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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民政局邀我，有一个机缘：民政部发了文件，要编辑一套大型丛书《中华著名烈士》，我县有四名烈士入血—我父亲凤翔，抗战时任过县长的刘济民，狼牙山五壮士中的叔侄胡德林、胡福才。3月，民政局给我打来电话，要我写我父亲的传记，要求在3月25日前一定交稿。时间紧迫，通完电话，民政局的朱久安、何平两同志便赶来北京，让我看了民政部编书的要求。 我说，今年是先父辞世六十周年，我写下父亲的传记，也算是对先烈的纪念。今年清明，我想回乡祭扫……。 老朱说：“你回去吧，县里每年清明节都有安排，回头我给局长汇报一下再正式通知你。” 4月4日下午，我坐长途汽车到了县城。 这里是我热爱的生我养我的家乡故土，可我已有两年不来了，我是被迫离开的。 没有想到，两年前，我因为写了一部为百姓所欢迎的书，成了县委书记宣布的“不受欢迎的人”，我再来县城，不许有人再接待我！而老乡刘茂林也劝说我：你还是离开家乡为好。 我这一生，吃了嘴和笔头的亏还少吗？真叫自作自受！ 1993年这一年可谓“劫机年”，中国大陆有10架民航机被劫持到台湾，8月份有一架从北京飞往厦门的民航机是我的老乡、师庄村的师月坡劫持的，引起家乡震动的是，由此揭出银行系统的腐败现象，百姓大哗。改革出版社的朋友听我讲述后向我约稿，要我写一本关于动机犯的书。我从1993年10月回家乡采访，经过几个月时间，写出《追踪劫机犯——采访实录》，1994年由改革出版社出版发行。 这本书给我带来了麻烦。我没料到，它在家乡反应如此强烈！ 写完初稿后，我返家乡核实、补充，此时，见到县新华书店经理陈新，他翻看了初稿说：“太好了！这部书保证受群众欢迎，我在咱县和附近县就能保证发它八千册到1万册。”原在广播局工作的朱嘉，自己办了个“友谊书店”刚开业不久，他说：“方老师，让我也发吧！我来组织一个首发式，您回家乡签字。” 书里有“半仙说鬼”一章，以韩半仙讲故事的形式写县级领导的腐败问题，我的老乡、原来当过副县长的老友反复劝我：“这章可不能要，你没有写名字，可谁都知道是谁，你还能回县吗？人家还不恨死你？”我反复考虑，老友说的在理，为了我能回县，忍痛割爱，最终删去了这一章，这样便可安全了。 书印出来，样书刚拿到县，便像油锅里撒了一把盐炸开了。 我写的“追踪劫机犯”，是以调查师月坡劫机的过程为线索，写出另一种“劫机犯”：劫持中国大好“时机”的腐败！对这腐败，实在他说，揭露得是很肤浅的，县级领导的问题并未涉及一字，然而这也触怒了年轻的县委书记和一些搞腐败、有种种不正之风的人。 县新华书店经理告诉我，他被免职了。那本书，县委有话，一本也不让进，那八千册书的想法只好“作废”，唉，人家是顶头上司呀！新的经理你别找，找也没用。 个体书店的朱嘉受资金所限，从出版社购来一千册，群众闻知，一抢而光，银行系统几乎人手一册，朱嘉高兴，请我和广播局的记者、中学高级教师朋友吃了一顿饭，听到群众争购此书的情况，我心感安慰。我的书本来就是写给老百姓看的。 那次我来县城，去了县委宣传部。宣传部副部长、文联主席老安面有难色，对我说：“你那部书出来，我受批评了，说我为什么不把关？我说文责自负，我能说不让作家写吗？所以……你这次来，我们就不能接待你了，实在无奈。”我说：“我完全理解你的处境，这样吧，为了感谢你，也为你因我而受到的批评，今天我请你吃个便饭。”