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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重庆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飞到上海，戴笠带唐生明去中国银行见他，他一见到唐，就说“这些年你辛苦了！”唐心里好笑，这些年他比在重庆一些大官舒服多了，宋还用这句话来安慰他，真是天晓得！ 1946年2月21日，蒋介石也飞到上海，戴笠当天就在唐家当着唐的面写了一个亲笔报告请求蒋接见唐，送上后，马上得到批准。第二天晚上，戴笠陪唐去原法租界贾尔业爱路九号蒋介石在上海的寓所见他。蒋笑容满面接见了唐，连说几句“你很好！你很好！”之后才叫唐坐下，又连连称赞他与戴笠配合得很好，很能听他的话，做得很有成绩。还希望他以后要多多帮助戴笠做些更重要的工作。唐听完想起身告辞，蒋又以亲切口吻问：“这几年过得怎样？”“住的地方好不好？”“与你大哥通信没有？”唐一一答复后，再次起身告辞，蒋立即拿起红铅笔写了一张便条交给唐：“发唐生明特别费二百万元。” 唐对这笔奖赏，有点啼笑皆非，那笔钱看来数量比他在重庆发给的一万，增加了二百倍，却只能买到几两黄金，不过从他当时发给上海市警察局犒赏一百万元看来，还是很大方的。 唐谢过他之后，起身告辞，蒋和唐握手时，还特别叮嘱一句：“还都以后，再到南京去见我。” 抗战刚一胜利，蒋介石就以国民政府主席名义发表了取消对唐生明的“通缉令”。大致上是说：过去派唐生明去到沦陷区进行敌后抗日活动时，为了掩敌人耳目，曾由唐生明大哥唐生智呈传通缉在案，现对日战争已取得最后胜利，任务业已完成，前项假通缉应予取消。 这时抗战刚胜利，可说是百端待举中，一向爱拖拉的国民党的办事机构，这次出乎意料，主要原因是负责主持在沦陷区指挥拘捕汉奸的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一到上海就住在唐生明家中，如果不早日取消这个通缉令，一个负责拘捕汉奸的头子住在被通缉过的汉奸家中怎么向沦陷区人民作交代呢？ 我在抗战胜利后去上海，第一个便是去看唐生明，他非常高兴，全家都热情欢迎我，唐领着我，从前面看到后面，从楼下看到楼上，显示他这几年住的是这样一座花园洋房，生活舒服多了。不过徐来和张素贞都争着告诉我许多惊险万分差点被日寇杀掉的事，后来知道他是重庆派来的，才安全一些，徐来说她和张素贞在刚去时一天到晚提心吊胆，而唐生明却只晓得享福，我说这正是唐生明高明的地方。张素贞则认为唐的长处是遇到很严重的问题，表面上仍装成满不在乎，只有这样才能应付复杂异常的环境，真正是“大智若愚”。那天随便我们怎样说，唐生明总是一支接一支抽烟，听了我们说他的好话也好，坏话也好，只是轻轻一笑，从不作辩解。 戴笠之死，唐生明、徐来、张素贞都非常悲痛，我去南京为戴笠主办后事时，专门去上海安慰过他们。 戴笠死后，对唐生明的工作安排遇到一些麻烦，虽然通缉令取消了，人们也知道他是奉命投敌的，有些人对他毕竟给敌人做过不少的事，很有意见，连他自己也说，虽然为国民党做过一些好的事，但替汪伪政府做过的坏事却比做的好事要多得多，他这种口直心快的话，给国民党许多高层人员拿了作攻击他的口实。蒋介石也不得不考虑到这些不同意见，所以直拖到1946年下半年，军统局改组为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之后，蒋介石才找局长郑介民、副局长毛人凤去研究唐的工作，决定发表他为保密局中将设计委员。这对他来说是一种冷遇，因胜利后从敌人手中接收下那么多单位、那么大的地方，需要那么多人去工作，连抗战前他担任过的警备司令都不给他，这的确出他的意料。