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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日期 1984年10月25日 出生日期 1920牙9月14日 学历： 1942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学士 1944年：麻省理工学院博士 经历： 1950年～1954年 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经济学讲师 1954年～1955年 牛津大学统计中心资深研究员 1956年～1958年 牛津大学统计中心计量经济学高等讲师 1958年～1964年 宾夕法尼亚（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大学经济学教授 1960年夏 大阪大学客座教授 1964年～1967年 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客座教授 1968年～ 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富兰克林教授（Benjamia FranklinProfessor） 1962年～1963年，1982年 纽约市立大学（City University ofNew York）杰出客座教授 1964年 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客座教授 1966年春 普林斯顿大学客座教授 1968年 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福特客座教授（Ford Visiting Professor） 1968年春 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 1970年夏～1974冬 维也纳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客座教授 1974年春 哥本哈根大学（University of Copenhagen）客座教授 重要著作 《凯恩斯革命》（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计量经济学教科书》（A Textbook of Econometrics） 《美国计量经济模型，1929-1951》（An Econometric Model of the UnitedStates，1929－1951），与戈德伯格（A.S.Goldberger）合著《布鲁金斯美国计量经济季摸型》（The Brookings Quarterly Econometric Model of the United States）与杜森贝力（J．Dusenberry）、弗洛姆（G．Fromm）及顾（E．Kuh）合著《决策指导之计量经济模型》（Econometric Models as Guidesfor Decision Making） 当我们研究伟大经济学家的成长历程，或是探索经济思潮何以会有特定走向时，我认为如果能深入了解当时经济情势与经济思想趋向之间的互动关系，必然会有丰硕的收获。这在总体经济学的范畴最为明显，但在整个经济学上亦不例外。在此举一个与我个人发展密切相关的例子，就是为解决二三十年代，尤其是经济大恐慌问题而出现的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凯恩斯对当时的各项问题极感兴趣，也尝试发展出能解决这些问题的经济理论，但其间经过长期的酝酿。他的学术生涯深受第一次大战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的影响，其后还有英国金本位制、战后的通货膨胀、失业等等问题，最后才是1929年开始的经济崩溃。 我们大学在印制介绍手册时，会要求每位教授用几句话来说明自己为何投身到学术领域中。我之所以进入经济学的世界，是因为身为经济大恐慌时代的年轻人，我渴望了解周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成长在那个年代，心里的确充满了苦闷，人们很容易因经济生活的问题而丧失斗志，就算是18或20岁的年轻人，也感觉不到有无穷的机会等待着他们。相比之下，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年轻人固然担心核战争的威胁，但也同时感受到，如果和平能维持下去，那么他们的未来会有各式各样的机会。 数学与经济学的结合 但当时另一项新兴事物，却给我带来了幸运。我的脑海里原本一直浮着一个想法，就是数学可以应用到经济问题的分析上。我在大学所修的课程，大部分不是数学就是经济学。我并不是富有原创力的数学家，也不是所谓的数学天才，这点我早由自己曾经参与的数学竞赛就知道了。不过我深深被大学的数学课程所吸引，同时产生了数学可以应用到经济学上的念头。