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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8月，“全国数学论文报告会”在北京举行。经华罗庚推荐，陈景润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宣读他的论文。 北京，雄伟壮丽的天安门依旧是那么令人激情如涌，而陈景润却和当年不一样了。这位在中学任教曾被辞退的年轻人，显得比以前精神多了。虽然，仍是清瘦，但眉宇间洋溢着英俊之气。这个报告会是中国数学界元老俊杰云集的群英会，能在其中占一席之地，并非易事。陈景润被分配在数论代数分组，该组的论文宣读大会在古香古色的北京大学的一个教室中举行。陈景润又走上讲台了。尽管陪同他去的老师事先不断给他鼓气，要他沉着、镇定，有条不紊地按照论文进行宣读，但是，站在讲台上，陈景润发现，与会的30多位数学家的目光，全系在他的身上。仿佛，他突然被一道道来自四面八方的光束，紧紧地攫住了，一种莫名的孤独无助感涌上心头，接着，便是难以自持的惊慌，他，竟然变成了一只受惊的小鹿，不知如何是好。论文宣读一开始，所有准备好的言辞，全部逃遁得无影无踪，头脑一片空白，他窘得难以自容。勉强说了几句，结结巴巴，不知怎么表达才好，猛然记起，应当在黑板上写个题目。转身写完题目，说了一二句，又急匆匆地转身在黑板上演算起来。手有点颤抖，不听使唤，众目睽睽之下，他像是个不甚懂事的小学生，在黑板上画来画去，唉，怎么搞的，还不如在勤业斋106室的小屋中在草稿纸上演算那么娴熟自如。 这就是华罗庚极力赞扬的陈景润么？台下的听众开始摇头，接着，嘀咕开了。当年，陈景润在中学教书，第一堂课也是这样的。思维缜密的数学家，言辞表达委实太让人感到遗憾，茶壶里的饺子倒不出来，真是急煞人了。满头大汗，背上更是冷汗如洗，台上的陈景润开始痴痴地站在那里，不知该说什么。 厦门大学的李文清老师本来也属文静之辈，他比陈景润更急，眼看陈景润的论文宣读炸锅已成定局，他终于按捺不住了，自告奋勇地走上讲台，对参加会议的代表解释，他的这个学生怯场，主要是不善言辞，人们的目光流露出疑惑和失望。陈景润则像是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怯生生地站在一旁，正等待着惩罚。李文清老师忙对陈景润的论文作了补充介绍。这一切，全落在端坐在下面的华罗庚的目光里。 李文清老师讲完，人们仍感到不甚满足。一个魁梧的身影在众人的目光中健步移上台去，喔，是华罗庚，这位中国数学界堪称泰斗的大人物，颇有风度地向大家笑了笑，接着，阐述了陈景润这篇论文的意义和不凡之处，充分评价了陈景润所取得的成果。一锤定音，当人们盼望已久的掌声终于响起来的时候，脸色苍白的陈景润才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对于陈景润的这篇论文，1956年8月24日的《人民日报》在报道这次大会时，特别指出：“从大学毕业才三年的陈景润，在两年的业余时间里，阅读了华罗庚的大部分著作，他提出的一篇关于‘他利问题’的论文，对华罗庚的研究成果有了一些推进。”这个评价客观且不乏冷静，陈景润的成果终于得到了公认。 貌不惊人的陈景润在宣读论文时出了“洋相”，但他那锐利的进取精神，却使华罗庚深深地感动了。他爱惜人才完全出自于自己的一颗真挚之心。华罗庚是江苏金坛人，家境贫寒，又身患残疾，没有上过大学，精湛的数学造诣和深厚的数学功底全靠自己自学的。当初，只在金坛初中任会计兼庶务，幸有唐培经、熊庆来、杨武之、郑洞荪、叶企荪等人对他的奖掖和帮助，把他调到清华大学工作，并给予无私的帮助和逐步的提携，才使他成为中国数学界的一代宗师。以己推人，华罗庚把期望寄托在仅此见过一面的陈景润身上。慧眼识英才，不得不佩服华罗庚的远见卓识和宽广的胸襟。他心里思忖着，厦门大学条件虽然不错，但远离北京，消息相对闭塞，适合科研方面攻关的陈景润，在他身边，必定会有更大的成就。他丝毫没有把陈景润的木讷和不善言辞等弱点放在心上，也不介意陈景润的怪僻。心胸坦荡的善良老人，曾经对他的弟子们说过：“当然我们不鼓励那种不埋头苦干专作嘶鸣的科学工作者，但我们应当注意到科学研究在深入而又深入的时候，而出现的‘怪僻’、‘偏激’、‘健忘’、‘似痴若愚’，不对具体的人进行具体的分析是不合乎辩证法的。