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演讲日期 1985年4月30日 出生日期 1918年3月5日 学历 1939 哈佛大学学士 1940 哈佛大学硕士 1947 哈佛大学博士 经历 1946年～1950年哈佛大学初级研究员 1950年～1955年耶鲁大学经济学副教授 1955年～1957年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 1957年～耶鲁大学史特林经济学教授（Sterling Professor of Economics） 重要著作 《美国企业准则》（The American Business Creed），与哈里斯（S．E．Harris）等合著 《国家经济政策》（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经济学论文集：总体经济学》（Essays in Economics：Macroeconomics） 《十年后的新经济学》（The New Economics one Decade Older） 《计量经济学论文集：消费与计量经济学》（Essays in Econometrics：Consumption and Econometrics） 长大之后的志愿是当经济学家或教授，我想这样的小孩大概很稀罕。我生长于一个大学城，念的是大学的附设中学，我的同窗好友大多数是大学教授或员工的子弟。我一直是成绩特优的学生，拿A是家常便饭。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当初我真的从未想过以学术研究为生。我原来很喜欢新闻记者的工作，那正是家父的职业；我从6岁开始，就自行编制报纸。我也曾想过念法律，因为我喜欢争辩讨论，而且我在十多岁时就对政治着迷。当时我应该知道大学里有经济学这门课，但究竟内容为何，我则一无所悉。当然，有关经济的课题，经常会出现在中学的历史课与公民课里头。因此我认为经济学将会是日后自己在大学所选修社会科学之中的一个学科，可能是修习法律课程前先修的部分课程吧。 意外的奖学金 我无忧无虑地成长，也一直认定自己会在家乡上大学——伊利诺斯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就在打算前往注册成为新鲜人的前一个月，我获得哈佛大学提供的柯南特奖学金（Conant Prize Fellowship）。我应该对此稍作解释。家父好学多闻，喜欢阅读各类书籍，是香潘（Champaign）地区公立图书馆借书最多的人。他在《纽约时报》上看到，哈佛提供中西部五个州每州两名的新生奖学金。当时哈佛的校长柯南特（James BryantConant）希望此举能够扩大哈佛学生在地缘上与社会阶层上的涵盖面。反正申请一下也不会有任何损失，我就接受家父的建议提出申请。事实上，伊利诺斯大学附设高中也并未为我通过哈佛奖学金考试而刻意作任何准备。附设中学每年毕业的学生大约是三十到三十五人，但目前已出了三位诺贝尔奖得主，而且在我的破冰之举后，后来又有多人获得全国性的奖学金。 所以说，柯南特、家父以及附设中学改变了我的一生。伊利诺斯大学一直都是很好的学校。但我很怀疑，假如我在该校就读，是否会走进经济学的世界？而哈佛，基于下列几个原因，的确促成了我进入经济学的领域。 当时，哈佛已经是北美首屈一指的经济学研究中心，能够与之匹敌的只有哥伦比亚大学及芝加哥大学。教授不管是资深还是资浅，都属一时之选。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就遇到了两位在经济学界的重要人物，一位是里昂惕夫，当时已任教职，另一位是萨缪尔森，他是担任初级研究员的研究生，毋需正式修课。在30年代，哈佛资深教授阵容中，熊彼特可说是诺贝尔奖的必然人选，汉森、钱伯霖以及哈伯勒也不遗多让。哈伯勒至今仍甚活跃，未来应还有获奖机会。哈佛大学吸引了资质相当优秀的研究生，而这批杰出的学生未来继续从事学术生涯，乃是顺理成章的事。 我初到哈佛时，打算主修社会科学中的一科或是数学。到大一结束，我已偏向主修经济学，但却还没有修过任何经济学的课程。因为在当时，即使是经济学原理那种入门课程，也被视为对大一学生还太过艰深。因此，在大二，即18岁那年，我才开始经济学原理的课程，老师波拉德（Spencer Pollard）是专攻劳动经济学的研究生。 初生之犊 波拉德同时也是我的导师。哈佛大学部的学生，除了修习四门课之外，也要和导师定期会面，经常是一对一的性质。一般来说，导师是与学生住处邻近的教授或研究所学生。导师制并不是为学生分级，基本上系参考牛津与剑桥的在家指导学习制度（housesystem）。波拉德当时建议，我们把讨论课题全心投入“这本来自英格兰的新书”。他刚从英国回来，知道该书在正式出版之前，已经引起很大的震动，因此推断该书势将成为一本重要著作。那本书正是在1936年出版、由凯恩斯撰写的《就业、利息与货币的一般理论》。 波拉德并不拘泥于学术成规，他毫不在意我当时只不过刚修习经济学原理。而我也实在太年轻，总认为老师无所不知，也不了解自己的底子根本不足以研读这本书。所以我开始阅读，并且一路和波拉德讨论念过的章节，从初次接触《通论》开始，我就被经济学迷住了。 和同时代的经济学者一样，我之所以会被这门学科吸引，不外两个原因。其一，经济理论是一项迷人的知性挑战，与数学或奕棋相似。我非常喜欢分析与逻辑论证，由小学到大学阶段，代数可能是最令我眼界大开的科目。