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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我说过他当时的想法：这部纪实作品就是为打官司而给法院、律师提供一个详细的事件过程，作为“我向法庭的诉状”吧。 方燕边写“受骗记”，边等待着商秘书长从南方归来。 两个星期后，方燕给廊坊市政府拨通了电话，说是商秘书长回来了。 方燕的心竟怦怦响起来，仿佛他期盼的结果即将揭晓。他不知这10万元是否有了眉目？ 他的电话拨到了商秘书长的办公室。 商秘书长说：“我正要和你联系呢。市委、市政府委托我的事已经办了。你们的钱我没有要回来。我亲自找到了陈曾，告诉他：‘省长有批示，让我们和你说，把借珊月的九万元还给人家。’他一听便说：‘我哪儿欠她的钱，那是她向北京一家企业的投资！’他还说那家企业已经破产了，他只是介绍人，不能向他要钱，因为我不知具体情况，不好多说。他还说，因为和你是同学关系，你有难处，他可以帮助你一点钱。我告诉他：”因为是省长交办下来的事儿，我们要向省里汇报，你要写个材料。’这样过了一天，他把写的情况交来了。我们已电传给省人民政府督查办公室了。你可以到省政府督查办公室去看；你若看原件，可以到我们这儿。他写的内容就是他说的那些。” 方燕气愤地告诉秘书长：“陈曾是在说谎！他简直是无赖！我这儿有他写的欠我们九万元的条子！他在我上次去廊坊时，还亲口说他要还账。他又一次欺骗人！ 他现在属于省里的干部，我们市里不好管哪。实在对不起你，没给你办成。” 方燕只有连连感谢，感谢商秘书长并请他向市委、市政府领导表示谢意。 看来是要想别的办法了！ 这天下午，王天明律师来方燕家，知道了这些情况后说：“这叫做和平方式谈判无望。他不可能明智，是利令智昏。他这人也太缺德了！他死猪不怕开水烫，还就要烫他！他和儿子用什么钱盖了自己享受的高级别墅？他这是‘非法所得罪’！银行贷款绝不是让他盖别墅的，这也是非法挪用！应该把他的问题做全面揭发，告到中央纪委，然后再到河北省人民检察院举报他！看情况再把咱们的官司挤进去。你不能只说自己被骗走10万元。那这事大小，你若到南方，不是诈骗百万元以上，就立不上案，排不上号！如果谈判不成，他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得用非谈判形式了。” 按照律师指点，方燕开始考虑新的方式斗争了。 方燕已经给中央纪委写过一封揭发地质局问题的信，如石沉大海。说心里话，此刻他对中国的反腐败斗争能否进行到底，有点信心不足了。虽然经名记者指点后，他已有点超脱；尽管用旁观者看剧的心态对待此事，以求心理平衡；但他毕竟又是剧中人，他的诗人气质决定他不能不动感情，以致使他的心动过速。 他又想到一位北大同学，当年曾在北大中文系，后来转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华博，他是资深记者，对中央精神吃得透。方燕想找他谈谈。 华博已经离休，很热情地接待老同学，愿意为老同学尽绵薄之力。方燕详谈了陈曾的一系列问题和他为索还款的曲折经历。 方燕对老同学毫无保留他说了他的思想：“腐败是如此严重，不知中央是否清楚？是否有决心彻底反腐败？我担心，也有点信心不足了。” 华博听完笑了：“连老兄你这烈士后代，对党一片赤诚心的人，都信心不足，可见问题的严重了！担心而又缺乏信心，是较普遍的心态。忠诚于党的事业的同志不应该有这种心态。老兄，我这可不是批评你哟！因为你是从自己切身感受产生的想法，可以理解。 因为反腐败的艰巨性，所以江泽民同志提出要锲而不舍的精神才行！” 华博表示愿意尽义务帮助老同学方燕。这可算是北大人帮北大人和骗子做较量，也是两个共产党员为反腐败尽的一点职责！ 华博准备以记者身份，根据方燕提供的线索做一个初步调查，然后把调查材料交中央纪委。 