他忙说：“不，不，不……咱们两便吧。” 他还敢吃我的饭吗？我真是书呆子！ 朋友送我离开县城，在等汽车时告诉我，县委书记在干部会上说：“方燕光写咱县的黑暗面，以后不能再接待他，他是‘不受欢迎的人’。” 此信息一出，有不少百姓给我捎信、找我，说当官的不欢迎你，我们老百姓欢迎，将来打起仗来，还得靠老百姓掩护你。 我很感动，立志一辈子为老百姓写，写老百姓，绝不和腐败同流合污。 1995年夏天，我在北京接到老乡刘茂林的长途电话，说我的房子漏水，怕我的一屋书被淹，让我快口县城看看。我回去了，见房子确实洇出水来，打开屋门，水把墙洇得脱落一层皮，书没有被淹，却少了不少，那书架上明显的空了，丢了什么，也不去管了！老乡告诉我，他压力很大，当官的说他不该借给我房用。我明白他叫我来是为告知我，请我搬走，我理解他，也感激他。 他兑：“咳，因为你写书写坏了！按说，你的书老百姓谁看谁乐，都说好，可老百姓有什么用？人家当官的都腻歪你回县里住，他们不安宁啊！” 我感受到茂林为我承担的压力，我既然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我就照茂林的意见搬走吧，免得惹麻烦，找别扭。 我的老友王彦民对我依恋不舍，他说：“咳，别听那个，还是老百姓长远，那些腐败官僚，还能呆多久？你还是留在家乡吧。” 考虑再三，还是搬走为妙，惹不起还躲不起？ 通过朋友介绍，我在保定军分区第二干休所租到一套房子。 我搬家时，王彦民一家全来搬书、搬家具，茂林也找了些人来帮助，分手时，我和茂林紧紧握手，眼里都含着泪水，却说不出什么话了。 从此，我再没有来家乡县城。 今天，我回到熟悉的土地，感情是复杂的，下了汽车，想先去看看老朋友王彦民，听说他患了脑血栓，我惦记他。走在马路上，没有人认识我。我一路走一路想，想了很多很多。人回到家乡，就像走向童年，重新走向人生，最容易联想人生的坎坷和命运。在长途汽车上和乡亲们说了一路。知道我就是写那本老百姓最喜欢看的《追踪劫机犯》一书的作者，便分外亲近，他们都邀我到他们村里去。一个乡亲说：“你如果当上官还不坐专车吗？ 如今县里的局长、乡长都坐上小汽车了，谁还像你这么寒酸，挤在大汽车里和老百姓说话？可话说回来了，你若坐专车，可就跟我们说不到一起了。”这话朴素而深刻，是社会存在、社会地位决定人的思想意识，因为我至今仍是无权无钱无势的三无百姓，才对腐败和不公正有和老百姓同样的愤慨。 我又走进王彦民家，彦民老伴把彦民叫出来。他瞒珊走来，双目呆滞，不说话，坐下了。老伴对他说：“你说话呀，见了你的知心朋友了，讲讲你的情况吧。” 老友还是不语，只用两眼看着我，他竟变得这般衰老了！ 1993年，我来采访劫机事件，县政府、公安局全不配合，到了山穷水尽地步，彦民给我出了主意，说收集材料写电视剧，让文化局支持；到劫机犯所在村师庄去找你认识的张吉星，做民间串亲访友，不就可以办成了吗？我照老友指的道，果然成功了。……如今，爱说的老友，怎么会不说话了呢？ 我能为老友做些什么？我向他讲按摩手脚，多活动多走路，促进血液循环的方法，他点点头竟活动起来，在屋里走动了。我说：“最要紧的是精神不垮，要乐观而有信心，一定会恢复好的！” 我不好久留，告辞出来，老朋友这时说话了：“你什么时候还来？你可来……”我答应：“有时间一定再来看你。” 我出门，他拖着脚蹒跚走出大门，走到胡同口，目送我走，直到我走完这长长的胡同，扭过头看，老友还在那儿站立着。我的眼湿了。 