例如，用数学式来表现需求曲线或收益的预估。当我泡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的图书馆里时，十分惊讶地看到，各种新兴学科的相关期刊内容十分深入，探讨问题的复杂程度，更是远远超过我的想象。 其实，我大学时代的指导教授并不赞同我在攻读经济学时兼修数学，但我依照自己的想法而行，充分利用了40年代初期柏克莱的最佳资源：一流的经济系、数学系以及数理统计系。有些人的成就可以追溯到高中时期，但我的学术专业则是发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柏克莱，以及其后获得的麻省理工学院奖学金。在麻省理工学院，我遇到了耀眼的经济学天才萨缪尔森。当年我在柏克莱的图书馆创览时，曾经看过好几本早期的《计量经济期刊》（Econometrics），其中萨缪尔森的文章特别吸引我的目光。当我有机会前往麻省理工学院就读时，能和萨缪尔森共同研究念头，或许更坚定了我的决心。一开始我在他手下担任研究生助理，除了极力找机会与他接触，也努力捕捉他在每次碰面时所传达的见解。 透过数学与政策应用，萨缪尔森成为阐释凯恩斯理论的先锋，而我既和他共事，也就马上面对两项挑战——其一是要让这种总体经济学的思考方式广为人所接受，其二是要让数理方法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方法的一种。后来，这两项挑战都成功地完成了，但其间也经过一二十年遭受激烈反对的过程。 当萨缪尔森的《经济学》（Economics）成为经济学普遍使用的入门教科书时，凯恩斯经济学可以说自此根深蒂固，形成无法扭转的趋势。在接下来的一批批学生中，经济研究所的课程逐渐转向了数理的研究方法，因此学生学成后的教学或研究，也都是循此脉络。数理方法的终告确立，首先是在美国，继之则是欧洲、日本、印度以及世界各地，不过其中许多基础仍在欧洲建立，而且许多美国数理经济学大师都是外来移民。然而，萨缪尔森与弗里德曼等本土学者使数理经济研究具有美国本土特性，并在美国广受欢迎。 麻省理工学院的岁月，是我进入经济学专业的起步，而我离开研究所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芝加哥大学的考列斯委员会（Cowles Commission）任职。当年我24岁，这份工作好像是又进入另外一个研究所。就像许多科学领域一样，其实我那时就是所谓的博士后研究员。 计量经济模型的起步 40年代末期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真可谓人才济济，这种坚强的阵容，恐怕是后无来者了。在我们这群亲密的工作伙伴里头，先后产生了四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而在下一代的考列斯研究人员——部分在芝加哥大学，部分在耶鲁大学——之中，又产生了两位得主。我们合力专注研究单一的课题——为美国经济建构整体的计量经济模型（继30年代丁伯根模型的第二度尝试），运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统计学理论、经济学理论以及各种现有的资料。经过四到五年密集的研究之后，这个工作团体的成员陆续散开，展开了新的学术生命。不过我个人日后的研究，仍延续了这项建立总体模型的努力，而许多曾经与我共事的才俊，则分别在不同的经济学分枝中一展才能——如库普曼（Tjalling Koopmans）在活动分析（activity analysis）上、阿罗在一般均衡理论上、西蒙（Simon）在决策分析（decision analysis）上、安德生（Anderson）在统计学上、马尔夏克（Jacob Marschak）在组织理论上等等。 在尝试整合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论与凯恩斯总体经济分析时，我们一直信心十足。面对战后的规划工作，我们觉得整个经济的的福祉正掌握在我们手中。在往后的十年，我们透过模型的建构与运用所获致的成果，远超过当初我们预估战后美国情况时最大胆的梦想。不过我们知道自己作的还不够好。我们所建构的系统是从考列斯委员的成果演化而成，已成为经济学者标准研究工具组合的一环。这些系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并没有完全主导政策的形成，它们在经济预测上位居领导角色，但也并非经济预测领域中独一无二的方法。 芝加哥大学里的科学家，秘密地以编组方式进行比考列斯委员会更重要的研究计划。由于考列斯委员会的主任，正是这群科学家的领导人季拉德（Leo Szilard）的老友，因此，我们与那些科学家交往相当频繁。季拉德这位堪称本世界最绝顶聪明的人物之一，偶尔也会客串业余经济学家的角色。他曾建构总体经济的室内赛局（Parlor games），来说明如何透过一项货币管制方案以消除景气循环，也教导我们许多研究的策略，以及如何融合政治与科学。