方燕与华博分手时，他已信心十足。 方燕想：这次再给中央纪委递材料，一定不要从邮局寄，上次寄的材料，说不定是邮局给丢了；这回要亲自送到中纪委去，还要找到熟人……突然，他眼前一亮：“哎呀！怎么才想起他来呢？” 方燕想起了王光同志。 王光，现在不是中央纪委的负责人吗？他具体什么职务，方燕并不清楚。他原来是北京市委副书记，分管文教。方燕刚调北京，就听老友浩然、绍棠向他说过王光，说他是作家的朋人，有这样的领导分管文艺，是北京市作家的幸福。又听说是他为改善作家的生活写作条件呼吁，这才批准盖起了北京市的作家宿舍楼。这很让外地的作家们羡慕。 方燕初次见到王光是在文化局举办的剧本创作讨论会上。 方燕1989年初调到北京市的戏曲剧院，作为国家一级编剧，他应该为剧院提供好剧本。这一年党中央做出了关于加强党和人民血肉联系的决定，对腐败深恶痛绝的方燕读了一遍又一遍，他流泪了，一夜难眠。他想到最近在家乡听到的老百姓的传闻……越想越激动：这老百姓的传说反映了人民强烈反腐败的愿望！这不正和党中央的要求一致吗？方燕便改变了他想写白洋淀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故事的计划，用一周时间写成戏曲剧本《阴阳宅》。 剧本写出，立即引起关注。 文化局在密云水库旁的一处招待所举办了剧本讨论会，市委副书记王光到会参加了《阴阳宅》剧本的讨论，方燕在这个小组会上认识了王光。他那么认真地听大家发言，对一些情节如何改得更合理，他还出了主意。他平易，看不出他是市委领导、这给方燕留下深刻的印象。 讨论会结束，由于有尖锐的分歧，剧院领导担心排演此剧有风险，怕有政治问题，方燕心里不服。《新剧本》杂志极力推崇，说这是近几年来他们见到的北京市最有特色的本子，便发表出来了。 方燕把剧本寄给了王光。请市委书记把关，看是否有政治方面的问题。 很快，王光便给文化局局长周述曾写了一封信、周局长转告方燕，说王光同志说：我认真读了《阴阳宅》，觉得剧本主题是好的，完全符合中央关于加强党和人民血肉联系的决定精神，我看是不存在政治问题的，至于是不是排演此剧，要由剧院决定，我说的是我个人的意见，仅供参考。 这个剧本最终也没有立在舞台上。 方燕此时想马上和王光同志联系上，可从哪儿找到他的电话和住址呢？他想起来不久前在《北京晚报》上有王光写的悼绍棠的诗，便给晚报副总编朋友打电话。朋友说，那首诗是文联副书记马玉田转来的，可问马玉田。方燕又给马玉田拨了电话。马玉田告诉了王光的家庭电话和住址。 方燕给王光家里打电话，王光老伴说：“老王出差了，你告诉我电话，让他回来给你打电话。” 方燕说：“不用，过几天我再联系。” 怎么能让王光给我回电话呢？但从这句普通的话语里，方燕感到实在亲切，她不是那种凡人不理，以丈夫的官位自傲的官太太。 王光同志从外地回京，方燕和他通了话。王光仍是那般亲切热情：“你找我是有什么事吧？我回来就听夫人告诉我了，可你没有留下电话，我不好找你呀！” 方燕说：“是有事，是揭发腐败问题……”王光说：“好！那你要写材料，写好以后就寄给我。” 方燕说：“好久不见了，我想见见你。” 王光说：那你留下电话，我有时间找你。最近中央指示惩治腐败要加大力度，我这儿会多呀！你可别急。” 方燕笑了，告诉了他的BP机呼号。 方燕抓紧时间写材料，以备王光呼他时当面交上。 赵华倒是写好送来了。她说：“我告诉黄工他们了，他们听律师说，给中纪委写信没用，便没有写，我不管他们了。” 赵华在写给中央纪委的信中，倾吐了自己的愤慨：为什么身为地质局的领导，眼见地质局的国有资产流失，不制止不追查不想一点办法，还拒绝接见揭发控告骗子的人呢？种种不可理喻的问题，叫我如何向老父交代诉说？三万元钱在很多人眼里是小数，但却凝聚着我家两代人一辈子的辛苦，寄托着老年人晚年最后的希望！三万元钱虽少却反映了骗子丧尽天良，贪婪无度。身为共产党员、国家干部，不维护社会的光明正义，却为这点小钱出卖名誉、出卖良心、出卖灵魂，给党给国家给社会抹黑……我要求中纪委严肃查处。 