连建制，其中有两个连长是中共党员。毕占云为稳住部队，加上他一直对共产党也怀着好感，便将国共两党人员均纳为部下，一视同仁，不分彼此，尽管上司再三催他要在部属中实行“清党”，可他依然我行我素，对上司的命令不予理睬。 可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毕部藏有共产党员的事，在1928年6月的一天，终于被上司发现了，团部命令毕占云立即处决这两个连长。 这位心地善良的营长，受命之后，思绪万千，一时间，心中泛起一种不可名状的苦恼。经过反复思考之后，他选择了既不冒犯上司，又不滥杀无辜的办法，他亲自暗中给两个连长通了信息，要他们火速逃去。 就这样，毕占云顺利地放走了两个共产党员。 毕占云放走了共产党员，上司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他。不久，毕部受命调防，他随向成杰部从平江开赴礼陵、安仁一带来阻击朱毛红军。正值此时，蒋介石为了排斥异己，集中财力，扩充自己的实力，下达了缩编部队的命令，向成杰部也不例外，毕占云本来就有“放虎归山”的嫌疑，自然就在缩编之中，他的一个营被缩编为一个连，毕占云也就由营长降为连长了。 阎仲儒部刚刚缩编完毕，又受命开赴湘南的桂东，以加快“会剿”朱毛红军步伐的名义，要他们充当“剿共”的马前卒。就在这个当儿，毕占云受毛泽东、朱德等人的影响，毅然决定：起义上井冈山！ 跟随毕占云起义上井冈山，参加过井冈山的斗争，几十年南征北战，建国后先后担任过志愿军师政委、解放军军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黄连秋将军，在1977年毕占云将军离开人世后，他竟成了毕占云起义的唯一见证人了。 这位老将军，1981年在北京向我们深情地回忆了那段走向新生的历程： “毕占云原在国民党湖南唐生智的吴尚新八军阎仲儒三师王湘鲁八团二营当营长。毕占云部起义原因有两个：第一是，毕占云部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收编过来的。1928年，国民党军队进行整编，毕占云那一个营被整编为一个连三个排，将营长降为连长，所有的连长降为排长。职务的降低，意思是不相信他们了，因而他和他的部下都对国民党不满；第二是，部队中四川人不少，班长以上都是四川人，加上多数当兵的都是从各地抓来的穷苦老百姓，我们平江虹桥的二十多个同乡，被一起抓来后五花大绑，像卖牲口一样送进了问罐车厢里，从长沙运到桂东，关在一个小房子里，饭吃不饱，睡觉只能背靠背地坐着打盹，在一个月内就死了三个，病倒几个，有好几个逃跑了，只剩下我与李春生两人编入华占云部。我们这些穷苦的百姓，都对国民党的统治很不满。这年的秋天，毕占云带着我们这个连在桂东沙田一带、进剿，红军，他就带着我们起义了。” 黄将军的经历，正是国民党整个下级兵士的一个缩影！ 起义，使毕占云等人从此获得了新生； 起义，黄连秋和他的战友们获得了人生的解放。 毕占云率部起义，并非偶然的事件，而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是共产党初期兵运工作的一次成功尝试。 毕占云原系川军向成杰部，国民党反动派为阻挡红军进攻湘东南，便将毕占云临时调归湖南军阀唐生智部阎仲儒旅指挥，先后驻平江、礼陵、安仁、桂东等地。 毕占云因深受大革命运动的影响，来到湖南又受湘军的歧视，他对湘军早已心怀不满，对红军有一定的认识；尤其是井冈山上的朱德、陈毅都是四川人，他们早在川军中就很有声望，井冈山上的“朱毛红军”又叫他们望而生畏。毕占云在这种矛盾中，总想找出路，内心里也把一定的希望寄托在朱德、陈毅这两位老乡身上。 1927年的7月份，朱德、陈毅率主力开赴湘南时，沿途大力宣传红军的宗旨、任务，写标语，散传单，出布告，大讲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因此，“国军”同红军打起仗来，只是消极应付。在一次战斗中，红军俘虏了毕占云的一些下级官兵，当时根据毛泽东提出的释放俘虏、瓦解敌军的政策，红军对他们不仅不打、不骂、不侮辱。不杀害，也不搜腰包，还特地用好酒好肉款待他们，给他们讲红军的纪律，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三天后就把他们放回去了。 这些俘虏兵回去以后，不仅揭穿了湘军对红军的诬蔑和欺骗宣传，而且还当了红军的义务宣传员，在军中大讲红军的好话。有的俘虏兵还这样说：“到底老乡就是老乡，朱德、陈毅对我们四川老乡格外好哩！”毕占云的一些亲信甚至还跑到毕占云那里去，当面劝他反水，干脆投奔红军。 然而，毕占云身为官长，他虽饱尝军阀们那种大鱼吃小鱼的痛苦，也深感寄人篱下的艰难，但他毕竟风雨几十年，经历了世间种种沧桑，要他立即下决心把队伍拉到红军中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瞻前顾后，顾虑重重。 就在毕占云受下级兵士的影响，在选择人生道路上举棋不定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1928年9月初，毛泽东、朱德、陈毅正率红军主力从湘南回师井冈山的途中，红军二十八团行至遂川左安一带，将在那里胡作非为、抢劫民财的敌军一个班全部俘获。经过审讯了解，这小股敌军原来就是毕占云的部下，他们驻扎在桂东的沙田一带待命进攻红军，因给养不足，便四处抢财夺物以维持生计。这时，二十八团的党代表何长工出面，亲自向这些俘虏兵了解毕占云的布防情况，还从敌班长口中知道，毕占云这时已由营长降为连长，连以下的官长也同样均降一级，毕占云已有投诚之意等等。为了抓住有利时机，尽早争取毕占云部起义，何长工立即将这些情况向军部领导作了汇报，毛泽东、朱德、陈毅一致认为，为争取毕占云，应当将这个班连枪带人全部放回。释放这批人的时候，朱德、陈毅两人还联名，以四川同乡的身份给毕占云写了一封信，叫那班长带去。朱、陈二位在信中说：在湖南，你们是客军，湘军容不得你们；在国民党军，你们又是杂牌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一向受蒋介石的歧视。蒋介石历来的手段就是排斥异己，培植亲信，结党营私，他把你们送到前线来，本意就是要通过红军之手来削弱你们，最后把你们消灭，而他则可以从中得利。红军和共产党与你们无冤无仇，你何必如此与之为敌，更何必刀戈相见呢？红军是为劳苦大众、为民族解放的新型军队，得到所有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我们主张革命不分先后，希望你尽快弃暗投明，早定大计，上井冈山来和我们一起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尽一份匹夫之责！