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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4月，黄鹂鸣树，飞燕啄泥，四周荡漾着浓浓的春意。笔者和一位老干部，正在上海西区习勤路上，寻找门牌，要去探访平反后重病的周幼海。 在一幢公房的三楼朝南套间里，轮椅中歪斜坐着一个头发灰白、形销骨立的老人，他就是曾经红极一时而又遗臭万年的大汉奸周佛海的义子周幼海。他在北京秦城监内已经中风三次，此刻除左手还能颤抖着动动外，全身都已瘫痪，刚满62岁，就已病入膏肓，药石罔效了。这是“潘汉年·杨帆案件”和十年“文革”给他的恩赐，他默默忍受着，正等候马克思最后的召唤。 老战友相见，热泪两行，相互唏嘘。笔者还带去了电疗机，想稍稍改善幼海的病体。但试了十多次，完全无效，他的肌肉全部萎缩了。不过，在多次电疗时，却和幼海聊开了天，知道了不少历史往事。幼海虽病，但头脑清醒，口齿伶俐，谈了他和父亲周佛海之间的许多恩恩冤冤，凑起来就是一篇传奇故事。 本文不替周佛海父子立传，只谈谈他们一些曲折经历。在以下描述的故事里，主要将提到四个人。 首先当然是周佛海。在现代史上，他也算是个人物。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还是“一大”代表。为了尊重事实，“一大”纪念馆内至今挂着他的照片。他是典型的投机政客，从共产党投向国民党，成了蒋介石的心腹和“三民主义理论权威”，最后又当了汪伪阵营的第三号大汉奸。他的一生，变幻莫测，可算波诡云谲、翻云覆雨的了。这里要讲的主要是他当汉奸直至病死牢房的奇特经历。 其次要谈的就是周幼海。他走了和父亲一百八十度相反的道路，参加共产党，弃家闹革命，在公安政保战线上，立下了汗马功劳。父子恩仇，不言可喻。但他的一生是一幕悲剧。有个朋友说：“周佛海作孽太多，父债子还，幼海来到这世界上，似乎是专替父亲还债的。”言者凄怆，听者悲凉。 还有就是两个女人：周佛海老婆杨淑慧和周幼海夫人施丹苹。 杨淑慧可不是一般的女人，她出身于湖南湘潭名门，帮周佛海布置过中共“一大”会场。她生性泼辣，处世圆滑，见多识广，口蜜腹剑，爱财如命，金银成山，是周家的小财政部长。此人厉害，女中少见。 幼海夫人施丹苹，是上海有名的交际花，雍容华贵，英姿飒爽。她嫁给幼海时，正值周佛海被判死刑，周家下滑衰落之际，可见她不是为了金钱权势。她能尽清铅华，和幼海一起革命，是风尘中少见的奇女子。 上面这本来不应该碰拢的四个人凑在一起，就是一出精彩的戏，一本传奇的书，一部曲折的电视剧。 当然还得先谈周佛海。一次，笔者问幼海：“你父亲虽留日多年，但和日本政客军人向无往来。回国后又是蒋介石的亲信，和汪精卫全无关系。他怎么会当上大汉奸的呢？”幼海笑笑：“说来话长，要细谈流年了。” “七七事变”全面抗战时，幼海15岁。当时周家在南京西流湾8号，是一幢精美的小洋房。花园内有坚固的防空洞，里面设备齐全，装饰华丽。当时，周佛海是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蒋介石侍从室二室副主任兼机要秘书，cc十大头目之一，已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了。但这些似乎并未满足他的权力欲望。这就是周佛海的性格，江山好改，本性难移。 正当全国兴起抗战高潮时，为了躲避日机轰炸，一批和周佛海臭味相投的国民党大员，就天天躲在周家的地下室内，大唱反调和低调。为首的是胡适，常来的有张伯苓、高宗武、陶希圣、梅思平、朱绍良、顾祝同、熊式辉等人。他们天天谈论的，不是如何抗日，而是大讲中日不可打仗。他们认为，中日作战的结果，必定两败俱伤，而成功的是共产党。他们仍然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国民党如果抗战，既不能“攘外”，也无法“安内”，死路一条。他们还以为英美决不会援助中国。如此等等。胡适竭力主张，和日本的外交关系不能断，此事应由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日本通”高宗武去办。谈得多了，胡适笑着对周佛海说：“你这里成了‘低调俱乐部’了！”抗战中有名的“低调俱乐部”，即典出于此。当然，胡适后来当了国民党驻美大使，就不唱“低调”了。 所谓“低调”，实际就是汉奸论调。周佛海所以不惜落水，除了以上论点外，他个人的因素也很大。幼海在回忆录里曾写到周佛海对他说过：“自从脱离共产党后，我很不得意。我当上了国民党政训处处长，当过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当了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与国民党中统关系也深，但始终没有什么作为。因此，我决定和汪先生一道出来，从另一条道路来解决中国问题。”这是周佛海的不打自招。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1938年国民党政府退到武汉后，周佛海才与汪精卫正式接触，结成投降联盟。他们秘密派高宗武到东京试探和平。后来又派梅思平到上海，和日本军部的代表谈判和签订密约，这就是有名的“重光堂会谈”。1938年冬，周和汪精卫一起逃离重庆，正式投入日本人的怀抱。汪在河内，周在香港，汉奸活动，日益公开。1938年底汪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周佛海不顾各方面的反对，竭力主张在汪系《南华日报》上立即刊登，从而成了一名铁杆大汉奸。 1939年5月，周佛海和汪精卫一伙到了上海，然后就公开到东京去谈判签订密约，筹建汪伪政府。汪精卫的第二把手陈公博，一直琵琶掩面，半推半就，实际大权就全落在周佛海手中。汪集团的财政和人事，全由周一把抓。据幼海说，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钞票，当时常一箱箱往家里搬。“沪西歹土”的“76号”魔窟，名称是汪记“国民党中央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周也是主任。总之，无论权力和金钱，周都爬上了顶峰。 1940年3月底，汪伪政府成立，周佛海是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警政部长，再加上一个中央储备银行行长。周佛海有所“作为”了，他和汪精卫“解决中国问题”的果实到口了。 可是，等着周佛海的又是什么呢？ 周佛海和其他大汉奸一样，被重庆国民党政府通缉，等待着他的只能是对他的审判。尽管他权势两旺，富可敌国，但内心总是夜夜惊梦，惴惴不安。他对幼海说：“汉奸这顶大帽子是戴定了，如果一旦日本失败，吾家无噍类矣！但这与你无关，我已替你备好十万美金，你到美国去读书。我可以叫司徒雷登给你护照。他每年要从北平经上海到重庆去一次。他和蒋先生关系极好，正在做中间人谈判中日和平呢。至于我自己，只有醉生梦死，醇酒美人了。希望日本不要失败，才有活路。”由此可见，当大汉奸的滋味也是苦涩难受的。 幼海说：“要了解周佛海在政治上的投机性格，最好看看他腐化糜烂的私生活，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于是，幼海谈了自己父亲的丑闻和趣闻。 周佛海是从前上海会乐里长三堂子的常客。有张小报登过一段艳事：有个名妓叫“真素心”，死活要周佛海写副对联。周的字迹奇劣，但文才很好，立刻挥笔写就：“妹妹真如味之素，哥哥就是你的心。”汉奸歪才，倒也不易，把真素心三字都嵌进去了。但一个“大人物”的艳联挂在妓院里，当时传为笑谈。 约在1940年初，“76号”臭名昭著的吴四宝在家里开堂会唱戏，目的是要巴结周佛海，将京剧坤角“小伶红”，替周拉皮条。二人一见倾心，立成好事。“小伶红”是个年仅二十的女孩子，任周摆布。周怕老婆杨淑慧的泼辣，就将她藏在亲信孙曜东的家中，常去幽会。事被杨淑慧探悉，大发雌威，叫许多人拎了马桶，到孙家大打出手。孙曜东满身粪汁，淋漓尽致：“小伶红”脸色刷白，跪地求饶。周佛海只好答应分手。“小伶红”替周养了个女儿，杨淑慧死不认账。“小伶红” 1944年周佛海心脏病发作，到东京治病，又和护士金田幸子搭上，生了个女儿，叫白石和子。这一会杨淑慧无法河东狮吼，只有忍耐，因为是日本人，不像“小伶红”那么可欺，何况拉皮条的还是汪伪经济顾问冈田酉次呢。 幼海还谈了周家儿女的事。 周在湖南的前妻郑妹，生有一子一女，名周少海和周淑海。自周投敌，即和他们失散。后来由日本军事顾问川本芳太郎命湖南日军寻找，终于找到。但少海痛恨父亲，早已去陕西胡宗南部下当兵，只淑海到了上海。杨淑慧对她十分苛刻，但幼海和她相处得像亲姐弟一样，关系一直保持到80年代幼海去世。周佛海和杨淑慧结婚后，也生有一子一女，即周幼海和周慧海。慧海至今仍在美国，是周家唯一在世的人了。 周佛海内心不安，腐化淫乱之外，就是和各方面的人物接触。刚当汉奸，已为自己的退路打算了。当时在中国，只有三大政治势力：日本军方、国民党和共产党。日本人见主子，自不必说。重庆和延安，用的关系都深，他要预埋伏算，留取退路。是重庆，还是延安？他没有决定。来者不拒，手里多几张牌，总是好的。 周佛海的伪财政部警卫队长杨叔丹，就是周埋下的伏笔。刚好，共产党为了民族大业，让他立功赎罪，也已派人来找他了。 刘少奇当新四军政委时，就叫外甥女杨宇久到南京和周佛海联系过。杨宇久和周家的关系很深。她是周佛海岳父杨自容的得意女弟子，并是周岳母的干女儿。因此，抗战前就在南京经常出入周家，和杨淑慧以姐妹相称。幼海从小叫她杨阿姨。1941年时，她是新四军的干部。因有这重因缘，故周佛海叫杨宇久的弟弟杨叔丹当警卫队长，埋下一笔。 杨宇久奉刘少奇之命，到南京来做周佛海的工作。杨叔丹透露给杨淑慧后，她说：“老姐妹到了！