所以他接到这个设计委员的任命后，连设计委员会都没有去过一次，工资也不去领。我代他把每月工资和毛人凤特别批给他的特别费领了交给他的时候，他接过看也不看一下，便向桌子上一丢，还是徐来向我说了一声“谢谢”。 1948年，蒋介石当了总统后，才把唐生明安排到总统府任中将参军。当我向他道贺时，他气愤地说：“一个这样的职务有什么值得庆贺！”他又牢骚满腹地说蒋介石过河拆桥，用得着他的时候，说得那么好，过后就忘记了，我劝他少说这些，这对自己没有好处。 1949年初，唐生明离开上海去湖南担任了陈明仁的第一兵团副司令官，毛人凤告诉我：有人说他与军统大特务、交警总局局长周伟尤暗中勾结，准备在湖南搞和平运动，要我和唐往来时提高警惕，并注意他的言行。我便把他过去发牢骚的情况讲了出来。毛人凤很不高兴地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他认为这人重感情，不讲原则，如果他在共产党中的朋友要他为共产党工作，他也会去干，会做出对我们不利的事来。我当时还和毛人凤争论，认为他太敏感了，我当时估计他去搞带兵的工作，是因为目前在对共产党作战的关键时刻，有机会带兵打几个胜仗，就可以升官。毛人凤听了很不以为然，笑我没政治头脑。完全是感情用事。所以后来他派一个暗杀小组预伏在长沙，准备湖南如有反蒋活动，便开始搞暗杀，对象除程潜外，还有准备随同程潜起义的人，特别指出：如程潜宣布起义后，唐仍不离开长沙，便杀掉他。这个暗杀小组出发时，毛人凤特别关照他们，不要告诉我去杀什么人，因为这些人都是经过我训练的特务。直到长沙解放，他们逃到昆明见到我时才说，准备杀程潜没有机会下手，在唐生明家附近潜伏，唐出门时，只打了一枪没有打中，唐跑掉了，陈明仁便加派人员保护他，找不到机会。要杀随程潜起义的军统特务张毅夫也没有杀成，只把长沙警察局长刘人爵杀死了。 解放后唐生明告诉我，当时他在长沙的家中掩护了一部中共地下党的电台，军统特务完全不知道，只怀疑他会随程潜起义，所以派人去杀他，因距离稍远，一枪未能打中，所以他能逃掉。如果知道他家中有地下党电台，那就会趁程潜没宣布起义前，公开去搜捕他，准会活不成了。他很得意地笑着说：他在沦陷区掩护过国民党的电台，后来又在国民党区掩护过中共地下党电台，他这一套比我这个专搞特务的还高明。我承认他确有一套，很不简单，要比我高明得多。 湖南解放后，他很不适应初解放时那种生活，希望利用过去关系，为党做点工作，组织上同意了他全家去香港定居。毛人凤知道后，派人去打过他一次，也是因远处打枪，连打两枪而未中，后来香港警务方面对他加强保护，特务也没有再去打他，只暗中严密注意他在香港的活动。1956年他从香港回京，任国务院参事和全国政协委员。 1957年，我和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等，在北京功德林战犯改造所改造时，唐生明夫妇随同张治中、傅作义、邵力子等原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去看望我们。这对正在接受改造的战犯们真是喜出望外的大事，而唐生明直爽的谈话，更增加了战犯们改造的信心，他在与我们会见时，坦直地表示：他过去从一些上层领导人口中，特别是这次毛主席、周总理要他们来看望我们时得知不但不会审判我们，只要改造好，诚心诚意靠拢共产党，能认罪服罪，肯定前途光明。别人说话都比较含蓄，他的话的确增加了大家改造的信心。所以1958年后我们去秦城参加农业劳动改造时，在那样宽松的环境下，成百的战犯没有发生过一次企图逃跑的事，这与那次他们去鼓励我们，特别是唐生明的谈话分不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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