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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0月，袁文才和毛泽东在宁冈大仓村的会见，使袁文才心上放下一块石头，同时更加喜出望外，因为毛泽东不但没有吃掉他的队伍，反而送给他一百枝崭新的枪。 袁文才是一个聪明人，他看到毛泽东的队伍，想了很多。 初到宁冈时，可以说，毛泽东是一位难中之人，可是，正应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句话，这支刚在芦溪镇吃过败仗的工农革命军，它的底子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响当当的正规军。它那种纯正的军威，让一直在“马刀队”中厮混的袁文才既仰慕又心痒，还有毛泽东那卓尔不群的气质和风度，让他自惭形秽。 他认定毛泽东是个人物。 从袁文才给他部下训话中可以看出他对毛泽东的敬服。他说：“毛委员讲的话中央都听，只要好好保护毛委员，将来革命还是有前途的。” 而从袁文才给他的心腹勤务兵李根勤的私语中，我们还可以窥见他心中的小九九。他说：“毛泽东这个人是个人才，要好好招待他，这样我这个赣西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还能当下去。”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便不难解释了。 1927年的冬天，毛泽东带领他的部队在井冈山上下奔波。为了医治烦人的脚疾，他住到了茅坪。袁文才得知消息，派人把毛泽东接到坝上，每天大鱼大肉款待。众所周知，“红米饭南瓜汤”是井冈山的主食，但在1927年的冬天，毛泽东的到来尚未引起蒋介石的足够重视，特别是袁文才尚处于半匪半红的时候，这点吃食，袁文才还是拿得出来，否则，毛泽东第一次与他会面，他何以便能慷慨地甩出一千块大洋来？ 而同时，毛泽东也正在紧张地思索一个问题：袁文才的部队是当地的地头蛇，如果能将这些地头蛇训练成革命军的指战员，让他们都“听党的话”，那他毛泽东便如虎添翼了。 毛泽东刚一试探性地和袁文才谈及帮他训练队伍的事情，袁文才便迫不及待地答应了。袁文才太想使他的部队成为革命军那样的正规军了。这样，革命军中的一批干部：游雪程、徐彦刚、金蒙秀、陈伯钧等人便以教官的身份走进了袁文才的绿林之中。 步云山是宁冈的一处名胜，佛教史上称其为相山，山上有一寺庙，名相山寺。佛教文化辞典是这样描绘相山寺的：“相山寺，佛教名寺。位于江西宁冈茅坪相山（又名步云山）。创于明代，为净土宗寺宇，又名步云山寺。寺内佛殿大小八十余间，民国年间成为祠堂、学校、佛庙会的场所。” 步云山上有座大庙，位于半山腰上，可以住下一个营，庙门前有一块大坪，可作练兵的操场。大坪的下面就是阶梯式的水田。一旁是山，山上松杉成林，茅草丛生，不易攀登，庙后直通山上。这里确实是个安营扎寨，便于警戒的好地方。从山下来的人，山上的人离很远就可以发现，若想接近庙宇，必须在大坪前面绕很大的弯，才能上来。如果发现敌人，山上的人既可以居高临下打击敌人，又可以掩护主力从庙后登山。 袁文才选定步云山可谓是慧眼独识。 步云山练兵主要有两项内容：一练政治、二练军事，这就是毛泽东想要达到的目的。而且，最终也确实达到了这个目的。 毛泽东帮袁文才训练了一个连，而这个连后来在袁文才的部队中起到了教导连的骨干作用，当袁文才想扩大部队时，这个连的战士理所当然地成了干部。 应该说，对袁文才部队的改造是成功而且顺利的。因为袁文才毕竟是1926年的党员，而且在此之前，龙超清已做了相当的工作。但在对待王佐的问题上，毛泽东感到棘手了。正因其棘手，所以，改造王佐的过程就变得极富传奇色彩了。不管怎样，毛泽东还是觉得宜早不宜迟。 苦思冥想一番，毛泽东想到了何长工。 时间已到了1928年的1月。这时的何长工，刚从粤北与朱德的南昌起义部队取得联系回来，风尘未洗。 然而，毛泽东等不及了。 毛泽东找到何长工，开门见山地说：“长工，决定派你上山，去做王佐的工作，怎么样？” 何长工素知王佐部队绿林习气很浓，流寇思想严重，又是一位武艺高强的人，知道这支部队不大好对付，便问：“去多少人？” 毛泽东微微一笑，竖起一根指头。 何长工猜：“一个连？” 毛泽东摇头。 何长工又猜：“一个排？” 毛泽东又摇头。 何长工再猜：“一个班？” 毛泽东再摇头。 何长工有点慌神了：“我一个人？” 毛泽东大笑：“又不是上山打老虎，要许多人去干什么？一人足矣。”毛泽东正色道：“你先去做‘长工’。人还是要派去的，只是现在不是时候，你的工作，就是要他们请我们的人上山。” 何长工释然。但想到王佐的部队不讲政策，乱打乱杀，捉到人要拿钱来，不拿钱来赎便把人杀了，便有了顾虑。 毛泽东又意味深长地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何长工也是个干脆人，听完这句话，当天便打好包袱，直上井冈山的茨坪。 站在何长工面前的王佐，是一位精干汉子，身材不高，微胖，浓眉似剑，身穿直贡缎的黑色短装，斜挎一枝新式驳壳枪。何长工马上将眼前的王位与人们描绘的对上了号。他曾听人说，有一次对头十余人将王佐包围，他凭一条板凳，杀出重围，又靠一根竹竿，蹿上房顶逃脱。而他的枪法更是奇准，能在飞奔的马背上打野鸡。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他不认识字，却会改文章，他的师爷写出来的文章念给他听，他能说出哪里要加字，哪里要减字。 当下，王佐得知眼前来人是毛泽东所派，便用了绿林中常用的拱手礼来欢迎他，嘴里说道： “好，好！失敬，失敬。” 当晚，王佐依照绿林规矩，大碗酒、大块肉为何长工接风洗尘，席间，王佐对何长工的家世经历，盘根问底。 何长工到底有过在洞庭湖收服水上绿林的经验，因此，对答如流。王佐听得满意，酒酣耳热之际，也向何长工交了一点他的底。他给土豪放过牛，打过短工，磨过豆腐，当过裁缝也种过田，只因实在没法才揭竿而起。 第二天，王佐还集合起他的队伍给大家介绍：“弟兄们，这是毛委员给我们派来的党代表，今后大家要尊重党代表，同心同德，发展我们的事业。” 然而，王佐很快将这番话忘在脑后。多年的绿林生涯，使他不再轻易相信任何人，他当年就是在尔虞我诈的绿林纷争中绞尽脑汁才挣得这一份家业的。 他逐渐给何长工设置障碍。 