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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得知我是一个高材生后，就将我破例安排在大学部的一位教授班上，对我重点培养。 可这时的我，一脱离了长期约束我的家庭、脱离了父亲严格的督促后，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般乱跑乱叫起来。新环境使我感到新奇，兴奋。 我曾经在父亲的严教下琴练得太多了，我感到很累，精神压力太大。现在无人管束我了，我也想歇歇喘口气了。因此，星期日我也睡懒觉。练琴时，我静不下心来，我习惯了父亲守在旁边，我还不能够自己约束自己。我一会儿跑到一间琴房去听人弹钢琴，一会儿又窜到另一间房屋去听人拉二胡或看人敲鼓……我上蹿下跳，觉得生活轻松、愉快极了。从来没有这么愉快过。 自由啊！自由！自由是多么美好！ 我喜欢结交朋友，喜欢放声大笑，喜怒哀乐无常———典型的艺术型、情绪型、性情中人。高兴起来，手舞足蹈，话很多，格格格笑得胃上那块肌肉都生疼；忧郁起来一声不响，低着头走路，好像世界末日要到来。 不久，我学会了下五子棋，经常和一些不太用功的学生轮番作战。我贪玩好动，发现自己已厌烦那枯燥的练琴，尤其是练基本功：左手举着琴，手指在指板上不停地敲击着；右手也要千百次，上万次地挥动着，眼睛盯着乐谱，耳朵仔细地听辨着发出的音高是否准确、音色是否悦耳。一天数小时，就这么站着练呀练，双手要训练得像电脑那样又快又准……我感到太辛苦了！这是干什么呢！我有时甚至会不明白一个人花这么多时间在一个“木头盒子”上拉来拉去是为了什么！ 很快期末考试到了（这时我初二），当考试的成绩在布告栏里张贴时，我顿时傻了眼，我这个曾经令师生刮目相看的新同学、业务尖子，现在，成绩只有三分（那时是五分制），而其他几个同学，那些普普通通的，有的是五加，有的是五分，有的是四分、四减，而我———只比最差的一个好一点而已，是倒数第二名。 天啊！我一时感到天旋地转，泪水顿时模糊了我的双眼，我感到没脸见人了，飞快地逃开了去，奔到一间无人的大房间，扑倒在一方地毯上呜呜地痛哭起来，任凭眼泪带走我的耻辱、我的悔恨…… 不知过了多久，我哭够了，渐渐清醒过来，我坐了起来，抹干了脸上的泪迹，定了定神，知道唯一的雪耻之路是告别懈怠的昨天，从此奋发图强、重新做人。 第二天，我像变了个人似的，清早六点钟我就爬起来练琴，我雷厉风行，抓紧时间。吃过早饭，不休息，又继续练琴，我不再窜琴房，不再聊闲天了，也不大笑了。我突然变得非常严肃。 我可以一连四小时马不停蹄地练琴，以此来捡回由于自己懒惰贪玩而荒疏了的琴技。这样尽管很累，心灵却感到了充实。 我埋头苦干，直到实在疲倦得练习失去效率时，才跑到同学中去“嬉闹”一阵，为的是调剂精神以利再战而不是为享乐。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接下来的大考中，我的专业成绩不仅是满分，而且我那精彩的技巧和过人的气质还在师生中引起了轰动。尽管我上学期由于成绩不佳而给我换了一位教师———仍由附中的老师教我，但是由于我主观上的努力和老师因材施教，我的琴技突飞猛进。为此，主课老师在我的学习记录册上写道：“……她不仅有着特殊的才能，还能进行创造性的学习……”。 不久，好运来了！在一次学习演奏会上，刚请来的苏联专家看中了我，定要收我为学生。他惊讶中国怎么会有这么一个技巧高超的女孩，问是谁教出来的。然而，按文化部的规定，苏联专家只能从大学部选拔学生和教从全国各地艺校、文艺团体送来的业务骨干。可专家认为我是块极好的料，年纪又小，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文化部终于破例同意我到他班上学习。 经过一年多的学习，专家准备让我参加国际比赛，安排我将练好的曲目拿到北京去参加一个内部调演活动并听取音乐界人士的意见。 在演出后，我的演奏引起了音乐界人士的注目，反响很热烈。