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透过经济学的研究，显然可以对经济大恐慌及其为全球政治走势所造成的可怕影响有所了解，甚至可能提出解决之道。我个人并未身受经济大恐慌之害，但透过我的双亲，我能深入感受到当时政治与经济面的各项问题。家父系一位学识丰富、心思细密的自由派人士，家母则是社会工作者，她的一辈子几乎都在处理失业与贫穷的个案。 就我个人的观察，对我们这一代经济学者而言，第二项因素在引发学习兴趣与献身决心上影响更为重大，这是和后来的经济学者不同之处。他们所以被这门学科所吸引，绝大部分是因为经济问题的解答，能让他们发挥处理数量化问题的专长。 由于有了凯恩斯，经济学让我充分领略两个世界的极致。我着迷于凯恩斯理论和正统古典经济学家的抗衡，他对普遍笼罩着的错误作全面颠覆，进行鼓舞年轻人的经济学圣战。真理得彰之后，我们得以获得自由，也同时可以达成充分就业。我早已是新政（New Deal）的热诚信徒，对萧条、失业与贫穷极为关注。按照凯恩斯理论，罗斯福总统采取的美元贬值以及政府赤字支出政策，在经济学上都是正确的作法。 凯恩斯的震撼 怀着一腔热诚，再加上没有过去理论的包袱，我比哈佛的许多前辈，更早也更深入地接触凯恩斯的新著。凯恩斯是后来所谓“宏观经济学”的启建者，当时和他共事的年轻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曾以“整体的产出理论”来形容凯恩斯的理论，这实在是相当贴切的用语。与这种理论恰好形成对比的，是针对特定市场或部门的产出与价格理论，也就是目前通称的“微观经济学”。当时专攻经济学的学生在修过经济学原理后，最主要的理论课程内容正是这些。我喜欢这门新学问采用的方法，即把整体经济情况以一套联立方程式的系统加以模型化；当时我除了代数外，还修过微积分。事实上，希克斯和其他一些学者，曾很清楚地列示如何用这样的模型，来表达与分析凯恩斯的理论以及它与古典论的不同所在，他们说明得甚至比凯恩斯本人还清楚。 当时的哈佛已然成为凯恩斯学派进军新世界的滩头堡，但资深的教授大多怀有敌意，其中有复苏计划。哈里斯（SeymourHarris）是个例外，他很早就转向支持凯恩斯。他对我们这些大学部的学生有相当重要的启发，而对我更是照顾有加。哈里斯可以说是一位学术界的企业家。他是《经济与统计评论》（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的编辑，也是在登斯特堂（Dunster House）讲坛的资深教授，他在这两处开放篇幅与课堂，供大家尽情辩论各种经济理论与政策。 年轻一辈的教授以及兼任教职的研究生，都对凯恩斯的著作反应热烈。他们如此热衷的原因，基本上和我类似，但他们在经济学上的素养却比我要高。其中有七位合著了一本颇受欢迎的《美国民主的经济方案》（An Economic Program for AmericanDemocracy）小册子，以左倾的观点来鼓吹这套崭新的学说。 至于最重要的事情，当属汉森前来哈佛，并担任经济学的立陶尔讲座（Littauerchair）一职。汉森从明尼苏达大学转来哈佛任教的那一年，刚好50岁；同年，我也开始了经济学的课程。一开始，汉森对凯恩斯理论是采取批判的态度，也曾出版对《通论》冷淡的评论。后来，他整个想法产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这对任何时代的学者来说，都是极不寻常的，特别是如果自己早期的观点还已经印成了白纸黑字。汉森成为美国鼓吹凯恩斯理论与政策的领导者，他所主持的财政政策研讨课程，可以说是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与应用的研究中心。在华盛顿位居要职的官员，与学校的师生齐聚一堂研讨；我不禁觉得，重大的历史似乎就是在那间课堂中写下的。对大学部的学生来说，立即的受益就是由汉森亲自教授宏观经济学，不过当时还是归属在货币银行学的科目底下。对我来说，汉森是一位真正的英雄人物，而数年后，他也成为我的至交。 两种理论间的折中 我获奖的学士论文，就是探讨我认为属凯恩斯及其攻击的古典经济学者双方的中心理论。传统的经济学主张，价格的变动可以发挥清理市场的效果，价格上扬可以消弭超额需求，而价格下跌则可以消弭超额供给。应用到劳力市场，则意味着工资降低可以消除失业。劳力有超额供给，不可能是长期均衡的现象。除非法律或是工会限制工资下跌，否则由于追逐工作机会，工资必然会下跌，从而为失业者恢复或创造工作机会。这是传统经济学核心理论的应用，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的观念。经济体自私而短视，他们对自己能接触到的市场讯息，会考量个人利益而作出反应。在每个人追求最大私利的情况下，却奇妙地使整个社会蒙受最大福祉。竞争给社会带来了这项奇迹。 凯恩斯理论却不认为这样的机制可以用来消姐非自愿性失业（nvduntaryunemPdyment）。他并非只认为这样的机制时效迟缓，需要政府政策的辅助，而是根本就认为这项机制行不通。他认为整个经济会处在一个失业均衡的状态。传统经济学者认为，自由竞争市场可以对资源做有效的配置。凯恩斯却指出：假如有工作意愿也有工作能力的劳工找不到事做，就显示出整个市场制度存在极严重的失灵。再怎么说，最无效的事，莫过于让有生产力的资源闲置。 我获奖的论文就在找寻凯恩斯理论的缺失。这似乎颇令人惊讶。不过，我也不认为凯恩斯有必要在反对者的大本营中，坚决争取理论上的全面胜利。不论失业是长期失衡还是短期均衡的现象，凯恩斯务实的论点都不失其重要性。