还有一位我们常接触的科学家，是传奇人物冯纽曼（John vonNeumann），他在前往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的途中，常会造访芝加哥，因为当时横贯美国东西部的火车行程，必须在芝加哥换车。另外一位对考列斯委员会的成员有相当深入影响的，是哥伦比亚大学数理统计者瓦德（Abraham Wald）。 欧洲学术之旅 我个人学术生涯的下一步，就是要培养更丰富的国际观。在那一段时光，有些经济学者每个月都要到世界各地实地考察，到欧洲更是家常便饭。我也在1947年离开考列斯委员会后，展开了一趟横渡大西洋的欧洲之旅。当时我刚在渥太华（Ottawa）结束了第一个月加拿大经济模型的整合工作。此一专案后来在加拿大持续了很长时间，造就了一个在加拿大学术界相当活跃的团体，至今规模仍在不断扩大中。 到欧洲各地的经济与计量经济研究中心造访考察，也算是我的教育的一部分。我从中对世局有更深刻的了解，但是更吸引我的仍是这些主题在美国的蓬勃发展。至于亲眼目睹欧洲从战后的瓦砾中重建，也是相当可贵的经验，并开启了许多迄今仍活跃的专业交流。这些对我个人的学术生涯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冲击。 大战之前，英国的剑桥及伦敦可以说是影响世界经济思潮的重镇，来自全球各地的人士齐聚那里进行研究。美国则是急起直追，但直到1946年以后，才取而代之，而各国学者也就纷纷来到美国。事实上，许多其他研究领域也是由美国执世界之牛耳，这种现象40年来一直没有太大的改变。 在海外历练的那一年，我有机会接触到正宗凯恩斯学派的学者，也就是曾与凯恩斯共事的剑桥学者。我和凯恩斯素昧谋面，但是透过卡恩（Kahn）、罗宾逊夫人以及斯拉法（Pierro Sraffa），使我对剑桥学者的思想有深入的认知。我同时也见到了卡尔多与史东（Stone）等重要学者。有趣的是，当年我的教师萨缪尔森尚未到过剑桥，但对这些学者却如数家珍。剑桥的人也曾向我提过此事。 我第一次造访欧洲，刚好是萨缪尔森初访欧洲之前的几个月，我们在他行程的第一站挪威会面。在海外的一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挪威，跟着奥斯陆大学的教授弗里希（Frisch——译注；1969年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学习。当时，萨缪尔森刚出版《经济学》一书，受到热烈的佳评。他在欧洲各地访问之际，我也刚好结束了在欧洲一年的研究。 凯恩斯体系中涉及一个问题，即财富对储蓄的影响。这在总体经济学的文献里，就是所谓的庇古效果（Pigou effect），但实质上庇古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主要是从流动资产（liquid assets）而非总财富的观点来考察。当时战争刚结束，民众手上都握有为数不少的流动资产（特别是储蓄公债），所以这是一个相当普遍也极为重要的课题，值得深入探究。 接触调查研究方法 我从欧洲返回美国之后，加入由伯恩斯（Arthur Burns）所领导的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au of Economic Research）。在那里，我先是从事铁路部门生产函数的预估工作，一年后，参加了局里与密西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Survey ResearchCenter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合作的一项专案计划，利用消费者财务调查的资料，以进一步了解储蓄行为，尤其是庇古效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经济研究新趋势，其中之一就是我所从事的计量经济学，特别是总体计量经济学伊然成为主流。至于调查研究方法，则在战时蓬勃发展，用来协助政府规划民间活动而提升战斗力。其中一个主要的团体设于农业部之内，除了和学术界建立联系，并在安娜堡（Ann Arbor）密西根大学成立了社会研究所（Institute forSocial Research）。我和这些统计学的工作团队共事愉快，而他们跨学科的研究态度，也令我耳目一新。我从中学到许多经济学与心理学、社会学还有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调查研究中心，我学到了许多家计行为（household behavior）的知识，以及相关的测量技巧。该项工作是利用人口抽样的方法，每一项研究的人有数千个。这些研究让我进入了处理大规模资料的领域，借助打孔卡片及电子处理机械来完成工作。电脑在当时已问世，只是几乎还未用到经济及社会问题的处理上。 我到密西根大学之后，教了一点计量经济学，而关心的重点仍在调查研究方面。后来，我接到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赞助的经费，因为他们当时基于税负的考虑，有大笔款项可捐给一些大学。