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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孩子一看爸爸不见了，一个个都大为惊愕。顶小的可爱的鸿儿还不到六岁，他张着一双疑惑的眼睛不住地问：“爹爹呢？爹爹呢？” 安娜毕竟是坚强的女人，她把四儿一女叫到身边来，把父亲的留言一一给了他们，并叮嘱道：“你们的爸爸到他应该去的地方去了。他是中国人，他的岗位在中国。” 和夫、博孙已经上中学了，很懂事了。小哥儿俩把胸脯一挺，齐声对妈妈说道：“那我们也要到中国去，我们的岗位也在中国！” “这个，妈妈以后再想办法……” 几天以后，郭沫若回国的消息在上海报纸上发表了。日本外务省首先得知了这一消息。千叶县警察局由于监视不力，遭到了训斥。于是他们一怒之下，立即闯到市川来，对郭沫若的寓所进行了彻底的搜查。 一个警察把榻榻米翻了起来，看看下面藏着什么东西没有。另一个警察打开了壁橱，把里面的衣物统统扯到地上，又一件一件地翻寻查看。 “咚咚！嘭嘭！” 几个警察一边吆喝一边把天花板撬了下来。大概他们怀疑天花板里隐藏着什么秘密文件，诸如郭沫若的书信文稿之类…… 安娜一言不发，默默地站在旁边，观察着警察们的横暴行径。她的嘴巴没有说话，但她的眼睛里分明满含着愤怒和蔑视：“啊啊，这就是大和民族吗？” 一番彻底地搜查以后，满屋子狼藉不堪了。但警察们一无所获，因为安娜早就把郭沫若的文稿送到了岩波书店妥为珍藏了。恼羞成怒的警察，不由分说把安娜抓去监禁了起来。 监房是长条形，宽约六尺长约一丈。左右两壁是砖墙，前后两面是铁窗。房间里面只铺着一张日本式的草席。人关在里面就像是关着猩猩。 郭沫若曾经在这样的监房里被拘留过。现在又轮到他的妻子安娜了。 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外发动野蛮的侵略战争，对内残酷地镇压人民群众。在布满全国的大大小小的监狱里，关押着许许多多的左翼分子和反战人士。人间的愤怒、抑郁、幽怨、号叫，充塞在那些阴暗的监牢里。实际上，整个日本就没有一寸乐土净土。 安娜是日本人，但警察对她甚至比对郭沫若还要凶狠。这位日本的女儿，只因为她的丈夫是中国人，是郭沫若，就遭到自己同胞的百般虐待。 他们紧紧揪住安娜的头发，把她掀翻在地，又狠命地把头触地，发出嘭嘭的沉闷的声响。安娜的头疼得像要炸裂开来了，继而又昏沉沉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下一次，他们把安娜倒吊起来，用皮鞭抽打。一条条鞭痕烙印在安娜的身上，她周身感到火辣辣的疼痛。 每当安娜遭受皮鞭之苦时，她总是在心中默默地念着耶稣基督，念着自己的丈夫郭沫苦。耶稣和郭沫若是她精神上的两根支柱。 十天以后，安娜才获释。她知道儿女们在焦急地盼望着妈妈能早点回家，但安娜不愿意让孩子们看到她这样一副“囚徒”模样，从而在心灵上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她的儿女们都像郭沫若留白上所说的那样“无病息灾地成长起来”，是安娜作为母亲的最大的愿望。所以，在回家的路上，安娜临时改变了主意，她没有即刻奔回家中（她是多么想回家，想看到儿女们啊！），而是顺便先到一个朋友家痛痛快快洗了一个澡，把监狱生活给她身上带来的污垢统统洗掉了，又借了一件干干净净的衣服穿在身上，这样，她才一瘸一拐地回到家里去。 鸿儿看到妈妈回来了，一边亲热地叫着一边扑到妈妈身上。可是，身体健壮的妈妈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大腿上还留有一块青紫色的肿块。鸿儿心里明白：这是被毒打时留下的伤痕。 “妈妈，你受苦了呀！” 安娜抚着鸿儿的脸，亲切地说：“没什么，妈妈挺得住。妈妈什么苦都能吃。” “可是——” “鸿儿，你想爹爹吗？” 鸿儿连连点头：“想！想！” “妈妈总要想个法子的。”安娜对鸿儿也是对自己说道，她的脸上重又闪耀出圣洁的光辉，这种光辉虽经牢狱的折磨却未曾失去光彩。 安娜前后被监禁过三次，都坚强地熬过来了。她毫不屈服。她支持中国抗日，支持丈夫回国抗日。她说：“只要我的丈夫工作得好，我不怕，苦一点也行。” 当时，除了安娜和小儿子志鸿是日本国籍外，其余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是中国国籍。日本军部要让他们都加入日本国籍，诡称只有这样才能受到“保护”；不然的话，在日中交战的现在，他们作为敌对国的子民就会受到虐待。 