鸣之而通其意，正是我们热心于科学事业的职责，也正是伯乐之所以为伯乐。”伯乐们提携了华罗庚，而今，时代庄重地把伯乐的重任赋予这位数学大师，他没有让人们失望。 陈景润载誉回到厦门大学，受到了校党委的热情鼓励，锐气正盛的他，并没有松一口气，而是一鼓作气，在数论上的三角和估计等方面开展研究工作，不久，他的第二篇论文《关于三角和的一个不等式》，呱然落地，刊登在1957年第1期《厦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 华罗庚极力推荐陈景润到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工作，数学所主动和厦大协商，得到了厦大党委、王亚南校长和数学系的全力支持。1957年9月，陈景润正式调到北京，进入全国最高研究机构，揭开了他生命史上坎坷而最辉煌的一页。华罗庚的引荐和提携之情，陈景润是永远铭记心中的，对待这位恩师，他尊敬有加，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谢谢华老师，谢谢华老师。”不善言辞的他，觉得只有努力工作，才能不负老师的一片厚望。进京以后，陈景润仍然保持那种孤雁独翔式的科研方式，他习惯于一个人独处，习惯于单枪匹马去叩响科学的殿堂。华罗庚充分理解陈景润这种难以移易的独特个性，他身为研究所所长，给了陈景润充分的自由天地。对于这一切，陈景润感激不尽。因此，“文革”大劫，“四人帮”中的重要人物迟群，曾专程叩开了陈景润那间只有六平方米的小屋，神秘兮兮地要陈景润揭发所谓的华罗庚剽窃陈景润研究成果问题，陈景润毫不含糊地站在真理的立场上，予以实事求是的回答：没有此事。“四人帮”的阴谋化为泡影。 陈景润在“他利问题”上的贡献，曾在“全国数学论文报告会”上公开宣读过，并且在报纸上予以报导，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再版时，吸收了陈景润的成果，并在再版序言中对陈景润表示了足够的感谢，“四人帮”妄图抓住这一件普通的事情，大做文章，从而置华罗庚于死地，是极其恶毒和卑劣的。并不精通复杂政治背景的陈景润，本能地预感到此事的严重性，当迟群找他以后，陈景润立即把消息告诉可以和华罗庚直接联系的陈德泉，使华罗庚做好了应有的思想准备，也使主持正义的人们在非常时期，做了不少保护华罗庚的有力的工作。最后，终于使这一幕由江青直接导演的丑剧，以“四人帮”的失败而告终。 滴水之恩，必涌泉相报。这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陈景润在自己身患重病住院的日子里，依然牢记着华罗庚当年对他的厚爱之心。华罗庚于1985年6月12日在日本讲学时，心脏病突发而不幸去世，陈景润闻讯悲痛万分。后来，为了永远纪念这位数学大师，人们在中关村数学研究所门前的院子里竖起了一尊华罗庚铜像。在铜像揭幕仪式上，已是病重住院的陈景润，坐着轮椅，坚持到这里向尊敬的恩师表示感激之情，他是由数学所的书记李尚杰同志推来的。据李书记回忆：当时，陈景润已经病得很重，眼睛睁不开，但坚持着非来不可。他终于来了，他把绵绵的思念和无限的崇敬，永远留在了这里。 北京中关村，素有中国“硅谷”的盛誉。 塔松、白桦、杨树，绿影摇曳。和拔地而起的现代化摩天大厦相比，这里的建筑显然是落伍很久了。多数是五层楼，中式的大屋顶，西式的框架，编织出敦厚、稳重、庄严的韵致。初到北京的陈景润，虽然在数学界已是崭露头角，但在人才济济、栋梁如林的中关村，他只是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属于小字辈。开始，住在西苑大旅社一号楼的集体宿舍里，后来，搬到中关村63号宿舍楼二单元一楼。仍是住集体宿舍，四人一间。都是快乐的单身汉，但陈景润却很难快乐起来。 原来，他是一个很不善于和人交往的人，他乐于一个人独往独来，于是，深深怀念着厦大勤业斋那间七平方米的小屋，只要关起门，便可以一个人去神游那迷人的数学王国。到哪里去寻觅这个已经失去了的世界呢？真的应当佩服陈景润的独特之处，他的目光，居然盯住了那间只有三平方米的厕所。 现在提起来，几乎是一个近似荒诞的笑话了：有一天，陈景润壮着胆和同宿舍的同事商量，他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把厕所让出来给他一个人用。