经济系的人对如何运用突然收到的经费，还真有点不知所措。于是，我创办了数量经济研究小组，把一些研究所的学生组合起来，重回建立计量经济模型的本行——再度展开原先在考列斯委员会的工作。 建立美国经济模型 其中一位研究生叫戈德伯格（Arthur Goldberger），我们两人合作完成了一套新的美国经济模型，称为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Klein－Goldberger model）。我们将在考列斯委员会建构的模型加以补充及修正，并导入一些调查研究的发现，用以定期从事经济预测。 由克拉克（Colin Clark）这位来自澳大利亚大胆的统计经济学家之赐，把我们的研究成果推向高峰。他在极有影响力的《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全球版周刊上撰文指出，朝鲜战争期间逐渐下滑的经济，可能会导致大规模的衰退。他甚至吓唬大家，我们会遭遇最可怕的经济事件——由于经济情势持续盘旋衰退，终将重演1929年的全面崩溃。 我在重新检视我们的模型对1953年～1954年经济的预测后，得到的结论是，情况不致再像1929年～样。于是，我和戈德伯格合写了一篇文章寄给该报，很高兴除了文章大幅刊登出来，还配上一幅劳氏漫书（Low carton）。 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相关估计的运算，当年只有片段零碎地利用到电脑。为了模型求解的问题，我们可能要花上一二天，借助桌上型计算机以人工计算。密西根装设了一组大型的数位电脑，我们也开始进行模型自动求解——也可称之为模拟。但是直到我离开密西根大学之前，还没有什么具体的成果。 在麦卡锡（McCarthy）主义高涨的年代，我离开了密西根来到平静而崇尚学术自由的牛津，在统计研究所（Institute of Statistics）任职，仿效密西根的调查形式进行英国的储蓄调查。在牛津期间，我又回到模型建构的本行，对象是整个英国。在这里，我认识了日后相交达二十五年的好友博尔（James Ball）爵士，他曾在牛津上过我讲授的计量经济学，并和我一起发展牛津模型。牛津大学在进一步运用电脑于数量运算上，虽然略有进展，不过还是无法为模型求解。 加入宾夕法尼亚大学 1958年我回到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担任教授一职。这里的校长、行政主管及各学院院长，均对学术自由这项严肃课题持尊重的态度，令我深感敬佩。从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及华顿学院（Wharton School）展开教职开始，我又再度投身建构美国经济模型的工作，这次采取的是季度资料。因为有了英国及密西根的经验，我开始导入一些预期（expectations）的概念。这就是一系列华顿模型的滥觞。 华顿模型改以季度为时间单位，重视短期景气循环的变动，运用了更多预期调查的资料，同时所有会计科目都以当期价格来表示。特别是最后一项的改变，修正了克莱因-戈德伯格旧模型的缺点。新模型的第一版是用来预估美国的经济，预估的结果送交肯尼迪政府中的经济学者参考，当时他们对我们的乐观预估——经济将从1960到1961年衰退的情况复生，还表示不敢置信。几年后，我的注意力又移转到更新的方法，也不再对第一版的模型作任何的修正。但是我把完整的档案，包括资料列表及方程式，还有一位受过训练的助理人员，全都移交给商务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因为他们之前曾要求协助模型建构的工作。这些资料再加上其他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些相关的博士论文，终于形成了今天所谓的商务部企业经济研究室（Office of Business Economics）模型，简称OBE模型。此一模型发展出自己独特之处，也是众多美国经济模型中相当杰出的一个，但其根源则是第一版的华顿模型。 在这个阶段，我进入两个研究方向，两者都对我个人专业领域的发展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之下的经济稳定研究小组（The Committee on Economic Stability）在1959年计划发展一个扩大的短期预测模型，我是该项专案计划的主要调查人之一，同时负责设计一套团队合作的方式来建立模型，也就是针对经济体系的每个部门各指定一位负责的专家。我和指导委员会其他成员，则负责将个别部分塑造一个整体。我们在个别部分可以说都网罗到最佳人才，而且整体的运作也非常顺畅。但这个研究组合真正的成就，可归纳为以下四点：（1）我们借助联邦储备（Federal Reserve）的专才，建立了完整的货币部门，成为在许多后续模型中占重要地位的货币部门的前身，也弥补了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的缺点；（2）提出不同产业间流动的投入-产出部门，并与最终需求与所得决定的传统总体模型相互联系；（3）成立资料库（databank），有系统地记录系统内使用的所有资料；（4）采取自动化的运算，特别是在大型非直线性动态方程式系统的求解上有重大的突破。