后来，方燕向我叙述了那天他和妻子去见王光的情景。 那是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的一天。那些天，北京出现历史上少有的高温天气。王光呼了方燕，约他明天上午到中央纪委他的办公室一叙，这天他有空闲。方燕告诉妻子珊月，这下可找到管事的人了。 方燕把有关的材料都准备好，又把自己近几年来出版的几部作品拿上，因为王光是关心他的创作的。第二天，他们去中央纪委时来了一场暴风雨。人们多么盼望这场暴风雨呀！ 方燕夫妇是顶着风雨走进中央纪委的大门的。 他们把记者华博的调查报告及他们给中纪委的信全部交给了王光。王光一一认真地看了。 陈曾问题的初步调查 根据群众揭发、受害者倾诉，记者初步调查了河北省供销合作总社处级党员干部陈曾的严重问题，特向监察部门报告，请予认真查处。调查共十一个问题（内容略去）。 一、“党员干部坑蒙拐骗为非作歹，谁来管？” 二、骗取银行贷款，为自己修建豪华别墅三、“毛主席诞辰100周年纪念金表事件”四、金表链——行贿受贿链……五、砍倒树林建楼房——一笔交易六、弄虚作假，欺骗国家工商局六、诈骗之一：骗走珊月10万元八、诈骗之二：陈曾又诈骗12万元九不还国家贷款，转移资金去炒期货十、办农场，套贷款，损公肥私十一、顾问名单：拉大旗做虎皮的暴露十二、受害人呼吁：党要管党以上是陈曾问题的。一部分初步调查，原河上省副省长洪毅同志说：“陈曾还把原河北省人大副主任岳宗泰的女婿的钱借了不还，也坑了人家多少万哩！他太不象话，可又有谁管他呢？我已离职，我给他写信要他做人，也不一定听我的，小会起什么作用……”我们党就不能管这样的党员吗？广大群众及受害人呼吁党要管党，要求河北省委纪委及河北供销合作总社党委对陈曾几年来的坑骗国家及个人的行为以及陈氏父子的经济犯罪进行严肃查处。 记者从河北省供销合作总社了解到： 1陈曾没有停薪留职，属在职党员干部，他未经组织同意擅自从事经济活动，是非法的。 2．陈曾已到退休年龄，因为地没有追回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的欠款，故未给他办理退休。 3．陈曾从1993年离开机关，四年来自己在外的活动，一直未向组织谈过，对他的活动，组织一概不知。 建议河北省监察部门及河北省供销社党组织将陈曾召回原机关，令其交代自己的问题，并派出专人对以上重要问题进行查处。 有结果之后，记者将做详细报道，以利惩治腐败，端正党风。 记者：华博 1997．7 王光同志看完了全部材料后说：“这里涉及了河北省和某工业总公司的党员干部。陈曾是河北管的干部，我马上批给河北省纪委查处；这不有刘秉彦同志对此事的关注吗？这是很有利的条件。 你们可和刘秉彦同志取得联系，请他督促解决。” 王光把办公厅的秘书李洋同志叫进来，做了交待，又对方燕夫妇说：“以后可和李洋联系。十五大就要召开了，十五大以后我也该退了，年龄到了。” 一周以后，方燕给李洋打电话，李洋告诉他：“你们反映问题的材料，王光同志当天便写了批示意见，中纪委办公厅已于7月25日转给中共河北省纪委书记吴野渡同志。” 方燕很兴奋，他不知道吴野渡，问名字如何写。 李洋说：“野渡无人舟自横’的野渡。” 方燕记下了这个富于诗意的名字。 整整过去两个月之后。 1997年9月25日，方燕到了石家庄，从《河北日报》副总编、他的北大校友那里知道了吴野渡的电话号码。 电话是秘书接的，说：“中纪委批转下来的关于陈曾问题的举报材料，吴书记已批转给有关部门处理。” 方燕问：“为什么两个月了，还没见动静？” 秘书回答：“可能正在运转之中吧。我再了解一下。” 既然正在运转，估计不会很久便会有行动了，于是方燕给省供销社领导梅风同志通了电话，说了情况，并说：“你知道有什么动静，请及时告诉我。” 方燕给刘秉彦同志去电话，说明了此情况，刘秉彦要方燕把中央纪委批转的复印件寄他，以便了解、催促。 