王佐首先把何长工安置到离他的司令部有一里路之遥的一间小屋里，接着，为了“照料”他，给他派了一个带枪的人高马大的“勤务兵”，还对他说：“党代表初来山上，人生地不熟，千万不要随便行动，免生意外。” 何长工是个留过法的洋学生，对于这番话，他把它“翻译”成“不许私下活动，不准与士兵接近。” 何长工没有对着干，既然这样，他只有另辟蹊径。 既然不能与士兵接近，到家里坐坐总可以吧，何长工便与王佐的家人接近。在王佐看来，何长工这是讲交情，倒也并不阻拦。很快，何长工找到了突破口。他发现，王佐虽是个脾气暴躁的山大王，但却是个大孝子，也许是从小跟母亲流浪惯了的缘故，王佐对母亲范辰妹异常地孝顺，可说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同时也很重手足之情，对他的哥哥王云隆很是尊重。何长工慢慢地接近王佐的家人，特别是他的母亲，以此来影响和改变王佐的思想。 不久之后发生一件事情，让何长工更有了信心。 有一天，王佐部下抓到一个给土豪挑东西的穷人，要把他杀掉，何长工闻讯，赶到了事发地点。看到眼下的情况，何长工已有了对策，何长工先问王佐： “王营长，这是个什么人？” 王佐说：“他是土豪的狗腿子。” 何长工问：“他帮土豪干什么？” “他帮土豪挑东酉。” 何长工笑笑说：“帮土豪挑东西就是土豪的狗腿子，那么，王营长当年帮土豪放牛、磨豆腐、烧石灰、做裁缝……”何长工不往下说了。 王佐有些僵了。 王佐母亲范辰妹叫着他的小名说：“南斗牯，是呀，他可是被逼无奈，要吃饭才帮土豪做事呀，当年我不也带着你们姐弟三人到处给人做帮工吗？” 何长工因势利导说：“杀错了人就会失去老表对我们的支持，失去老表的支持，我们怎么在这里站住脚？我们原来同他一样，都是给土豪帮工的人，那连我们也成了狗腿子了吗？” 王佐挥挥手，令人放走了那个挑东西的人，并给了他几块钱路费。之后，他陷入了久久的沉思。 通过这件事，何长工的工作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王佐开始把何长工当朋友看了。 但是，接着又有一件事情，让何长工进退维谷。 随着王佐与何长工关系的好转，有一天，王佐的把兄弟刁辉林突然提出要何长工和他们喝鸡血酒结拜把兄弟。何长工心中为难：不喝，怕伤了和气，喝了，共产党员又不兴这一套。何长工久久考虑，终于还是以种种借口推辞了。 后来，何长工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原来，王佐是怕何长工会拆他的台，让他在井冈山站不住脚，因此，千方百计要把何长工拉进他的小圈子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王佐见何长工并无不善之举，加上范辰妹等人经常念叨何长工的好处，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后来，1928年4月，王佐带领部队随何长工到湖南并在资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何长工就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成了党员的王佐，向何长工说了一番知心话。 王佐说：“何党代表，你刚上井冈山的时候我想改造你噢。” 何长工一愣：“你怎么改造啊？” 王佐说：“我们开了会，有几个办法：第一，你不抽烟、不喝酒我们就要你抽烟，要你喝酒；第二，你不要老婆，我们就搞几个美人缠住你；第三，你不入会门、道门，我们要你喝血酒，同你拜兄弟，慢慢地把你改造过来。以后一看你这个人了不起，你是金不换，铁打不动的。” 二人抚掌大笑之余，何长工微感后怕。 何长工开始的种种工作只换得王佐初步的好感，直到1928年的农历春节后，何长工略施小计，帮王佐除去一块久已成疾的心病，王佐才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这块心病就是王佐的死对头，反动民团的总指挥尹道一。 其实，王佐在绿林中成长的历史也就是与尹道一斗争的历史。 王佐出道，摆平井冈山其他几股绿林，对他是小菜一碟。而碰上尹道一，他就感到头痛，以致两人结下了血海深仇。而且，让我们再把目光往后看去，直到王佐与尹道一都成了亡人，他们两人的后代都依然仇深似海。 王佐怵尹道一，是因为尹道一的后台太硬。 尹道一本是井冈山下的永新县拿山地区一带的一名土豪，又名尹在中，字子柱，青年时曾混迹广州、南昌、九江一带，后来返回乡里，拉起一支拥枪百余杆的地方武装，当上了永新县关背东二区保卫团团总。进而在土豪劣绅的拥戴下，又爬上了遂川、莲花、泰和、永新、宁冈五县联防总指挥的宝座。 既然当了总指挥，就得办点实事。尹道一曾几次组织人马对井冈山的绿林进行清剿，后来又花言巧语，将王佐的部队进行招安，给了王佐一个保卫团团总的空头衔，让王佐为“团总”的同时，尹道一却不停止他对王佐的清剿。碰上这样的对头，王佐自叹倒霉。后来尹道一又干脆反目追杀王佐，使王佐几次差点成了断头鬼。特别是王佐在1927年的春天将他的部队改编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就更成了尹道一的眼中钉。 随着王佐与何长工交往的日益加深，王佐说出了他的心病。 听完王佐的倾诉，何长工已经觉察到了胜利的天平再次向他倾斜，他马上将此事汇报给毛泽东，并提出了帝王佐除去宿敌尹道一，让他完全相信工农革命军的计划。 几天之后，毛泽东同意了何长工的计划，并派去一个排的工农革命军战士助战。 这种打打地主武装的战斗，在工农革命军的眼里只能算是小打小闹。但因此次打尹道一的意义重大，它关系到王佐部队的归属问题，所以，何长工倒也不敢小觑。战前，他召集王佐、刁辉林、王云隆等人在茨坪召开秘密会议，详细确定了消灭尹道一的作战方案。 第二天，各路部队依计而行，行前，何长工又特别交代王佐：“只要能把尹道一引到旗锣坳，我就有办法把他的脑袋拿下来，你自己不用去打。” 王佐亲自带领一支人马赶到了尹道一团部的所在地石门。拂晓枪响，天一亮王佐便带人马佯装败退，且战且逃，直向井冈山奔来。 尹道一不知王佐背后有高参助战，见是王佐来捣乱，想也未想便打马追来。 战斗渐入佳境。 其时，何长工埋伏的人马已在拿山通往井冈山的唯一通道旗锣坳等候多时。这旗锣坳，一边是群峰峭壁，一边是峡谷深涧，地形十分险要。 尹道一追至旗锣拗，已是日上三竿时分，不由人疲马乏。他令大部队继续追击，自己带一个班的人马停下来小憩一番。 