这项联合专案研究，还有其他突出的特色，都记录在三册的专案报告里头。 预测模型精益求精 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开始这项合作计划后不久，整个计划又转到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所以后来即以布鲁金斯模型为名。在筹划这个大型合作案时，对于专案的进度、发展及应用，我们曾咨询许多参与的专家，而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资料运算部分。在电脑方面出力的有宾夕法尼亚大学人员（我们学校一批极富原创力的年轻博士候选人为计量经济设计不少第一代的电脑程序，给研究工作相当大的禆益）、布鲁金斯研究所人员以及麻省理工学院人员。宾夕法尼亚大学方面由我设计了一组繁复的互除法（algorithm）运算，而麻省理工学院的顾（E．Kuh）教授对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弗洛姆（G．Fromm）的建议，则提供了重要的联系网络。他们两位就高斯重复计算法（Gauss iteration methods）的发现交换意见，我们则在费城进行检定与测验，并很快地将这些方法转化成为处理大型动态系统的世界标准。从早期在密西根开始使用电脑时，模型模拟（model simulation）就是有效应用模型的一大障碍，然而一旦了解其中的基本原则，我们乃至以后的世代就能够有效驾驭电脑。 在提出第一代华顿模型之后，除了社会科学委员会——布鲁金斯模型之外，我的第二项研究方向是发展一套用途完全不同的模型，供商业预测之用。我曾由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取得小笔经费，来建构第一代的华顿模型。后来，我们在华顿学院成立了一个以数量方法来从事经济研究的单位，其财源则是来自福特基金会及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但是，我知道这种补助性财源只是暂时的，到60年代中期就会用完。 与企业界的合作 就在同一时间，几家大公司分别和我联系，希望我能够协助他们的经济研究部门建构计量经济模型。因此，我就向五家重要企业提出建议，由我们在华顿学院为他们建构一套模型并提供预测，而他们则以赞助我们计量经济的研究计划作为回馈。 依凡斯（Michael Evans）在1963年加入宾夕法尼亚大学，也参与我们与民间合作的新预测小组。他带来在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博士论文中所发展的另一套模型。一开始，我们有两套预测数字，一个是来自他的模型，另一个则是来自原来的华顿模型。不久之后，二者整合为一合并模型，也成为华顿系列出版品的第一种。 华顿计量经济预测组（Wharton Econometric Forecasting Unit）不断成长茁壮，1963年开始时只有五位成员，到1969年已经扩大为独立的非营利法人机构（完全隶属于宾夕法尼亚大学）。1980年时卖给一家出版公司，接着在1983年为一家法国的电脑公司购入。1969年以后，资料资源公司（Data Resources，Inc．）与大通计量经济（ChaseEconometrics）两家公司也开始从事商业的预测工作，一项全新的行业就此诞生。目前，已经有许多竞争厂商投入这一行，整个产业的年营业额达数亿美元。 随着新研究中心的成立，模型与支援系统也不断增加，原有的布鲁金斯模型专案也就自然而然告一段落。它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取而代之的是不断扩大的商业化模型建构系统以及一些新的学术活动。 与时俱进的电脑应用 到了60年代，电脑总算能够有效地运用于计量经济学上；电脑最初只用在科学、工程及大规模的资料处理（如人口普查）上。以往在考列斯委员会的期间，所有我们曾构思的计量经济学的复杂计算问题，至此都迎刃而解。我和我的学生以及IBM电脑公司的研究员，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研究与最大可能性（Maximum likelihood）相关的非线性问题及其他的统计预估方法，也同时大幅改进了源自布鲁金斯模型研究过程中的模拟技巧。我们有两项创新的发展，使得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更向前跨了一步：其一是以国民所得会计的标准格式来呈现资料，以便于计量经济分析者的了解；其二是使用分时（timesharing）的方法。资料资源公司针对资料库以及分时系统的改善，就便利使用者操作上固然成就斐然，但早在该公司成立之前，华顿学院的工作团队就已经有了分时设施。