可就在我向上挺进时，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被召回国，他对我的培养计划当然也随之告吹了。这以后，中国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文艺活动在国际舞台上也减少了，一时处于低谷状态。 苏联专家撤走的第二年，我国为了推动小提琴演奏事业的发展，赶超世界水平，在上海举行了首次全国小提琴比赛。这也是一次对当时小提琴演奏水平的大检阅，比赛不限年龄、职务，任何人都可报名参加。因此凡是有能力者都跃跃欲试不放过这次机会，有些人抱着即使不获奖，对自己也是一次学习和促进的态度积极备战。 我当然是参赛者之一（这时我的哥哥盛中国在苏联留学，所以未能参加）。 比赛的曲目、程式一律按国际比赛规定，分三轮淘汰制。不同的是：必须加演一首中国乐曲。 经过激烈的角逐，我进入了第三轮决赛，我这里还保留了一张当年进入第二轮比赛的名单，我是唯一的女性，也是年龄最小的一位。 比赛结果：一等奖获得者一名，是我院的一位教师，也是评委会主席、我院院长的女婿，我与另两名排在二等奖。对于名次的排列，当时议论纷纷，认为不公平。内部消息传出我与第一名的比分相同，为何不并列？为何还要弄成一等二等（国际比赛是排名次）？对此评委会主席的解释是我与另一位是同校师生，排在一起不妥，再则要发扬风格照顾外地选手。也就是说将我安排在既突出第一名又提携另两名外地选手档次的角色，当时我没多想什么，我还很单纯，认为领导的安排都是有道理的，我应当发扬风格。我还不懂得“公平竞争”这句话，也不懂计较。 当时的报纸上登了不少评论文章，称我为“初生之犊不畏虎”，“后生可畏”…… 这次活动给我很大激励，至少我知道自己是全国当时数一数二的小提琴手了，我应当不断努力，争取攀登小提琴艺术的世界高峰，为国争光。 自从全国比赛获奖以后，我这个能力过人的青年姑娘已小有名气了。不少人关心着我，护卫着我，崇拜着我，但也有人心里不舒服的，大概这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罢！ 一些人对我不以为然，有当面说几句不冷不热的话刺刺我的；有翻白眼干脆不理我的；还有表面友好背后捣鬼的———比如到领导面前去作不实汇报以达到领导对我不信任不培养的目的……某些反映，我隐隐听到一些：一说我只专不红———即只顾练琴，不关心政治。二说我只重专业不重视文化课。这两个问题在当时是够严重的。 的确，花太多的时间练琴了，不然怎能赶超国际水平呢？而那时的教学水平又是有局限的，小提琴传入中国毕竟只有几十年历史，我很难用十分准确的科学方法进行练习，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练了数小时琴以后，我就再也做不到熟背政治、历史、地理等了。 在外国专家班上学习时，学校领导为了让我全力学好专业，减免了我一些文化课，这是校方的决定，并不是我自己不要学，可在某些人嘴里，这些课程不上也变成了我的罪责。好像是我逃课。 同样，由于练琴太多，我也没有多少时间能找组织谈心，或写思想汇报之类，有人就说我不靠拢组织，与党有隔阂。可是我自认在政治思想上是积极追求真理的。当我看到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的事迹后，我被深深感动过。共产党宣言中那句“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我们自己”的宗旨使我感到过一种彻底的崇高、伟大，因此，我积极要求加入共青团，我也是一到年龄就被批准的第一批团员中的一个。 对于某些人的冷嘲热讽，我也有反击的时候，比如有位同学见我在考文化课前临阵磨枪，就说：“真笨！”还幸灾乐祸地瞟了我一眼，看看我领会了她的意思没有，我当然领会了，立即回答：“有时鹰飞得比鸡低，但鸡永远飞不了鹰那么高。”对方哑然。 大多数情况下，我的自卫能力是极差的，对于一些人带刺的话语，我常常是不知所措、无言以对，而有些人见我这么迟钝，似乎很喜欢欺负我，以此为乐。 某一天在宿舍，有位女生说：“别看有的人老实，其实思想复杂得很呢！”我就问：“你是在说谁呢？”她说：“就是在说你！”