…… 毕占云得信后，心情格外激动，他内心非常感激他在井冈山的老乡。他知道，老乡给他毕占云指出了两条出路：一条是继续为蒋介石卖命，与红军为敌，与人民为敌，他已开始认识到，这条路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了；一条是尽快弃暗投明，改旗易帜，投奔共产党，上井冈山参加红军。 毕占云这一夜，成了不眠之夜。他反复揣度，再三思考，他知道这是他人生中的重大选择。他通过比较、选择之后，认定只有投奔红军，才是唯一的出路。 毕占云最后下了决心：上井冈山！ 第二天，毕占云派他的四川籍贴身副官蔡大金专程到江西省的遂川县，与驻扎在那里的红军联络。恰巧，接待这位毕占云特使的就是陈毅。两人长谈一个多小时，详细商定了毕占云部起义的各项事宜。随后，蔡大金立即返回桂东，将确定的起义计划向毕占云如实作了汇报。 毕占云与井冈山红军秘密往来的事，不慎被阎仲儒发现了，阎立即派出小股部队对他们进行监视。为了保证起义成功，毕占云果断决定：立即起义！ 1928年10月初的一天晚上9点多钟，毕占云突然集合队伍，每人发三块大洋后，命令出发。毕占云亲自宣布：“行军时不要说话，不要抽烟，不要打手电，发现情况不要乱打枪……” 这支渴望新生的队伍，在毕占云的带领下，从桂东出发，趁着淡淡的月色，攀沿着崎岖艰难的山路，急行军一昼夜，终于脱离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控制区，从湖南奔向井冈山，从黑暗投向了光明。当他们来到江西遂川县汤湖镇时，很快就见到了专程前来迎接他们的中共红四军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陈毅以及黄洋界保卫战的前线指挥陈毅安营长。 陈毅紧紧地握住毕占云的手： “欢迎你呀，毕占云同志。” 毕占云满眼泪花，内疚地说： “对不起了，与你们对阵一年多了。” 陈毅安立即将早已准备好的红带子交给毕占云，毕占云会意，召集部队，正式向部队宣布起义，个个把国民党军的领章、帽徽撕掉，然后挂上红带子，上井冈山去见朱德、毛泽东！ 队列里顿时沸腾起来，弟兄们个个扬眉吐气。 一会儿，一百二十六人的队伍，挂着一百二十六条红带子，当天晚上就从汤湖出发，跟着陈毅朝井冈山开去。 第二天，毕占云、陈毅带着队伍登上了井冈山上的茨坪。这时，在红四军军官教导队的大门口，聚集了一千多红四军的官兵，他们是参加欢迎毕占云起义的红四军将士大会的。当毕占云把这一百二十六人的队伍带进会场时，全场掌声雷动。 欢迎会的主持人陈毅宣布大会开始后，会场鸦雀无声。这时，一位大高个、满脸胡须、形似伙伕头的人，和蔼地笑着，用浓厚而宏亮的四川乡音说： “同志们，我们红军，我们共产党欢迎你们参加革命，欢迎你们上井冈山和我们并肩战斗哩。国民党不是天天喊打倒朱毛吗？今天我们就先认识一下吧，我就是朱德，他就是毛泽东！” 朱德边说边用手指了指身旁的那位双目十分精神的毛泽东。毛泽东微笑着，向大家招招手，示意欢迎。 这时，朱德代表中国红军第四军正式宣布：毕占云部改编为中国红军第四军特务营，为红四军的直属营，毕占云为营长，陈毅安为党代表，陶云清为副营长。 这一百二十六个人，一百二十六颗心都剧烈地跳动着，他们拼命地鼓掌，眼泪夺眶而出。 这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这一天，秋高气爽，风和日丽。赣西袁州城西门外一间酒店内，正在饮酒猜拳，热闹非常。店老板年纪不大，是个三十未出头的青年人，很是在行地张罗着一切，他叫谢振国。 谢振国不是此地人，他是中共莲花县委成员之一，又是莲花县红色独立团的一名指挥员，看上去，在这酒店帮工的还有好几位“伙计”，其实也都是莲花县委派来的地下党员。 人们不禁要问：莲花县委的人怎么跑到这袁州开起酒店来了？ 事出有因。 1928年8月，由于受“左”倾路线的干扰，井冈山根据地内红四军主力冒进湘南，结果导致根据地的八月失败，革命力量遭受严重的损失，根据地各县的县城及平原地区全部被敌人占领。国民党湘军罗定部叶文科团，又纠集已逃往外地的土豪劣绅朱成荫，组织了还乡团，回到莲花县。他们为了发泄对共产党对人民的仇恨，大肆烧杀抢掠，整个莲花县一片白色恐怖，到处都是血雨腥风。 为了避敌锋芒，保存实力，积蓄力量，莲花县委决定撤离县城，并派遣一部分人员到外地取得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支持。谢振国他们就这样受党组织的指派，几经辗转，从安福县境过武功山，来到袁州城里。为隐蔽起见，他们在这里以开酒店为名，实为共产党的一个联络站，既联络同志，沟通上级的关系，又秘密侦察敌情，掌握莲花北面敌人运动的情况，以便及时将情报送上井冈山。 自这个酒店开张以来，谢振国接待着一个常客，几乎每天他都会到这酒店内玩牌赌钱，然后大吃大喝一顿扬长而去。日子长了，人也熟了。谢振国了解到：原来此人是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部下的一个营长，名叫张威。他是云南滇军，随朱培德迁来江西，但终因不是朱培德的嫡系，来到江西人地两不熟，他到江西后唯一的任务就是进“剿”红军。此人曾受命几次开赴井冈山和红军交手，但又总是无功而返，有时还损兵折将。这段时期以来，他又奉命前往井冈山去“进剿”红军。他已尝够了红军的厉害，率部来到这袁州地区，进又害怕，退又不敢，真是进退维谷！他权衡利害，干脆就将部属驻扎在这袁州城内，既不进，也不退，有时向上级谎报几个军情，上司按规定给他发来军饷，倒也觉得自在。他赌钱的习惯在军中已是出了名的，说他是个赌徒，还轻视了他，简直是一个地道的赌棍！他的部下，大多也学着他，投其所好，赌钱的人也越来越多。不过，更多的是成天抽鸦片、进妓院。时间长了，袁州的人都说：张营长的兵一手拿钢枪，一手握烟枪，都是些名副其实的“双枪兵”！ 不过，细心的谢振国发现，近几天以来，这个张营长虽然每天照常到酒店来，可是已见不到平日他那满面春风的得意劲了，只见他脸无血色，精神不振，闷闷不乐，心事重重，进店后，既不摸牌，也不作声，只是独个儿酗酒解闷。 面对眼前这位已经变态了的敌营长，谢振国自然没有忘记他肩负的特殊使命。 这一天，张威又来了，谢振国和往常一样招呼他。不过，这天他格外地大方，炒了几盘下酒菜，斟上几杯上等好酒，主动和这位张营长对饮起来，苦闷中的张威也不在意，倒觉得此时的谢老板更善解人意了。 酒过三巡，谢振国慢慢话入正题，问：“好像张营长这几天牌兴不佳，怎不见你摸牌了！” 这一问不打紧，哪知道这张威乘着酒兴，把问在心头的话，像竹筒倒豆子似地全倒了出来： 他喜欢打牌，驻进这袁州城后，官兵都无所事事，便用打牌来消磨时光。