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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班库的鬼魂现在又回来骚扰工党政府了。工党主张向地方放权，这主要是作为一种手段，取得苏格兰和威尔士民族主义分子的支持，以便掌权。现在，当吉姆·卡拉汉处在谷底时，它们回来缠绕他，戏弄他。１９７７年初，苏格兰和威尔士法案未获通过，此后工党政府又分别提出旨在放权的苏格兰法案和威尔士法案，其中规定在实施之前需耍分别在以上两地举行民意测验。由于工党后座议员有不同意见，结果通过了数条修正案，包括一条重要的要求，在每地有资格投票的选民中，至少有４０％的投票人表示支持，有关立法才能实施。我虽然没有公开鼓动人们在民意测验中投“否定”票，但我希望出现这种结果。１９７９年３月１日在苏格兰投票，仅就实际参加投票的人数而言，勉强达到了多数，但离有资格参加投票的人数的４０％相去甚远。在威尔士参加投票的人以很大的多数表示反对。放权一事暂时呜呼哀哉：我没有为它哭泣。 从这时起，看来政府很难继续执政了，虽然还不能肯定。但在什么情况下举行大选却是难以预料。首相拼命拖延关于放权的讨论，而不是直接去废除放权法。但他的潜在盟友却在准备离他而去。苏格兰党再没有理由使工党执政，它想早日举行不信任投票。自由党希望早日举行大选，尽管它在民意测验中的地位虚弱。这主要是为了避免它的前领导人杰里米·索普即将受审的尴尬处境。他被控告犯了蓄意谋杀罪，后来宣布他无罪。人们承认，威尔士的民族主义分子也许能被说服，他们比苏格兰民族主义分子具有更多的社会主义特性。 这就是说，北爱尔兰的议员——包括１０名北爱尔兰统一党议员，一名社会民主自由党议员，一名独立共和人士议员——看来将起决定性作用。格里·菲特是一个社会民主自由党人，已与政府疏远，因为政府企图用给北爱尔兰更多席位的办法讨好北爱尔兰统一党。弗兰克·马圭尔是一个独立共和人士，他的态度完全不可预测。北爱尔兰统一党的多数人曾准备在增加北爱尔兰席位的立法在议会通过之前，仍支持现政府执政：但这一点在３月１５日已经做到。现在公众中很多人在谈论，北爱尔兰统一党无论支持两大政党中的哪一个党执政，其代价都是要求铺设一条天然气管道把大陆与北爱尔兰连接起来，并要求加强北爱尔兰地方政府的权力。艾雷·尼夫代表我方负责与北爱尔兰统二党讨论；他已经与北爱尔兰统一党建立了个人联系。 我们很多后座议员患要早日举行不信任投票，但最初影子内阁没有开火。原因之一是我们需要反对放权的工党议员支持我们，以确有把握地在议会通过废除放权法的命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太信任政府。而且，与以前的场合不同，那时只是有可能通过在下院投票使政府下台，现在，除非我们确有把握获胜，否则我们非常不愿提出不信任投票动议。在困难时期，如果政府获胜，它就得到加强。３月２１日当我们在影子内阁考虑这一问题时，我们决定，除非苏格兰民族党、自由党，如果可能的话，还有威尔士民族主义党表示坚决支持，我们就不提出不信任投票动议。但是，就我个人而言，作走向执政的交易，是没有问题的。 ３月２２日星期四，首相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企图使放权问题拖而不决并把苏格兰民族主义党争取过去。他在议会发表声明，提出放权问题可以继续进行讨论，当天晚上他又作了首相广播讲话。他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取胜机会，当苏格兰民族主义党和自由党看来将要表示支持我们的不信任动议时，尽管威尔士民族主义党还没有这种表示，我同意提出这一动议、结果在下午７点前我们提出了不信任动议案。保守党的督导们现在全力以赴，说服少数党注意使他们的处于犹豫状态的议员到时投我方的票。当然，同样重要的是，保证保守党议员全体出席投票。幸运的是，没有人害重病，”尽管其中一位议员的车子在公路上翻了车，另一位议员的夫人前一天去世，但仍坚持前来投我们的票。 令人可笑的是，那天晚上最为难办的是威斯敏斯特的饮食业职工罢工。即使督导员的要命威胁，也无法阻挡保守党议员溜出去到他们的俱乐部或萨伏依旅馆吃点东西。威利·怀特洛和我在督导员的办公室与汉弗莱·阿特金斯以及他的同事们，一起吃了斯潘塞·勒·马钱特和托尼·贝里从福特纳姆店买来的两大盒食品。但我的胃口调动不起来。辩论的开场发言已经过去，我感到就讲演技术来说，谁都没有取胜，这与我的预料差不多。坐在我们临时搭起的晚饭桌旁，威利、汉弗莱和我知道，结果将是非常接近，很难断定成败，而这次投票结果又是利系千钧。也许他们真地是那么想的，也许他们不想使我精神高昂，以免因微弱少数而失败时遭受打击。我的印象是，他们认为政府这次还能蒙混过关。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也是这么想的。 然后，我们回到会议厅听取结束发言。迈克尔·富特代表政府一方的发言，可谓众议院有才华的讲演家的杰出发言之一。但是，要说服捉摸不定的议员，仅仅靠言词是不够的；结局全看议员们的决断了。 我们在一片叫喊和混乱中开始走出会议厅进入走廊。投完票后，我回到我的位子，坐在威利、弗朗西斯和汉弗莱旁。等待着得知我们的命运。汉弗莱想设法使我早一点得知投票结果。他让高级督导员之一约翰·斯特拉德林·托马斯迅速走过我们的走廊，站在走廊的另一端出口。由于某种原因，保守党议员总是比工党议员更快地通过走廊，即使他们不是处于少数时也是如此。我们刚刚走过走廊，约翰·斯特拉德林就会得到我们的得票数信息，而他同时还在听着另一条（政府）走廊的数票数。他们一结束数票，他就会知道我们是获胜了还是失败了。如果我们没有获胜，他就回来，站在议长的座椅的旁边。如果我们获胜了，他将竖起一个手指，这样汉弗莱就可把这一消息告诉我。这个秘密通讯方式只是后来才告诉我的。我只看见约翰·斯特拉德林·托马斯回来，然后汉弗莱探过身子用舞台式的耳语告诉我：“我们胜了！” 宣布的数字证明了这个消息。“赞成票３１１，反对票３１０。”这样，我最终获得了机会，我唯一的机会，我一定用两只手抓住这一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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