埋伏的部队一看此情此景，知道机会来了，一声令下，一齐向尹道一开了火，尹道一身边的人纷纷倒下。 王佐部的旗手罗和生看见尹道一，便纵身扑了过去，大叫：“尹道一在这里！”说毕，紧紧地箍住了尹道一。 紧随其后的王佐部班长李珍珠闻声，也扑了过去，拿起一把两面刀直向尹道一的胸口捅去。尹道一当场毙命。 消息传到茨坪，王佐犹不相信多年的夙愿一朝成真，直至看到尹道一的首级，他才不禁仰天长笑，接着朝着尹道一的首级狠狠抽了两记耳光。第二天，王佐命部下抬着尹道一的首级在茨坪和大小五井一带游乡示众。 枭首尹道一，给王佐最大的震动是，革命军中能人多。他郑重地向何长工提出请毛委员给他派一些干部来帮他训练部队。 这正是何长工所要达到的目的。就在王佐提出要求的第二天，革命军中的一批精英人物，康健、李源流、段辉唐、何理文、朱子和、肖万侠等二十多人走进了王佐神秘的绿林山寨中，帮助王佐降服那一群没有套上笼头的“野马”。 经过严格的政治、军事训练，王佐部下的一帮人竟然被调教得像模像样。一帮懒散的无组织、纪律性可言的乌合之众开始向工农革命军看齐，王佐为此高兴得合不拢嘴。 1928年2月下旬，袁文才和王佐的部队完成了他们向正规革命军转变的关键性一步。在宁冈大陇的朱家祠前宽大的草坪上，毛泽东亲自主持大会，宣布袁文才、王佐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党代表。 毫无疑问，毛泽东及工农革命军能够在井冈山站稳脚跟，有块能够让他们稍稍喘息一下的根据地，离不开袁文才和王佐最初的帮助；中国的革命能够从井冈山开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路，也与袁文才、王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撇开这些客观的东西，毛泽东发现王佐是个很有特点的人。首先，他是条血性的汉子，性格耿直。其次，他一旦认准了谁是他的朋友，那他就会对他忠心耿耿。 王佐认定毛泽东是一位真正可信赖的朋友，因此，王佐对毛泽东是既忠心又佩服，曾经一度，王佐在井冈山只服毛泽东，除了毛泽东，别人的话他很少能听得进去。 但是，王佐对毛泽东的敬佩走了极端，在他眼里，只有毛泽东，而少有组织，对其他的同志便不大瞧得起，别的意见也不大听得进，这一点，也酿成了他日后的悲剧。 毛泽东还发现，王佐勇敢善战，对井冈山又有着极深厚的感情，而根据地有人出去打仗就得有人守家，王佐是守卫井冈山的极佳人选。毛泽东毫不犹豫，把坚守根据地的重担全盘压到了王佐的肩上，而王佐也欣然接受，乐此不疲。 1928年7月以后，由于斗争形势的发展，根据地的党、政、军各种首脑机关，逐渐迁到茨坪。为了进行根据地的对外防务，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下设防务委员会，由王佐担任防务委员会主任，负责整个根据地的防务。 如果把井冈山根据地比作为在四周白色恐怖中的一个小小的红色国度的话，那么，王佐该是这个红色国度的国防部长了。 不过，王佐这个防务委员会主任不但负责根据地的防务，整个根据地军民的吃喝拉撒睡他都得管。有什么办法，谁叫他是井冈山的“山大王”呢。 这样，王佐还要负责在上井的造币厂，在茨坪的军械处、被服厂，分布在茨坪和各个乡的公卖处，地方武装赤卫队、暴动队也听他的，最后，没有盐吃了，也都向他伸手。 袁文才和王佐的能干、苦干，不仅得到毛泽东的赏识，而且，也得到了根据地军民广泛的认同和赞许。他们所起的作用对于根据地的重要性也日益显现出来。 随着井冈山的斗争向纵深发展，袁文才和王佐两人的兼职也越来越多。红四军成立后，袁、王所部编为三十二团。袁文才、王佐分别担任了正副团长，接着两人同时当选为红四军军委委员，进入了军队的最高领导层。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于1928年5月下旬在宁冈茅坪的苍边村成立，袁文才出任政府主席，8月份又兼任了宁冈县委书记。在5月和10月分别召开的两次中共湘赣边界党的代表大会上，袁、王又两次双双被推举为特委委员。可以说，这时期，是袁、王一生的巅峰时期，他们的事业如日中天。 也许正应了那句古话，“福兮祸兮”，正当袁、王在为井冈山的事业弹精竭虑之时，一朵他们看不见的乌云，正从遥远的北方向他们慢慢罩来。 1928年的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在这个会上，同时打出了反右和反左的旗帜，但令人痛心的是，其实这个会还在向“左”转。大会认为革命的动力，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把所有非无产阶级和非农民都推向了反革命的阵营，一些本来可以团结的力量甚至自己的同志也在这个指导思想下被当成了敌人，由此引发了一幕幕的悲剧。 1929年1月，中共六大的决议案，经过辗转，在历经七个月的长途旅行之后，到达了井冈山这个山旮旯里，而这个时候，井冈山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虽然决议案已迟到了半年多，但毛泽东对此仍很重视，首先，他仔细地阅读了决议案的全文，里面的一些内容让他想不通。待看到中央对于土匪的处置问题，他心中一跳，马上想到了袁文才和王佐，看来这个问题还得区别对待，他想。 毛泽东知道，应该在根据地的高层领导中，统一一下这个问题的认识。由于怕产生误会，开一个小型会议避开了袁文才和王佐，只叫了朱德、陈毅、彭德怀、谭震林、陈正人和永新县委书记王怀、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等人参加。学习党的六大精神，毛泽东着重宣读了《苏维埃政府问题决议案》。 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之后直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 如一声轻雷滚过，会场中议论鹊起。 本来，作为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的袁文才和王佐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有的与会者有些犯嘀咕，现在听了这个决议案，才知道二人没有参加的原因。 