可他张威的赌技并不怎么高明，总是输多赢少，哪知道，他更是赌红了眼，一连几天总是输，他口袋早已空空如也，于是就想到了兵士的军饷。为下更大的赌注，他将军饷拿下应急，谁知越赌越大，他输得也越来越多，几天工夫，把一个营的军饷输个精光。平日里，队伍要消费，一日三餐少不得花钱，加上那些进妓院的、赌钱的、抽鸦片的天天像催命鬼似地也向他伸手要钱。就在他急不可耐的时候，祸不单行，此事终于败露，给上头长官知道了。团长立即找他上门，将他臭骂一顿后，命他七天之内退回全部军晌，否则不仅要撤职查办，还要绳之以军法。其实，那些军饷早已空空，七天之内哪能找得回来！他想来想去，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因此，他整天苦闷不堪，预感到自己前途渺茫，下场可悲，只好成天借酒消愁，暂度时光。 谢振国听罢，觉得这张威的处境正中他的下怀，便提示着说：“张营长，自古道，车到山前必有路嘛，想一个法子不就解决了，何必自己苦了自己呢。” 张威尚不解其意，只是频频摇头，说：“路，哪来的路，我张某现在已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有束手待毙，死路一条了。”看样子，他已十分悲观。 谢振国认定机会到了，他必须抓住这机会，因势利导，将他争取过来，便道：“我倒觉得既有路，也有门，就看你张营长敢不敢进！” 这句话，立即引起了张威的注意，在他看来，如同在茫茫的大沙漠中找到了一块绿洲，忙问：“谢老板，你有什么办法，拉兄弟一把吧。” 到这时，已是水到渠成了，谢振国靠近张威身边，坚定地说：“大丈夫，不寄人篱下，依我看，你带着弟兄们上井冈山，当红军去。那里定会欢迎你们弃暗投明的。” 这话一出口，只见张威心头一振，面部表情由紧张变得和缓，倒迫切希望谢振国多给他讲讲井冈山，说说红军的情况。 于是，谢振国从共产党的性质、任务到红军的宗旨、作风，从红军的兵运工作到对待敌军的俘虏政策……—一给张威道来，张威越听信心越足，越听越在沉思着什么。 其实，张威早年在云南入伍，参加过北伐战争。国共两党合作期间，他对共产党已有了解，对共产党人也从未有过恶意，只是调防来到江西，才奉上司之命，三番五次地进攻红军，可屡战屡败，深感共产党、红军的厉害。当谢振国提示他投奔共产党，上井冈山当红军时，他倒觉得这确实是他的一条生路，是一条脱离目前危险处境的唯一办法。他，这位在人生旅途中处在十字路口上的张威，立即认定谢振国这位酒店老板并非一般的人，一种救命之恩的感觉也油然而生，进而对他格外尊敬和热情，话也越来越多了。看得出，他是多么想对井冈山，对红军有更多的了解。自然，谢振国尽他所知，都讲给他听了。经过和谢振国的一番密谈之后，张威决定次日再来。 这一夜，成了张威的不眠之夜，也是他人生的新生之夜。 第二天，张威精神焕发，满脸喜色，来到酒店告诉谢振国：他决定立即率部起义，上井冈山去投奔红军。谢振国当即代表莲花县委，代表莲花红色独立团向他表示欢迎，两人立即开始策划起义事项及上山的路线。 1928年9月间，张威经过深思熟虑并同谢振国一起精心策划之后，在袁州城宣布改旗易帜，弃暗投明，起义上山！旋即他率领全营官兵火速离开袁州城，星夜兼程，向井冈山区的莲花方向靠拢。第二天，敌团部发觉张威拖枪起义，奔向井冈山了，立即派出部队追击，一直追到安福县境的武功山下。双方激战一场，张威终于摆脱了官兵，尔后，几经周折，在莲花县内和莲花县红色独立团团长陈竟进取得了联系，两部胜利会合了。莲花县委和红色独立团为表示欢迎张威起义归来，当天杀猪热情招待张威的全营官兵。 经莲花县委决定，张威部编入红色独立团，张威仍任营长，并留驻在莲花境内，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群众工作。 张威部毕竟是一支尚未经过改造的！日军阀的队伍，队伍中赌博成风，烟鬼特多，纪律松散，战斗力也不强。为了把这支武装改造成真正的红军，不久，莲花县委和红色独立团接到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的命令，命张威部立即开赴井冈山，参加红四军的冬季整训。 1928年11月间，张威率其所部离开莲花，开赴井冈山，接受共产党的改造，后编为中国红军第四军独立营。从此，他们踏上了胜利的征途。 毕占云、张威两人先后率部投奔井冈山，分别编为红四军的特务营和独立营。对于这两支投诚起义、来自国民党的队伍，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要使他们成为真正的红军，成为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还得有个过程，尤其要使那些国民党的兵油子来个脱胎换骨的转变，并非一件易事。 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人一合计，决定对这两支起义武装进行一次改造。 说到“改造”，毛泽东很自然地想到了一个人，他就是何长工。刚上井冈山时，毛泽东就是派他从遂川只身进山，去改造王佐和他那支“杀富济贫”的队伍。毛泽东知人善任，他知道何长工这个人漂洋过海，很会交际，能说会道，王佐这个人终于被改造过来，当了红军，入了党，还经常在他毛泽东面前讲何长工的好话。这回要改造这两支起义的队伍，何长工是完全可以胜任这个工作的。 毛泽东提议军委开个会，商议一下。 会议同意毛泽东的建议，派何长工会改造这两支起义部队。考虑到红四军正集中在井冈山宁冈一带开展冬季整训，为确保这次冬季整训顺利进行，又考虑到对起义部队的改造在实战中来展开，便决定成立北路行委，由何长工以行委书记的身份带领这两支队伍到北面莲花一带开展群众工作，让这两支部队在广大农民群众的教育中得到提高。 毛泽东和陈毅找来了何长工。 毛泽东说：“长工同志，过去你在洞庭湖区搞农民自卫军时，改造过武装；上井冈山后，你又改造过王佐的绿林武装，可以说是我们党的一位改造旧军队的行家能手了。” 何长工见毛泽东这么一说，有点大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这位毛党代表今天又提起这些事呢？没等他开口问，毛泽东便开门见山说道： “毕占云、张威两支部队刚起义过来，需要改造呀，这个改造的任务还得由你来完成喽。” 何长工听说又要他去改造旧军队，心里着实有些发愁。他沉思片刻，两手一摊，说： “不好办，王佐部队和毕占云、张威起义部队不同。王佐同志的队伍是逼上梁山的绿林好汉，底子素，较简单，好改造。而这两支部队的成员就麻烦多了……” 没等何长工讲完，毛泽东便问： “怎么个麻烦，难道他们个个都是老虎？” 何长工坚持说他的理由： “这些人虽然大多数出身劳动人民家庭，被生活驱使当了雇佣军，但旧军队是个大染缸，他们都沾了不少恶习，嫖赌逍遥，五毒俱全。