我个人发表的第一项专业著作，就是根据这篇论文改写而成，发表在哈佛编辑出版的《经济学季刊》（QuarterlyJournal of Economics）上。这项议题至今仍相当热门，我也一直对它相当关切，我并发表过一些相关论文，包括1971年我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72年度）所发表的就任演说槁。 1939年从大学毕业之际，我早已忘记法律，而很自然地决定成为专业的经济学者。哈佛有一套留住大学部优秀学生的方法，也就是将奖学金的提供延伸至研究所——我的奖学金获得展延，顺理成章地进入研究所就读。从大学部转到研究所的过程中，我并没有碰到多大困难，因为早在大四时，我已选修过若干研究所的课了。这时，我需要的是加强选修一些专业研究工具的课程，包括数理经济学理论以及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当时的哈佛，才刚刚要开始迎头赶上这两种分析工具的发展脚步。 良师益友 回想起来，当初教授们几乎把大部分的教育责任留给我们自己。他们希望我们能自学并且与同学相互切磋，我们的确是做到了。教授们把我们视为学术钻研过程中的伙伴，而不是所谓的“徒弟”．我想今天的研究所教育，太着重将一大堆固定的教材传授给学生，然后再测验学生对于教授所传授的知识究竟学习到何种程度。我大学毕业的论文，名义上是由大四那一年的导师钱伯霖指导，但他告诉我，他对我论文的主题一无所知，因此也就放任我自行负责．然而，在我们这一段师生关系期间，可以说是充满了趣味。我们争辩天主教的平均地权论（Catholicagrarianism），这是他所认为的经济乌托邦。1946年～1947年我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我自己选择的指导教授是熊彼特，他应该是一位本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甚至是社会科学家。基本上，他既不喜欢凯恩斯，对于我的论文主题——消费函数——也无兴趣。他看了我所写的论文，也提供了一些颇有助益的建议，整体来说几乎没有插手。每次我们见面时，总是谈到许多其他事情，让我日后受用无穷。 当年我们的理论课程多为沿袭英美的传统，也就是说，数学式的表达基本上是附属于书面文字以及图形，经常屈居于注释的地位。代表性的巨著就是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马歇尔正是凯恩斯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指导老师。绝大部分的市场分析，都是单一时点的“部分”均衡分析。至于将经济体系视为一个整体，涵盖许多商品、许多消费者与生产者、许多市场间相互影响的“一般”均衡，则并没有受到重视。 一般均衡的数学模型，在欧洲大陆有较稳固的传统，由法国——瑞士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在1970年首倡。虽然，牛津大学的埃奇沃思和耶鲁大学的费雪（Irving Fisher），都曾在这方面有所论述，但他们对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小弥尔、直到马歇尔等一脉相承的英语系经济学主流，依然未能发挥多大的影响力。然而，到了30年代末期以及40年代，由于英国的希克斯与亚伦以及哈佛的里昂惕夫与萨缪尔森的大力倡导，数学的一般均衡分方法逐渐蔚为风潮。尽管能彼特在资本主义动态理论上的观点和瓦尔拉斯完全不同，但他协助促成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上，也相信瓦尔拉斯对经济学奠定重要的基础。 我喜欢一般均衡的分析法，这是宏观经济学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这些把产出视为整体的总产出模型，可以说相当精简而明确，有助于我们对模型的了解与操作。但个人从不是所谓数学化的一般均衡理论“迷”，因为它的纯理论性及一般性，丧失了操作性结论中有趣的一面。再者我认为，由于数学的一般均衡模型精致完美，也导致今天许多经济理论家过度相信自由竞争市场会是最好的运作模式。40年代末期，我曾在一些关于配给理论的论文中使用过这种分析法，其中除了一篇之外，都是和侯萨克（HendrikHouthakker）合作的。 迎接数量化的趋势 在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方面，当时的哈佛可以说远远落在时代之后。经济统计学的教授所使用方法相当怪异，而且对依据数量统计理论所发展的方法持相当怀疑的态度。到50年代为止，哈佛基本上尚少接触欧洲的弗里希与丁柏根以及美国由考列斯委员会所带动的发展。和我一样对正式统计理论有兴趣的学生，只能求助于数学系的课程。至于计量经济学，我们则是在一位欧洲的访问学者史代赫尔（Hans Staehle）所主持的统计需求函数研讨课程上，极尽可能地挤压出这方面的知识。我们也发现到，回归法虽然遭柯兰姆（Crum）及弗里克（Frickey）两位教授轻视，但是在布莱克（John D．Black）的农业经济学课程上却是生气蓬勃，是以还能在哈佛存活下来。在立陶尔中心（Littauer Center）的地下室，我们可以使用他的电子与手动式运算设备。 我在1942年所发表的第二篇论文，就运用了这些设备。该论文原本是为1941年春季梅森（Edward S．