方燕回北京后立即把那个初步调查报告寄给了刘秉彦。 又过去了两个月零3天。 1997年11月28日，方燕从北京打长途电话给刘秉彦同志。 刘秉彦说：“我已把你寄来的材料转给了省政法委书记徐永跃了，说要行动，但尚无动静。我把具体意见都写了，只要是抓住一、二条查处，就可以办他。” 又过了半个月。 方燕给梅风同志打长途电话，回答是：“没有动静。” 又过了半个月。 1997年12月25日，方燕到保定去找他中学时代的老同学颜大会。这天是圣诞节，方燕在日记中写道：为了拖得太久的官司，我起程了。陈曾这个无赖没有一点音讯了；中央纪委批转到河北省纪委的材料，也没有一点动静；那记者辛苦调查写成的报告现在也不知压在哪里。秘书说正在运转中，真在运转吗？是一架多么古老的机器，为何运转得这么迟缓？这就是中国特色？那10万元被诈骗的钱，我们是不想要了，但我们还必须行动，不能容忍这种无赖这样自在。如果善良的人们对这种诈骗宽容，便会使他们更加猖狂，还会有更多的人受害！ 这次他的计划是先请教一下大会，然后马上去石家庄。他从中国作家协会开了一封给河北省检察院的介绍信，是介绍作家方燕到河北了解反贪情况准备创作反映检察官生活的纪实文学。而实际上他要把举报材料递给检察院。 从保定下车便给大会打电话，说好在方园律师事务所见面。 大会给方燕出主意，叫三管齐下：一、去省纪委催促他们抓紧去办，同时去人民检察院举报。如果省纪委真抓此事，就好办了；二、陈曾、孟花属于合同诈骗行为，你可以去省公安厅举报，只要公安部门一抓就更好办。你可以去找老郭，让他这个安全厅副厅长帮助找公安厅领导；三、写民事诉讼状，打民事官司，按借款不还打。 方燕第二天便登车去了石家庄。 方燕按合同诈骗起草了一份举报材料。 起早，方燕在石家庄街头打印了举报陈曾、孟花诈骗的材料后，便去省供销社见梅风同志。 梅风对陈曾的诈骗行为气愤，对省里没有动静不理解。 方燕在这儿给省纪委书记吴野渡办公室打电话。 秘书说：“你去找××同志问问吧，早批转给她处理了。” 又给××打电话，告诉吴野渡的秘书叫我问你的。XⅩ回答说：“你说的陈曾什么情况我不知道，再说你在电话里问，我也不能告诉你，你带正式介绍信来吧！” 方燕放下电话，他不想去××处耽误时间，反正是没有动静。 为什么会没有动静？这事还奇怪吗？ 方燕立即去省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局长是北京政法学院的毕业生，方燕几年前便与她相识。 方燕把作家协会的介绍信给她看了，便不是私人拜访。 方燕把那复印的“陈曾问题的初步调查”及珊月的举报全交给了她。 “这个报告，中央纪委在7月25日就批到河北省了，为什么到今天还没有动静呢？” 女局长笑笑，感到方燕不该问这愚蠢的问题：“这很正常，压半年一年不处理的事太多了，这就是中国特色呀！”她拍拍案头，接着说：“能办的案子是揭发的一小部分。人力物力短缺，没有力量去办，查哪个案子不得组织个班子，不要花很长时间？我们反贪局一共才多少人？检察院一共才多少人？忙死也办不过来，何况比你揭发的严重得多的问题也太多了……”听反贪局长一讲，方燕便忽然记起那位名记者的分析判断。 名记者真是太了解中国特色了！ 反贪局长问：“要不要见见主管反贪的副检察长？” 方燕当然愿意。 反贪局长便拿着介绍信和举报材料到副检察长的办公室。 方燕和这位副检察长握手。 “方燕，你是大名鼎鼎的作家，还用带介绍信？”副检察长热爱文学，读过方燕的作品，他说：“我早知道你，可无缘相识呀！我们太欢迎你来写我们检察人员的生活了。” 方燕一见面，就觉得这检察长很亲切。 副检察长的名字？我管他叫牛迟吧。 牛迟是我写到此段时给他想的名字。方燕曾通过颜大会给副检察长通了电话，问他：“方燕的北大同学正在写纪实文学《告状记》，要不要写你的真名实姓？”副检察长说：“对陈曾的问题我一直记着这事儿呢。