特别是他们吸鸦片成瘾，赌博成风，走到哪就赌到哪，这些人不仅是一群赌徒，还是地道的‘双枪兵’。要将这群人由旧变新，由白变红，真正成为红军，实在太难，我也没有把握。这都是些兵油子，留下来也没用，不值得要！” 何长工想把困难说多点，问题讲大点，叫毛泽东打消让他担当此任的念头。哪知道，毛泽东听他这么一说，反倒更有信心了： “怎么不要呢？人家是梳妆打扮送上门来的，起义是义举嘛，不要就不好了。不要是消极的，浪子回头金不换嘛，对他们的积极态度，就是去改造他们，你何长工开始去改造王佐不是也没什么信心吗，结果还是改造过来了嘛！” 这话讲得何长工有点儿受不住了，无言以对。毛泽东接着说下去： “马克思曾经讲过，改造社会的同时还要改造人，这是与我们所进行的伟大事业相一致的。当然改造工作是艰巨的，常言道。万事开头难。但我们一定要走出一条改造旧军队，改造起义部队的路子来。” 坐在一旁的陈毅也接过毛泽东的话茬： “毛委员说的对。中国军阀割据，地方部队多得很，对这部分人的工作做好可以影响一大片哩，你改造这支部队的经验，将来可都有用嘞！” 听了毛、陈二位一席话，何长工思想上也开朗多了，胆子也大了，他想了想，把将着手改造的初步打算讲出来，以征得二位的指点。 “那我第一步棋就来个缴枪，即缴掉他们的烟枪，然后来个武装看管，关他们二十天！” 毛泽东听罢，摇了摇头，说：“用强行的方法，当然也是一种办法，但不是最好的办法。是说服还是压服，我看两种办法，两个前途。” 陈毅是一位政治工作的巨匠，他听毛泽东这么一说，立即明白他的意思，便对何长工说：“我看，何长工同志还是当个戒烟所长，对这支部队就从戒烟人手，讲清抽鸦片烟的利害关系！启发他们自觉戒烟，自觉革命。” “对的，陈毅同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应该向他们讲清红军的性质和任务，红军和白军的本质区别。从根本上提高觉悟，转变他们的立场和世界观。”毛泽东补充说。 何长工回想他上井冈山之初，受命改造王佐的经过和体会，觉得毛泽东、陈毅的话句句在理。 思想通了，道理明了，积极性和主动性就有了。何长工当即接受了改造这两支武装的任务。 何长工首先拿出他的看家本领，召集毕占云和张威两支队伍开大会。听何长工那深入浅出、无可非议的演讲，那循循的诱发。教育，每一个人都感动得了不得： 有的说：痛改前非，不把大烟戒掉誓不为人； 有的誓言旦旦：一定脱胎换骨，戒掉一切恶习，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 誓言是誓言，现实是现实。没过两天，有人烟瘾来了，眼泪、鼻涕一大把，哭声连天，喊叫不已，捶桌子、打板凳的，骂人的，千奇百怪，丑态百出…… 有的烟瘾实在熬不住了，跑到何长工的面前，“扑通”一声跪下了，哭丧着脸，苦苦地向他哀求： “要死了，就让我抽上一大口吧，死了也不冤枉。” 任凭他们怎么求，怎么叫，何长工心肠一硬，就是不给，还对他们说： “男子汉大丈夫，为几口鸦片去死值得么？死要死得光荣；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不能带着烟鬼的臭名死掉。你们现在觉得苦，等以后成为一名红军战士，为人民冲锋陷阵在战场上立功的时候，你们就会觉得甜了。” 何长工一面坚持正面引导、教育，一面也采取一些“偷梁换柱”的办法，买了许多旱烟叶子，一旦有人无法熬下去时，就给一点烟叶子让他缓口气；又在部队开展一些文体活动，并注意改善他们的伙食。 不久后，何长工又亲自把这两支部队拉到莲花县去，参加实际斗争，下乡去搞农村调查，去向农民做宣传鼓动工作，帮助农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何长工在农村的实际工作中还发现，农村工作做得越紧张，干部、战士肩上的任务越重，他们的烟瘾就越来越淡了，叫喊也没有了。当这支部队经过永新的三湾时，何长工请来了一位苦大仇深的老农，讲述他有一年，为了救活全家人的生命，他不得不将自己才三岁的孩子卖给地主做崽，总共才换五斗谷子救全家命的这种悲惨遭遇来启发、教育战士，勉励他们要克服各种困难来保卫红色根据地。人民群众这语重心长的话语，滋润着每个战士的心田。毕占云和张威这两个领头人，听了后，深有感触地对部下说：“我们是起义过来的队伍，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恶习，我们也一定要和曾经在这里进行过‘三湾改编’的红四军的大哥们一样，在这里来个彻底的改造，把我们每个人都改造成真正的红军战士。”战士们也纷纷表示一定要做合格的红军战士，不再拍鸦片了。 何长工这个“戒烟所长”的成绩已初见成效，叫苦连天的人慢慢少了，求饶的人几乎没有了，有几个烟瘾特大的也好几天不叫要命了。 正在这时，莲花县委书记朱亦岳找到何长工，报告一件军事情报：经侦察发现，在莲花县的潞口镇麇集着永新、莲花两县的保卫团残部，共有三百余人一百多技枪，正在那里胡作非为，欺压老百姓。何长工得此情报，正中下怀，他要把这支正在改造中的队伍拉出去参加实战，让他们在生与死的战场上去经受一番考验。 经过与莲花县委共同部署，加上莲花县的赤卫大队，革命武装力量有八百余人，对付三百余人的敌军，以多胜少，有绝对把握。 毕占云、张威部的官兵，接受了这个战斗任务后，纷纷表示：一定要打好这一仗，用军事的实际行动来检验这次戒烟的结果，用战斗的胜利，来回报毛泽东、朱德对他们的关心和信任。 经过一番周密的部署和指挥，潞口战斗进行得十分顺利。出乎何长工意料的是毕占云和张威二位亲临前线指挥战斗非常成功。不到一个时辰，便将这三百余敌人全部消灭，大获全胜。 不久，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上井冈山了。何长工接到命令，要他迅速率领队伍回井冈山参加红四军与红五军的胜利会师大会。 何长工同毕占云、张威带领着这支经过改造获得新生的队伍日夜兼程，于12月上旬回到了宁冈的新城。就在红四、五军会师大会召开的前夕，毛泽东特地赶来见见何长工，见面便问： “长工同志，怎么样，这些梳妆打扮来的新娘不错吧，看来你这个家公当得很好哩！” 何长工兴奋地笑了。 他笑得那么自然，那么自信…… 1928年的7月22日，彭德怀义无反顾，毅然率部在平江起义，组建了中国红军第五军。 起义后的彭德怀，向往井冈山，仰慕毛泽东，迫切希望在井冈山上见到毛泽东和朱德。 就在这时，彭德怀接到湖南省委指示，要他率领红五军迅速奔赴井冈山，向朱德、毛泽东学习，向井冈山根据地学习，学习井冈山建党、建军、建政、土地革命的经验，为巩固和扩大湘鄂赣根据地创造条件。 省委的指示同彭德怀的愿望不谋而合。 