我无言，心里很难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多想找人倾诉一下心中的苦闷，我希望有人指教我如何处理面临的一些问题，可是去找谁呢？父母不在身边，信上也讲不清，我只能将伤痛闷在心里，像有疾病在身得不到治疗那样。我在一点一点地品尝人生的苦楚。 有一天，我收到一封党委书记写给我的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希望你注意政治思想上的进步，要全面发展，不要让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钻了空子，乘虚而入……不要在大海里游泳触上暗礁……”我不明白他这些话具体指什么而言，也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但是“听话听音，锣鼓听声”，毫无疑问，他这是在对我敲警钟，进行某种意义上的批评了。 过了两天，我从阅览室出来，正好碰到这位高高在上的书记，我很紧张，想逃，但是被他叫住了。我尴尬地站着，搓着手指等待着他发问，书记透过深度近视眼镜审视着我，然后带着长者、官们特有的那种微笑指着旁边电线杆上贴着的标语问我：“你认识这几个字吗？”我抬头一看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几个字，怎么不认识呢？我答：“认识。”“能念给我听听吗？”他问。我念了。之后他高兴地说：“不错啊，没读错字！” 这真是奇耻大辱！真是对我太不了解了。他哪里知道，我在小学读书时，功课一直是近五十名学生中的前四名，语言还特别好，默写生字很少出差错，朗读课文是最出色的，声音清亮，字正腔圆，不打一点咯噔。可现在，书记却把我当成一个蠢货、一个不学无术的人！他与我素不相识，他是从哪里得出这些看法的？又是什么人这样歪曲我？ 还有一次，我写的家信在寄出之前掉在了地上，被一位同学捡到了，他看了信，知道是我写的，认为内容反动，因为其中有一句：“在最近两个星期劳动以后，我的手变僵硬了，很少练琴……”这叫做对党的政策有抵触情绪，就将信交给了班主任，好在这是位正直善良的老师，对于上交者拆看私信已不满意，再又为了这样一句实话小题大做去整自己同学更不满意，就将这封信退给我，并要我以后寄信当心一些，不要马大哈。而这位同学（事后我已知道是谁）平时与我关系还是不错的，没有发生过任何龃龉，我没想到他会这样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难道同行必定相妒，必是冤家吗？我又一次感到不解。 日复一日，我每天除了上公共课外，还规定自己练六至八小时的琴，星期日有时练十小时。练得太苦，有时我一边练一边流泪———累得支撑不住了。但是，为了一个既定的目标，我还是逼着自己练呀练。我知道，哪一个成功者没有鞭打过自己？ 六十年代，提供的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所以我在没有什么诱惑的环境下，很耐得住寂寞与孤苦。 但是，苦毕竟是苦，生了病没人管，冷死热死没人管，常常感到饿，虚脱吃不饱，也没办法，十五岁离开家啊！ 我发现自己渐渐变得有点呆头呆脑，或者说像个机器人了，在这种状况下心中没有活力，艺术创造的灵感几乎荡然无存。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亲只能挤出最低生活费寄给我，除了交伙食费以外只剩很少一点零用钱。我练琴很多，脑力体力消耗大，又处在身体发育时期，营养接不上，每天早上我都有种精疲力竭之感，爬不起来；眼皮子也常常像要耷拉下来似的，浑身无力，但我还是咬紧牙关撑着。 住读生是吃在食堂，有一阵子是包伙，虽然粮食有三十斤定量，可是由于食堂克扣，伙食常常是不足分量的糙米饭和清汤水蔬菜，即使有荤菜，也是一小块鱼或一只蛋或几片红肠之类。 每天早餐只吃一碗薄薄的稀粥、一只馒头、一点酱菜，那时真想有只包子或咸蛋什么的。油条是想也不要想了，豆浆牛奶更是没有可能；中、晚饭时真想多吃到点菜，希望能有红烧肉、走油肉、大排骨……不是一块，而是几块。