最近反贪局长换人了，加上陈曾当过副省长的秘书……要动他也要慎重，所以至今没有行动。在没有行动前，转告作家不要写我的真名，让他随便编个名字吧。我想再过十天半月，肯定要有行动的。”颜大会把电话内容转告方燕，方燕马上告诉我，故我暂时叫他牛迟。 女局长把那些材料交给了牛迟。 牛迟对反贪局长说：“你就去办吧！咱们回头给检察长汇报一下，我们俩批字，行吧？”他在征求局长的意见，看来配合很默契。 方燕说：“此事总算有人抓了，不会再拖时间了吧？对此事刘秉彦同志很关心。” 牛迟说：“刘省长（因刘任过河北省省长）老人非常好，我很钦佩他，你如见到老人，代我问好。这陈曾我也熟，他曾在北方大厦当总经理，我们去过。他对我说：‘别看我是处级干部，比省级、局级的还实惠哩。’我当时就说过他：‘你小子可小心点，别在经济上出漏子。’看来他发展到今天，也不是偶然的。” 到中午了，反贪局长要请方燕吃饭，他们进了附近一家饭馆，吃了馅饼。吃完饭，局长从自己口袋里掏钱结账，方燕笑说：“如今请客，很少有人从自己口袋掏钱哪！” 红军大街5号院，刘秉彦会客室。 刘秉彦对方燕说：“不少老同志都劝我不要管你们这事，说这事又和我没关系，我老催问省的领导，人家烦；我若批评，人家更反感。他们都是中央管的干部，何必我来过问？我跟他们说：这事和我没关系我才要管呢！” 听到这儿，方燕心寒：今天能像刘伯伯这样为百姓办事的人还有多少？多少人都因与自己利益无关而听任百姓受害！ 方燕讲了见牛迟的情况。 刘秉彦说：”牛迟原在省法院，是为加强人民检察院才把他调过来的。” 方燕说：“我告诉牛迟，伯伯跟她说句话吧。” 方燕拨通了电话：“我现在刘秉彦同志处。秉彦同志要和你说句话。” 刘秉彦在电话里说：“你不用来看我，你们很忙。等到把陈曾问题的事办完，你再来看我。” 牛迟在电话里说：“我就是费九牛二虎的力气，也要办！” 刘秉彦问方燕：“你还有那记者的调查材料吗？再给我两份，我再转政法委书记一份，检察长一份。” 方燕给了刘秉彦两份复印件，刘秉彦立即给检察长写了一封信，具体建议：先从省供销社的国有资产流失查起，然后再查一、二件就可以把陈曾抓来审查，查到哪儿都会有阻力，建议检察院、法院和省纪委联合，团结一致，一查到底！ 写完信，刘秉彦说：“为什么这么久没有动，必有原因。一是案子多无暇顾及，这不是主要的；二是阻力大。陈曾这人活动能量不小，他有价值万元的金表可送，你能送什么？” 方燕苦笑：“我到哪儿都是空手啊！” 方燕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我永远忘不了刘秉彦伯伯。半个世纪过去了，老人仍是战争年代那与百姓同生死共患难的刘司令员的模样，还是那颗为老百姓的心。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刚正不阿，浩然正气，无私无畏，清廉为民，实在让人感动。见到老人，我便把半个世纪党的一贯传统连起来了。如果牛迟这一代共产党人也能把老一代的革命传统继承下来，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的党是任何力量也打不垮的。我想起了熟识的朋友焦裕录，想起了老乡对我说的话：今天真共产党到哪儿去了？有的死了，有的离休了……”离开刘秉彦的家，方燕在路上巧遇到他1947年在冀中一中时的老同学刘姐，她是老政协主席的夫人，早已离休。方燕请刘姐向她丈夫问好。刘姐指着一些门口的小车，感叹说：老尹退了，也没人来看了，家里清静；你看那在职的领导，一过年有多少送礼的呀！” 在1997年的最后一天，方燕离开石家庄，回到了北京。 就在方燕去石家庄的那天，珊月、赵华一同拜访了中国十佳律师之一岳成先生。他是黑龙江人，与珊月为老乡。他在北京创办了“岳成律师事务所”，这是珊月从几家报纸介绍岳成的事迹中知道的，这是允许外地律师到北京办律师事务所的唯一的一家。 珊月把材料给岳成。 