8月底，他和红五军军委书记、军党代表滕代远毫不犹豫地执行了省委的指示，留下三个纵队在原地打游击，率军部和两个纵队八百余人五百余枝枪，开始了向井冈山的进发。 然而，彭德怀进军井冈山的行动，却一波三折！ 第一次，军至江西万载的大桥时，遭到敌军的重兵袭击，伤亡惨重，不得已折返平、修、钢三县交界处休整。 第二次，他采用欲东先北的战略，先向北面突进，然后突然南下再折返往东，准备第二次上山。这时，当部队由湖北回到江西白沙岭时，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当天晚上，部队召开会议，研究行动方向，正好由彭德怀讲话时，第四大队的大队长雷振辉，突然掏出手枪对准彭德怀，要他撤消上山的计划。在这关键时刻，彭德怀险遭不测，幸被他身边一个干部发现，立即夺下了雷振辉的手枪，当场逮捕了这个反革命分子。为整理内部，这次上井冈山的计划又暂停下来。 但，上井冈山，找毛泽东，已经是彭德怀的既定目标，不见到毛泽东他是决不罢休的。 第三次，他从台庄出发，又一次开始了上井冈山的行动。这次，他率部克服了敌军前阻后追的重重困难，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在1928年12月10日，登上了井冈山，与他向往已久的红四军，与他朝思暮想、渴望见到的毛泽东、朱德胜利会师了。 会师以后，正值湘赣两省反动派加紧准备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面对极端严峻的革命局势，前委于1929年亚月4日在柏路召开了前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边界特委、各县县委及红四军各团、红五军大队以上干部联席会议。决定实施围魏救赵的战略方针，由红四军主力辗转外线伺机攻打敌人后部，由彭德怀率红五军和红四军三十二团防守井冈山。 初来乍到的红五军，仅有八百多人。近五个月来的连续转战，又使他们的武器弹药无法补充，加上红四军三十二团的官兵和留守人员，总共才两千多人。这支弱小的合成队伍，要对付三万多武器精良的敌寇，的确困难重重。 红五军军委内，不少委员对联席会议的决定想不通。他们认为自己在平江发动起义，本身就拖延了三省敌人“会剿”井冈山的时间，如今部队已经同红四军直接取得了联系，就应该北返湘鄂赣边发展革命根据地，不应该承担固守井冈山的任务……众说纷坛，莫衷一是。 身为红五军军长的彭德怀，审时度势，反复考虑委员们的思想情绪。他高瞻远瞩，从革命的整体出发，力排众议，帮助大家从井冈山的实际着想，承担守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任务。他说，如果红四军主力不向外发展革命地盘，就难以克服物质上的困难，也难以粉碎敌人的“会剿”阴谋；假若红四军全部撤出井冈山，辎重、后勤机关和伤病员又势必增加大部队行动上的困难；红四军主力走了，红五军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坚守井冈山，确实危中加险。但是，红五军不能只顾自己的损失而不顾红四军的发展，更不能为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而不管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彭德怀率部接过了五大哨口驻防任务，全力以赴做反“会剿”的准备工作。他带领基层的指挥员，脚穿草鞋，翻山越岭，勘察地形，向前委提出了一系列守山的计划。他和战士们一起，挖壕堑，背木头，扛石头，筑工事，到六十里以外的宁冈挑米上山，储备军粮，并督促地方工农兵政府组织群众积极支前，勇敢参战。每挖一道壕堑，每筑成一座工事，他都亲自去检查，发现不符合要求的，命令推倒重来。他告诫大家说：现在多流汗，反“会剿”时就可以少流血，就可以更多地保存革命力量。在他的激励下，官兵们把每道壕堑和每座工事都修得固若金汤，还在五大哨口周围布上了一条十多里长的竹钉防线。 为了尽最大的努力来武装部队，他下令军械处多制马刀、梭镖、单响枪，亲临军械处和工人一起拉风箱，添木炭，挥锤掌钳，加钢淬火，使工人们对制造武器视为奔赴战场，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当时，井冈山的群众看到红四军主力要转赴外地，对反“会剿”忐忑不安。彭德怀串村走寨，上门去做思想教育工作，用一些深入浅出的比方，解开大家心上的疙瘩，鼓舞了斗志，振奋了精神，使军民齐心投入反“会剿”的战斗。 进剿的敌人开始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齐头并进，五百里崇山峻岭的上空，时而响起哒哒的机枪声，时而回荡隆隆的大炮声，时而敌机在空中撒下反动传单……临战气氛十分紧张，仿佛一把火就能把苍穹的空气全部点燃。 一身浩气、满脸威严的彭德怀，运筹帷幄，镇定自若，冒着敌人的炮火，在阵地前沿观察敌情。他采纳了三十二团副团长兼二营营长王佐的建议，将二营一个连分散在山下，负责侦察敌人的行踪，然后让自己的得力助手、纵队长李灿率第一大队和徐彦刚带领的莲花游击队镇守雄关险隘黄洋界哨口；将有勇有谋的纵队长贺国中派往峦嶂嵯峨的桐木岭哨口，指挥第八、九两个大队；把迎难而进的彭包才大队长派上耸入云端的八面山哨口，带领第十大队拒敌；下庄是王佐老家，则由王佐的三十二团二营扼守。他还让红军医院党支部把轻伤病员组织起来，准备在必要时投入战斗。 就在彭德怀调兵遣将的同时，湘敌、赣敌分别在何键、金汉鼎的驱使下来到了北面的黄洋界脚、八面山旁和东面的桐木岭下。两省敌军对井冈山的总攻击开始了！ 守山军民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同敌人展开了殊死斗争。官兵们据险而守，十分沉着，人人都有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共存亡的决心。 三十二团二营在下庄、行洲英勇抗击赣敌一个团。 从永新方向攻打桐木岭哨口的敌人，一到桐木岭下，其机关枪就像煮稀饭似的嘟嘟地响个不断。子弹削断了树枝，擦掉了树皮，直往哨口上守军的阵地上灌。阵地一度陷落了！ 这时，白银湖、梨坪、锡坪的群众，在阵阵锣声中挥动锄头、铁铲、斧头赶来参战。贺国中趁机率部反击，把敌人赶下了桐木岭。 黄洋界哨口的战斗十分激烈，进攻的敌人不是被土地雷炸得血肉横飞，就是被擂木滚石砸得尸体狼藉，每次冲锋都落得个损兵折将。 八面山的厮杀更是令湘敌胆颤心惊。敌人来一批死一批，恼羞成怒之下，他们架起山炮，密密麻麻地轰炸工事，把阵地炸得七零八落。他们轰塌一次，战士们又重修一次。 1月，井冈山上天寒地冻，树上的冰凌茶碗般粗，山间的小路镜子般滑。