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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在巴尼特医院仍旧有着床位，我相信那天我会回去把我怎么过的圣诞节全都讲给那些西班牙厨娘们听的。也许该给我一点点时间。要时间去干什么？去乡“宅抢”劫，逃跑。从此和汉雷洛蓄在充满阳光的别墅里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去被抓获然后坐十年牢？汉雷洛蕾会等着我出来吗？也许我会理智起来，根本不去抢劫。也许我会找到一个好一些的工作，攒钱买一套小公寓。不去大量吸毒，这一切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是现在我没有地方可去。随着我的恐惧和混乱不断增加，脑袋里酝酿着的风暴也愈加猛烈。我无法面对这可怕的前途未卜的状态。我需要一个答案，一个能使自己成为过去那样的胜利者、能重获昔日雄风的办法。我必须找到这个答案，而且必须很快找到！ 我看着提包里面，答案正在面前直瞪着我——一瓶安非他明药丸。我毒瘤仍然很大，一气就吞下了瓶子里一半的安非他明。二十分钟后当毒效发作时，我所有的问题立刻迎刃而解。大量无比高明的、一个胜过一个的主意在我的脑袋里涌进涌出。当罪恶的疯狂重又发作时，我抬起头，看见在车厢里我的对过坐着刚刚度完冬假的魔鬼。“欢迎归队。”他微笑着说。我被包围在疯狂的兴奋畅快之中，在座位上坐不住了，就在过道里冲来冲去，扯开嗓门喊叫着毫不连贯的胡话，把同车厢的人吓得要死。我一生中最可怕的狂乱的五天开始了。我差点死去。 在法兰克福机场我表现得完全没有理智，居然还让我上了飞机，真是难以想象。我用剩下的钱在免税店买了一瓶威士忌，这更是给吞食的安非他明火上加油，活像往碳火上泼汽油。飞机起飞后，威士忌加安非他明这个双料原子弹爆炸了，我开始给汉雷洛蕾写无数情书中的第一封。在我胸中的激情越来越强烈之际，我设法说服了一个空中小姐，同意让我陪一个小孩去驾驶舱看操纵装置。我把驾驶舱里的飞行员们气疯了，要他们经过慕尼黑。“只要一个小时，我好见见汉雷洛蕾。”我恳求飞行员，“用无线电给她打个电话，我付钱，我有好几百万块钱藏着呢卜’我独自滔滔不绝地说着。起初飞行员们觉得很好玩，笑了起来，但是很快我开始失去控制，被两个乘务员带回到座位上。其中一个一直和我在一起，直到飞行结束。当飞机在希思罗机场着陆后，乘务员和乘客们见我离开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钱都花完了，我直接就到了伦敦的红灯区索霍去，二十多年前一切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是在最后走钢丝，自找必然不可避免的灭顶之灾。但是现在一切安全网都早已不存在了。我仍然处于兴奋的飘飘欲仙的状态之中，到了过去经常出没的一个同性恋俱乐部去向人乞讨。我的故事使喝酒正在兴头上的客人开怀大笑，我要到了几乎三十英镑。我带着新得来的钱到了莱斯特广场，又买了许多便宜的安非他明。脑袋里毒品喧腾着，我重又回到街头四处乱转。 我在这些熟悉的地方出没，在毒品支配下的脑子一片糊涂，以为自己回到了一九六O年！许多建筑早已被拆除，在原地已经盖起了新的办公大楼，我却还在找它们里面的俱乐部。一个小时之内我到同一个俱乐部去了两次，每次都是为了找汤米·斯蒂尔曾在里面表演过的“双我咖啡厅”。“我他妈已经告诉过你了，二十年前就倒闭了。滚回家去！”恼火的酒吧男招待说。 家？我没有家。 在酒吧外面我看着一个老流浪汉倒在一家商店的门道里。我年纪再大一点就和他一模一样了。我是不是在看着二十年后的自己？ 我被毒品浸透的大脑已经全然失去了控制，现在已经太晚了，无法使正在以光速行驶的大脑停止下来。我脑子里的目标没有变过，当我的狂热整夜继续着的时候，它们在熊熊燃烧着。 农田上午我坐在长凳上，脑子里一片混乱，各种想法在头脑里旋转。我要不要到纽卡斯尔去，还是去凤凰戒毒所，西格林路？我闹不清自己在什么地方，生活在哪一年。每小时给体内的毒品火山熔岩添一次原料，我这是在要和某个黑驻辍的极坏东西相撞的轨道上运行。这是我向着灭顶之灾所作的最后的自杀式俯冲。从十四岁起就已经注定了要发生在我身上的命运。 我那一天精神十分错乱，大多数时间都花在跑伦敦各处的银行上，非说在过去二十年中的某个时候我用这个或那个名字在这家银行里开过户。