当然，这个提议要给他们增添麻烦，因为，屋内只有一个厕所，他们要“方便”时，只好到对门的单元房中去。说完，陈景润极为恳切而认真地凝视着他新结识的伙伴。 他们一齐笑了，笑得如此的开心，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回答“好！好！”君子成人之美。 陈景润如获至宝，立即卷起铺盖，住在他进京后的第一处寓所——三平方米的厕所。而且，一住就是二年。 很难想象当年的情景。如今，这个厕所还在，咫尺之地，要放下一张床，怎么放得下呢？同室的伙伴，早已不知云游何处，也无法去细问当时的详细情况，只有数学所的李书记还清晰地记住其中的一个细节：厕所中没有暖气，北京的冬天奇寒，陈景润在厕所的正中，吊了一个大灯泡，既照明又取暖。明灯高悬，照亮了七百多个夜晚，也照亮了这位坚韧不拔行进在科学崎岖小径上的独行者的苦涩旅程么？ 《易传》在解释《易经》的“乾”卦时，有一句蕴意很深形象概括中华民族精神的格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它的意思是：天体宇宙，刚健地运行，有出息有作为的人，应该像天那样勤勉自强，奋发进取，永无止息。陈景润便是这样的君子，他把中华民族的“韧”劲发挥到极致的境界。 “他利问题”的解决，展示了陈景润初出茅庐的雄健之风，到了北京，住在这个厕所里，他把奋斗的标尺定在攻克华林问题的目标上。这同样是一个世界级的数论难题。这一问题曾有希尔伯特、哈代、华罗庚等人研究过，Dickson解决了k=4.5以外的最小g(k)。剩下的问题，在数论史上尚是一个空白。 寒夜袭人。陈景润的习惯是凌晨三点就起床干活。小屋真好，宁静如水，连同伴沉睡的鼾声也被隔断了。他伏在床上劳作，像往常一样，灵活的思维开始悄然启步。 是天气太冷了么？他总觉得头脑有点不大听使唤，仿佛，刚走了几步，又茫然停了下来。北京不像厦门，四季如春，冬天里夜来香也照样开花，把浓郁的香味慷慨地馈赠给千家万户。为了御寒，陈景润曾经尝试着自己做棉衣，他想得天真而简单：找了二件旧衣服，买了棉花，一件铺在床上，将棉花撕碎，均匀地铺上去，然后，再把另一件衣服覆盖上，准备缝好，以为这样就可以了。没想到，腋下、袖子等拐弯抹角处，他无法处理。自制棉衣的举措失败了。攻克华林问题的一炮，也会打哑么？ 他是不会轻易屈服的。并非是盲目的自信，更不是蛮干。一位了解他的老朋友这样分析：陈景润的基本功下得很深，像老工人熟悉机器零件一样熟悉数学定理公式，老工人可以用零件装起机器，他可以用这些基本演算公式写出新的定理。长期的苦读，拆书、背诵、演算的题目，可以垒成山、汇成河，久练出真功夫，陈景润的功夫，就在于熟悉了数论领域中每一朵飘逸的白云，每一缕飘逝的春风。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坚韧，百折不挠，如鲁迅先生所倡导的“强聒不舍”的韧性的战斗精神，才真正有成功的希望。 他几乎日夜都泡在这个只有三平方米的特殊世界里。除此之外，就是上数学所的图书馆，陈景润十分欣赏这个被戏称为“二层半”的地方。一幢旧式的小楼，沿着古老的油漆斑驳脱落的木梯爬上去，一片幽幽的天地中，是一排排书籍，光线不大好，从书架中穿过，便自然会产生走向岁月和历史深处的感觉。有几许诗意，也有几分淡淡的落寞和凄清。陈景润个子小，又不吭声，他看书，翻阅资料，沉缅其中，经常忘记了时间的推移。工作人员下班了，吆喝几声，看到里面一片宁静，以为没人，急匆匆地下楼，关门，锁上。结果，把陈景润关在里面了。他是不着急的，干脆就在里面看书，待第二天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上班，才发现陈景润的眼圈黑了，苍白的脸泛着青色，是熬夜？还是耐不往长夜和苦寒？没有人去深究。管理人员向陈景润道歉，他只是淡淡一笑，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这件事一样。 叶剑英同志在他的一首诗中这样写道：“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通俗易懂，但未经苦战的人们，怎能品味这二个字的沉重和份量呢？