战士们的生活极端艰苦：饭菜从十五里路以外送来，冰凉于冷。最难熬的是夜间，雨雪交加，工事里泥泞如浆，坐不能坐，卧不能卧，疲乏的战士一躺下，胸上积雪，背下透泥……尽管如此，官兵们仍然坚持了三天三夜。 这些日子，一直同战士们同甘共苦的彭德怀，更加用心紧贴着大家。他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日夜来往于茨坪、下庄、行洲、大小五井和五大哨口之间。一忽儿听取侦察员报告敌情，一忽儿站在阵地前眺望敌阵，一忽儿布置作战方案，一忽儿催促后勤给养……他身上的干粮袋被荆棘划破，仅有的几把米早已漏光了。然而，他毫不顾及自己，一心考虑战局，几天未吃到一口饭，三夜没合过一下眼。在他的运筹和指挥下，敌人始终难以向井冈山上挪动一步。 正当战局朝着胜利步步迈进之时，湘敌收买宁冈一个游民带路，绕过黄洋界哨口的防御工事，窜进小井，屠杀红军医院的重伤病员，切断了哨口与军部的联系。守山军民陷入被敌围击的漩涡。 面对强敌的逼进，彭德怀身临困境而不惧。他亲自带领军都的勤杂人员、教导队和轻伤病员，反击奔向黄洋界哨口的敌人。在离黄洋界哨口七八里远的山头上，彭德怀和李灿各率部队夹击敌人，战斗持续整整的一天。然而终因弹尽粮绝，又缺援兵，致使被夹击之敌有得以窜上黄洋界哨口的机会。 就在这时，八面山哨口又遭敌人的重炮轰击，彭包才和一百多位战士们一起，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弹尽粮绝，孤立无援，各个哨口相继告急……若不冲出敌人的包围圈，红五军将有垒卵之危。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彭德怀遵照湘赣边界特委、红五军军委事先在下庄王佐家召开过的联席会议作出的应急决议，收拢守山的部队，然后找到特委负责人简单汇报战况。特委负责人指示彭德怀率红五军迅速突围，留下红四军三十二团二营就地隐蔽，寻机再打击敌人。彭德怀在下庄率领收拢起来的一千多名指战员，护卫着伤、残、病、弱人员，经河西垅向遂川大汾方向开拔。 窜进井冈山来的敌人，已经把座座山岭、条条谷壑，包围得严严实实。突围部队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攀悬崖，翻峭壁，穿行在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里。他们用马刀劈荆斩棘，一步一步艰难地前进。 饿了，拨开冰雪拔把草根。 渴了，抓把雪团放进嘴里。 彭德怀对大家说：“我们要下决心突围出去，只要大家坚强、勇敢地冲过这个难关，本军长自有办法！”路上，他把自己的鞋脱下来送给伤员，把自己的马让给伤员，他用自己的心温暖着官兵的胸怀。经过两天一夜，红五军终于翻越了六背坳，经上烟、长坪、樟坑、石门岭来到大汾附近的长冈坪。 然而，这里是敌人布下的第四道封锁线！饥寒交迫的红五军指战员，已经筋疲力尽。彭德怀指着路旁一棵傲雪而立的苍松对大家说：“我们革命的队伍，人人要像这棵松树一样，不怕日晒雨淋，不畏雪压冰冻。现在，前面就是敌人的第四道防线，我们要打垮它，摧毁它，胜利地冲过去！”在他的鼓动下，经过一场恶战，红五军终于冲破了敌围。可是，彭德怀却一只脚穿草鞋，一只脚打赤脚。官兵们见状，感动得眼泪盈眶地说：我们的军长啊，赤心忠胆为革命，火海刀山不回避！ 彭德怀率领大家，经过四十天艰苦的行军和战斗，虽然全军仅剩下三百余人，但依旧豪情似火，斗志如钢，与敌奋战。4月初，部队在彭德怀率领下在瑞金与红四军会合了。休整几天以后，彭德怀又遵照前委的指示，率领红五军重返井冈山收复失地。 由彭德怀擎起的革命红旗，又在罗霄山峰上空高高飘扬！ 1974年12月1日，沉闷的北京城依然云雹低垂，年逾古稀的滕代远终于走完了他光辉而坎坷的人生之旅。然而，历史却永远镌刻着他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那辉煌的一页。 1928年7月22日，东方世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又一声惊雷霹雳：“平江起义成功了！”随之诞生的中国红军第五军，她的军委书记兼军党代表就是滕代远。 正像许多起义部队一样，红五军自她诞生的那天起，就一直处在被围追堵截之中。航船要找灯塔，义师必觅旗帜。遵照党指示，滕代远与彭德怀军长领导着这支疲惫不堪而确是英勇无比之师。向着茫茫的井冈山，巧妙而艰难地跋涉。 12月，这支历尽千难万险，穿过枪林弹雨，拥有第四、五两个纵队八百余人五百余枝枪的红五军主力部队，终于到达了他们心中早已向往的圣地——井冈山。 为这里种种新鲜向上的气氛所鼓舞的滕代远，代表红军在红四军、红五军两军会师的大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演讲： “井冈山是我们的旗帜，毛泽东是我们的榜样。现在激流归海，雄师荟萃，大家甩开膀子大干吧！” 之后，他就与彭德怀率军进驻井冈山腹地——大小五井，开始另一种艰难曲折的战斗生活。 当滕代远与红五军还沉浸在与红四军会合的胜利的喜悦中，湘赣两省敌军已急不可耐地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会剿”。 山下，白军调兵遣将；山上，军民紧急动员。修筑哨口，挑运粮食，建设医院……滕代远同普通的战士一样，身体力行。 1929年1月4日，中共井冈山前委召集红四、五军军委，边界党团特委，边界各县县委、军队团以上干部在宁冈柏路村召开联席会议。 经过几天的讨论，会议作出了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的决定，并实行红四、五军混合编制。红五军被编为红四军的三十团，彭德怀任红四军副军长兼三十团团长，滕代远任红四军副党代表兼三十团党代表。 霎时，滕代远感到肩上的担子重了许多。 会后，滕代远与彭德怀马不停蹄地赶回红五军军部所在地上井村，在邹家祠召开了红五军军委会议。 会上，有人沉默了，有人提出返回湘赣鄂边的意见，整个会场显得异常的沉闷。是走还是留？需要尽快决断。一种劣质烟叶的烟雾笼罩在人们的头上。 滕代远苦口婆心地对大家说：“革命事业是整体事业，我们应该服从前委的决定，坚守井冈山，解除红四军主力的后顾之忧，向敌后作更大的发展，来个内线同外线作战相配合，打破敌人的‘会剿’。如果我们不顾大局，在关键时刻离开井冈山，那么红四军主力出山后，湘赣边界的红色政权势必遭到敌人的破坏。我们不能让红四军辛辛苦苦创立起来的家业毁在我们手里……” 不愧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党代表，这一席话，使许多人转变了看法，守山的决心很快一致了。 