问题已经很明显了，袁文才和王佐正是中央所说的“这类首领。” 念完，毛泽东先未发表任何意见，他燃起一支烟，眼光扫过会场。 王怀和龙超清最先站起来表态：“既然中央有这样的指示，我们应当执行，对于井冈山的土匪，我们也应坚决歼除。”不言而喻，矛头直指袁文才和王佐。 最富戏剧性的是，袁文才和王佐1927年率部攻打永新城，救出了被反动派关押在永新城内的王怀等永新县党组织的负责人。 龙超清曾是袁文才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而最后将袁文才和王佐送上断头台，不能不说龙超清和王怀也有着推脱不尽的责任，其中原因种种不一而足，后文会有交代。 关于他们思恩怨怨的最后一幕在1932年定格：1931年底，龙超清在赣南的广昌县被错杀；1932年5月，王怀被错杀…… 这时，听见龙、王二人有此言论，曾因上级一纸所谓“指示”而在湘南大吃苦头的朱德和陈毅等人立即反对：“看来具体问题还是要多具体分析。依我看来，袁文才和王佐不能算是土匪的首领，他们在绿林时支援过革命，也曾改编成农民自卫军，现在二人又都是军委委员、特委委员，不但是党员，而且是党在根据地的领导人员，红军中出色的指挥员。难道我们忍心拿起屠刀，杀害我们自己的同志？” 一语既出，陈正人、谭震林等人纷纷赞同。 双方有些争执不下。 作为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前委书记毛泽东将自己置于浓厚的烟雾包围之中，似乎对眼前的争论置若罔闻。 争论市尽，大家的眼睛都望向毛泽东。 最后，毛泽东将手中的烟蒂一扔，一锤定音： “对于袁文才和王佐两位同志，我们不能把他们当作土匪看待。经过一年多的考察和共同的战斗，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为党的事业，为根据地的巩固，为红军的壮大，兢兢业业，立下了许多功劳。他们是功臣味，这样的同志如果被杀，我们将无立锥之地，革命事业将遭到重大损失……” 事情似乎有了结论，开完会后，毛泽东轻松地认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但是，毛泽东没有料到，这件事远远没有结束。这道由中国那些脱离实际的共产党人在远离祖国的莫斯科所制定的“圣旨”，如一个幽灵，久久地在井冈山，在中国的上空徘徊，许多正直的人因此而含冤死去，只不过袁文才和王佐应该是蒙冤较早又影响较大而又深远的两位。 大幕已经徐徐拉开，一场悲剧，即将上演。 而作为本剧的两位主人公的袁文才和王佐，还懵然无知。 “金、木、水、火、土”，中国人以土为本，土籍即本籍，土籍人也就是本地人，而客籍人显而易见是后到者。 客籍人正名应该是客家人。客家是中国悠悠几千年文明之中孕育的汉民族中特殊的一支。客家先民本是中原汉人，由于战乱、饥荒和政治等原因背井离乡辗转南迁，然后扩展到江酉、福建、广东、广西、四川、湖南以及台湾等省。 明末清初，大批客家人从福建、广东等地迁到江西、湖南等地的边界地区。毛泽东所作的调查是：“他们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达几百万之众。” 但是，客之所以为客，表明了他们一无所有的境地。客家人坚毅、勤劳、开拓的优秀品格使他们能够在艰苦的条件下建筑自己的家园。在田地全为土籍人所占有的情况下，他们沿山而居，而对土籍人来说，这群远道而来的“客人”无时无处不对他们产生着潜在的威胁。这样，双方的矛盾便不可避免。 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袁文才、王佐势力膨胀，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了当地客家人利益的代表。 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对这种现象看得真切，因而也就倍感痛心。翻开《井冈山的斗争》，在《党的组织问题》一节中，毛泽东用了不少的笔墨来向当时的党中央解释土客籍的问题。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引用毛泽东的原话，以使这个问题更显清楚： 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前年和去年的国民革命，客籍表示欢迎，以为出头有日。不料革命失败，客籍被土籍压迫如故。我们的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最为严重。前年至去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结合，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推翻了土籍豪绅的政权，掌握了全县。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绅带领朱培德军队“进剿”宁冈，重新挑起上客籍人民之间斗争。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 毛泽东当然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同志为这种恶劣的封建陋习而互相忌恨甚至仇杀。他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一度，边界上客籍同志之间，出现了少有的空前团结。 然而，这种土客籍之间的“蜜月”并未维持很久。 1929年1月，毛泽东与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下山，出击赣南闽西，前委随之而去。以土籍人为主要领导的湘赣边界特委成了井冈山地区的最高领导机构，一些矛盾也慢慢随之加剧，土客籍之间的矛盾更是迅速成为了多种矛盾的焦点。 红四军下山，井冈山失守之后，特委亦被冲散，但很快便得到恢复。 然而，曾担任边界特委委员的袁文才和王佐无缘再进入特委。 在1929年5月重新选举的特委里，邓乾元、朱昌偕先后担任书记。刘天干任副书记，邓乾元、刘天干、刘真、陈正人、谭思聪为常委，执行委员中还有宛希先、朱亦岳、龙超清、王佐农、周里、苏瑞兰。袁、王二人再次无缘。 曾为客籍所受的欺凌而打抱不平的袁文才和王佐，已被枪口悄悄瞄准。 