快来，快来。她是共产党，但我保证没人动她一根毫毛。”周佛海也说：“肯定是刘少奇派她专门找我的。告诉她，绝对安全。”于是，在周家华丽的客厅内，杨宇久来了，和周佛海、杨淑慧作了竟夜长谈。此时，周幼海正在日本读书，并不在场。 周佛海首先开口：“宇久，你不必瞒我，是少奇派你来找我的。 你今后来去自由，一切安全。不过，我是共产党的叛徒，谈得拢吗？” 杨宇久笑笑说：“共产党现在讲统战政策，只要姐夫能为人民做事，过去的事就不谈了吧。” 周佛海说：“宇久如此爽直，我十分欣慰。我的日子也不好过，日本人的饭不好吃呢。你就谈具体任务吧，只要我能办到的，无不照办。” “姐夫，这次不是有具体的事来的。少奇同志叫我来听听你有什么打算，我方可以给你宽裕的回旋余地，使你在政治上有个光明的退路。” 既然没有触及任何具体问题，谈话就在半夜时结束了。杨宇久说，以后自有人会来安排一切。杨宇久到了上海，向地下党作了汇报。周佛海眼开眼闭，也不加干涉，还安全礼送她回了苏北。但此事说来奇怪，以后即再无任何进展，也不知是什么缘故。 1944年，当日本将要失败、周佛海已投入军统戴笠的怀抱时，共产党还曾派高级人员冯少白，化名冯龙，冒险到上海找周（周是伪上海市长），希望他认清形势，在此历史转折关头，能够悔悟立功赎罪。 周佛海政治投机的秉性难改，各方来客，都要应付，就在湖南路豪华的私宅内会见了冯少白。冯开门见山说：“日本败局已定。国民党腐败透顶，日子不长。中国的前途，周先生是清楚的。”周佛海满脸堆笑：“得人心者得天下，贵党前程无量。”冯说：“你曾是我党‘一大’代表，和我党领导人是很熟的！”周大笑说：“怎么不熟，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都是老朋友。和恩来最熟，我们同是黄埔军校教官。”谈到具体任务时，冯少白说：“日本失败时，周先生要立大功，我会叫人找你。”会见就此结束。 其实，周佛海早已和蒋介石、戴笠打得火热。对共产党，只是来者不拒，虚假敷衍。当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时，冯少白曾写了亲笔信，由一个叫章克的人来找周。周不见，只收下信。在从南京回上海的火车上，他看了信后，撕得粉碎，撒向窗外，抛尽了党对他最后的挽救。 周佛海为什么如此死心塌地跟蒋介石、戴笠走呢？其中缘故，且听慢慢道来。 周佛海和蒋介石、戴笠的关系，原本是很深的。周所以再投蒋、戴，是他政治投机的必然结果，原因自然很多。 自从周随汪投敌后，蒋介石即命令戴笠，将周在湖南的亲属，全部逮捕软禁。周的母亲、岳父、妹妹、妹夫等，都关进了军统特务设在贵州的息峰训练班集中营，但生活待遇是十分优渥的。周佛海是个孝子，对母亲的被捕，耿耿于怀，老早就转托戴笠照顾。后来，周母在息峰病死，戴笠曾代当孝子，开吊祭奠，目的自然是要拉拢利用周佛海。 周在政治上正式重投蒋介石，是在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当时周佛海曾向幼海歇斯底里般惊呼：“日本完了！我也完了！”他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选择了蒋介石。周认为蒋的力量仍比共产党强，而自己又曾是他的心腹，尤其是母亲、岳父等都在蒋、戴的手里。 1942年初，周即派戴笠驻在自己身边的军统特务程克祥，持给蒋的亲笔信，专程到重庆去面交戴笠转呈。信中表白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心情，愿意力保东南半壁，不落入共党之手，以赎罪过。蒋介石对周佛海的来归心领神会，当即亲笔写了回信。幼海在回忆录中写过这件事：“周佛海从保险箱里拿出蒋介石那封信给我看。信的内容大体是这样写的：周君有悔过思改之意，甚佳。但望君暂留敌营，戴罪立功。至于君之前途，将予以可靠保证，请勿虑。最后署名‘知名不具’。我问周，说‘知名不具’是什么意思？周说：‘就是你已知道我的名字，但因某种原因，我不能写明。’周告诉我：‘这肯定是蒋介石的亲笔信，因为我认识他的笔迹。’”周佛海当过蒋的机要秘书多年，完全明白这是蒋给他的命令。至于“知名不具”，周也知道，这是蒋介石过去在密信中惯用的手法。周得了此信后好比吃了定心丸，就放手和戴笠合作，把共产党的挽救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首先，周佛海在小舅子杨惺华家中设置了电台，天天和戴笠通报，由程克祥和另一军统特务彭寿负责。日本人知道这件事，尤其是军事顾问川本芳太郎，周已向他全盘托出。日本人为何不干涉呢？原来，自从太平洋中途岛海战美国大胜后，日本步入下坡路，天天想直接和蒋介石谈和，结束中日战争。现在周和蒋恢复关系，求之不得。日本人幻想能架起直通重庆的桥梁。他们哪里知道这只是周佛海为自己打算的政治投机呢！ 周佛海按照从前宋子文当财政部长时的办法，建立了装备精良、训练严格的税警团。说是说“团”，其实是一支有二万人的精锐部队，接近两个师。武器都是通过川本芳太郎取得的“三八”式枪械，而且还有小钢炮等重武器，这是其他伪军绝对没有的。后来，周和国民党第三战区进行物资交换，又得来许多连日军也没有的卡宾枪和冲锋枪。自从周和蒋介石恢复联系后，戴笠就千方百计要控制这支部队，密令军统干将熊剑东，到周处当了税警团副团长兼参谋长。后来周当伪上海市长，熊又是保安司令。提起熊剑东此人，敌伪时在上海大大有名。毒杀“76号”魔头李士群的大案，就是周、熊按戴笠的密令干的。日本投降后，熊剑东是汉奸中唯一受到国民党军委会公开表扬的人。这里，暂把周佛海搁一搁，回过头来说说周幼海。 周幼海1922年10月20日生于日本鹿儿岛。那时，周佛海是个穷学生，和杨淑慧住在一间屋内，靠稿费为生、苦度岁月。 后来，周佛海叛党，当了蒋介石的心腹，得发了。幼海六七岁时，和妹妹慧海一起在上海读书。“七七事变”，为避日机轰炸，幼海被送到湖南老家。 1938年时，幼海回到武汉。不久，武汉会战开始，周佛海将杨淑慧和幼海兄妹，送往香港。幼海那时16岁，进“岭南中学”读书。 1938年年底，周佛海跟汪精卫在香港公开投敌，幼海被同学骂成“小汉奸”，心中十分苦闷。但却和几个同是内地来港的同学成为至交，他们都被香港人叫做“外江佬”。 1939年5月，周佛海和汪集团到了上海，正式当汉奸，幼海也一起同来。9月，周佛海应日本最高特务机构“梅机关”负责人影佐祯昭的“邀请”，将幼海送到东京读书，从此当上了变相人质。但17岁的幼海，自己并未意识到。 因为是大汉奸的儿子，日本人十分重视。“梅机关”专门派伊藤芳男陪同幼海，乘“长崎丸”的头等包房，去了东京。生活是第一流的，只是连寒暑假也不能回国。伊藤十分委婉地对幼海说：“这是为了不打乱你的学习，也是你爸爸的意思。” 幼海以贵宾身份，被安排住在大财阀藤田源一在神明町的豪华别墅内。先是学日文，由周佛海以前的老师松本龟次郎亲自教授。空余的时间，伊藤就陪幼海到新宿游玩，去银座观光。 但幼海不像父亲，毫不荒唐。他在学习之余，竟读了许多在国内从未见到过的书。东京有条神田町，什么书都能买得。国内很少见的“上海复社”出版的埃德加·斯诺和妻子写的《西行漫记》，居然得到了。幼海第一次知道中国有个共产党，领袖是毛泽东。并且知道了周佛海最早也是共产党，且是“一大”代表，后来叛党，现在更当上了大汉奸，从此对父亲就有了看法。幼海还读了点《资本论》，一知半解，但已懂得不少共产党的来历和道理。所有这些，伊藤芳男是不知道的。 1940年初，汪伪集团的高宗武、陶希圣，在戴笠、杜月笙的策反下，起义逃到香港，在《大公报》上公布了日汪密约，震动国内外，史称“高陶事件”。二人还写了揭露汪集团的文章，内中一节，写到周佛海把儿子当作人质，送往日本读书。 幼海在东京看到了这份《大公报》。人质？什么是人质？他不知道。当他弄清楚这两个字的意思后，勃然大怒，更加怨恨自己的父亲了。等伊藤芳男来时，幼海满脸怒容，将《大公报》重重在台上一掼，大声吼道：“我是人质！你看！你看！” 伊藤看了报纸，呆了一会，笑着：“全是胡说八道。高宗武、陶希圣是汪先生的叛徒呀，你也信？” “好，不是人质，为什么规定寒暑假不可回国？”幼海寸步不让，吵得很凶。 最后，伊藤请示后，只得让幼海假期中回家。不料第二个暑假，幼海就出逃了。 1941年暑假，幼海回到上海。当时，周家住在愚园路1136弄59号，由“76号”特务日夜护卫着。 幼海19岁了，对日本人和汉奸十分痛恨，就约了姓姚的知心同学来家商量，幼海忿忿然说：“我已决定，到大后方抗战去。但到重庆怎么走？又如何能脱身？我想，最方便是先到杭州，然后经淳安去第三战区，到重庆就便当了。” 一个酷暑的晚上，幼海换了一身当时流行的麻布学生装，什么也未带，就从家里出走了。他早在“金门饭店”开好房间，住了一夜。第二天破晓他悄悄地登上去杭州的火车，溜了，圆他的抗战梦去了。 幼海一夜未归，杨淑慧急得团团打转。和周佛海一说，周也十分紧张。他知道儿子近来很有抗日思想，会不会秘密出走呢？周佛海除报告日本宪兵队外，立即下令“76号”，紧急查明，予以堵截。幼海的母亲和妹妹找到姚，哭哭啼啼，姚说出幼海到杭州去了。 车到杭州站，月台上如临大敌，布满日本宪兵和便衣特务。万里浪、石林生在人流中一眼就认出了幼海。幼海也认识这两个特务头目，知道出事了。当被请进贵宾室，幼海一口咬定是来西湖游玩的，严厉责问万里浪，为什么扣留他。 “周少爷，你在我们面前还调枪花呀！你姓姚的同学全说了。淳安不必去了，快回上海。”万里浪对主任的大少爷，不敢放肆。幼海无奈，满腹懊恼，被“押解”回上海。从此对父亲的怨恨，又添了三分。“76号”跟踪监视过幼海，也几次传讯过姚，终因为是大汉奸的儿子，不便多问，也就不了了之。 经过这番折腾，幼海装得消极颓唐，开始吃喝玩乐了，但想到大后方去抗战的念头，愈加强烈。几个星期以后，他带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也不和人商量，独自溜到北平去了。他想通过邯郸，到抗战区去。日本宪兵队发现了幼海，除监视外，请示派遣军司令部如何处理。 