滕代远与彭德怀等领导人为牢固守住这块根据地，开始了大量而艰苦的工作。他们走遍五大哨口，检查、加固所有的工事，同干部战士一道研究守山的战略战术，同军民一起削竹钉…… 红五军来到井冈山后，党组织进行了改组，滕代远成了新军委的主要领导人，担子更重了，工作也更繁忙。在繁忙的军务之余，滕代远以五军军委的名义，在上井的邹家祠夜以继日地起草报告，向党中央和湖南省委汇报了平江起义的始末和红五军上井冈山的经过。 1929年1月14日，红四军主力三千六百人踏着积雪告别了井冈山的父老乡亲和战友，开往新的战场。留守在井冈山上的红军，大都用长矛大刀作武器，力量只有“会剿”敌军的二十五分之一。在重兵围困之下，他们真正的优势就是高涨的士气和井冈山的天然险峻地势。 而仅仅凭这些，能稳操胜券吗？ 滕代远看得很远，想得很深。他立即在下庄主持召开了军委与特委的联席会议，部署坚守井冈山的计划。会上决定：“在军事方面，五井如被敌人攻破，红五军应冲出五井，取道敌人薄弱的地方，往赣南与红四军取得联络……”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个明智的决定，而且幸亏早有此决定。 1月26日，敌人对井冈山的五大哨口展开了全面进攻，井冈山上狼烟顿起。 敌人狂叫： “井冈山上，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 黄洋界告急！八面山告急！桐木岭告急！井冈山危急！ 滕代远、彭德怀、王佐坐镇茨坪，心急如焚地指挥着各大哨口工事的防御反击。在最危急之际，滕代远亲自奔赴桐木岭哨口，直接指挥白银湖的军民，与敌人短兵相接。 29日，黄洋界哨口被敌人突破。滕代远与彭德怀立即组织后勤人员前往增援，为夺回阵地尽最大的努力。 由于敌我力量极端悬殊，军民们的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五大哨口只剩下王佐守卫的朱砂冲！形势异常严峻，各路敌军步步逼进，所到之处顷刻一片火海。此刻，雪白血红的井冈山，已无固守的条件和必要了……唯一的选择，只有以退为守，保存实力，等待时机，再杀回马枪。 滕代远与彭德怀果断下令——突围！ 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滕代远与彭德怀率领一千余人从下庄田菜坪出发，进入河西垅深谷，在苍山莽岭，悬崖峭壁之中一边踏荆开路，一边前进，开始艰苦的突围战斗。 终于，他们冲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走崇义，过南雄……滕代远与彭德怀带着这支从死神的网络里挣脱出来仅剩下了三百余人的队伍，前突后掩，艰难转战，到了江西南端的于都。 红五军一举攻占于都城，缴获了一大批枪支弹药和两万块银元。就在全军官兵斗志大振之时，滕代远却身负重伤。他本来就虚弱的身体更加虚弱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脱离心爱的部队，就地治疗。滕代远想到自己一离开，全军重担完全落到彭德怀一个人的肩上，便执意不肯留下。 在彭德怀苦口婆心地劝说下，滕代远只好皱着眉头，无可奈何地留在于都的小密。 在小密，滕代远尽管伤痛缠身，并没有躺下。他竭尽全力，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当他伤愈归队时，当地的群众在夹道欢迎红五军重返小密的同时，又护送他走了几十里小路。小密的一批刚穿上灰军装、戴上八角帽的壮汉子，跟着滕代远远离自己的家乡，去为劳苦工农奋力开新宇。 1929年4月，红五军受前委的重托，在滕代远、彭德怀率领下，重新登上了井冈山，和井冈山的父老乡亲会合了。 滕代远、彭德怀代表前委慰问坚守在井冈山的军民，并送给大家食盐、医药、银元…… 红五军回来了！亲人们回来了！山峰扬臂，流水欢腾。井冈山从巨大的创痛中重振着雄风。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作为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铁道部部长的滕代远和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等一齐站上了天安门。 1928年7月22日，湖南平江起义爆发了。 直接领导、指挥这次起义和这次起义后组建起来的中国红军第五军的是军长彭德怀、军党代表兼军委书记滕代远。 平江起义胜利的消息，震撼了大地，传遍了四方，鼓舞了革命的人民，也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他们立即纠集十多倍于红五军的兵力，向平江城扑来，企图把起义的部队一举消灭。 就在这危急时刻，湖南省委向红五军军委发出指令，要他们尽快向井冈山上的红四军靠拢，并和红四军取得联络，以共图革命大业。 红五军军委接到省委指示后，立即作出了退出平江城，向井冈山方向转移的决定。 8月底，彭德怀、滕代远率刚刚组建起来的红五军，从黄金洞出发，开始了向井冈山的进军。而反动派是不会轻易放走这支革命武装的，他们调集各路兵马，对红五军实行了前增后追。这支新生的红军，几乎每天要和敌军奋战好几次，有时一天打八仗。红五军将士们，一路艰苦奋战，边走边战，有的同志中弹负伤，有的同志倒在血泊中，英勇牺牲了……部队行至江西万载大桥时，又遭到反动军队朱跃华旅的突然袭击。红五军的人数越来越少，面临的困难也越来越大了，沿途继续遭到敌人的重兵阻击，这支仅剩五百人的队伍，已无法再向前登井冈山了，不得已只好退回到平江、修水和铜鼓三县交界的山区进行休整，将五百人的队伍暂编为五个大队。红五军第一次上井冈山的计划失败了。 部队经过整编，虽然只剩下五百人，但队伍的质量却有了显著的提高，官兵们的精神面貌得到改观，就像生铁回炉，百炼成钢，人人都成了意志坚强的革命战士，这支武装变成了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精锐之师。 反动派是不会放下屠刀的。他们知道这支义举之师本来是要“革”他们的“命”的，所以他们要以十倍的疯狂，来消灭这支革命的武装。 9月上旬，湘赣两省敌军联合数万之众又开始向着这支仅有五百余人的军队发动进攻。这时，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欲东先北，来个突然向北进军，攻击湖北的崇阳、通山一带，还在渣津镇消灭了江西省的宪兵营和当地的地方武装。红五军沿途组织宣传队、工作队，发动农民群众参军参战，这时，五百人的队伍，很快又发展到两千多人了。当他们从湖北又突然南下江西，准备第二次上井冈山时，部队开到江西白沙岭驻扎，不料，四大队队长雷振辉突然叛变，彭德怀险遭不测。