陈景润调到数学所，正当青春年华，二十多岁的年龄，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几乎都向他敞开大门。而他却把青春岁月的全部，献给了攻克科学难关的伟业。 繁华近在咫尺，诱惑也近在咫尺，陈景润全都把它们拒之门外了。久居京城数十年，陈景润居然无暇去饮誉中外的长城，而十三陵则还是后来和由昆谈恋爱时才去的。旁观者往往只看到成功者手中的鲜花和脸上怡然的微笑，对于那常人难以忍受的琐碎、艰辛、劳碌、失败，往往难以理解，甚至不屑去过问，这委实是人类的悲哀。 他吃的更是简单，最经常的食谱是：二个馒头，五分钱的菜。手上提着一壶开水。陈景润是颇能喝水的，具有特殊的讲究：开水里总要丢下几片西洋参或人参。或许，这对于他是最奢侈的享受了，上好的西洋参和人参是买不起的，常用的是参须。他不止一次地向人们传授经验：喝参须和人参的效果是一样的。是崇尚中国百姓民间的养身之道，还是人参对调节人身机能的确具有某种神奇的作用？鲁迅先生有一句名言：“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和血。”这同样是陈景润人格的形象写照。 漫道雄关。陈景润终于跃上峰巅了。1959年3月，他在《科学纪录》上发表关于华林问题的论文《华林问题g(5)的估计》一文，他的结果是： g(5)=37.19≤g(4)≤27 数论史上的一段空白，被陈景润以最宝贵的青春为代价，填补上了。 陈景润在三平方米特殊世界中创下的奇迹，镌入永恒的史册里。 天有不测风云。人生道路更不像北京东西长安街那样笔直、坦荡。不过，陈景润万万没有料到，正当他在华罗庚的指导下，向数论天地中的一座座森严的峰峦挺进的时候，一场政治厄运会那么快降临到他的头上。 从1957年反右斗争之后，中国就进入政治上的多事之秋。带有浓重极“左”色彩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严重违背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规律，造成了比例失调、经济大幅度下降的被动局面。社会主义应当怎样搞？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上，中国人民第一次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 别有用心的康生，极力在教育、科研战线推行极“左”路线，率先在武汉大学开展以整知识分子为目标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1958年8月20日，《人民日报》用大半版的篇幅报道了这场“批判”运动的情况，并配发了“本报评论员”的文章，号召“拔掉教育战线上的白旗”。此风迅速刮向全国。武汉大学的党委书记亲自到北大传授经验，和北大近邻的数学所也全部去北大听报告，浓重的火药味立即弥漫原来宁静如沐的数学所。 陈景润依然神游在他的数学乐园。指点漫山秋色，审视夕阳西下，或恭迎红日东升。对于政治运动，他弄不清楚，也没有兴致去弄清楚。自从到了北京，日常的政治学习，规定要去参加的记起来，是会去的，有时一忙，就忘了，所里的领导和同事理解他，从来没有抓他的辫子。他想得很简单：把科学难关攻下来了，就是对党对祖国的最大贡献。因此，对待当时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他的认识显得分外的幼稚，有时，甚至会闹出笑话来。 “拔白旗、插红旗”运动是针对党内外学者的，并且，一开始就抓住了数学领域，批判“数学不能联系实际”，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烈火很快就烧到华罗庚身上。当时，数学所三位最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关肇直、张宗燧被作为大白旗，实际上后面二位是“陪绑”的。