我还没有去民政局，先打通电话，去看“半仙韩川”，他曾在我的《追踪劫机犯》一书中出现。他是县里一个“怪人”，从小爱书法人迷，后自创一种行草，成为民间书法家。因爱书法痴迷，老婆说，你是爱字不爱人，你去和你的毛笔过吧，几年前与他离婚。他便带儿子和老娘过，他是农业专科学校学果木栽培的，为自由写字，他放弃了林业局给他承包的果树。他停薪留职，骑着自行车，车把上挂一酒葫芦四方讲学，说他的速成草书法。别人对他的痴不理解，称他为“怪人”。没有工资，写字要花钱买纸，说他本人有“半仙之体”也要食人间烟火，渐渐知道需有钱买米购菜，他这才开始跑北京荣宝斋，卖他的字了。那么多人了中国书法家协会又多次得奖的书法家的字在荣宝斋卖不出去，而他的字却被承认了。他没名气，却有好字，价不高，一幅字千元，卖字可换回纸墨钱和花用，这给了他激励。这些日子他闭门在家，打磨一个才做的长案板，做表字画用，见我到来，匆匆收起，让我帮他把长案抬放进里屋。 他向我展示一本厚厚的精美的书画册，称其为中华精品艺术展作品，由卢嘉锡题的书名，是他参加国际艺术博览会的成果，里边选了韩川的两幅草书，飞龙走蛇，真美。看他的墙上，也贴满他的作品。他见面便谈字，说，“我不管县里当官的事儿，他们求我写字，我不给，我有三不：我不赞成的人求字，不给；不孝父母、为人不好的求字不给；喝老百姓血不给百姓办事的官儿求字不给。”他问我为何这么久不来家乡？我说了因由，他说：“你不写县官们的腐败，也不行，还不如把我说的那章说鬼留下呢。中央纪委来查了几个月，没解决问题，那搞腐败的人更猖狂了。最近发生了一件大事，惊动了中央公安部，你知道吗？” 这事件真是耸人听闻！县里某公安派出所所长、副所长、指导员三人开着警车去查歌舞厅，喝个醉醺醺的又来到洗桑拿浴的地方，老板一见，慌忙接待，让按摩小姐过来照顾。这个小姐是东北姑娘，见那所长又来，心想：你们仗着这身皮，又来占便宜，欺侮人吗？今天要给你们点儿颜色看看，但姑娘还是脸上赔笑，说：“先洗洗再按摩吧。”所长、副所长、指导员，各找一个姑娘作陪去单间了。他们对这儿是熟悉的，从上级布置“扫黄打非”。清查卖淫嫖娼以来，他们以公安人员身份到这儿来过，听说这儿有“三陪”问题，那所长曾对老板训过话，告诫过不许有此类现象发生，老板点头称是；而今日到来，老板已从他们那发红的眼睛、酒气熏人的嘴里知道他们今天需要什么。 老板把那个漂亮的东北妞叫过来，说：“你要照顾好所长……”小妞说：“说好价，多少张？是全面服务，少了10张不行！”老板使眼色斥责：“这是谁你知道吗？只要伺候好，便给咱们开了财路。”小妞说：“那是以后，说的是今儿个，我们不是白给的。”老板说：“你找我说吧，快去，别让人家急……”那所长见到漂亮小妞，早就忍不住了，还顾得洗什么桑拿浴？他进到单间，早把警服脱了，扔到一边。东北妞一进屋，所长便如恶狼扑食一般，把小妞抱住，压倒在床上，小妞挣扎不起，躲着那酒气熏人的嘴巴，咬牙不让他那舌头进来。所长便扒小妞的裤子，并慌忙解自己的腰带。这时，那挎在腰带上的手枪脱落下来……恶狼所长亲不上小妞的嘴巴，便掀开她的上衣，一口咬住姑娘雪白的乳房吸吮起来……姑娘此时见到了那只落到床上的手枪。在恶狼不顾一切地咬她乳房。扒她裤子的时候，她扯下头上的枕巾，把那黑乎乎的东西包好；在恶狼的那个硬硬的东西，向姑娘的身体里插的时候，姑娘猛地翻身，把那枕巾里包的东西扔到床下去了。所长把姑娘的身子翻过来，姑娘一把抓住了那个硬东西，说道：“你知道，你可是公安派出所所长，你讲过，不能卖淫嫖娼的！”所长哪听得进去？他色迷迷他说：“那是说别人的，你和我……这不算事。”