华北是日本侵略军的独立王国，周佛海鞭长莫及，只有请宪兵司令部帮助，截回幼海。 幼海独自流浪，成熟了许多，竟和日本宪兵捉起迷藏来。他在北平冶游之后，突然化装去了邯郸。但一无熟人，要通过八路军的游击区去大后方，谈何容易，他怕被敌寇发现，惶恐不安，就毫无目的地再换洋装，闯入了济南，终日荡游于大明湖畔和酒馆青楼，出手又大，终于花光了钱。一天，一个便衣日本宪兵找到了幼海，客气地说：“不要胡闹了。我们司令部来了命令，请你回家去。”说罢，拿出一张头等火车票和几百元钱，笑笑走了。到了这种地步，还有什么可说的，幼海灰溜溜地回到了上海。 大约有半个学期，幼海未去日本读书。此时，幼海第一次见到了施丹萍。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那是38摄氏度的大热天。 要回过头来再提周佛海了，他将演一场闹剧。 8月16日，周在南京出席了陈公博召开的解散汪政府的会议。所有大汉奸，个个丧魂落魄，唯有周佛海，笃定泰山，满心欢喜。为什么？周后来在审判时的自白书内写道：“8月12日，程克祥、彭寿送来戴局长（戴笠）一个电报，内载：‘委座派做上海行动总指挥，负责维持上海和沪杭沿线治安’，并指定归我指挥的部队，我便遵令就职。”既有如此美差等着，他已不要什么共产党的关心，党派来的人不见，带来的信撕掉。 当时，周的伪职主要是上海市长，他要急着回上海就任蒋介石委任的新职。但别忙，南京必须让它乱一下，和陈公博闹点小磨擦。汪精卫死后，陈是伪政府主席。他组织了八个方面军，如庞炳勋、张岚峰、孙良诚、吴化文等，都是冯玉祥的旧西北军，倒也有三十万人马，盘踞在中原地带。陈公博名义上“掌握”着大军，实际上全由戴笠密令周佛海以重金收买策反了，陈一兵一卒也调不动。现在日本投降，周佛海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密令以上各部，不听陈公博的指挥，静候重庆蒋介石的委任。周这样一做，陈公博就成光杆司令了。 周在离开南京时，还要给陈公博重重一击，使他坐以待毙。周佛海手下有个军统特务周镐，此时像土行孙一般从地下冒了出来，自称“京沪行动总队长”。这倒不假，戴笠已密令周佛海给予支持。周镐在8月16日晚上，就动用周佛海的财政部的警卫大队，占领了新街口闹市区的“中央储备银行总行”大楼。同时，逐一逮捕大汉奸。所有这些，周佛海都是知道并默认的。 周镐的行为，日军未加干涉。他指挥队伍，直扑西康路陈公博的住宅，说要逮捕汉奸主席，这也是周佛海点过头的。不料忠于陈的“中央军官学校”学生千余人，全副武装赶到，说要“保卫陈主席”，和周镐的部队终于形成枪战，西康路、珞珈路一带，子弹横飞，秩序大乱。日本派遣军司令部受“陈主席”的请求，派兵干涉了。带队的小笠原少佐宣布：“在国军尚未到达之前，日军仍有维持治安的责任。”当即缴了双方的武器。周佛海财政部警卫队的枪被缴了，但这有什么关系，陈公博臭了，南京城乱了，周的目的已经达到。 经此一闹，南京人心浮动，谣言四起。周佛海又指使自己控制的报纸，攻击陈公博“拥兵自卫，已成为蒋介石还都南京的障碍”，闹得陈公博忧心忡忡，坐立不安。日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是深知周佛海在这场戏中的所作所为的，就决定先让陈公博到日本躲一躲。陈再三考虑，自知斗不过周佛海，就带着情妇莫国康和其他大汉奸等，乘飞机到日本去了，后来引渡回来，1946年被蒋介石枪毙。 从地下冒出来的，除周镐外，还有伪军司令任援道，名义是“先遣军总司令”，也是戴笠封的。任本是八个方面军之一，早被周佛海的金弹打倒。此刻周和任分工：任管京沪，周管沪杭，成了“亲密战友”。 周佛海唱完这出对陈公博的逼宫戏，大获全胜。他心满意足，在8月18日回上海，要摇身一变，当他的“行动总指挥”了。 日本投降时，戴笠和杜月笙已在浙江淳安。时局变化如此之快，他们担心新四军会近水楼台先得月，开进上海。除急令周佛海、任援道力保京沪安全外，就叫杜月笙最得力的门生、cc健将陆京士，持戴笠的亲笔信星夜来沪找周佛海。戴笠的信是这样写的： “佛海吾兄赐鉴：敌已向同盟国提出答复，愿立即停战并解除武装。在此局势急转直下之时，京沪治安之维持，甚关重要。弟已呈准，上海由兄联络各方，共同负责，而由兄主其事。请兄于此紧急艰巨之时期，对任务能秉承领袖之意志，鼎力以支持之也。今后一切，当由弟负责。专此致颂大祉。弟戴笠手上。” 周佛海接到信后，立即成立“上海行动总指挥部”，摇身一变，大汉奸成为从地下钻出来的抗战英雄了。上海的老百姓，窃窃私议，群疑莫释，都被搞得稀里糊涂，不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这与周佛海何干，他从汉奸上海市长变成“总指挥”“总司令”，他要在上海“行动”了。 “行动总指挥部”由周的心腹罗君强、熊剑东任副司令，下设参谋处、调查处、政法处、军法处、宣传处等，机构庞大，五脏俱全。周佛海身边两个军统小人物程克祥、彭寿，奉戴笠之命，担任正副秘书长。顶多十天吧，周就发现，这两个小人物抓了全部大权。他们代表戴笠，周被架空，挂了个名义，成了空心大老倌。 但维持治安的责任却是要周佛海负的。周得到两位秘书长同意后，杭州由周的心腹、伪浙江省长丁默村负责。周的近二万人的税警团，布置在上海四郊和沪杭沿线。周还把军事顾问川本芳太郎请来和上海日军“登”部队达成协议，日本陆军进驻浦东沿海及郊县一带，和税警团一起，严防新四军入城。当时中共确曾一度要接管上海，后经毛主席再三斟酌后放弃。“登”部队张贴布告说：“奉上司命令，执行维持治安任务。如有妨碍日本行动者，将认为系不服从蒋委员长命令，予以最严厉处置。”“行动总指挥部”由程克祥、彭寿拟定，也不请示周佛海，就四处贴出布告，严禁造谣生事，武装挑衅，保护日侨，违者重罚。具名是“总指挥”周佛海。周好比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局面初定以后，程克祥、彭寿就开始捉汉奸了。醉翁之意，全在“房子、车子、条子、女子、票子”，是为“五子登科”。戴笠将来上海，用不到周佛海这个“总指挥”了。狡兔死、走狗烹，自古亦然。周佛海自知没趣，忧虑重重。程克祥向周说：“总指挥就到储备银行办公，准备移交吧。这里有我们，您尽可放心。” 周很识相，担着个“总指挥”的名义，却天天到银行去上班。堂堂一个“储备银行”，一点金银不留，不好交账。于是，周绞尽脑汁，总算留下点财宝，面子上得以过关。根据后来周佛海在供词中说，向重庆“中央银行”来客移交了黄金50万两，美金550万元，白银760万两，银元33万元。作为汪伪的“国家银行”，只有这些“储备”，无非自欺欺人，蒙混过关而已。 不久，杜月笙回来了，全副美式武装的“第三方面军”空运到了，戴笠也在9月来上海了，还要周佛海何用呢？他就索性呆在家里，等候命运给他安排的苦酒，不，也许是一杯醇香甜酒。 9月，戴笠到了上海，周佛海的“行动总指挥部”“行动”过了，宣布结束。 戴笠天天在湖南路周家吃晚饭，和周佛海谈到深夜，那热呼劲儿胜过亲兄弟。特务魔头就有这个本领，胸中早有成竹，面上不露痕迹。平心而论，他对周佛海，内心是矛盾的：既要保周政治上渡过难关，找一个好向世人交代的万全之策，又要对周在敌伪时搜刮的财产觊觎巧取，占为己有。只要看看周佛海家中华丽的摆设和好几辆“凯特勒克”、“林肯”保险汽车，这座“基度山”不能不挖。戴笠决心行动了：要救周佛海的性命，也要周的金银财宝。 每天晚饭后的谈话，几乎都涉及周佛海和其同伙丁默村、罗君强等的前途问题。戴笠总是哈哈大笑说：“有我在，你们就有前途。这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政治上来个声明就可以了，何况你们又为党国做了不少事。放心吧，决不会判刑。” 有一次，周佛海提到蒋介石给的亲笔信。戴笠说：“委座知道的，常提起你，说东南一带，多亏佛海，才未落入共产党之手。但你切不可对外人多讲，委座知道就不好办了。”戴笠说得情真意切，周佛海深信不疑。 9月，军统特务大捉汉奸，搜刮钱财，这是“劫收”的重要内容之一。捉来的人先关在吴四宝的住宅，后来移押“楚园”。此时的汉奸们，真是人人自危，草木皆兵，惶惶不可终日，戴笠口蜜腹剑，面带笑容对周佛海说：“老兄目标太大，这一阵就请不必外出，在府中韬光养晦，专候委座的佳音就是了。”周佛海是个宦海浮沉老手，已经感到大告不妙。幼海在回忆录中谈到周佛海的心情：“我问周：‘你看今后会怎样？’周说：‘很难预料。熊剑东也有同样的顾虑。’” 戴笠正在考虑，怎样搬开周佛海这块绊脚石，还有就是周厉害泼辣的老婆杨淑慧，戴也惧她几分。儿子周幼海，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这三个人为何住在湖南路周公馆，对周的金银财宝，如何下手？戴笠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好计策。9月下旬的一天，他兴冲冲踏进周公馆，就高声嚷嚷：“佛海兄，好事，好事呀！”正在“韬光养晦”的周佛海听到戴的叫声，急忙下楼，将戴请进书房，愕然地问：“雨农兄，什么好事呀？” 戴笠背靠沙发，仰面大笑：“老兄，等到了！委座来电，要召见你，天大的好事吧！” 周佛海满心狐疑：蒋介石正要在重庆和毛泽东谈判，这种时候，怎么会召见他呢？但周深知戴笠的性格，他决定的事，不会更改，此去凶多吉少，大为不妙。但还是问了一句：“什么时候走？去多少天？” “9月底动身，至于去多久，那要等见过委座再看了。”戴笠仍是满面春风，但心里明白：周佛海犯疑了，赶快动手，搬走了周，还要调走杨淑慧和周幼海，这出戏不大好唱呢！ 第二天，大汉奸丁默村、罗君强也吵着要去，说想见见委座。戴笠心中好笑：“你们去干什么呢？我又不想挖你们的金山？”但反正都是笼中的鸡，网里的鱼，就不加思索地说：“那好，一起去吧。” 1945年9月30日一早，周佛海和丁默村、罗君强、内弟杨惺华等，由戴笠亲自陪同，乘专机到重庆去了。 