三个人被迫作检讨，关、张较快地通过，全所集中力量批判华罗庚的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为了提高青年骨干的理论研究水平，华罗庚在50年代后期组织了“哥德巴赫猜想”讨论班，他的用意，并不在于攻克这个世界级难题，而是借此提高整整一代人的理论层次和能力，这种极有远见和创造的培养年轻人的方法，被诬陷为是提倡“搞古人、洋人、死人”的东西，是“毒害了青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华罗庚将陈景润调来数学所也成了一大“罪状”，理由是陈景润走的是“白专道路”，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大火终于也烧到陈景润的头上了。 惊慌、迷惘，无处求助，当一双双严厉的目光直视着陈景润时，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怖，仿佛被整个世界抛弃了。他单纯、善良，并非不相信党。当中苏关系破裂，声势浩大的“反修”斗争方兴未艾之时，陈景润偶尔从哪里听到一丝半爪的消息，曾经十分惊惶地跑到数学所的书记那里报告：“不得了，有人要反对苏联老大哥了。”经过书记反复地解释，他才半信半疑地接受这一严峻的现实。如今，不是思想认识问题，而是直接威胁到他生存的问题了。 他很快就想到当年被辞退回福州靠摆小摊度日的暗淡日子，这一回，也会被辞退么？华林问题解决了，还有圆内整点问题、三角和问题……，奇峰无数，处处都闪烁着无穷的诱惑力，辞退后，他还可以从事心爱的数论研究么？ 面对种种莫须有的指责，陈景润没有申辩，也没有办法申辩。在数论领域中，他是骄傲的白马王子，可以尽享风流。在政治运动中，他几乎是个一窍不通的门外汉。既不会像一些人那样可以突然拍案而起，慷慨陈词，一反昔日恭恭敬敬对待华罗庚的样子，恨不得把他一巴掌打倒在地；也不会拐弯抹角，冷嘲热讽，向同事射出一支支冷嗖嗖的利箭。华罗庚是他的恩师，他不会“反戈一击”，只能硬着头皮和老师一起接受“大批判”。 这场运动的结果是：以华罗庚为首的专家和青年骨干业务人员都靠边站了。研究室被取消，代之以军队制的“指挥部”。陈景润和岳景中成了“最顽固的小白旗”。陈景润是华罗庚的门生，岳景中是著名数学家吴文俊的学生，在代数拓扑方面做过很好的工作。“白旗”是要拔的，“大白旗”暂时不好动，“小白旗”则毫不留情地拔下来了。陈景润调往大连科学院东北分院的化学所，岳景中调往长春光机所。一个搞数学的人，调去搞化学，目的很明确：放弃专业，以堵死“白专道路”。今日看起来很荒唐，当年，却是郑重其事的。历史，有时就是这样让人感到迷惑、不解。 陈景润在大连化学所干了些什么，至今，仍是一个谜，陈景润后来和友人偶然说起洗过许多瓶子。一个数学奇才去洗瓶子，就可以改造他的思想么？还有一种说法是，陈景润多病，在化学所干了不久，就养病去了。没有人去证实，陈景润后来成了名人，当年整过他的人更是讳莫如深。曾有研究者写信或托人去大连了解，但均一无所获，“无可奉告”。陈景润是不记仇的，从来没向人说什么人整过他。甚至当我们向陈景润的夫人由昆问及此事时，她也是一脸茫然，毫无所知。“文革”时期，陈景润惨遭毒打，而那位毒打过他的人，在80年代想要出国“深造”，找陈景润写推荐信，他居然最快地答应了，陈景润的夫人由昆对此颇有微词，陈景润的说法是：“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还记它干什么，就让它过去吧！”因此，对于在大连化学所这一段难堪的岁月，陈景润早就让它“过去了”。最不幸的是岳景中，他在长春光机所“改造”，后来回到数学所，被检查出患了鼻咽癌，经治疗无效而英年早逝。 中国共产党不愧是伟大、光荣、正确、成熟的党。三年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终于使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极“左”政策的失误。自1961年开始，全党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主动纠正了“左”的错误，又一次接近了真理的大门。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1962年周恩来、聂荣臻、陈毅主持以讨论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广州会议，一批受过错误冲击的党内外专家应邀出席了会议。 