所长把姑娘的手推开，正要施暴，却有人敲门大声说：“桑拿浴的水好了，去洗洗吧！”这所长出了一身冷汗，把粘乎乎的东西抹到姑娘的身上，便慌忙穿起衣服，出门而去。门口站的是他的同伴，一个副所长，一个指导员，说时候不早该回去了。 他们三人上警车时，所长骂道：“你们俩小子咋这么快就完事了？”那俩小子说：“伺候我们的是安徽的小姐，老实。温柔……”当他们的警车又开到一家歌舞厅门口时，所长才发现，自己的手枪不见了，立时出了一身冷汗。“坏了，大事不好，丢东西了厂所长说这话时，指导员还开玩笑哩：“一分钱不花，你还能丢什么？不就是说j些精液嘛广“他妈的，我的手枪广他们三人这才感到真的大事不好了。 手枪丢在何处？谁也说不清。他们这一晚从歌舞厅与坐台小姐跳舞。吃瓜子，又到酒楼吃饭喝酒，然后又去洗桑拿原…这时，那个东北小妞把那支手枪用枕中包着已扔进地沟里了，让你这派出所长去急咆。想占姑娘的便宜，仗势欺人，强奸我，没那么容易。我要给这种人一个警告！ 所长丢了枪，不能不报公安局，公安局又如实上报。因为三人一同嫖娼丢了枪支，惊动了公安部，省委书记批示：一定要严肃查处！ 不知现在是什么结果了？ 腐败到这个地步，实在让人说不出别的，韩半仙只有骂：“这些王八蛋，不会有好下场的，都是些魑魅魍魉。妖魔鬼怪听了这事，我久久说不出话，我想到父亲，想起无数为人民牺牲的先烈。他们若地下有灵，能容忍这妖魔鬼怪再现于世吗？ 我在这儿为祭奠先父写了一首祭诗，韩川给我铺开宣纸倒出墨汁，我蘸墨写下《六十年祭》……我带上祭诗去县民政局。原来这个局就在县委大楼后面的一排平房里，办公条件简陋。它专管烈军属的优抚。荣复军人转业安置……眼下清明节，民政局负责安排接待烈属祭奠事宜，见我四点才到，老朱说：“中午就等你了。明天清明，我们去后台烈士坟祭扫，你看是否今天下午便去城里烈士碑下？我答应说好，他们便通知县电视台来，民政局己备好献给先父的花圈。 我们抬着花圈走向县城大礼堂旁边的烈士塔下，摄像跑到前面，记录下祭奠的情形，父亲的灵魂在这儿，看我们走来，我把写父亲当年斗争的剧本及《追踪劫机犯》和刚出版的《清和世界》放到父亲碑前，用它们压住我写的祭诗，仿佛对六十年前的先父说话、汇报……我请摄像拍下父亲的碑文，这个青石碑已刻成半个世纪了，它经历了家乡的沧桑，日月星辰照着这冰冷沉默的石碑，但我却感到石碑的灵魂……我的心和父亲对话。 碑文永在，它记述父亲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百姓争取生存的斗争以及1937年4月被害的历史。 我面对父亲的碑文，如面对沉重的历史。 此时，我把祭诗铺展开，对着历史倾诉： 六十年祭 先父辞世六十春 浩然正气万古存 血沃大地千树绿 心系家乡百姓亲 中华富强英雄梦 世界大同烈士魂 魑魅魍魉如再现 打鬼自有后来人祭奠结束，民政局同志安排我到县委招待所去休息。 招待所所长对我说：“你那本《追踪动机犯》可给我们招待所食堂招来了麻烦，让我们检查了一个礼拜，问我们向你提供了什么材料……”我向他表示歉意。如果不是民政局邀我，恐怕今天还难以回来呢。 晚饭由民政局安排在一家饭店的楼上，民政局的朱久安、何平、办事员小周作陪，有我请来的广播局的老郑、县中学的特级教师老孙。 饭桌上，人们又说起“腐败”问题，孙老师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他说：“你写的书已深人民间，记下了真实生活，诉说了百姓心中的愿望，老百姓不会忘记。