“埃里克·谢泼德、约翰·金布尔，必定在什么名下能够找到我的账户！”我尖声叫喊道。“我需要我的钱去把汉雷洛蕾接来！”“没有，先生，没有这些名字。”他们回答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确实找到了许多钱，但这是许多年以后的事了。 我真是到了穷途末路，觉得如果不能在几天之内找到钱，就会永远失去汉雷洛蕾。我决定只有去抢劫乡宅了。在我选票坐火车到弗吉尼亚水区去的路上，想到我没有越野自行车，没有运货车或在房顶上开洞的工具这些事实，但是对于我被毒品浸透了的意识来说这些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我在两旁种着树木的高级街区观察了一阵，看到了一片很大的房产。我相信自己找到乡宅了。对于这个已经连续三天不停大量吸毒的疯子来说，究竟是不是乡老根本没有多大区别。 这大片与子背靠着树林，我从那里爬进了庭院。突然我听见了狗叫声。我刚爬回墙上，一只德国种的短毛猎犬就在我腿上咬了一口。它的牙齿撕破了我的裤腿，我一面想，等我回来的时候我要杀了这条狗，一面又吞服了更多的安非他明。我去到村子里找摩托车。在一家超级市场的停车场上我找到了我需要的东西。我没有钥匙，也没有办法启动摩托车，可我还是坐了上去。摩托车马上倒了下来，把我压在地上，我费了很大的劲才爬出来逃之夭夭。 我脑子更加糊涂，回到了伦敦中区，整夜都在寻找十年前我离开的人和地方。 在连续没有睡觉的第五天我回到巴尼特医院，去找我在精神病院时同病房的约翰。约翰的精神崩溃是因他的妻子离开他而引起的，也已经出院了，但是我发现他在医院后面自己的车子里睡觉。约翰挺喜欢我，这时我动员他拿出钱来包一间旅馆房间，这样我们两个人暂时就有地方住了。我想，这能给我时间去找一套公寓，就可把汉雷洛蕾接来了。那天傍晚我们住进了在海格特的一家小旅馆，他们给了我们一间顶层的大房间，上去要走两道长楼梯。 约翰借给我十英镑，我留下他一个人在卧室里，自己出去找多年前一起犯过罪的各种人物。我到了伦敦南部，那儿每家酒吧似乎都仍旧是老样子。连里面的人看上去都没有变。我永远也不会弄明白是在哪个酒吧，反正我和一个人大吵起来，跑出去坐出租车回到海格特。在旅馆外我又吵了起来，这回是和出租车司机，因为我没有足够的钱付车费。我们互相叫骂的时候，一辆车窗这黑了的大卧车在对面停了下来。我看不见车子里面，一害怕就跑进了旅馆。这时大约是晚上十点钟。 我把卧室门上了双销，心里有神奇怪的感觉。我的头上悬着不幸。暴雨马上就要倾盆而下。锤子马上就要落下。我吃了一把安眠药，当眩晕感开始扫遍全身时，我开始喋喋不休地对总是专心听我讲话的约翰没完地述说起来。 我漫无边际地扯到哈利威克、第一次服用毒品、绅士乔治。珠宝盗窃、有钱的同性恋证券经纪人、大宅子、我的夜总会、克雷兄弟、马耳他、六匹白马、波兰流浪者、粗硬的点心、兰娜、着火的床、藏起来的汽车、克拉拉、和小短腿的打斗、死去的酒鬼玛丽。纽卡斯尔的臭袜子、卑鄙的大个干警察、黑马、“包打听”和老鼠。长鼻子妖怪、自杀、荒原上的小溪、用刀子捐维奥莱特、父亲的遗言、像麻风病人般被人用水龙头冲洗、苏格兰场、马丁、扭动的鱼、和特莎一起时的恐惧，以及和汉雷洛蕾相逢。 在所有这些吸毒的年头里，我都能侥幸逃脱，战胜生活中的不利因素。在注意到约翰已经睡着了以后我才住了嘴，自己最后也睡着了。 突然，一个矮个子黑驻朝的人在对我尖声喊叫。他的脸就在我的面前。他喊道：“我要杀了这个具东西，让我杀了他！”我能感到有别的人在场，但是我处在吃了巴比上酸盐片后的袁识源脱的状态中，一切都十分模糊。他喝醉了，发着狂，嘴吐白沫。他在把我拉起来。我从一长道楼梯上滚了下来。疼痛。更加疼痛。我摔到了楼底，一切都在旋转。在楼梯上面有人在叫喊。”声音越来越近。有人站在我旁边，用一根棒球棒打我。我认识这张脸。 这是…… 砰！强烈的光在我的脑袋里闪动。他又打了我一律。 我看见球棒落下。更多的闪光。疼痛，钻心的疼痛。 我拼命想掩护自己，但棍棒仍像雨点般落到我身上。 然后眼前一片漆黑。 终于发生了。 几天后我在一张陌生的床上苏醒过来。我一点也不记得出了什么事，脑子里只有棒球律和世界爆炸的图景。我过去已经有许多许多次过度吸食毒品后在医院中苏醒，但是这次完全不同。我浑身疼痛，非常痛苦。我根本不能动，感到身体瘫痪了，一只眼睛睁不开。用能够睁开的那只眼睛我看见床上有栏杆，就像儿童床上的那样。