周佛海等到重庆后，即被送到杨家山戴笠的私宅。杨家山、磁器口一带，是军统和“中美合作所”的集中营所在地，有名的白公馆、渣滓洞，都在这里，江姐就牺牲于此。周佛海当然不进监狱，生活招待是一流的。戴笠说：“休息几天，静候委座召见。”不一会，总务科长夏祯祥跑来，毕恭毕敬说：“周先生，要什么尽管吩咐，但请勿外出，不要和熟人通电话。”周佛海脑子嗡地一响，自言自语说：“软禁了！” 当晚，周佛海就心脏病复发，送进了美国人办的“四一医院”，病房二大间，设备华丽至极。戴笠来了，对周说：“这是最好的医院，安心养病。”坐一会就走了，从此没有再来。周佛海写过几次信，也不见人影。戴笠从医院出来，心中暗喜，已生出一条妙计，可以把杨淑慧和周幼海骗来重庆了。 第二天，戴笠就飞往上海。 晚上，湖南路周公馆内灯光通明，客厅中坐着戴笠、杨淑慧和周幼海。戴笠开门见山说：“佛海一到重庆，旧病复发，现在住入第一流的医院了。我特此专程来上海，告诉嫂夫人和周公子。” 戴笠满面春风，杨淑慧一脸愁云，幼海漠不关心。 戴笠又笑着说：“佛海的病，不知何时可愈。他很想念你们，要请嫂夫人去探望他。我想，嫂夫人去一趟也好。医院里虽有护士，总不及亲人照料得周到。淑慧嫂，你看可好？” 杨淑慧心乱如麻，呆在那里，未作回答，心中暗忖着丈夫的病，也怀疑戴笠在捣什么鬼。客厅里沉默了几分钟，戴笠笑了：“淑慧嫂，你怎么啦？去不去呀？” “去，去，佛海有病怎么能不去！”杨淑慧知道，戴笠决定的事是无法抗拒的。接着又回一句：“戴局长，何时走呢？” “我很忙，说走就走，就乘我的专机。”戴笠要把这个厉害的女人打发得越快越好。杨淑慧听后，一言不发，事情要轮到周幼海了，戴笠转过头来，对幼海说：“幼海，你不和妈妈一起去看看父亲吗？他一直想念着你。” 幼海一听，立即顶了回去：“母亲够了，我可不去！” “你不是一直想到大后方去吗？现在去看看，岂不正好？”戴笠脸上的笑容已减了一半。 “我不去！要去也以后再说。”幼海显然不知天高地厚。 戴笠的脸立即沉了下来：“你要知道，我要人干什么事，没有人敢违抗我的意志。” “我不是你的部下，不必执行你的命令。”幼海又顶了一句。 “好好，你不去，现在就跟我走！”戴笠要动真格了。 这时，客厅里的气氛十分紧张，杨淑慧哭了：“幼海，去吧。”幼海知道闯祸了，就说：“去就去，但行动要有自由。” 戴笠又笑了，但换了个话题：“你的名字要改一改，不要让人知道你是周佛海的儿子。” 幼海已怒目相对，杨淑慧害怕极了，马上说：“改一改也好，幼海，你就叫周祖逵吧。”幼海感到莫名其妙。 第二天一早，汽车来了，将杨淑慧和幼海接到机场。戴笠等在那里，朝幼海笑笑说：“我就喜欢听话的孩子，这样不是很好嘛！” 飞机向重庆飞去，戴笠的心却留在上海。他马上要回来，向周家的“基度山”开刀。 飞机到了白市驿机场，杨家山的总务科长侯祯祥已在恭候。戴笠关照，将幼海母子送到“四一医院”，好好招待，自己就进城去了。从此，戴笠再未去看过周佛海，虽周一再写信，戴也不理。 当杨淑慧和幼海走进豪华的医院病房时，周佛海一见就目瞪口呆，沉默半晌后说：“你们怎么来了？谁叫你们来的？”幼海抢先说：“戴笠叫妈妈来照顾你生病的，莫名其妙，把我也逼来了！”周佛海一听，心中打鼓，不安地朝妻子说：“雨农不安好心，要把我们一网打尽！”杨淑慧定了定神：“戴笠在上海逼幼海走，我已猜着七八分。没有别的，要我们的钱。不怕他，我早有准备。房子搬不动，但珠宝黄货，早已进了美国银行保险箱。蒋老头子那封亲笔信，我已锁入香港‘汇丰银行’保险库。佛海，你别怕，他戴笠是天王老子，也无办法。”杨淑慧的泼辣厉害，于此可见一斑，魔头戴笠远不及这个女人的工于心计呢。 周佛海病好以后，被送回白公馆，和丁默村、罗君强住在二楼，招待优渥，设备一流，就是独缺自由。幼海住在楼下，允许他和父亲见面，但不得外出，不得打电话，也软禁了。幼海在回忆白公馆的软禁生活时写道：“生活是很优裕的。可以下棋、打牌、唱戏，可以看重庆出版的所有报纸，包括《新华日报》。每天吃的是八菜一汤，大鱼大肉。过阴历年时，还有整桌酒席。” 一个月后，放杨淑慧回上海了，幼海则不放。杨临走时对周佛海说：“这可见戴笠闹腾了几十天，除房子、车子外，一无所获，所以要我回去，想榨我的油。放心，我来个以软克硬，一毛不拔！” 幼海常到楼上和父亲聊天。他虽厌恶周佛海，但在全封闭的白公馆内，还有谁好谈呢？除了特务，还是特务。一次，谈到幼海的前途，周佛海说：“你还是去美国读书好。”幼海经过此番劫难，又成熟了许多：“你们管住我，二十几年了，现在不要再管，我要走自己的路了。”什么路？幼海不说。幼海看清了国民党的真面目，心中已仰慕共产党。戴笠对他软禁，等于狠狠把他向左推了一把，让他向共产党靠拢。 1946年3月17日，戴笠在南京附近的一处叫“困雨谷”的山峰上坠机身亡。戴字雨农，死在困雨谷，可算天亡斯人。消息传来，杨家山的大小特务，乱作一团，像煮开了一锅粥。 最着急的，要算周佛海这些大汉奸了。周十分了解戴笠，金钱上要捞进，政治上会保证。现在保护神一死，指望落空。周对同室的大汉奸惊呼：“雨农死，我也完了！”后来，周佛海在他的《狱中日记》中回忆写道：“三月中旬，雨农坠机身亡，为之忧虑不置。盖余之身家性命，渠曾立誓保护。今如此，则前途殊可忧也。”周当时“忧”得没错。等着他的是人民的声讨和法律的审判。至于丁默村等，就更不必说了。 白公馆内秘密传言，戴笠是被蒋介石除掉的，因戴的权力太大，已成蒋的障碍。幼海有一天问父亲：“蒋介石真能杀害戴笠吗？如此忠实的鹰犬，也要处死？”周佛海长叹一声说：“按照蒋的个性，完全有这种可能。还是那句老话：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雨农的死，将成千古一谜。蒋是惯于作谜的。” 无论怎么说，戴笠的死，对周佛海和周幼海都是人生的转折点，父子恩仇，各有千秋，不久就要显露出来了。 戴笠死后不久，毛人凤按蒋介石的任命，坐了军统第一把交椅。 周佛海等倒很有自知之明：发表一个声明，作为政治问题解决，显然不可能了。赖在白公馆，靠山已倒，也非长久之计。倒不如法律审判来得爽快，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照目前这样拖着，总不是办法。更何况《惩治汉奸条例》，已经公布，这一关已是难逃。所以，周佛海写了一封信，要求法律结案。 毛人凤到白公馆来时，周佛海当面交上这封信。但毛就是不接，还像真的一般说：“你的问题，要等委座召见后才能决定，放心吧，没有事的。”周佛海被弄得稀里糊涂，不可不信，不可全信，只能等着再说。但周对幼海的软禁，一直有很大意见，现戴笠已死，不可不提了，就严肃地对毛人凤说：“毛先生，我儿子周幼海，在白公馆已经七个月了，有这个必要吗？请即放他出去”。幼海对笔者曾详细讲了这件事。他说：“毛人凤倒是一口答应了，但提出了条件，一是出去后不能去看周佛海的老朋友，二是不能回上海，只能去成都，而且，要有人担保。当时，我只要出去，什么条件都接受了。”周佛海请在侍从室时的老朋友、军统高级干事胡静安作保，胡同意了。 军统同意释放的当晚，幼海和父亲作了一次长谈。幼海坦率地承认自己倾向共产党，想走这条路。周佛海也懊悔日本投降时拒绝了中共的来人。最后，周对儿子说：“你自己去闯荡吧！” 第二天一早，东方还未发白，幼海获释了，被军统特务用小车送到重庆郊区一座客栈暂住，勒令他立即去成都。幼海在特务监视下，只好走了，说是去华西坝大学读书，其实是去找同学肖孟能，另觅出路。软禁七个月后的周幼海，终于自由了，戴笠把他推到共产党一边去了。 幼海一到成都，就找到肖孟能，要他设法买回上海的机票或船票。肖是国民党中央委员肖同兹的儿子，会有办法。幼海在成都住了二十多天，突然人不知、鬼不觉地回到重庆，去了曾家岩中共办事处。幼海相当成熟了，急着找党了。在办事处，他要找董必武或周恩来，因周佛海和他们过去极熟。秘书出来接见，两人作了一番对答。秘书对幼海说：“你是周佛海的儿子吧！什么事！请说。” “我想见董必武伯伯或周恩来伯伯，我要到延安去。我被戴笠关了七个月，刚刚放出来呢。” “噢，你要到延安去，不简单。但不行啊，周先生，什么组织介绍也没有，怎么接受呢？” “我见董伯伯、周伯伯说去。”“他们忙极了，不会有空。这样吧，我负责转告，一有消息，就通知你。” 闯曾家岩的一幕，就此结束。幼海初次出马，没有成功。幼海明白了，先要找到党组织才行。 幼海挤上了回上海的轮船。在重庆秘密转悠了三天，军统特务竟未发现。 幼海回到上海。湖南路周家早被军统特务占了，杨淑慧暂时住在盛宣怀的儿子盛老三家。母子见面，相互叹息，痛骂特务不止。杨淑慧说：“他们死死逼我交出金银财宝。这批蠢猪，哪是我的对手！” 幼海在同学的帮助下，不久就找到了共产党。 幼海这位同学介绍他认识了田云樵同志。 幼海对田云樵诉说了戴笠关他七个月的情况，已看透国民党的腐败。他也说了在重庆到中共办事处去过。现在，希望田云樵能介绍他到解放区去。 “你的情况，我们了解了。父亲归父亲，儿子是儿子，何况你和父亲又一直是对立的。幼海，党欢迎你呀！”田云樵未等幼海细说，就开门见山，热情洋溢地打开了话盒。 “太好啦！我找到党组织啦！”幼海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田云樵叫幼海先隐蔽起来，以防特务发现，耐心等候上级的通知。幼海就回到复兴公园旁的秘密住所，闭门不出，除杨淑慧外，什么人也不知道，军统特务只当他还在成都读书呢！ 没过多久，田云樵把幼海找去说：“上级批准了！叫你立刻到苏北解放区去。沿途有交通接送，一切已安排妥帖。你快去准备一下，不要多带东西，装成小贩模样。快要打内战了，路上不太平呀！” “去苏北哪里？”幼海急着问。 “淮阴。中共华中局就在那里。” 幼海兴奋极了，但这可不能告诉杨淑慧，要绝对保密。他向母亲说，军统正监视他，留在上海，死路一条，想到香港去闯闯，然后设法去美国读书。末了，幼海说：“妈妈，我想多带些美金港币和珠宝首饰，以备急用。”杨淑慧一听，满心欢喜，笑着说：“香港是用钱的地方，多带些去好了。”这个泼辣的女人哪里知道，儿子是要第一次向党做些贡献呢！ 幼海从母亲处拿到港币20万，英镑5000，还有几支翡翠翎管和宝石钻戒。