你我对腐败深恶痛绝，可这‘现象’已渗入‘本质’，它才腐而不败；它的生命力为何如此顽强？恐怕与我们没有有效监督机制有关。不过，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中国总要走向民主，我对前途总抱乐观态度。” 人们说，那个坐着警车去嫖娼而丢枪的事件已有了处理意见：三个所长，双开除——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劳动教养三年！如果派出所所长不是丢了枪，怕此案永不会暴露，也该着这仁小子倒霉，只图一时痛快，一辈子的前程丢了，划不来呀。可他们当初是没想到会暴露才这么干的，人犯罪都有侥幸心理。 民政局的同志说：“你那本惹麻烦的书，不客气他说，写得很浅，好多深层的事你没有写呢。”另一同志说：“再写深方老师更回不来了，到此为止吧。这么大年纪了，求个安生吧，何必让当官的不戴见。”他们说的都在理。 吃饭说话也到此为止，约定明天清明我去父亲的坟前祭扫。 1 4月5日早八点民政局的同志来通知我：给我找了一部212吉普车，送我上坟。 吉普车是农业局的，在所有的局中，民政局最穷，只有借车。汽车向县东驶去，过金三角娱乐城，老友介绍说：“这是给有钱人开设的，只要有钱，这里什么享受都有。” 汽车过八于乡，下公路，向东去，奔我们村——李家庄。吉普车上了堤坡，沿着我童年小脚丫踩过无数次的大堤向我们村驶去，我去找志芳弟，门关闭，侄儿永春见到我，说：“他们上坟去了……”永春骑车在头前带路，我们去张庄村西坟地。 幼年记忆，这块坟地是风水宝地，古柏森森，从北边最高的坟头，依次向南排列下来。从1958年人民公社后，坟头便全部平了，却留下了烈士的坟茔，我父亲的坟前有解放后小学生栽下的一排榆树，1958年大炼钢铁时被砍掉，化成了土高炉的灰烬。 这坟地，留下了多少血泪…… 古柏树早就消失了，连同那苦难的历史。 抗战胜利，村里搭庆祝的牌坊，那柏树枝，便是从这坟地的柏树身上劈下来的。 幼时曾跟着妈妈在爸爸的坟前哭，哭日子的艰难，妈妈在这儿和爸爸倾诉了她心里的话，哭起来没完，都是邻居女人把妈妈扶起来，这才抹去泪水往前走。阴历7月15日是烧纸的日子，10月1日是送寒衣的日子……旧历大年三十傍晚，我跟二爷爷来“照庭”，挟一把干草在坟头上烧，说是给死者烧炕，怕孤魂经不住严寒……烧完之后，便呼唤死者“回饺子去”……清明，大家都来填坟扫墓，在坟头上压上纸钱。 现在我面前的坟墓，最西边的是我父亲的，父亲东边一个新坟是叔叔凤翔的，再往东，便是我的叔叔任凤岭烈士的坟头。他的儿子志芳早已在这儿为父亲的坟填上土了，我父亲的坟上也由侄儿永春压了纸钱。 父亲的坟头光秃秃的，旁边没有一棵遮荫的树；坟上没有青草。父亲孤独地在这土地上已整整六十个春天了。 我站在父亲坟前，似有满腹的话要对老人倾吐！我的心掠过一阵凄凉，我的泪水洒在父亲的坟前……我把带来的悼诗铺在地上，让春风来读；然后，点着了，纸灰在坟前飘飞。父亲，你在九泉之下能听到儿的声音吗？ 父亲，你离开人世时才27岁，你在人世的生命是短暂的，正当青春，风华正茂；你精神的生命永在，你永远是热血沸腾的。 你的孙孙今年已和你离开人间时的年龄相同，但他却与你那么遥远，他想的是怎样获得自己的财富，我把你一生传记的碑文拓纸钉在墙上，让孙孙读你的一生，读你的理想，他只看到一半，便扭过头去，他不能理解你了。何止是孙孙一个人呢？就是今天在家乡土地上掌权的县委书记，能理解你们一代的献身吗？ 