电脑的真正发展是在60年代，而在接下来的十年开花结果，为全世界广大的研究人员及学者普遍使用。 电脑的标准用途是在资料管理、统计推论、应用（主要是模拟）以及以易于理解的表格与图形来呈现研究结果等，但除此之外，早在50年代末期，许多艰深的研究技巧即已开始发展。这些技巧根据推测模拟（stochastic simulations），涉及了适当抽取的随机误差（rando errors）对动态模型之解的干扰。开这方面研究先河的，其一是阿德尔曼（Irma Adelman）对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动态特性研究；另一是源自瓦格纳（Harvey Wagner）为建构蒙地卡罗实验（Monte Carlo experiments）而测量计量经济学的统计方法。 华顿学院的团队并不是头一个使用这些方法的人，但我们却在使用过程中，对自己模型体系具有的周期性与统计推论上的各种特性，有更深入的了解。原先对布鲁金斯模型所作的某些大规模的推测模拟，提升了以电脑为基础的实验技巧，我们也从中引用了相当丰富的资讯。经过多方的努力，我们得以了解大规模模型的各类反应特性——如乘数、对参数改变的敏感度以及系统的长期趋势等。华顿团队全面透过电脑来从事大型模型的操作运算，可以对一些重大事件——加尼克松总统的新经济政策、石油禁运以及伊朗君主政府被推翻——作出迅速而有参考价值的反应。 与他国的合作 我在宾夕法尼亚这一段不算短的时间里头，除了致力于华顿模型的建构及其在各种经济预测与总体经济分析的应用之外，也策划执行了一些相关活动。就在抵达宾夕法尼亚不久，我即和森岛道雄（Michio Morishima）及市村真一（Shinichi Ichimura）两位日本教授共同参与一项新的计划，这两位教授是我在英国及美国分别结识的。我们三个人共同创办了一本新的学术期刊，名为《国际经济评论》（International EconomicReview）。该刊的基本目标有二：一是促成当代（英美）经济学在日本的发展，二是纷解《计量经济期刊》的负担，消化它大量积压的未刊论文。回顾这项努力，我认为，虽然当代经济学在日本的发展属必须的趋势，但我们在协助其转型上还是有所贡献。不过在野解《计量经济期刊》的压力上，充其量只收到短暂的效果，由于论文数量呈现爆炸与新期刊不断创立，我们也参与了许多其他的新期刊。但无论如何，《国际经济评论》在持续二十五年之后，目前仍然在日本大版大学与宾夕法尼亚大学两校的合作下继续发行，并且可以自给自足。创办之初的那几年，便宜的日本印刷、精美的纸张以及来自关西经济联合会（Kansai Economic Federation）的赞助，都有助该刊的出版。虽然上述的各项有利因素已不复存在，但是该刊仍然体质健全地生存着。 由于此刊的创办以及其他的人际关系，使我有机会在1960年初访问日本，以后也陆续去了多次。因为这些机缘，我和新开场一（Yoichi Shinkai）共同设计了一套日本经济模型，并参与了大阪大学的经济模型专案。虽然日后各种日本模型不断推陈出新，使这些早期模型显得过时，但经过这些对日本的研究，再加上早期在英国从事计量经济模型研究的经验，使我的兴趣走向了国际模型的建构。 为发展中国家建立经济模型 1966年，杜邦公司（Du Pout）的研究员邀请我为该公司直接投资的三个开发中国家建立经济模型。为此，我挑选了一些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系的学生组成研究团队，建立了阿根廷、巴西及墨西哥三国的模型。根据双方协助，杜邦公司有权运用这些模型，但包括数据资料与方程式的系统，则是属于公共的智慧财产。负责墨西哥研究的学者戴里欧（Abel Beltran del Rio）在1969年夏天和我一起造访蒙特瑞（Monterrey），在那里获得许多民间企业承诺，支援我们将墨西哥模型加以改良，并用于经济的预测以及经济政策与情境发展的分析。我们在华顿计量经济研究组内，组成了墨西哥计量经济模型研究小组。从1969年仅有蒙特瑞及墨西哥市少数民间部门的支持者开始，该组织已经扩充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系统，拥有一百五十个赞助单位——包括美国企业、墨西哥政府相关单位、国际组织等。我认为这项成功最有意义的地方，是在于我们以费城为据点所发展的各项技术，可以完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些技术涵盖了模型建构、电脑运用、模型结果的呈现以及对民间与政府部门决策的贡献等。这实在是可圈可点的个案，而类似的努力也陆续在世界其他国家收到成效。 从拉丁美洲的经济开始，我开始有机会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建构经济模型。远东国家有许多模型，非洲及中东也有一些。资料的缺乏一直是难题所在，不过目前已经逐渐克服，几乎全球发展中国家都已建立了模型。我们一些最优秀的学者曾加入联合国所属的各个团队，协助新兴国家解决经济发展的各项问题。60年代中叶，我与联合国所属单位签订顾问合约，协助建立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模型，以估计其经济成长所需要的资本。 