日本军部的用心是很险恶的：只要郭沫若的儿子们加入了日本国籍，就能明正言顺地把他们强征入伍，让儿子去进攻父亲的也是他们自己的祖国。 “母亲是伟大而坚强的，当事情涉及到她所产生和所热爱着的生命的时候。”（高尔基语）对于日本军部企图强行改变儿女们国籍的企图，安娜严正拒绝了。她对军部说：“他们都是中国的血统呀！中国的人呀！中国的骨肉呀！” 拒绝加入日本国籍就意味着继续遭受虐待和欺凌，安娜对此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日本军国主义者野心极大，战线过长，兵员不足，为了补充炮灰，竟连学生和未成年的人也强征入伍。两个大一些的儿子均已到了入伍的年龄。安娜用全力保护他们，她知道保护了儿子就是保护了儿子的爸爸，同时也就是保护了儿子和丈夫的共同的祖国——中国。她对儿子说：“军部无法拍到一张你们身穿军装站在中国土地上的照片。要让你们去和爸爸打仗，根本做不到！因为。因为有妈妈！……” “妈妈！妈妈！”孩子们簇拥着安娜，亲热地叫着，亲着。在儿子们的眼睛里，妈妈可亲可敬，不愧是一家的顶梁柱。如果说在父亲身上寄托着他们的理想和希望，那么妈妈就是他们目前唯一的依靠了…… 由于战争的关系，郭沫苦回国以后和安娜音信中断，也没有再给妻儿们寄过钱。在艰苦的岁月里，安娜独自维持着她和五个儿女一共六口之家的生计。生活的重担再次压在了她的肩上——不，生活的重担从来也没有从她的肩上卸下来过，如今更是加重了。自从郭沫若离开日本以后，安娜就痛切地感到生活下去只有靠自己，此外别无他路。 她们的家住在市川镇的郊区，四围是青翠的农田。安娜租了几亩地，和孩子们一起辛勤耕耘劳作，全家的主食和蔬菜勉以为继。农忙的时候，她还替别的农家打短工，这样可以多挣几个钱用。 稻谷成熟了，田畴一片金黄。安娜顶着烈日，帮农家收割。只见她弯着腰，低着头，熟练地挥舞着镰刀。一行行稻谷在她手下倒伏了，一滴滴豆大的汗珠从她脸上滴落到地上。几个小时连着干下来，汗水湿透了她的衣衫…… 地瓜、白薯成熟的季节，安娜又在田里忙碌了。从日出劳作到日落。每当夕阳垂西之际，她总要情不自禁地朝着西方眺望：中国在日本的西边，她的丈夫在中国。 一天劳动下来，安娜累得全身酸痛难忍。但她从不在儿女面前流眼泪，或者抱怨什么。女儿最能体贴母亲的心，每当母亲疲惫的身体瘫倒在榻榻米上的时候，淑子总要跪伏在妈妈身旁，伸出两只手来，轻轻说道：“我给你按摩按摩……” 安娜心里感到一阵温暖，全身的肌肉和骨骼关节仿佛顿时轻松了许多。她用充满爱抚的眼睛看着女儿，叮嘱说：“淑子，你要好好读书，好好学钢琴。妈妈累死累活，也要挣钱养家，让你们受到良好的教育……” 安娜有她自己的计划：她要让和夫学化工，博孙学建筑，佛生学水产，淑子学完数学后再到京都大学学习建筑……她总为郭沫若学医而没有成为医生而感到遗憾，所以她努力要使儿女们都成为有专业能力、能对社会做出实际贡献的人。这是安娜的计划，也是她的希望，她的梦想。为此她愿意为儿女们献出母亲的一切，就犹如她作为妻子对丈夫郭沫若献出了一切一样…… 有一段时间，安娜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和支付孩子们的教育费用，从同情她的熟人那里借到了一些无息贷款，经营过建造和出售房屋的生意。不久，日本政府对建筑材料实行统制管理，这项生意就维持不下去了，安娜不得不往山里去跑单帮。 ——“买柿子啦！金黄的柿子啦！” ——“谁家做酱汤？我这里有圆滚滚的豆子啦！” 不少人家听见喊声开开门来探头探脑地张望。安娜笑容可掬，弯腰行礼，嘴里还说道：“请多多关照！多多关照！” 大家都高兴买她的东西。因为价格合理，态度又好，与那些漫天要价、唯利是图的小商贩子迥然不同。 有时候，安娜也把食品送到东京女子大学去兜售。那些日本女学生听淑子讲过“佐藤富子”的故事，一个个争先恐后地买，嘴里还甜甜地叫着“佐藤妈妈。” 安娜是知识女性。她的丈夫郭沫若是中国著名的作家，在日本也相当有名气，曾经得到过西园寺公望的赏识。但她为了生活，不得不像一个小商人一样跑单帮，做生意，四处叫卖。她从不间断地这么做着“下人”的活计，而且也不介意自己的穿戴寒酸。这正是安娜生存价值的具体体现。她顾不上什么脸面不脸面的，但无论她做什么事，她的脸上总有一种圣洁的光辉在闪耀。那是上帝赋予她的。 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上帝和安娜同在，郭沫若和安娜同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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