但是，这只能是在梦里。这时我真正体会到饥饿的滋味。 营养不良，吃不饱，极度的疲劳袭击着我，终于我病倒了———肝肿大。我只感觉一点力气也没有，人站着也是歪斜着。 自然灾害时期，生病的人很多，我这点病算不得什么，也没人管，身边又无亲人，只好撑着，多睡点觉，少练点琴了。 在我求学阶段，劳动锻炼很多，一会儿下农村，一会儿下工厂，一会儿下码头。 劳动锻炼并不是坏事，可有些是我体力不能胜任的，比如有一次下农村拔棉花秆子，农民说等下过雨，泥土疏松些去拔就省力了。可当时的领队思想极左，他命令同学们在干硬的土地上拔棉秆，每拔一株，我都要使出全身力气，像拔河那样，涨红了脸，憋足了劲，经过几次爆发式的用力，才能将其连根拔出。当时还不许戴手套，就这样，没多久，我的手掌就起了泡，泡磨破了又出血，露出红肉。 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那段时间里，竟要求大家不穿鞋子，这叫做“向贫下中农学习”。 为了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我们就赤脚踩在水田里，踩着粪便、污水，我最怕踩着蚯蚓和蚂蝗，那会把我吓得半死。因为下水，我皮肤被虫叮咬搔破感染化脓，腿烂了，到医院去治疗时，医生说有绿脓杆菌侵入繁殖。 那时候人的思想真是十分可笑，为了与农民建立感情，改造大家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要求学生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人会钻到产妇血污腥臭的被子里去与之同睡，以示爱农民；有人自己有牙刷不用，而与农民同用一把，以示不嫌弃他们脏、无隔阂（当时只有个别农民用牙刷）。 不过那位用农民牙刷的同学很快引起了该农民兄弟的不满，说这个同学太会打小算盘了，为何自己有牙刷不用而用他的呢？弄得学生啼笑皆非。 这些事例都不是我编造出来的，而是当时作为表扬内容登在“三同通讯”上的。 对于我，健康损伤最大的一次是码头劳动。那时我一直感到身体疲软乏力，可是不知谁点名要我去参加码头劳动锻炼的试点，说是我一天到晚只知练琴，思想上的改造应加把劲，那时我太老实，什么也不敢说，有病也不说，怕说了身体不好会被人看成是怕苦怕累，逃避劳动。 我们像码头工人一样跟着干重体力劳动———搬、扛、拉车子，一天劳动八小时，我实在力不能支，但又怕被人批评为吃不起苦、偷懒，只好咬着牙把命豁上去拼。背负的货物也好似要连同人一起滚落到江里，这时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聂耳的《码头工人之歌》，这时才真切地体会到这首歌的痛楚感情。 从初三开始，学生们就要定期写思想小结———即挖掘资产阶级思想和对社会主义不满的思想，这叫做“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先自我批判，然后大家帮着批判。有时明明没有的想法也要强加于人。比如当我挖出自己有成名成家的思想时，辅导员就启发地问：“有没有想过利的问题？”我不置可否地摇摇头，辅导员见我没承认这一点，又说：“名和利是搭在一起的，像一对双胞胎，叫名利思想，想名必想利……”被这样连珠炮似的发问着，好像我这人不老实，故意隐瞒不肯坦白交待什么问题似的。我感到烦恼，干脆按着对方的要求给她一个满意的回答说：“嗯……对！我是没有仔细深挖自己的思想。毫无疑问，我肯定想过金钱的问题，只是自己怕痛不敢正视而已。”接着赶快写上我想钱的坏思想。 对于一个涉世不深的学生，她是抵抗不住“再想想再想想”这种逼供的。 “挖思想”分三道壕沟，叫做“挖三线”。第一线思想是属于一般性的坏思想，比如好逸恶劳啦，想吃好穿好啦之类；第二线思想就是稍严重一点或有点上不得台面的坏思想了，比如贪图享受，想多吃多占，想偷，对现实不满；第三线思想就是隐蔽得最深的，挖起来最痛也是最见不得人的思想，比如向往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想不劳而获，对社会主义社会不满，甚至希望变天，反攻倒算…… 这种思想小结写多了，我发现只要胡编乱造痛骂自己就能过关。