这次又只好放弃上山的意图，红五军第二次上井冈山也未能成功。 彭德怀挥师离开白沙，回到台庄，这时，红五军军委与湘鄂赣边界特委在台庄召开联席会议，会议从当时形势和斗争实际出发，将地方武装编人红五军主力，统编为五个纵队。 会议决定：由吴溉之领导第一、三纵队在平江、铜鼓、修水一带发动群众，扩大红色区域；由黄公略率领第二纵队在浏阳、万载～带开辟新的革命区域；由彭德怀、滕代远指挥红五军军部和主力第四、五两个纵队第三次再上井冈山和红四军取得联系。 这次，红五军吸取了前两次上山的经验教训，从台庄出发，直接奔袭江西的万载县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军事行动，突然占领了万载县城。敌人毫无戒备，只得全部缴械。占领县城后，红五军立即开展群众工作，广泛宣传共产党的宗旨、红军的任务，得到万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稍事休整数日后，便离开万载，又开始向井冈山挺进。 在进军井冈山的路上，又多次遇到了敌军的追击。为了冲破敌人的封锁，摆脱敌人的追击，这些日子，红五军的将士们，受尽千辛万苦，一天打数仗，每日行军一百多里。战士们用土办法疗伤；自己打草鞋、穿草鞋行军；天冷了，没有棉衣，就将缴获地主豪绅的棉花、布匹自己动手缝制……他们取道株潭、西村、宣风镇等地，马不停蹄地朝既定目标——井冈山急行军，一路上，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这支不知疲倦之师，于1928年12月上旬，终于到达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北大门——莲花县。 在莲花，彭德怀、滕代远受到了红四军军委和毛泽东、朱德亲自派来迎接他们的何长工的欢迎。莲花县的人民群众，像欢迎亲人一样，热情地为红五军将士们烧茶、煮饭、送菜、让房子……五军的将士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成群结队的老百姓欢迎他们，五军的同志们，越走越加有劲，越走情绪越高，他们真正感到：这里和国民党的统治区确有天壤之别，到了根据地就像到了自己的家，同志们一路上的疲劳顿时消除，晚上睡觉也睡得特别的香特别的甜了。 几天以后，彭德怀率领的八百余人五百多枝枪的红五军主力又开始向井冈山出发。 1928年12月10日，井冈山上，晴空万里。 在井冈山下的宁冈县新城，两股革命的洪流——中国红军第四军、第五军胜利会师了！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滕代远，四双巨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了！ 这天，在宁冈新城外的一个偌大的广场上，举行了红四军、红五军的两军会师大会。 大会执行主席陈毅，挥毫为主席台书写对联一副： 在新城，演新戏，欢迎新同志，打倒新军阀； 趁红光，当红军，高举红旗帜，创造红世界。 四、五两军的指战员们，按照统一的安排，在主席台前列队就位，等待着会议的开始。 这时，会场上突然迸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原来中共井冈山前委书记毛泽东、红四军军长朱德和彭德怀、陈毅、滕代远等高层领导出现在主席台上。他们身穿灰军装，头戴红五星军帽，脚穿草鞋，含笑向台下频频招手致意，他们那亲切、慈祥和充满胜利信心的笑容，像一股热流，立即流入每个革命战士的心田。 因这个台子搭得比较简单，当走上主席台的领导同志越来越多时，突然，‘扑通”一声，台子被压垮了。 几十年后，彭德怀元帅回忆这件事时他说：“搭起的台子，搭的不稳固，人一上去讲话，就垮下来了。有人觉得不吉利，朱德军长说：‘不要紧，垮了台，搭起来再干吧！’又把台搭起来开会。” 当年跟随彭德怀一起上井冈山，并参加这个会师庆祝大会的李寿轩将军，对塌台子这件事记忆犹新，他说： “开会时，领导同志一起走上台去，没想到台子搭得比较简陋，走上去的人多了一些，一下子把台子压垮了，我们就立即动手，把台子重新搭好。这时，人群中有人小声地议论开了，说什么：‘哎呀！这可不吉利呀！今天刚会师台子就垮了。’这话大概被朱德同志听到了，他笑嘻嘻地跑上台去，朝大家说：‘同志们，不要紧，刚才台子垮了，但是，我们立刻又把它搭好了，无产阶级的台是永远垮不了的。’这时，人群中立即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毛泽东信心十足地接过朱德的话茬说下去： “同志们，今天我们红四军和红五军胜利会师了，我们革命的武装力量更加强大了，革命的事业就是这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地向前发展。今天我们有红四军、红五军，将来我们一定会有几十个军、几百个军，我们一定要粉碎敌人对井冈山的军事进攻，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会场一片欢腾，掌声雷鸣。 四、五两军会师后，毛泽东立即从红四军中派出大批党代表到红五军各个大队协助开展政治工作，帮助建立和巩固各级党代表制度，传播红四军政治工作的经验，红五军也派士兵代表到红四军来学习士兵委员会的工作。从此，红五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红四军一样，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了。 红五军的将士们在向井冈山的艰苦转战中，足迹遍布了湘鄂赣三省边界，翻越了数以百计的崇山峻岭；途经了平江、修水、万载、萍乡、莲花等六七个县，行程数千里，击退了敌人无数次的围追堵截，终于在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胜利会师了！ 红五军的将士们，他们浴血奋战在井冈山上，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投入了保卫井冈山，誓与根据地共存亡的殊死战斗，并为坚持井冈山的斗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红五军上井冈山，又一面鲜艳的革命红旗飘扬在罗霄山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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