而在这个时候，有些有身份的人，还在推波助澜。 曾任湘赣特委书记的杨开明还向中央告了一状： “袁王二人都非常狡猾，且有能力，对党的认识很薄弱，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常浓厚。 “他们二人根本无改变之可能，因为一则不接受批评，二则不看党的书报（王不识字），只相信自己才能，枪杆子万能而已，对我们的政策，常常面是而心非。 “所以夺取土匪的群众，加速急谋能解决土匪首领，应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 以上是杨开明在1929年2月25日所说的话。 1929年8月，即将离任的特委书记邓乾元，则是说得更为离奇，把问题看得更加严重： “本来边界的政权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而是与土匪合作的联合政权，现在土匪问题更加严重。” 邓乾元还向中共中央建议了解决袁王的详细办法： “对此问题，边界原有三策：第一是调开，此为上策；二是敷衍以图安，此为中策；三是照六次全会的指示解决之，此为下策。中策行之最久，上策亦行之，而土匪不再上当，下策则须依现时之情形，而中策不能再行，上策能行固好，不能行则请问是否执行下策或想办法？” 他们采用了下策。 平心而论，美玉尚有暇疵，袁文才、王佐，凡人耳，岂能是十全十美之人？ 他们也有缺点。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下山前夕，为了调整守山的力量，毛泽东主张留下三十二团协助红五军，同时，为了加强红五军的力量，又从红四军抽调一部分干部充实到了红五军，而袁文才则担任红四军副参谋长，跟随红四军大部队行动。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部队走到东固，袁文才竟一人私自跑回了井冈山。 袁文才欣欣然下山，为什么半途折返？据一些当年曾是袁文才与王佐部下的老人讲，袁文才在进东团的路上，意外地得知了六大文件《苏维埃政府问题决议案》的内容，心中惊慌，此致不告而别；再加上他地方观念太强，害怕此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得来，于是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 不过，袁文才终究是一位党员，在王佐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时任宁冈县委书记的何长工，勇敢地承认了错误。宁冈县委给了他一个党内警告的处分，并让他继续担任宁冈县委常委。 事情平息了，但袁文才走了这不该走的一步，实为下策。 同时，袁文才这次不光彩的逃兵经历，也为他日后的杀身之祸埋下了祸根。 毋庸讳言，早年的绿林生涯也导致了袁文才和王佐一些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唯我独尊，目中无人。绿林时期，袁、王二人在井冈山上下相互呼应，控制着这一带的生杀大权。 曾有老人回忆说，工农革命军来井冈山之前，五大哨口之内，大小五井一带，任何可疑之人均逃不过王佐的眼睛。某个外地人在井冈山买了一只鸡蛋，王佐都能详细弄清来人的身份和来龙去脉，正是这样，以致后来积重难返。 但是后来，及至毛泽东来到井冈山，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 毛泽东初来乍到时，袁文才和王佐对毛泽东心怀戒意，但看到毛泽东毫无敌意反而给他送枪，帮助训练部队，猜疑之心渐去，转而信任。再后来，被毛泽东的诚恳所感动，被他卓越的才华所折服，他们对毛泽东简直到了推崇备至，近乎膜拜。 个人崇拜是中国几千年来的痼疾，而作为绿林出身的袁、王，似乎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相信的是某个人。 久而久之，在井冈山除了毛泽东和朱德，袁玉渐渐不大瞧得起别人，他们眼里也只有朱毛。 也正因如此，朱毛下山后，袁王开始不大相信特委的领导人，而特委的领导人因与袁王在上客籍问题上积怨已深，看到袁王不听特委的话更是忿忿不平。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佩服”特委一些人的政治“能力”和理论“水平”。随着与袁王矛盾的加剧，他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中共六大文件，这是他们的尚方宝剑。历史朝着我们极不情愿看到的方向然而却是沿着预定轨迹向前缓缓推进。 一张大网，已经撒开，只待信号一响，便要收紧。 袁文才和王佐想创办红军的兵工厂的想法及其行动，对特委一些人来说，就是一声刺耳的信号。 时间推进到了1929年的下半年。由于军事斗争的需要，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逐渐远离了井冈山，向外游击，他们目的是要建立湘鄂赣根据地。 袁王部队虽然属红五军编制，但他们主要还是在井冈山一带活动，这时袁文才和王佐分住于茅坪和茨坪，成为留守在湘赣边界的主要军事力量。按照中央的有关规定，袁王的部队仍归属湘赣边界特委领导，虽然袁王与特委貌合神离，但一俟情况有变，袁王还是会听从特委的召唤，联合行动。 转眼到了1930年的春节，袁文才和王佐开始实施他们酝酿已久的办兵工厂计划。 他们将目光瞄准了罗克绍。 罗克绍，是湖南茶陵县江口人，湘赣边界五县反动民团的头目，专以红军为敌，为此，他还在茶陵开办了一个能生产枪支弹药等军需品的小型兵工厂。这个兵工厂七天能造一条步枪，在湘赣边界一带，罗克绍有“军火土豪”之称。 罗克绍，对袁王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 刚过完春节，茶陵县游击队队长吴光涛报告袁文才和王佐，他已探得罗克绍的行踪，正月里，罗克绍就住在离茶陵江口二里之遥的蕉坪他的姘头家里。 袁王一听，磨拳擦掌，2月11日，一个晴朗的早晨，袁王带领部队从宁冈新城出发，向茶陵江口开去。 原袁文才部战士郑善致回忆说：“江口是个有百户人家的小圩镇，只有一条小街，蕉坪离江口大约两里样子，站在山口能看清整个蕉坪，一条小河流向江口，和沔渡流来的大河在这里会合，小河的两边都有房子，是个二三十户人家的村庄。