正直的华罗庚想到了代他受过的陈景润，在会上向周总理提出，要求调回陈景润，让他继续从事数论研究，获得了支持。 陈景润又回到北京了。被剥夺的科研权终于回到手中。他仍然是那么沉默寡言，偶尔，有老同学和故乡的亲人来京，他那苍白的脸上也会泛起一缕美丽的红晕，兴致来时，还会炒上几个菜。他的西红柿炒蛋做得像模像样。他不愿提难堪的事，对于这一段历史，几乎被他和许多人忽略了。 中国有句古话：善有善报。善良的陈景润虽然受了不少委屈、误解，但命运还是钟情于他。当然，这次的不幸，比起以后的“文革”大劫，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南风总是温暖宜人的。 攻势锐不可挡。重回数学所的陈景润，恰似矫健的雄鹰，在数论的蓝天中搏击风云，巡视日月，只要被他发现目标，便以闪电般的迅猛，发起攻击，且屡屡告捷。 他仍是当年那种模样，穿一身已经褪色的蓝大褂。9月，北京尚是秋高气爽，他却是全身披挂了：头戴护耳的棉帽，一只朝上，一只懒散地耷拉下来，布质的大衣，松松垮垮，袖口手肘处都已变白，露出破绽。腋下也破了，有棉花露出来。他身体不好，怕冷，时常把手笼在袖子里。眯起眼睛，看见熟悉的同事，忙打招呼：“谢谢！”他在数论中令人惊叹的战绩和他的外貌、神态，形成强烈的反差。一方是斗士，一方却像个破落的流浪汉。 1962年第12期的《数学学报》上发表了陈景润的《给定区域内的整点问题》。全文气韵非凡，颇有空山绝响、声震环宇之势。1963年，他又在《数学学报》发表了《圆内整点问题》的论文，此文以大家之风，改进了华罗庚的结果。 陈景润成了数学所出名的怪人，话很少，有时，会不声不响地站在同事的后面，看人家在做什么。别人看他个子稍小，眼睛却不乏锐利，只须看一眼，就把你做的课题看个一清二楚，就在你正为那个课题熬尽心血而不得其解的时候，陈景润的论文已经赫然印成铅字，公诸于天下了。于是，那每一个字都仿佛幻成了嘲弄的眼睛，直瞅着你，让你气得七窍生烟。这种带有孩子气的恶作剧，不止一次。有了他，别人的研究工作经常成了无用功，结果，不少人都思忖着改行，改变研究方向，以免和陈景润撞车。这个来自福建的外表邋邋遢遢的汉子，厉害得让人可怕、可恨，却又奈何他不得，或许，正因为如此，陈景润无意中得罪了不少人，“文革”大乱，人们乘机毒打他，妄图置之于死地而后快。“枪打出头鸟”，“出头椽子先烂”，“者易折”，这些民间谚语都应验在他头上了。这确是有深刻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 他一介书生，全然不懂这些世俗，仍是全神贯注地做他的数论研究。一个脱俗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时是很孤单的，陈景润无暇去想这些，在经历了几场鏖战之后，仿佛是攀越群山峻岭，终于看到美丽至极的顶峰在向他微笑了，这就是攻克梦寐以求的哥德巴赫猜想。 陈景润从什么时候开始向哥德巴赫猜想挑战，至今说法不一。他太内向，对自己从事的项目向来守口如瓶，连最要好的同学、同乡也不轻易透露。从他的工作日程推算，估计是在1964年，当时，数学所绝大多数人都根据上级的安排，去参加农村的“四清”了，陈景润身体太差，平时又给人一种不过问政治的印象，于是，留了下来。他正好利用这段难得的空隙，实施他宏伟的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战略。 早在1900年，德国数学家希伯尔特在国际数学会的演说中，把哥德巴赫猜想看成是以往遗留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并介绍给20世纪的数学家来解决。然而，它委实太难了，1921年，英国数学家哈代在哥本哈根召开的数学会上说过，猜想的困难程度是可以和任何没有解决的数学问题相比的。 人类的攻坚精神是非常可贵的。解决这道难题不仅仅在于它的本身，因为，它跟解析数论中所有的重要方法都有联系。它的解决，可以提高解析数论的总体理论层次，而且还可以把它的结果推广到代数领域中去，从而引起数学领域中翻天覆地的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其重要意义和迷人之处便在于此。难怪华罗庚会为之长叹不已：“哥德巴赫猜想真是美极了！