我活着，但是我在什么地方？眼前又一黑，我仿佛在往下落，落进地心里去。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感到疼痛又向我袭来。我还是什么也看不见，但是感觉到房间里有人。我听见有人在说：“你伤得很厉害，我去找护土。”不久我看见了一个模糊的脸。“别动，医生快来了。”她说，但我眼前又是一片空白，什么也没有了。后来的几天我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昏迷。全都混在了一起。 多年以来我一直忽视生活的决定性要求，侥幸过关。现在我的一部分已经永远地断了线。几天后我张开眼睛，看见弟弟保罗站在床边。“请你告诉汉雷洛蕾我爱她。我需要她。”我还是动不了，一个劲求我弟弟。他答应告诉她，拍了拍我的手离开了，这样护士可以让我的老母亲进来看我。 母亲俯身向着我哭泣，眼泪滴到我受伤的脸上。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到她哭。我的母亲，我一直渴望从她那儿得到爱的人，终于来到了。她来看望她那吸毒成痛的孩子，现在已被打得遍体鳞伤。她已是一个老妇，现在突然打开心扉，倾泻出了她从未表露过的全部母爱。她弯下身来吻着我的脸。我瘫痪麻木了，感觉不到她吻我的嘴唇。我的身体失去了一切感觉，但是那又怎样，我找到了我的妈妈！ 戒毒加上受的伤，我活像在地狱门口转悠的绝望者。一天早上正当我相信自己就要死去之时，有人送来了一大束鲜花。护士给我读了卡片上的话。 “我将永远爱你，汉雷洛蕾。” 后来的日子我只能平躺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看着和我一样慢慢死去的鲜花的花瓣一片片落下。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在惠廷顿医院对我的病做过什么研究治疗，因为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们宣称根本没有我在那里住过院的记录。考虑到后来发生的事，我相信他们销毁了病历。 不久，他们要我出院，但是我还不能走路，聋了的耳朵也在往外渗血，看东西都是双影，头痛更是日益加剧。我一直认为他们让我出院是因为我是在自己吸毒过量的情况下被打伤的。瘾君子的恶名几乎要了我的命。 母亲来接我出院，抗议说我病还很重，不能出院。医院简直太不像话了，可是一个老太婆能怎么办呢？总不能举起一把枪来说，“让我儿子留在医院里，给他动手术，不然我就开枪！”后来发现，如果我没有做这个费时间的手术，把严重断裂的头骨和耳朵缝合起来，因耳朵引起的脑膜炎或脑脓肿肯定会要了我的命。 我病得很厉害，回到母亲的公寓后躺在了她的床上。我就一直呆在那儿，虚弱得动不了。我所做的事就是每天给德国写信，最多一天写到四封。日子一天天过去，但是我的情况越来越糟，视力退到已经无法写字了。有一天我想起来，我扫地的公司还欠我两个星期的工资，我说服妈妈去把钱取了回来。过了一两天，我趁母亲出去买东西，就叫了辆出租车到兰多医生的诊所去。我几乎连路都走不了，但是尽管我明显地有伤，他还是和平时一样，头也不抬地给我开了大量的安非他明。 我没有服用买来的毒品，回到母亲家后我把安非他明藏了起来。这一次是我一生中惟一不是为了追求兴奋畅快而服用安非他明，我只是希望得到足够的力量在我死去之前最后再见上汉雷洛蕾一面。在过去的一个星期中我在电话上对她撒谎，说我已经好多了，我们现在有住的地方了。她相信了我，同意到英国来，那个星期六就要乘车船一体服务的火车到达伦敦了。 有地方住？那只是当地的一家供应早餐的小旅馆里的一个房间。我用所有剩下的钱预付了几天的房钱，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 汉雷洛蕾不知道的是，我能够给她的一切就是一连串的伤病和满满一口袋的安非他明。 我一直休息到星期六清早。火车还有四个小时就要到达时我吞下了第一把安非他明。一小时后我完全像疯了一样。不是去做急救手术，相反，我像头疯牛一样笔直地冲回到了吸毒岛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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