罗克绍的姘妇住在河对面的一栋青砖大屋里，也是比较富裕的人家。天一亮，大概5点钟左右，就听见江口响起了枪声，我们就下水过河，冲到他家。罗克绍刚刚爬起来，他是个高大粗壮的人，他披着一件中山装，还没有扣上，里面穿着葡萄呢的马褂，头戴土产白色染成的黄大盖帽，一只手拿短枪，一只手拿着皮带还没有系上，对大门直出。这时王金标和刘升两个人冲上去，罗克绍拿起枪向他们开了枪，但没打响，马上就跑。大约走了百步远，门口一个河坝，刘升把步枪一扔，扑上去双手卡住他的脖子，王金标脚上解下绑带把他的手反绑起来了。这时我们一起冲进了屋，捉到了他一个勤务兵，搜到了两技兵工厂造的新枪，楼上楼下搜了一遍，里面有很多腊肉腊鹅。搜完后，我们在沙洲集合。这时，袁文才、王佐带领部队把兵工厂的东西挑来了，枪工抓到了十七八个，也押来了。” 袁文才和王佐对枪工非常客气，他们知道要办兵工厂，得靠这些“专业技术人才”。因此从茶陵返回时，这些枪工空着手，而那些战士每个人肩上都挑了沉甸甸的一担。 回到宁冈新城，袁文才亲自给罗克绍松绑，并备了丰盛的酒菜为他压惊，吃喝罢了，又拉罗克绍打麻将。 而罗克绍惊魂未定，从头至尾，犹如一具行尸走向，任由袁王二人摆布。 这时宁冈县的赤卫队队长谢希安看到袁王对罗克绍待如上宾，礼敬有加，便跑到袁王面前坚决要求杀掉罗克绍。 袁文才只白他一眼说了声：“你懂什么？” 郑春致也不懂，他问中队长，中队长是个聪明人，他莞尔一笑：“杀了他，怎么到长沙去搞钢铁、洋硝。” 郑善致恍然大悟，但谢希安，最终也没有悟，他气呼呼地将此事告诉了担任宁冈县委书记的龙超清和湘赣边界特委。 不过，谢希安说的是袁文才、王佐勾结茶陵大土豪罗克绍。 “袁文才、王佐勾结土豪。” 这件事传到特委，不啻扔了一颗炸弹，特委个别人在这件事上做足了文章。 不过，决定要杀袁王的毕竟是特委个别人，有些特委领导人并不愿看到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他们为调和双方的矛盾尽着自己的努力。 为此，特委在永新的九陇山召开了一次特委会议，旨在调和袁王与特委的矛盾。 然而，这次会议非但没有调和矛盾，反而使矛盾进一步恶化，这次会议也是最终以双方的激烈争吵而告结束。 事已至此，袁王和特委已发展成对立的两个派别，几到水火不容之境。 正在这个时候，一位关键的人物——彭清泉出现了。 这时的彭清泉是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出现的。 纵观井冈山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上级的特派员或巡视员一出现，井冈山往往就会遭到损失。 1928年3月，湘南特委代表周鲁到井冈山指导工作，边界出现了三月失败； 1928年6月，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派任边界的特委书记杨开明到井冈山，边界有八月失败。 如今，彭清泉作为历次最高级别的巡视员来了。 其实，只要仔细想一想，我们就会明白。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特定的条件，要指导井冈山斗争，只有亲身参加了井冈山斗争的人才最有发言权，个别人高高在上，只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凭一时的兴趣、一时的冲动，就乱发号施令，瞎指挥，其后果必然是一场浩劫。 中国，经历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彭清泉来了，他带着上级指示而来。 显然，在看了杨克敏、邓乾元等人的报告后，上级要有所动作了。 1930年1月18日，在袁王大难临头的前一个星期，衔命而来的彭清泉在遂川县的于田圩主持召开中共赣西、湘赣边界两特委和红五军军委的联席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对袁王的处理，包括详细的解决办法。 会议最后决定，袁王问题的解决，由彭清泉督促执行。 紧接着，特委下令，整编地方武装，准备配合主力红军攻打吉安，请袁文才、王佐速率所部赶到永新城集结。 一道进退两难的命令。 袁王在紧张地思索。 特委在这个时刻下这个命令，让人觉得前方是一个巨大阴森的黑洞，特别是带着所有的部队，离开熟悉的井冈山，开进土籍人群集的永新城。 而退一步呢？ 袁文才、王佐同样考虑到了。他们与特委之间本已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任何小小的差错都会给对方以口实，给对方留下把柄，这种厉害，他们领教过多次了。也许，他们等的，就是这一招？ 前思后想，愁肠百结…… 最后，袁文才、王佐终于带领部队，在特委规定的时间内赶到了永新县城。 大幕彻底拉开，一场导演了许久的大戏，正紧锣密鼓地上演。时间是1930年2月22日。 袁文才和王佐进到永新城内，受到了特委热烈而热情的接待，那种同志加兄弟的氛围，让人感到“宾至如归”。 但是，袁文才和王位很不安。 当天晚上，特委会议在永新城一家民房里召开。 彭清泉直奔主题：“有人背着特委，勾结茶陵土豪罗克绍，破坏苏维埃政府，破坏分田，受编不受调……” 罪名之大，足以蛊惑人心。 袁王二人头皮阵阵发麻。 袁文才虽是绿林出身，但到底读过几年书，见过世面。他忍住气，站起身，将他们这段时间的行为—一向特委作了汇报，最后，又把抓罗克绍的动机和经过—一详陈。 会场出现了短时沉寂。 而耿直的王佐早已按捺不住：“你们这帮人，整天无中生有，老子为建兵工厂，辛辛苦苦，却遭到你们的污蔑……” 朱昌偕说：“你们干什么事都背着特委，根本就不把特委放在眼里……” 接着，王怀、龙超清等人群起而攻之，久积的忿怨，化作了种种罪名，纷纷落到了袁文才和王佐的头上。 同情的天平，迅速偏斜，倾向特委一方。 袁文才、王佐据理力争、力陈己见，就种种强加于自己的不实之词和莫须有的罪名，作着努力的解释。然而，这时，双方的争吵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任何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会议的形势，变得已无法控制了。 恼羞成怒的彭清泉，拔出手枪，“呼”的一声拍到桌子上，双眼似要喷出火来，“你这个土匪，眼里还有没有上级领导？” 