为发展中国家从事模型建构的同时，我也同时开始为社会主义或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从事相同的努力。发展中国家的模型设计，必须能表现这些地区的特质，不宜仅依据新古典与凯恩斯的综合理论，完全复制工业化民主国家［即经济合作暨开发组织（OECD）所属的国家］的模型。发展中国家的模型要展开独特的供给面特质，还有特殊的对外贸易、所有分配与人口状况。至于替中央计划型经济建构模型，面对管制的市场以及计划目标，一直是我长久向往的挑战。1970年夏季，我在维也纳高等研究院（Institutefor Advanced Studies）举办的演讲中和在美国认识的捷克经济学者讨论这些问题。同年夏天，我也在苏联及匈牙利与人讨论这项议题。 最后，在1973年时，我和学校研究苏联的同仁合作，为苏联建构模型——U.S.S.RSOVMODI与由此衍生后面好几代的模型。在各种讨论与正式说明的场合，我向苏联经济学家介绍这个模型，而我相信，目前我们对苏联的经济结构与体制已更为了解。在接下来的十多年，来自东欧、苏联与中国的访问学者络绎于途，他们的造访，使我们对西方市场经济与东方计划经济两者的基本差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推动建立国际模型 在分别为各种不同的形态的经济体——OECD国家、一些不发达国家以及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建构模型之后，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建构国际经济体系的模型。1967年在一次由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经济稳定与成长小组举办的会议上，我曾建议透过一项合作方案来应对逐渐增加的国际性经济问题，而类似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布鲁金斯模型方案，是可供参考的设计。如果我们以各国的代表取代原先的各个部门代表，就可以为世界经济主要研究单位整合出一套一惯性的系统。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一开始是希望由OECD来进行这样的工作。1967年，我们在伦敦召开了一个会议，主题颇为冲动——“景气循环已经过时了吗？”还好，我们确认景气循环持续存在，但对开始建构模型以利国际经济问题的研究，尚未能成功地达成共识。不过，这次的会议却让我们建立了一些持久的关系，对未来的发展相当有助益。 1968年夏天，我正在斯坦福大学授课程，在福特基金会提供的小额赞助下，我与希克曼（Betr Hickman）、戈登（Aaron Gordon）在斯坦福共组了一个团队，成员是OECD国家中建构国际经济模型的专家。我们决定推动一项新的专案研究计划，将国际经济的传动机制（transmission mechanism）建立模型。初期获得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支持，由龙博格（Rudolf Rhomberg）积极参与，而国家科学基金会给予支持。 这是不折不扣的团队工作。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模型建构专家以及国际经济学者齐聚一堂，在初步会议上交换意见，他们了解这是值得研究的专案，但并不确切知道究竟该如何进行。透过积极的团体讨论与个别分析，我们终于决定了一些方法与目标。经过这样的互动与努力，我们孕育出名为LINK的专案，即“国家经济模型的国际连结”（The International Linkage of National Economic Models）。在往后十五年以上的时间里，该项计划仍在持续运作，并寻求突破。 我们很早就发现，发展中国家将会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尽管国际货币基金主要的兴趣是对OECD国家进行相关的经济分析，然而联合国方面对上述专案的支持者，则持续敦促我们要关注发展中国家。LINK专案开始时涵盖十三个OECD国家、四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以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或地区，之后持续扩大为包括七十二个国家或地区——涵盖所有OECD国家、大部分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这项模型建构工程的协调整合工作，其繁杂的程度可说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目前正在费城从事把每一个片段结合起来的工作。但每一个别部分仍然可以单独存在。 