岳成看了，以斩钉截铁的语气说：“这是合同诈骗，你们不用打民事官司，找公安局抓他！公安局有没有人？有人就能办！” 方燕回来，珊月便告诉他岳成说的话。 方燕说：“颜大会也说是合同诈骗，定性一样，让我去找省公安厅。可省公安厅咱没有人，谁会理你？我给郭恩志打电话，他说安全厅和公安厅分开了，也有矛盾，他说不上话，这事如果有省政法委书记批给省公安厅就能办。可刘秉彦早把材料转给政法委书记了，也还没有动静。” 他们一同想到了公安部古副部长。 他们立即去了已退下来的古副部长的家里。 古副部长又看到珊月的举报材料，说：“你这才10万元，数字大小，怕公安部门不愿给你办哪！” “那还有他骗国家几百万的事实呢，”方燕说。 “那你马上把那些材料给我寄来，我让秘书交给五局批转给河北省公安厅，试试吧！” 方燕回家立即把记者调查报告邮寄给古副部长。 老古当即批转给公安部有关部门处理。 不知今日进展如何？ 春节期间；方燕给牛迟家打电话拜年，知道检察院也没有动。 牛迟说：“最近省里忙于调整班子，顾不上吧，春节后肯定要行动。 省委书记、政法委书记也都批了，能不动吗？” 我这部《告状记》就先写到这儿吧。 本书有奖征集“结尾” 在写这部纪实文学之前，我便和方燕商定要做到五真：写真人、记真事、说真话、讲真理、抒真情。 做到这五真，也需要勇气，因为不容易！ 写真人，却不能全用真名真姓，陈曾、孟花、章星、纪凡便不是真实姓名。为统一，便只好把有关材料中的姓名也改过来了，好在这书并非真正诉状。其实，写的全是真事，也便全知真人姓名。不用他们的真名，绝不是怕他们告作者侵犯了名誉权。作者在此郑重声明：本人完全尊重事实，文责自负。为维护作家权益，己请律师做法律顾问，欣然接受对本书的指控。本人也希望当此被告，对簿公堂，那样，诈骗事实等一系列问题也就大白于天下了。 说真话就更不容易。我并不否认，比之过去作家，在开明盛世，己获了很大程度的自由，这是一个国家走向成熟的有力的标志。但习惯势力、社会风气都往往难以让人说真话。本书敢说是大胆地写真话了！它把老百姓在生活中说的真话记录下来，这恰恰证明我们国家正走向高度的民主，这是对外国敌对分子攻击中国没有人权的回答。 书里所讲的是不是真理？要让社会的历史实践去检验。谁能说，真理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呢？不过作者写方燕同学的经历，就是一个寻求真理的过程。抒真情这一点，作者是可以保证的。我已是年过花甲之人，写出自己的真情，是一种健康的需要。 因为五真，我不能像小说家那样去创作本书的结尾，因为事情的发展也难以预料。也许这个“寻找结尾”的过程还可以补写一部长篇纪实作品。 本书尚无结尾，请读者诸君用你们对生活的判断，为我创造一个结尾。让我们共同参预此书的结尾创作吧！ 好在，我已真实地告诉给诸君目前的状况。 请预测一下该事情的结果吧。 陈曾能够受到应有的惩处吗？ 珊月的10万元钱（或者按陈曾写的借条说是9万）能够依法追回吗？如果从1996年1月计算利息，到今天也该有3万元了。 此事会不会如名记者所预测的那样“不了了之”？ 公安部门会不会以合同诈骗惩处陈曾、孟花？而珊月、赵华等人的钱还能追回来吗？ 地质局的和迪公司会不会承担法律责任？ 如此等等，都没有结论，请君给予回答。 作者和本书日记、材料提供者方燕共同商定：本书稿酬除留下方燕准备最终民事诉讼所用的费用外，将全部作为奖金，奖励读者参预创作本书的结尾。如创作的结尾与现实结果相同，获本书读者创作大奖；部分预测相同者，也将根据预测程度给予奖励。 请读者将创作结尾连同您的真实姓名、通讯地址一并寄出版社转给作者。谢谢您，我不相识的读者朋友！ 1998．3．13记于保定耕耘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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