如同晴天霹雳，喧闹的会场霎时死一般寂静。 “土匪”，这在当时是一个敏感的字眼，早已知道中共六大文件内容的袁王最担心听到的就是这个字眼。 然而，这两个字已经从代表中央的人的嘴里嘣出来了。 仅仅沉默了几秒钟，不甘示弱的王佐也“啪”的一声将自己佩带的勃朗宁手枪放在桌子上：“你敢骂我们是土匪？老子的枪也不是吃素的！老子今天就做个土匪的样子给你看看！” 朱昌偕急忙出来回场：“大家息怒息怒，暂时休会。” 会议暂时结束了，但是，双方堵在心中的怒火却越烧越旺。 休会之后，彭清泉叫住朱昌偕、王怀、龙超清等人，又连夜开会，决定由朱昌偕、王怀火速赶往安福的洲湖，请驻扎在那里的红五军出面，帮助解决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队。一切办妥，朱、王二人又先期赶回了永新。 第二天，特委对前事只字不提，杀猪宰羊招待袁王及其他县里来的地方武装。晚上，又请来一个戏班子，在城里唱起了采茶戏，一派歌舞升平、太平无事的模样。 这天晚上，朱昌偕按照预定计划，将袁文才安置在尹家巷22号院里，王佐则安排在尹家祠堂内，与刁辉林、李神龙住在一起。 24日拂晓以前，红五军第四纵队臂缠白布带，在郭炳生、刘宗义的带领下，按照特委的交代，如期赶到了永新城。 彭清泉下令：“事不宜迟，立即行动。” 清晨4时许，一声尖厉的枪响划破永新城宁静的夜空，霎时，永新城内枪声大作。 朱昌偕一马当先，手提驳壳枪，冲进了尹家巷22号。睡梦中被惊醒的袁文才翻身而起，急忙从枕头底下掏出手枪。 然而，已经迟了，朱昌偕手起枪响，袁文才裹着蚊帐，沉重地滚下床来。 住在尹家祠堂内的王佐听见第一声枪响，便已惊醒过来，他知道大事不好，马上跃起，与刁辉林、李神龙等人冲出祠堂，跃上战马，驰向城外，沿着向井冈山的路径，飞奔而去。 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料到，在通向井冈山的必经之路东关潭上的浮桥早被悄悄抽去。 王佐等人还茫然无知，后边的枪声越发急了。朦胧之中，看看快到东关潭边，王佐又快马加上一鞭。 随着“扑通通”几声沉闷的响声，王佐等人未及勒马，一头栽进了东关潭，平静的东关潭顿时掀起阵阵涟漪…… 三天之后，在东关潭下游，浮起了王佐苍白肿胀的尸体，脸朝青天，国眦尽裂…… 一代豪杰，英魂飘散…… 这年，袁文才三十二岁。 王佐，三十二岁。 这一对生死老庚，真正做到了同年所生，同年而死。 据老人们说，那一夜，永新城激烈的枪声，让人听了心碎。 湖南醴陵人翁徐文在这场突发的事变中是一位目击者。1930年2月，他作为莲花赤卫大队的一员，随部赶到永新，听命特委整编，然而晚上突然接到命令，说袁王已经反水，要他们去缴袁王的枪。他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当晚还规定了两个口令，先说‘普通’，再说‘特别’，如果答不上来就可以开枪，事后每人发一条白带子捆在左臂上，目的是与袁王部队区别开来，发现没有白带子的就开枪。凌晨四五点钟全城开始行动，枪声四起，听说袁文才是被特委的一个人用手枪打死在床上。我还在窗口外看了，有几个尸体，很多血。袁王部队大部分都在城内解决了，结束后就天亮了，听说王佐带了一个连逃跑了。我们后来才知道王佐淹死在河里。” 郑善致当时也跟着袁文才到了永新。他说： “半夜过后，大概2点钟左右，我们听见了枪声。我爬起来连鞋都没穿，走出门去一看，茶陵游击队住地门口打死了一个卫兵，五军的人冲进茶陵游击队的驻地，茶陵的同志说他们是茶陵游击队，五军的人退了出来，冲到了我们驻地。他们问我们是哪里的，卫兵说，我们是宁冈的，一下子冲进好多人，我们一看，红袖套上还扎了白带子。他们冲进来说；‘缴枪、缴枪’，枪都是挂在墙上，他们把枪取下来又说，‘上刺刀，’这时我一听不好了，就在混乱的时候钻了出来，走到对面一个磨豆腐卖的店里，想从后墙爬出去。我还没爬上墙，忽然几根枪顶住我的背上，‘你走，就把你打死！’我被俘押回二中队驻地，二班人看守我们。一、三中队听我们这边叫缴枪，马上关了门。他们从楼上们缝里与红五军打起来了，一直打到天亮，有四个人打断窗子杆，跳了出去，一个个打死了。 “天亮了，停止了枪声，我们被关在南门一个大祠堂里，派了部队看守着。听说袁文才被打死了，王佐逃走了，还派了两个会水的人去东关潭摸，看是不是淹死了。” 当年曾是红五军战士的田长江说：“关于王佐、袁文才被杀的问题，那是1930年发生的事。当时我们住在离永新城几十里路的地方，李灿给我们讲了话，说接到特委报告，袁、王要反水，要我们去解决他们。部队傍晚出发，拂晓前赶到永新城。我参加了这次战斗，我们左手臂上扎了白毛巾，以白毛巾为记号，还规定了两个口令。袁文才是打死在床铺上，床铺是用门板架的，袁文才还没有起床，就被枪打中了。王佐冲出去了，但在过永新河时淹死了。他们的部队也被打散了。” 另一位目击者，当年的红五军战士，建国后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的李寿轩中将说：“这次行动的时间是一个晚上，部队将永新县城包围了，参加的部队除我们这个大队外，还有其他大队。人不多，只有二三百人，郭炳生、张纯清等都去了，当时说袁文才、王佐是反革命。袁文才是朱昌偕开枪打死的，袁文才和朱昌偕睡在一起，一到行动时间，朱昌偕便将袁文才被打死了。王佐大概听到枪声，马上冲出去了，永新县城他熟得很，我当时执行的任务是守在城墙门口的城墙上头，袁文才被打死了以后，我们看见王佐往浮桥上跑，部队也让王佐跑，浮桥是用船撑的，中间的船没有了，结果王佐落水被淹死了。” 仅仅过了三天，长沙《大公报》发了一则消息：“彭德怀枪毙袁。王两匪：原因疑袁、王有反动行为，捉获守望队长不杀。” 袁王事件过去二十九年以后，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以及在此之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有人跳出来向彭德怀开炮，指责彭德怀当年为吞并袁玉部队，不惜杀害袁玉。 彭德怀有口说不清。 让我们再回到1930年2月22日的深夜。 特委书记朱昌偕与永新县委书记王怀赶到安福县洲湖红五军驻扎地，直接找到了彭德怀。 朱昌偕和王怀说：“袁文才和王佐要叛变了，在永新县城联席会议上，他们强迫特委决定把边界地方武装归他们改编统率。王佐讲话时，把驳壳枪砸在桌上威胁我们。