Mason）的研讨课程所撰写的，主题是如何将统计预测应用于国防计划，而我所选的题目是民间钢铁需求的预测。梅森后来推荐我到华府刚成立的物价管理与民间供应局（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and Civilian Supply）的民间供应部门任职，多少也与这篇论文有关。我在1941年5月离开哈佛时，已完成所有博士学位的课程，就差论文这一关。后来直到1946年2月，我才又重返哈佛。我在华府参与配给稀少性物资九个月，然后进入海军服役，在驱逐舰上担任带队军官，到1945年圣诞节正式退伍。 在我战后的研究工作中，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变得非常重要．我在1947年撰写的博士论文，主题是家计部门消费与储蓄的决定因素，我尝试将我从家庭预算调查中得到的横断面资料，与总合性的时间序列资料加以结合，来估计所得、财富及其他变数的效果。后来在一项有关食物需求的研究中，我又对该研究方法作了一番修正。这项研究是1949年～1950年，我在英国剑桥大学应用经济学系时所进行的，当时我也从事有关配给的实证及理论研究。找希望透过横断面的观察，来解决只按时间序列分析所作的统计推论可能存在的模糊地带．后来，由于个人对横断面与抽样调查资料的兴趣，我有机会在1953年进入密西根调查研究中心，碰到了卡托纳（George Katona）、摩根（James Morgan）以及克莱因，带给我收获丰富的一学期。 托比分析法 由于在这类资料的分析方面累积了相当的心得，因此我在1958年提出一套新的统计方法，即所谓的托比分析法（Tobitanalysis）。原本生物学的普洛比分析（Probitanalysis），乃是透过身体组织与治疗方式等各种可观察的特性，来预测治疗的正面或负面反应的机率。在经济面的应用上，同样答“是”，有着不同的强度；例如，样本中的家庭就去年是否买车的问题时，大部分的回答是没有，但是在肯定的答案中，买车的花费也会有差异。我的研究方法，是除了肯定与否定的答案外，另外再加上数量化的资料，以寻找影响汽车购买的因素究竟为何。 戈德伯格在他的教科书上首创“托比”一词，而这个名称可能比他原先所想的更合适，也许未必。不过这个名称之所以著名，而且为我多届学生所津津乐道的，其实是在渥克（HermanWouk）所写的小说《凯恩舰叛变记》（The Came Mutiny）中，我曾以海军官校生托比之姿短暂露脸。渥克和我，以及书中主角威利（Willy），都在1942年春，参加哥伦比亚的海军预备军官学校同一梯次的速成训练班。 1944年～1954年间，考列斯经济研究委员会在数量经济学及计量经济学方面，有创新突破的发展。该委员会当时是附属在芝加哥大学之下，那段期间的研究成果之丰硕，堪称是历来有组织的科学研究之最。当时委员会的主持人是马斯恰克以及库普曼；库普曼也是诺贝尔奖得主，其获奖原因，就是在这段期间对资源分配理论，包括线性规划等，作出重大贡献。由马斯恰克及库普曼所带领的杰出研究小组中，有两位曾在的本系列演讲中担任过主讲人，即阿罗与克莱因；此外还有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即西蒙与德布雷。 当我战后重返哈佛继续攻读博士时，对考列斯委员会以及马斯恰克与库普曼可以说是满怀敬意。我是在计量经济学会举办的会议中和他们结识的。1947年12月在芝加哥举办的一次会议上，我受邀参与讲评一篇由马斯恰克所写的论文。我在会议举行前几天才收到论文，大概正好是圣诞节前夕。我埋首与研读论文，把当时正怀着第一个小孩子的妻子蓓蒂冷落一旁，也顾不得与家人共度节日。不过，因为如此，我才能在会议中指出马斯恰克模型中的重要瑕疵，并提供一些建设性的建议。由于这样的机缘，我曾被邀请加入考列斯委员会，而且在1954年，又受邀去接掌库普曼原先由马斯恰克手中接下的研究主任一职。 这项邀约令我备感殊荣，也极富挑战性，对我具有高度的吸引力。但是，当时我对耶鲁非常满意，蓓蒂和我都认为那里是成家立业的好地方。由于该委员会和芝加哥大学之间存在一些问题，而且当时要吸引人才到芝加哥并不容易，因此库普曼对于搬迁委员会相当有兴趣，但是他绝口不提这个想法，直到我正式回绝邀请时，他才对我透露。考列斯委员会的创办人与财务的主要资助者考列斯（Alfred Cowles）系耶鲁的毕业生，他也企盼他所创设的委员会能够在母校找到永久栖身之地。 1955年，委员会终于搬到耶鲁，并更名为耶鲁大学考列斯经济研究基金会（CowlesFoundation for Research In Economics at Yale University），我也总算担任了该基金会的研究主任。考列斯基金会的第一本论文（1955年），可以说是前面提到的托比分析法的先驱。这次基金会的迁来，是耶鲁大学经济学系能跻身前茅的重要因素。我把基金会研究的范围加以扩大，纳入总体经济学的题目。当时，我极力提供发挥空间给一位耶鲁的年轻助理教授奥肯（Arthur Okun），他从事的研究是总体经济预测与政策分析。 调合凯恩斯与新古典 战后个人主要的研究与写作重点，仍然延续了先前我对凯恩斯及总体经济学的兴趣。我致力于改善总体模型的理论基础，使之能契合新古典学派经济学的主要观点，并弄清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角色。我在这方面的努力目标，和其他许多的经济学家是一致的，他们包括勒纳、萨缪尔森、莫迪利亚尼、索洛、希克斯以及米德（James Meade）等人。