但是又不能写那些让人看了真会通知公安局来把你抓走的话。这就要“帽子”扣得大，上纲上线高点没关系，具体内容不能瞎写。这种亲笔写下的东西是要塞进档案里去的哟，不定什么时候拿出来作为凭证就要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所以我的思想小结末尾总有这么几句空话、套话，如：如果我不好好改造思想，任自己这些坏思想发展下去，必定会在某一天沦为一个自绝于人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或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或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或是成为枪毙鬼！…… 我为了过关，下狠心痛骂自己，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自尊心却受到极大伤害。我无法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无缘无故地骂自己，这种做法不是侮辱人格是什么呢？ 我虽然不止一次想自杀，但是在控制这种愚蠢的冲动之后，传来了一个喜讯。还差一年高中毕业时，校方通知我直升大学，这是对品学兼优、有突出专业水准学生的奖励，称为拔尖。 当时只有两人获此殊荣。另一位就是现在的赵晓生教授。 在高中一二年级时，班主任在与同学们个别谈思想时了解到有些学生已出现了恋爱的萌芽。 只要老师问，这些半大不小的同学就会天真地把心里话都掏出来———她喜欢谁，他又喜欢谁…… 恋爱———在当时学校是不允许的，尤其对中学生，老师一再提醒。学生们心中的这个秘密只能作为思想问题谈出来，而不能作为一件正大光明的事去告诉老师。 尽管不提倡不允许，但大自然的规律仍是扼制不了的，有些同学还是无法抵抗地跟着感觉走，暗暗地恋爱起来。但这是一株得不到阳光雨露的禾苗，是一棵生长在贫瘠土壤上的娇嫩花朵，只要一遇风吹浪打便会夭折。 我当时很听老师的话。知道恋爱是影响学习的，我是胸怀大志的人，所以尽量回避着这件事。约束自己与异性相吸的办法是：一、少去想它；二、不打扮自己；三、少与男生接近；四、让学习占满头脑，无暇沾染邪念。 那时期的我，梳了两条结结实实的长辫子，前额光秃秃的，没有剪那种可以增加女性妩媚的装饰性“刘海”。我不卖弄风情，也不懂，总是瞪着两只眼睛，我的眼睛很大，宽宽的双眼皮，应当是美丽的，可是由于太累和缺乏营养，显得无精打采；鼻子不高，不够大也不够长，鼻梁还有点塌，皮肤虽然细洁，但由于营养不良显得有点发暗，缺乏光泽；牙齿整齐，但不够白；身材匀称（一米六），略有一点儿胖（可能是浮肿）。同学们叫我“小胖”。 虽然相貌平平，但是由于我有着超群的专业水平，又用功，所以还是令同学们刮目相看，不乏崇拜者。 后来，我发现休息得好，人看上去就精神、漂亮。每当清晨起床，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总是容光焕发，尤其那双眼睛———熠熠生辉。可是一练琴，一用脑，一疲劳过度，人马上就变了样。 为了事业，我必须付出容颜的代价，二者必居其一。这点我明白。 对于恋爱这一自然的规律，我一直加以抵制，到进大学后，思想上才渐渐解除武装。一则是中学时代结束了，我也已经超过了十八岁，认为自己是成年人了。二则我的专业基础已初具规模，不必再拼死拼活地苦练基本功了。三则我是个好奇心很重的人，又是个感情丰富的人，精神世界不可能那么心甘情愿地空虚着，像荒芜了的田埂，感情上长期落寞，更需补充。 就在我对恋爱这事稍稍解除思想武装之时———我被丘比特的箭射中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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