今天，在掌权以后吸收的共产党员，有多少人还记起你们，时刻以你们的献身精神做榜样呢？ 我在你的坟前，感到孤独和凄凉！ 我想到多少年来一直响在我耳边的“如果……”在那豺狼当道的黑暗年代，如果你安分守己当小学老师，不参加革命活动，不立志推翻人吃人的旧社会，你不是可以平安度过一生，让一家老小不遭大难吗？当时的人，多数人也不理解你；张庄的地主豪绅吴纪戴，在打谷场上望着贫苦的为地主掐谷穗的女人们，对着我妈妈说：“你男人革什么命，纯粹是大傻瓜。 今天把自己的‘命’先革了！想共别人的产，哈哈，先把自己的产共了！”因为你革命，全家产业耗尽，在死亡线上挣扎，你当时没有想到自己的后果吗？ 父亲，今天的人看你，你不是世上的傻瓜吗？可如果没有千千万万像你一样忠诚的傻瓜，能有今天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吗？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不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吗？ 父亲，听爷爷讲，你当年为革命是不顾自己性命安危的，中央曾来密函，用米汤写的字，用火烤出来了，说是批评你“长于勇而短于谋，以后还要多加小心方好”，你太不顾及周围环境的恶劣，太多地暴露了自己，不然，你也许不致早早牺牲了……父亲，如果你活下来，活到今天，九死一生，你躲过无数枪弹，也能在十年动乱后幸存，又将怎样，你今年该是八十七岁的老人了！今天，你会说些什么？也像那天我见高扬伯伯，听他那样怒斥今日一些干部的忘本腐化吗？ 如果你不死，你是党的高级干部，我——你的儿子也不再是烈士遗孤，这几十年来我的命运还会那样坎坷吗？如果你还活着，我成为“高干子弟”阶层，我还会有这和百姓心连心的平民意识，还会这样对腐败嫉恶如仇吗：我还会被党的县委书记说成是“不受欢迎的人”吗？ 如果，如果…… 世界只有现实，而没有如果…… 我在父亲坟前立下这个决心：我不写如果，我要写下你离开人世间这六十年的风风雨雨。你的后代的坎坷命运，也是整个时代命运的折光！ 我在父亲坟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我走到叔叔凤岭烈士的坟前，深深地鞠躬：叔叔，你是1947年参军的，你是父亲当年吸收的共产党员。土改时，你是贫农团团长；分了土地的农民要保卫胜利果实，你带头参军，带出二十多名农民参加了解放军……环境艰苦，有不少人开了小差，回家当农民种地了，而你却留在部队。在一次战斗中，你抱雷去炸敌人的碉堡，一次成功，又一次成功，第三次你抱雷时牺牲了！你是董存瑞式的英雄！叔叔，你牺牲了整整半个世纪了！ 1983年秋天，我在大清河畔曾寻找叔叔牺牲的地方，写下一首小诗《寻找》：在这里，在这块熟悉的土地，有我叔叔留下的冲锋的足迹；他怀抱爆破筒去炸敌人碉堡，一声巨响，用生命写下了胜利！ 我来寻找：叔叔的足迹留在哪里？ 一幅石油战场的图画，使我迷离： 叔叔倒下的地方，立起巍巍钻塔， 机泵声声，可是烈士的生命呼吸？ 我的叔伯弟弟志芳站立在身边，对着他父亲的坟沉默不语。 志芳一直在乡政府广播站搞宣传，由于和父亲一样的耿直，不善人际关系，一直没有得到提拔，如今老了，儿孙都有了，也就不再想什么。那一年，我回老家，住在他村北新盖的房子里，我俩同睡一条大炕。他睡不着，对我说，某某当年参军开小差回家，生了几个大小子，如今当上村干部，有权有势；你家牺牲了，谁还管？