这翎管是清朝大官红顶官帽后插花翎用的，碧翠欲滴，价值连城。幼海打扮成一身破烂的小贩，把钱钞珠宝分散藏好，就头发散乱地上路了。杨淑慧怕特务发现，没有送他。 一路平安，幼海到了淮阴。在中共华中局联络部内，社会部长杨帆接待了幼海。他就是后来“潘汉年、杨帆大案”中的杨帆。 幼海将所带的外币和珠宝，全部贡献给党，以示和父亲决裂。他在淮阴住了近两个月，除参加学习外，就是将周佛海的一切，特别是复杂众多的人事关系，详细写给了党组织。杨帆十分赞赏，认为这些关系对开展工作大有用处。此外，幼海还写了自传。 八月的一天，火伞高张，蝉鸣阵阵。杨帆兴冲冲地找到幼海说：“组织批准你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特别党员’，我做介绍人，候补期两年。” 幼海终于幻梦成真，如愿以偿，高兴地说：“我这周幼海三字，晓得的人多，很不方便，改个名字行吗？”于是，幼海经党批准，正式改名为周之友。但后来大家仍习惯地叫他“小周”和“幼海”，好像更亲切些。 幼海是“特别党员”了，组织上决定派他返回上海，在田云樵领导下，进行地下工作，还给了他20两黄金，作为工作经费。 幼海回上海去了。到江阴时，买了份《大公报》，一看，知道周佛海等大汉奸将要押到南京，受法律审判。 周佛海在白公馆一再要求司法审判，政治解决的幻梦彻底破灭了。1946年7月中旬，毛人凤跑来说：“好吧，收拾一下，到南京去司法解决。”周佛海很高兴，自以为替蒋介石、戴笠做过不少事，法律上至少也可将功抵过。但不知为何，又拖了很久，直到9月16日，军统局才将周佛海、丁默村等用飞机送到南京去了。 周佛海等先关在南京宁海路军统看守所，生活上依旧优待，饭菜都是酒楼送来的。9月23日，周被移押到老虎桥法院看守所。这是一座小洋房，内有花园，放风时还可散步。周佛海关在“忠”字监，和丁默村、罗君强同住。但伙食已是犯人的规格了，周终于正式过上吃官司的监狱生活。 周佛海在重庆时，就写好了很长的自白书，内容全是表功，说明自己做了许多有利于抗战的事，功比天高，足可抵过。9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检察官已到军统看守所提审过一次，周即交了自白书，一口咬定自己在1942年早已向军统局自首，有戴笠的信件可以作证。移押法院看守所后，9月24日、25日、26日接连提审。审讯员告诉周佛海：“罪行严重，抛弃幻想。”这样一来，周和丁默村等就有些惴惴不安。大汉奸缪斌也替蒋介石做过不少事，但在5月间第一个被枪毙了！接着，陈公博、褚民谊等接连处决，他们对蒋介石也多少有功的。丁默村虽是特工魔头，但胆小如鼠，天天向周佛海唠叨：“老头子恐要一锅端，死定了！”周也坐立不安，但自忖还有蒋的亲笔信这张王牌最后可打。但大汉奸缪斌也是有的呀，他为什么要枪毙？周茫然了，无以自答。 国民党司法界的内幕十分复杂。负责周佛海案件的首都高等法院推事金世鼎和检察官陈绳祖，几经密商，预定的计划要判周佛海死刑。当然，这是得到最高当局暗示的，蒋介石侍从室传来口谕，要严厉肃奸，不管任何人，不得从宽。而社会上也盛传，周家有钱，已重贿法官，可免一死。主办案件的金世鼎和陈绳祖，钱哪有不要，只是周家的钱太烫手，拿不得，何况周家也未开后门来“献宝”。所以，周佛海自以为“功高盖天”，但还未审判，就已被定了个死罪！机关算尽，倒误了卿卿性命。 杨淑慧使出她浑身解数，忙得不可开交。她确信丈夫立过大功，又一直是蒋的亲信，可以免罪。现在最要紧的是认认真真，金钱铺路，打好官司。为了取得大量有利于周佛海的证明材料，不惜重金，到处送礼。在所有的大汉奸中，证明材料最多的，要数周佛海了。幼海在回忆录内写道：“在所有取得的证明中，律师认为最有力的是以‘曲线救国’为名投敌的6位将领，即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张岚峰、吴化文和郝鹏举所写的证言。母亲花了两根大金条，托军统特务周镐去找这6个人签名。杜月笙也写了证明。”证明还有很多，不下30多份，杨淑慧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塞法院的狗洞。在大量闪闪发光的黄金前，法官也许会怦然心动的，但杨淑慧失策了。 杨淑慧花重金聘请章士钊、王善祥、杨家麟3位著名律师，负责辩护。 但杨淑慧千算万算，不及老天一算。这老天不是别人，正是周佛海追随十多年的蒋介石。蒋介石身怀生死簿，手执勾魂笔，早就圈点好了。你杨淑慧，纵有通天本领，逃出三千里，还在棺材里。 1946年10月21日，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在朝天宫宽敞的大成殿内，布置法庭，公审周佛海。 一早，朝天宫内外就密布宪兵法警，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气氛紧张。尽管如此，旁听者还是来如潮涌，不到9时，已经挤得水泄不通，连两边窗槛及围廊里也全是人了。 上午9时30分，公审开始。由院长赵琛任审判长，推事葛之覃、金世鼎，检察官陈绳祖，都是司法界的名流，加上响当当的辩护律师章士钊、王善祥和杨嘉麟，像唱戏一样，名角如云。 律师提供的有利于周佛海的证明是大量的，除上述六个方面军的司令外，还有军统局的，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党皇帝”吴开先的，上海市党部的……但军统局毛人凤大概因为没有拿到杨淑慧的20根大金条而昏了头，在证明周佛海有功后，又有一封公函，说“完全是对汉奸在策略上的利用”。前后矛盾。莫测奥妙。 审判开始。官样文章般问过一通后，就进行辩论。法官、检察官、律师和被告，唇枪舌剑，车轮大战，拖了近五个半钟头。 辩论集中在“通谋敌国”上，检察官一口咬定，被告出卖国家，所谓立功，不足抵罪。周佛海说了大段丑表功的辩词，滔滔不绝，竟达一小时之久。 周在后来的《狱中日记》内写道：“检察官控告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余谓，上半段为通谋敌国，图谋挽救本国，因历述动摇日军士气，淆混日本国民各谋略以及妨碍日军各种行动等等。后半段应为通谋本国，图谋反抗敌国，因详述与中央联络后如何营救抗战工作人员，如何刺探敌军军情等等。”甚至，连戴笠密令毒杀“76号”魔头李士群一事也搬出来了。周在庭上说：“戴局长有电，处死李士群。后和华中宪兵司令部科长冈村商量，予以毒毙。”周佛海说得额头冒汗，手舞足蹈。 律师的大段发言，这里就不去赘述了。辩论快终结时，已经夕阳西下。哪知冷火里爆出颗热栗子，检察官陈绳祖站起身来，举手摇着几张纸，声震屋宇般喊道：“这里有蒋委员长侍从室和军统局的公文，对周犯所称功劳及胜利时委派为上海行动总队司令一事，完全是一时利用！”轻飘飘的两张信纸，也不知是真是假，就将周佛海的丑表功全部否定了。旁听的人群一阵骚动，审判长不断摇铃，提醒肃静。周佛海也有点心慌，但马上镇静下来，心中暗忖：我还有老蒋亲笔信这张王牌呢！ 审判长宣布辩论结束，定期宣判后，这场闹剧暂时落下帘幕。 周佛海虽经检察官重重一击，但仍精神亢奋，陶醉于自己的表演。回监房后竟然忘形地写了一首歪诗：“六年险苦事非常，欲挽狂澜愿幸偿。举国纷纷论杀宥，万人空巷看周郎。” 1946年11月7日，晴天霹雳，高等法院以“特定第三四六号特种刑事判决书”，判处周佛海死刑。杨淑慧一听，三魂出窍。六魄飘荡，顿时目瞪口呆，矮了半截。周佛海真的要等枪毙了吗？ 杨淑慧当然立即上诉，但1947年1月20日被最高法院驳回，维持死刑原判。按照国民党的法律，还有最后一条路，就是家属向司法行政部提出抗告，但仍被驳回。国民党也真会开玩笑，驳回之日，正好是1947年大除夕。满城爆竹，声声响在杨淑慧心头，因为抗告驳回24小时之内，丈夫随时可以枪毙。 杨淑慧大冷天浑身汗淋，顾不上忌讳礼节，当夜就闯进了蒋介石侍从室机要秘书陈方的家。陈是丈夫的老朋友，又能随时见到老蒋，不会坐视不救。陈方见她头发蓬乱，脸孔刷白，知道定有急事，马上进入客厅说：“周太太，定定神，慢慢地说。” 杨淑慧也不哭，一副豁出去的样子：“抗告驳回，佛海随时可以枪毙。如果蒋先生一定要杀他，就杀吧。我马上到香港，将蒋先生的亲笔信向海内外公布。这是个政治道德问题，看今后还有谁肯替蒋先生卖命！” 陈方一听，也着了慌，连忙说：“蒋先生早已说过，没有他点头，任何人不得处决佛海。法院如要执行，肯定先要有文到侍从室，我一定压下。我以生命担保，佛海不会死。明天年初一，我向蒋先生拜年，一定提醒他处理佛海的事。周太太放心吧。” 陈方言尽于此，杨淑慧只得半信半疑走了。天寒地冻，朔风凛冽，她听着远近爆竹，万箭穿心。 年初五一过，毛人凤突然找到杨淑慧，说蒋介石召见她。她到了官邸，陈方领她进去，只见老蒋早端坐在客厅里了。她一见蒋介石，眼泪就簌簌地流了下来。她赶忙跪倒在地，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有阵阵抽泣悲咽的声音，在四周荡漾，气氛悲切。杨淑慧，以无言代替千言万语，事至如今，说话是多余的。 蒋介石皱着眉头，打破沉默说：“这几年来的东南沦陷区，还亏了佛海，一切我都明白。起来，安心回去吧，我会想办法的。让佛海在里面休息一两年，我一定放他出来。” 杨淑慧终于吃了定心丸，轻轻地又磕了几个头，就站起来走了。从头到尾，一言未发。 杨淑慧以忐忑不安的心情等着，时间是一秒一秒挨过去的。周佛海既没有被枪毙，蒋介石也未见动静，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杨淑慧身心煎熬，度日如年。 直到1947年3月26日，蒋介石才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布特赦令。命令内说：“……周佛海在敌寇投降前后，维持京沪杭一带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对社会之安全，究属不无贡献。