这时一股新的主流——综合凯恩斯革命以及这项革命所反对的古典经济学——正在酝酿。萨缪尔森说我是“这项犯罪的同伙之一”颇令我引以为傲。 凯恩斯的理论架构中有四大基石：工资与就业的关系、消费倾向、流动性偏好与货币需求、刺激投资的诱因。先前，我已对自己在第一项的研究有所叙述，接下来，我将说明其他三项。 凯恩斯的消费与储蓄“心理法则”（psychological law）指出，随着每人实质所得逐渐增加，储蓄占所得的比例将持续升高。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民所得资料，证实了心理法则的正确性。如果根据这些资料所导出的统计方程式来预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那么由于所得快速增加，投资在整个国民所得中所占的比例必须大幅提高，才能吸纳高额的储蓄，从而避免衰退与失业。但是这种运用统计上的插补法（extranolation）所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因为，所得固然如预期般提高，消费占所得的比重却并未降低。这项预测的失误，促使经济学界对消费函数重新进行了一次严谨的评估，也获得相当丰硕的成果。 我在194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就是有关此一课题。我认为应该把凯恩斯法则解释为终生消费对终生所得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这两个变数在各个年度的关系。同理可以推论，影响短期消费的因素，并非只有当期所得，财富的多寡也会有作用。这项观念相当风行。弗里德曼的恒常所得理论以及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模型（life－cycle model），也是基于这种精神而对储蓄行为提出极为精妙的解释。他们指出，即使长期间储蓄和所得大致上有固定的比例，周期循环的资料看起来还是可能像“凯恩斯式”的。后来，我也对这个主题写过一些论文。 我相信上面这个例子正可说明，当真实世界的事件与议题令我们亟思了解并解开谜团，将会如何激励经济学知识的进展。对学者来说，最重要的是选什么问题来研究。如果只是从文献不足之处去找研究的主题，通常是事倍功半，而最糟的是，还可能因只注意文献，反而忽略更有研究价值也更重要的问题。最优秀的经济学者，都是由周遭的世界中找到研究的题目。 流动性偏好 五六十年代，我的研究重点是摆在总体经济学的货币面。在这方面的研究上，我有几个目标。 首先，我想为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性或是货币流通速度与利率的关系，建立一套稳固的理论基础。为什么这项研究有其重要性呢？依据货币数量理论，也就是后来所谓的货币学派的主张，这种敏感度并不存在，除非偶发的巨变，要不然货币的流通速度应该为一常数；至于社会大众的支付习惯、银行体系以及金融技术等各方面的变动，虽然会影响货币流通速度，但这些改变都非常缓慢．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财政上的激励措施，例如增加政府支出或是减税，如果不同时增加货币供给，并不能对财货与劳务的总支出产生任何效果。同样的解释也可扩大到民间投资部门自发性的变动上．就这一点来看，我同意弗里德曼以及其他货币论者所说的，货币因素影响重大，但我并不同意他们认为货币决定一切的论点． 在1947年的实证研究论文里，我让资料来说话，很清楚地肯定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曲线，但我并不满意凯恩斯对流动性偏好所作的解释。他认为，人们之所以偏好流动性现金，是因为预期利率将会上升到和过去“正常”繁荣时相当的水准，因而持有债券会遭致资本损失。费尔纳（William Fellner）这位后来在耶鲁与我共事的经济学者，曾在学术期刊上和我有过友善的辩论，他指出，如果利率持续低于投资人的预期水准，凯恩斯实在不能将之视为一种“均衡”状态。费尔纳所主张的就是后来所谓“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s）的模型建构原理，我也赞同他的观点。 就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性，个人了提出两篇较具说服力解释的论文。一篇发表于1956年，主要立论系根据管理交易余额的存货理论。我后来才知道，我在这方面的论点，大都被鲍莫尔（William Baumol）领先一步，不过这项模型通常还是把我们两人的名字并列。第二篇论文发表于1958年，对凯恩斯“投机性动机”（speculative motive）的货币需求，作了一番全新的诠释，也就是规避风险。人们可能会偏好流动性，而且非现金资产的利率愈低，流动性偏好愈高。这倒不是因为预期平均会有资本损失，而是因为在资本利得与资本损失发生机率相等时，对资本损失的担心程度，超过了资本利得的价值。 资产组合理论 对平衡风险与预期收益的资产组合选择（Portfolio choices）理论，我曾进行相当时间的研究，而这篇流动性偏好的论文正是我在这方面研究的说明与应用。马寇维兹（HarryMarkowitz）也致力于类似的资产组合选择模型的研究，1955年～1956年他曾在耶鲁一年，使我们曾有过地缘上的交集。但是我的兴趣偏重在总体经济学上的意义，而他则是较倾向于教导理性的投资人。 