活该！我爸爸若活着，我不会这样……他有一肚子牢骚。这次见他，该不会再提那些心里不平衡的事儿了吧？ 我回到县里，老朋友王彦民的儿子王小顺找我。他是个孝顺孩子，子继父业，也在县文化局搞照相。上午，他带老父到保定脑血管医院打吊瓶去了，下午回来便找我，说：“陈铁利打听多少次，他要找你，他调外县当副检察长了，今天回到家里，听说你来了，他要来看你。” 我也正想见到他呢！ 他因我在《追踪劫机犯》中“反贪科长”一章写了他而经受了一些磨难，我觉得对不住他。我一直奇怪：这是怎么回事？我歌颂表扬了一个为民办事，不徇私在法，不吃请受礼的正直的反贪科长，为什么会让某些领导大为恼火？有人竟讽刺说，‘全县只有陈铁利一个好人”而无端地给铁利种种打击！好人在今天就这么难做，世界竟如此不公平。我反复看了我写的“反贪科长”这一章，我写的是客观平静的，没感情色彩，怎会惹恼了，‘县太爷”？我想见见铁利，一向他道歉，二想问个究竟。 我如不在书里宣扬他的无私廉洁，为民办事，他早就从反贪科长提拔成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了。因为他一直是地区和省里受表彰的人物，因为我如实地写了他的正派，竟使他得不到提拔，只能永远是“反贪科长”了。铁利对此是平静的，因为他本来就不是想为求官而丧良心的人。知道此事的人都为他抱不平。 是我写的书害苦了他。 但铁利对我却无抱怨。 我有什么办法？只有这张嘴，这支笔，要为铁利讨个公道。 我给有关领导写信，向省市有关领导赠送那本书，说铁利的遭遇我终于听到了让我的心安宁一点的消息：陈铁利在本县不能提拔，调外县当副检察长了。 晚上，陈铁利到招待所来看我，满面喜色，一扫往日愁云。 他胖了些，便是心情舒畅的证明。 我提出久思不解的问题。 他说：“唉！过去的事了，不用谈它吧！我现在不是挺好吗？” 我坚持让他告诉我。 他说，其实他们在书里也挑不出什么来。你写了这么一段吧，他竟然把那段文字背下来了：“我扫视这反贪科科长的办公室，除去有书、文件之外，便是那厚厚的一袋群众检举信了……”他们由此怀疑我让你看了检举信，说书里写的问题都是我提供给你的，就给我加压力……原来如此。 事情已经过去了，不再提它了，铁利反复说这句话。他请我到博野县去看看，他在那儿几个月，己打开了局面，工作有了新的成绩，我为他高兴。我真想跟着我写的“反贪科长”去了解新的生活。我的主人公已更加成熟了，面对真诚的朋友，我不能不以真诚相对，说实在话了。 “朋友，我不能不告诉你，如果不是县民政局邀我来，我们真没机会见面了。为这件麻烦事，我已经整整耗了快一年的时光了，我的生命空耗在这毫无结果的事情上了。” “什么事啊，告诉我吧，看我能不能对你有些帮助。” “简单说吧，我们被熟悉的朋友坑了！他拿走了我们辛苦积蓄的准备购房的血汗钱……“他怎么坑的我们？是因为我们对他太相信了。 “他是我北大的校友，曾在北京市委工作过，以后到河北，给副省长洪毅当秘书；后来到河北省供销合作社北方大厦当总经理，因为把大厦的国有资产流失了，他被免职……1993年到了家乡廊坊，几年内成了暴发户，盖起了高级别墅。1995年年底，他以合伙在北京开饭店的名义姜我们把钱全部拿出来……我们把钱交给他，他却给了他的情妇。他骗了一拨又一拨，坑了国家坑个人，年底，他的情妇携款跑了，不知去向……我们多次向他索要借款，他一次次推托、我们分房要交款了，款却没有了，能不心急引我们沮咒这些坑人的人，我我的律师不少于10位，只有一个律师收过咨询费，他们无不同情我们的遭遇。