兹依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准将周犯原判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此令。”命令一出，压在杨淑慧心上沉甸甸的石头落地，丈夫性命到底保全了，“让他在里面休息一两年”，就可以出来重整旗鼓了。这是国民党对汉奸发布的唯一的特赦令，来之不易，周佛海终于死里逃生。杨淑慧对老蒋的感激，自然难以言表。但这个厉害的女人何曾知道，所有这前前后后的一切，哪一件不是蒋介石事先安排的呢？你一个跟头翻出十万八千里，仍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从此，周佛海就在老虎桥监狱安家落户了。周幼海常去探望，父子关系竟然好转起来。 让周佛海去吃官司，再来看看周幼海如何了。 幼海自淮阴入党，回到上海后，就在田云樵领导下做绝密策反工作。1948年3月，他正式转正。 当时，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策反工作委员会，张执一任书记，田云樵、李正文、王锡珍为委员。幼海就在田云樵的领导下，进行策反工作。他只和田一个人单线联系。 经组织研究，幼海虽和父亲思想分歧，但仍应保持联络，因周佛海众多的政治和社会关系以及老朋友、老部下，是很宝贵的地下工作资源。所以，幼海经常往来于上海南京之间，常去探望父亲。例如，周在《狱中日记》中说：“4月5日，高院送来提票，上书‘奉令改判无期徒刑，经送首都监狱执行。’当由幼海送至监狱，代为料理。”杨淑慧索性在新街口租了二间房子，长住南京，专门照看丈夫。周家的动荡，一时平静下来，单等“在里面休息一两年”，周佛海就能再度出山了。 且说有一天，幼海在上海静安寺路雪园老正兴吃饭，同桌还有田云樵。服务台上，一个妙龄女郎在打电话。幼海一看，正是施丹苹，就跑到服务台边，朝丹苹说：“喂，施丹苹，我是周幼海呀，还认得吗？”丹苹放下电话，淡淡一笑：“周大少爷，哪会不认识，久违了，一向可好？”丹苹暗忖：初遇幼海时，他是“上海市长”的少爷，敌伪“四大公子”之一，今日再见，已是个无期徒刑罪犯的儿子了，世事沧桑，可发一叹。幼海说：“施小姐，一起吃便饭吧。”丹苹说：“我有约会，改日吧。”幼海急忙说：“施小姐，留个地址电话，也好联系嘛。”丹苹勉强地从包里拿出一张散发着巴黎香水味的名片，就姗姗而出，钻进自备汽车走了。 当时的施丹苹，十里洋场，大红特红，已是海上一朵名花。她非常有钱，住在巨鹿路“景华新村”23号。家中陈设，富丽堂皇，摆满古玩花卉，山水盆景，纯朴典雅，幽香浓浓。她喜欢京剧，每天上午，有琴师来吊嗓，还经常和戏曲报《罗宾汉》的总编王雪尘，在“大舞台”客串登台，大小报纸一捧，更加红中添紫。丹苹两次见过幼海后，因为并无好感，应酬场里一转，已经忘得干干净净。 不料第二天上午，就有人按响“景华新村”的门铃，送上一束玫瑰鲜花，附着的卡片上写着：“重逢是美好的开始”，具名“周幼海”。丹苹没有在意，把卡片扔了。但到次日，又来一束鲜花，卡片上是两句话：“丢掉醉生梦死的现在，迎接灿烂光明的未来。周幼海。”还附了一盒沙利文的高级巧克力。接着，幼海的鲜花源源而来，卡片上的句子也次次不同：“共同艰苦努力，创造美好未来”、“前景光明，等着我们”……多了，丹苹也注意了，心想：一个纨绔花花公子，怎么变了个人了呢？ 一天，幼海约丹苹在霞飞路“华府饭店”吃法国菜。点的菜都很便宜平常，幼海讲的，完全是正正经经的事情，力劝丹苹，脱出风尘，前景无量。丹苹暗忖：大少爷真的变了。 一有好感，关系扭转。丹苹经长年的接触，终于和幼海打得火热，要订婚了。 幼海和丹苹恋爱成熟，谈论订婚了。她知道，周佛海正在吃官司，周家已经败落。当然，幼海是个共产党员，她做梦也想不到的。幼海绝口不提，她怎么知道大少爷竟闹革命呢！ 幼海先告诉母亲。杨淑慧听说要一个交际花当媳妇，很不高兴。但此事总归是幼海说了算。而周佛海会如何想呢？他的门第观念是很浓重的。杨淑慧说：“丹苹，找幼海一同到南京去探监，听听佛海的意见，最后决定。”幼海也正好有事找父亲，就一起去南京了。 周佛海一直知道施丹苹是上海的交际花，但从未见过面。现在一看，见丹苹不施铅华，落落大方，竟满口答应，用湖南官话说：“施丹苹，幼海这伢儿就交给你了！”还步出监房，高声对左右“邻居”说：“来看我的未来媳妇呀。”如此爽气，一锤定音，出乎丹苹意料。 杨淑慧提出，既然丹苹已和幼海订婚，就不能再当交际花，可以在上海和周家一起住。虽说周家已经破落，但大量动产仍在杨淑慧手中。她以200两黄金，在南阳路小沙渡路顶下豪华的飞腾公寓，一色红木家具，挂满名家书画，家中厨师、司机、女佣等仍有八人，还有两部轿车，一时似乎恢复了敌伪时的风光。杨淑慧知道，军统特务忙于抓共产党，已奈何她不得了。丹苹搬了过去，一点不比景华新村差，就是不能吊嗓唱戏，上台客串了。 丹苹有时住在南京杨淑慧处，经常替周佛海去送监饭。日子一久，和老虎桥监狱的大小人等都熟了，直进直出，通行无阻。 且说周佛海自入狱以来，一因杨淑慧钞票开道，打点周到，二因受到蒋介石的特赦，高人一等，故一直享受优待。很大的一个单间，木床、座椅、写字台，一应俱全，也不锁门，成了老虎桥监狱内的特殊犯人。 周佛海有写日记的习惯，就天天写着《狱中日记》，长篇大论，月旦人物，也没人管他。他一向幽默，风趣话脱口而出。一天，那个以写《闲话扬州》出名的易君左去探望他。周大笑说：“这不是探监，而是探奸。你回去写篇《虎牢探奸记》，保管可骗高额稿费呢！” 1947年农历端午节，杨淑慧给足了钱，叫进整桌酒菜，和幼海、惹海一双儿女，在监内合家欢，共度佳节。谁也料不到，这竟是最后一次团聚。 周佛海要是真的“在里面休息一两年”，然后复出，再显威风，那也罢了，可惜半年不到，1947年秋天起，就心脏病复发，并发症也一起袭来，痛得常常只能俯卧床头，嗷嗷喊叫。杨淑慧重金请去的温医生和杨医生，也面面相觑，无法救助。杨走通了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的后门，想保外就医，不料碰了一鼻子灰。部长大人说：“刚刚特赦，又要保释，不等于放人了吗？我担不起，你找蒋先生去！”内战那么激烈，杨淑慧哪敢再去找蒋介石。 这个时期，周佛海常在监房内惨叫，杨淑慧束手无策。周幼海本来要叫父亲写许多信，去做策反工作，眼看也要落空。倒是施丹苹，医生不在时，周痛得吃不消，常常替公公注射“杜冷丁”。 周佛海还能拖多久呢？ 1948年春节后，周佛海病入膏肓，奄奄一息，连呻吟也有气无力了。这种时候，即使蒋介石放他出去，也已回天乏术。他哼哼唧唧，延到2月28日晚上，终于一命呜呼，气绝身亡。一代奸雄，盖棺定论，总共才活了五十一岁。 杨淑慧看到上海赶来的幼海和丹苹，禁不住放声大哭，痛骂国民党不讲信义，天诛地灭。她以二万银元的天价，买了楠木棺材，收殓丈夫尸体。在新街口殡仪馆开吊时，国民党大员如陈方、顾祝同、李明扬、洪兰友等也到了，总算还有点身后哀荣。 杨淑慧对幼海、丹苹说：“周家是大户人家，规矩很大的。你们要守孝三年，方能结婚。”幼海不信这一套，哪里肯依。他要马上结婚，好集中精力，去做地下工作。但杨淑慧并不知道儿子是共产党员，不肯松动。争到后来，她斩钉截铁地说：“如不守孝，那就披麻戴孝，在灵堂成亲。” 幼海和丹苹愣了。穿了孝衣成亲，旷世未闻。丹苹跪在婆婆面前说：“披麻戴孝在棺材前拜堂，触霉头的。”杨淑慧毫不退让：“那就等三年！”最后，幼海只好答应灵堂成亲。丹苹心想：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婚礼，单单我碰上了！ 在殡仪馆的灵台后面，就是周佛海的棺材。四面全是白幔挽联，冷冷清清，一派凄凉。此时，零零落落站着一些亲友和佣人，杨淑慧边哭边说：“幼海和丹苹，现在要在父亲的灵堂成亲。佛海呀，你要有灵，保佑他们呀！”说完，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 幼海和丹苹，浑身上下，麻衣重孝，腰束白带，足踏芒鞋，手里还拿着哭丧棒儿。那孝帽最算别致，四角方方的边沿上挂满雪白的棉球，荡来晃去，好比流苏一样。两人站定后，一个佣人权充“司仪”，高声呼道： “孝子孝媳向父亲三跪叩头！” 幼海和丹苹在砖地上跪下，磕了三个响头。“司仪”又喊：“向母亲叩头！”幼海、丹苹掉转身来，如法炮制，杨淑慧就没命似地痛哭了。 大礼告成，幼海、丹苹终成夫妇。那知杨淑慧停了哭声，嘶哑的喉口发了话：“这是白礼，现在一齐回家去，再行红礼！”弄得幼海夫妇丈二和尚摸不着头。 杨淑慧租的房子只有两间，摆了两桌酒席，人已转不过身来了。出席红礼的，只是近亲好友，佣人也破例入座。她向幼海、丹苹说：“我们换装。”三人就去了内室。不一会，杨淑慧首先出来，脱去孝服，换了一件织锦缎旗袍，梳妆抹粉，重露笑容，一个四十多岁本来形容憔悴的女人，顿时容光焕发，雍容大雅了。幼海卸去麻衣，换上笔挺的西装，英姿勃发，倜傥潇洒。丹苹则重整云鬓，略施脂粉，换了一件枣红旗袍，红妆素裹，典雅大方，仿佛来了一个天仙。 所谓红礼，无非新人朝母亲三鞠躬，没有再行什么繁琐的仪式，就开席畅饮。这顿红礼酒虽然简单，但大家开怀欢笑，直闹到半夜，方才席散人去。幼海夫妇的新房在上海，回上海还要大宴宾客。当夜大家睡不着，将近破晓时，杨淑慧取出一枚闪闪发光的钻戒，替丹苹戴在手指上，说：“这是婆婆给媳妇的礼物，不要小看，二十四克拉呢！”这样贵重的钻戒，见多识广的丹苹也从未戴过，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周佛海退出这场戏了，长眠在南京永安公墓。后来墓地拆迁，弄得个尸骨无存。以后的传奇故事，只剩下杨淑慧、幼海和丹苹三个人了。 杨淑慧从南京回上海后，在飞腾公寓补办了盛大酒宴，广邀亲友，热闹非凡，为幼海、丹苹祝福，也显示周家以前的气派。 幼海做地下工作，杨淑慧丝毫不知。暂时要瞒着她，免生枝节。但钱是要向她要的。她手里有钱，肯给宝贝儿子。