1981年当斯德哥尔摩宣布我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后，首先传回国内的报导，提到的是我在资产组合理论上的成就。随后在耶鲁大学匆促召开的记者会上，许多前来的记者就对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有兴趣。这些记者想知究竟，因此我尽力以最通俗的语言来解释。当我讲完以后，他们说：“噢！拜托，请你用通俗的说法来解释嘛。”因此在提及分散的好处时，我说：“知道吧，不要把你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就是为什么全球报纸的新闻标题都是：“耶鲁的经济学家因‘不要把所有的鸡蛋……’而获诺贝尔奖。”一位朋友还送给我一份地剪下的漫画，上面即根据我这句话，虚构了隔年医学奖得主解释自己获奖的原因，乃是主张“一天一个苹果，使你远离医生。” 事实上，在我论文模型中的资产，有一项是无风险性资产，后来曾引起广泛的兴趣。我觉得不尽完善的是，在我的分析中，我把安全性资产只和一种风险性资产来配对，以此来代表其他的状况。这种加总的方法是沿袭凯恩斯的，他以一个利率来泛指所有非货币性资产与负债的一般性盈利率。但我曾证明，我的结论能够推广并适用到多种风险性资产，而且其收益与风险各有不同。风险性资产组合的选择，即各种风险性的相对权数如何，基本上和决定风险性资产与安全性——即货币——的相对比例应该是多少，是毫不相干的。这套“区隔理论”（separationtheorem），正是林特纳（Lintner）和夏普所发展的资本资产订价模式（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的核心，这套理论广受财务管理的师生所喜爱，许多投资经理人与理财顾问也用此来计算各种不同证券的“贝他系数”（beta）。 与弗里德曼交手 有关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论争，以及连带的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性之争，曾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弗里德曼和我两人之间的辩论。有一次在佛蒙特州（Vermont）的一处滑雪场上，一位负责验票的年轻人认出我，随即用带有加拿大腔的法语对我说：“托宾，詹姆士·托宾，不是经济学家！不是弗里德曼教授的对手。”他是魁北克（Quebec）的经济学系学生，这件事让他开心了一天。他还是让我通过关卡，进入升降机。这项论争的结果，按照我的看法，是弗里德曼改变了他的战场，宣称货币理论与政策的重要问题，无关乎货币需求对利率敏感性。他所移往的战场，乃是凯恩斯与古典学派之间的基本问题：经济总是处于一个受供给面限制的均衡（asupply－constrained equilibrium），无论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无法提升实质产出水准。 我的第二个目标是想把货币导入长期成长理论里。50年代，经济学界曾尝试综合凯思斯学派与新古典经济学，其中一项努力就是按照新古典的思路来发展成长理论。有些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者倾向同意：在长期内，充分就业会存在，储蓄限制投资，而且“供给创造本身的需求”。不过，短期内仍是凯恩斯学派的天下，也就是劳力与资本可能无法充分就业，投资主导储蓄，而且需求导致供给。哈罗德（Roy Harrod）在1939年开始了现代成长理论研究，后来多马（Evsey Domar）在40年代继之，到了五六十年代，继续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则有史汪（TrevrSwan）、索洛与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等。 我也参与成长理论的研究。1955年发表的“动态加总模型”（A DynamicAggregative Model），可能是我最喜欢的一篇论文，撰写时也带给我最大的乐趣。这篇论文和其他成长理论的文献不同的地方，在于开门见山地引进货币性政府公债，它不但可作为价值的储存，也是除了实质资本外的另一项储蓄工具；另外，我也将干扰成长过程的景气循环列入考虑。在1965年及1968年及1985年发表的后续论文中，我举证说明在一个成长的经济中，资本存量和货币成长率或通货膨胀率之间，是呈现正相关的关系。 第三，在结合布兰纳德（Wniiam Brainard）及其他耶鲁同仁的努力下，我们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论文，为资产市场建立一般模型，并将它整合到完整的总体经济模型里头。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说是把希克斯对凯恩斯理论所作的IS／LM分析法加以扩大，纳入更多不同种类的资产。如我先前提到的，我对凯恩斯采用单一利率的作法，以及把货币和其他资产（通常是用债券来代表）单纯的二分法，颇不以为然。在区分财富的类别时，特别是将财富分为两部分时，我认为以名目资产相对于实质资产的区分方式至少也是同等重要。我在先前提到的成长模型中，就是用这样的观念来处理。 