可惜现在还没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它。” 近70年来，世界数学界奋不顾身的攻坚者络绎不绝，恰似不断刷新世界纪录的竞赛：1920年，挪威数学家布朗首次打破寂寞，证明了(9+9)；1924年，德国数学家拉代马哈证明了(7+7)；1932年，英国数学家埃斯特曼证明了(6+6)；苏联数学家布赫夕塔布于1938年和1940年分别证明了(5+5)与(4+4)；1956年中国数学家王元证明了(3+4)，同一年，苏联数学家阿·维诺格拉多夫证明了(3+3)，1957年，王元又证明了(2+3)。这些结果的获得，是非常不简单的，但它们的缺点在于两个相加的数中还没有一个可以肯定为素数的。 早在1948年，匈牙利数学家瑞尼另辟蹊径，证明了(1+b)。这里的b是常数，用他的方法定出的b将是很大的，所以一时人们无法定出具体的b来。1962年，我国数学家潘承洞与苏联数学家巴尔巴恩各自独立证明了(1+5)，1963年，潘承洞、巴尔巴恩、王元又都证明了(1+4)，1965年，阿·维诺格拉多夫、布赫夕塔布和意大利数学家朋比尼证明了(1+3)。捷报频传，距离美丽的顶峰只差二步之遥了。 犹如攀登珠穆朗玛峰，越是接近绝顶，越是险象环生。冰川下，幽幽的深渊恰似魔鬼的血盆大口，随时准备吞噬冒险者。心气很高的陈景润在刚进数学所的时候，一位同学、同乡问他的志向，血气正盛的陈景润曾经响亮地回答“‘打倒’维诺格拉多夫！”谁曾料到，这一回，陈景润真的要向世界级的数学大师维诺格拉多夫挑战了，他要算出(1+2)。 维诺格拉多夫是用“筛法”攻克(1+3)的，根据他的分析，“筛法”已经发挥到极致，要想再向前一步，必须另辟新路。陈景润不尽相信他的话，他决定对“筛法”进行重大改进，向(1+2)发起最后的冲击。 熬过了多少日日夜夜，付出了多少艰辛和心血，委实很难计算了。石破天惊，一脸疲惫的陈景润在1966年春，庄重地向人们宣告，他得出迄今为止世界上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最好的成果〔简记为(1+2)〕，他证明了：任何一个充分大的偶数，都可以表示成为两个数之和，其中一个是素数，另一个为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消息传开，数学所震动了。 此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文章，知识分子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劫难。大祸将临，风云突变，处于急风暴雨中心的北京，更是人人自危。谁也无法预料，厄运会在什么时候落到头上。 围绕着陈景润这篇攻克哥德巴赫猜想(1+2)论文的发表，中国科学院有关部门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应当佩服仗义执言力排众议的关肇直，他奋勇为陈景润的辉煌成果担当起力荐发表的重任，面对种种怀疑甚至无端的责难，拍案而起，慷慨而激越地宣告： “我们不发表陈景润的这篇文章，将是历史的罪人！” 斩钉截铁，掷地有声，如惊雷横空，江河泻地。真理的光辉终于战胜了邪恶的阴影。 1966年第17期《科学通报》，陈景润的《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赫然印在上面了。幸运的陈景润，赶上了“文革”前夕，这家权威杂志的最后一班车。此后《科学通报》就被迫停刊了。 该文的发表，曾引起世界数学界的强烈反响，但不少人抱着怀疑的态度，不大相信中国数学界有此等奇才。同时，文章本身也确实存在有待改进的地方。很可惜，中国已卷入“文化大革命”的旋涡之中，烽烟漫天，斯文扫地，谁也无暇去注意国际上的反应，更没有人去重提陈景润几乎是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辉煌成果。非常岁月，黑白混淆是非颠倒，陈景润更是没有想到，一场带有毁灭性的灾难正向他扑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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