幼海在做的工作，丹苹渐渐晓得了，田云樵严肃忠告她，必须绝对保密。两人商量后，经组织同意，幼海就向母亲说：“我要做生意，给我一万美金，袁大头也行。”杨淑慧用怀疑的目光看看，说：“你会做生意？上次去香港，蚀个精光。这次又怎么啦？”幼海撒谎说：“现在股票和公债走红，定会赚钱，丹苹以前也常做的。我们预备在南京路中央商场租个写字间，专做场外交易。”经不起儿子媳妇的软磨硬缠，杨淑慧拿出八千美金，二百银元，也算不少了。 当时的中央商场，是处五方杂乱的歹土，密密麻麻的摊位，堆满美国的“克宁奶粉”和“骆驼香烟”。银元贩子的叮当叫卖声，不绝于耳。乌烟瘴气，一片混乱。这倒很合田云樵和幼海的心意，混在中间，容易隐蔽。他们就在乌黑昏暗的二楼，租了个写字间。幼海用“周开理”的姓名，登记开业。其实，什么生意也不做，只是党的一个秘密据点。杨淑慧从未来过，她天天在何应钦等在上海的家中打麻将。 幼海正在策反浙东一个交警总队的大队长起义。这是通过熊剑东的老婆唐逸君进行的。熊是周佛海的亲信，故幼海和熊妻极熟。当时，熊剑东以敌伪税警团改编的交警大队，在苏北被粟裕将军消灭，熊举枪自杀了，但他的老婆却是上海滩的女大亨。她介绍给幼海的那位大队长，策反成功，临解放时起义了。 幼海和丹苹还策反了上海警察总局警备科长陆大公。陆历经三个朝代，始终吃得开，是个“三（k）开党”。陆从不得罪共产党，他除幼海的关系外，还和地下党吴克坚有联系。上海解放时，陆当了一天毛森委他的代理局长，整个警察局都起义了。这是幼海策反工作中较大的一桩。 1948年秋，地下组织需要一批短枪，从解放区运来不便，这购枪的危险任务就落到幼海、丹苹头上了。丹苹一拍胸脯：“你们不便，我来！” 一天晚上，在米高美舞厅暗红的霓虹灯光线下，丹苹经小姐妹介绍，和警备司令部的乔耐少校接上了头。乔耐把美金看成性命，答应卖枪，不论英货白朗宁或美货柯尔脱，一律50美元一把。少校先生也不问情由，就和这位伪装“王小姐”的丹苹做起这可能杀头的买卖来了。 丹苹对乔耐说：“钱要，性命也要。我不能告诉你电话。你信任我，我很感激。少校先生，你把货备好，我一来电话，一刻钟内见面，银货两讫。怎么样？”少校一口答应，尽管如此，这也是把头拎在手里玩命。丹苹只得一会儿早上，一忽儿深夜，今天米高美，后天新仙林跟乔耐见面。乔少校倒是个很守信用的“诚实”人，有美金吸引着，从不失信。几个月下来，竟然弄到几十支短枪，没有出事，但每次丹苹都吓得香汗淋漓了。 这批枪支，幼海留下一些，其余都交给了地下党。这留下的几支，在解放时还起了点作用。 按照组织的布置，幼海夫妇要营救民主人士张澜、罗隆基了。 张澜、罗隆基是有名的民主人士，反对蒋介石打内战，在人民中有很大号召力。蒋不敢杀他们，一心想胁逼二人到台湾去。张、罗哪里肯依，就以养病为由，躲入上海虹桥疗养院，静候地下党接应。那时国民党败局已定，土崩瓦解，朝不保夕，很多民主人士，已被地下党接赴香港。 这是上海最黑暗的时期。军统大特务毛森当了警察局长，警车狂吼，杀人如麻。他得知张、罗正在养病，就命令警备司令部第六稽查大队进驻疗养院，将二人软禁起来，如不能押赴台湾，就下毒手干掉。大队长严锦文，既是军统特务，又是反蒋的杨虎的洪门兄弟。幼海和丹苹接下这个错综复杂的任务后，心中茫然无底。 和田云樵再三商量，不外两个办法：打入军统第六大队，收买严锦文；此外就是察看地形，武装抢救。疗养院在郊区，特务也不多，武力营救还是有希望的。但首先要弄清地形，并通知张、罗。 一天，幼海和丹苹拎了礼品，到疗养院去“探望”二人。幼海和张澜不熟，但认得罗隆基，罗和周佛海是老朋友。国民党死要面子，不承认软禁，只说保护，就不好拒绝自称罗隆基外甥的幼海探望了。 “罗伯伯，党正在营救你们。我今天来，是察看地形，打算武力解决。”幼海和罗窃窃私语。 “这很危险吧！张老又走不快，行动不便呵！”罗隆基显得很担心。 “不要紧，疗养院内有我们的人，可以打开后门。我们还正在设法打入这里的军统，要能收买，就是万全之策了。”幼海用真心话安慰罗伯伯。 罗隆基陪着幼海夫妇到公园散步，察看后门出路。一一记在心里，二人就告辞了。 田云樵和幼海计划由十个地下同志，均带武器，由幼海带领，前去“劫狱”。同时，加紧进行收买大队长严锦文的工作，这也是幼海通过熊剑东老婆唐逸君进行的，但进展很慢，曲折太多，不能寄予过大的希望。看来，要动真刀真枪了，万事齐备就等行动。 正在这关键时刻，乌云扑来，情势大变。田云樵找到幼海急急地说：“不好！你的名字上了毛森的黑名单！你得马上隐蔽，写字间立即撤离。营救张、罗，要另找别法，军统特务已加强戒备了！” 这对幼海说来，宛如晴天霹雳，急着说：“隐蔽到哪里去？遍地特务，无法无天！” “换个冷僻的场所先躲一躲。”田云樵说。 就是这一天，毛森叫人把杨淑慧找到办公室，不阴不阳地说：“周太太，你儿子是共产党呀！正和我们作对，这对不住蒋先生吧！你叫他洗手，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毛先生，小儿哪会是共产党！他夫妻二人一月前就到英国留学去了，根本不在上海。”杨淑慧经半年来的观察，对幼海的行动也知道了个八九，现在只好撒个弥天大谎，信不信由你毛森了。毛森哪里会信，冷笑着说：“周太太，叫他留心点。” 看来还不至于马上动手，要躲要走，还有时间，杨淑慧悬着的心落了少许。 唐逸君一面，倒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她找了杨虎的老婆，她是上海女大亨田淑君，说动了杨虎的心，力劝徒弟严锦文弃暗投明。正当毛森要下手时，严锦文起义了，秘密释放出张澜、罗隆基。 毛森满腹懊丧，周幼海衷心欢喜。当毛森得知详细情况后，决定向幼海开刀了！ 1949年初的一天，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幼海准备妥当，破晓时正待和丹苹转移，飞腾公寓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幼海从窗口一看，是外围组织的一个年轻同志，四周也无可疑情况，就急着下楼开门。那年轻人踉踉跄跄跑进客厅，倒在沙发上，哆嗦发抖地说：“田云樵叫我通知，毛森随时可能动手，你们必须立刻离开，一分钟也不能停留！”说完，倒在沙发上昏过去了。 丹苹端来了热茶，幼海拿来了大衣。等那人醒了，幼海塞给他一卷钞票，说：“非常感谢你冒险来通知。我和丹苹马上走。你也立刻离开此地，行吗？”那人身体暖和，有了活力，就出门而去。此时，天还没有大亮。 杨淑慧也惊醒了，催着幼海说：“事到如今，我一切都已明白。你和丹苹多带点钱，赶快走。毛森那里，我来应付。安定了，通知我一声，切切不要打电话。” 幼海和丹苹，也不带任何行李，迅速走出公寓，在破晓前的雾霭中消失了。 早晨，果然来了一批凶神恶煞般的特务。杨淑慧十分镇静。笑笑说：“前天我已告诉你们毛局长，周幼海夫妇到英国去了。有劳各位白跑一趟。”特务搜了一遍，找不到人，只得怏怏而去。 幼海夫妇花1400元美金，在巨籁达路一个白俄老头的金龙公寓内找了一间房子，悄悄溜了进去。家具齐全，壁炉火红，吃饭有人料理，小夫妻就不必出门了。天气阴沉，细雨淅沥，幼海晚上化装出去，通知了母亲和田云樵。 杨淑慧仍然每天到何应钦、程潜家中打牌，放出空气，说幼海到英国去了。她像是不断把石子抛向水面，一圈圈涟漪最后就传到毛森那里去。特务魔头半信半疑，但上海已经大乱，自身难保，渐渐就把幼海的事搁着，忘了。 时光如流，不觉已到四月中旬。那年上海天天下雨，连绵不断。幼海感到燠热烦躁，就在房间里踯躅踱步。忽然，有了敲门声，用的是暗号。开门，化了装的田云樵来了。幼海、丹苹大喜，进入坐定。田说：“国共谈判破裂，解放军立即要渡江。上海会有一场恶战，但蒋介石已为强弩之末，必定失败。马上要天亮，我们盼到了！” 五月，上海天天梅雨，湿闷燥热。解放军已攻克南京、杭州和苏州，直逼上海。蒋介石坐镇复兴岛，高喊“保卫大上海”，但5月12日外围打响，不到半月，蒋军兵败如山倒，老蒋只得独自神伤，乘兵舰到普陀山的海天佛国去了。毛森的特务，乱成一团，杀人也来不及，自己又急着逃走，哪里还记得有个周幼海？幼海当机立断，将手枪子弹上膛，对丹苹说：“上海解放，只是一两天的事，我们回飞腾公寓去！”说完，拉着她就走，在霏霏淫雨下回到家中。杨淑慧一见，急了：“特务抓人怎么办？”幼海笑了：“特务逃命还来不及，还抓人？” 次日，上海已处于巷战之中。国民党青年军一个连占领了飞腾公寓的顶层，说要效忠党国，死守到底。不仅一处，浜北许多大楼，都进驻了残军。幼海为防败兵抢劫，紧闭铁门，将家中的人组织起来，两人一组，发枪一把。幼海教会他们使枪的方法，就分守门窗各处。幼海和丹苹一组，守着铁门，上了膛的柯尔脱手枪对准门外。杨淑慧心中欢喜：儿子会指挥打仗了。 败兵没有捣乱，缴械投降了。5月27日，全上海解放。 上海解放后，接管警察局的就是介绍幼海入党的杨帆。 他任市公安局副局长兼社会处处长。这社会处就是后来的政治保卫处，是专门和特务间谍作斗争的。 杨淑慧和幼海到了公安局。杨帆说：“中央交办一个任务，就是寻找‘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址所在地。这件事你杨淑慧大姐可以办到。周佛海是‘一大’代表，他写过一本书，叫《往矣集》，提到‘一大’的情况很详细。大姐，那时你不正和周佛海在上海吗？你是去过‘一大’会址的吧！” “去过，去过，我去送过信，还介绍过一个人去看门望风，大概叫张桂秋，记不大清楚了。”杨淑慧喜上眉梢，赶忙作了肯定的回答。 “不忙。这不是公安局的事，由市委宣传部管，你去配合他们工作。”杨帆亲笔写了介绍信。 杨淑慧想：到哪里去弄《往矣集》呢？图书馆里也没有。 几经周折，总算在周佛海以前的一个副官处，找出一本，薄薄的，纸色早已泛黄。 书中对“一大”果然写得详尽，说当年和毛泽东等，住在贝勒路“博文女校”，大家打地铺。白天开会则在“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中。 杨淑慧苦苦回忆，但模糊不清了，只记得贝勒路，似乎没错。 