资产组合理论指出，各种资产之间无法完全替代，因为它们各有不同的预期收益，以反映边际风险的不同。我们的研究方向也进一步指出，在货币与非货币资产之间，并没有一道很清楚划分的界线。这种在货币与财务理论上的“耶鲁路线”（Yaleapproach），已被广泛地应用在资金流动的实证研究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模型建构上。 存量与流量 我们的研究中，也清楚地纳入储蓄、投资以及资产累积的存量与流量的动态分析，这一点我在1981年诺贝尔奖演说上亦曾提及。这些动态因素被凯恩斯所忽视，因为他认为短期之内，由于新投资的数量有限，资本存量的变动可以不予考虑。存量及流量的动态，事实上也被IS／LM模型所忽略。但是，流量的确会改变存量的水准。投资的流量会建立起资本存量，政府赤字会扩大政府公债，甚至可能增加货币供应量；贸易的顺差，会提升国家净资产相对于其他各国的水准。如果不对这些效果深入分析，有关宏观经济政策或其他相关事件的探讨，都称不上完备。 对货币政策而言，最重要的是其对资本投资产生的效果，这些投资包括企业的厂房与设备、住宅、存货等。通常提到的市场利率或是货币数量或信用额，并不能完整表现这些效果。我们对货币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一贯研究方法，很自然地把我们带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方向，基本上比较接近投资决策理论。这就是所谓“托宾寸”（Tobin，sq），即资本资产的市场评价与其重置成本之比，像现有房屋的市价和建筑类似新屋成本之比就是一例。对公司企业而言，公司的市价是由证券市场来决定的。当q值大于互时，公司的股票因为未来的盈余良好，而可以用比投资成本更高的价值出售，按照一般常识，这时会有诱因去从事新的资本投资。当q值小于1时，透过买进股票来取得生产性资产，将会比重置新设备来得便宜。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模型里头，q值乃是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质经济面的因素。 经世致用 从上面的叙述中，大家应该很清楚地了解，我对经济政策极感兴趣。我大部分的理论性与实证性研究，可以说都投注于分析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效果。50年代，我偶而会针对当前的经济议题，写一些供社会大众阅读的文章，发表的刊物有《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耶鲁评论》（The YaleReview）、《挑战》（Challenge）和《纽约时报》等。 我有一些麻省的朋友为肯尼迪参议员担任顾问，他们向肯尼迪及幕僚人员谈到我这个人。1960年夏天，索伦生（TedSorenson）来找我，要我参与肯尼迪总统的竞选活动，撰写有关经济成长方面的备忘录以及政策立场声明。虽然我很想告诉索伦生，我个人比较支持提名史蒂文森（Stevenson），但他还是和我签下了合约。我并未发现自己的备忘录在竞选期间产生了何种效果，但是有人告诉我，肯尼迪阵营在候选人纲领宣言中曾引用我的想法，基本是用来对抗凯瑟林（Leon Kevserlins）及一些工会型的经济学者（union economists）所主张的“透过扩大支出以获得成长”观点。 当时我的主张是，我们需要紧缩的预算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可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产生预算剩余，并使利率水淮降低，而将政府的盈余导向生产性的资本投资。整个重点是要透过政策的搭配，促成经济的生产能力提升，从而确保充分就业。巧合的是，我对目前情况的主张还是与此类似。 1960年大选后，我参与一个由萨缪尔森领导的国内经济的移交任务小组。1961年1月初，我在教授俱乐部午餐时，接到来自当选总统的电话，请我担任经济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我说：“恐怕你找错人了，总统先生。我只不过是象牙塔内的经济学者。”肯尼迪说：“那最好不过了，我也会是象牙塔内的总统。”我说：“那最好不过了。”我花了一两天的时间，和内人蓓蒂及我的同事交换意见，然后才同意接受这项邀请。在这个职务上，我总共待了一年八个月的时间。 海勒是委员会的主席，戈登是另一位委员。我们有一群梦幻组合的幕僚，包括奥肯、索洛、阿罗，以及若干今日已成为经济学界领导者的年轻一辈学者。我们彼此在专业与个性上都意气相投，透过全体一致的共识来运作，从来也不用着什么组织层或官僚体系。我们都非常乐观，也相信以我们在经济学上的素养，会有助于政策的改善，也会对世界有所贡献。其实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我也正是在冀望有此种机会的激励下，才投入了经济学的怀抱。 将理念化为政策 1962年1月的《经济报告书》（Economic Report）是我们经济理念的宣言，并将此种理念应用于当时美国以及世界的经济状况。报间媒体称之为“新经济学”（the neweconomics），但本质上是我们过去十年～直致力的凯恩斯学派及新古典学派的综合。这份报告书是集体努力的成果，主要由海勒、戈登、索洛、奥肯以及我执笔。