在这十五年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已成功地导人浮动汇率、处理石油价格变动的问题、纳入新的国家特质、引进初级商品、修正难以计数的运算程度，也透过情境分析（scenario analysis）解决了许多政策上的问题。至于资本流量分析、各国之间政策的协调以及最适控制（optimal control）方式，则是目前研究的重点。 经由上述说明，大家很容易看出在我的计划经济研究与应用中，电脑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但这方面的故事尚未终了。许多有趣的发展正在不断地推陈出新。目前，我主要的研究方向有三：（1）用微电脑来处理传统的计划经济问题。如此必须大幅缩减系统的规模，以适应桌上型电脑有限的处理能力；但随着技术的发展，这方面的限制正逐步消失中。不过，若干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仍然需要加以精简，使其规模能契合目前这一代微电脑的处理能力。（2）合作运算，即将传统电脑连线为一个网络，以同步运算；LINK系统就是一个很理想的测试个案。（3）运用超级电脑（supercomputer）来适应规模不断扩大的LINK系统之需，到目前为止，该系统已包括15000条以上的动态非线性方程式。 在各个营利性计量经济研究中心、官方的单位及一些大学的研究中心不断提出改良的版本后，布鲁金斯模型已自动退位，同样地，LINK专案有一天也可能会丧失既有的光芒。美国联邦储备体系有自己的多国模型，而OECD、日本的经济企划厅、欧洲共同市场以及华顿计量经济中心等也是如此。在1968年尚属成败未定的研究方向，如今已是分析世界经济时常会重复运作的工具。 与亚洲国家的交流 我在1970年前往东欧及苏联时，他们刚成立的研究单位正开始着手于计量经济模型的建构。我尽力帮助他们，因此在宾宾夕法尼亚大学或华顿计划经济中心都有许多前来受训的学员。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也是一样。至于中国的情况则有点不同。1978年中国与美国关系正常化之后，我在1980年秋接受国家科学院的赞助，率领一组经济学者造访当地，希望建立学术交流。接续此次的访问，我个人又在1980年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办了一次计量经济的暑期研习会。此后，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也来到费城。尽管进展极为有限，但为LINK建构中国模型，并维持运作，总算有了好的开始。我们原已有自己的中国模型，是由斯坦福大学的刘遵义（Laurence Lau）所建立的。1984年，我再度造访中国，继续讲授计量经济方法，并鼓励他们加入LINK专案。1982年～1983年，我们在中国台湾地区就建构和LINK相容模型进行了类似的工作。后来，我们陆续在马尼拉［与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及菲律宾发展研究所（Philippine Institutefor Development Studies）合作、曼谷与联合国亚大经济与社会委员会（U．N．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合作）、新德里与德里大学（Delhi University）合作］等地，和当地的经济学家开会讨论，努力使整个远东地区都有良好的LINK模型。 以上说明了我四十年来在经济学及计量经济学上所作的努力，至于政治面或是通俗性的工作则未提及。事实上，1976年我曾担任卡特总统经济任务小组的召集人。在卡特任内，我对白宫的各项经济事务给予襄助。对宾夕法尼亚州长夏菩（Mition Shapp）及费城市长古德（W．Wilson Goode），我也提供类似的帮忙。这些经验让我学到很多。我稍稍了解如何和媒体打交道，维持公共形象，以及在经济与政治之间取舍。这些经验都非常有趣，我也很高兴有这些机会，但我个人最感自在的仍是在学术界，也就是从事前面所提及的种种研究活动。 至于通俗性的写作方面，我仍继续为《洛杉肌时报》（Los Angeles Times）定期撰写专栏，而在《新闻周刊》（Newsweek）、《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以及法国的《新观察者》（Le Nouvel Obsevateur）等，也都有定期撰稿。英国《曼彻斯特卫报》曾在1954年原文连图表刊登我的文章，而我目前和《洛杉机时报》也一直维持这样的关系。但是我对在媒体撰写通俗性文章的感受和我前面提过对政治事务的感受相同：我相信优秀的经济学著作，其价值是任何其他事都无从取代的，而且我还是以学术领域的写作最为自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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