她和市委宣传部的杨重光，找到了“博文女校”的旧址，但李书城的家，茫无头绪。 杨淑慧和丹苹多次实地去找，但时过境迁，面目全非了。 踯躅徘徊，寻寻觅觅，她终于眼睛一亮，一丝记忆从沉淀的思绪中浮出来了：在黄陂路、兴业路口，有一家酱园面坊，似乎就是从前的李家。 这里确实是贝勒路，后来改名望志路，1943年又改称兴业路。 杨重光十分重视，当即拍了很多照片。杨淑慧心中高兴，当晚就对幼海说： “不错，就是那里，我去送过信，当时我和你爸爸正要好着。” 第二天幼海对杨帆说：“母亲费了一个月的功夫，总算找到了，大概不会错。” 杨帆高兴地说：“你母亲做了件大好事呀！” 详细的报告寄到北京。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件事，为了慎重，决定由董必武再亲自来一趟，加以证实。 董老看后，确证这就是李书城的家，是中共“一大”开会所在地。董老接见了杨淑慧，并表扬了她。 平地风波，晴天霹雳，1955年5月，“潘汉年·杨帆案件”发生了。 “潘、杨案件”发生时，传说有人讲，孔子门徒三千，潘、杨恐“三千三”也不止。于是，幼海和杨淑慧冥冥中都被划进这个数目中去了。甚至已经离婚一年多的施丹苹也难逃厄运。后来，这“三千三”成了公安圈内一个术语，其实，它只是泛指，并不是一个不多，一个不少的整数。 1955年5月16日，幼海接到电话，要他立刻到局里去一趟。他急忙赶去，等着他的是一张盖了大印的逮捕证，上面写着“反革命罪”。幼海懵了，呆着半晌说不出话来。两个陌生的同志给他戴上了手铐，说：“愣着干吗？走吧！”“上哪去？”“去北京。”幼海木然地问：“我怎么会是反革命呢？杨帆最清楚了！”那两个人笑笑。一个说：“杨帆自己就是反革命。走吧，有话北京说去。” 幼海被关进了公安部预审局北京秦城监狱。那年正好33岁，应了上海人“三十三，乱刀斩”这句话。 提审了。幼海说：“我的一切，杨帆最最清楚了！”哪知审讯员反问他：“你和杨帆一起进行了哪些反革命活动？”幼海急了：“此事从何说起！你们可不能乱来呀！”提审没有结论。一连几天，再提再问，幼海无法承认杨帆和自己是反革命这种莫须有的事。三斧头的下马威劈过以后，来得少了，甚至长期不来问了。从1946年淮阴入党开始，直到关进秦城监狱，幼海实际上只干了九年革命工作，而且都是在杨帆领导下进行的。这是幼海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九年，也是忠心耿耿对党，出生入死斗争的九年！ 从此，幼海就在秦城落户，一关十年。 幼海家里也不太平。1955年5月底，杨淑慧被捕了，“罪名”是：为何和儿子一起进行反革命活动？给杨帆介绍了多少特务分子？这个精明能干的女人，除了声声否认，竟然说不出话来。杨帆和幼海都是反革命，还说什么呢！查呀查呀，查了一年多，除了知道她是大汉奸的老婆，周幼海的母亲外，什么也未查出来。1957年1月5日，她被释放了，没有人再提她发现“一大”会址的功劳，让她自生自灭。杨淑慧不知儿子在哪里，孤独凄凉，时常暗泣。她从开朗豁达转向沉默寡言，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如此独自过了五年，到1962年冬，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多处骨折，在痛苦的煎熬中死去了！仰卧床上，什么时候上路的也无人知道，享年61岁。一个绝顶精明能干，曾有万贯家财的女人，就这样去了！这二男二女的四个人的传奇故事中，又少了一个。她的案件，在1983年8月得到了平反。 施丹苹，也在1955年5月被捕，“罪行”是解放前后和周幼海进行的“反革命活动”。查呀查呀，倒查出了不少她当交际花的趣事。在吃了近两年官司后，1957年3月6日只好将她放了。丹苹的案子，1980年就平反了。 只有幼海，“罪行”最重，在秦城监狱难有出头之日。更大的厄运找来了，他在牢房内突然中风！ 幼海在秦城监狱的生活是十分凄惨的。没有人去看他，没有任何接济，他的逮捕和关押都是绝密的。一天，他忽然觉得天旋地转，头痛欲裂，跌倒了，右半边手脚麻木僵直，幸好头脑还算清醒。他暗忖：“不好！中风了！怎么办？怎么办？……”他困难地靠着墙壁，慢慢站起，已经汗流浃背，两腿哆嗦！以后怎么活？还40岁不到呀！ 监狱医生确诊为轻度中风，只给了一些常规的药品，没有住院治疗。幼海硬是仗着他的年轻活力，苦苦锻炼，手脚总算可以动动了，但已不能和中风前相比，从此落下残疾。 1965年9月，在预审十年，未得罪证的情况下，幼海被宣判了：“反革命罪，管制三年。”管制从宣判之日开始，这以前十年的官司就白吃了？但幼海哪里敢问。43岁的他，两鬓染霜，面容憔悴，行动迟缓，愁肠百结，和入狱前已判若两人。 他被押解到上海，放在东安路一家京华化工厂内，监督劳动。那时已是“文化大革命”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工厂里突然来了个“阶级敌人”，大家就当作怪物来欣赏。幼海一身是病，还怎么劳动改造？白天让他在门卫室坐坐，偶尔扫扫地。一间六平方米不到的阁楼，成了他起居饮食唯一的生存天地。他没有自由，不准外出。 万万没有料到，三年管制还未期满，更大的厄运又要降临幼海头上了！那时正在揪斗“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闹得满城风雨。1967年6月，几个专案组的凶神，身怀催命符，手拿勾魂牌，从北京赶到上海京华化工厂，不由分说，将幼海铐个结实，立即带去，重又扔进秦城监狱，唱了一出二进宫。 提审了。审讯员怒容满面，一拍台子说：“刘少奇怎么和周佛海勾结的？彻底交待！”幼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呆在那里，无以为答。审讯员怒不可遏，大声喊道：“如不交待，判你死罪！”幼海心想：死罪就死罪吧，实在想不出刘少奇和周佛海有何关系！ 不断提审威逼，终于说出“杨宇久”三个字来了。幼海对“杨阿姨”想了好久，只知道她40年代初到南京，见过周佛海。杨宇久是刘少奇的外甥女，幼海连忙说：“杨宇久的情况，只听母亲讲过。那时我正在日本读书，一点不知道，无从交待。”哪知审讯员蛮不讲理，一口咬定：“周佛海和老婆都死了，你妹妹又在美国，不找你，找谁？”意思很明白，硬要幼海“招供”刘少奇和大汉奸有勾结。幼海拒不发言，以沉默对抗。审讯数月，一无所获。 幼海在牢房内又中风二次，来势凶猛，半身不能动了！1975年9月，专案组将他再送回上海京华化工厂，仍然监督改造。此时的幼海，脸色灰黄，双颧突出，嘴唇苍白，须发成霜！八年冤枉官司，赛过半个世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潘汉年、杨帆平反了。 1983年8月22日，公安部下达了《对周之友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文中指明：“周之友同志1955年、1967年两次被关押审查，纯属冤案，应予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拨开乌云，重见天日，幼海苍白瘦削的脸上，露出了多年未见的笑容。 公安局组织在西区习勤路安排了一个套间，让幼海搬去居住，专门派了一位同志，照料他的生活，还装了一只电话，让他和外部世界接触。幼海的身体全部垮了，仅有左手，还能动动。但脑子是好的，也能说话。60岁左右的人，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 丹苹此时已与一位工程师结婚，常抽暇从虹口赶到漕河泾去看他，还为他介绍两个中年夫妻帮做饭和洗衣服等。 远在成都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周淑海，也常来上海看望这位可怜的弟弟。 幼海唯一可做的，就是将周佛海的一切都说出来，写出来。 自己不能执笔，组织派了张伟方同志去帮助他。钟玉如和姓姚的老同学为他整理了《周佛海浮沉录》、《周佛海之死》等长文，由刊物刊出，并被大量转载。特别是《周佛海日记》的注解，因人物众多，任务十分繁重，但幼海绞尽脑汁完成了，可惜他没能看到此书出版。 总有人问幼海：“汪精卫的儿子汪孟晋，在香港享福；陈公博的儿子陈干，在美国当教授，而你落到如此地步，不后悔吗？” 他总是笑着说：“我参加共产党，革命十年，这条路走得正确，无怨无悔！人家说我这一生是替周佛海的造孽还债来的，也许是吧。”1985年7月中旬，幼海褥疮大发，鲜血淋漓，又得了肺炎并发症和心力衰竭，气喘吁吁，奄奄一息。急送医院，虽经多次抢救，回天乏术了！7月24日傍晚，当朋友刚走开一会时，他平静地去见了马克思，终年63岁！ 上海市公安局和国家安全局，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吊唁电文从四面八方飞来，连美国、法国、加拿大也来了不少。 灵堂内摆满花圈。幼海身穿笔挺的警服，躺在鲜花丛中。悼词给了幼海高度的评价，说他“始终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努力奋斗。在身处逆境，备受磨难中仍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幼海的骨灰盒，进了烈士陵园。 四个人的传奇故事，又走了一个，只剩下丹苹一人了！愿健在的丹苹安度晚年吧。人生梦幻，故事收场。 ※ ※ ※ 到驻外使馆担任大使，一定会有许多新鲜的见闻和感受；而我国外交人员在使馆工作和生活的情况，也许会给读者带来兴趣。从明天起，本报连载王殊的《大使日记》，请读者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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