律师们说不好办，法院判决你赢了，可不好执行。他说没有钱，你还有什么办法呢？再说，按规定，打官司要花一大笔费用，没钱的百姓，最好不要打官司……”铁利听完我的叙述，沉思良久说：“这种事在今天很多，打官司是下策，依我看，还是采取疏通之法，他不是原来副省长的秘书吗？你不妨找找那位副省长，让他出面劝说欠款人还钱；你看他还有那些朋友，能对他施加影响的，从侧面劝说，也给他一定的压力，说不定，他会把钱还给你们的……如果他仍不还钱，就说明他是认钱不认人，死猪不怕开水烫，决心坑你们了。到那时候，你不是还有支笔吗？把你们受骗的原委全面托出来，让社会评论这件事，告诉人们不要像你们一样受骗……那就是为出一口闷气，钱也就别想要了！ 最后他劝说我：“不要为这事伤心伤身体，把事儿看透，金钱也是身外之物，那些坑人骗人的，虽然得了钱财，他们的日子也不会好过的。” “放心吧，我早就想开了。人生如戏，我把这些当做演一部多集电视剧了。” 铁利、小顺都走了，我洗了热水澡，把一天的尘土洗去，睡了一个香甜觉。 我当天晚上赶回北京，妻拿给我一张4月5日的《北京晚报》，就在清明这一天，我的先父辞世60周年的日子，该报发表了我的《六十岁开始》，这可作为对父亲的一种纪念。 六十岁开始 我已经离休，我在去年给剧院的报告中写道：“从1946年10月当小通信员参加工作起到今天已整整半个世纪，仿佛刚见朝霞却已是黄昏；事业好像还没有开始，就要结束……”回忆五十年蹉跎岁月，八万里路途坎坷，感慨万端！我被列入作家、诗人、一级编剧行列，有多少成果？令人汗颜！再思之，这一生真正从事自己事业的日子又有多少呢？我从发表习作的1948年开始写日记，写了四十八年，近一百本，是能计算出真正写作的时光的。而我写得最长的一个作品是“文革”十年中写的血泪交代，三中全会后为我平反，退回的竟是六十万字。……有人说，老年人的书是往后翻的，青年人的书是往前看的。可如果你在回顾碌碌无为的历史只有痛悔时，便加速了衰老。去年6月，我在医院做了大手术，全身麻醉，体验了死亡，醒来大彻大悟。 我这六十年九死一生。死也不易！人生苦罪未受完，岂能轻上八宝山？人生不幸作家幸。六十年苦辣酸甜，各种痛苦体验恰恰是宝贵财富。以积极心态对待人生坎坷和种种不幸，便感到充实和幸福。我不感觉面临事业的“结束”反而觉得是新的开始：六十花甲子，让我从六十岁开始吧！我开始写我的“血色家族”，共计十五部，每一部三十万字左右，不想它能否出版，只想给世界留下一个真实的人生。六十岁换笔，我已背过“王旁青头兼瓦一”的五笔字型口诀，提高效率就延长了生命。市文化局将分我一套新房，我可以有自己一张写作的书桌，把计算机放在桌上，我要用电脑写作了……从人生的苦梦中醒来，是一个清新的早晨，我迎着朝霞做“中华养生益智功”，把宇宙的大气搂进我的胸中，我口吟出《六十感怀》——六十花甲子人生大循环旧我已逝去新我刚开端万事全看这一切顺自然名利身外物。 无欲心自宽 再造辉煌日 重写青春篇 这篇小文，可算是我的《离休宣言》。 我多想有一个安宁的地方，让我能完成我的十五部作品，可今天，面对生存，我还不得不去奔波：去呼吁，去求助，我需要索回钱来，购买一个能放书桌的房间……先让我好好想想我是怎样被骗的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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