现在永新城内驻的全是袁文才、王佐部队，如果我们不答应他的条件，所有参加会议的边界县以上同志有被一网打尽的可能。事情到了万分危险的地步，请求红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局。”。 彭德怀感到疑惑：“去年五六月间，王佐率特务营和五军共同行动打乌县桂东、城口、南雄时还不坏，不算太蛮横，不致如此严重吧！为什么变化这样快呢？” 朱昌偕急得直跺脚：“哎呀，这完全是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以后挑拨起来的，说来话长，现在来不及细说了，还是请五军的同志快去解围吧。” 彭德怀感到棘手，他见事情突然，时间紧迫，便立即主持召集了军委临时会议。 会议决定，由郭炳生、刘宗义（即张纯清）带领四纵队，立即赶赴永新县城，协助特委平息这场突发的反水事件。 23日晚，红五军第四纵队赶至永新县城，臂缠白布巾，与驻扎在城内的地方武装一道，向袁文才、王佐部队发起了全面进攻。 一桩轰动一时的惨剧，由此酿成。 作为红五军的主要负责人，彭德怀和滕代远是这样看待自己的一念之决。 滕代远说： “解决袁文才、王佐部队是1930年初。一天，特委书记朱昌偕和永新县委书记王怀来到军部，说：湘赣边界特委在永新开会，袁文才、王佐把枪摆在桌子上，要特委把地方武装交给他们指挥。特委没有办法，要求五军支援，把他们解决。我们错误地听一面之词，彭德怀同志当即下了决心，派郭炳生这个纵队到永新去把袁文才、王佐部队解决了。解决袁文才、王佐部队不是预谋的，没有印象。” 彭德怀说： “朱昌偕同志说，如果红五军不立即去解围，边区党有被一网打尽的危险。我们接受了特委书记这一要求，便采取了行动。即令第四纵队随朱昌偕同志进抵永新城，袁文才首先冲出来被击毙，王佐在永新过浮桥时，跌在桥下淹死；王佐的特务队数十（大约三十人）人逃往井冈山，其余二百人交给边区特委整编了。假设这些合乎当时事实，那么就同1931年，当敌人进行第一次‘围剿’之紧急关头时，总前委在桥头决定解散二十军的情况，大致是相似的。如果朱昌偕同志反映的事实不符，那么，我犯了轻听轻信的严重错误。” 在袁王被诛杀的当天，他们的部下，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除少部分逃回井冈山外，其余的或被击毙，或被遣散，或被改编。 然而，特委仍不放心，事后，又令红五军第三纵队派出部队上井冈山搜寻袁王的余部。第四大队长李聚奎接受这任务，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 李聚奎是1928年冬随红五军上井冈山的，初到井冈山，他们受到了井冈山人的热烈欢迎，井冈山失守后，他随部队到了赣南，次年5月随彭德怀重返井冈山，受到了同样的热烈欢迎。 可是，1930年2月，这番上山来，李聚奎感觉到井冈山骤然对他冷淡了许多，部队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冷漠甚至敌意的目光。 特别有一次，让李聚奎震动更大，他们已侦察到袁王余部在一个村子里落脚，但他们赶到时，却连一个人影都不见了。他们问村里的群众有没有看见王佐的反水部队，群众回答： “我们不知道，我只知道红五军反水了……” 这句话也许有些过激，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特委的失误下，红五军做了一件错事。 王佐坠入东关潭几天之后，面目全非的肿胀尸体，被王佐的部下给运回井冈山大井。王佐的哥哥王云隆从王佐的手腕上捋下那只跟随王佐多年的玉镯套到自己的手上，面对群山，双膝跪下，恨恨不已，然后将罗克绍放回湖南茶陵，罗克绍代王云隆和袁文才都的副营长谢角铭在衡阳的报纸上通电反共。王佐的余部在王云隆的带领下集体反水，投到了遂川民团肖家壁的旗下。 后来，红军几次派部队攻打井冈山，均半途而返。有一次，肖克率领红十七师甚至攻到了黄洋界的山脚下，然而肖克也只能望着熟悉的黄洋界，望“洋”兴叹。 1930年10月，在红军最后一次攻打吉安时，原湘赣边界特委副书记陈正人向毛泽东汇报了袁文才和王佐的被杀经过，毛泽东闻之，顿足长叹：“这两个人杀错了。” 毛泽东已经知道，短期内红军想重返井冈山是不可能了。而事情也正如他所料。 1937年，在陕北高原的古城延安，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昏暗的油灯下促膝长谈，毛泽东再一次充满感情地忆起了当年井冈山的战友：“王佐这个人，我在井冈山时期，他就是忠实的共产党人，是执行党的命令的。” 同一年，同一个地方，当年井冈山的军长，后来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也满怀依恋地对另一位美国记者说：“王佐是个好同志，他是当地农民的领袖。” 1949年，沉沦多年的井冈山终于重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1950年，陈正人出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任书记，他在向毛泽东汇报江西的工作情况时，再次提到了袁王的事情，毛泽东则重复了当年的那一句话：“杀袁王杀错了。” 也就在这一年，1950年，当井冈山的映山红又像火一般燃遍山山岭岭时，多年的历史冤案，终于有了应有的定论：江西省人民政府追认袁文才、王佐为革命烈士。 1965年5月，又是一年杜鹃花红，毛泽东踏上了通往井冈山的路途，重访三十八年前的故地。在井冈山宾馆，毛泽东特地接见了王佐和袁文才的妻子。一见面，毛泽东便紧紧地握住两位老人的手，亲切地称呼她们“王嫂子”、“袁嫂子”，一如当年。 毛泽东还专门与两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合影留念，并安慰她们说：“你们的亲人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是有功劳的，他们为中国的革命是作出了贡献的。” 鲜艳的杜鹃还似当年的火红，平静的东关潭依然平静。九泉之下屈死的英魂，可以瞑目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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