我并未将该报告列入个人的著作目录中，但我引以为傲，因为它不只是经济学专业的成果，也是重要的政府文献。1982年1月出版的《报告书》，属于同性质的文件，但代表的是所谓“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它同样也是由一群专业的经济学者为联邦政府经济政策所制定的全新走向。比较这两份报告，必然是件有趣的事，我们可不怕大家作比较。 肯尼迪的经济委员会发挥了效果与影响力，这是因为总统及其最亲近的白宫幕僚都重视学术界，也重视思想观念以及我们这批学者。肯尼迪在上任时对经济学可以说是一无所悉，但他对经济学求知若渴，又聪明颖悟。他亲自阅读我们的文章，仔细聆听我们的言论，确实从中学到许多。 我们宏观经济的中心目标，是要降低失业率，从1961年1月份的7％降到4％——这是我们预计不致造成通货膨胀的失业率水准。此一目标在1965年底达成，其间通货膨胀的增加率微乎其微，而资本投资大幅增加。但是，成功的甘甜在60年代的末期转为苦涩。当时的总统约翰逊未接受经济咨询委员会及其他凯恩斯学派顾问的忠告，没有提高税负来支应急速增加的越战军费支出。后人在回顾60年代的经济学情势时，曾指责肯尼迪——约翰逊时代的经济学者，认为他们太天真地相信菲利普斯曲线的取舍关系（Phillipstrade－off），因此在政策的设计上，明显地是想以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来换取较低的失业率。其实这项批评并不公允，委员会从没有想把失业率压低到目前通称的“自然失业率”（natural rate）以下。不只如此，自1961年起，委员会与政府当局所采取的工资与物价政策，其设计是希望达到无通货膨胀的复苏——“非通货膨胀的物价与工资走势”正是报告中所揭示的标杆。 我在1962年9月返回耶鲁。虽然我热爱委员会的工作，但我知道自己主要的专业还是在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在华府的工作时间，是每天十五个小时，每周七天，这对我及妻子还有四个年幼的小孩，都是相当辛苦的。我还是继续担任委员会的顾问并积极贡献心力，特别是我原先负责的国际货币方面的议题。不只如此，由于我在经济学的圈子以外有了较高的知名度，因此我对一些现时的议题以及论争，也会更频繁地以书面或是口头的方式发表看法。我知道许多从华府政治圈退下来的人，经常很难再回到专业的学术领域，但我决定要尽快重返学术界，而我相信自己是做到了。 关心社会福利议题 肯尼迪与约翰逊在他们的施政方针上，都特别加上对贫穷宣战这项工作，而海勒以及委员会对此也有相当程度的介入。当时，除了黑人在经济上的弱势地位外，我对联邦与州政府社会福利措施的缺失、无效率以及负面诱因——对工作和婚姻的惩罚——特别感兴趣。我在1965年与1968年，曾对这些议题发表过几篇论文。这些并不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围，但凯恩斯学派与新古典学派的综合体系隐含了一项观点，即对于福利政策与所得重分配政策，如果从较广泛的范围来看，可以独立于宏观经济目标之外来做选择。有关资本主义式民主的运作，我们认为经济的繁荣既不依赖紧缩福利政策以及减少政府功能，也毋需实施对工人及穷人有利的重分配政策。 我个人赞同负所得税（negative income tax），弗里德曼也是如此。然而在我看来，他所赞同的负所得税规模太小，只能解决一小部分的贫穷问题；同时他也拒绝参与赞同此一作法的经济学者所共同发起的全国超党派声明。我曾在1972年协助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麦高文（George McGovern）设计一套负所得税方案。不幸的是，麦高文和其幕僚在加州初选的热潮中，把这项政策宣示给搞砸了。我相信即使到今天，大多数的人仍然认为当年麦高文所倡导的是一套很荒唐又浪费预算的施舍。其实大选过后，尼克松总统推出的家庭补助计划，基本上和他在竞选期间所嘲讽的麦高文计划也没有多大差别。 在五十年前经济学的革命中，我是一名充满热情的新兵，其后又目睹了崭新的理论逐渐成为主流与正统，后来更成为反革命者攻击的目标。无论是政治的见解或经济学专业领域的潮流，我都已不合时宜．今天，许多年轻一辈的经济学者对新的古典宏观经济学趋之若鹜，一如30年代我与同辈学者纷纷投身成为反对老式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先锋。许多主题基本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整个大环境和当年经济大恐慌时代截然不同。各个参与论争的学派都拥有更完善的装备——我们在数学、分析及统计学的工具上，已有了长足的进展。我对目前经济学界的意见分歧，并不感到绝望，因为我们这个学科就是在不断的论争之中茁壮进步的。我预期，也许在我有生之年，就会有一股新的综合思潮演化而出。 我个人尚未离开战场。我希望能从一些新的观念中学习，但是我依然认为，也一直倡言：凯恩斯学派的经济观念在今日仍有其价值，不论是对经济运作的说明，或是对改善政策的建议都是如此。当然，我所指的并不仅限于当年凯恩斯的著述，还包括后人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不断对这些理论所作的修正、发展与改善．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